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企業創新生態系統多階段治理機制選擇

顧桂芳，李文元

（江蘇大學管理學院，江蘇鎮江 212013）

0 引言

構建多主體共同創造、共生演化的創新生態系統已成為核心企業推進創新的重要方式已成為國內外學者的共識。如Ander［1］以多個失敗的新產品開發案例揭示了創新生態系統對推進創新的重要性；歐忠輝等［2］運用仿真方法揭示創新生態系統的核心企業共生單元、配套組織共生單元在一定的共生環境中，通過各種共生模式推動創新。王宏起等［3］、王新新等［4］進一步指出，企業同時利用企業內部和外部的創新資源，共同創造創新，獲取價值，提升整體創新能力。在該系統中，成員企業間既需要合作實現創新，又因為利益分割產生競爭，為保證創新生態系統健康運行，核心企業該如何選擇適當的治理機制以協調成員企業等利益相關者間的權責利關系？對此，學者們曾提出合同治理和關系治理兩種機制。擁護合同治理的Williamson［5］、Zhao 等［6］學者主張，創新生態系統各主體通過復雜合同就生產決策、收入分配、爭議解決等程序達成一致，各自按合同約定投入資源實現創新生態系統價值創造；支持關系治理的Dyer［7］、趙藝璇等［8］學者則認為，開放式溝通、信息共享、信任、相互依賴和合作是創新生態系統跨組織治理的關鍵。近年來，核心企業為增加其核心產品價值或加強對稀缺資源的控制，采取合并、收購、股權投資等方式，實施水平或垂直一體化，由此Wen 等［9］認為，權益治理也成為重要的治理機制選擇。

然而，在創新生態系統治理實踐中，盡管核心企業實施了合同治理、關系治理或權益治理，但合作伙伴與核心企業“反目成仇”的事件仍頻頻發生，昔有任天堂第三方軟件開發商集體“叛逃”，近有騰訊游戲和華為一度“決裂”。究其原因是核心企業忽略了治理機制需隨系統演化的內在要求。共生演化是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的本質特征［2］，核心企業要根據創新生態系統演化的不同階段設計相應的治理機制［10］，如果核心企業的治理采取靜態思維，治理機制不隨創新生態系統的演化而調整，過往成功的治理機制就會失去效力。實踐困境需要學者們采用動態視角研究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治理問題，而現有這方面的文獻甚少，此外，現有文獻多采用案例研究法分析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治理，受制于案例研究法外部效度不高的局限，研究結論難以一般化［11］。企業創新生態系統參與主體眾多［12］，如果采用檢驗性的實證研究，不僅調研對象難以確認，而且所需成本大且耗時長。計算機仿真能彌補上述研究方法的缺陷，以較低的成本實現特定情境下的分析［13］?；诖?，本文基于動態視角，首先界定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的多個階段，然后通過文獻梳理出當前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治理機制的類型，最后構建基于計算實驗的多主體仿真模型，借助計算機仿真工具，模擬分析不同階段不同治理機制下企業創新生態系統運行狀態的動態演化，進而設計核心企業創新生態系統不同階段的最優治理機制，并以案例進行驗證。本研究以期豐富企業創新生態系統和跨組織治理理論研究，指導企業創新生態系統建設實踐。

1 企業創新生態系統多階段劃分

生命周期理論認為，系統形成與發展具有生命周期特征，在不同階段，在系統內外部環境等因素的驅動下，企業創新生態系統不斷演化，呈現階段性特征?？v觀已有研究，關于系統生命周期的劃分目前還未統一，研究者們結合自己所研究的企業或行業得到了不同的劃分。如Haken［14］學者提出系統生命周期分為出生、發展、成熟、蛻變和衰退這5個階段；Moore［15］將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生命周期分為4 個階段，即誕生階段、擴張階段、權威階段和再生階段，這一劃分較全面涵蓋了不同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的不同發展階段。本文基于Moore［15］對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生命周期的劃分，認為創新生態系統的各參與主體，為了共同創造創新，提升整體創新能力，在實踐中主體之間往往是強強聯手，形成創新生態系統以后，在網絡信息技術、創新政策及競爭環境等因素的驅動下，使得創新生態系統快速成長與發展，而且外部環境具有易變性、不確定性、復雜性和模糊性，企業創新生態系統只有快速經歷誕生階段，很快進入擴張階段，才能引領創新潮流［16］。因此，本文不明確區分誕生階段和擴張階段，將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生命周期階段分為3 個階段，即誕生—擴張階段、權威階段和再生階段。

（1）誕生—擴張階段。在此階段，核心企業的主導產品進入市場后，市場占有率先慢后快地提升。在此階段，企業需要從外部環境中獲取大量的互補性資源和冗余性資源，并將其與內部資源進行整合，且對外部資源和知識的消化、轉化和應用能力較弱，主體間信任感不高，核心企業對其他主體的控制能力弱。此階段核心企業的治理任務是，通過經濟和非經濟手段，吸引足夠多的外部主體加入企業創新生態系統，形成同邊效應和交叉效應，讓越來越多的消費者購買產品，快速提升市場占有率。

（2）權威階段。在此階段，核心企業主導產品的市場占有率達到最高值。在此階段，核心企業占據創新生態系統的核心位置，創新生態系統聚集的眾多主體為價值創造提供異質性資源，核心企業與其他主體建立了深度信任，能快速吸收其他主體的知識并轉化為市場上有競爭力的產品或服務。此階段核心企業的治理任務是，加強對其他主體的控制，防止其出現機會主義行為或退出創新生態系統。

（3）再生階段。在此階段，替代性的產品進入市場，對核心企業主導產品形成挑戰。此時，如果核心企業能利用其創新生態系統的主導地位和長時間建立的信任感，重新整合資源，吸收外部知識，那么企業創新生態系統能夠再生，否則系統將步入衰退。此階段核心企業的治理任務是讓創新生態系統在替代品市場上快速擴張。

2 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治理機制的目標及類型

2.1 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治理機制的目標

精細設計的治理機制是為了實現激勵和控制［17］，Gibbons［18］認為，經濟組織的主要理論都是為了解決激勵一致或控制權分配問題；Huber 等［19］認為，所有以“創新生態系統治理”為主題的實證性文獻都可歸為對激勵或控制兩個目標的分析，并認為激勵包括資源共享、提供信息、授予自治權和給予獎勵；控制包括接入控制、結果控制、行為控制和外部關系控制。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是由核心企業、供應商、互補商、用戶等主體構成的復雜系統，價值創造和價值獲取是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的核心過程。在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治理中，核心企業是治理者，其他主體是被治理者，核心企業要激勵其他主體投入互補性資源和冗余性資源，與自身的資源進行整合，為用戶提供價值；在價值獲取中，核心企業既要能保證各主體平等參與、談判、分割和實現價值，又要能控制某主體為分割更多的價值而做出敲竹杠、搭便車、退出威脅、隱瞞與虛假發布等機會主義行為。因此，激勵和控制是核心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治理機制的目標。

2.2 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治理機制的類型

為劃分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治理機制類型，本文檢索了CNKI 數據庫和Web of Science 數據庫中題目含有“生態系統治理”“ecosystem governance”的國內外文獻，文獻類型為“論文”，刪除研究主題為自然系統的文獻，一共檢索到中文文獻32 篇，外文文獻45 篇。在眾多文獻中，將生態系統治理機制分為合同治理和關系治理是最為廣泛的分類，有8篇中文文獻和9 篇外文文獻采用此分類，都占到各自文獻總數的20%，其他文獻都是基于不同研究視角提出各自分類，但大多沒有被同行采納。本文沿襲此分類，同時基于以下考慮加入權益治理機制：第一，隨著天使投資、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投資等行業的發展，小米科技、華為、海爾、亞馬遜等企業在組織外部進行了大量的權益投資，權益投資正成為核心企業構建和建設生態系統的重要手段。第二，已有學者將權益治理作為生態系統治理的機制，Cumming 等［20］、Audretsch 等［21］進一步強調和驗證了權益治理在生態系統治理中的應用。

因此，本文將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治理機制分為合同治理、權益治理和關系治理。

（1）合同治理。企業創新生態系統合同治理是核心企業通過正式合同來激勵和控制參與主體行為的機制［22］。在合同治理下，各主體的角色和責任、主體間溝通的內容和方式、合作的結果或產出、監督程序和違規處罰等都通過合同加以明確或確定［23］。由于合同對各主體的專用性投資行為進行了事前約定和事后違規處罰，因此可以激勵各主體按合同約定投資，而且合同準則營造了融洽的溝通氛圍，有利于知識的共享和獲?。?4］。然而，人的有限理性限制了各主體精確預測意外情況的能力，技術日益復雜使得精準評價績效變得愈發困難，這為機會主義的滋生留下空間［25］。Lu 等［26］的研究表明，合同治理的激勵效率較高，但對控制機會主義沒有效果，由此，合同治理的特征是高激勵和低控制。

（2）權益治理。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權益治理是核心企業通過股權關系來激勵和控制參與主體行為的機制，股權關系包括成立合資企業、共同股權投資、單向股權投資等形式［27］。權益治理在控制主體行為方面具有以下優勢：第一，權益治理增強了核心企業對獨特的、難以模仿資源的控制，核心企業可以憑借所有權優先獲取到資源［28］。第二，權益所有權使合作雙方的激勵和利益保持一致，有利于核心企業控制合作中的延擱問題和機會主義行為［29-30］。而在激勵方面，權益治理存在以下不足：第一，被投資企業員工的積極性和自主性會降低，從而產生激勵成本［31］。第二，企業過早進行股權投資，當技術和市場未達到預期時，將會產生承諾成本［32］。由此，權益治理的特征是低激勵和高控制。

（3）關系治理。企業創新生態系統關系治理是指核心企業通過信任和共同準則等非正式制度來激勵和控制參與主體行為的機制［11］。信任和共同準則是關系治理的兩個重要形式。信任是指核心企業在具有風險性的交換關系中對合作伙伴的誠信、信譽和仁愛的自信程度［33］。共同準則是創新生態系統中各主體行為的共享期望［34］。關系治理在激勵和控制參與主體方面具有以下優勢：第一，共同規則促進互惠學習，信任作為防范措施可阻止某主體出于自身利益盜取知識［35］。第二，主體間共同建立的慣例可以提升合作伙伴的生產率和效率［11］。第三，良好關系下各主體樂意承擔不確定性成本且更有靈活性［36］。然而關系治理的局限性減弱了其激勵和控制效果：第一，因為缺乏監控和正式合同，關系治理下的主體易受到機會主義行為的侵擾［17］。第二，穩定的關系易滋生惰性，使核心企業缺乏激勵去尋找更好的合作伙伴［37］。第三，對關系的投資和形成的慣例對核心企業而言是沉沒成本，對核心企業不愿輕易割舍沉沒成本的預期讓合作伙伴喪失提升效率的動力［38］。Lu 等［26］的研究表明，關系治理能防范機會主義，但激勵效率低于合同治理。綜上所述，關系治理的特征是中等激勵和中等控制。Williamson［39］對三種機制的比較也為本文的分析結論提供了佐證，如表1 所示。

表1 合同治理、權益治理和關系治理三種機制的比較

通過對合同治理、權益治理和關系治理這三種治理機制的對比分析，可以看出，三種機制在實現控制和激勵方面各有千秋，合同治理表現為高激勵和低控制功能，權益治理表現為低激勵和高控制功能，關系治理表現為中等激勵和中等控制功能。

3 基于計算實驗的多主體仿真模型構建

復雜適應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理論認為，主體與環境以及主體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是系統演化的主要動力［40］。創新生態系統內各參與主體經過選擇、合作、學習、協同的過程形成一個協同整體［41］，各主體的行為選擇以及彼此間的相互作用會影響系統整體收益，即系統的整體健康狀態是通過各主體的行為及交互作用而涌現出來的。當創新環境發生變化時，作為治理主體的核心企業可以通過制定或改變治理機制來促使各主體做出行為調整，有效的治理機制不僅可以防止機會主義行為，而且可以促進主體間加強合作，進而吸引新的主體加入到生態系統中來，從而促進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的健康發展?？梢?，創新生態系統健康發展的復雜性就在于主體為適應環境變化，在有效的治理機制下改變自身的行為規則，通過微觀主體的相互作用生成宏觀整體的涌現現象。本文之所以采用基于計算實驗的多主體模型進行仿真分析，主要基于兩個原因：其一，本文研究目的是提出核心企業創新生態系統不同階段的最優治理機制組合，三種治理機制可以形成多個機制組合，但在治理實踐中只有一種機制組合會得到實施，其他組合的治理效果無法得到驗證，仿真可以對不同機制組合的治理效果進行模擬、對比分析，進而得到最優的治理機制組合；其二，對于動態演化的復雜系統，計算實驗方法為這類系統自組織、動態演化及宏觀與微觀層次間相互作用等問題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13］。

因此，本文借助計算機仿真工具Netlogo 構建多主體仿真模型，觀察不同治理機制下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的運行狀態在一段時間內的動態演化。

3.1 基本假設

本文對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的環境資源、主體屬性與行為偏好、主體行為交互做如下假設：

（1）資源環境。所有環境資源分布在世界38×38 的正方形區域，世界環境中有3 個不同的企業創新生態系統A、B 和C，分別采用合同治理機制、權益治理機制和關系治理機制。A、B、C 的市場競爭環境相當，且發展階段保持同步，每個系統以半徑為5 的圓形表示。每個企業視為一個主體，主體分為兩類，一類是負責建立和治理創新生態系統的核心企業；另一類是指除核心企業之外的伙伴企業，他們或是已加入創新生態系統的成員企業，或是未加入創新生態系統的外部企業。

（2）主體屬性。被研究主體的屬性主要有：合作意愿、地理位置、投入水平、收益。1）合作意愿，指主體擁有的一種合作態度，代表其對創新生態系統協同整體的心理認同，合作意愿只分合作與不合作，令C=2 表示合作，C=1 表示不合作，C在{合作，不合作}間隨機選擇。在現實世界中，各主體具有不同的傳統性及風險規避程度［42］。本文借助正態分布函數使得主體具有不同程度的傳統性T1和風險規避程度T2，。本文假設不同主體的傳統性為中性，將T1的值設為0.500，并且保持此傳統。對各主體的風險規避程度，本文采用Peysakhovich等［42］對T2取值方法的建議，將T2的取值分為三種水平：0.200、0.167、0.142,分別指5 個企業（組織）中有1 家違約、6 個企業（組織）中有1 家違約、7 個企業（組織）中有1 家違約。在創新生態系統的誕生—擴張階段，由于市場環境較不穩定，生產經營的不確定性因素較多，成員企業對核心企業的信心不足，加入創新生態系統的面臨的風險較高，對風險的規避程度也最高，故置；在權威階段，由于系統外部環境穩定，核心企業擴大經營領域，聲譽優勢提高，與成員企業的協調和溝通增多，此階段成員企業對風險的規避程度最低，故置；在再生階段，核心企業要進入不太熟悉的市場和技術領域，成員企業盡管已與核心企業建立了親密關系，但依然要承擔較高風險，此階段成員企業對風險的規避程度高于誕生—擴張階段而低于權威階段，故置。2）地理位置，指主體在世界空間上的位置，令dij表示主體i和主體j地理位置距離。3）投入水平，指主體為實現創新生態系統價值共創而投入的成本。代表其對創新生態系統的投入。要將主體的合作意愿轉化為實際的投入行為才能對系統產生宏觀影響，用投入水平來表示主體將合作意愿轉化為投入行為而付出的投入，如資金、勞動力等，主體合作意愿越高，其投入水平就越高。本模型將它們間關系假設為Iij=D×Cij；其中，Iij為創新生態系統i中第j個伙伴企業的投入水平，D為控制參數，經訓練和測試設定為2，Cij為創新生態系統i中第j個伙伴企業的合作意愿。4）收益，指主體經過一次價值創造后獲取的收益。假設以投入水平作為主體收益分配的依據，則主體收益表示創新生態系統i中第j個主體的收益水平，Iij為創新生態系統i中第j個主體的投入水平，Ni為創新生態系統i中的企業總數，即系統規模，yi為創新生態系統i的總績效。

現實中，采用不同治理機制的創新生態系統中的主體即使付出相同的投入，其收益也會不同。說明治理機制不同，系統的協同效應也不同，會導致主體不同的收益及行為選擇。本模型采用表示投入與產出之間關系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來表示不同治理機制下，系統將投入水平轉化為總體績效的協同因子K，。p，q分別代表創新生態系統核心企業對成員企業的激勵水平和控制水平。對核心企業來講，激勵伙伴企業價值共創是首要任務，其用于激勵的投入高于控制，由此本模型將p的值設為2，q的值設為1；α、β為大于0 的常數，分別表示不同治理機制的激勵效用和控制效用，α+β=1。前文的分析表明，合同治理機制表現為高激勵效用與低控制效用，權益治理機制表現為低激勵效用與高控制效用，關系治理機制表現為中等激勵效用與中等控制效用，基于此邏輯和對多家核心企業管理層的訪談，本文對α和β的值設置如下：在合同治理機制下，；在權益治理機制下，；在關系治理機制下，。

（3）主體行為偏好。創新生態系統中的主體只有兩種合作行為：互惠型合作行為與機會型合作行為，且每個主體在某一時刻只能選擇一種行為。

（4）主體行為交互。主體都是有限經濟理性的，其行為選擇會受系統中其他成員企業和外部環境的交互影響，在具體做出行為選擇前會進行“成本—收益”分析。主體在世界范圍內自愿選擇和移動，系統內的成員企業可以選擇離開系統，系統外的外部企業也可以選擇加入系統。

3.2 主體行為交互規則

（1）仿真初始時，創新生態系統A、B 和C 中核心企業數量都為1。令100 個主體進入并離散分布于世界環境中，有些主體隨機分布于創新生態系統A、B 和C 區域內，其合作意愿依據隨機概率被賦值，隨機概率隨企業創新生態系統階段而發生改變，合作賦值為2，不合作賦值為1。

（2）主體的視力值隨機分布于［0,5］范圍內，對于處于獨立創新的企業，如果其與某個創新生態系統A、B 或C 的距離小于等于其視力值，則會選擇加入該系統。

（3）創新生態系統治理機制不同，使得系統整體協同效應也不同，并影響系統中主體的收益，導致主體不同的行為選擇。對于系統中的主體，若當前收益大于單獨創新收益，則會選擇繼續留在系統中，否則會選擇離開當前系統。此外，選擇留在當前系統的主體又會受自身可視范圍內其他主體的影響，當主體察覺到自身收益高于周圍其他主體平均收益時，會選擇留在當前系統，否則也會離開當前系統。

（4）對于選擇繼續留在當前系統的主體，則會模仿學習其可視范圍內收益最高的主體，通過自適應學習改變自身的行為，以獲得更高的收益。本文通過模仿概率Pij來體現系統中主體間的相互影響［44］，即。其中，Pij為模仿概率，表示主體i可視范圍內收益最高的主體j的收益水平，表示主體i的收益水平，dij表示主體i和主體j地理位置距離，通過調用Netlogo 中link-length 計算得出?？煽闯?，當主體間地理位置距離一定時，主體間的收益差距越大，主體i模仿主體j的概率越大；當主體間的收益差距一定時，主體間地理位置距離越大，模仿概率越??；反之亦然。留在當前系統的企業會根據模仿概率的大小來調整自身的行為，假設時，主體i會向主體j學習。

3.3 計算實驗情境設計

為了模擬分析企業創新生態系統運行狀態在不同階段不同治理機制下的動態演化，本文依據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演化的3 個不同階段和三種治理機制的組合，設計了9 種實驗情境，分別進行模擬，進而為核心企業根據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所處階段選擇最佳治理機制提供依據。依據前文分析，本文將9種實驗情境參數設置如表2 所示，其他參數結合上文的參數設定。

表2 實驗情境及參數設置

4 基于仿真結果的核心企業創新生態系統不同階段治理機制選擇

本文分別將系統規模（Ni）、系統平均績效（yi/Ni）作為核心企業創新生態系統運行狀態的效果變量，以衡量治理效果［45］。每次模擬的周期T=100。

（1）誕生—擴張階段的治理機制。在此階段，各主體合作意愿服從正態分布N（0.500,0.200），仿真結果如圖1、圖2 所示。

圖1 誕生—擴張階段三種治理機制下的系統規模

圖2 誕生—擴張階段三種治理機制下的系統平均績效

從圖1 和圖2 中可以看出，在誕生—擴張階段，合同治理機制下的企業創新生態系統規模最大，關系治理機制次之，權益治理機制最弱，而且不同治理機制下平均績效指標也表現為與系統規模相似的特征。由此推斷，企業創新生態系統誕生—擴張階段的最優治理機制是合同治理，同時輔以關系治理和權益治理。

在誕生—擴張階段，合同治理之所以成為最優治理機制，是因為此階段核心企業治理的首要目標是吸引伙伴企業加入創新生態系統，激勵伙伴企業進行專用性投資，為用戶創造價值。但此時核心企業尚未占據合作網絡中心位置，無法憑借聲譽優勢吸引合作伙伴進行專用性投資；此階段核心企業與伙伴企業間尚未建立充分信任，很難通過信任激勵合作伙伴進行專用性投資；此外核心企業拓展市場需要大量資金，缺乏充裕資金進行權益投資。此時，通過合同設計詳細規定雙方的權利、義務、違約的懲罰措施，對該階段核心企業和伙伴企業而言是最佳的選擇。

（2）權威階段的治理機制。在權威階段，各主體合作意愿服從正態分布函數N（0.500,0.142），仿真結果如圖3、圖4 所示。

圖3 權威階段三種治理機制下的系統規模

圖4 權威階段三種治理機制下的系統平均績效

從圖3 和圖4 中可以看出，在權威階段，關系治理機制下的企業創新生態系統規模最大，合同治理機制次之，權益治理機制最小。不同治理機制下的平均績效指標表現為與系統規模相似的特征，合同治理機制和關系治理機制的平均績效在仿真周期的大部分時間不分上下，關系治理機制的平均績效在仿真周期的末段高于合同治理機制。由此看出，在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權威階段的最優治理機制是關系治理，同時輔以合同治理和權益治理。此外，就平均績效的數值而言，權威階段三種治理機制都高于誕生—擴張階段的對應值，這說明在權威階段，三種治理機制能夠創造更好的產出。

在權威階段，關系治理機制之所以成為最優，主要原因有：首先，創新生態系統演化到權威階段時，核心企業的主導產品或服務的技術已經相對成熟，技術不確定性和市場不確定性變低，主體間專用性投資的需求降低，伙伴企業的產品或服務的性能規格已經定型且易于衡量，此時誘發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性降低，核心企業已與伙伴企業形成穩定的關系，激勵伙伴企業的需求也已降低；其次，權威階段的合同往往是直接重購或修改重購合同，簽訂合同的過程簡單快速，主體間只需就交易物規格做出約定，合同方對合同爭議處理已駕輕就熟，此時合同治理的重要性逐漸減弱；再次，權威階段核心企業戰略目標是擴張市場和維持市場占有率，實現此戰略目標需要高資金投入，因此權益治理無法成為此階段的優先治理機制；最后，各主體經過誕生—擴張階段的協商、調整、配合以及近距離觀察，對合作伙伴行為模式有更深入的了解，已形成共享的關系規范和信任，為關系治理提供了用武之地。

（3）再生階段的治理機制。在再生階段，各主體合作意愿服從正態分布函數N（0.500,0.167），仿真結果如圖5、圖6 所示。

圖5 再生階段三種治理機制下的系統規模

圖6 再生階段三種治理機制下的系統平均績效

從圖5 和圖6 中可以看出，在再生階段，權益治理機制下的企業創新生態系統規模最大，合同治理機制次之，關系治理機制最小。不同治理機制下平均績效指標表現為與系統規模相似的特征，權益治理和合同治理的平均績效在仿真周期的前段不分上下，權益治理的平均績效在仿真周期的末段高于合同治理。由此看出，在企業創新生態系統再生階段的最優治理機制是權益治理，同時輔以合同治理和關系治理。此外，就平均績效的數值而言，再生階段三種治理機制都高于誕生—擴張階段的對應值，低于權威階段的對應值。

在再生階段，權益治理機制之所以成為最優，主要原因有：首先，再生對核心企業意味著其主導產品或服務發生轉移，核心企業要重新整合資源構建新的創新生態系統，核心企業的再生戰略往往是進入技術相關的領域，該再生戰略對部分伙伴企業而言風險并不是非常高，因而激勵難度較低，然而該戰略的技術和市場不確定性相對于權威階段在上升，各主體經過長時間合作后發現機會主義空間的概率在增加，因而治理的控制需求較高；其次，再生對所有主體而言意味著目標市場、競爭對手和經營環境的改變，市場不確定性和技術不確定性使得主體間簽訂復雜合同時預估意外情況的難度增加，合同治理的效力減弱；再次，再生也意味著主體間原有信任關系的調整和重構，調整和重構主體間關系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因而在新的信任關系建立之前，關系治理的潛力得不到有效發揮；最后，權威階段積累的資金為再生階段的權益治理實施提供了財力保證，再生階段的治理需求與權益治理相吻合，推動權益治理成為創新生態系統再生階段的主導治理機制。

5 核心企業創新生態系統多階段治理的實例分析

為驗證仿真結論，本文以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小米科技”）為例進行實例分析。本文選擇小米科技為實例研究對象，是基于以下理由：一是小米科技的創新生態系統歷經了3 個階段的演化，完成了手機創新生態系統向“手機+AIoT”雙引擎過渡，在當前再生階段小米科技正全力打造手機為平臺的智能家居創新生態系統；二是小米科技的崛起過程恰是社交媒體飛速發展時期，社交媒體提供的海量數據為剖析小米科技治理機制演變提供了證據支持。

（1）小米科技在誕生—擴張階段的治理機制。2010—2013 年是小米科技的誕生—擴張階段。2010年小米科技創立，當年推出MIUI 首個內測版，2011年推出小米1，2012 年推出小米2，2013 年推出小米3 和紅米，憑借優質平價、互聯網營銷等手段，小米手機業務迅速地成長，從2011 年銷量27 萬臺，到2012 年銷量719 萬臺，直至2013 銷量達到1 869萬臺［46］，國內市場份額進入前三。盡管手機業務發展迅速，但手機創新生態系統的構建過程并非一帆風順。2010 年年末小米科技在艱難獲得高通的專利授權后，小米開始尋找合作伙伴，但大多數供應商因為擔心小米科技的出貨量，拒絕和小米科技合作，經過多次拜訪溝通小米科技才獲得了一些供應鏈的合作協議。在此過程中，創業團隊原有的個人關系也為創新生態系統的構建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此可見，小米科技在誕生—擴張階段治理機制以合同治理為主，并輔以關系治理，權益治理在此階段的作用微乎其微。

（2）權威階段的治理機制。2014—2017 年是小米手機創新生態系統的權威階段。在此階段，小米手機銷量增速減慢且出現下滑，2014 年手機銷量達到6 107 萬臺，國內市場份額第一。2015—2017 年手機銷量分別為6 655 萬臺、5 542 萬臺和9 141 萬臺［46］。在此階段，諸多合同無法預料的問題給小米科技創新生態系統治理帶來挑戰：2014 年，觸控屏的供應商Wintek 倒閉，使小米4 面臨產能不足的巨大壓力；2015 年高通驍龍801 芯片發熱問題嚴重影響了小米Note 銷量；2015 海外市場10 億元庫存的出現暴露了小米科技對經銷商激勵和控制的不力；2016年三星斷供AMOLED 面板將小米Note2 上市時間推遲了一年；此外，伙伴企業供貨價格高等機會主義行為也開始隱現。上述問題的解決多依賴關系治理：小米手機銷量下滑后能夠再次爬升得益于前期積累的忠誠用戶，正是這些用戶的信任為小米的調整提供了機會；小米科技創始人用個人關系挽回了三星的再次供貨；管理層用真誠和信任對供應鏈合作伙伴進行了優化。在此階段，小米科技基于用戶信任，以小米品牌背書的方式投資生態鏈企業，投資孵化了紫米移動電源、萬魔耳機、華米手環、智米空氣凈化器、青米插線板等77 家生態鏈初創企業。

由此可見，小米科技在權威階段治理機制以關系治理為主，并輔以合同治理，權益治理開始發揮效力。

（3）再生階段的治理機制。當小米科技2018年實施“手機+AIoT”雙引擎戰略時，標志著小米科技創新生態系統進入再生階段。在該階段，手機業務穩定發展，持續為智能家居生態系統提供連接的載體，2018—2020 年小米科技手機業務銷量分為11 866 萬臺、1.246 億臺、1.46 億臺［46］。而AIoT 業務則發展強勁，2018—2020 年，AIoT 與生活消費產品收入分別為438 億元、621 億元和674 億元，占總收入的比重分別達25.1%、30.2%和27.4%［46］。截至2021 年年底，小米科技共投資生態鏈企業310 家，資產估值480 億元［46］。

小米科技主要采用權益治理機制治理智能家居創新生態系統。小米科技從眾多智能家居研發團隊中選擇研發能力很強但銷售能力不足的團隊進行股權投資，使其成為生態鏈企業，小米科技占生態鏈企業的股份最高為40%，多數都是20%左右［46］。小米科技成立谷倉學院，培訓生態鏈企業的管理人員，將小米既有的營銷能力、供應鏈能力、產品能力盡可能地賦予生態鏈企業。生態鏈企業根據小米科技設計思想形成產品設計思路，產品通過小米科技的渠道進行銷售。小米科技和生態鏈企業通過合同確定利潤的分配比例。在此過程中，信任等關系治理機制也發揮著重要作用，生態鏈企業授權小米科技決定產品價格，小米科技相信生態鏈企業對制造成本和研發成本核算的準確性。

由此可見，小米科技在創新生態系統再生階段的治理機制是以權益治理為主，合同治理和關系治理為輔。

6 結論與討論

6.1 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創新生態系統理論和跨組織治理理論，劃分了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的多個階段，分析了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治理機制的類型，構建了基于計算實驗的多主體仿真模型，運用仿真工具NetLogo 模擬分析不同階段不同治理機制下企業創新生態系統運行狀態的動態演化，揭示不同階段的最優治理機制，并以實例進行驗證。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1）依據系統演化的結構和狀態，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演化分為誕生—擴張階段、權威階段和再生階段。吸引足夠多的外部主體加入創新生態系統、防止成員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或其退出創新生態系統、實現創新生態系統在替代品市場上快速擴張分別是核心企業在3 個階段的治理任務。

（2）核心企業是創新生態系統的治理主體，在治理中既要激勵伙伴企業實現價值共創又要控制其機會主義行為?？晒┖诵钠髽I選擇的治理機制有合同治理、權益治理和關系治理，三種治理機制在實現激勵和控制目標上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合同治理是高激勵低控制，權益治理是低激勵高控制，關系治理是中等激勵和中等控制。

（3）根據企業創新生態系統運行狀態的演化結果，在創新生態系統的誕生—擴張階段，核心企業應選擇合同治理為主、關系治理和權益治理為輔的治理機制；在創新生態系統的權威階段，核心企業應選擇關系治理為主、合同治理和權益治理為輔的治理機制；在創新生態系統的再生階段，核心企業應選擇權益治理為主、合同治理和關系治理為輔的治理機制。

6.2 理論意義

（1）拓展了跨組織治理理論的研究視角?，F有的跨組織治理研究通常采用靜態視角將治理機制分為合同治理和關系治理，研究兩者在促進組織績效中的替代作用或互補作用，而對治理機制的動態性研究不足。本文采用動態視角，主張在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的不同階段，采取不同的治理機制。

（2）豐富了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理論?，F有文獻認為治理機制單向影響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的運行狀態，本文引入演化的思想和方法，揭示出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所處的演化階段影響治理機制選擇，而治理機制又進一步影響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的運行狀態，本文提出的治理機制與企業創新生態系統運行狀態雙向影響的觀點，對現有文獻是一補充。

6.3 實踐意義

（1）改變了核心企業選擇長久最佳治理機制的思路。本文研究表明，不存在永遠最佳的治理機制，治理機制隨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所處的階段及系統環境中資源豐饒情況而發生改變，核心企業應因勢而改變治理機制。

（2）為核心企業選擇治理機制提供了指導。本文揭示了企業創新生態系統不同階段的最優治理機制，有利于核心企業根據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所處階段，做出治理機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