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我國鄉村治理:必要性、問題及實踐路徑*

文豐安,羅雅潔

(1.重慶社會科學院 改革雜志社,重慶 400020;2.重慶工商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重慶 400067)

一、導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在追求現代化發展的大背景下,鄉村作為中國社會的基礎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審視中國現代化進程并探討其特殊境遇時始終不能忽視的重要環節。黨的十九大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指出要建設“法治、德治、自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格局,為鄉村治理繪制藍圖,為鄉村振興指明方向。但要進一步貫徹落實好鄉村振興戰略,對鄉村治理也提出了更高的時代要求,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成為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關鍵環節。黨的二十大不僅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進行了深刻闡釋,還揭示了未來五年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主要目標任務。因此,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需要提升鄉村地區治理水平,加快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步伐。

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現代化,鄉村治理現代化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是黨中央依據我國新發展階段和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做出的必然選擇,也是順應時代發展和國家戰略部署的必然取向,更是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和夯實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的必然要求。因此,破解現階段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鄉村治理的諸多難題和現實短板,加快解決鄉村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會矛盾是中國式現代化治理道路上亟須突破的難點?；诖?筆者通過探尋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鄉村治理的基本內涵和思想發展歷程,深入剖析我國現階段鄉村治理的必要性及其現實問題,以期為中國現代化治理體系建設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撐和實踐參考。

二、相關研究進展

鄉村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孕育出許多優秀文化,但隨著歷史發展和社會的不斷演進,我國鄉村地區在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中還存在諸多問題,這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筆者通過相關文獻梳理,將學界有關中國式現代化和鄉村治理的研究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學界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相關研究

首先,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和特征。張艷濤、王婧薇(2021)[2]認為中國式現代化是突破了傳統蘇聯現代化模式,初步超越了以資本邏輯為主導的西方現代化道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重要途徑。張占斌、王學凱(2022)[3]認為中國式現代化既具有現代化的一般特點,又具特殊之處,是具有世界性、主動性、全面性、協調性等特征的現代化。

其次,學界研究主要圍繞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邏輯展開。從整體邏輯上,王治東(2021)[4]認為中國式現代化積累了現代化建設的歷史經驗,創立了現代化建設的思想理論,確立了現代化建設的時代方向,把握了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體現了歷史演進邏輯、理論發展邏輯和實踐推進邏輯的統一。臧峰宇(2022)[5]則從實踐邏輯上認為,在改革開放40多年的實踐中,中國式現代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場域呈現了馬克思現代性思想中國化的實踐邏輯。宋文元(2022)[6]從現實邏輯出發認為,從黨的十八大將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確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到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分兩步走在21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

此外,學界還圍繞中國式現代化的意義展開論述。魯明川(2021)[7]認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創,為全球發展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了中國力量。王藝苑、蔣明敏(2022)[8]認為在新的歷史征程上,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在提升馬克思主義全球意識形態話語權、重塑現代化的路徑、創造人類文明形態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了新的時代貢獻。姚洋(2022)[9]認為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四個層面的意義,是中國共產黨發揮社會中堅力量的重要體現,是以較短的時間跨越傳統到現代的“峽谷”的深刻體現,是將人的全面發展納入社會建設之中的重要表現,是將務實主義作為行動指南的哲學。

(二)學界關于我國鄉村治理的相關研究

首先,自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我國鄉村地區各方面發展已取得顯著進步,但現階段鄉村治理領域仍存在諸多短板,因此學界對我國鄉村治理中的現存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究。劉奕衡(2021)[10]從鄉村治理轉型視角,認為治理機制不完善的問題成為新農村社區治理轉型的制約性因素。趙成偉、許竹青(2021)[11]從數字化建設角度出發,認為農村地區在推動鄉村產業、公共服務、鄉村治理數字化等方面還存在諸多短板。

其次,隨著“互聯網+”等新興技術的出現,學界將“數字化”考量到鄉村治理實際工作中,并針對其意義進行深入探討,指出實現數字化鄉村將是未來鄉村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曾億武、宋逸香、林夏珍等(2021)[12]從數字化發展戰略意義角度,認為充分認識和深刻把握數字鄉村發展策略實施,有助于明確歷史使命,堅定發展方向,增強奮斗決心,提高執行標準,統一行動意志。江維國、胡敏、李立清(2021)[13]從數字化平臺賦能鄉村治理的意義上,認為數字化平臺整合多類治理力量能促成多主體共治局面,有利于鄉村治理決策的智能化轉型,農業數字化轉型有利于夯實鄉村治理物質基礎,教育資源數字化能加快鄉風文明建設,為鄉村治理創造良好的人文環境。文豐安(2022)[14]從數字化引領鄉村實現現代化的意義上,認為加快數字技術賦能鄉村建設現代化不僅有利于筑牢數字鄉村的發展基礎,而且通過提升農民的數字素養,為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和數字中國提供有力支撐。

此外,為破解現階段我國鄉村治理中的難題,學界也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究。郭棟(2019)[15]認為突破鄉村治理的困境可從鄉村治理主體、治理政策入手,重視發揮德育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實現鄉村“三治”融合發展新局面,促進鄉村治理新格局。秦中春(2020)[16]認為歷史新方位上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工作要實行問題導向,在政策目標上提高認識、有所聚焦并逐步拓展,在政策措施上改革完善管理體制,加強黨的領導和政府組織協調,貫徹落實群眾路線,夯實政治建設,以法治立秩序,從而使鄉村治理體系更加健全,治理效果大大提升。李小偉(2021)[17]則強調大數據的重要性,認為將大數據技術更加深入地應用于鄉村治理,是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趨勢。

綜上所述,目前學界就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特征、建設邏輯和意義,我國鄉村治理中的問題,數字化建設在鄉村治理中的重要意義以及如何推進鄉村治理等幾個方面進行了廣泛研究,這為本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論來源和經驗總結。我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成為目前我國推進現代化道路中亟須關注和重點突破的領域。雖在黨的二十大成功召開后,學界對于中國式現代化和鄉村治理研究愈發關注和深入,但就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有關鄉村治理方面的研究還不夠細化和完善,因此,本文通過梳理歷屆中國共產黨人的鄉村治理思想,揭示現階段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必要性,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鄉村治理提供更加完善的理論基礎和價值支撐,同時通過對現階段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我國鄉村治理的現存問題進行分析,為其提供相關路徑建議,對進一步推進我國鄉村治理和現代化建設提供一定的借鑒。

三、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治理理論及其必要性

鄉村治理現代化是指,基于中國現有鄉土現狀及特色,運用現代化治理模式,實現中國鄉村地區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及其生態五個方面從傳統向現代化的轉變,最終實現鄉村地區經濟快速提升、政治制度更加完善、鄉村文化得以傳承和創新,人民生活水平極大提升,鄉村生態得以改善,鄉村地區物質與精神文明協同發展的鄉村建設新風貌。深入剖析我國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歷史邏輯,牢固把握歷屆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進行鄉村治理的脈絡,對于聚焦黨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上的建設指引,對實現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從2035年到21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中國共產黨領導鄉村治理的歷史進程

探索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鄉村治理歷程,可以發現既不是簡單的“國家中心論”,也不是簡單的“社會中心論”,而是不同時期物質生產力和意識能動性辯證統一的邏輯結果,具有階段性、規律性和能動性[18]。因此,探尋歷屆中國共產黨人的鄉村治理歷程是我國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理論脈絡。

1.新中國成立前后鄉村治理的起步與探索

第一,重視發揮農民主體性力量。在革命早期,毛澤東同志調研發現了農民階級在社會革命和建設中的不可替代性,并在1925年《論中國各階級分析》一文中指出,要充分重視農民的力量,要重視中國農村所蘊藏的潛力。而后在1927年,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方針,積極發揮農民階級主力軍的作用,并帶領廣大農民為實現國家獨立而頑強斗爭,讓農民真正擁有社會主人翁精神。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進入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依舊高度重視農民階級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體地位和重要力量,始終將農民階級的力量放在國家治理和建設的重要位置上。第二,提出農業現代化目標。1945年,在提交《論聯合政府》的書面報告中,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農業現代化”的目標,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要在之后的若干年時間里,逐步實現中國由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的轉變。此后,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要實現從落后的農業國向先進的工業國轉變的奮斗目標。毛澤東同志還十分重視“科學技術”這一重要生產力在農業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這和我國現階段要推動數字化在鄉村治理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不謀而合。第三,重視鄉村的全面發展。毛澤東同志強調要實現國家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也需注重農民主體的素質提升,好的教育對于農民和農村地區治理具有關鍵性意義,強調農村領導干部還應要親自加入農村治理工作實踐中,在實踐中不斷了解真實治理進程,并在實踐中提升自我治理業務水平。

2.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治理的深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人鄉村治理歷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重視農業發展和農村地區的穩定。鄧小平同志從我國這樣一個農業占到全國經濟總量的80%的大國經濟基礎和農民人口數占據全國總人口數的80%的人口國情出發,指出要以農業為基礎,實現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解決農民現實所需,社會才會穩定和諧。第二,提出“先富帶后富”理論。所謂先富帶后富,就是指讓那些擁有沿海地域優勢的地方先富裕起來,再讓先富地區帶動貧困地區發展,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第三,重視鄉村社會領域治理建設。針對當時我國鄉村發展現狀,鄧小平同志十分重視鄉村地區社會領域建設。鄉村治理制度建設方面,鄧小平同志認為,要想推動鄉村發展,不可僅靠單一主體力量,還需制度建設加以輔助。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建立到有關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以及給鄉村地區放寬一定經濟發展的制度條件,最終推動了我國鄉村地區包干到組、包產到戶取得良好進展,實現了鄉村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為我國鄉村現代化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第四,重視教育、科技在推動鄉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為提升生產水平,鄧小平同志指出,科學技術在提高農村地區發展和效率中的重要性,強調要提升科學技術能力,需大力培養科技人才,以此作出教育“三個面向”的新思想和“科技是關鍵,教育是基礎”的論述,這些論述的提出也為我國后續社會發展及建設奠定了廣泛的人才基礎和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撐。

面對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初步成就,以及人們思想在對外開放中受西方觀念的影響,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指出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各項事業中的重要代表性。這一時期,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鄉村治理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強調黨在鄉村工作中的領導核心作用。江澤民同志指出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引,保障農民自主權利,充分發揮鄉村活力,掃除落后生產力,促進鄉村地區治理建設工作順利開展。第二,重視農業和農村地區發展狀況。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肯定農業在鄉村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指出要更多地關注鄉村和村民,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點放在鄉村治理和建設上。此外,針對我國鄉村地區基礎設施薄弱的現狀,指出應把鄉村生態建設作為治理的中心環節,強調完善鄉村地區水利設施、防洪設施建設,以此改善我國鄉村地區落后面貌等問題。第三,重視鄉村治理中法制和德治相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江澤民同志指出既要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來規范多樣化的經濟活動,也要加強人民的思想品德教育,實現法治和德治的統一治理。

21世紀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思想,強調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指出物質財富得到一定積累,需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現對農村地區的生態和社會主義發展的總體謀劃。第一,注重統籌城鄉發展?？茖W發展觀強調要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針對城鄉發展不協調問題,將城鄉統籌放居“五個統籌”中的任務之首,要求依據五大統籌相關性工作指示,通過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實現城市與鄉村兩者之間的友好往來和協調發展。第二,重視民生建設。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應對“五個統籌”之中統籌之首的有力舉措,也是通過長效機制積極推進“農業、農村、農民”的有效途徑。第三,提出創新農村社會管理模式。改革開放進入發展關鍵期,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基于我國新環境中多發的社會矛盾強調,要繼續推進改革,創新農村體制機制。這一時期中最值一提是實施農村稅費改革,它標志著我國從以農促工發展的時代步入以工哺農發展的時代。此外,在這一時期,為了更加全面地促進新農村體制改革,國家還穩步推進農村戶籍制度改革,初步形成了四方協作的社會管理格局,這為農村社會管理模式提供了制度和多方人員支持。

總的來說,中國共產黨人強調農民在農村現代化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強調科技、體制在農村發展和治理中的重要性,這些理念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鄉村治理的發展提供了經驗和智慧。

3.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鄉村治理的成效

黨的十九大,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尤其注重黨的建設,將鄉村黨建作為鄉村基層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指出鄉村黨建建設好不好直接影響鄉村地區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也影響著我國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目標的實現。第二,重視帶領鄉村地區實現真實性、精準性脫貧。事實證明,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國已順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擺脫了絕對貧困,現正朝著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奮力前行。第三,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和推動鄉村地區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建設目標。為實現歷代中華兒女共同富裕的夙愿,破解鄉村地區的發展短板,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提出鄉村振興就是要實現鄉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钡哪繕?指出要以村民自治,法制和德相融合的方式來達到鄉村的有效治理。強調科技在推動鄉村治理和建設中的重要作用,要求運用互聯網、云鏈接等數字技術為復雜的鄉村治理工作帶來高效化、智能化和便捷化的服務,推進鄉村治理工作的有效實施,加快提升我國鄉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現代化水平。

總之,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在時代更替和社會變遷中,針對鄉村各個不同發展階段上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具有時代性的戰略,體現出黨中央對我國鄉村發展和治理的高度重視,也深刻體現出我國黨中央的鄉村治理既有一脈相承性,也有時代創新性,并以此共同匯聚成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治理的理論根脈,推動著我國鄉村治理體系的完善和鄉村現代化的發展。

(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推動鄉村治理的必要性

我國已開戶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因此,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繼續推動鄉村治理既是對國家頂層現代化治理的有力回應,也是持續推動鄉村地區朝現代化發展的必然選擇,同時也符合中國鄉村發展實踐的必然走向。

1.國家頂層現代化治理規定了鄉村治理的現代化取向

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頂層設計和法治實踐相結合,提升法治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效能[19]。2021年,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0]。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建設,并將其鄉村治理現代化納入國家整體發展布局當中,為加快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發揮出該治理體系最大效能,不僅提供了相關法律制度保障,還為其提供了現實途徑指引。而鄉村治理現代化作為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整體戰略布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地區必然要緊隨國家現代化治理的時代脈搏,依照中央指示,積極開展相關治理工作。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將鄉村作為國家現代化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這也規定著接下來鄉村地區的治理方向和目標取向。因此,鄉村治理現代化作為國家頂層現代化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提升我國現代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2.鄉村發展的實踐邏輯驅動了鄉村治理的現代化取向

中國的現代化治理與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治理有所不同,表現為國家領導下實現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模式。而進行鄉村治理的主要原因更多是國家整體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亟須解決鄉村發展中的內生問題和現實需求,以此促進國家現代化整體性發展,這就使鄉村治理現代化呈現出國家整體性社會發展動力與鄉村內在性治理需求動力有機融合的特點。此外,鄉村治理現代化是嵌入在鄉村社會結構與變遷之中的政治社會過程[21]。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以及歷屆中共主要領導人鄉村治理實踐,我國現階段鄉村治理現代化主要呈現以下兩個主要特點:一是鄉村社會結構逐漸轉向現代化。城鎮化的長期發展使鄉村地區的人口素質、生活方式、生產方式也深受城市現代化發展影響,使其社會結構、人口思想等多方面逐漸向現代化方向發生轉移。二是現代化進程中,鄉村治理體系面臨新挑戰。城鄉關系愈發緊密,卻讓鄉村地區治理體系弊端日益凸顯,“熟人社會”下的眾多鄉村問題頻發,這些問題的出現對傳統鄉村治理體系發起挑戰,鄉村地區亟須不斷在鄉村治理實踐中實現向鄉村治理現代化的轉向,才能更高效地進行鄉村建設。因此,國家現代化發展需要和鄉村社會內在發展的實踐證明,實現鄉村現代化是鄉村治理的必然趨向。

四、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我國鄉村治理存在問題

(一)鄉村治理主體:村干部、村民現代化治理認知和能力不足

鄉村自治是煥發基層治理生命力和活力的重要表征,村干部、村民作為鄉村治理主體中的重要成員,是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體現,也是鄉村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中堅力量,但現階段鄉村治理主體(村干部、村民)自身存在的問題,嚴重影響了我國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就治理主體村干部而言:第一,村干部治理觀念“陳舊”且存在權力異化問題。長期以來,我國鄉村治理如費孝通在《鄉土社會》中表述出的最大特性就是長老治村,但“家長式管理方式”的長老治村,讓鄉村其他多元治理主體難以獲得鄉村治理主動權和相關村務治理的參與感。此外,鄉村治理權力的集中也成為某些村干部為自身和親屬謀私利的誘因,鄉村治理過程中難以真正實現平等參與和凝聚起各方力量。第二,村干部治理人均“老齡化”且數字化意識淡薄。數字化時代的到來對鄉村治理村干部提出更高要求,然而傳統經驗主義思想卻讓我國鄉村地區普遍盛行“年長者,經驗足”的固化思維,以至面臨新智媒時代背景下的“數字福利”,年長村干部們難以快速掌握及運用各項數字化治理技能,其在鄉村治理中創新思維差、治理統籌能力有限、工作方式陳舊,無法快速為所在鄉村地區謀取數字時代的最大效益。而村民在面對現階段復雜化鄉村治理問題時,也不再選擇依靠村干部解決,最終讓村干部的領頭羊功能逐漸弱化,鄉村治理工作難以有效推進。就村民這一鄉村治理主體的絕大多數而言:第一,村民鄉村治理現代化“當家人”意識不強。城市“虹吸效應”導致留守鄉村大多數是因年齡或能力無法在城市謀生的人,人口大量流失使鄉村成為村干部權力的獨家治理場域,而選擇通過基層治理發揮治理主人翁的村民意愿逐步降低,從而致使鄉村治理主體的“當家人”意識薄弱。第二,村民運用數字化能力弱。截至2022年底,國家統計局給出全國網絡零售總額為13.97萬億元,而全國農村地區網絡零售額僅為2.17萬億元,僅約占全國網絡零售總額的0.16倍。由此可知,村民在數字時代下的市場敏銳度和嗅覺不強,難以運用數字平臺實現線上交易,因此也難以實現現階段下國家提倡以“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引領鄉民生活方式轉變和治理方式多元性社會發展的要求,更加難以推動形成數據信息環境下多主體參與鄉村公共治理的新格局。

(二)鄉村治理機制:基層選舉、治理監督體制作用發揮不足

農村地區要實現從傳統向現代化的轉向,提升鄉村治理機制建設始終是我國鄉村治理的重點。但就目前來看,基層選舉制度和鄉村治理監督體制內在作用發揮不足。就基層選舉制度發揮來看:首先,基層選舉參選意愿低,選舉制度無法體現其真正價值。目前鄉村地區勞動力和青年大都選擇進城務工、求學,鄉村選舉時沒時間或不愿回鄉參與選舉,大城市“虹吸效應”使大量老年人留守鄉村,但因年齡等多重因素使他們在面對鄉村基層選舉時多表現為不夠積極。其次,鄉村基層選舉輕程序化現象嚴重。一些鄉縣在選舉前已事先將候選人名單列出,選民參選時只需針對名單上“指定”候選人進行選舉即可,這讓大部分鄉縣村民權利落實不充分。第三,鄉村選舉中存在漏洞。候選人“以錢買票”和“請飯拉票”現象時有上演。以上問題損害鄉村基層選舉制度,無法充分展現鄉村治理現代化中人民當家作主的意義。就鄉村治理監督體制來看:首先,鄉級政府權力過于集中,鄉村治理多元治理主體并未形成有效統一。政府、村民和鄉村社會組織作為共同獲鄉村治理“入場券”的主體,但卻一直處于領導與被領導關系。政府負責傳達上級鄉村治理建設工作指令,村民和鄉村社會組織負責實施和聽從上級安排。一些鄉鎮地區為追求鄉村現代化發展,組織修建具有現代化風格的形象工程,實用性極差,僅為美觀,完全是為應付上級下發的任務指令。這種上級權力集中化下級監督不到位的現象,無形中影響鄉村治理現代化工作開展的有效性。其次,村民法律意識淡薄。村民大多法律認識淺顯且運用不多,村民難以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利益,或是利用法律對上級干部形成有效監督。鄉村治理監督機制作用缺失,影響鄉村治理工作合法有序開展。

(三)鄉村治理所需要素:治理所需人才、資金、資源要素不足

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離不開人才、資金、資源三大要素支持,但現階段鄉村在這三大治理方面卻呈現所需要素不足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城市“虹吸效應”造成鄉村地區人才流失嚴重。人才是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關鍵,但受長期“城鄉二元結構”發展影響,城鄉發展差距愈發明顯,新智媒時代下城市率先掌握智能化社會的發展紅利,大城市充分彰顯出對大多農民和青年人才的“虹吸效應”,以致鄉村地區人口長期呈現“出大于留”的情況。城鄉長期人口流動不平衡造成鄉村自治所需人才嚴重缺失,而留鄉老齡人口難以激發其治理熱情及活力,缺少人才作支撐也不能培育治理新鄉賢,因而鄉村治理現代化工作難以實現重大突破。第二,單一化小農經濟難以為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資金支持。一方面,鄉村薄弱的金融體系和資金流動性的不足難以為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更多資金支持,城鄉人口流動不平衡也造成鄉村出現“人走錢走”的情況,基礎單一化金融體系和資金來源的減少,使鄉村地區難以有多余資金為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小農經濟仍是現今鄉村現代化發展的主體,亟須另尋新路為鄉村高水平生活發展提供資金支持。此外,鄉村在生態治理方面需花費大筆資金進行治理,而大多鄉村僅依靠國家財政資金補貼進行鄉村生態環保工作,資金不足導致治理效果有限。第三,鄉村文化資源未得到有效保護,文化基因弱化。鄉村中孕育出的優秀傳統文化承載著時代更替、社會變遷的發展印記,并體現在我國現今眾多傳統節日和傳統習俗中,但受西方思想沖擊嚴重,特別是青年一代在面對我國鄉村文化表現出一定的疏離感和冷漠感,流傳千古的鄉土文化后繼乏力。

五、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推進鄉村治理的實踐路徑

(一)實行雙主體合作共治,提高村民、村干部現代化治理能力

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指出:“要提升鄉村治理效能,要堅持以黨建引領鄉村治理,強化縣鄉村三級治理體系功能?！盵22]這為我國現階段鄉村治理現代化如何提升治理主體建設指明了方向。因此要想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目標,需從發揮村干部、村民鄉村治理主人翁作用出發,實行雙主體合作共治,破除傳統“長老制”單一化治理弊端。

一方面,針對治理領頭羊的村干部而言。首先要堅持以黨建為引領,強化自身黨性修養和理論知識學習。提升基層黨組織的思想引領力,就是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統一思想、指導實踐,這是實現鄉村治理的關鍵[23]。依據中央組織部《關于加強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的意見》要求,基層村干部亟須重塑思想意識觀念,強化自我黨性修養和黨員作風建設。在實際工作中,要以《中國共產黨章程》為思想引領,堅持公正執法,杜絕“人情”社會下的一切腐敗行為,時刻牢記為人民服務,切實維護好廣大村民的根本利益。其次要增強治理責任,強化自身數字化治理能力。新智媒時代下,數字化建設將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鄉村治理建設中的關鍵一環。因此,基層村干部需強化自身信息化基礎知識和能力培養,提升數字化管理、運用、操作水平。最后要敢于選賢任能,激勵新鄉賢展現新風采。要敢于任用以大學生為主要代表的年輕村干部,通過“選優培強”提升鄉村治理隊伍質量,夯實治理人才隊伍建設,運用數字化治理手段,促進基層治理由“減負”向“增能”轉變,筑牢駐村建設工作隊,以此帶領鄉村地區走上現代化建設新道路。

另一方面,針對村民而言。首先要強化村民治理的“當家人”意識,提升鄉村治理熱情。通過開通村民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增強村民與村干部之間的溝通,村民獲得更多治理工作的參與感和責任感,增強村民對村干部治理工作的監督力度,激活鄉村治理的內生動力,為提升鄉村治理現代化創造了有利條件。其次要培育村民數字化意識,提高數字化使用能力。增強智能媒介在鄉村地區的輻射作用,多渠道為鄉村經濟發展增添動力,打破傳統鄉村小農經濟效益低下現象,加快推進鄉村發展現代化步伐,為鄉村發展注入新的生機與活力。村干部應積極開展數字化專項培訓課,讓村民快速掌握數字化軟件的操作熟練度,通過數字媒介及時了解外部信息。村民需自覺加強數字化意識養成,積極參與數字專項課程培訓,減少因文化背景、年齡差距等問題帶來的“數字鴻溝”弊端,不斷滿足自我多樣的現代化生活需求,善用基于“互聯網+”戰略建立的“互聯網+黨建”“互聯網+政務”等新模式,實現鄉村服務一門式辦理、一站式服務,政府建立政務公開平臺[24],以正規化渠道維護自我利益訴求和自身合法權益,使自身參與鄉村治理現代化的能力和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二)建立“三治”融合的現代鄉村治理體系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因此堅持“自治、法治、德治三種治理方式組合起來,能夠發揮各種治理方式的優勢,彌補其他治理方式的短處”[25],以此凝聚鄉村治理合力,有效促進鄉村治理工作順利開展。

1.以“自治”為基礎,提高鄉村多主體主人翁自治意識。依據現階段城市“虹吸效應”造成鄉村地區“空心化”嚴重的現狀,治理關鍵需提升村民參與意識,并將村組織、鄉鎮企業等多個治理力量投入到鄉村治理現代化任務之中。一方面,培育新型農民主體,提高鄉村治理的主體素質及能力,搭建起便捷有效的自治平臺;另一方面,培育新型鄉村社會組織,以農民專業合作社、互助會等具有公益性、互助性特點的社會組織,凝結起鄉村治理的組織合力,形成不同層次的鄉村治理主體共識。此外,不斷完善鄉村基層自治制度,以健全的制度賦能鄉村多主體治理權利,激發起鄉村地區自治的內生動力。

2.以“德智”為補充,發揮優秀道德觀對鄉村治理的重要指引作用。鄉村治理現代化實現德治的關鍵在于提升鄉村治理主體的思想道德意識。以新時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德治引領,用正面積極的現代文化指引村民,破除鄉村地區封建迷信之風,提升思想道德素質及行為規范。此外,要繼續培育和傳承優秀村禮文化。村禮文化在代代相傳中對村民價值觀的形成和塑造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因此繼續深化村禮文化與現代化鄉村德治之間的聯系,運用村禮文化推動鄉村德治建設,使鄉村德治在各地優秀村禮文化中得到支撐。

3.以“法治”為保障,推動鄉村治理工作規范化開展?！胺ㄖ巍笔峭苿余l村“自治”和“德治”現代化的利器。首先,完善鄉村治理法律規范體系,確保鄉村選舉過程有法可依。避免鄉村選舉過程流于形式和村干部“以錢謀權”現象,完善鄉村選舉制度,擴大候選人選舉差額,增加選舉透明度。此外,中央及地方法治政策需進行細微化區別設計,以現階段城市與鄉村不同的發展現狀制定不同的治理頂層設計,賦予鄉村各個治理主體清晰化職能與責任,推動鄉村治理依法高效運行。其次,加大鄉村法治宣傳,提升和強化村民法治化責任和意識。在鄉村治理工作實施過程中應做到普法內容生活化、普法形式多樣化。通過相關普法活動,對村民進行針對性、簡單化、現實性法治宣傳教育,增強其法律意識建設。同時,積極引導村民守法用法,使村民履行義務和行使權利相統一,以此有效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中民主化相關法治工作的開展,推動法制鄉村目標的實現。

(三)消除城鄉差距,吸引人才、資源、資金“逆流”鄉村

1.優化鄉村治理人才引進體制機制建設。一方面,鄉村政府需暢通大學生返鄉就業、創業渠道,施行更加詳盡的就業扶持政策,優化下鄉就業、創業環境及待遇,提升眾多城市英才向鄉村地區發展意愿;另一方面,還需優化人才培養方案。需制定針對性培養計劃,逐漸完善鄉村治理人才培養制度建設,“建立新鄉賢自治組織,制定組織章程,完善組織決策和管理程序”[26],使新鄉賢在鄉村治理過程中各司其職,各盡其能,促進鄉村治理工作有效開展。

2.加快完善鄉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一方面,黨中央需加大對鄉村地區基礎社會設施建設的資金支持。完備的基礎設施是鄉村治理各項工作開展的基礎?；A設施健全方可吸引眾多城市產業向鄉村地區投資建廠、城市社會資源才肯向鄉村地區流入,才能充分喚醒鄉村地區土地這一“沉睡資本”寶藏價值,以此為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目標添磚加瓦。另一方面,城鄉社會領域差距明顯是造成鄉村“空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黨中央需統籌城鄉社保一體化建設,從更加細致的社會保險體系上減少城鄉社保差異,以此增強鄉村居民留鄉意愿。

3.以傳統文化之基,推動鄉村文化業發展。堅持以傳統文化之基,作鄉村發展及治理的“軟實力”,大力弘揚優秀鄉土文化,保護鄉村地區文明古建筑,是鄉村治理過程中需緊緊把握的文化發展脈搏。依據五十六個民族的多元民族特點,發揮各地區民族特色和文化資源,開發獨具特色的文化產業,并通過影視傳媒和數字化平臺等眾多現代化高新技術媒介,煥發沉睡鄉土資源魅力,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動鄉村文化價值觀的重塑[27],吸引更多游客體味鄉土文蘊,為鄉村治理現代化任務增添文化情愫和人文情懷,讓中國千年鄉村文化重獲新生,以此探尋現代文明與鄉土文明共生共存的現代化發展新模式,為鄉村地區發展引資,提升鄉村地區經濟、文化協同發展效益。

六、結語

鄉村是中國的根。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依據本國國情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結合形成和發展的新成果,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之道?，F階段將鄉村作為我國在現代化進程中亟須重點突破的領域,亟須推動鄉村治理工作,破除鄉村現代化發展中的難題,才能使我國現代化事業持續向前推進,才能充分彰顯出中國共產黨緊握時代脈搏、與時俱進的執政能力,同時也可為世界上其他國家現代化建設提供新思路和中國式新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