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國抒情傳統理論的發展脈絡

李 雪，高 斌

（1.南開大學 文學院，天津 300071；2.南方科技大學 人文社科學院，廣東 深圳 518055）

中國抒情傳統理論是海外漢學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時至今日，中國抒情傳統理論在理論建構和研究實踐兩方面，均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雖然這一理論范式在國內遭到了部分非議，但無可厚非的是中國抒情傳統理論仍是海外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最重要的理論指導思想之一。對于中國抒情傳統理論的爭議，多半是由接受者由外而內的認知導致的，如果從這一理論產生、發展和演變的思想脈絡去理解，會對這一理論有更加清晰的認識，許多爭議也會迎刃而解。隨著國內對海外漢學研究關注的增加，中國抒情傳統理論也被國內學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并應用到自己的研究中。本文將從中國抒情傳統理論產生發展的脈絡出發，勾勒出理論的結構框架，總結中國抒情傳統理論之于古典文學在研究方法上的啟發，以便對此研究方法有更為深入準確的理解。

一、比較文學視野下“中國抒情傳統”概念的提出

中國抒情傳統理論是由華裔漢學家高友工（Yu-kung Kao，1929-2016）創建，并由其學生應用到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去，在港、臺及新加坡學者中得到響應和發展的一種海外漢學研究模式。抒情傳統理論的發展，大致以高友工1978 年秋返回母校臺灣大學客座講學為標志，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在此之前，抒情傳統理論的研究分為理論研究和理論實踐兩部分，高友工是理論研究的開創者，其學生是抒情傳統理論在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主要實踐者，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詩、詞、戲曲等文體。高友工入臺講學后，一批學者接受并認同抒情傳統理論，并將自己對這一理論的認識和理解，應用到各自的古典文學研究中。在港、臺、新加坡學者的研究實踐中，主要借鑒了抒情傳統這一重要的理念，將之與自己的研究相結合，并做出了基于“抒情傳統”這一理念的理論闡發，完成了對抒情傳統研究的開拓與發展，這個階段研究的范圍擴展到古體抒情散文、古代小說、古典文學批評理論及現當代文學領域。在高友工進行系統的理論建構之前，中國抒情傳統的相關理念首先在比較文學研究領域中被提出。

1971 年，陳世驤（1912-1971）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比較文學討論組所作的《論中國抒情傳統》報告中首次提出中國抒情傳統的概念①陳世驤：《論中國抒情傳統》，《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45-51頁。。作者從中西比較文學視角提出“中國抒情傳統”這一概念，對古典中國文學以抒情為主要特征的藝術特點作了相對抽象的概括，借此與西方古典文學中戲劇和史詩所表現出來的敘述性相區別。作者對這一概念的提出，最大的特點就是立足于比較文學的語境。陳世驤在提出中國抒情傳統這一概念不久后去世，沒能對這一概念作更進一步的闡發，但從他1971年之前發表的一些作品中，能看出其對中國抒情傳統的關懷②1971 年之前陳世驤的主要作品有：“‘Chinese Literature’ in Encyclopedia Americana”（《美國百科全書·中國文學》1952 年版）、“The Culture Ess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國文學的文化本質》1953 年版、《中國詩歌中之自然》1959 年版）、“Chinese Poetry and its Popular Sources”（《中國詩與民俗之因緣》1961年版、《中西文學的相互影響》1971年版）。。他對抒情傳統的認識，依舊停留在中西比較文學語境之下，是對中國古典文學審美本質的簡單化概括。也正是中國抒情傳統概念提出時的這種特點，導致日后部分學者對這一概念產生懷疑，進而影響了這一理論的傳播。質疑者多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資深學者，他們從中國古典文學的實際狀況出發，認為中國古典文學中并無此種一以貫之的抒情傳統。

陳世驤在提出中國抒情傳統這一概念時，所使用的“抒情”概念，譯自“Lyric”，源于西方文學中的抒情詩。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曾在1800年版的《抒情詩集》序中提到，抒情詩歌是內在強烈情感無意識地自然流露，并強調情感在詩歌中的重要性③William Wordsworth and Samuel Coleridge，Michael Gamer and Dahlia Porter （eds.），Lyrical Ballads：1798 and 1800，Peterborough，Canada：Broadview Press Ltd，2008，pp.181-184.。這種抒情觀念顯然與中國古典詩歌中的觀念有很大區別，中國傳統的詩學觀念將詩歌最終的情感表達歸結于“言志”，而不是內在情感的充分表達。這種以“言志”為旨歸的詩學觀念顯然區別于西方以“抒情詩”作為詩歌典型的詩學觀念。從這一角度來看，陳世驤將“抒情傳統”概念用來描述中國古典文學并不合適。但是從陳世驤所處的近現代歷史文化語境中來看，中國抒情傳統概念是在西方浪漫主義文學傳統參照下，對中國文學本質的一種極其抽象的概括。其實陳世驤提出的中國抒情傳統概念，與高友工進行的理論構建著眼點有著很大的區別?！笆闱椤备拍畹膬群搽S著中國抒情傳統理論的構建逐漸豐富，成為一個外延十分廣泛的文藝批評概念。

二、中國抒情傳統理論的構建

在陳世驤提出中國抒情傳統這一概念前后，高友工和梅祖麟共同發表的一些文章中就體現出高友工對抒情傳統研究的方法論探討。兩人合著的文章分別是：《杜甫〈秋興〉：語言學批評嘗試》（1968 年）④Tsu-lin Mei and Yu-kung Kao，Tu Fu's “Autumn Meditation”：An Exercise in Linguistic Criticism，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8，1968，pp.44-80.、《王士禎七絕結句：清詩之通變》（1969 年）⑤高友工：《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82-398頁。；《唐詩中的句法、用字及意象》（1971 年）⑥Yu-kung Kao and Tsu-lin Mei，Syntax，Diction，and Imagery in T'ang Poet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31，1971，pp.49-136.；《唐詩中的意義、隱喻與用典》（1978年）①Yu-kung Kao and Tsu-lin Mei，Meaning，Metaphor，and Allusion in T'ang Poet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38，No.2，1978，pp.281-356.。這四篇文章都是運用語言學分析方法，對古典詩歌進行研究，側重在語法、語義層面對詩歌解讀。這樣能從細致的解讀中掌握詩歌的創作特點。雖然此后高友工對抒情傳統理論的研究，并未像最初那樣帶有如此鮮明的語言學特色，但其理論構建就是建立在語言學分析法及創作論兩個層面的，在其后學對抒情傳統理論的實踐中，這種文本分析法也成為他們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析方法。之后高友工發表的《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上、下）》②高友工：《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第19-89頁。，從美學視角構建抒情傳統研究的理論范式，從作者角度分析作者創作作品的原因以及作者如何實現自身的抒情目標。這兩篇文章標志著高友工將文學抒情傳統的研究進一步引入美學研究領域。隨后他發表的《中國抒情美學》③Yu-kung Kao，Chinese Lyric Aesthetics，In Words and Images： Chinese Poetry，Calligraphy，and Painting，Alfreda Murck and Wen C. Fong（ eds.），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p.47-90.對抒情美學作了較為全面的闡述，在文中對抒情美學的闡釋已由文學領域擴展至音樂、繪畫等傳統藝術領域，并對抒情美典的內涵作了較為詳細的闡述。此后較為盛行的“抒情美典”一詞就是由此文中“Lyric Aesthetics”翻譯而來。但很多中譯本將高友工的這篇文章譯為《中國抒情美學》，實際上與高友工在以后的著作中提及的“抒情美典”一詞含義近似。值得注意的是，高友工在其英文原文中并未直接使用“Chinese Lyric Tradition”（中國抒情傳統）一詞。此后高友工又在《中國文化史中的抒情傳統》④高友工：《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第90-142頁。對“抒情美典”⑤作者在文中對“抒情美典”概念做了較為復雜的闡釋。筆者根據自己的理解，為這一概念下一個簡單的定義：抒情美典是基于抒情詩體的抒情傳統而建立起來的，具有階段性和層次性特征的美學范式，它以外在結構和內在原則為支撐，在抒情自我與抒情現時兩個維度上展開討論。這一概念作了更為詳細的論述，使這一概念成為抒情傳統理論中一個重要的美學概念。在文中之所以使用“抒情傳統”一詞，是將抒情美典推廣至整個中國文化史語境之中，涵蓋了音樂、以抒情為導向的文學理論、律詩、書法及繪畫等美典，皆可囊括于抒情美典的論述之中，構成整個古典藝術領域的抒情傳統，“抒情傳統”一詞更傾向于在歷史語境中對中國古典藝術美學特征的本質性概括性表述。

高友工不僅在理論上對抒情傳統進行闡發，還在具體的文學研究中實踐并完善抒情傳統理論。他受余英時的影響曾在《試論中國藝術精神》提到中國藝術史上的四個突破時期：“他（余英時）所提到的四次突破，代表了中國文化在本體或形式上的重要轉變。第一個突破是東周時期從春秋末季到戰國中期，也即是公元前五世紀和公元前四世紀的時期。第二個突破是在漢魏之際，亦即公元二、三世紀的時期。第三個突破可以說是唐宋之際，五代與北宋特別是十及十一世紀正是其關鍵時期。第四個突破是明清之交替從萬歷到順治的十七世紀反映了這個轉變?！雹薷哂压ぃ骸睹赖洌褐袊膶W研究論集》，第164頁。高友工將余英時對中國文化史的劃分，應用到藝術史領域。簡要來說，這四個時期的突破可概括為：第一個突破是以音樂為中心的藝術美典的建立；第二個突破是以五言詩為代表的文人詩的出現，以及繪畫、書法藝術美典的建立；第三個突破是以詞為代表的抒情美典的確立，完成了由律詩向詞體的轉變；第四個突破是以戲曲為代表的新的美典的確立。受此影響，高友工及其后學將研究的著力點主要放在相關抒情詩體的轉型時期。相關主要成果有：《古詩十九首與自我表現美學》⑦Yu-kung Kao，The Nineteen Old Poems and the Aesthetics of Self-reflection，in The Power of Culture：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Willard J.Peterson，Andrew H.Plaks and Ying-shih Yu （ eds.），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4，pp.80-102.《詞體之美典》《小令在詩傳統中的地位》《中國戲曲美典初論——兼談昆劇》《中國之戲曲美典》，這些文章都以不同文體抒情美典為研究對象，探討這一文體區別于其他文體的美學特征，著重分析各種抒情美典的抒情特征是如何形成的，以及這種美學范式對抒情的意義。

此后，高友工的很多學生都在其中國抒情傳統的理論指導下，分別在不同的文體領域展開了對中國抒情傳統的研究。詩詞領域的代表著作主要有：孫康宜《從晚唐到北宋詞體之演進》《六朝詩歌》《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①參見［美］孫康宜著，李奭學譯：《詞與文類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鐘振振譯：《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中國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孫奭學譯：《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和林順夫《中國抒情傳統的轉變：姜夔和南宋詞》②參見［美］林順夫著，張宏生譯：《中國抒情傳統的轉變：姜夔與南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詩文理論領域的代表性學者為蔡宗齊，代表作為：《漢魏晉五言詩的演變：四種詩歌模式與自我呈現》《語法與詩境——漢詩藝術之破析》③參見［美］蔡宗齊著，陳婧譯：《漢魏晉五言詩的演變：四種詩歌模式與自我呈現》，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語法與詩境——漢詩藝術之破析》，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版。。戲曲領域主要有：容世誠《〈邯鄲記〉批評研究》④Sai-shing Yung，A Critical Study of “Han-tan chi”，Ph.D.Dissert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1992.；何來林（Ho Lai Lin）《文化轉變與歷史劇中的中華觀念：以清初的兩部戲劇為例》⑤Lai Lin Ho，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hinese Idea of a Historical Plays：Two Early Ch’ing Plays，Ph. D.Dissert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1999.等。古典小說領域有：高友工《中國敘述傳統中的抒情境界：〈紅樓夢〉與〈儒林外史〉讀法》⑥高友工：《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中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353-370頁。。

三、中國抒情傳統理論的發展

受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以研究古典詞為主的兩位學者林順夫和孫康宜的研究為分析對象，解讀在中國抒情傳統理論指導下，具體在文體研究實踐中的應用。林順夫《中國抒情傳統的轉變：姜夔與南宋詞》從姜夔的詞序入手，分析姜夔詞對抒情傳統轉變產生的影響。作者著重探討了詞序在詞作中的作用，以及詞序與詞作之間的互動關系，并分析了姜夔詞作中的詠物詞。作者對詞作的分析主要借鑒語言學中的相關概念。詞序的出現之于詞體抒情的審美演變具有重要的意義，作者將姜夔詞作為研究個案，目的在于通過分析姜夔詞作區別于傳統詞作的新的特征，并探討這種新變之于詞體抒情的重要價值。作者還采用類似的詞作分析方法研究吳文英詞，其《南宋長調詞的空間結構：閱讀吳文英的〈鶯啼序〉》⑦Shuen-fu Lin，Space-Logic in the Longer Song Lyrics of the Southern Sung：Reading Wu Wen-ying's“Ying-t'i-hsü”，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No.25，1995，pp.169-191.從空間結構的形成角度，對詞史上最長詞作的抒情特點加以分析，并兼及長調詞的形成問題。此外，作者還有一篇文章從詞論的角度談及詞體文體特征的演變問題，就是《詞之文體特征的形成》⑧Shuen-fu Lin，The Formation of a Distinct Generic Identity for Tz’u，In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Pauline Yu （e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p.3-29.，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從詞體觀念之形成入手，回顧了歷史上歌詞審美特征的形成過程，并對與詞體觀念相關的理論作了闡述，來探求詞體自身具有的審美特征。林順夫為詞體抒情傳統研究奠定了基礎，其研究成果可以給詞作研究者帶來如下啟示：首先，以語言學的分析方法及創作論的視角對文本分析，探求作者主觀抒情與文本表達之間的關系。其次，詞人及詞作的研究要納入到詞體美典審美演變的傳統之中，這樣才能突顯研究對象區別于傳統詞作的價值所在。最后，詞人詞作風格就是借助詞作的構思及語言的使用來傳達的，文本的主體性在抒情傳統研究中是不容忽視的①關于文本分析在詞作研究中的重要性參見Shuen-fu Lin，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CLEAR），Vol.4，No.2，1982，pp.303-314.。

孫康宜關于抒情傳統研究的著作頗多，其《晚唐到北宋詞體之演進》將詞體的演變與代表性作家的詞作相結合，分析詞體的特點是如何體現在不同作家作品中的，從具體詞作的分析中來揭示不同詞人的創作是如何推動詞體演進的。此書中譯本為《詞與文類研究》，也意在揭示書的主旨是研究詞體作為抒情美典之一，有區別于其他文體的審美特征。作者在序言中提到：“本書中對詞體的研究基于兩點：第一點，一種文體的演進是對一個時期新的美學及文化價值的反映；第二點，文體的最終價值存在于其動態演進之中?！雹凇癋or these reasons，the genre study in this book is based on two assumptions：first，that a genre evolves in response to new aesthetic and cultural values of an age， and second，that its ultimate significance rests on its dynamic evolution”.See Kang-I Sun Chang，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Preface，p.1.這兩點其實也是詞體抒情傳統的主要研究方向，將詞人詞作的風格納入到詞體審美演變的脈絡中去考察，可以很好地突顯詞人詞作所具有的時代特色及審美價值。

孫康宜的另一本著作《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將陳、柳兩人之間的詩詞交往聯系在一起，研究詩詞中情與忠的兩大主題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之下是如何有機統一在作品中的。作者注重探討詩詞的創作與前人風格的聯系，將作品解讀放到歷史縱向與時代當下兩個坐標中進行考察。此外，孫康宜也延續了抒情傳統研究從語言問題及句構入手的方法，以及文本細讀的批評方法，這些都值得后人加以借鑒。其中文本細讀的分析方法，可以視為高友工早期借助語言學分析方法解讀文本的一種延續和發展，在方法思路上具有一致性。其《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通過對六朝代表性詩人詩作的研究，從抒情詩的抒情與描寫兩個方面探討六朝詩歌對抒情傳統的承襲與發展，其中還涉及到對抒情視野的探討以及山水景物描寫對詩歌抒情的影響等問題。此外，孫康宜的論文《〈樂府補題〉中的象征與隱喻》③Kang-I Sun Chang，Symbolic and Allegorical Meanings in the Yüeh-fu pu-t'i Poem Serie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6，No.2，1986，pp.353-385.對《樂府補題》中詠物詞的分析，探討古典詞作中象征與隱喻二者是如何相互補充的，其中也涉及到古典詩詞中的象征傳統，以及讀者閱讀中的共感體驗。

1978年秋，高友工返回其母校臺灣大學客座講學一年，此后1987年暑期及1993年等又多次返回臺灣講學和發表演講，并在港臺學術刊物上刊發與中國抒情傳統相關的論文，使其中國抒情傳統理論在港、臺和新加坡地區引發一輪熱潮，致使相當一大批學者加入到對中國抒情傳統理論的探討和研究中去。由于高友工關于抒情美典理論的建構，帶有較強的哲學思辨性，很難在幾次講座或幾篇文章中加以系統呈現，因此港、臺和新加坡學者對抒情傳統理論的接受，也因個人的理解和研究對象的不同，產生了學術理念上的差異。這一階段的學者主要繼承了高友工中國抒情傳統的理念，并將抒情傳統理論應用到自己研究領域之中，使中國抒情傳統的研究得以深化和拓展。新加坡的蕭馳在詩歌、小說及古典詩學理論方面涉足中國抒情傳統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國詩歌美學》《中國抒情傳統》《抒情傳統與中國思想：王夫之詩學發微》④蕭馳：《中國抒情傳統》，中國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中國詩歌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抒情傳統與中國思想：王夫之詩學發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這些著作都以不同的文體為切入點，運用創作論及語言學的相關理論及概念，圍繞著文本及詩學理論是怎樣抒寫情感的這一中心，進行文本分析和解讀，進一步擴大了抒情傳統理論對古典文學研究的指導價值。臺灣的一批代表學者如呂正惠、張淑香、蔡英俊等，則通過融合西方文藝理論和中國抒情傳統理論，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抒情特質進行理論化表述。以王德威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則進一步將抒情傳統理論的研究引入現當代文學研究，使抒情傳統的相關研究進一步發展深化。中國抒情傳統理論在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影響，之所以遠超其最初產生的古典文學領域，原因在于彼時國內學界關于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多借鑒西方文藝理論，亟須帶有中國文學特色的理論加以指導，中國抒情傳統理論則明顯與學界這種需求相契合，反觀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則對這種理論的需求相對較弱。

抒情傳統的這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主力就是港臺地區及新加坡的學者，主要以臺灣的學者為代表。這一批學者對抒情傳統理論的接受，與孫、林等直接接受高友工指導不同，主要是從閱讀相關著作及與高友工的交流中獲得，對抒情傳統理論的認識也因人而異，并在自我認識的基礎上對抒情傳統理論有自己的發展和闡釋。抒情傳統理論在臺灣受到很多學者的響應，其中以蔡英俊、呂正惠和張淑香等人為代表。蔡英俊在高友工抒情美學的指導下，將抒情傳統引向批評史領域。其《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①參見蔡英?。骸侗扰d、物色與情景交融》，中國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版。將文學批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修辭觀念放到抒情傳統的脈絡中去考察，作者在書中考察了情景交融觀念的發展歷程，擴展了抒情傳統論述在批評理論方面的成就。其論述區別于林順夫的地方在于，他將一種文學審美觀念納入到抒情傳統的體系之中，而不僅僅是單一的理論。所以詞學批評中詞話所表現出的審美觀念及詞學思想，也應該得到重視，作為對詞人作品考察的一個重要補充。呂正惠關于抒情傳統研究的代表作是《抒情傳統與政治現實》，其在序言中的一段話表達了其所進行研究的立足點：“總結以上所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之所以終于從60 年代‘西化論’和‘西方理論至上論’走出來，主要源于我對現實政治的關切，因此反過來思考我一向喜愛的中國抒情詩。因為有一種反彈情緒，我反而能客觀地加以審視?！雹趨握荩骸妒闱閭鹘y與政治現實》，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頁。作者認知的轉變，源于對現實政治的關注，作者將這種理念運用到古典文學的研究之中，十分重視社會關系與政治變動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但這本書中直接對抒情傳統進行討論的文章主要有兩篇：《物色論與緣情說——中國抒情美學在六朝的開展》和《中國文學形式與抒情傳統》。前一篇作者以六朝的“物色論”和“緣情說”為研究對象，探尋六朝抒情美學觀的特質，以此說明此美學觀成為后世抒情美典的一個導源。在具體研究方法上與蔡英俊以情、景為主線的論述類似，但呂正惠的論述僅限于六朝。第二篇文章則是作者對中國文學的概述性文章，從中西比較文學視野切入，簡要論述了多種文體形式與抒情的關系。張淑香的代表作是《抒情傳統的省思與探索》③張淑香：《抒情傳統的省思與探索》，中國臺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版。，其中一篇為《抒情傳統的本體意識——從理論的“演出”解讀〈蘭亭集序〉》，可視為其對抒情傳統理論的自我解讀與認識。作者以《蘭亭集序》作為文本分析的對象，從中提煉出集體共感意識，認為這種由對于生命存在的整體意識所感發而來的抒情，才是抒情傳統的重要起點，與高友工、呂正惠視《古詩十九首》為抒情傳統之起點的論述頗為相似。

之所以將臺灣幾位學者放在一起論述，主要是筆者認為臺灣學者對抒情傳統的承續，主要延續了抒情傳統理論最本質的一點，即中國古典文學的抒情導向④筆者認為學者們所認為的中國古典文學所具有的“抒情傳統”，是以古典文學作品為客觀存在對象，以今人視角出發的解讀，根源仍源于中國抒情傳統理論最初提出的比較文學視野，而不是從中國古典文學本身所展現出來的審美觀念出發，所提出的“抒情傳統”。前者是一種由外而內的認識結果，后者則是一種由內而外的理論總結。，在此基礎上，文學作品的語言表達、結構構思、藝術手法等都圍繞抒情這一導向展開。如蔡英俊關于古典文學“文學性”的一段論述：“譬如說向皇帝上書表示意見的‘章、表、奏、議’，盡管有其獨特的語文表現模式，同時也的確具有‘表情達意’的功用，我們是否可以就此認定它們的‘文學性’？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尤其是我們要從社會文化的立場來考察這些現象存在的因緣時，更是如此。雖然如此，我們卻盡可擺落一切外在功能的解釋，純粹就文學作品本身所具的自律性（autonomy or identity），也就是文學作為一種語言藝術的必要理則——以語言為本質，以藝術為效用——作為判斷的基準?！雹俨逃⒖。骸吨袊膶W的情感世界》，合肥：黃山書社，2012年版，第8頁。作者所提到的這種文學性，實則就是文學的抒情性。其實三人對抒情傳統的承續中，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學者們基于這點共識，從廣義的抒情傳統理論出發，將這一理念應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并在不同方面豐富發展了抒情傳統理論。其次就是文本分析中對結構語言學的應用，但這種具體的文本分析并不多見，三人所涉及的問題依舊是理論層面相關問題的探討。

除此之外，需要著重一提的還有新加坡蕭馳的論文集《中國抒情傳統》，其研究領域主要涉及文學理論及小說。筆者認為作者探討的主要方面是抒情傳統背后所具有的深層文化淵源，作者尤其贊同張淑香提出的“集體共感意識”這一概念，認為這種同情同感的生命意識，才是中國抒情詩的本體，作者所進行的研究就是通過個案分析探討個案背后的抒情本體。在筆者看來，作者與抒情傳統理論的淵源主要體現在這種觀念上的承續，而在具體的文本分析及批評實踐中，并沒有延續高友工的文學創作論及語言學批評方式和方法。將抒情傳統的研究引入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是王德威②王德威的代表作主要有：《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2003年版）、《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2010年版）、《現代抒情傳統四論》（2011年版）等。，其在對現代文學的研究中強調中國抒情傳統對文學的影響，使學界在討論文學現代性的同時，不能忽略中國文學本身所具有的抒情傳統的影響。其實，筆者認為抒情傳統研究第二個階段的學者，包括將抒情傳統引入現當代文學研究之中的王德威，所承接的仍然只是抒情傳統的理念，而并非高友工最初倡導的抒情傳統理論及其實踐，不過這些研究成果仍可視為抒情傳統理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的理論發展。

四、結語

中國抒情傳統理論是學界研究中國文學一種較為成熟和系統的理論，其理論建構已經成為一個體系，并且對中國文學研究具有理論指導價值?？梢哉f是區別于傳統古典文學研究方法之外的新的研究范式，對中國文學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學研究具有極大的啟發。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抒情傳統理論產生于海外漢學研究的發展脈絡之中，從中可以看到當時漢學研究語言學轉向、理論先行等特點，帶有學術研究較為鮮明的時代特色。傳統古典文學研究的方法依舊傳承知人論世的思維，加之以實證方法，而抒情傳統理論的出現，則將古典文學的研究回歸到文本的主體性，將文本的解讀納入到抒情傳統的體系之中。而對于中國文學具有“抒情傳統”這一概念的提出，以及在此基礎上高友工所構建的抒情美典理論體系，則為看似紛繁復雜的中國古典文學，建構了一個主干傳統。海外漢學家在研究中國文學方面，區別于國內學者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向非中文世界介紹中國文學，而這種建立在比較文學視角上的理論或者研究方法，無疑對于海外漢學家來說是最行之有效的。中國抒情傳統理論在實踐中，還引入了文本細讀的批評方法與文學研究的語言學取向，都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值得現在古典文學研究者的學習和借鑒。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者，在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理念上達成共識，也引導了抒情傳統研究與思想史、社會文化史等研究的結合，使抒情傳統理論的外延不斷延伸，為中國文學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新的視角?？傊?，中國抒情傳統理論，雖然有其理論的局限性，但作為中國文學研究一種新的成系統的理論研究方法，在很多方面都值得古典文學研究學者進行學習和借鑒，將其中的方法和啟發應用于相應的研究領域，相信會有更多新的發現與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