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態對比增強磁共振成像聯合彌散加權成像檢查對浸潤性乳腺癌預后的評價準確性

鞠德峰

（無錫市惠山區老年病醫院影像科 江蘇 無錫 277000）

浸潤性乳腺癌是常見的乳腺癌類型，為一種存在許多形態學表型的惡性腫瘤，以腺癌居多，可對周圍組織造成侵犯，出現遠處轉移。浸潤性乳腺癌按照各自特有的預后或者臨床特征劃分為不同的組織病理學類型，患者的預后情況存在較大差異。對浸潤性乳腺癌患者的預后情況進行早期預測，有助于針對性治療，促進患者預后狀況的改善[1]。以往臨床上腫瘤大小、腋窩淋巴結轉移、組織學分型分級情況等指標對該病患者的預后進行評估，但需要通過穿刺活檢、手術等方式獲得結果，會對患者機體造成創傷，并可能存在病灶轉移播散風險。因此，需要選擇一種無創、高效的預后評估方法。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技術在乳腺癌診療中具有重要作用，具有較高的組織分辨率，其能夠觀察到肉眼無法識別的顯微結構[2]。本次研究就動態對比增強磁共振成像（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DCE-MRI）聯合彌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在該病預后評估中的效果展開分析，現將具體內容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9 年1 月—2023 年8 月無錫市惠山區老年病醫院就診的40 例浸潤性乳腺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年齡為28 ～73 歲，平均（53.42±4.10）歲。

納入標準：（1）初診；（2）經病理活檢結果顯示為浸潤性乳腺癌；（3）自愿參與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1）并發其他惡性腫瘤；（2）檢查前接受過抗腫瘤治療；（3）心、肝、腎、肺等重要臟器功能障礙；（4）磁共振檢查禁忌證。

1.2 方法

檢查儀器為GE 公司1.5T 磁共振成像儀（型號：Optima MR 360）?；颊呷「┡P位，雙乳自然下垂并置于乳腺專用線圈內，應用探頭對雙側乳房進行平掃。后行DCE-MRI 檢查：應用軸位短恢復時間反轉恢復磁化準備自旋回波（TIRM）壓脂T1WI 序列、T2WI 序列，T1WI 的TR 為400 ms，TE 為10 ms，掃描層厚為5.5 mm，視野（FOV）為266 mm×266 mm，翻轉角為90°；T2WI 的TE 為60 ms，TR 為5 000 ms 掃描層厚為5.5 mm，FOV 為269 mm×269 mm，翻轉角為90°。三維快速小角度激發成像（3D FLASH）序列，參數設置：TE 為3.93 ms，TR 為8 ms，層厚為0.8 mm，層數為72 層，分辨率為448 dpi，翻轉角為12°，視野為34 mm×34 mm，體素為0.9 mm×0.8 mm×0.8 mm，單次掃描時間為34 mm。應用高壓注射器經患者肘靜脈注射釓噴酸葡胺（Gd-DTPA）造影劑0.2 mmol/kg，速率控制在3.0 mL/s，在注射15～25 s后，再注射15 mL 0.9%氯化鈉溶液，速率相同，之后進行3D FLASH 連續掃描。DWI 檢查應用單次激發平面回波成像（SE-EPI）序列，TE 為7 900 ms，TR 為73 ms，視野為42 cm×42 cm，矩陣為128×130，層厚為8 mm，層距為2 mm，層數為20 層，同時通過回波平面成像技術抑制脂肪信號，b=500 s/mm2和1 000 s/mm2。在圖像上設置感興趣區，在避開明顯低信號壞死區與脂肪組織的同時將整個病灶包括在內。對病灶的表觀彌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s，ADC）進行測量。

1.3 觀察指標

（1）觀察患者腫瘤整體的對比劑灌注定量參數容積轉運常數（volume transfer constant，Ktrans）、速率常數（rate constant，Kep）和ADC 值3 次測量的平均值進行觀察。（2）進行免疫組化檢測，檢測方法為免疫組化鏈霉素抗生物素蛋白-過氧化物酶法（streptavidin-perosidase，SP），檢測指標為雌激素受體（estrogen receptor，ER）、孕激素受體（progesterone-receptor，PR）、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ER、PR 陽性表達標準為：乳腺癌細胞核棕黃色染色顆粒，超過25%的癌細胞核著色明顯；HER-2 陽性表達標準：乳腺癌細胞膜上超過10%存在明顯著色。（3）觀察患者的預后相關因素，包括腫瘤最大直徑、組織學分級、有無淋巴結轉移等。（4）觀察不同磁共振成像技術與該病預后因素的相關性。

1.4 統計學方法

利用SPSS 25.0 軟件處理數據。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 s）表示，行t檢驗或方差分析；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和百分率[n（%）]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相關性分析應用Pearson 系數。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為P＜0.05。

2 結果

2.1 預后因素分布情況

40 例浸潤性乳腺癌患者中，21 例的患者腫瘤最大直徑在2 ～5 cm。淋巴結轉移24 例。ER 陽性28 例，PR陽性29 例，HER-2 陽性11 例。組織學分級為Ⅰ級10 例，Ⅱ級24 例，Ⅲ級6 例。

2.2 預后因素與DCE-MRI 對比劑灌注定量參數比較

DCE-MRI 檢查不同腫瘤最大直徑、組織學分級、遠處轉移、ER、PR 者的Ktrans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1。

表1 預后因素與DCE-MRI 對比劑灌注定量參數比較（± s）

表1 預后因素與DCE-MRI 對比劑灌注定量參數比較（± s）

預后因素 例數 Ktrans F/t P Kep F/t P腫瘤最大直徑/cm ≤2 13 1.90±0.43 9.849 ＜0.001 0.85±0.22 8.256 ＜0.001 2 ～≤5 21 2.30±0.55 1.20±0.36＞5 6 3.92±0.64 1.53±0.43組織學分級 Ⅰ級 10 1.47±0.38 8.928 ＜0.001 0.94±0.20 4.467 ＜0.001Ⅱ級 24 2.13±0.46 1.09±0.24Ⅲ級 6 4.22±1.09 1.94±0.41淋巴結轉移 未轉移 16 2.00±0.49 2.850 0.005 1.08±0.36 1.284 0.207轉移 24 2.41±0.56 1.25±0.44遠處轉移 未轉移 32 2.10±0.53 4.758 ＜0.001 2.33±0.50 7.268 ＜0.001轉移 8 3.13±0.62 3.62±0.61 ER 陽性 28 1.93±0.42 9.126 ＜0.001 1.02±0.30 3.681 ＜0.001陰性 12 3.33±0.50 1.46±0.44 PR 陽性 29 1.96±0.67 4.576 ＜0.001 1.00±0.25 3.234 0.003陰性 11 3.10±0.79 1.34±0.40 HER-2 陽性 11 2.11±0.60 0.135 0.894 1.26±0.39 1.445 0.157陰性 29 2.14±0.64 1.10±0.28

2.3 預后因素在DWI 上的表現

DWI 檢查結果顯示，不同腫瘤最大直徑、組織學分級、淋巴結轉移、遠處轉移、ER、PR、HER-2 的ADC=500 s/mm2和1 000 s/mm2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2。

表2 預后因素在DWI 上的表現[n（%）]

2.4 MRI 技術與預后因素相關性分析

DCE-MRI 檢查中Ktrans、Kep同腫瘤最大直徑、淋巴結轉移、遠處轉移、組織學分級均呈正相關，同ER、PR 呈負相關，DWI 檢查中ADC=500 s/mm2和1 000 s/mm2除免疫組化情況外均與其呈負相關（P＜0.05）。見表3。

表3 MRI 技術與預后因素相關性分析

3 討論

乳腺癌為女性惡性腫瘤中比較常見的一種，浸潤性乳腺癌屬于多發類型。早期明確浸潤性乳腺癌的組織病理學類型以及預測預后情況，對于促進患者生存率提升及預后改善意義重大。

PR、ER 為調節乳腺細胞生長發育的雌激素、孕激素受體，其表達水平與月經周期變化有關[3]。乳腺組織出現癌變時，可能會出現PR、ER 丟失情況。PR、ER 丟失后，癌細胞生長增殖不會受到內分泌調控，故經內分泌治療的效果較差。HER-2 參與了細胞生長、增殖以及分化，會促使腫瘤的侵襲性增加，當HER-2 過度表達時表明惡性程度較高[4]。HER-2 可作為獨立的預后指標，為乳腺癌患者的用藥提供指導。同時腫瘤最大直徑、淋巴結轉移與遠處轉移等均可對該病患者的預后進行反映[5]。但是更多的指標在治療后才能進行觀察，不利于臨床盡早采取有效措施來改善預后。

乳腺鉬靶X 線顯示浸潤性乳腺癌的主要征象為腫塊、毛刺與鈣化，存在毛刺征的患者ER 表達率會比無毛刺征患者、腫塊患者高，提示乳腺鉬靶X 線征象并不能對浸潤性乳腺癌惡性程度高度進行判斷。乳腺超聲能夠觀察到浸潤性乳腺癌患者的腫瘤內部鈣化且存在豐富血供，并存在腋窩淋巴結轉移情況。同時ER、PR 陽性患者的腫瘤生長速度較慢，出現淋巴結轉移情況相對較少。但由于雙側乳腺癌可能存在內部回聲、鈣化、血供方面的差異，因此，在應用乳腺超聲判斷預后情況時可能會出現誤差。MRI技術具有良好的軟組織分辨率，通過多平面、多序列成像能夠將病變所在部位、范圍和同周圍臟器的關系清楚顯示出來。其次，磁共振成像技術無X 線輻射，能夠進行反復多次檢查，檢查結果較為準確。但MRI 平掃在顯示鈣化、骨性結構方面存在不足，且存在較多偽影，會影響對該病患者預后的判斷[6]。

DCE-MRI 技術能夠對組織微循環血流灌注情況進行反映，將病灶血供特點清晰顯示出來，通過注射對比劑能夠對病灶部位血流動力學情況進行較好地觀察，進而病灶內不同組織細胞生物學行為可得到準確反映[2]。Ktrans和Kep屬于定量灌注參數，可對乳腺癌病情程度進行反映。DWI 檢查中，水分子活動受限程度可對惡性腫瘤細胞密度進行反映，乳腺癌患者的腫瘤細胞密度越高，ADC 值越低，提示病情越嚴重[7]。本研究結果顯示，DCE-MRI 和DWI檢查的參數與預后指標存在一定的相關性（P＜0.05），與徐曉偉等[8]的研究結果一致，提示兩項磁共振成像技術聯合應用可對患者的預后進行有效預測。

綜上所述，DCE-MRI 聯合DWI 檢查在預測浸潤性乳腺癌患者預后方面具有一定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