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時代勞動者的現實困境及突圍之策*

劉海軍,龍珍羅爾依

(天津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 300387)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誰能把握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經濟發展機遇,誰就把準了時代脈搏?！盵1]當前,在“兩個大局”耦合交織、深切互動的時代背景下,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深刻改變著人類的生產生活。人工智能作為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關鍵性技術,正在成為全球競爭的制高點、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和產業變革的核心驅動力,各國紛紛制定人工智能國家發展戰略,力求搭上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快車。與此同時,人工智能的發展也勢必對勞動者產生巨大的影響?；诖?探討人工智能時代資本運行邏輯的強化及其對勞動者造成的現實困境,找出破解這些問題的應對之策,成為這個時代必須真切回應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一、人工智能時代資本運行邏輯充分顯現

1956年達特茅斯會議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這一概念就被明確提出。雖然60多年來,學術界對人工智能的定義有著不同的說法,對其本質的理解也有諸多分歧和爭論,但究其根本,人工智能就是機器,并且是智能化的機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認為:“所有發達的機器都由三個本質上不同的部分組成:發動機,傳動機構,工具機或工作機?！盵2]429隨著工業革命的不斷發展,機器也從簡單協作逐步發展到大工業機器體系。人工智能作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顯著標志,將機器體系推向智能化發展。人工智能在改進發動機、傳動機、工具機三部分的基礎上,同時增加了智能控制系統[3]。人工智能時代資本運行的邏輯在于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追求有無限沖動,也就是說,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是為了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增強資本的增殖能力,是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有力手段。

(一)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提高了資本的有機構成

馬克思認為,資本的構成需要從資本的價值方面和在生產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物質方面來理解。他指出:“凡是簡單地說資本構成的地方,始終應當理解為資本的有機構成?！盵2]707資本有機構成主要是指資本價值構成、資本技術構成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馬克思把一定數量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比稱為資本的價值構成,把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數量之比稱為資本的技術構成。一般而言,“由資本技術構成決定并且反映技術構成變化的資本價值構成,叫做資本的有機構成”[2]707。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以及在激烈的競爭中取勝,總是通過不斷引進和采用各種新的生產設備,改進生產方式,提高勞動生產率。生產率的提高則意味著每個勞動者在一定時間內所需要的勞動資料更多,也意味著資本技術構成的提高。而資本技術構成的提高,從價值上看就是增大不變資本的比重而相對減少可變資本的支出,從而逐步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資本的本性所決定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

人工智能作為不變資本,其廣泛運用體現了物對人的替代。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發展使得智能化設備的制造成本越來越低,而物力成本相對于人力成本更加低廉,資本家為了追逐盡可能多的利潤將不斷用智能化生產替代勞動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發展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使每個單位的勞動力發揮作用的智能化生產設備越來越多,不變資本的絕對數量和相對比重大幅上升,而可變資本的比重則大幅下降,因此資本有機構成必然提高。具體表現為隨著無人工廠和智能化車間的涌現,采用智能化生產的企業作為人工智能技術的引進者、智能化生產方式的推動者,可以通過提高不變資本來實現更低成本和更大規模的生產,而智能機器人、自動化生產線等可以替代絕大部分勞動力,降低企業生產過程中可變資本的支出,從而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此外,人工智能通過數據分析和優化算法,可以改善商品供應鏈結構,優化生產流程,提高商品的生產效率,也可以降低庫存成本,提高資本周轉率等。同時,資本積累、資本積聚和資本集中的發展[4],為采用更加智能的現代化生產設備、使用更加先進的人工智能創造了條件,從而促進了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

(二)人工智能增強了資本的增殖能力

馬克思指出:“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余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盵2]269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為了資本增殖而生產,為了剩余勞動而勞動。資本要實現不斷增殖,就必須不斷進行循環,資本一旦停止運動,就無法增殖,無法實現獲取剩余價值的目的,不斷進行增殖是資本的本性和內在要求。資本主義的生產趨勢是盡最大可能延長剩余勞動時間,這既是獲取剩余價值的客觀要求,也是資本增殖的目的。資本增殖就是在生產過程中資本家基于已投入資本,通過剝削工人的剩余價值再投入更多資本,使資本規模不斷擴大從而實現資本增加和資本積累的過程。從剩余價值理論來看,資本增殖是資本家通過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獲得利潤并再投入更多的資本,從而不斷擴大資本規模和積累財富的過程。

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不是為了減輕工人每天的辛勞、縮短工作日,而是為了縮短工人為再生產其勞動能力所必需的勞動時間[5]276-277,用智能勞動代替大部分甚至是全部人力勞動、腦力勞動,縮短勞動者為自己勞動的工作日部分而延長無償為資本勞動的工作日部分,即剩余勞動,從而實現剩余價值的最大化。智能機器通過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實現一定時期智能化機器的產品價值總是低于它以前的社會必要價值,但卻高于它的個別價值,即用機器或自動化機器體系生產這種產品所必須耗費的勞動時間。換句話說,智能機器延長了無償為資本勞動的時間,從而獲得更多剩余價值,人工智能成為“縮短生產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2]463。資本家依靠人工智能獲得利潤再對其投入更多的資本,使得工人的全部肌肉力以及技能轉移到了智能機器上,勞動看似更容易,但工人失去了在勞動中占支配地位的技能,而資本家卻可以用非熟練的、也更易受其支配的“工人”即智能機器來替代熟練工人,實現了勞動資料的運動和活動可以離開工人而獨立存在的目標。人工智能正在或已經突破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的一定的自然界限,即人的身體的虛弱和人的意志,它就像是一種工業上的永動機,使資本規模不斷擴大。與此同時,資本家為了在競爭中取得優勢,總會不斷改進和升級智能機器,其目的在于通過人工智能增強資本的增殖能力,從而保持或提高剩余價值率,以獲得更多的利潤,實現更大范圍、更大程度的資本規模和財富積累。資本主義生產越發展,就越依賴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各種手段,以最大限度地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為目的。資本“對別人勞動(剩余勞動)的貪欲,并不是使用機器的人獨特本性,它是推動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5]290,資本增殖成為當代社會經濟生活的支配性原則[6]。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是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有力手段,也是資本增殖的必然結果。人工智能的發展不但沒有改變勞動者的地位,反而用新的手段和方式加強了對勞動者的控制與剝削,使勞動者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困境。

二、人工智能條件下勞動者的現實困境

馬克思認為:“‘機械發明’,它引起‘生產方式上的改變’,并且由此引起生產關系上的改變,因而引起社會關系上的改變,‘并且歸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變?！盵5]343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讓勞動者面臨著技術性失業和資本性失業的困境,以及收入差距拉大和社會不平等加劇且權益保障困難等現實問題,這甚至可能引發勞動危機。

(一)人工智能對工人勞動的替代使勞動者面臨失業危機

人工智能技術作為新一代技術革命,具有滲透性、創造性、替代性等特征,正在全面“入侵”人類的工作領域,搶奪工人勞動的“飯碗”。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工智能從簡單解放人類雙手發展到具備深度學習和模擬人類大腦的能力,正在以極快的速度和規模取代人類勞動,使勞動者的工作和就業受到巨大沖擊。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應用和推廣不僅淘汰了傳統機器設備,而且使大量勞動力要素被直接取代,造成就業崗位大面積消失,從而引發大規模失業浪潮。麥肯錫研究報告指出,未來60%的職業或被人工智能替代,到2030年將會有30%不同行業的工作被智能技術替代[7]。世界銀行研究報告也指出,發展中國家三分之二的工作崗位容易被智能技術取代[8]。另一方面,人工智能造成絕大部分勞動力集中于職業兩端,低技能職業相對于高技能職業更容易被替代;而與高、低技能職業相比,中間層職業更容易被替代。人工智能替代的往往是重復性高、規律性強的非情感性崗位和職業,而無法替代以創造性、情感性勞動為基礎的工作崗位,因為“人工智能不具有創造性和情感,因此,創造性勞動和情感性勞動是人工智能難以替代的”[9],所以,未來就業結構將出現“極化”趨勢,工作崗位呈“高-低”兩極分化[10]。目前,自動化和智能化的設備和系統已經或正在實現替代工人完成部分工作,這種替代作用可能導致部分勞動者直接失去工作或就業機會。此外,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運用和勞動力市場結構的重新調整,市場對勞動者的技能要求也在發生變化。企業和就業市場更傾向于招聘具備較高技能和專業知識的員工,傳統行業可能萎縮,致使從事傳統行業的勞動者難以適應市場的變化,失去競爭力,從而面臨失業危機。

馬克思指出:“勞動的這種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工人必須跟上機器的更快的速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單個工人必須看管的機器作業量增大了?！盵5]294人工智能時代智能化生產與勞動者勞動強度成正比,智能化生產水平的提高要求勞動者勞動強度的相應提高,一旦勞動者的勞動能力落后于智能化機器和智能化的生產水平,就必然面臨著被替代的風險。為了避免被淘汰,勞動者必須不斷提高自己的勞動力價值,時刻以智能化生產為標準進行人機匹配,表面上看是人在操作機器、控制機器,實際上是機器在控制人、奴役人,以致人與智能機器相異化[11]。此外,智能機器的應用進一步減少了商品的價值量,一部分中低技能勞動者便從生產領域游離出來,工人的“必要勞動一旦不是提供剩余勞動所必需的,它就會直接變成過剩的勞動,變成過剩人口”[5]352。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表明,資本增殖可以僅僅依靠一部分高技能勞動者,大部分勞動者將失去存在的價值。人工智能技術的普及和迭代提高了就業門檻,從事體力勞動以及少部分智力勞動的勞動者減少,智力勞動者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這對從事體力勞動、低技能勞動的勞動者的就業形勢無異于雪上加霜,中低技能勞動者則隨著勞動門檻的提高而不斷被淘汰,甚至可能淪為“無用階級”。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發展,高技能勞動者總體上也將處于失業的風口浪尖。

(二)人工智能的技術偏向性使勞動者貧富差距擴大

人工智能的應用和推廣使就業結構呈現出“高-低”兩極分化,這意味著勞動者的收入分配也存在兩極分化,中等收入崗位逐步消失,勞動者的收入差距增大,使得貧富差距逐漸擴大。

首先,人工智能技術加大了資本收入與勞動收入之間的差距。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是物對人的直接替代,使勞動需求總體性減少,資本性失業和技術性失業就是最好的佐證。隨著資本主義生產規模擴大,社會資本平均有機構成與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資本積累加速,更多的收入和財富向少數資本所有者聚集[12]。按照資本逐利性和資本積累分析,人工智能的發展甚至可能使全球百分之一的人擁有超過百分之九十九的財富。其次,人工智能的技術偏向性導致勞動者內部收入分化。人工智能的發展具有技術偏向性,創造的新崗位大多面向高知群體,而大量技術水平較低的勞動者容易被人工智能代替,他們將面臨更加頻繁的失業或永久性失業。人工智能“促進社會富裕程度的提高,同時卻使工人越來越依附于資本家,引起工人間更劇烈的競爭”[13],致使他們的收入下行壓力越來越大,高技能人才與低技能勞動者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從事人工智能研發的科研人員年薪可以達到普通工作崗位的好幾倍,甚至十幾倍等”[14]。同時,處于中間層的勞動者只能流向低端的工作崗位或失業,失業群體難以實現再就業進而失去穩定的收入來源,生活無以為繼,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最后,人工智能的發展會擴大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收入差距。發達國家作為工業革命的推動者,憑借其技術先天優勢占據有利地位。而人工智能將進一步加速財富的“虹吸效應”,導致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南北發展差距以及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國家間的貧富分化嚴重。

(三)人工智能的“智能落差”使勞動者的社會不平等加劇

地位的不平等是社會不平等的顯著表現。目前,市場就業已成為用人單位實現用工自主權與勞動者實現擇業自主權的主要方式,不同層次的勞動者在勞動市場中處于不同的地位。高素質、高技術、高技能的高端勞動力在競爭激烈的勞動市場中供不應求,這類勞動者往往處于主動地位,更容易獲取相對較高的勞動報酬和更高的社會地位;低技能勞動者則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和服務性勞動并被固定在相應的工作場所,長期從事枯燥的工作、賺取較低的工資,社會地位較低;中等技能勞動者由于受人工智能的替代和排擠,收入減少甚至沒有收入。收入分配的兩極化導致了貧富分化,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對經濟和社會的公平正義提出巨大挑戰。

人工智能的發展會擴大數字鴻溝,引發階層分化、城鄉對立以及拉大國家間的差距。數字鴻溝系因信息技術發展的區間傳播極不平衡,造成或拉大國與國尤其是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分化,并在國家內部群體之間造成 “信息富人”和 “信息窮人”。在這里,數字鴻溝指各個國家和地區、城鄉、企業、行業等因對人工智能的擁有、掌握和應用程度不同所導致的巨大差距[15]。數字鴻溝意味著“智能落差”將造成貧富的進一步分化,從而出現“信息富人”“信息溝壑”等,加劇城鄉對立、階級分化,以及擴大國家間的差距。由此,人工智能的發展會催生出少數特權精英階層。以色列學者赫拉利認為:“讓所有的財富和權力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大多數人類的痛苦將不再是受到剝削,而是更糟的局面:再也無足輕重?！盵16]絕大部分的勞動者將會淪為新的低等人群,并且受算法支配,造成勞動者之間社會和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此外,赫拉利還指出,人工智能的發展會加大人們認知的差距,分化出“智神”與普通人,不僅會造成財富的極化和認知差距的無法彌合,而且會加劇社會不平等和沖突,使社會走向大分裂或大分離[17]。

(四)人工智能的相關法律政策相對欠缺使勞動者權益保障困難

人工智能的發展加劇了勞動者之間的地位不平等。與此同時,由于缺乏相關法律政策的保護,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面臨著許多問題,激烈的市場競爭和殘酷的現實使勞動者的工作和收入變得不穩定。人工智能時代勞動者普遍面臨著社會權益保障缺失、法律權益保障模糊、組織權益保障弱化等問題。首先,社會權益保障缺失。人工智能的發展強化了資本的有利地位,企業憑借技術和智能設備的更新迭代實現壟斷并處于絕對優勢地位,勞動者則處于絕對弱勢地位?，F如今,大多數企業都是通過勞務派遣公司等第三方與勞動者簽訂“合作協議”“承包合同”等,逃避作為用人單位理應按照勞動合同規定履行的法律義務。勞動者需自行承擔工作風險,個人繳納社會保險與養老保險,由于參保費用相對較高,勞動者的參保意愿較低,相關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其次,法律權益保障模糊。勞動關系的認定是法律權益保障的首要問題,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勞動關系呈現出靈活性的特征。目前,我國勞動關系的認定仍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為依據,多數采取剛性認定模式,勞動者與用人單位要么建立勞動關系,受到勞動法的全面保護,要么被排除在勞動法之外,“有勞動沒合同”的現象并未消除,“有合同不平等”的問題突出,部分勞動者未完全享受與自身勞動相應的法定權益。最后,組織權益保障弱化。人工智能時代,勞動資料智能化、數字化引發的勞動精細化、碎片化、流動化,使生產社會化程度大大提高,分工越來越細化、越來越專業化,勞動過程的環節增加、鏈條加長,生產商品的活動很難在同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空間和時間內完成。勞動關系衍生出遠程勞動、共享勞動、人機協作勞動的形態,以平臺用工、外包、勞務派遣為主要形式的非典型雇傭占比越來越大,勞動關系不再傾向于勞動者在固定地點、固定時間完成固定工作的全職雇傭關系,多數具有靈活、多樣、自主等特點。勞動者對工作時間、地點和方式的自主性增強,對用人單位從屬性弱化明顯。

人工智能本身并不會造成就業極化、貧富分化、社會不平等問題,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的逐利性。馬克思認為:“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競爭迫使他不斷擴大自己的資本來維持自己的資本,而他擴大資本只能靠累進的積累?！盵2]683壟斷逐漸形成。也就是說,究其根本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造成的壟斷”[18],而且壟斷造成“贏家通吃”的局面,所以亟須從根本上限制資本的無序發展,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野蠻生長[19],引導人工智能健康發展。

三、人工智能時代勞動者現實困境的突圍之策

人工智能作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術,呈現出不可逆的趨勢。智能時代的勞動力看似被解放,但資本卻貫穿其中,榨取勞動者的剩余價值是智能機器資本主義應用的教義[20]。人工智能的發展必然會推動人類社會走向進步。馬克思曾告誡無產階級“要學會把機器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區別開來”[2]493,因此我們同樣需要學會把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區別開來,避免資本對人工智能的壟斷。

(一)激發人工智能的技術紅利,多維規避人工智能時代技術性失業

人工智能的發展讓眾多勞動者面臨失業危機[21],但同時也可能帶來新的就業機會。目前,人工智能正在不斷開拓新的工作領域,以滿足人類更多樣化、個性化的就業需求。例如,人工智能在機器學習、計算機視覺等方向,需要大量的技術人才;在醫療、金融、教育等領域的應用,也為勞動者提供了新的崗位。因此,可以從三個維度幫助勞動者適應人工智能時代的就業市場。

第一,從個人維度來看,加強職業教育和培訓是首要之舉,使勞動者能夠更好地適應人工智能時代的發展是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關鍵一步。高技能職業群體需加強理論和最新實踐成果兩方面的學習,不斷提高自身職業素質和能力;中、低技能職業人員應具備職業精神和職業規劃意識,要在實踐的基礎上進行理論知識的補充,不斷學習并進入高技能職業崗位,才能不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勞動者需要不斷提升自己的技能,適應市場的變化,以降低失業風險。第二,從企業維度來看,各企業可根據企業類型和平臺就業人群設立相應的培訓課程,高、低技能就業人員都可以結合自身的職業發展規劃申報不同等級的職業技能鑒定,提高各自的職業競爭力。企業應完善職業晉升平臺和提供實踐機會,讓低技能就業人員能通過職業體系規范化培養獲得晉升,實現平臺人才合理流動,以不斷壯大勞動者隊伍。例如,勞動者從事某行業或在某個崗位時能夠從中習得新的就業技能和行業知識,并得到相應的職業培訓機會;用人單位應建立本行業相應的技能培訓機制和用人流程的一體化程序,保證企業在面臨轉型升級時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實現新就業群體或低技能勞動者的無縫銜接,通過再就業、轉型培訓等方式提高勞動者的整體素質。第三,從社會維度來看,培育職業體系需要統籌全局,從依法保障勞動者基本權益的角度入手,健全勞動協調機制,加強企業民主管理制度,健全勞動關系矛盾調處機制,營造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良好環境,加強組織領導和統籌協調等方面保障,促進新型職業體系的建立。

(二)倡導人工智能的社會主義應用,限制資本的無序發展

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不是不要資本,而是要讓資本有序發展?！叭斯ぶ悄艿馁Y本主義應用堅持利潤本位,以超額利潤為限;在無酬或廉價勞動占大比重的生產領域與非盈利領域,無論人工智能如何降低辛勞、改善民生、促進社會進步,也不會被投入應用?！盵22]但是,人工智能的社會主義應用則是堅持人民本位,規范資本有序發展,以惠及全體人民生活為旨歸。

第一,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我們黨在堅持基本經濟制度上的觀點是明確的、一貫的,從來沒有動搖[2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大力支持改革發展,培育更多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就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營造各種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市場環境[24],最大限度激發市場主體活力,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第二,實現初次分配合理和再分配公平。初次分配是市場機制主導的基礎性分配,因此在要素貢獻分配中堅決不容忽視人工智能因素。在人工智能發展初期或弱階段,要盡可能推動釋放人工智能在生產方式、產業變革中的巨大能量,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實現社會生產力的整體飛躍,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牢牢抓住人工智能的“文明面”,進而不斷做大“蛋糕”。再分配是對初次分配之后的調節,是分好“蛋糕”的關鍵,主要處理公平和效率問題,縮小甚至逐步消除由于人工智能的資本特性造成的“貧富不均、收入不公”。此外,面對人工智能的時代紅利,應該向企業征收相應的稅款,特別是對“超級明星企業”,要按照人工智能的算法、算力、數據庫要素進行定價和征稅,即征收數字稅和智能機器人稅。注重人工智能領域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校正人工智能造成的“馬太效應”,為人工智能的和諧發展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第三,堅持社會主義法治經濟。為資本設置好“紅綠燈”[25],統籌發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國內和國際,堅持監管規范和促進發展兩手并重、兩手都要硬,明確規則,畫出底線,目的是引導督促企業服從黨的領導,服從和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大局,鼓勵支持企業在促進科技進步、繁榮市場經濟、便利人民生活、參與國際競爭中發揮積極作用。依法規范發展、加強監管是為了促進經濟社會更加健康、更可持續、更為長遠地發展,是為了資本能夠有序發展、健康發展,對于支持相關企業實現規范創新健康持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完善市場準入、行業監管、公平競爭等法律制度,筑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體制基礎,能夠為各類資本、各個行業規范健康發展提供更牢固的保障。第四,增強企業和高收入群體的社會責任感,實現社會保障兜底全覆蓋。注重慈善公益事業,積極參與和興辦社會公益組織,同時給予慈善事業和其他社會公益事業相應的稅收優惠。僅靠宣傳號召、道德感召無法消除資本對于人工智能的壟斷,因此建設社會保障體系、做好兜底工作必不可少。人工智能技術造成的下崗失業群體,以及無法實現再就業的勞動者和低技能勞動者應當是社會保障關注的重點。保證勞動者的基本生活,是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公平的必要之舉。

(三)立足于人工智能的健康發展,全面推進人工智能時代的法治建設

人工智能應用的不平等、分配的不平等和影響的不平等都將直接導致社會的不平等。推進人工智能的法律和制度建設,是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推動人工智能健康發展的重要工作。人工智能不僅存在倫理風險、法律風險、責任風險等問題,而且涉及整個法律和制度的系統化建設,因此,推進相關法治建設成為關鍵議題。

第一,規范人工智能的身份地位。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導致主客體之間界限的模糊化以及關系的復雜化,引發了關于人的主體性地位的困惑。應從法律層面明確人工智能的本質,即人工智能是人類勞動所創造的智能化的機器,是對人的身體和智力的延伸。它們是人的勞動實踐的產物,是人對象化的知識力量。要依照相關法律制度促進人機和諧發展,明確人機分工和主輔地位。第二,加強人工智能立法和執法效力。明晰人工智能帶來風險的責任主體,從而厘清人工智能風險治理的責任范圍與責任底線。對人工智能設計者的行為加以規范,以法律和制度等形式優化設計者群體的行為歸責機制,避免出現違背法律和道德基準的問題,建構可判定責任行為的制度體系。在一些人工智能應用的重要領域,如智慧交通、智能醫生等,更加迫切地需要法律介入進行權責劃分。第三,建構人工智能發展與運用的責任監管體系,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國家和政府應出臺相關的法律和制度,對人工智能的研發、應用、推廣等各個環節進行監管,最大程度保障人工智能的健康發展,形成政府主導、企業和個人參與的一整套安全責任體系,不論是生產者、銷售者還是使用者,統一納入監管體系中。政府應規定讓研發者公布人工智能相關安全信息設定等,確保人工智能在研發初衷上的安全。此外,政府要約束企業自律,鼓勵民眾及社會進行監督。民眾的監督是最廣泛的監督,加強群眾監督的另一個優勢是可以增進民眾對人工智能的了解,有利于人工智能的推廣、普及和使用。目前,對人工智能的立法與監督刻不容緩,保障人工智能的健康發展需要多方協調治理。第四,大力開展關于人工智能健康發展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機制。人工智能面臨的風險和挑戰是全球性問題,是普遍化的全球現象。保障人工智能的健康發展需要全球協同共治,共鑄人工智能命運共同體意識,增強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及地區之間的交流,讓人工智能的發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人類。

(四)關切勞動者的權益需要,著力完善人工智能時代的社會保障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人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結合,從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需要出發,推動人工智能在人們日常工作、學習、生活中的深度運用,創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盵26]要立足于勞動者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從而引導人工智能與勞動者向好、向善發展。人工智能時代勞動者就業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內呈現出多樣化、靈活性的特征,這對建立并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出新要求。只有做到未雨綢繆,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我們才能引導人工智能與社會保障體系協調發展。

第一,完善現行勞動法。突破傳統勞動關系的“二分化”立法模式,基于社會保障制度的需要明確符合不完全勞動關系的“第三類勞動者”,嚴格按法律規定保障各類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保證勞動者在享受社會保障權益方面有法可依,強化對勞動者的保護。第二,明確擴大社會保險的覆蓋范圍。針對人工智能造成勞動者失業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發展和健全相應的保障機制,在“機器換人”情況下讓失業者擁有最低收入保障、醫保和社保等方面的基本社會權益。第三,完善社會保險制度。一方面,保證勞動關系和社會保險門檻緊密相連,保證多種職業類型的勞動者都可參保用保,促進地區、城鄉、行業之間的保障公平性。另一方面,探索和開發新的保險種類,如第三類勞動者就業險,采取勞動者自行購買、政府補貼、保險公司讓利的方式,多方共同分擔,讓靈活就業者積極參保,強化社會保險的保障功能和再分配功能。第四,建立跨行業、跨區域靈活工會組織。作為維護工人階級利益的“最后一公里”,加強靈活性工會建設迫在眉睫。相對當下勞動者維權成本高、耗時久的訴訟方式,工會能及時有效、更加靈活地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因此要根據相應的行業、區域等勞動群體建立具體的維權服務體系,保證工會的維權確實有效可行。

人工智能作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驅動力,變革了勞動方式,極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釋放了產業革命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創造了新的發展引擎,重構了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經濟活動環節,催生新技術、新產品、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引發經濟結構的重大變革,深刻改變了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實現了社會生產力的整體躍升。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人工智能的發展會讓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人工智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更多勞動者失業和收入差距拉大,從而引發社會地位不平等以及勞動者權益保障困難的問題。我們只有堅持多措并舉、多方發力、趨利避害,才能引導人工智能與勞動關系的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