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向更高的天空

賈新城

2024年，《啄木鳥》雜志正式創刊四十周年。作為刊名，“啄木鳥”之于我的感受，她并非是一只鳥，那滿篇文字才是，所以她是一棵大樹。四十年白駒過隙，又是一段慢時光，一年百鳥爭鳴，四十年萬鳥投林，真是一番云蒸霞蔚的景象。而我，十載一路鳥空啼，三十載繞樹飛飛落，終成一只幸運鳥。

第一個十年。1984年，我讀小學四年級?；厥姿氖昵暗臍q月，總體是模糊的，頭腦里的畫面無非就是背著書包步行二里多地去外村上學。但有一點非常清晰，那就是：這一年一本名為《啄木鳥》的雜志在遙遠的首都北京創刊。那時在我的家里，除了課本、日歷、年畫以外，再沒什么鉛印文字的紙張，何況文學雜志。報紙也沒有嗎？沒有。只有一臺半導體收音機，但沒有電視機，所以雖然我的學習成績不錯，但彼時頭腦中并沒有文學的概念。在那個年代，作為一個貧困的農家孩子，這很正常。直到我1993年考上警校，這之前的所有時光里全無《啄木鳥》的影子。那么，她之于我的前十年，正如妻子之于我的前二十年：注定有緣的雙方一直都在，但彼此從無知曉。

第二個十年。1995年，我從警校畢業參加公安工作，一下子便知道了《啄木鳥》雜志，并且認識到她是全國公安系統法治文學期刊的“大部頭”。這一年，她十一歲。陳奕迅的《十年》寫的是“情人最后淪為朋友”的感傷，但“十年之前，我不認識你，你不屬于我”與“十年之后，我們是朋友”的感觸，是可以類比于此的：我與《啄木鳥》一見如故。從那時起的十年間，我一直在讀。雖然文章屢見報端，但《啄木鳥》上的故事我只能讀而寫不出?，F在想來，這是緣于我雖身為警察，但并未深刻走進包括自己在內的警察以及警察職業——無論寫什么，沒有深刻的思考是一定寫不出好作品的?；蛟S，這一句話能夠提醒我們的公安文學愛好者，假如你辛勤耕作，卻一直沒有金燦燦的收獲，那么你應該清楚問題出在哪兒。但是別急，倘若真愛，則單戀十年八載未必愚頑可笑。

第三個十年。當時已經在多家文學雜志發表小說并已有自己的書出版、已經加入全國公安文聯和黑龍江省作家協會的我，仍然未寫進《啄木鳥》。包括2014年秋，就讀魯迅文學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期間，我與十幾位同學走進啄木鳥雜志社，經主編和編輯老師們在座談會和晚宴上以不同的高度和角度激發創作熱情，儼然成為被高看一眼的家人，實際上我也仍然未能走近她。為什么呢？僅從小說這種虛構文本的寫作上，這里需要大膽解構一下《啄木鳥》所倡導的公安法治文學與我們常說的“純文學”之間的區別。我個人的認識是：在同樣達到具有文學性標準——成功塑造人物以及探討人物人性與命運的基礎上，《啄木鳥》更注重故事情節的完整性、邏輯性、嚴肅性（合乎法律規定），同時兼具好看性（故事情節引人入勝）。不妨用唱大戲來形容：你要唱出滿堂喝彩，但必須字正腔圓，同時，你不能從觀眾席跑著上臺，唱完了從舞臺中間跳著下場。也就是說，《啄木鳥》提倡“好看”，但她的文學性標準會卡掉你的“故事會”，她的完整性標準會卡掉你的“蒙太奇”，她的邏輯性標準會卡掉你的“亂生殺”，她的嚴肅性標準會卡掉你的“漫自由”。于是，這一個十年我是苦惱的，雖然陸續在《人民公安報》發表了公安題材小小說或微電影劇本，但總覺得對于組織上的培養以及公安作家這一名號有諸多缺欠。

第四個十年。如果說疫情時代獨具一些什么樣的特征，僅以我本人的文學創作而言，它給了我閉門思考的契機：思考未必一定閉門，但閉門會促進人的思考——我一下子想到了《啄木鳥》。話說回到2018年，我的短篇小說《王木多突然挺忙》發表于《北京文學》，小說講述了鄉鎮派出所長王木多面對全縣首起性騷擾報警案件，摸藤捋須，抽絲剝繭，在符合法律規定的基礎上，巧妙而妥善地處理了這起似是而非的案件，并實現了執法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這篇小說引起了《啄木鳥》主編楊桂峰老師的關注，她主動聯系我，啟發我“完全可以就從這個王木多所長寫起，寫一個系列出來，打造人物IP”。怎么寫？要寫好警察題材的小說，你鉆進訊問室去生拉硬拽里邊的警察和嫌疑人“編故事”不夠，跟跑在刑警抓捕隊伍后頭“抓現場”也不夠，翻箱倒柜去查閱案卷“找靈感”更不夠，你必須站在東方明珠塔上橫觀社會、縱覽人間：看高樓林立，看車水馬龍，看燈火夜市，看熙攘人流，看坊間巷末，看田間地頭……然后，你再陷入思考：想人間煙火，想衣食住行，想矛盾沖突，想利害并行，想時代進步，想社會文明——2018年埋下的種子，兩年后終于破土萌發，我用力地抓起筆，不只去寫英勇拼搏、懲惡揚善的故事，更要書寫社會秩序、警察群體、法律意義和法治進程。

就是這樣，繼2021年《鎖麟囊》之后，《打金枝》《對花槍》《鍘美案》《西廂記》《相見歡》接續登上《啄木鳥》，真就初步拉開了“派出所長王木多系列”的架勢。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這一系列小說的編輯張璟瑜老師催稿的方式讓人難以拒絕：“王木多所長最近忙啥呢？我可想他了??！”《鎖麟囊》一方面講警察執念：不抓到嫌疑人誓不罷休，就像《三大隊》表現的那樣；但它更深刻的思考是“罪與罰”和“罰什么”的問題：當一個犯罪嫌疑人主體思想和肉體業已喪失，并且是在追溯時限即刻到期的當口，還要不要懲罰、如何懲罰？《打金枝》是以鄉村久禁難絕的賭博為載體，做進一步思考：同樣利用某種能定輸贏的工具，如何正確而清晰地界定“賭博性質”與“賭氣行為”，正因為很難界定，所以才要思考?！秾尅分v的是一個飽受各種侵害的社會底層小人物，以一系列實施侵害的手段來反侵害的故事，深入思考“持有工具直接侵害”與“沒有工具隱性侵害”的性質為何有天壤之別？為何前者有罪，后者無妨？《鍘美案》揭示的是人口拐賣犯罪背后勢力強大的辦案難、受害者在偏遠貧困地區被無知“保護”的解救難、受害女性長大成人生兒育女后的脫離難問題?！段鲙洝贰断嘁姎g》都旨在反映大時代中網絡大潮對思想認知未能匹配的落后地區造成的巨大沖擊……

對于我即將完成的新作《三岔口》，《啄木鳥》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全面脫貧的大背景下，通過“王木多系列”反映在農村的基層治理？我突然意識到，六部短篇登上《啄木鳥》，只是剛剛開始，“王木多系列”通過《啄木鳥》的“催產”橫空出世，但他還要經過更多磨煉，才能架起筋斗云，飛向更高的天空。把每一起案件辦得巧妙漂亮的王木多只是10版本，而作為小人物如何折射大時代，農村派出所長如何融入中國法治發展進程，一身“東北大碴子味兒”的王木多如何詮釋人民警察的使命擔當，這些可能都和辦案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

時光如流，滄海桑田，作家的使命是用最敏銳的眼光、最鋒利的筆觸刻畫出一個時代的細節。再一次深深感謝《啄木鳥》的編輯老師們，如前所述，沒有她們的厚愛、支持與幫助，我這只鳥兒就不會在這樣一棵大樹之上發出啁啾鳴叫。晴空一鶴排云上，似曾相識燕歸來。每一次飛回來，或銜幾粒果實，展示日而漸的成熟；每一次再起飛，又是新的起點，面向新的高度和遠方。

值此《啄木鳥》創刊四十周年之際，謹祝愿這棵大樹：枝葉繁蔚，蔥郁挺拔，榮華紛縟，生生不息。

責任編輯/張璟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