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及分布動態演進

唐娟莉 馮梅

(西安石油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陜西西安 710065)

近年來，以云計算、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經濟逐漸融入制造業、服務業等傳統產業，參與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2017年起，“數字經濟”連續6年出現在我國政府工作報告中，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1]。在新舊時代變革的大背景下，數字經濟已成為我國繼工農型社會之后發展速度最快、影響范圍最廣的一種新型社會形態，但由于地區基礎設施、政策支持、創新能力等因素不同，各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出現差異，區域間的“數字鴻溝”依然存在。因此，深入了解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及差異來源，是縮小區域間數字經濟發展差異、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前提。

梳理文獻發現，“數字經濟”一詞最早由Tapscott(1996)[2]提出，隨后便引起了學術界的激烈討論。早期數字經濟等同于“互聯網經濟”，而后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更迭及其與國民經濟各行業的不斷融合，數字經濟已不再局限于產業經濟層面，而是一種基于數字技術運行的更廣泛的新型經濟形態。由于數字經濟內涵界定上存在差異，目前相關測度尚未形成統一標準，總體可分為兩大類：一方面，研究聚焦于數字經濟增加值的核算；蔡躍洲和張鈞南(2015)[3]依托增長核算框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來源進行細致分解，研究ICT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許憲春和張美慧(2020)[4]等基于BEA方法測算了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與總產出等指標，并將其與其他國家相比；郭美晨和杜傳志(2019)[5]利用增長核算模型和兩部門模型，測算出了我國ICT生產性資本存量；另一方面，研究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作為替代性指標，指標體系涵蓋國家、省級和地級市三個層面。當前，限于數據的連續性與可得性，國家層面和地級市層面的指標建構與測度研究較為缺乏，省級層面的研究較為豐富，指標體系的構建也逐漸趨于統一。大多數學者從數字經濟基礎、數字經濟產業等方面構建指標體系，這類研究更為細致，測度結果可信度更高[6-10]。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從四維視角構建省際數字經濟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包含4個一級指標和24個二級指標。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數及其分解方法探究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及來源，并結合Kernel密度估計方法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分布動態演進特征進行考察。

1 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考慮到省級層面統計指標的連續有效性與可獲得性，本文分別選取數字基礎、數字產業、數字創新、數字應用四個維度構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體系。具體而言：(1)數字基礎是數字化技術的廣泛應用和發展，包括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本文參考楊燁軍等(2023)[8]的研究，選取移動電話普及率、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占比等7個二級指標衡量數字基礎發展水平；(2)數字產業強調以數字技術為基礎，通過優化生產流程來提高產業利潤，數字產業已成為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本文借鑒呂明元等(2021)[9]的研究，選取高技術產業企業數、R&D 經費支出占比等5個二級指標反映數字產業的發展水平；(3)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革新，催生出一系列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數字經濟的發展需與時俱進，不斷深入創新發展模式。本文參考焦帥濤和孫秋碧(2021)[10]的研究，從創新投入與創新產出兩大層面，選取ICT相關固定資產投資額與發明型專利申請數占比等4個二級指標衡量數字創新水平；(4)數字應用反映了數字技術與社會生產生活的融合應用情況。本文從個人、企業、政府三大應用主體出發，選取電子商務交易額占比、有電子商務交易活動的企業數比重、一體化政務服務能力指數等8個二級指標衡量數字應用水平。

鑒于此，本文構建中國省際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表1 中國省際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2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結果與分析

2.1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趨勢

本文運用熵權法測算2013—2021年全國及三大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結果如表2所示。測算結果表明，各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皆表現為穩步提升，但地區間仍存在明顯差異。從平均水平來看，全國數字經濟發展平均水平為0.1549，東部地區為0.2317，中部地區為0.1227，西部地區為0.1016。由此可見，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遠超全國平均水平，且遙遙領先于中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總體呈現“東—中—西”依次遞減態勢。對比全國及三大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增速發現，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從2013年的0.1108提升為2021年的0.2038，同比增長83.94%，東、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增幅分別為88.48%、87.38%、71.05%，僅有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增幅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表2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結果

從各維度發展水平來看，中國數字基礎發展水平增速最快，從2013年的0.0168提升至2021年的0.0413，增幅為146.05%；其次是數字應用發展水平，增幅為88.05%，數字產業與數字創新發展水平增幅分別為58.71%、54.75%。東、中、西三大地區各維度發展水平存在差異，總體表現為東部地區發展水平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和中西部地區，但中西部地區追趕趨勢明顯。具體而言，在數字基礎層面，西部地區發展水平增幅最大，增長率為254.16%，其次是中部地區，增幅為209.66%，東部地區增幅為109.49%；在數字產業層面，東部地區發展水平增幅最大，增長率為71.14%，其次是中部地區，增幅為57.74%，西部地區數字產業發展水平遠小于東中部地區，增幅僅為19.06%；在數字創新層面，中部地區發展水平增幅最大，增長率為84.16%，其次是東部地區，增幅為54.95%，西部地區增幅僅為36.89%；在數字應用層面，東部地區增幅最大，增長率為105%，其次是中部地區，增幅為75.46%，西部地區增幅為70.03%。

綜上可知，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呈穩步上升趨勢，但三大地區間存在明顯的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西部地區發展水平始終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各維度測度結果來看，東部地區在數字基礎、數字產業、數字創新、數字應用四個層面均處于領先水平，其中數字產業和數字應用層面發展進步最快。中部地區各維度發展水平僅次于東部地區，且數字創新發展水平增速遠超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以創新拉動數字經濟的發展。西部地區各維度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尤其是在數字產業維度發展水平較低，僅在數字基礎建設層面進步較快，亟須進一步提升數字產業和數字創新發展水平。

2.2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省際區域分布

表3展示了2021年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排名比對結果。由表3可以看出，2021年中國省際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介于0.0846～0.6243，均值(E)為0.2038，標準差(SD)為0.1265，各省份之間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同樣存在明顯差異。具體而言，排名前五位的地區始終是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而排名后五位的省份在西部地區各省份之間轉變，新疆、云南、甘肅等地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始終處于落后地位。本文參考魏敏和李書昊[11]的方法，將綜合指數大于等于E+0.5SD(0.2671)的省份稱為引領型省份，綜合指數小于E-0.5SD(0.1401)的省份稱為落后型省份，綜合指數介于0.1401～0.2038的省份稱為追趕型省份，綜合指數介于0.2038～0.2671的省份稱為進步型省份，四種類型的省份分布如表4所示。領先型省份與排名前五位的省份重合，全部集中在東部地區；進步型省份有山東、天津、安徽，集中在東中部地區；追趕型省份分布較廣，東部地區有福建、河北、遼寧，中部地區有湖北、湖南、江西、河南，西部地區有四川、陜西、重慶、貴州；落后型省份與排名后五位的省份重合，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

表4 四種類型省份的區域分布

總體來看，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西部地區較低，即呈現由東向西梯度遞減的分布格局，進一步表明當前中國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顯著。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引領型和進步型省份占比達到63.64%；中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偏低，追趕型省份占比達50%，落后型省份占比達37.5%；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落后型省份占比達63.64%。這進一步表明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存在“數字鴻溝”的問題，具有兩極分化現象。

3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差異及其分解

為了進一步探究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及來源，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數法，將區域差異按來源分解為區域內差異、區域間差異和超變密度三個部分展開研究，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及貢獻率

基尼系數分解結果顯示，2013—2021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總體差異區間為0.2608～0.2985，整體呈緩慢上升趨勢，即區域差異存在進一步擴大的可能。就區域內差異而言，東部地區基尼系數整體表現為緩慢上升趨勢，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基尼系數表現為下降趨勢。中部從0.1402降為0.1313，下降了6.35%；西部地區基尼系數從0.1635降為0.1546，下降了5.44%。就區域間差異而言，東-西部區域間差異最大，基尼系數由2013年的0.3774上升至2021年的0.4228，增幅約為12.03%；東-中部區域間基尼系數由2013年的0.3177上升至2021年的0.3408，增幅約為7.27%；中-西部區域間基尼系數由2013年的0.1752變為2021年的0.1759，增幅較小超變密度表示，區域交叉重疊對整體差異的影響值較小，可忽略不計。這一結果表明，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內部差異最為顯著，且東-西部地區之間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最突出。

差異貢獻率結果顯示，區域內差異貢獻率為23.38%～25.14%，區域間差異貢獻率為67.66%～72.33%，超變密度貢獻率為4.10%～7.20%。區域間差異貢獻率占比最大，區域內差異貢獻率及超變密度貢獻率較小，說明區域間差異是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差異的主要來源。因此，為促進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重點應從縮小三大地區區域間差異著手。

4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分布動態演進

為揭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時空規律，實現數字經濟健康協調發展，本文采用Kernel密度估計方法對全國及三大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分布動態及演進規律進行分析。圖1展示了以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年、2021年為代表年份、全國及三大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Kernel密度估計結果。

圖1 全國及三大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分布動態

由圖1(a)可知，曲線中心位置整體向右移動，說明2013—2021年全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但曲線表現出明顯的拖尾特征，且這一特征在2017年以后愈演愈烈，說明中國省際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性隨之愈發顯著；2013—2021年整體表現為曲線主峰下降、寬度變寬，說明中國省際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絕對差異逐漸擴大，省份之間的差距逐年遞增。從極化現象來看，2021年出現雙峰分布狀態，說明全國數字經濟發展存在兩極化趨勢。

由圖1(b)可知，東部的核密度曲線中心位置右移，曲線高度下降，且寬度變寬，表明東部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有所提升，但省份之間的發展水平差異呈現逐漸擴大的趨勢；曲線右拖尾延展拓寬，且在2017年后愈發顯著，說明東部省份之間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明顯，在考察期內差距逐漸擴大，2021年發展水平最高的廣東比發展水平最低的海南高出386個百分點；東部地區的曲線只有一個主峰，說明尚未出現極化現象。

由圖1(c)可知，中部地區的核密度曲線中心位置右移明顯，主峰寬度在2013—2017年小幅縮窄，2017年后拓寬，說明中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有較大提升，各省份之間的絕對差異經歷了小幅縮小后逐漸擴大；曲線無明顯的拖尾現象，且表現為單峰狀態，說明中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小，尚未出現極化現象。

由圖1(d)可知，西部地區的核密度曲線與全國核密度曲線相似，在考察期內曲線中心位置右移，主峰高度表現為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過程，曲線寬度變寬。表明西部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有所提升，發展指數的聚集程度先提高后下降，各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同樣存在非均衡性。曲線存在右拖尾現象，說明西部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絕對差異呈擴大趨勢；曲線只有一個主峰，表明尚未出現極化現象。

5 結語

本文基于2013—2021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選取數字基礎、數字產業、數字創新和數字應用4個維度24個指標，運用熵權法對中國30個省份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數及其分解法探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差異的來源。研究結論如下：(1)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呈上升趨勢，但存在顯著的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大幅領先于中西部地區，即由東部向西呈現明顯的階梯式下降的分布特征。分維度結果顯示，東部地區在數字基礎、數字產業、數字創新、數字應用四個層面均處于領先水平，中部次之，西部地區較為落后。但中部地區數字創新發展水平增速遙遙領先，西部地區數字基礎發展水平增幅最大，均表現出強勁的追趕趨勢；(2)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主要來源于區域間差異，區域內差異和超變密度的貢獻率較小。在考察期內，區域間差異整體呈擴大趨勢，且東部和西部地區的區域間不平衡問題最為顯著；(3)核密度估計結果顯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持續上升，但發展不平衡問題愈發顯著，且在2021年出現極化現象。三大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同樣存在非均衡性，但未出現極化現象。因此，東部地區各省份應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當好“領頭羊”角色，帶動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共同發展。中西部地區應充分激發數字產業及數字應用發展活力，促進數字技術與社會生產生活融合發展，縮小區域間差異，推動中國數字經濟協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