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問題”的由來、新表征與破解機理

劉一方

（山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一、“斯密問題”的歷史淵源與理論爭議

“斯密問題”由德國歷史學派提出，是指亞當·斯密在關于人性的認識存在矛盾，《道德情操論》中人性的“利他”性與《國富論》中將行為動機歸結為“利己”是相互對立的[1]。追溯歷史，斯密處于英國工場手工業大發展時期，先進的分工制度使得英國勞動者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生產率得到極大提升，資本主義經濟急速發展，但社會中仍存在許多制約因素。當時資本主義制度已在英國初步確立，封建殘余勢力卻仍然可以通過政治權力來維系自身利益，繼續推進重農主義等，嚴重危害資產階級利益，阻礙經濟進一步發展。同時，經濟過快發展，人們不惜以犧牲他人的利益為代價，無限度地追求個人利益，利己主義行為盛行，致使道德與經濟間出現嚴重脫節，社會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道德滑坡阻礙資本主義進一步建設[2]。在斯密之前，已有眾多學者對經濟發展與道德人性的相關問題進行深入探究且取得階段性成果。在這些研究成果的影響下，斯密將其關于人性的認識發表在出版的著作中。1758 年的《道德情操論》對人性的方方面面進行深刻考察，為其整體思想體系奠定堅實的基礎。他將“同情”作為道德基礎，要求人們在日常的生活行為中，預設一個“公正的旁觀者”對行為進行道德規范。其中，德行是斯密情感主義倫理學要追求的最高境界，人的德性與其經濟行為密切相關，每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也會帶來有益于社會整體的結果。而后在1776 年發表的《國富論》中，斯密又將人的行為動機歸結為利己，并由此構建了自由經濟學說[3]。

英國在斯密所提倡的經濟自由主義指導下成為當時的頭號強國，而在與之相近的德國，自統一后為確保本國經濟發展，實行保護政策、反對自由經濟。兩國間社會形態不同而構成的現實矛盾引起學術界的爭議。由此，飽受學術界探討和研究的“斯密問題”誕生。起初，反對這一問題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派認為，人的本性是利己心與利他心共存，二者間具有內在一致性。時至今日，關于這一問題的辯論主要形成以下三類觀點：

第一類觀點始于德國歷史學派，承認“斯密問題”的存在性，認為利己與利他之間存在矛盾。經濟學家盧森曾指出，斯密并未將道德世界與經濟世界聯系起來，對倫理學中的利他主義是如何轉化為經濟學中的利他主義缺乏說明。我國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始于20 世紀80 年代，區別于早期國外研究，國內學者認為問題存在是由于斯密本人的研究存在漏洞。陳其人（2003）等學者將其歸為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關系問題，認為兩本著作中所主張的領域并不相同，混淆了兩種特性，人為地造成了彼此間的對立[4]。聶文軍（2007）則指出，“斯密問題”之所以存在，源于其主觀上認為經濟與倫理之間存在著高度一致性，而在其表達等形式上將二者割裂開來進行討論[5]。

第二類觀點則延續新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觀點，認為人類的經濟行為動機是多樣的，因此在本質上不存在所謂的“斯密問題”。英國學者拉斐爾等人曾表示，關于“斯密問題”是一個偽命題。我國學者蔣自強認為斯密是通過觀察個體活動分析其背后的行為動機，兩本著作最終都落腳在利己，利他也是為實現利己做出的行為選擇[6]。梁小民（1998）曾指出，認為所謂的“斯密問題”恰恰體現出斯密的天才想法——人們所處的環境十分復雜，利己心源于所處的經濟活動之中，利他則是人們在社會上生存需要遵守的道德規范而產生的[7]。萬俊人教授（2002）結合倫理學的角度，指出“斯密問題”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割裂地看待利己與利他，分別從經濟學與倫理學對人類行為進行考量，而這恰恰反映出二者的不可分割性。換言之，正是人性二元論的真實體現[8]。

第三類觀點認為，“斯密問題”中的利他與利己之間的矛盾應從本質上尋找其根源性，跳出前人的思維方式，客觀進行審視。復旦大學教授劉清平（2019）提出，不論是認為該悖論存在與否，都陷入了斯密的邏輯思維——人的一切行為都是出于自私，而唯獨將利他排除在外。這種假定暗含了人性中的利他只是利己的一種附屬品[9]。鄭磊（2021）認為利己是對斯密論述自身利益術語的一種誤解，并提出“斯密問題”本質上論述的是一個關于人類社會互動行為的模型[10]。

然而，無論是否承認“斯密問題”的存在性，還是跳出斯密悖論進行分析，學術界關于這一問題的認識已經較為全面。但如何運用其中的邏輯思路來解決現實中經濟發展與道德建設失衡、市場行為主體的“利己”傾向和“顧他”偏好的矛盾問題還缺乏系統性闡述。特別地，針對我國歷經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道德滑坡現象卻頻繁發生、過去對集體價值的追求與當前重視個人利益的意識之間的碰撞，種種跡象都透露著我國舊的道德體系不再適應當前的經濟環境。如何建立一套與現行經濟發展相適配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實現主體行為動機中“利己”與“顧他”的平衡，學術界并未給予充分的回答。針對上述研究缺口，以中央財經委員會提出的“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為背景，從理論和現實兩個層面分析出當前“斯密問題”的新表征。依據桑塔費經濟學派的思想，結合黨的二十大有關共同富裕的表述，探究破解這一問題的底層邏輯。并對我國道德建設的歷史進程進行梳理，結合三次分配制度下建設社會主義道德體制機制的新思路，提出我國破解當前面臨“斯密問題”的關鍵在于建立一個與當前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適應的有愛社會，為協調經濟發展與道德建設提供相關思路。

二、當代“斯密問題”的新表征

（一）“經濟人”與“社會人”在理論層面的沖突

依據現有文獻，“斯密問題”的矛盾點在于，學術界對于經濟學上“理性人假設”與越來越多研究證明人性復雜多樣間的對立。利己思想最初由古典道德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提出，在大衛·李嘉圖、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等著名經濟學家繼承與發展的過程中，由于注重邏輯分析，從而較少關注倫理道德層面的問題。此后，隨著享樂主義與邊際分析方法的逐漸推廣，經濟學家越來越多運用邏輯與技術進行分析。為了能更好地引入數學等模型，將人的行為歸結為受自利偏好導向，提出更為抽象的“經濟人假設”，主體行為選擇中的道德動機遭遇重大忽視。薩繆爾森在其研究過程中，認為人們總是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為了方便分析，用“理性人”假設進一步替代了“經濟人”假設，并成為當代主流經濟學的重要基本假設之一[11]38-41。

追根溯源不難發現，經濟學關于人性的認識起初并未單一歸納為“經濟人”或者“理性人”，人的道德屬性與其經濟屬性同等重要。從《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兩本著作中可以看出，在斯密的理想狀態下，人的利己心與利他心是和諧統一的。這一觀點立場也同樣有學者繼承發揚。近年來，大量實驗和行為經濟學研究表明，人們的行為動機不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情感類動機有時更能成為人們做出某項決策的關鍵。桑塔費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金迪斯（2009）曾指出，相較于“利己”這一類的表述，更準確的術語應為“顧己”，因為如果一個“顧他”的行為個體，其決策始終最大化自身的效用，那么也可以說他是利己的[11]44-45。根據董志強（2018）對該學派提出的“顧他”偏好概念的解釋可知，人們的行為受演化而來的人性和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在對強對等性、公平偏好等的演化研究中發現，人的本性就包含關心他人的行為動機，即人們是多樣且多面的“合作物種”。雖然引入“顧他”思想并不是對經濟人假設的否定，而是完善與補充，但當前的研究體系并不如主流經濟學那樣完善，如何均衡好二者之間的關系以及在理論上形成較好的模型予以表達，還需進一步研究[12]。

通過上述列舉不難看出，當前學術界越來越多對于人性的研究表明，人類行為不單受利益導向，還受周遭環境、認知等方方面面因素影響，展現出親社會性和“顧他”偏好等屬性。這些對主流經濟學有關“經濟人”假設形成有力沖擊，也是“斯密問題”在理論層面上的“新”之所在。

（二）經濟發展與道德建設的失衡問題

斯密的人性思想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產生，具有特殊的歷史背景，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經濟與道德之間關系的揭示。斯密的假設理想狀態在現實社會中很難達到?，F階段，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的運行中，交易行為既存在正當道德屬性，也具有不正當的道德屬性[13]。因此，競爭與合作是常態，人們在交往活動中的經濟行為可以視為是一個博弈的過程，既可能產生合作共贏的結果，也可能無法找到“均衡解”而出現“背叛”的情境。當前，行為主體在“利己”與“顧他”間還未形成較好的平衡，其經濟動機可能會擠出道德動機。這就是為什么違背道德規范的行為在現實社會中時有發生。經濟交往中，有如企業為了獲得高額利潤不惜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生產經營商之間，一方憑借自身的壟斷優勢迫使另一方接受不平等交易條件等等。同樣，政府為了彌補市場不足，緩解社會不公平而頒布的一系列針對具體群體采取補貼等優惠政策。但在政策具體實施過程中，設租、尋租現象層出不窮。非但沒有縮小社會各階層的差距，反而被一些相關利益主體，通過自身所擁有的某些“特權”將這些優惠收入囊中。

以上行為在現實中比比皆是，道德建設的速度追趕不上經濟發展的速度是造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雖然可以把信任危機、誠信缺失、道德淪喪理解為推動經濟快速發展所付出的代價，但究其根本是沒有一套可以緩解道德滑坡現象、平衡主體行為動機的體制機制作引導[14]。舊的道德體系不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新的道德建設還在孕育之中。如何發展出與現行經濟相適配的道德體制機制，更加規范人們的日常交易行為，引導行為主體平衡好人性中的“利己”傾向與“顧他”偏好，降低失德行為的發生頻率成為各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新表征

斯密時代對分工的強調使得生產效率得到極大的提升?；厮葜髁靼l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家史”，在早期或多或少帶有侵略性形成資本原始積累，之后依靠市場的主導作用實現經濟崛起。與之相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多強調合作所能帶來的效益增長。斯密理論的提出具有經濟活動的利己性和資源的稀缺性兩個前提假設，但這一假設已經無法解讀中國社會取得巨大發展成就以及全球面臨的發展“瓶頸”問題。陳云賢（2019）提出：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說明了個人道德行為受主體的自我心與同情心相融合牽引著；《國富論》則說明了企業商業行為則受到市場運行機制的牽引；而在其不曾發表的著作手稿中，則可能用以說明政府管理行為將受何牽引，遺憾的是這部書未曾問世。斯密之后發展的經濟理論的出發點都逃不開最初的假設，而中國的經濟發展卻邁出了一條完全不同于現有經濟理論的道路。他指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大致經歷了三種政府市場模式，其中1978—1984 年期間為“半強式有為政府”與“弱式有效市場”模式；直至加入WTO 前為“半強式有為政府”與“半強式有效市場”模式；現階段的中國則處于“強式有為政府”與“半強式有效市場”模式。而現階段的美國則處于“半強式有為政府”與“強式有效市場”模式。各國的追求目標則是“強式有為政府”與“強式有效市場”模式[15]。

當前，對于個體而言，每個人同時扮演著“顧己”和“顧他”兩種角色，且“顧己”偏好較重。倘若社會各個成員若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實現，造成群體間差距過大，不只有較低層級群體的利益受到侵害，較高層級群體的利益也會蒙受損失，反而走不長遠。因此，追求理想模式的過程不僅需要各級政府的積極推動和各類企業的有效參與，更需要社會各階層聯合起來，構成命運共同體，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形成良性循環，實現共同富裕，達到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即形成“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和有愛社會”的景象。在社會主義背景下，如何激發個人提供更多的“顧他”偏好、形成“顧己”與“顧他”間的價值協同是關鍵。

三、我國道德建設的歷史進程與挑戰

（一）新中國成立以來道德建設的歷史進程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取得偉大成就，關鍵在于黨將道德建設貫穿在自我革命與社會革命的進程中[16]?；乜催^往，為更好促進經濟發展，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我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設有相應的、具體的道德倫理建設要求。

新中國成立初期，延續革命時期的優良傳統，政治建設是道德建設的重要保障。人民政協提出的“五愛”公德，成為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的革命道德精神的有力支撐。愛國主義、集體主義、雷鋒精神等思想得到大力宣揚，成為這一時期中國群眾道德認同的主旋律。這些超然的民族主義精神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超常規效率。此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我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由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共同富裕，要求我黨“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并為我國日后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奠定基調。由江澤民同志提出的“實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胡錦濤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榮辱觀以及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共同構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道德建設的基本參循。隨著經濟的迅速騰飛，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新時代，黨的十八大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當前道德建設的核心紐帶，針對不同的社會群體施以不同的道德標準。以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和文化觀為思想根基，從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四個層面對行為主體進行要求[17]。黨的十九大之前，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四個自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當前，為更好解決社會中存在的不平等現象，中央財經委召開的第十次會議中將第三次分配引入當前的分配體制中，其效用的發揮正依據人們的道德性。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對精神文明的論述，更是為未來對文化建設、精神追求提供方向指引。進一步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強調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同等重要，二者缺一不可。雖然目前道德建設還不夠充分、完善，但黨和政府的確為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相匹配的道德機制體系做了諸多有益嘗試。

（二）建設與現行經濟適配的道德體系所面臨的難點

由于歷史的特殊性，為了實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解決貧困問題，中國共產黨以其獨到的見解，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改革開放采取漸進式發展之路。新中國成立初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其重心在于加強革命道德建設，宣揚以為人民服務為中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的價值追求。這樣的道德導向在當時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展示出了超常規的經濟效率。但追求過于理想化的倫理思想，與經濟向度的本質相背離[18]，也為日后的道德建設與經濟發展的失衡埋下伏筆。

1.多重道德評判體系造成價值取向紊亂和沖突

價值實在的沖突是引發價值觀念沖突的基礎，即價值取向的多元化源于并反作用于社會經濟活動[19]。新中國成立初期，傳統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和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并行，天然地阻礙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此時國人的價值觀念是同一的。將集體主義觀念視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把集體利益置于首位，宣揚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沖突時犧牲個人利益的觀念。之后，為真正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目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將政府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上來，改革開放將市場經濟體制引入社會主義建設中來。起初人們的價值觀念較為單一，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仍占主流。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在市場機制刺激經濟高速發展以及同世界各國的建交關系逐步加深的過程中，中國傳統的家族文化、集體主義等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其他文化的沖擊，社會主體思想發生巨大轉變，競爭、效率、法治等意識的流入使個人價值主體意識普遍覺醒[20]。多種思想在短時間內碰撞，造成人們行為的價值取向不一致。一方面帶來了自由、民主、法治等先進思想，另一方面也導致崇洋媚外、全面否定傳統文化、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風氣盛行。不同群體間的多元化道德評判使彼此的矛盾涌現出來，而這些矛盾的激烈性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

2.漸進式變革過程中的二元體制套利扭曲道德形成

社會體制變革、轉型等不僅會使利益、利益結構重新布局、分化，也會形成各類利益群體[21]。中國的社會轉型對比起其他國家，雖然耗時較短，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如試點運行、推行雙軌制等。循序漸進式的變革過程中，新舊體制的交替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法治規范、道德體系建設存在空檔期，在此期間便有部分群體從中獲利。既得利益群體通過先前的資本原始積累、關系網建設等，對社會體系改革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出現“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集團化、集團利益個人化”的扭曲現象。這類現象隨時間的發展使得不同群體間的壁壘越壘越高，彼此間的經濟博弈愈演愈烈。同時，長久以來個人利益處于“服從”地位，未得到應有的尊重，對人性中利己傾向的認識存在局限，所形成的二元思維割裂了道德建設與經濟發展之間內在統一關系。將道德視為一種獨立于經濟的存在，導致在之后的發展中出現道德每況愈下的局面[22]。既往對人性中道德與經濟動機的錯誤評判，在當前人們對物質利益的極度追求且沒有好的制度體系對行為主體的經濟活動進行規范時，便出現了套利扭曲的道德引導人們的行為。

3.分配體制不健全誘發仇富情緒蔓延

鑒于中國不同于西方國家的以相當長的時間完成單一轉型，而是實現社會體制機制多層次轉型，如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所有制由單一所有制轉變為多種所有制等。其中，分配制度也是在一次次的大會中才明確提出、更進。此間必然存在制度規范的空檔期，也就出現了行業收入差距拉大，如《中國經濟周刊》對比2020年各行業上市公司平均薪酬，發現收入最好的行業是證券行業，其公司員工平均薪酬是最低行業種植行業的9倍不止；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據中國銀行研究院統計，2019 年中國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城鎮居民的37.8%；我國基尼系數自2000 年超過警戒線0.4 并于2008 年達到峰值，這與我國為應對國際形勢做出的戰略選擇有關，之后雖有回落，但仍處于0.4的警戒線之上；群體間收入差距過大，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6年我國收入水平最高的20%的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收入水平最低的20%的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十倍不止。以上種種都表現出收入分配不均存在于我國經濟領域的方方面面，這與中國傳統“均貧富”思想相悖，貧富差距的擴大是誘發仇富情緒的直接因素[23]。

4.“利己”與“顧他”角色割裂，道德觀念約束單薄

社會轉型過程中，人們的交往環境、方式習慣也發生了轉變。人們從“熟人社會”進入了“陌生人社會”。在“熟人社會”中，人們對彼此的道德品行有一定了解，能夠做出更具經濟效益的決策；而在“陌生人社會”的狀況下，人們不易獲悉交易對象的道德品行，失去了判斷的基礎，從而提升做出錯誤決策的概率。加之社會中有部分行為主體，利用這種信息不對稱性損害他人權益來獲益。長此以往，人們在經濟活動中更易表現出“利己”的決策傾向。當前，社會還沒有一個完善的個人信用體制機制和相應的道德體系對主體行為加以引導和規范，人性中的“顧己”與“顧他”間的對立性越發被割裂開來，使得建設與中國經濟發展相協調的道德體系難度進一步加深。

四、第三次分配背景下“斯密問題”破解機理

（一）來自桑塔費學派的理論啟示

根據上述分析，利己與顧他之間不僅在理論層面上有矛盾，在現實中也存在沖突?！八姑軉栴}”在當前社會的新表征是由于歷史、環境、認知不同等因素造成的。實際上，經濟發展與道德規范本身并不沖突，二者間是可以形成相互促進的良性機制?；诂F實的大量反例和研究，部分經濟學派所認為的人們行為中所產生的“利他”或“顧他”性，究其根本都是源于人們的“自利”性已經無法解釋這類現象。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桑塔費學派等相關經濟理論在分析這一問題的過程中燃起星星之火。這類學派主張人們的各種行為既有自利動機，也有顧他的偏好，人性是人的自然屬性與道德屬性的有機統一[24]。社會正是由不同的個體與群體組成，競爭無非是群體內個體間的競爭和不同群體之間的競爭[11]144-145。與個體行為相類似，一個群體或一個國家的社會秩序①是在群體選擇的過程中逐步發展形成的。由于自發秩序的作用范圍十分有限且效率低下，僅僅依靠既有的行為規范來維系社會是遠遠不夠的，需要第三方增添新的規范體系——社會層的參與。桑塔費學派指出，一項制度得以實施需要成為群體成員的“共享信念”②。通過多次的行為博弈形成的約定俗成的習慣，內化為主體的道德品質并自覺發揮作用。并且道德本身具有經濟性，可以通過提高人與人之間合作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來促進經濟更好發展。

基于經濟與道德之間雙向促進的關系，為了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動，既需要外力推動，也需要產生內生動力?！巴庠诘耐苿印笨梢酝ㄟ^政府、社會的“軟硬兼施”來實現，具體而言，積極宣揚文明行為喚醒道德機制，利用社會輿論導向作用等“軟”方式，形成更適于當代經濟發展的社會道德質態，將衍生出的新習俗、慣例等內化為行為主體的道德需求。桑塔費學派所強調的“強對等性顧他”，啟示可通過彌合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差距和利益沖突，激發富人提供更多的道德公共產品和承擔相應社會責任，形成一種降低分配體制不健全所產生問題的重要手段。同時加強對個人信用體系的構建與完善、提升不道德行為代價等“硬”措施，降低失德現象發生的頻率。同時，結合行為主體對于所處情景自身會選擇發展出更具適存性的行為偏好，使得其內稟的“顧他”偏好自然而然成為行為選擇富有道德性的內生動力。通過觀察我國傳統文化的基因變遷，道德建設在我國自古就有，加之人民對黨具有較高的信服度，這使“強制性制度成為可能”[25]。只有外在推動和內在驅動同時具備，才能解決中國面臨的“斯密問題”。

（二）破解我國“斯密問題”的機理闡發

建設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配套的多層次的道德規范體系，是當前我國應對新時代變化的題中應有之義，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根據我國當前存在的問題以及相關學派的理論啟發，建設與經濟發展相適配的道德體制機制，既需要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還需要政府制定法律、相關政策作進行管理，同時需要社會作為治理機制中的第三方，通過習慣、民俗等來規范人的行為彌補市場和政府管理上的空白。因此，破解我國當前“斯密問題”的著力點可以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即建設“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有愛社會”，三者有機一體、共同作用，發揮出“1+1+1”大于3 的功效。我國當前市場的有效性和政府的有為性都處在一個相對較高的程度，相比之下，社會力量還未得到充分的激發。因此，構建順應市場和政府所需的“有愛社會”是重中之重。

1.有效市場

市場自有的調節機制是撫平行為主體利益沖突的天然調節器[22]。經濟關系是在人與人之間進行物質利益往來所形成的，長期穩定的經濟關系是通過互利實現的，只有互利成立才能實現自利。如果在經濟交往的過程中，一味追求自利而忽視利他，則會造成經濟混亂，最終導致自身利益受損。為確保自身利益的實現，即使行為主體最初不存在“顧他”偏好，市場這只“無形的手”都將引導“利己”轉向“利他”。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生產者擁有雙重身份，在克服行為主體“唯利是圖”的傾向上有其獨特的優越性。

首先，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道德建設水平受市場經濟發展進程的影響。市場在價格機制的作用下，對具有稀缺性的資源進行分配。經濟主體在市場中發生的交往活動，往往由于信息不對稱問題導致不道德現象頻發。針對這一問題，市場可通過技術改革、個人信用記錄大數據等為行為主體提供透明度更高的交易環境。其次，道德建設的過程實質上也是一種資源合理配置的過程，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是以市場為基礎手段來配置資源。道德體制機制要通過道德實踐來落實。根據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的指引，當前市場中的產品我們不僅要做到實物產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傳播文化、精神的相關產品亦是如此。市場中的供給方要生產大眾所喜聞樂見的、順應時代發展且多元的文化產品，諸如優秀影視作品、增加文化附加產業鏈等，積極宣傳社會所需要的道德品質，潛移默化地將優良的觀念融入經濟行為主體中。綜上，面對當前的“斯密”問題，一個有效的市場可以為政府提供更好的經濟支撐，來進一步實現基礎設施的完善和相關制度規劃的轉型升級等。于社會群眾而言，則可以減少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決策失誤，削弱失德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并從總量上增加福利效應。

2.有為政府

市場機制并不是萬能的，道德建設離不開制度構建，制度是公民道德建設的重要保障。正如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提出的“旁觀者”，其中包含的他律正是制度體系、法律法規等，這正是政府可以發揮積極引導作用的理論依據。同時，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行為主體在經濟交往過程中損人利己的現象頻發。這種失德行為作為市場失靈的一種表現，需要監管者來保障市場經濟活動的公平性。因此，政府采取相應的管理、獎懲措施顯得十分必要。

若將道德資源按其自身的性質和存在樣態分為理論資源、行為資源、習俗資源和制度資源[26]，我國擁有豐富的道德資源和強大的當局者，如何充分發揮這些資源的帶動作用顯得至關重要。政府作為道德資源的供給方之一，在理論資源方面，中國共產黨作為使命擔當者，堅持馬克思主義，結合中國實際，為實現共同富裕、民族復興提供了堅實的價值導向和理念引領的理論依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理念貫穿了各個發展階段。具體有如，2001年，中共中央印發《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表明道德建設不僅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律、政策等制度加以保障。2019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進一步強調道德建設中政府的作用[20]。行為資源上，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簡單或表層的物質追求已無法滿足人們的需要，更高層次的利他行為、道德追求填補人們的“欲望”，人們的追求從“有形”轉化到“無形”。道德主體在交往中形成的正向影響過程即為相互利用道德資源的過程，而主體的道德選擇受其預期的影響，而這種預期脫離不開社會道德質態③。對此我國在道德制度化與制度道德化兩方面一直在突破，盡全力構建一個同風清氣正的和諧社會。習俗資源方面，深厚的歷史底蘊帶給中國的是豐富的、具有鮮明特色的風俗習慣。但只有積極健康的習俗有利于推動道德進步，對于以往的社會習俗的繼承，我們秉持去劣取優的原則。同時與時俱進，不斷作出新的補充，形成適應當代的習俗資源。制度資源方面，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共同富裕的實現奠定了社會制度基礎。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強調在制度分配中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基本經濟制度，內在要求在“利己”與“利他”之間形成平衡。通過堅持效益原則對以上道德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又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道德層面的保障。黨的二十大報告對豐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提出具體要求，要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廣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以上說明我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可以構建與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

但制度構建本身并不總是符合市場的需求，具有一定程度的滯后性，并且從理論指導到具體實踐還有一定距離。作為制度體系的架構者和調控社會道德變化最權威的主體，政府的牽引規范相當于為市場交易中行為主體實現“利己”提供基本遵循。首先，需要確保政府領導班子是懷刑自愛，正確有力的。為確保決策的正確性，要加強與群眾的聯絡，增強決策透明度，保證公平公開；其次，利用相比于一般企業所不具備的規模效應，不斷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基本民生保障標準；再次，完善相應的稅收體制和分配制度，進一步縮小貧富差距，安撫社會中的仇富情緒等；最后，通過表彰等形式對道德模范進行褒獎，激勵道德行為；通過構建并完善信用信息反饋機制平臺，對個人道德信息進行評估監測，縮小失德行為主體的行動范圍，增加不道德行為的成本。運用一些具體手段措施提升社會道德質態，推進誠信等道德品質在市場上蔚然成風。

3.有愛社會

市場與政府的引導與規范終究是外力作用，只有當道德內化于行為主體，才能從根本上激發出構建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道德體制的內在動力。受當下道德觀念牽引的民俗、習慣等既形成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又作用于人們的行為選擇。這正是由于行為主體受基因、環境等因素影響，其自身特性都為更具有適存性而演化，即人的偏好是情景依存的。人們之所以能夠形成合作，不是簡單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同時還受人的親社會性和強對等性等社會偏好。因此，道德可以指引個體的體力與智力的作用方向，使個體在生產過程中更加積極、人際交往中協調好彼此間關系，促進經濟信用的形成，從而保障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政府更好應對政策悖論，提升治理效率。

公民作為道德踐行的實體，要讓其在道德價值追求的過程中獲得自身價值的實現，得到踐行道德的動力源泉。當前各群體的社會力量尚未徹底激發出來，各階層全面參與治理的程度較淺，群眾的作用機制潛力巨大。對于個體而言，要發揮其批判與自我批判的能力。從所處的環境出發，增強家庭教育、學校教育，打好公民道德素質建設的第一步，對事物的是非曲直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在與他人交往的過程中能進行良好的自我約束，尊重他人的權益的同時也有保護自己利益不受侵害的能力。對于社會團體組織而言，要形成健康、積極向上、有愛等良好風氣。努力學習并宣揚中共中央倡導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革命主義精神，增強對社內成員的正向影響，拒絕傳播負面價值觀念，不做有損他人權益行為。特別是社會中存在的具有功能性質的團體組織，有如慈善團體、救援抗災團體等，要充分發揮自身具有的獨特的優勢，在所在領域積極號召并響應國家所弘揚的思想道德體制建設內容。必要時刻，為所代表的群體發聲，呼吁廣大群眾積極參與愛心事業等。

相比于市場和政府，我國社會的道義力量還未得到充分開發，三次分配制度的提出可以看作是扭轉這一局面的有益嘗試。第三次分配由厲以寧教授最初提出，它是基于道德信念而進行的收入分配，對初次分配與再分配進行的有效補充[27]。它包含企業、社會組織、家庭和個人等行為主體，以募集、捐贈、資助等多種方式對資源和財富做更進一步的合理配置[28]。相比基于利益驅動的初次分配和依靠政府力量的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將道德品質內化于行為主體并自覺發揮作用。它最初被提出不是基于道德驅動，而是人們為了緩解社會矛盾、維持社會穩定，選擇互相幫助、共享利益，在社會中自發形成的。通過政府將其塑造為道德并加以褒獎，使此類行為的道德屬性不斷增強。這也正符合桑塔費學派的邏輯。第三次分配通過發揮社會作用，克服市場經濟的無效分配和法規體制在顯示效率同時帶來的些許負面效應。它內生于社會，且能夠更加精準地發現問題，更加高效地配置資源，有利于激發并形成共同富裕的內生動力。因此，無論是出于黨中央對我國未來發展規劃的指引，還是社會群體選擇發展出更順應現代經濟社會的道德需求，第三次分配的實行是可以且必要的。

我國現階段并沒有完全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仍需要繼續培育[29]。根據中國慈善聯合會發布的《2020 年度中國慈善捐款報告》顯示，截至2020 年，我國慈善捐款突破2000 億元，2012—2021年發行福利彩票18600億元，共籌集彩票公益金為5408 億元，成為推進我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中的有益舉動?；诖?，為協調好效率與公平，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無法應對層出不窮的不公現象，克服經濟與道德建設相脫節的問題。2021 年8 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第十次會議，提出三次分配并給予重要戰略地位，為充分發揮其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積極作用提供了根本遵循。該制度的推進與實現同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富裕的倫理目標直接相關。但由于我國慈善事業發展較晚，相較于如美國這樣的國家，仍存在較大的差距。根據《2020 美國慈善捐贈報告》顯示，2019 年美國慈善捐贈總額折合人民幣約為31513.5 億元，占當年GDP 的2.1%，人均捐贈金額折合人民幣約為9607.7 元，其總量約為我國的30 倍，在GDP 中的占比約為我國的20 倍。我國當前三次分配的資源主要來自企業，個人捐贈中富人的捐贈比例并不高，慈善捐款主要依靠當年的現金流量捐款，因此需要構建類似美國完善的慈善基金會、慈善信托等機構來擴大存量資產規模。

結語

“斯密問題”自提出以來一直飽受學術界探討，圍繞“斯密問題”爭論可以歸結為三類：第一類是矛盾論，認為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強調同情與利他，而在《國富論》中則凸顯利己與自私，兩者之間有無法克服的內在對立，這一觀點自德國歷史學派開始并延續到20 世紀上半期；第二類是統一論，也是20 世紀60 年代后，現當代學者多數傾向的觀點——認為亞當·斯密的兩大著作間、倫理學與經濟學的兩大體系間不存在對立，它們具有內在聯系和一致性；第三類觀點則認為利己與利他分屬于不同領域，應跳出固有思想，視所處情景進行探討。

立足當前社會，“斯密問題”有了新的表征：一方面，主流經濟學以“理性人”假設為基礎的理論分析與人性中存在的親社會等屬性的矛盾，使現存經濟理論不斷受到外界沖擊；另一方面，經濟發展與道德進步應是亦步亦趨的，但現實生活中卻出現了多起反例，經濟蓬勃發展同時伴隨著道德滑坡現象頻頻發生。作為世界各國面臨的共性問題，聯系當前所處的特殊國情，我國需要探尋出一條破解之路。

根據桑塔費等學派的相關理論，構建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配的道德制度體系既需要外力的推進，也要形成內在的驅動。市場和政府作是外力作用的主體，通過自由調節機制和構建相關規范制度體制，像斯密倡導的“公證人的手”，推動著行為主體在“利己”傾向與“顧他”偏好之間達到平衡。道德孕育于社會生活之中，作用范圍更廣。若能將道德動機內化為行為主體的“共同信念”，則道德建設的內在動力就得以形成。因此，如何構建“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和有愛社會”成為破解“斯密問題”的關鍵所在。中央政府提出第三次分配順應了這一破解機理，在社會發展中形成一項更加適應現代以及未來發展的制度，具有更高的適存性，但當前所能發揮的作用還比較有限。隨著社會環境變遷，有關經濟發展與道德建設均衡發展仍是一個未然之題，當前將人的“顧他”偏好充分融入經濟理論尚處于起步階段，需要學者們砥志研思，探索現實實現路徑也是未來繼續努力的方向。

注釋

①社會秩序包含各類規范制度。

②制度與“共享信念”之間是相互維系的關系，共享信念的產生有賴于制度體系的產生與演進，體現了人們對規則的認知。同時，制度本身也是關于博弈如何進行的共享信念的一個自我維系的系統。

③社會道德質態是指社會道德的質量狀態，這種狀態取決于一定的物質資料生產條件和個人與組織道德修養的建設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