鄉村振興戰略轉化為社會行動的社會動員機制研究

賈玉嬌

（吉林大學 哲學社會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由現代化所具有的與傳統相異的特征可知，現代化即為社會秩序不斷變革與重塑的過程。因此，現代化內含外部力量如何動員與構建社會的重大理論問題。具體到中國，這一問題演繹為國家如何動員與構建社會。結合中國人口規模巨大的現實國情可知，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場人類社會發生的規?？涨暗纳鐣訂T歷程?？v觀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現代化建設經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國家與社會持續發生相互作用，逐漸積淀并形成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道路。隨著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深入推進，聚焦與闡釋宏觀國家戰略如何轉化為社會行動，亦即國家力量如何將社會持續卷入現代化進程，成為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與實踐內涵的基本著眼點，成為生動講述中國式現代化何以可能的重要維度，同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對世界現代化的經典議題——國家與社會關系所做出的中國回應。

一、鄉村振興戰略轉化為社會行動問題的提出

（一）鄉村建設中的經典議題

自民國初期起，中國鄉村社會被持續卷入現代性的延展，以及現代中國國家建構的范疇之中。20 世紀20、30 年代晏陽初、梁漱溟等人發起的平民教育與鄉村建設的社會實驗，吳景超、李景漢等人從城鄉聯動發展視域下開展的鄉村建設探討，開啟了現代化制度如何進入鄉村社會制度場域，構建鄉村社會行動的現代化“使動”結構，從而開啟了現代化社會建設目標轉化為鄉村社會行動的研究大幕。然而，現代化制度在轉化為鄉村社會行動的過程中，存在因“外來者”難以有效嵌入地方性情境而轉化失靈的問題，亦即梁漱溟所提出的“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的實踐悖論，其內充滿著現代化制度（外來）與鄉村社會制度（內在）的張力。其中，現代化制度與鄉村社會制度的應然關系是“鄉下人動，我們幫他吶喊，退一步說，也應當是他想動，而我們領著他動”；而二者的實然關系往往是“我們動，他們不動；他們不惟不動，甚至因為我們動，反來和他們鬧得很不合適”。①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02、404頁。

從這一實然與應然之間的差距可以反映出以下兩方面內容：一方面為“我們”（梁漱溟所指的現代鄉村運動實施者）和“他們”（農民）之間的分野，即在農民遵循的“內外有別”的行動倫理框架中②周飛舟：《行動倫理與“關系社會”——社會學中國化的路徑》，《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1期。，現代鄉村建設推動者作為“外來者”，往往提供的是具有“外部性”的改造路徑，難以激活農民轉變為現代鄉村社會建設者的主體自覺。另一方面為鄉村建設所具有的社會自為性與國家形塑性的辯證統一。鄉村不僅是經濟空間與生活空間，還是社會性與國家性相交融的政治社會空間。鄉村建設并非是“國家建構力”由外及內“一馬平川”的作用過程，而是“國家建構力”不斷破除其與鄉村既有制度之間的隔閡，在實現地方性嵌入的前提下，逐步轉化為鄉村社會發展“使動力”的過程。因此，一個政黨與國家實現現代化戰略轉化為鄉村社會成員自覺行動的能力成為解密超大型國家現代化何以可能的關鍵③殷冬水：《超大規模國家現代化何以可能？——以國家動員能力為分析中心》，《探索》，2023年第5期。。

（二）中國共產黨的實踐探索

歷史地看，這一過程貫穿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開展的現代國家與鄉村社會建設的始終。中國共產黨在這一過程中積淀下來的國家戰略轉化為社會行動的原理與經驗，構成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內涵的主要內容。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社會的現代化建設始終是中國共產黨關注的重點議題。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中，黨中央始終將激活與培育鄉村社會主體性、實現鄉村社會內生發展作為鄉村發展戰略有效落實的主抓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采取“發展”與“提低”兩手抓的鄉村社會建設方略，其中在“提低”方面，黨中央開展了以夯牢兜底保障和激發內生動力為要義的脫貧攻堅戰略，力圖通過脫貧攻堅戰略使脫貧人口內生出發展的主動性、能動性與積極性。隨著脫貧攻堅戰的勝利，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8 年9 月21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提出“鄉村振興是包括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的全面振興”④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習近平關于“三農”工作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23頁。，正式全面揭開新發展階段中以外源性力量介入與內源性力量激活為實踐內核的鄉村振興大幕。為進一步突出鄉村振興戰略的社會行動轉化效能，2023年1 月，國家鄉村振興局、中央組織部、國家發展改革委、民政部、自然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農業農村部印發《農民參與鄉村建設指南（試行）》，指出“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群眾參與鄉村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完善農民參與機制，激發農民參與意愿，強化農民參與保障，廣泛依靠農民、教育引導農民、組織帶動農民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園”，并在組織動員農民參與、引導農民參與村莊規劃、帶動農民實施建設、支持農民參與管護、強化農民參與保障等方面提供農民參與鄉村建設的行動指南⑤中國政府網：《關于印發〈農民參與鄉村建設指南（試行）〉的通知》，https：//www. gov. cn/zhengce/zhengceku/2023-01/17/content_5737525.htm，2023.01.06.。

（三）當代問題意識的再生產

宏觀國家戰略如何轉化為社會行動成為社會科學領域中的重點議題。這一研究領域的顯性化得益于中國國家與社會互動的歷史與現實經驗的持續積淀及所蘊含的對其進行跨學科理論表征的強烈要求。在此驅動下，越來越多的政治學者注意到國家建構所具有的社會建設意涵，認為現代國家建構即為國家意志輸入鄉土社會，使鄉土社會重新整合為一體的過程①徐勇：《“行政下鄉”：動員、任務與命令——現代國家向鄉土社會滲透的行政機制》，《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國家重塑農民性，以使具有深厚歷史根基的分散農民能夠與現代社會連為一體的過程②徐勇：《國家化、農民性與鄉村整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00頁。。同時，越來越多的社會學者關注到了現代鄉村建設所蘊含的國家建構意涵，如強調村莊公共領域與國家規則的關系③張靜：《現代公共規則與鄉村社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頁。，以及鄉村社會建設中的村民對國家規則的認同④張文明，章志敏：《資源·參與·認同：鄉村振興的內生發展邏輯與路徑選擇》，《社會科學》，2018年第11期。等。但是，政治學與社會學的研究視角不同：政治學者將國家與社會互動置于國家建設和整合的理論框架中，側重于討論國家主導下的社會國家一體化進程；社會學者則在國家與社會互動框架中聚焦于鄉村社會的結構性特征及其生成的國家社會化邏輯。此外，還有一部分學者將國家建構對社會的能動性或社會結構對國家戰略實施的約束性納入背景知識，以國家戰略轉化為社會行動的過程為研究對象，提出多元聯動⑤符平，盧飛：《制度優勢與治理效能：脫貧攻堅的組織動員》，《社會學研究》，2021年第3期。、關聯制造⑥邢成舉，周思聰：《制造關聯：精準扶貧實踐中的利益聯結與關系再構——從地方政府行為切入》，《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政策轉譯⑦呂方，梅琳：《“復雜政策”與國家治理——基于國家連片開發扶貧項目的討論》，《社會學研究》，2017年第3期。、樞紐聯動⑧董磊明，歐陽杜菲：《鄉村場域中社區性治理與技術性治理的整合機制研究》，《社會學評論》，2020年第6期。、關系轉化等觀點。由此形成強國家主導、強社會內生與國家—社會“互嵌”的三種現代化的社會轉化進路。

二、作為國家戰略轉化為社會行動機制的社會動員

（一）現代化、國家治理與社會動員

在研討“宏觀國家戰略轉化為社會行動的過程”中，研究者們的共同研究前提是國家戰略只有轉化為社會行動，而非社會運動，才是有效的；反之亦然。為此，既有研究提供了多元的分析視角，如“復雜政策”“話語轉換”“社會認同”“說服行動”“第三領域”“建構關系”等。隨著該研究領域的形成與延展，研究者們勾畫出國家戰略的社會行動轉化過程與技術路線圖，使得鄉村社會動員的解釋框架逐漸清晰。這是因為，社會動員即是對現代化發展戰略轉化為社會行動過程的理論表征，而上述不同分析視角下凝煉的動員技術⑨李友梅：《社區人力資源動員與能力建設問題》，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2004理論創新咨詢專家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8頁。則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卡梅倫提出的動員過程命題。

作為一個學術概念，社會動員最早由多伊奇提出，用來表征現代化對社會思想和行為產生全面影響的過程。與其相似，亨廷頓也將社會動員視為人的社會、經濟與心理信條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連串舊的社會、經濟和心理信條全部受到侵蝕或被放棄，人民轉而選擇新的社交格局和行為方式”⑩［美］塞繆爾·P. 亨廷頓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年版，第31頁。。由社會動員的學術內涵可知，其得以形成的前提是“外部建構力”生發鄉村“內生秩序力”的過程①徐勇：《國家化、農民性與鄉村整合》，第5頁；韓志明，劉子揚：《從“多元分化”到“一體整合”：基層治理秩序演進的組織化邏輯》，《探索》，2022年第5期。，社會動員以一種能夠實現人類美好生活的新的社會發展目標與社會秩序為預設，以將這一社會發展目標與社會秩序內植入社會，從而改變社會成員思維、行動與存在方式為主旨。換言之，社會動員即為有目的地引導社會成員積極參與重大社會活動的過程②吳忠民：《重新發現社會動員》，《理論前沿》，2003年第21期。。其中，國家作為最具影響力的現代化的實現載體，往往將現代化發展目標轉化為治理目標③符平，盧飛：《制度優勢與治理效能：脫貧攻堅的組織動員》，《社會學研究》，2021年第3期。，通過制定現代化發展方針、政策與戰略，并經由國家治理體系向社會傳導。按照現代化實踐與國家治理相統一的設定，社會動員不僅是現代化作用于社會的過程，還是國家治理的過程。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入推進與中國不斷提升的國家治理能力，國家戰略轉化為社會行動這一社會動員議題得到廣泛關注。

（二）社會動員的多重分析維度

通過梳理既有研究，筆者將社會動員基本分析維度劃分為格局、資源、性質、機制、過程、技術等六個方面。其中，社會動員格局、資源、性質為靜態分析維度；社會動員機制、過程、技術為動態分析維度。

社會動員靜態分析維度。就社會動員格局而言，隨著基層多元治理主體的形成，鄉村社會動員需要發現、培育并依靠多種力量，如社會組織、基層社會組織、基層社會精英（能人、鄉賢等）、宗族等，而行政力量只是其中一種力量④李友梅：《社區人力資源動員與能力建設問題》，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2004 理論創新咨詢專家文集》，第552-553頁。?？梢哉f，構建合理的社會動員格局是實現社會動員目標的結構性保障。就社會動員資源而言，它能夠引起動員客體興奮或反應，使其認同或服從動員目標，并發出參與行為，主要包括政治資源⑤林尚立：《當代中國政治形態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273頁。、公共利益⑥丁元竹：《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探索》，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18-119頁。、民生保障⑦賈玉嬌：《百年奮斗之路與未來所向——中國共產黨民生本位的價值關切》，《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1 年第19期。、經濟資源⑧周曉虹：《1951—1958：中國農業集體化的動力——國家與社會關系視野下的社會動員》，《中國研究》，2005年第1期。、人情面子等。就社會動員性質而言，按照社會動員資源對動員客體主觀支配強度的不同，可劃分為硬動員或剛性動員、軟動員或柔性動員⑨陳魯雁，吳童：《柔性政策動員：鄉村治理中農戶參與的實現機制——以獨龍江鄉草果產業為例》，《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武小龍：《柔性治理的發生邏輯及影響效應——以拆遷糾紛事件中政府的回應策略為例》，《社會發展研究》，2021年第2期。，以及軟硬兼施或剛柔并濟動員。

社會動員動態分析維度。就社會動員機制而言，筆者將其歸納為黨政動員機制、黨政體制向社會延伸型動員機制、黨政體制與社會合作型動員機制三種類型。其中，黨政動員機制是指通過壓力型體制⑩榮敬本，崔之元，王拴正等：《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的轉變：縣鄉兩級政治體制改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2頁。實現動員目標的層層向下傳導，強調將實現動員目標作為“政治任務”，以行政指令或委派形式強制實行動員任務?袁小平，潘明東：《農村社區建設中的社會動員機制研究》，《農村經濟》，2017年第4期。，上級政府根據完成情況對下級政府給予某種激勵和懲罰?楊雪冬：《壓力型體制：一個概念的簡明史》，《社會科學》，2012年第11期。。黨政動員機制存在于黨政體制內部①顧麗梅，李歡歡：《行政動員與多元參與：生活垃圾分類參與式治理的實現路徑——基于上海的實踐》，《公共管理學報》，2021年第2期。，對于體制外的主體的動員作用有限；黨政體制向社會延伸型動員機制意在通過黨政體系鏈條向社會延伸，將社會組織吸納進入黨政體制之中，從而實現黨政動員機制向社會延伸。具體方式為，國家通過基層政權建設、基層黨建將村兩委、黨員吸納到黨政體制之中②陳萬莎：《資源下鄉與村民動員路徑創新——基于鄉村自主性視角》，《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 從而構建鄉村社會動員“第三領域”。村兩委與黨員的二重身份可以實現代表社會與表達社會的對立統一。黨政體制與社會合作型動員機制是外部動員主體將鄉村社會行動結構與利益群體，如積極分子、關鍵群體③周曉虹：《1951—1958：中國農業集體化的動力——國家與社會關系視野下的社會動員》，《中國研究》，2005年第1期。、德高望重者、經濟能人、返鄉知識分子、宗族等，作為潛在的動員主體，通過運用有針對性的動員策略，從而與其形成共同動員格局，形成合作動員機制④郭亮：《扶植型秩序：農民集中居住后的社區治理——基于江蘇P縣、浙江J縣的調研》，《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就社會動員過程而言，它是社會動員目的及其預設的社會秩序內化為社會行為動機的具體路徑，即動員外部主體實現社會動員依托的正式關系與非正式關系嵌合、復合的過程。從既有研究看，此種宏觀動員過程分析較多，微觀動員過程分析不足。就社會動員技術而言，包括事件團結⑤田雄，曹錦清：《“事件團結”與村莊生活共同體再造——基于一起鄉村事件的實證分析》，《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情感動員⑥趙欣：《社區動員何以可能——結構—行動視角下社區動員理論譜系和影響因素研究》，《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包括日常生活互動、親情化幫扶行動、送溫暖、憶苦思甜、戲劇表演⑦向德平，向凱：《情感治理：駐村幫扶如何連接國家與社會》，《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情境動員⑧應星：《“氣場”與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機制——兩個個案的比較》，《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6期。、激勵性動員⑨馮仕政：《典型：一個政治社會學的研究》，《學?！?，2003年第3期。（如樹典型）等。

三、以基層社會組織為中心的社會動員分析框架

上述社會動員分析維度既構成社會動員類型劃分的基本依據，同時還是對不同類型社會動員展開分析的基本框架。因此，將本研究定位其中可以明確其研究起點、研究范疇與解釋邊界，進而明晰本研究可能產生的理論貢獻。具體說來，本文以結構功能主義的基本觀點為理論前提，基于社會動員的整體性分析思維，以基層社會組織為觀察的中心，審視國家、基層社會組織與社會等社會動員結構及其特征、功能，以及生成的社會動員機制，進而提出鄉村社會動員四種類型。

（一）基層社會組織主體性的國家性、社會性與服務性三大維度

之所以以基層社會組織為觀察中心，是因為隨著我國社會治理多元主體的不斷發育與基于結構性需要的培育，鄉村社會動員主體格局呈現多元化特征，其中作為連接國家與社會的基層社會組織——村委不斷受到關注與重視，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轉化為鄉村社會行動中起到重要作用⑩黃宗智：《重新思考“第三領域”：中國古今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合一》，《開放時代》，2019年第3期。。提升村委的基層社會治理能力成為國家治理能力提升的一項重要議題。而考察基層社會組織能力的基本方面是基層社會組織是否具有主體性及其強弱，這對于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鄉村社會行動轉化，亦即鄉村振興社會動員產生重要影響。之所以強調基層社會組織的主體性源于以下三個方面的思考：其一源于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地方性情境的復雜性與鄉村振興戰略地方性社會轉化的客觀要求的雙重驅動①肖瑛：《從“國家與社會”到“制度與生活”：中國社會變遷研究的視角轉換》，《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9期。。宏觀發展戰略要實現復雜地方性情境下的有效轉譯與社會化轉化，離不開具有主體性，能夠在該情境中生成能動性的基層社會組織；其二源于對中國宏觀戰略與政策有效實施的地方性經驗的反思與總結。通過比較分析可知，凡是能夠將政策意圖有效轉化為社會行動的基層社會組織都具有主體性強的典型特征②陳軍亞：《理解基層：治理屬性與改革邏輯》，《理論與改革》，2023年第5期。；其三源于主體性、能動性與積極性關聯的理論假設，即主體性為能動性與積極性生成的前提。

需要強調的是，根據基層社會組織所具有的國家性、社會性與服務性的三重性，筆者將其主體性劃分為國家性、社會性與服務性三個維度。這三個維度決定了基層社會組織主體性的基本立場。然而，從學界既有的討論可知，既有研究往往對基層社會組織的屬性做出國家性與社會性的二元劃分。隨著服務型政府改革浪潮席卷全球，由基層社會組織所具有的國家性延伸出服務屬性③李建偉，李蘭，王偉進：《鄉村治理現代化：進展、問題與建議》，《社會政策研究》，2019年第4期。。同時，社會力量的發育與釋放也要求基層社會組織生出服務屬性。因此，筆者在基層社會組織原有的國家與社會屬性的基礎上，補充服務屬性?；鶎由鐣M織同時具備三種屬性。在具體工作中，這三種屬性往往交織在一起。然而，由于受基層社會組織所處的地方性情境的影響，基層社會組織主體性的顯性維度有所不同，如有的呈現出強國家性，有的呈現出強社會性，還有的呈現出強服務性。對基層社會組織主體性進行上述結構分析，可以更加清楚地闡釋強基層社會組織的內涵與地域特色。具體說來，國家性維度突出基層社會組織所承載的國家治理使命與功能；社會性維度是指基層社會組織能夠運用、活化和擴展其自身掌握的社會關系資源，發揮能動作用，實現上級任務指令的因地制宜化落實；服務性維度是指基層社會組織主要為激活社會力量、維護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務。

（二）鄉村社會動員機制的橫斷面與縱斷面解析

本文以鄉村振興戰略下的強國家為社會動員的結構性前提，根據基層社會組織主體性顯現維度的不同，以及鄉村社會資本情況，將鄉村社會動員機制劃分為強國家、強社會性的基層社會組織、強社會；強國家、強社會性的基層社會組織、弱社會；強國家、強服務性的基層社會組織、強社會；強國家、強國家性的基層社會組織、弱社會四種類型。與既有研究在討論國家社會關系時采用的政府與社會的強弱四分法不同，本文引入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中間領域”及其主體性維度，形成強國家下基層社會組織與社會的四分法，可能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地方性社會行動轉化更具有理論解釋力。之所以做出“強國家”的理論設定，或者說以“強國家”為背景，是因為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與治理能力不斷提升，遵循人民至上的中國政府加大力度促進社會發展，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發展戰略與政策舉措，持續推進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④孟天廣，田棟：《群眾路線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分析與經驗發現》，《政治學研究》，2016年第3期。。因此，與傳統的“強國家”所強調的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與支配不同，本文中的“強國家”是指具有強大的資源調動、整合能力，運用政治與行政力量保障與推進鄉村振興的國家。

同時，本文引入時間維度，對社會動員的國家、基層社會組織與社會關系格局進行動態分析，提出每一種社會動員格局形成的動力機制。為此，本文選取了山東省菏澤市曹縣大集鎮丁樓村、吉林省長春市雙陽區奢嶺街道馬場村、浙江省青田縣溫溪片區吳坑鄉大仁村、貴州省畢節市威寧縣石門鄉榮合村等四地?；谏鲜鏊牡剜l村社會動員格局的形成過程，進一步提出國家、基層社會組織與社會三級社會動員主體關系格局形成的動態過程，即由基層社會組織向上下，由政府和基層社會組織聯合向下，由政府和社會向中間，由政府向中間和向下等。

四、鄉村社會動員的四種類型探析

（一）強國家、強社會性的基層社會組織、強社會型

在這類鄉村社會動員中，政府、基層社會組織與社會均為實體性結構，在鄉村振興的整體框架中分別發揮重要作用，且彼此協同，相互增促①張樹旺，李想，任婉瑋：《論鄉村振興戰略視閾下新時代鄉村治理體系的構建》，《社會政策研究》，2019 年第4期；賀雪峰：《資源與規則：國家與農民關系視野中的基層治理》，《社會科學戰線》，2022年第12期；李祖佩：《村級治理視域中的農民參與——兼議農村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實現》，《求索》，2022年第6期。。為詳細闡釋該類型，本文選取了山東省曹縣大集鎮丁樓村。該村是曹縣漢服產業發展的肇始地。從社會動員機制的橫切面上看，丁樓村的社會動員格局具有典型的強國家、強社會性基層社會組織、強社會的特點。

從社會動員機制的縱切面，亦即在其時間累積中形成的主體關系變動軌跡上看，丁樓村社會動員機制呈現出鮮明的由村兩委向上下延展的發展路徑。主體性強的村兩委是帶動鄉村產業發展的發動機，是這一鄉村社會動員格局形成的推動者。換言之，丁樓村的社會動員機制是以基層社會組織為中心，隨著基層社會組織的上下作用而逐漸形成的。之所以說丁樓村兩委的主體性強，是因為以村黨支部書記為代表的“村兩委”主動謀求村經濟發展方向與道路。在調研中，筆者發現丁樓村及其所在的大集鎮的其他村莊的村兩委都能緊密結合國家不同時期中的發展戰略，積極尋求自身發展機遇，并根據國家發展趨勢不斷轉變發展思路。這種“村兩委”對國家發展戰略變化所可能帶來的發展機遇的敏感度，根據國家發展戰略迅速調整自身發展規劃的行動力，在丁樓村和大集鎮的其他村莊都表現得非常明顯。大集鎮的經濟發展歷程濃縮體現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史。

與大集鎮的其他村莊不同，丁樓村抓住的是我國互聯網經濟的發展機遇。2009年丁樓村黨支部書記干起了制作影樓服裝的生意。不久，隨著淘寶網的發展，他開始在網上銷售服裝，開起了網店。與此同時，村里的其他人也開始做起了電商生意。電商銷售試水成功后，村黨支部書記帶領村兩委發動與支持越來越多的村民從事影樓、演出服的制作與銷售工作，逐漸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條。丁樓村的快速發展，引起了地方和基層政府的高度重視，政策資源不斷下沉到丁樓村。不到5年的時間，丁樓村成為全國首批、山東首個“淘寶村”。伴隨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地方政府不斷加大對丁樓村等淘寶村的支持力度，并與村兩委和鄉村社會精英群體共同商討未來發展規劃，形成強政府、強村兩委、強社會型的鄉村振興社會動員格局。

（二）強國家、強社會性的基層社會組織、弱社會型

在此類鄉村社會動員機制中，地方政府發揮扶持作用，基層社會組織主動作為，鄉村社會因自然、社會資源稟賦的先天不足或后天缺陷而處于被帶動、被組織、被激活的狀態②杜鵬：《農村社會動員的組織邏輯與治理效能》，《天津社會科學》，2022年第4期。。該社會動員機制類型提煉于以吉林省長春市雙陽區奢嶺街道馬場村為代表的鄉村社會動員實踐。

此類社會動員機制的橫切面結構為強地方政府、強社會性的村兩委、弱社會。強地方政府源于國家全面推行鄉村振興戰略而給地方政府提出的實現鄉村發展的任務要求。在此工作導向與行政體制激勵下，地方政府將推動鄉村發展作為主要工作內容；強社會性的村兩委源于“能人”治村。村黨支部書記具有較強的治村的主觀能動性，圍繞村莊發展的基本和主要的民生問題，密切關注國家促進鄉村發展政策，充分發揮上下聯動功能，積極主動爭取政策支持，運用掌握的社會關系資源，帶動村莊經濟社會發展；弱社會是因為與東北其他鄉村一樣，馬場村的勞動力流失問題較為突出，鄉村空殼化、老齡化問題嚴重，支撐地方經濟發展人才資本不足。

從此種社會動員機制的縱切面上看，呈現出國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扶持與村兩委主動作為的聯合發力，從而帶動鄉村社會整體發展的演進路徑。強地方政府、強社會性的村兩委與弱社會的社會動員機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由三者構成的社會動員機制內部充滿矛盾運動，經歷了如下三個矛盾運動階段：

第一個階段為基層社會組織激活國家政策的社會動員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在由政府與基層社會組織構成的社會動員聯合發力體中，基層社會組織居于主要地位。這一階段中的國家與社會特征為：國家政策的被動扶持，即國家出臺的相關鄉村扶持政策需要經過政策信息對稱化與政策信息行動化，才能轉化為發揮實際效能的政策；鄉村社會的被動參與，即當時村民并不了解何為合作社，以及參與合作社的益處。具體說來，在黨的十八大以前，馬場村兩委在當時的村黨支部書記助理（后當選村黨支部書記）的推動下，基于馬場村經濟發展的自然稟賦，利用2008 年國家對農村農業機械化的扶持政策，宣傳與動員村民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購置大型農田作業機械，使得馬場村率先實現農業機械化，2010年他發動村民成立了農資經銷超市；同時鏈接社會資源，助力鄉村農業發展。經由這一階段，馬場村經濟社會發展資源得到重組，為后來的社會動員機制的形成奠定基礎。

第二個階段為國家政策推動基層社會組織制度化發展的社會動員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居于主導地位，大力推動基層黨組織與基層社會組織建設。黨的十八大之后，馬場村建立起了“1+3+X”治理體系，即1 個基層黨支部+屯委會主任、綜治協管員、婦女計生委員3 名實職委員+由若干名有威望并熱心公益事業的老黨員、種養大戶和合作社負責人組成的X。在進一步提升基層社會組織動員能力的前提下，村兩委動員組織村民成立農村電商創業園，幫助村民融入互聯網經濟，打通農產品互聯網銷售渠道。

第三個階段為以進一步激活鄉村內生發展主體為主要目標的社會動員階段。在此階段中，地方政府與基層社會組織繼續聯合發力，通過建設村莊基礎設施、公共娛樂設施、村莊公共活動場所，組織村民開展教育、文化、娛樂、宣傳活動。通過豐富村莊經濟、社會與文化內涵，滿足村民多元需求，將越來越多的村民吸納進來，促進村民形成村莊歸屬感、鄉村生活認同感、滿足感與幸福感，從而實現鄉村振興戰略向鄉村社會的全面轉化。

（三）強國家、強服務性的基層社會組織、強社會型

在此類鄉村社會動員機制中，地方政府高度重視鄉村經濟社會發展，地方性的社會資源豐富且能動性強，基層社會組織的國家性與社會性相對較弱，而服務性相對突出①桂華：《國家資源下鄉與基層全過程民主治理——兼論鄉村“治理有效”的實現路徑》，《政治學研究》，2022年第5期。。該社會動員機制類型提煉于以浙江省青田縣溫溪片區吳坑鄉大仁村為代表的鄉村社會動員實踐。

此類社會動員機制的橫切面結構為，強地方政府、強服務性的村兩委、強社會。強地方政府源于浙江省作為高質量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積極縮小省域內的經濟社會發展差距。提高以麗水市為代表的浙江省26 個山區縣的經濟社會共享水平成為高質量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重點之一。為實現經濟社會的地域均衡發展，浙江省打破地域行政管理的常規體制，于2023 年4 月成立青田縣溫溪片區組團發展管理委員會，推進“一鎮三鄉”片區組團發展。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持續加大介入大仁村的經濟社會發展；基層社會組織的國家性與社會性相對較弱，是因為受到大仁村特定地方性情境的影響?！耙绘側l”的體制加大了基層政府對村級事務的介入力度，同時強大的鄉村社會資本也往往擠占村委社會職能。與前文案例中的丁樓村和馬場村進行比較，如果說丁樓村與馬場村的村兩委主要扮演社會動員中具體行動者的角色，那么大仁村的村兩委則主要扮演動員社會的服務者角色，如聯系村里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領域中的能人支持村里公共事業發展，同時做好政府布置的各項工作任務。強社會源于吳坑鄉大仁村豐富的僑胞資源和社會資源。浙江青田縣是中國著名的“僑鄉”，大仁村僑胞資源豐富。此外，從大仁村走出了中國很多富豪。這些人在創造經濟財富的同時，也保有對家鄉深深的眷戀，成為大仁村重要的鄉賢資源。目前，大仁村有鄉賢11 人，分布在浙江、云南、江蘇、四川、廣東、河南、甘肅等地，成為支持大仁村建設的重要資源。

從社會動員機制的縱切面上看，大仁村的社會動員機制經歷了從社會自發動員到政府與社會共同作用，推動基層社會組織發展，再到形成三者有效互動的平衡機制的過程。由前文介紹可知，大仁村具有典型的民富村窮、民強村弱的特征。與中國絕大多數農村一樣，大仁村的空心化、老齡化問題突出。但是，留居在外的從大仁村走出的部分90后，80后都對大仁村保有不同程度的眷戀，對村莊還有較深的認同感與歸屬感。通過在村里建功德碑激勵了一些留居在外的大仁村人投資鄉村公共事業。因此，這一階段中的鄉村社會動員雖有發展，但是具有碎片化與不確定性等特征。隨著浙江省高質量實現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進程的推進，地方政府不斷加強村兩委建設，伴隨“一鎮三鄉”片區組團發展新格局的建立，大仁村兩委組織體系不斷健全，職責不斷明確。同時，基層政府高度重視激活大仁村的社會資源，提高其參與鄉村發展程度，從而強化基層社會組織的服務性功能。伴隨基層社會組織體系的不斷健全，為加強僑胞與留出人才后代對鄉村的情感連接，村兩委組織建設村史館、定期舉行促進大仁村人歸鄉的活動。

（四）強國家、強國家性的基層社會組織、弱社會型

在此類鄉村社會動員機制中，國家高度重視鄉村的整體性發展，基層社會組織的國家性顯著，鄉村發展的地方性社會資源相對較弱①袁明寶，余練：《精準扶貧嵌入與全面脫貧的基層治理邏輯》，《開放時代》，2021年第3期。。該社會動員機制類型提煉于以貴州省威寧縣石門鄉榮合村為代表的鄉村社會動員實踐。

從該社會動員機制的橫切面上看，強國家在這里表現得尤為明顯。威寧縣隸屬于畢節市，打贏脫貧攻堅戰之前曾是國家級貧困縣，是典型的山區貧困縣。這里生態環境好，但是高山林立給道路交通和基本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提出嚴峻挑戰。自20世紀八十年代末起，貴州省畢節市得到黨中央的高度重視，畢節試驗區建立，著力解決畢節地區的貧困與生態建設問題。由此，威寧縣及其下的榮和村得到強有力的國家力量支持，國家力量成為推進威寧縣發展的主要力量。在國家力量的作用下，公路、大橋、隧道、電網、火車運輸、水利等公共基礎設施全面、快速建立，改變了制約威寧縣發展的公共環境，改寫了威寧縣經濟社會發展的地方環境基因；強國家性的基層社會組織具體體現為優中選優的大學生村官駐村，以及基層干部下沉到鄉村擔任第一書記。這里的強國家性并非是與社會性相對立，而是基層社會組織主體性的能量來源于國家。國家性強的基層社會組織同樣具有很強的社會性。外來干部，即便是本地出生的人再回到這里任職，都需要經歷地方性嵌入的過程，即熟悉當地人思維與習慣，用當地人接納的方式拉近關系，獲得信任，成為他們的“自己人”。在調研中，筆者了解到，很多貴州省其他地方出生的人在這里任職都被當地人視為“外人”，融入當地社會成為他們開展工作的必要環節；弱社會是指由于威寧縣為多個民族聚居區，榮合村有漢族、苗族、彝族、回族等。受歷史上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的影響，部分民族對現代化的生活與發展方式的理解與接納程度不同。

從該社會動員機制的縱切面上看，自畢節試驗區建立起，榮合村就已經形成強國家、強國家性的基層社會組織的動員機制。其內部動員力的作用軌跡為由國家向下作用于基層社會組織與社會。伴隨國家貧困治理、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等宏大發展戰略的演進，基層政府作用力度加大與社會發育水平不斷提高，社會蘊含的動員力開始形成，即社會不斷發育，社會現代化建設成效不斷顯現，鄉村社會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從而對總體社會動員機制產生積極影響?？v觀這一社會動員機制的演進歷程，國家動員力量持續加大，國家財政支持與公共資源投放力度不斷提高，徹底改變了當地惡劣的自然環境?，F代化的生活環境逐漸地使這里的人內生出現代化意識，以及追求現代化意義框架中的美好生活的動力。同時，國家力量主導下的市場與社會資源的投放，逐漸培育出內生發展主體。

五、小結

本文聚焦鄉村振興戰略轉化為社會行動的社會動員機制，參照既有研究的分析框架，嘗試在以下三個方面做出推進。其一，構建國家、基層社會組織（村兩委）與社會的分析框架，并以基層社會組織為觀察的中心。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國家戰略與政策在作用于社會的過程中，基層社會組織發揮轉譯與制宜化的作用。其二，劃分基層社會組織的三重維度，在既有的國家性與社會性維度之外補充服務性維度，并在強國家的前提下，依據基層社會組織凸顯維度的不同，以及社會資本的強弱，對鄉村社會動員機制做出靜態分析，將其劃分為強國家、強社會性基層社會組織、強社會；強國家、強社會性基層社會組織、弱社會；強國家、強服務性基層社會組織、強社會；強國家、強國家性基層社會組織、弱社會四種類型。在此說明的是，之所以未分析弱國家性、社會性與服務性的基層社會組織，是因為經過長期的基層社會組織建設與能力提升，基層社會組織的國家性、社會性與服務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此外，之所以沒有分析強服務性基層社會組織與弱社會，以及強國家性基層社會組織與強社會的類型，是因為這兩種類型是對稱性話語表達的產物，不符合社會動員實踐邏輯。在強國家的作用下，要實現對弱社會的有效動員，一定離不開強國家性或強社會性的基層社會組織；而在強社會的情境下，較強的社會力量必然使得基層社會組織的社會性與服務性突出，從而使得國家性相對弱化。因此，這兩種類型在實踐中難以存在。其三，對鄉村社會動員機制進行動態分析，闡述其形成的歷史路徑，嘗試揭示趨于穩定的社會動員結構內部可能蘊含的張力及其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