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以載道
——環鄱陽湖流域儺面具的工藝邏輯研究

高敏

（南京藝術學院）

“儺”是一種神秘多元的文化復合體，肇端于原始社會，成熟于周代，發展于秦、漢、隋、唐，其后又受宋元雜劇影響且融合了明清社戲，從而保存至今。儺面具作為儺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既是儺禮中神祇的象征，也是儺戲中角色扮演的符號。其所特有的藝術語言承載了一定的風俗習慣、民俗文化、宗教思想等精神內涵，工藝研究對于環鄱陽湖流域儺事活動主體的社會生活也有其特定的歷史價值。造物活動中工藝研究的綜合性發展，需要理論的自覺，所以環鄱陽湖流域儺面具工藝的內在發展邏輯更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對象?！斑壿嫛弊畛踔浮霸捳Z”“言語”“言詞”“詞語”等義，后被引申出“思維”“推理”“規律”之義[1]?！肮に囘壿嫛币辉~可以解釋為工藝發展的普遍規律或工藝進化所遵循的邏輯必然性。

一、基礎邏輯：材以其美

材料是造物活動中的基礎性要素，大多數人造物最終的呈現與表達形式與其有著緊密的聯系，即材料的選擇與使用是產品功能實現與否和藝術創作表達的基礎性要素。早在舊石器時代，人類的祖先就學會了使用石頭制作簡單工具來應對生存的挑戰，但這一時期的石器工具并不具備“美”的一般性內涵。[2]正是在實踐勞動的過程之中才得以具備創造“美”的條件，如手腦得到了鍛煉、形成一定的思維方式、認知模式等，與此同時也積累了質料的基礎性認識。從史前時期開始，無論人類的造物活動是出于“原始功能主義”還是自發的審美意識，材料都是人類進行實踐活動重要的物質載體。

但自然界的質料千差萬別，對于“百工”來講，選材的標準就是“美”，這一標準在民俗藝術的語境下仍然適用。儺面具作為民俗藝術的產物，其為生活實用目的而服務的本質屬性決定了美的標準應首先建立在生活實用的基礎之上，即材料的功能美。造物主體選取質料的標準以符合其目的的實現為牽引。首先，環鄱陽湖流域雕刻活動的主體一般基于當下所需與自身價值參照系的綜合考慮之下，會將就地取材與易于雕刻的問題置于造物活動的首要位置。其次，儺面具必須考慮易于存儲的問題。我國部分地區會選用紙張作為面具的制作材料，但環鄱陽湖流域因其特殊的氣候因素而多選用質地堅韌且紋理結構細密的木料。最后，“儺”因其自身的特殊性與社會生態環境的廣泛性而產生了形態各異的儺事活動，所以必須綜合考慮各地儺班或儺事活動中儺面具的具體使用需求：或是佩戴，或是供奉。所以材質的選擇要考慮其輕便性。雖然樟木的密度比環鄱陽湖流域內某些木材的密度大，但是在儺事活動主體實用目的綜合考慮之下，以樟木最佳。[3]

在造物主體的眼里，只要滿足了目的需求，在特定的條件下其精神情感上對材料的認識上升為功能美或“材有美”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功能美并不是“有用即美”，是一種“轉化”而來的美。[4]“轉化”又包含著兩層含義，一，行為作用之對象使用價值與審美價值的對立統一；二，主體的審美態度。在滿足主體需求的基礎之上，美還來自主體追求美的本能，即材料的自然美屬性。在一定實用目的的制約下，木料較之其他材料，能在最大程度上呈現出顏料最好最豐富的視覺效果，滿足儺事活動主體的視覺審美感受。由于功能美常常與純官能性的愉悅相關，所以主體帶有選擇性的審美態度。如果主體對某一對象不予以選擇，相應的是其自身也不會產生審美價值體驗和審美判斷，也就不會有美感的產生。

綜上所述，“材有美”是造物活動發生機制的基礎性要素，也是基于材料自然屬性的基礎之上合乎儺事活動主體目的的系統性認知。這種認知是造物主體基于材料性能的科學認識和把握之上，在特定的人文社會背景中賦予美具體的精神內涵。但民俗藝術的特殊性決定了儺面具的選材標準“材有美”主要體現材料合造物主體與民俗活動接受主體目的的功能之美，所以環鄱陽湖流域儺面具雕刻的質料選擇以樟木為最佳。

二、主體邏輯：工以其巧

歷史上任何一件存活至今且依舊活躍在中國廣大鄉村的民俗藝術產物，必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除去部分偶然性因素，大多數民俗藝術品首先要具備優質產品的基本要素，尤其要符合民俗活動主體“美”的標準。其次，民俗藝術品作為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創造民俗藝術品的活動中所改造的客體具有豐富性且實踐活動本身具有“文化適應”的功能，制作過程中會出現大量復雜且不確定的變量因素，使得民俗藝術產品最終具有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能夠與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相契合。換言之，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人類開始在實踐活動中占據主體的地位，這時與人相對的客體則充滿著不確定性，但造物主體能夠依據自身的參照系調整創造活動中的各種不確定性因素，以適應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儺面具作為創造活動的眾多產物之一，便是造物主體依據自身參照系調整不確定性因素以適應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這一過程納入環鄱陽湖流域民俗活動語境中的具體結果。

造物中的一些心理活動并不是人類制作工具之初時產生的，是在設計等社會實踐活動中孕育與發展的，于是手和用手制作的工具在造物活動中成為了人類心理活動的直接表現手段。中國自古就有許多描繪以手感受造物心理活動狀態的成語：心手相應、心靈手巧、心閑手敏等。這種現象引起了人類學學者從心理和生理的角度進行相關研究，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1891年-1976年）認為其是附帶性知覺，工具則成為身體的一部分行為，因為其是處于自身之外的物體與世界相接觸的點的向外延伸。[5]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年-1961年）的習慣論認為是習慣“擴大了我們在世界上的存在”，用工具進行藝術創作的工匠感知世界不再從身體的末端開始，變成了肢體所使用工具的尖端。[6]這時候工具成為了人體的延伸，是人感知外在物的“觸覺”。

儺面具的雕刻工具與木雕雕刻所使用的工具類同，分為雕刻工具和輔助工具兩大類。雕刻的工具按照用途不同分為打坯刀和修光刀（圖1）；按照刀片和木柄組合方式的不同可以分為直管刀和包管刀；按照刀具形制的不同可以分為平口刀、玉婉刀、圓口刀等。不同刃口形狀的雕刻刀作用于木材的效果、造物活動主體因用力大小和輕重緩急的不同而導致面具不同的雕刻深淺效果與整體風格等不確定性因素在工匠的雕刻活動中，通過工具的收集而內化為主體自身的感知。在這一過程中，部分收集感覺的行為會以主體無意識的狀態存在，并不能被主體自身及時感知。只要仔細觀察造物主體在雕刻粗坯之前的準備階段，就不難發現工匠在準備創作工具時，不經意間會用手指觸碰刀刃[7]或多數雕刻藝人會根據自身的感覺習慣對標準化生產下的雕刻工具進行改造后以掂一掂、摸一摸工具的方式確定工具改造的合理程度（圖2）[8]，這些細節都是工匠為了達到心手相應的雕刻狀態而用工具收集感覺的一種方式，只不過有些使用的是手而有些使用的是手制作的工具罷了。

圖1 雕刻工具筆者自攝于盧師傅工作室

圖2 盧師傅的雕刻工具筆者自攝于盧師傅工作室

雕刻面具的匠人在每次接觸刻刀的過程中、不同材料通過不同工具加工所表現效果的嘗試中、工具的把握方式和刻刀與材料之間摩擦力的體驗中……，將收集的感覺于一次又一次的實踐中內化為個人習慣，最終以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存在。感覺的合集又因經歷了反復多次的揚棄實驗，最終儺面具的雕刻主體能夠通過工具的使用達到一種心手相應的狀態。此時，工具成為了造物主體視覺、觸覺和知覺三者間的連結點，間接成為外部限制因素與造物活動內部規約因素兩者之間的媒介。在磨制刀具的準備過程之中，在工具雕刻的痕跡里，在“工巧”的不斷練習里，雕刻藝人傾注了自身對于面具藝術的感知，此時由于習慣因素使然，工具完美成為了諸多不確定因素的平衡點，成為了面具雕刻技藝之“手”。

三、演進邏輯：順以其性

原始人在石器的制作中積累了關于石頭自然特征的認識從而產生了與玉石雕刻相關的工藝，此后由于造物活動中經驗的積累與綜合而產生一定的知識與文化，導致造物主體對質料的認識又逐漸擴大到骨、角、陶、瓷、銅、鐵等。與此同時專門從事手工藝制作的匠人又根據質料各自的物理屬性制定了與其相適應的制作工藝。從進化論的角度看，新造物種類與技術的出現都是基于相對簡單的早已存在的石器工具之上。直至信息時代，隨著人們經驗理性的逐漸增加產生了具有復雜結構與操作步驟的數字設計。這一過程不僅是人造物的演變系列，同時也是技術自身的傳承和發展。于高度抽象的視角中觀照這一歷史進程，我們能夠發現技術是以延續的方式促使新造物品類的產生。[9]同時，這一過程也折射了技術突破現實發生飛躍的演進邏輯：順以其性，即形成與材料和工具物理屬性相適應的處理手段，不斷滿足舊有功能。

當孕育民俗藝術的歷史語境發生改變時，包括民俗藝術在內的傳統文化只能通過新的存在方式以適應社會現代化進程，成為現代資源觀念中可以利用、控制、管理和調整的資源。[10]人類社會隨著工業時代的衰退，以電腦的出現為標志開始進入信息時代，數字化成為了信息社會的技術基礎[11]。儺面具自然也成為了數字化設計中的符號信息，與之相適應的制作工藝也發生了具體的改變。這一變化過程不僅使儺面具能夠以傳統的工藝步驟制作生產，更是催生了其新時代背景下以計算機為主要創作手段的設計方式。儺面具的傳統制作方式和其作為文化符號的再設計活動會因內外部環境因素的動態變化而導致對象性活動的流程逐漸復雜。在時空環境的變遷中，從以石器工具為主的生產活動到具有復雜步驟的計算機再設計活動，物的結構性存在會因為“順以其性”的制作法則產生初級到高級、簡單到復雜的進步性演變。

于綿長歲月中，環鄱陽湖流域的儺文化經歷了幾次重大斷裂，但至今仍以民俗活動的形式牢固根植于民間土壤中。[12]其不僅揭示了先民在反復多次的生產實踐活動中融匯的自然規律、風俗習慣、樸素的自然哲學觀等內容，也顯示了儺事活動主體樂觀的生活態度與“健康理智”的物質載體。其中，儺面具的工藝中更是蘊含了造物活動主體異于常人的心智與能力，尤其是儺面具雕刻藝人在全球化、工業化、信息化的時代背景下，于現代化進程中面對傳統手工藝艱辛轉型的困境時依舊保持自身初心的堅守，這一行為根本上也是人類追求其生命永恒性的本質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