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造之式：清宮造辦處制器的樣式規范

韓夢陽

（南京藝術學院設計學院）

“朕從前著做過的活計等項，爾等都該存留式樣，若不存留式樣，恐其日后再要做便不得其原樣。朕看從前造辦處所造的活計，好的雖少，還是內庭恭造式樣。近來，雖其巧妙，大有外造之氣。爾等再做時，不要失其內庭恭造之式。欽此?！盵1]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閏三月初三，雍正帝“上諭”

“造辦處”是指在康熙初年“造辦活計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清宮造辦處?！肮г焓綐印迸c“恭造之式”二詞意義相同，“恭造”是指在制器過程中，要懷以恭敬慎重之心，“選潔凈地方…另換干凈衣服，各秉誠心精細辦造…”[2]；“式”指器物的式樣或樣式。

康熙帝在制器上倡導改做舊物，這種態度也基本上傳給了雍正帝。到了雍正朝時期，雍正帝在此前基礎上，還更積極地參與進了制器的過程中，使“恭造之器”有了明確的樣式規范。在造辦處內，他若對活計滿意，常會用“好”或“甚好”來表達自己肯定的態度；反之，若對活計不滿意，則會用“蠢了”“俱蠢”“甚蠢”“不好”等詞來表達他批評的態度。同時，不論滿意與否，他都會提出一些非常具體且細致的評價意見，具體有“薄”“厚”“精細”“細致”“粗糙”“甚糙”“文雅”“秀氣”“俗氣”等詞，此時的他已然成為了一名設計師。而到了乾隆朝時期，乾隆帝依然會用“甚好”或“不好”來表達對活計的滿意度，同時也有對所造活計有“細致”“秀氣”“往薄里做”的要求，但這樣的要求顯然已沒有雍正帝強調的那么頻繁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源于二者審美品位不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造辦處在乾隆朝時期已逐漸發展成熟，提高了皇帝對造辦活計的滿意度。故雍正帝時期，所制定的“恭造之式”可被看作是清宮造辦處制器的樣式規范。

在清宮造辦處具體的活計造辦上，“恭造之式”主要表現在樣式和風格兩個方面，即在樣式上，多凸顯要求薄與細；在風格上，多凸顯強調雅。

關于文章“恭造之式”的具體指向圖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薄”作為制器樣式上的要求，常以“往薄里做”或“往薄里收拾”出現。雍正朝時期，“薄”多是對一些瑪瑙、玉質容器上的制作要求，如杯、海燈、鐘、碗、壺、盤等等。這些材料本就雕琢不易且還要求往薄里去做，尤其是對一些已經做好的成品來說，再往“薄”里做難度和風險都是很大的，這對工匠的手藝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九月二十五日，圓明園來帖稱本月二十二日，郎中海望持出的四個玉小鐘，“著學手玉匠往薄里收拾。欽此?！盵3]不過，雖要求苛刻，但也正因為雍正帝在玉器制作上對“薄”追求，這才為乾隆朝薄胎玉器的興盛積累了寶貴且豐富的經驗。到了乾隆朝，“往薄里收拾”也頻繁見于繡作中，如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五月初九那天，司庫劉山久和催總白世秀連續分別傳旨七次，說太監毛團交的連七香袋，部分需要將香袋“往薄里收拾”[4]。

而“細”也作為制器樣式上的要求，常以“精細”或“細致”二詞出現。以雍正帝和乾隆帝二人為例，在造辦活計的過程中，他們都曾要求要往精細里成造或往細致里收拾，這樣的例子在造辦處的檔案記載中屢見不鮮。如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十月二十八日，司庫常保，首領李久明、薩木哈奉旨：“…藍地法瑯碟畫的甚好，但顏色不好。嗣后，俱往精細里畫…欽此?！盵5]；又如，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正月初三日，太監毛團傳旨：“將金歐永固，玉燭長調，另行往細致里收拾…”[6]等等。

“雅”相對于“薄”與“細”，是造辦處在制器風格上的要求。同時，它也是通過“薄”與“細”這兩項樣式技術來實現的，常以“文雅”或“秀氣”二詞出現，與“俗氣”相對。有時造辦處也會直接強調要做“素”的，這些雖在詞義上略有不同，但卻共同反映出文人趣味對審美品味的影響。自宋元以來，文人的審美情趣和藝術品味便直接影響著器物的設計，使器物在“雅”與“俗”之間發展。雍正帝等自幼受傳統儒家文化教育，故在審美上也具有明顯的文人趣味。如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十三日，怡親王交了一件上有柳的瑪瑙壺，奉旨：“將此壺上的花文磨去，壺嘴里膛做灣些，壺把做素的。欽此?！盵7]；又如，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五月初五日，圓明園來帖內稱：本月初四日，在怡親王、郎中海望呈進的活計內，“蓮艾硯做的甚不好，做素靜、文雅即好，何必眼上刻花？再書格花紋亦不好，象牙花囊甚俗，法瑯葫蘆式馬掛瓶花紋群仙祝壽、花藍春盛亦俗氣…欽此?！盵8]而到了乾隆帝時期，依然可見他對造辦活計秀氣的要求，如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對于太監高玉等交的一件隨紫檀木座的白玉四方花插，乾隆帝下旨：“著配秀氣些象牙花一束。欽此?！盵9]

上述可見，“恭造之式”的樣式規范雖在雍正朝時期才有，但在乾隆朝也并未有較大變化。而既然有了恭造樣式的規范，自然也就會有對恭造樣式的管理。在清宮造辦處內，從器物最初行取材料到設計、樣式和使用都有嚴格的規定，而制定這些規定的原因與古代中國的禮儀秩序有關。以“恭造”區別于“民造”，宣示著皇帝的地位，傳遞著皇權的神圣與威嚴。這既是中央政府控制地方和抑制豪強的一種手段，也是防止地方借造物生產經營擴展地方勢力，從而造成與政權的抗衡。

在制器的材料上，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七月二十九日，造辦處為防止冒銷材料之事，專門設立錢糧庫并強調：

“今造辦處既設立庫房，如有應用材料，俱向各該處行來本庫預備使用，則材料庶不致靡費。再，本處一應所做活計俱系御用之物，其名色亦不便聲明寫出。嗣后，凡給各司院等處行文‘紅票’內，俱不必寫出名色等?！盵10]

而在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十月二十一日，怡親王又通知：造辦處又設了關防圖書，“嗣后本造辦處行取材料等件，仍照前用‘紅票’，至于出紫禁城等事俱用‘圖書’。遵此?！盵11]

但即使已連續制定了兩次關于行取材料的規定，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三月三十日，內大臣海望依然下傳通知：“嗣后，本造辦處所有行材料知帖，著司庫常保畫押。記此?！盵12]由此可見，造辦處在對制器材料的管控上是十分嚴格的，而這種管控也促使欽定的造辦活計量得以明確落實。

而在制器的樣式上，造辦處更是有著直接且明確的規定，即不能將恭造樣式外傳。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四月二十九日，就有一則嚴禁帽架樣式傳出宮外的記載：“搶風帽架只許里邊做，不可傳與外人知道。如有照此樣式改換做出，倘被拿獲，朕必稽查緣由，從重治罪，欽此?！盵13]

至于在器物的制作和使用上，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二月初七日，雍正帝針對那段時間，總管太監等傳做活計在沒有奏明且往往擅自傳做的情況下，造辦處還依然應承做給的現象，強調：“嗣后，凡有一應傳做活計等項不可即做，如有傳旨著做，爾等亦宜請旨，準時再做。再造辦處所管匠役不可私做活計，當嚴加申飭禁止。欽此?！盵14]這一方面是為了防止錢糧耗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為了防止這些私做的器物被販賣到宮外。畢竟，造辦處內確實也發生過一起疑似宮內器物外傳的案例。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十月十九日，當時身為內務府總管的海望聽說民間市場上有人在售賣鼻煙壺和翎管等琺瑯黃色器具，他害怕這些是造辦處內的匠役等偷出去售賣的，趕忙令管番役的官員稽查。后查明：這數十件的黃色鼻煙壺和翎管都是由廣客販賣的，制作地在廣東省太平門外的長壽庵，故海望謹奏“應請行文廣東總督，將制造黃色琺瑯等物嚴飭禁止，其在京師內市賣者，亦令該處嚴行禁止可也?！盵15]黃色器具一直是皇帝專用，民間是不能擅用的。尤其是翎管更是皇上加恩行賞之物，竟然也有人唯利是圖，擅造違禁之物貨賣。這種可能面臨“殺頭”的生意都敢做，何況僅只是“嚴行禁止”？可知：要想從根本上杜絕宮廷樣式或器具流入民間，還是很難實現的。畢竟，流出的途徑真的太多了，真是讓人防不勝防。甚至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十一月三十日，造辦處還發生過丟失玉器的事件。

此外，至乾隆朝時期，還大量出現乾隆帝明確要求在造辦處器物上“刻款”或“俱刻乾隆年制款”的現象，此舉一方面是為了與之前康熙朝、雍正朝的設計風格作區分，另一方面也是凸顯器物御用性質的象征，目的還是為了與民間制器做區分，如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十一月初四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上奏準備把在內廷擺格子古玩內發現的一件瓷胎畫琺瑯蓮子杯，“意欲入在乾清宮交出配匣盛裝康熙款法瑯器皿內”[16]。同時，他對刻“款”也有自己的要求，必須周正，如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三月二十九日，對于太監高玉等交的一件碧玉雙環大瓶，乾隆帝下旨：“此瓶上款微細，亦不周正，放粗些，往周正里刻。欽此?！盵17]可見，乾隆帝對造辦活計的嚴格和關注程度也不亞于雍正帝。

結語

清宮造辦處的制品因帶有“恭造之式”而具有很高的附麗價值，令當時民間不斷追求且爭相仿制。此時器物的制作已不單由工匠所決定，最主要還是由皇帝所決定?；实蹞碛兄燹k處內的最高話語權，皇帝一人的喜厭也決定著整個造辦處器物的制作，器物的樣式皆需符合皇帝的審美品味——恭造之式。而恭造之式作為清代皇帝御用的制器樣式，勢必也影響著清代造物藝術的時尚，對清代造物藝術風格的形成也產生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從這一點上來看，恭造之式雖指的是樣式，但也不失為一種樣式上的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