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在中央蘇區

王熙

張聞天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重要的領導人之一，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著深厚的造詣。

早年間，與許多有志青年一樣，張聞天也如饑似渴地多方尋找救國救民的良策，先后研究過科學救國、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泛愛哲學等理論和思想，還研究過無抵抗主義。經過反復對比，他開始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并立志“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夠在社會主義的歷程中做一個小卒”。

1925年，張聞天進入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但同時也讓他陷入了“左”傾教條主義的泥潭，最終是中央蘇區的革命實踐讓他擺脫了桎梏，他的理論修養得到了提升，幫他找到了指引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真理。

初到蘇區?“左”傾依舊

大革命失敗以后，痛定思痛的中國共產黨人徹底看清了國民黨的真實面目。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很快意識到，在敵強我弱的客觀現實下，裝備簡陋的工農革命軍要和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硬拼是不可行的，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并不適合中國國情，照搬蘇聯的革命經驗只有死路一條。因此，毛澤東毅然放棄原定攻打長沙的計劃，轉戰井岡山，在那里建立起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屬于羅霄山脈，最高處海拔2120米，最低處只有230米，呈現由西南向北向東逐漸降低的山勢。井岡山山勢險要，雖易守難攻，但在這里的湘、贛兩省的國民黨軍閥勢力很大，紅軍在抵擋了敵人多次進攻后，決定由毛澤東率領紅軍離開井岡山向贛南挺進。經過艱苦奮戰，在瑞金大柏地取得偉大勝利，又氣勢昂揚連克龍巖、永定、上杭，中央蘇區便有了最初的版圖。

在毛澤東的帶領下，中央蘇區的版圖迅速擴大。打土豪、分田地，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群眾的生產熱情，實現了民心穩、紅軍強的良性循環。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成立，定都瑞金，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府主席，中央蘇區影響力達到了頂峰。而這時，以王明為首的中共中央在上海已經無法立足了，在請示共產國際后也遷到中央蘇區，因為這里相對安定許多?？赏趺鬟€是嫌中央蘇區不夠安全且生活條件差，所以直接去了莫斯科，其他人如張聞天、博古等遷往中央蘇區。

1932年底，風度儒雅的張聞天化裝成一個富商，在交通員的護送下，踏上了中央蘇區這塊神圣的土地。此后沒幾天，博古和陳云也相繼到達，在他們途經上杭、白砂時，組織上安排時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負責接待。羅明不敢怠慢，精心安排了接待和安保工作?？蓻]想到博古見到他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你是福建省委代理書記，到這里來做什么？”羅明一下子就懵了，不知道這位年輕的臨時中央總負責人是什么意思，但他還是據實回答：“我是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并經省委研究決定，來這里重點開展游擊戰爭的?！薄懊珴蓶|的指示？”博古一愣，臉上頓顯不快，接著問道，“你對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見？”羅明仍據實回答：“我還沒聽到傳達?！辈┕攀植粷M，轉身對張聞天說：“我到蘇區，就看這個羅明不對頭，他眼睛里根本沒有黨中央，又是毛的指示，又是游擊戰爭，連工作方法也是毛的那一套，成立什么前敵委員會，如今竟然把毛澤東奉為領袖，省委一級是這種狀態，我們在瑞金還能立足嗎？”于是，一場所謂反“羅明路線”的斗爭，降臨到羅明的頭上。

1933年1月，羅明就長汀、連城、新泉的工作情況，向福建省委寫了《對工作的幾點意見》，主張有計劃、有步驟地擴大紅軍，主張采取游擊戰、運動戰來鍛煉紅軍的戰斗力，反對與敵人硬拼。但這些正確意見被臨時中央主要負責人認為是逃跑退卻路線，決定在黨內開展反對以羅明為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線斗爭。這些斗爭實際上是反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對第五次反“圍剿”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發動反“羅明路線”，張聞天并不是主角，但他是支持的，并且迅速寫了《什么是羅明同志的機會主義路線？》一文發表在《斗爭》第3期。文章認定“羅明路線”是在敵人大舉進攻面前“悲觀失望退卻逃跑的情緒的具體體現”，指責羅明對于蘇區形勢的正確分析是“脫離黨的領導，脫離政治動員”，是“機會主義的胡說”。不僅如此，文章還批評閩粵贛省委大多數同志對“羅明路線”不抵制，反而采取“腐朽的自由主義態度”，實際上是對“羅明路線”的妥協與投降。

其實很多人都心知肚明，反“羅明路線”的矛頭實際上是指向毛澤東的，正如后來博古在中共七大上坦承：“蘇區反‘羅明路線，實際上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

當反“羅明路線”的斗爭全面發動起來以后，張聞天的工作也有了調整，主要分管政府工作。而恰恰是實實在在的政府工作使張聞天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在理論與實踐的沖突中逐漸覺察到了錯誤”，為擺脫“左”的桎梏打下了基礎。

深入實際?呈現轉機

張聞天擺脫“左”傾思想首先是從《勞動法》的修改開始的?！吨腥A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是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經過審查，張聞天發現其中許多條文都不切實際，都是從蘇聯的報紙上原樣抄來的。在蘇聯大城市可以運用的政策放在落后的中國，特別是備受圍困的中央蘇區肯定是不適用的。既然到了蘇區，張聞天就不可能一直坐在辦公室內，那不是他的作風，他直接走進蘇區農村、縣城去親身體驗勞動人民最基本的生活。

張聞天首先來到贛東北的橫峰縣做調查研究，結果發現了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例如，有個名叫陳克思的雇農，與雇主簽訂了一份勞動合同：每天勞動6小時，不挑40斤以上的東西，報酬是16元。還有一個放牛娃，每天放牛時間為4小時，報酬也是16元。這便產生了一個矛盾的局面：請人幫工請不起，不請人活計又做不完；打短工的找不到活（沒有雇主），也影響了收入，直接導致生活質量下降。這樣就嚴重地影響了農村的生產積極性。還有好多不合理的規定，如工人抽煙、穿套鞋、理發、治病等費用也要師傅承擔等，因此大批作坊、商鋪紛紛關門歇業。張聞天認為要穩定、發展革命根據地，就必須改變這些極“左”的政策。于是在他的干預下，對《勞動法》相關條文進行了修改。

1934年2月，萬泰縣發生群眾逃跑事件，當地政府官員將原因簡單地歸之為受了敵人的欺騙。張聞天得知后，馬上給當地縣委寫信，正確指出群眾逃跑是由于“左”的查田運動導致的。據何長工回憶，當地政府“在地方工作中，實行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限制中農發展的錯誤的土地政策”，使部分群眾產生動搖，發生逃跑現象。在張聞天的主持下，查田運動中“左”的過火行為得以糾正。

在相關政策得到糾正后，張聞天深感毛澤東的做法是正確的，帶頭向毛澤東學習，以毛澤東為榜樣密切干群關系。他聽到“毛澤東主席曾親自幫助老鄉挖茅坑”時十分震驚和感慨，他對身邊的幾個工作人員說道：“人家貴為主席，還想著幫老鄉解決實際生活困難，沒有一點官架子，我們這些人都應該向毛澤東同志學習！”因此，張聞天倡導政府工作人員在周末進行義務勞動。中央蘇區的老百姓大都比較貧窮，缺少耕牛，張聞天就親自下田給老鄉拉犁，還給自己定下目標：只有耕完一塊地，才能停下來休息一會兒，中間不能停。張聞天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密切干群關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勞動的同時，張聞天也充分掌握了基層群眾的實際情況，對于凈化思想，擺脫“左”傾教條主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福建事變?廣昌鏖戰

中央蘇區的親身實踐確實加快了張聞天擺脫“左”傾束縛的進程，但還沒有達到發生質變的臨界點，而加速達到臨界點的催化劑就是福建事變和廣昌保衛戰。

張聞天不僅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還善于結合實際進行思考，過去由于對斯大林的崇拜而導致的盲從思想在到中央蘇區后開始漸漸消融，求真務實、勇探真理的理念像一株綠色的嫩芽已經破土而出。福建事變和廣昌保衛戰證明了毛澤東是正確的，而張聞天本人也自發地同毛澤東持了相同意見，他不再像以前那樣輕視毛澤東，而是越來越向這個湖南人靠攏。

在如何應對福建事變這個問題上，張聞天與博古產生了嚴重分歧。博古與張聞天是中山大學的同學，博古以能言善辯著稱，而張聞天以學識淵博聞名。他們“雖然工作作風不一樣，對若干具體問題不免有不同意見，但在政治上、在推動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方面，相當一段時間里，沒有什么原則分歧”。而在如何對待福建事變問題上，張聞天與博古卻有著很大的分歧。當時日本正加緊擴大侵華戰爭，山海關已經失守，華北平原已處在日本的大炮射程之內，所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提出在“共同抗日三條件”下可以與任何武裝力量聯合抗日。在此問題上，博古認為統一戰線仍然“只能是下層的統一戰線，不包括上級軍官和中間力量”，而張聞天則正視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的淞滬抗戰，實事求是地認為“共同抗日三條件”不僅是對下層說的，“也是對上層軍官說的”，而這種分歧具體到實際中就是對福建事變所持的態度以及所采取的策略截然不同。

當時正值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之時，蔣介石聘請了德國軍事專家馮·賽克特將軍，這位日耳曼人建議蔣介石采用堡壘戰法，步步為營，把紅軍逐漸圍困在一個狹小的地域里全部消滅。這使得紅軍的活動范圍越來越小，尋找突破口、沖出包圍圈是當務之急，而與第十九路軍結成同盟恰恰就能在蔣介石的包圍圈上打開一個大大的缺口，這對于猶如困在水越來越少的池塘里的魚一樣的紅軍來說，無疑是天賜良機。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此時的博古除了認定福建事變是一場陰謀，因而采取“完全不配合”的策略外，還按照共產國際駐上海軍事代表團的指示將紅軍調往贛江方向，而此舉與正確的軍事路線完全背道而馳，這引起了張聞天的極大憤怒。

第二件事是博古聽從李德的指揮籌劃廣昌保衛戰。當時國民黨圍困中央蘇區的共有4路大軍：東路軍蔣鼎文、西路軍何鍵、南路軍陳濟棠、北路軍顧祝同。國民黨名將陳誠在北路軍中擔任前敵總指揮，他下令北路軍沿旴江揮師南進，一邊構筑碉堡，一邊緩緩逼近蘇區的北門戶廣昌。由于博古聽從李德的指揮，選擇死守廣昌，這正中陳誠下懷。在圍困廣昌的18個晝夜里，國民黨軍40多架飛機飛向廣昌，炸彈像冰雹一樣落下，整個廣昌陷入一片火海中。再加上幾十門德式山地炮、重型迫擊炮輪番轟擊，紅軍損失慘重。

對于廣昌保衛戰，張聞天和毛澤東都極力反對，奈何當時的毛澤東已是邊緣人，無權指揮作戰。張聞天也沒有軍事指揮權，只能是在隨后召開的軍事會議上表明自己的立場。

在廣昌戰敗后的一次軍事會議上，張聞天對博古、李德提出了嚴肅的批評。不料博古不但不聽，反而給張聞天扣上了右傾的帽子。他引經據典、數黑論黃，說張聞天對他的指責是“普列漢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那樣的機會主義思想”。

博古蠻橫不講理的態度讓一向溫文爾雅的張聞天怒不可遏，他強烈譴責博古，不該和敵人死打硬拼，而應當保存實力，采用更加靈活機動的辦法消耗敵人、戰勝敵人，并批評博古過于重用李德，說“我們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點主意”。

張聞天批評博古過分依賴李德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他深切體會到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及其派駐上海的代表根本不能掌握蘇區的具體情況，而僅僅依靠發來的電報和軍事地圖，加上左右搖晃的放大鏡來發號施令是不能打勝仗的，中國的事情還需要中國人自己辦。熟讀馬列著作的張聞天理論知識豐富，深知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世界觀和方法論，一定要與具體實踐相結合，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才能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才能實現民族解放和獨立。頻發的各種不快讓張聞天倍感煩躁，他需要靜下心來認真思考：中國革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真理到底在哪里？

謫居古寺?得遇偉人

在廣昌失守后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仍然不承認自己的錯誤，繼續執行一系列“左”的政策，對張聞天給他的真誠的批評置若罔聞，對此張聞天只能扼腕嘆息。在中華蘇維埃二大上，張聞天當選為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相當于政府總理，成了毛澤東的搭檔。估計他也沒想到某一天自己會與毛澤東一起共事，但也就是這段時間的共事改變了張聞天的思想，使他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有了質的飛躍。

其實對于這種工作安排，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是博古精心而為之的：一方面把張聞天趕出權力中樞，避免每天都要聽他批評；另一方面也把只剩一點職務的毛澤東徹底架空，以后博古就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圖行事了，因為最高“三人團”中李德是博古的“太上皇”。從此在中央蘇區形成這樣一種局面：“打仗聽李德，整人看博古”。

工作調整后，張聞天住宿兼辦公的地方就搬到了離瑞金約19公里的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里。云山古寺始建于清朝嘉慶年間，山上怪石林立、綠樹蔥蓊。這里在張聞天到來之前還有另一位住戶，就是毛澤東，所以他們成了鄰居。在這以前，張聞天對毛澤東只是耳聞，并沒有深入了解?；貒蟮膹埪勌煸谏虾Ｖ泄仓醒氲霓k公室里有時能見到蘇區送來的關于毛澤東的文件，但那時毛澤東給他的印象總是和“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狹隘經驗主義”等等一些字眼綁在一起。對于近似被神化了的毛澤東的游擊戰術，張聞天也似乎不以為然，覺得無論如何也不能與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弗雷德·施特恩相提并論。但是現在不同了，很明顯，同樣的一手牌，在毛澤東手里就如有神助，打得異彩紛呈，而在博古手里就會打得稀爛，這不能不引起張聞天的思考。正好和毛澤東成為了鄰居，他想聽聽毛澤東的見解，于是云山古寺后面大樟樹下的石凳上，就經?？吹蕉私徽劦纳碛?。張聞天發現毛澤東的話很樸素、很易懂，與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們截然不同。聽毛澤東的論述常常醍醐灌頂、受益匪淺，甚至對完成博古交給他寫一篇從理論上對紅軍進行戰略轉移作出解釋、以統一全軍思想的任務，都有不少啟發。

張聞天寫的這篇社論題目是《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在文章中，他回答了當時迫切需要解答的問題，犀利地指出那些機械論者，由于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與不平衡性，“或者保衛蘇區，在蘇區內部同敵人拼命，直到一兵一卒，同蘇區的每寸土地共存亡；或者放棄蘇區，放棄蘇維埃的革命，而退卻逃跑……個人的英雄主義、拼命主義，或者失敗主義、逃跑主義，是這些機械論者所能找到的僅有的出路”。張聞天十分明確地否定了“左”傾軍事路線，提出并闡明了靈活運用各種斗爭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爭取勝利的觀點，這表明張聞天在認識中國革命規律、探索革命真理的道路上有了質的飛躍。但是這些正確的觀點博古根本沒有接受，張聞天對臨時中央最后的一點期望也破滅了。這一切都為他在后來的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重返權力中樞、領導紅軍勝利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奠定了思想基礎。

廣昌之戰后，蘇區已經保不住了，紅軍除了轉移別無良策。于都河上架起了浮橋，紅軍要轉移了。按照最高“三人團”原來的打算，是要將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分散到各軍團去的，由于遭到毛澤東、張聞天的反對，這才讓他們留在中央隊。這樣張聞天就同毛澤東和王稼祥走在一起，被稱為“中央隊三人團”。他們在真理的指引下，一起跨過于都河，一起走向中國革命事業的輝煌。

（責任編輯：計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