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李大釗青春中華論述的價值意蘊

郭 瑤

（南開大學 天津 300350）

20 世紀初期，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思想先驅掙扎于多重維度的沖突之中，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等的多重沖突下，他們沖破西方現代化的思想藩籬，轉向新文明形態的探索，由此開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早期探索。作為現代化探索的“先行者”，李大釗在勾勒其“青春中華”理想的過程中逐漸明晰其現代化的價值訴求、進路以及歸宿，彰顯出革命先驅對于現代化探索的歷史主動精神。

一、現代化價值訴求：“索我理想之中華，青春之中華”

“中國式現代化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1]。作為“民族復興”理論內涵的先行構建者之一，面對“人欲橫于橫流，衣冠淪于禽獸”的黑暗現實[2]88，李大釗賦予“青春”以哲學性內涵。他希望以“青春”精神“喚起民族之自我的自覺”，真正實現“胎孕中之中華”，由此顯示出其對現代化歷史主動的掌握，并以鮮明的態度表明實現民族復興這一現代化的價值訴求。

（一）立足“青春”精神，“喚起民族之自我的自覺”，掌握歷史主動

李大釗于1916 年3 月至5 月寫作，并最早于1916年9 月1 日在《新青年》第2 卷第1 號上發表《青春》一文，由此開啟其對于“青春中華”思想的構想與設計。李大釗將“青春”延伸至國家和社會，在《〈晨鐘〉之使命》中第一次闡明“青春中華之創造”的中華民族復興思想。他指出自己理想中的國家狀態是“青春中華”，即“索我理想之中華，青春之中華”[2]166。在此基礎上，李大釗更加明確青年在實現“青春中華”中的重要作用，他要借《晨鐘報》起到警醒作用以喚起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覺，特別是青年群體。

李大釗“青春”精神背后體現的是其帶有主觀以及自主選擇性的救亡話語，并且帶有鮮明的救亡圖存訴求?！皻v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時走到艱難險阻的境界，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夠沖過去的”[3]375，李大釗這一論斷實際上已經闡明其對于歷史主動精神在內的精神力量重要性的強調。面對“醉生夢死”的青年，面對“茍延殘喘”的國家與民族，李大釗并未消極被動，或是沉溺于學習西方屢屢失敗的悲傷情緒之中，而是積極尋求救亡圖存之道，積極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系列方案。并且憑借其深層次的“青春哲學”與樸素的“群眾史觀”，提出“青年”應取代“英雄和哲人”而成為新的變革主體這一重要論斷。

李大釗對于中國早期現代化開局的復雜情況有其切身理解，基于過去失敗的歷史經驗，扭轉消極被動的現代化探索態度，明確其所在時代的現代化目標是同“民族復興”離不開的，由此基于“青春”概念，設想出“活潑”青年以其活力“創造環境，征服歷史”的理想場景[4]?！扒啻褐腥A”思想中所顯示的歷史主動精神既體現在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共早期領導人對于救亡圖存、實現民族復興的強烈時代愿望之中，也體現在李大釗等人選擇富有“青春”精神的青年成為變革主體，幫助他們“覺醒”以“喚起民族之自我的自覺”的歷史行動之中。

（二）堅守“中華”根基，“胎孕中之中華”，實現民族復興

李大釗“青春中華”思想生動詮釋了“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伴隨”這一論斷[5]?！敖窈笾畣栴}，非新民族崛起之問題，乃舊民族復活之問題”[2]169-170。李大釗的“青春中華”思想是從“中華”到“中華”，他并沒有偏激地認為應該消滅現有國家以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更多希望實現的是“胎孕中之中華”[2]167，即“中華”之“投胎復活”。后來李大釗在文章中逐漸明晰他這一思想，即“中華民族之復活”思想，這是對“民族復興”觀念的重要補充和發展。

李大釗曾經在《青春》一文中對“中華”一詞進行了重新的解釋和理解：“中者，宅中位正之謂也”[2]188與“華者，文明開敷之謂也，華與實相為輪回，即開敷與廢落相為嬗代”[2]188。李大釗對中華文明過去的輝煌、近代的衰落都有其清醒的認知，“中國民族之運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實毋庸諱言”[6]215。李大釗對于中華文明始終保持一種溫和的態度，既不過分推崇，亦不一味批評。多年傳統文化的浸潤使其對于中華文明持續不斷的生命力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由此生發出其對中華民族以及中華文明深深的敬意和自信。

過去幾百年里，西方現代化多次以其強勢的態度動搖甚至改變了其他民族對其文明的認同和自信。20 世紀初期，中國知識分子之間已經展開了對于現代化方案的討論甚至于爭論，辜胡之爭就是代表。贊同西方現代化，并以西方現代化取得的系統成果作為佐證的一派態度雖強勢，但并未占據多少先機，因為他們永遠無法駁斥和剝離的是有著幾千年發展歷史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展現的文化底蘊以及其包容開放給予了李大釗等一代人不可磨滅的文化自信，即對于中華文明重回巔峰的文化自信。雖“一息尚存”[2]139，但“斷不許吾人以絕望自灰”[2]139，因為“本自由意志之理，進而努力，發展向上”[2]139，足以改變中國現實境遇，“胎孕中之中華”，實現民族復興。

二、現代化價值進路：“青春中華之克創造與否，當于青年之覺醒與否卜之”

中國青年與中國式現代化存在“同向互塑、良性互促”的關系[7]?，F代化的發展需要極富生機與活力的變革主體，李大釗在對比“青年”與“老輩”的基礎上，提出“活潑”的青年極具“青春”精神，更適用于那個急需“創造”的時期；同時，極富生機與活力的變革主體也以其實踐行動，彰顯著現代化取得的實際成效，李大釗認為具有充沛活力的青年，能夠實現“創造環境，征服歷史”[8]。李大釗對于青年這一群體并非盲目信服，他將民族復興的現代化價值訴求付諸于青年這一變革主體，但同時也對其提出了要求，即“青年之覺醒”?！扒嗄曛X醒與否”決定了“青春中華之克創造與否”，也就決定了現代化價值進路是否順利。

（一）青年要覺醒，“奮發活潑之精神”，找準現代化的青春定位

中華之“青春”指明變革之后國家的特殊性，什么樣的主體才能夠實現這一目標，李大釗認為是“青年”。李大釗關于變革主體的論述在借鑒梁啟超等前人的基礎上更加成熟與獨特。李大釗所重點論述的新變革主體對于當時的思想界仍是較為“新鮮”的，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時思想界對于現代化實踐主體的反思。

早在19 世紀，中國青年就已經在探索現代化道路上陸續“出場”了，他們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等等，鍥而不舍地嘗試著適合中國的現代化模式或是方案。到了20 世紀，以李大釗為代表的“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業”的青年人才亦是層出不窮。作為近代中國最早覺醒的一批青年，李大釗在27 歲寫下《青春》這一名篇，以其激昂有力的文字向全中國的青年宣告著屬于他們的神圣使命，并在之后一直堅持教育與幫助有志青年，高君宇、鄧中夏、毛澤東等一批進步青年的思想成長都離不開李大釗的幫助與支持。面對黑暗不堪的社會，面對浮躁不安的思想，李大釗以其理論與實踐幫助青年在探索現代化中找到屬于他們的青春定位。

20世紀的中國是“新舊不調和”的“矛盾生活”，且“新的氣力太薄”以致不能“征服舊的過處”[6]198。當時中國的現代化急切地需要新的取代舊的，但現實情況確是缺少支撐新道路的社會力量，整個社會擁擠不堪，沖突遍地?！芭f的”力量過于龐大，使得整個中國“暮氣沉沉”，成為“白首中國”。暮年的中國影響并產生了一批“醉生夢死的青年”，反過來，這群青年也加速了中國的“衰老”。李大釗看到了中國青年在物質上沉溺于享樂，也看到了他們在精神上所表現出的迷茫與悲觀，并將其歸結為青年所背負的“二重負擔”[2]191。針對“二重負擔”，李大釗明確提出了兩點要求：“一在沖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一在脫絕浮世虛偽之機械生活，以特立獨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機軸”[2]168。只有掙脫“二重負擔”，青年才能“蛻變”成為“覺醒”的青年，這樣的青年才能夠有作為并大有作為。

用“青春”精神來理解人生，青年時期可稱之為“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華”[2]168。在對“青年”辯證理解的基礎上，李大釗希望“活潑”的“青年”能夠全面地對待“老輩”，激發他們的活力、奮發他們的“活潑”精神，找準“打破矛盾生活，脫去二重負擔”這一現代化的青春定位[9]。

（二）青年要奮斗，“奮其回春再造之努力”，為推進現代化而團結奮斗

“五四運動以來的100 年，是中國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續奮斗、凱歌前行的100 年”[9]，青年“以青春之我創造青春之中國、青春之民族”的百年奮斗歷程正是青年探索并投身現代化歷程的真實寫照。追本溯源，青年的“奮斗精神”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早期探索貢獻了先鋒力量和青春動能。

晚清以來，統治階級腐敗居多，國家日益衰敗，整個社會充斥著不良風氣。國家衰落，社會思想又何來先進？青年們在舊社會的思想桎梏中成長，缺少了應當有的獨立意識和奮斗精神?！皧^其回春再造之努力”是《青春》一文中李大釗對青年的激勵。奮斗進取是李大釗對青年在精神上最根本的要求，他曾言“青年之文明，奮斗之文明也。與境遇奮斗、與時代奮斗、與經驗奮斗”[2]167，這幾個“奮斗”也對激勵當時以及后來青年奮斗向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奮斗進取精神能夠以極度樂觀的心態一掃原先青年對自己、對中國的失望與茫然，因此在李大釗后續文章中也有所體現，《現代青年的活動方向》中便表明青年的艱苦奮斗體現了成為新生活創造者的志向和毅力。

“青年學子，惟當奮其慷慨悲壯之精神，以建宏偉盛大之事業”[2]196。李大釗在直言“青年之文明，奮斗之文明”的同時[6]317，輔之以德意志的“‘青年’德意志活動”、青年土耳其黨的“憤起之功”以及印度青年革命家活動等等其他國家的青年實踐活動加以驗證，從文明發展和世界革命中看到了青年奮斗的意義和價值。在“青春中華”思想中，“青年覺醒”是現代化探索開啟的前提，“青年奮斗”是其動力及保障，而奮斗的方向則關系到是否青年能夠幫助中國走向真正適合的現代化道路。若青年沒有定好奮斗的方向或是方向偏移，那么現代化的實現則是“隨風飄轉，恐怕永無達到的日子”了[6]317。為幫助青年明確其建設宏偉事業的奮斗方向，李大釗寫作《青春》《〈晨鐘〉之使命》等文章激勵青年積極投身于改造社會的實踐活動，發起籌建少年中國學會、幫助籌辦《新潮》雜志、擔任新潮社與救國會等愛國青年組織的顧問，對青年的愛國運動給予了切實的實踐指導。

青年奮斗始終是貫穿中國現代化歷程的鮮明主線?！扒嗄曛陬^，無‘障礙’之語；青年之字典，無‘困難’之詞”[2]168，在披荊斬棘、謀求光明的現代化探索道路上，帶有“青春”特質的青年勢必要先覺醒、先奮斗，“奮其回春再造之努力”，為推進現代化而團結奮斗。

三、現代化價值歸宿：“第三新文明之崛起”

“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一體表達、互為印證的理論和實踐范疇”[10]?，F代化價值歸宿的落腳點在“文明”上，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救亡圖存的革命先輩們不再像過去那般執著于照搬“西方式現代化”，而是嘗試繪制并實施新的現代化方案，梁啟超的“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梁漱溟的“由西洋態度改變為中國態度”、李大釗的“第三文明”等的提出就是如此。李大釗將“青春中華”思想的目標進一步具化為“第三文明”，“第三新文明之崛起”成為現代化的價值歸宿，中華文明若想真正創造“青春中華”，就應該“當雄飛躍進以向‘第三’”[2]173。

（一）比較東西兩大文明，提出創造“第三新文明”的新現代化方案

“青春中華”思想彰顯了其現代化探索的主動態度，李大釗等人籌備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在設計改造中國社會的目標時就基本上不涉及“建立西方式國家”等內容。李大釗跳出西方文明“圈套”，以全球視野重新看待人類文明發展，在比較東西兩大文明的基礎上提出創造“第三新文明”的新現代化方案。

國際視野下的李大釗自然對東西兩大文明有著自己的理解。首先，他總結了兩個文明的特點，認為東方文明是“主靜”“偏靈”的文明、西方文明是“主動”“偏肉”的文明，并且將前者視為“第一文明”，后者視為“第二文明”；其次，他對兩個文明進行較為系統的分析，總結它們的優劣。這就使得李大釗的觀點要相對“中庸”，也影響了他的中西“調和”思想的發展。既然現存的兩大文明各有優缺，那為何不實行“調和”以達到完美狀態？最后，他又對兩大文明“調和”進行了思考。既然兩者調和已然不可取，那是不是新的文明的出現才是最好的結果，由此提出“第三文明”這一新的現代化方案。

《“第三”》與《〈晨鐘〉之使命》兩篇文章代表著“青春中華”思想的不同發展階段?！丁闯跨姟抵姑肺恼赂嗍顷U釋“青春中華”這一理想的國家理念，而在《“第三”》文章中，他所提出的“第三文明”雖缺少現實實體支撐，仍具有抽象性，卻是“青春中華”目標的進一步具化?！暗谌拿鳌焙髞碓诙韲赂锩南炊Y下目標更加明確，李大釗的思想重點也逐漸轉向馬克思主義思想，后續思想中“青春中華”的痕跡便逐漸變淡，“第三文明”也有了具體的指向，即社會主義文明。

“第三文明”在一開始就被李大釗定義為“靈肉一致的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2]173，經歷身份轉變之后，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在社會改造觀等思想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由此提出“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過那一種很好的精神的和物質的生活”等等主張，這些對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關系的探討也為后續中國現代化內涵的豐富和完善提供了一定的歷史基礎。

（二）彰顯中華文明主體性，“變‘人’之文明為‘我’之文明”，構建中國式現代化

“自覺之義，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2]137?！暗谌拿鳌碧岢龅谋澈笕杂兄鴱娏覑蹏白杂X心”的支撐，新文明形態的提出非消解中華文明，而是彰顯中華文明主體性，“變‘人’之文明為‘我’之文明”[2]170，構建中國式現代化。

“第三文明”的提出根本上是李大釗基于文明“互補”的思想，立足于中華文明的主體性，通過“變‘人’之文明為‘我’之文明”來推動世界文明發展、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一種理論嘗試[6]214。兩大文明之間的“互補”性是李大釗提出中華文明“當雄飛躍進以向‘第三’”這一重要論斷的理論基點[6]29，而互補性的提出則與李大釗平等、發展的文明觀密切相關。百年前的中西文化論戰下，中西兩大文明之間“水火不容”。然而無論是哪一種派別，它都以一種文明徹底壓倒或是取代另一種文明為最終結果，實際上背后體現的是對于人類文明優劣的評判。然而李大釗以“自他兩存”的調和態度重新為兩大文明找回平等地位，一再強調新舊文化、不同文明之間非“相崎相峙，相攻相搏”[6]29，而是“同質而異量”的關系[6]214。在對文明平等地位的認識下，基于文明之間的差異考察，李大釗進一步強調了中西文明之間的“互補”性，即“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實為世界進步之二大機軸，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須時時調和、時時融會，以創造新生命，而演進于無疆”[6]214。

在李大釗的文明觀中，其不以中華文明自負，也不因西方文明自愧，而是始終將中華文明作為世界文明的主體部分，平等、發展的文明觀顯示出了其堅定的文化自信。李大釗的文化自信來源于中華文明過去為世界文明所作出的貢獻，他不止一次在文章中強調了中華文明輝煌的過去?！爸袊谌祟愡M步，已嘗有偉大之貢獻。其古代文明，擴延及于高麗，乃至日本，影響于人類者甚大”等等的言論給了當時被失望情緒充斥的中國人希望[6]215，反擊了西方對于中國或是中華民族帶有誤導性的稱呼，最終推動中國人自己和整個世界用平等的眼光正視中國如今的處境。在推動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并最終走向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李大釗對于中華文明主體性的堅持、對中華文明自信的堅定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關鍵作用。

四、結語

李大釗的“青春中華”思想圍繞“現代化”構建了較為完整的價值訴求、進路與歸宿，在幫助青年覺醒、呼喚青年奮斗的努力中進一步讓青年與中國式現代化之間的密切關系變得更加明晰，這是其思想的時代價值。如今時間進入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亟待書寫新的篇章，青年問題再次毫無疑問地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新時代的中國青年》白皮書的發布更是將新時代背景下國家對于青年的高度重視與關切顯露無遺。李大釗的“青春中華”夢終究因其立場和背景而成為其思想歷程中的一個轉折點，但其仍舊為新時代青年找準現代化的青春定位、為推進現代化而團結奮斗提供了一顆永恒不滅的思想火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