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與平等：兩種正義觀中的共同富裕

王 立

共同富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同時也是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種理想愿景，已經成為新時代引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藍圖和遠大目標。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和西方有關正義思想交融的時代語境下，共同富裕已成為中國思想界闡釋自己的公平正義觀念和構建公平正義話語體系的核心范疇之一，是馬克思主義有關社會正義的時代表達。因而，無論是作為社會正義的制度實踐，還是作為一種有關公平正義的理論建構，對共同富裕的理論探討都極具時代意義。以什么樣的正義原則來分配社會基本利益而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理論關注的核心問題。在此意義上，分配正義原則的探究和理論建構是共同富裕的理論硬核，在社會制度的頂層設計中占據核心地位。

一、歷史語境中的共同富裕

在很大程度上，分配正義原則的不同類型同人們持有的不同的直覺正義觀念相關。例如，一個平等主義者和一個嚴格的至善論者建構的正義原則將截然不同。正義觀的不同源于人們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洞察、對既往歷史的深思檢省和對未來社會的理想性描繪與刻畫。共同富裕作為一種推動社會發展的理想理念，作為公平正義的實踐要求，是對社會現實和歷史發展的時代回應。只有明晰時代性的要求，才能探究相應的分配正義原則而規范制度的實踐，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簡要來說，共同富裕在當下的歷史語境中，其含義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內涵越來越明晰深刻、理論越來越豐富的發展過程。透過歷史語境中的語義變化，人們可以體會和認識到理論背后的正義呼聲和要求。

據考證，共同富裕概念首次出現在20世紀中期，主要是針對農民的共同富裕(1)《毛澤東選集》第5卷，197頁，人民出版社，1977。，而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則是在鄧小平理論中得到全面闡發?？梢哉f，鄧小平對共同富裕的論述奠定了共同富裕的理論框架和思想基調。首先，共同富裕同社會主義的本質和優越性相聯系。鄧小平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要消滅貧窮，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其次，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社會總產品和財富的增加，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開放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改革開放的兩大原則是公有制占主體和實現共同富裕。再次，共同富裕不僅是一種理想理念，還有明確的“路線圖”和具體措施。路線圖是指三步走戰略：我國經濟發展分三步走，20世紀走兩步，達到溫飽和小康，21世紀用30年到50年時間再走一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2)《鄧小平文選》第3卷，251頁，人民出版社，1993。具體來說，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這個任務已經基本實現。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然后，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具體措施是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最后，共同富裕不僅是物質文明上的富裕，還包括精神文明的富裕，兩者同等重要。

20世紀90年代以后，共同富裕被賦予了更多新的內涵。第一，兩極分化成為共同富裕理論關注的重要問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在促進社會總體財富增加的同時，人們的收入也出現了顯著的分化，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問題突出而尖銳。如何對待兩極分化，人們也存在一個認識逐漸深化的過程：從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到允許收入差距趨向合理，防止兩極分化。消除兩極分化給人以平均主義之嫌，而且兩極分化不可能完全消除，只能防止其過分擴大。第二，共享改革成果是共同富裕的新表述。改革開放使得社會總體富裕起來，但是，總體富裕并不意味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部分人仍然生活貧困。改革紅利沒有被全民“共享”，這違背了改革開放和共同富裕的初衷，人民要共享經濟繁榮成果。(3)參見《江澤民文選》第2卷，17頁，人民出版社，2006。如何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促進社會全面進步和保證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新問題。第三，采用公平正義的話語框架論述共同富裕的相關問題。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4)《胡錦濤文選》第3卷，623頁，人民出版社，2016。，如何在分配結構和分配方式中架構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體現公平正義與共同富裕的雙重要求，成為理論和實踐上的重大問題。第四，建設小康社會是共同富裕的著力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脫貧攻堅取得絕對性勝利，歷史性地消除了絕對貧困，人民生活得到全方位改善，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共同富裕也因應新的時代要求而被提升到新的理論高度。首先，共同富裕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5)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2頁，人民出版社，2022。在世界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式現代化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克服了其他現代化方式中的兩極分化痼疾，更好地體現了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具有世界史意義。其次，“共享”理念更加突顯，“富?！币幏兜膬热莞迂S富。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富裕不僅是物質豐裕，還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再次，防止兩極分化依然是共同富裕面臨的重要問題，也是公平正義的內在要求。最后，共同富裕的路線圖更加清晰，任務更加明確。實現共同富裕分為兩個實踐階段：一是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二是從2035年到21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到那時，全體人民共同富?；緦崿F，我國人民將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分析和考察共同富裕在歷史語境中的含義變化，其目的是說明我們對共同富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有著不同的歷史認知和時代判斷。早期的共同富裕主要同農民問題相關，改革開放后的共同富裕面對的是所有人的絕對貧困，集中體現為溫飽問題。采取何種方式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社會財富總量的增加，滿足人們的生存需要是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務。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生存需要在得到不斷改善和提高的同時，兩極分化問題日漸突顯，分配改革、人民“共享”和公平正義成為共同富裕理論的主題。進入新時代，共同富裕要求在滿足“美好生活”需要的過程中解決眾多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問題，共享社會發展成果和不平等之間的矛盾變成了主要問題。透過這些歷史認知和時代判斷，我們可以深刻把握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面臨的重大問題及其在理論論述上的不同體現。通過這些論述，我們認為在共同富裕理論中存在著需要正義和平等正義兩種正義觀的復雜交織。

二、兩幅正義理論圖景

大體來說，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前，共同富裕的主要問題都是要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從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以及黨的十八大關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論述中，共同富裕論及的主要問題都與絕對貧困問題相關。當絕對貧困問題解決后，相對貧困問題成為共同富裕面對的新課題。絕對貧困的本質是基本的生存需要之滿足問題，而相對貧困的實質則是所有人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滿足與共享的不充分而形成的不平等問題。從規范性和正義觀的角度來看，絕對貧困同需要直接相關，相對貧困同平等緊密相連。需要和平等是兩種不同的正義觀，它們交織在共同富裕的整體理論表述中。

兩種正義觀意味著兩種不同的正義話語體系和概念體系。對于需要正義，需要與欲望對立之形成的道德規范性(6)參見王立：《“需要”的規范性》，載《哲學動態》，2010(10)：80-82。、生物學需要、基本需要、體面的生活、健康自主、充足(7)充足(sufficiency)可以視為需要話語的最新發展。充足主義是當代新興的正義觀，它所依賴的道德理由基本上來自需要，即它關注一個人的生活需要是否能夠達到充足。充足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成果有：H.Frankfurt.On Inequalit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R.Crisp.“Equality，Priority，and Compassion”.Ethics，2003，113(4)：745-763；L.Shields.“The Prospect for Sufficientarianism”.Utilitas，2012，24(1)：105-111。等是主要的概念；與之相應，我們常使用的概念則是溫飽問題、小康生活、美好生活、基本服務、社會最低保障等。對于平等正義，平等的價值、道德人格、分配正義、機會平等、收入和財富等是主要的概念；與之相應，我們常使用的概念則是公平正義、權利平等、規則平等、機會平等、共享、兩極分化等。不同的概念體系構建了不同的話語體系和思想體系。不同的概念體系、話語體系和思想體系反映了人們對社會總問題的不同認知：前者意味著需要是社會正義的首要問題，國家的重心在于滿足人們的需要；后者意味著平等是社會正義的主要問題，國家的重心在于解決不平等和防止兩極分化。

基于需要的正義來看待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將會是如下的理論圖景。

首先，共同富裕無論是在超越正義還是在正義的語境下，需要的滿足都是首要的任務。所謂超越正義，一方面是指基本需要的滿足是無條件的。例如，維系生命存在的需要是絕對的，無論社會處于什么形態，社會全體成員對它們的要求且政府的回應都應該是無條件的。即使在古代社會，人們也會認為“基本的滿足生命存在的需要較少具有爭議性和假設性”(8)S.Reader.“Aristotle on Necessities and Needs”.In S.Reader (ed.). The Philosophy of Ne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18.。維系生命的需要是如此清晰、真實和必要，以至于人們認為這根本無需訴諸任何正義理論。有人因此而認為分配正義與滿足生存水平的基本需要沒有一點關系，而與滿足非生存層面需要的優先性評價有巨大的關系。(9)F.Rosen.“Basic Needs and Justice”.Mind(New Series)，1977，341(86)：93.另一方面，絕對貧困問題的提出一開始并沒有在正義的話語下進行。正義話語在國內的興起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事情。所謂在正義的語境下，即公平正義在成為學術界、政府和社會都重視的重要價值時，有關社會利益的分配開始運用公平正義的話語，尤其是“美好生活需要”的觀念開始同正義結合在一起形成時代性的理論表述。

其次，生產力和社會生產的發展與提高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毋庸置疑，絕對貧困問題的解決，基本生存需要的滿足，其前提是社會總產品的增加和豐富。只有在有物質產品可分的前提下，才會涉及如何分配的問題。沒有這一前提，任何形式的分配正義都是空談。在改革開放前，我們的分配政策或分配模式總體上是平等主義的，人們之間的工資或收入相差并不大。由于缺乏生產積極性，人們生活最需要的物質產品極度匱乏，社會奉行的絕對平等反而導致了所有人的絕對貧困，溫飽問題在基本需要匱乏的意義上被突顯出來。人們深刻意識到沒有社會生產力的高速發展，沒有社會總產品的大幅增加，所有人的基本生存都將是嚴重問題。當絕對貧困問題解決后，相對貧困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首要問題。在相對貧困的視域中，社會要滿足人們的美好生活需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依然是共同富裕的前提。在這種意義上，需要的正義無論在理論上有多重要，在社會實踐中無論多么亟須，它最終受制于社會生產。社會生產力和生產水平是需要正義的前提。

最后，共同富裕內在要求分配正義與效率相統一。在分配正義理論中，分配正義同社會生產要么不相關，要么存在緊張關系。前者體現為分配正義和生產效率無涉，后者體現為正義與分配效率的對抗。嚴格說來，社會如何分配，一種分配如何才能稱之為正義的分配，這屬于規范性問題；而社會生產如何更有效率，取決于生產體系如何組織和運作，這屬于事實性的問題。雖然人們都認為分配和社會生產存在關聯，但如何以理論的方式將之結合在一起，這是需要正義理論的優點。在需要的正義中，需要滿足的程度與生產效率的提升是同步的。通常說來，正義的分配要受到分配效率的約束，即一種分配“只要不可能把規范改變得、把權利義務方案重訂得能提高某些代表人(至少一個)的期望而不同時降低另一些代表人(至少一個)的期望，這種安排就是有效率的”(10)羅爾斯：《正義論》(修訂版)，54-5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分配正義之所以要受效率的約束，是因為這種分配正義的實現會使他人利益受損，最終也會導致自身利益受損。然而，在需要的正義中，需要同分配效率并不沖突。無論是溫飽問題，還是美好生活的需要，它們都是所有人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需要。這意味著所有人的生活都應該達到這個水準，不存在一部分人獲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損的問題。

基于平等的正義來看待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則是另一幅理論圖景。首先，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務是調節貧富差距，防止兩極分化。財富和收入的巨大差距是當代正義理論關注的主要問題，這一問題意識自然也會映射到人們對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的觀察和認知中。不同于平等主義完全的規范理論歸因——不平等源于自然的任意性因素和社會的偶然性因素，中國社會的不平等既有平等主義所強調的規范性原因，也有國家特定時期的特定政策和措施的原因，后者也許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一部分人與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政策和特殊措施允許和激勵的結果。就經濟結構來說，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允許各種分配要素參與其中，允許分配體現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的要求，這是導致個人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對地區而言，給予部分地區更大的自主權，例如在沿海地區率先實行對外開放，這是地區發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正因為先富是特定時期、特定政策措施的結果，因而防止兩極分化成為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務。

其次，共同富裕的主要問題是先富和后富的關系問題。在平等正義視域下，有利于平等的分配方式和分配結構改革是國家考慮的重點，社會生產不再被置于理論的核心地位。共同富裕對平等的關注基于兩個重要的前提：一個是基本需要的滿足不再成為理論問題，也不再是實踐問題。當所有人的基本需要滿足之后，新的正義問題則是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此時，不平等成為正義的首要問題。另一個是社會生產依然高效率地進行。當社會總產品和財富的不斷增加成為常態，或者是社會生產會以自動的方式高效運作時，社會關注的主要問題就變成收入和財富應該如何分配的問題。改革開放后，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快速地從貧窮國家變成富裕國家，似乎都印證了上述兩個前提已經得到了很好的解決。為了減少人們之間的收入差異、縮小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一系列有效的分配方式、分配結構改革和調整成為平等正義考慮的核心問題。

最后，共同富裕始終面臨正義與效率的緊張關系問題。正義與效率的緊張是平等正義內在固有的問題。從分配正義來看，平等正義關注分配平等，社會生產則是另一回事。但是，平等正義的實踐卻又不得不考慮社會生產的作用。平等主義理論家常用“帕累托最優”來限制平等的實踐，以分配效率的形式突顯社會生產的重要性。平等主義者意識到以降低他人的利益而改變和提升社會最不富裕階層的地位和利益是沒有效率的，平等應該受到分配效率的約束。強調分配效率的真正原因在于，平等的實踐程度過高會削弱“激勵”，導致社會整體“蛋糕”變小，最終損害所有人的利益。一個社會應當避免使那些狀況較好的人的邊際貢獻是一個負數。(11)羅爾斯：《正義論》(修訂版)，6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在分配效率的約束下，平等自然是有條件的和有差別的平等。對于理想的平等主義者來說，平等作為好的價值，社會應該當作內在的目的來追求。然而，當把平等作為內在的目的來追求的時候，平等主義就無法避免“拉平反駁”的難題。(12)參見德里克·帕菲特：《平等與優先主義》，載葛四友編：《運氣均等主義》，203-204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袄椒瘩g”也可以視為分配效率約束平等的一個特殊案例，平等的理想與平等的實踐出現嚴重的不一致。

兩種不同的正義觀呈現出不同的理論圖景，同時也折射出我們對社會重大現實問題的認知差異。兩種正義觀也意味著兩種不同的規范制度的分配正義原則，而作為不同的制度原則，強調的重點判然有別。在需要的正義觀看來，基本需要的滿足和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升是共同富裕最關切的問題；在平等的正義觀看來，防止兩極分化和解決不平等是共同富裕面臨的緊迫問題。問題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法各異。因此，共同富裕是將需要作為首要問題還是將平等視為核心問題，事關共同富裕的分配正義原則建構和實踐優先性等重大問題。

在最后一刻，我看見了康美娜，她充滿了憐惜和愛意的目光讓我沉醉，在死神來臨的瞬間，我真實地擁有了母親的懷抱。

三、共同富裕的參照點

既然存在著不同的正義觀來表征共同富裕的理想，那么，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也就存在著哪一種正義觀較為合理的理論問題。要確定合理的標準，我們需要明晰共同富裕的理論參照點，即如何判斷所有人都達到了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的理論勾畫中，理論上存在一個有關富裕的最低“門檻”(threshold)。(13)參見哈里·法蘭克福特：《作為一種道德理想的平等》，載葛四友編：《運氣均等主義》，183-185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只有當所有人都跨過了這個最低門檻，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也才意味著實現。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確定門檻，這里面存在兩大重要問題：一個是共同富裕的標準是什么；另一個是如何判斷所有人都達到了這個標準。

我們先來看共同富裕的標準問題。共同富裕的標準依據共同富裕的內容而有不同的區分，有些標準是概括性的，有些標準是實質性的。其中，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屬于實質性標準，也是可量化共同富裕的客觀標準。就其本質來說，基本公共服務屬于基本需要的范疇，主要保障人的基本生存、基本的能力發展、基本的健康以及體面生活等最重要的需要?；竟卜站然年P鍵詞是“基本的”和“均等的”。所謂基本是指這些服務對于所有人來說都具有基礎性、緊迫性和廣泛性等要求?；A性意味著它是人們從事其他有意義活動的前提，缺乏它，其他活動將無以為繼；緊迫性意味著對所有人來說極為重要且應該在當下盡可能實現；而廣泛性則是指這些公共服務并不是某些特殊群體的需要，而是所有社會成員的需要。所謂均等是指這些服務無一例外為每個人平等享有。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國家要建立最低保障制度和體系，為社會成員提供基本的就業保障、基本的養老保障、基本的生活保障、基本的教育和文化服務、基本的健康保障等，確保每個人都能過上一種滿意的有尊嚴的生活。顯然，門檻存在高低之分，通常來說，人們強調最低的門檻，而最低的門檻同基本需要是一致的。(14)R.Huseby.“Sufficiency：Restated and Defended”.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2010，18(2)：178-197.共同富裕的實質標準同基本需要的要求高度一致，而且也存在著人們共同認可的有關基本需要的明確清單。

關于如何判斷所有人都達到共同富裕，我們可以采用程序主義的解釋方式。程序主義的解釋是指，只要社會按照正義原則的要求運行，它就不再需要追蹤復雜環境下任何個人特殊地位和利益的變化，只需關注社會最低階層的那部分人的地位和利益提升即可。按照程序主義的解釋，最不富裕的階層自然就是共同富裕實現與否和實現程度的最佳參照點。即使是在絕對貧困問題解決后，最不富裕階層也不會消失，他們的生活福利只是比在絕對貧困狀態下有了比較大的改善和提升，因而，在相對貧困狀態最不富裕階層依然存在。共同富裕的標準同正義的門檻相關，最不富裕階層同正義的參照點相關。兩者揭示了共同的理論問題：只有當最不富裕階層跨過共同富裕的門檻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才意味著實現。

最不富裕階層是共同富裕的最佳理論參照點，也是分配正義的參照點。需要的正義和平等的正義雖屬兩種不同的正義觀，但是，它們都可以把最不富裕階層的地位和利益的改善和提升視為共同的理論出發點。對于需要正義，最不富裕階層只有跨過富裕生活的基本門檻，才意味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是需要正義的完全實踐。對于平等的正義，最不富裕階層的地位和利益要被最大限度地提升和改善，同時還要達到共同富裕的要求，這是平等正義的充分實踐。問題的關鍵在于，共同富裕是通過需要正義的完全實踐還是通過平等正義的充分實踐來提升最不富裕階層，在兩種不同正義觀的視域下，其實踐方式會存在明顯的區別。

在需要正義的視域中，共同富裕的核心問題是如何使最不富裕階層達到基本需要的門檻。通常來講，基本需要分為兩種：一種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基本需要；一種是“體面的生活”的基本需要。前者突出人的生存的急迫性，后者突出人的生活意義的重要性。在現代社會，基本需要同人們的體面的生活觀念更多地聯系在一起。正如米勒所說：“在引入對‘需要’的這種理解時，我所指的是需要能夠被當作是使得人們在他們的社會中過上一種最低限度是體面的生活的那些條件?！?15)米勒：《社會正義原則》，259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體面的生活之觀念由亞當·斯密提出，并且斯密也解釋了體面的生活條件所指是生活的必需品。他指出：“我所說的必需品，不但是維持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是按照一國習俗，少了它，體面人固不待說，就是最低階級人民，亦覺得有傷體面的那一切商品?！?16)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431頁，商務印書館，1974。不同的時代對體面的生活條件的界定是不一樣的：斯密生活的年代，亞麻布襯衫和皮鞋是體面生活的必需品；在現代，體面的生活之條件則會更高。

體面的生活之條件是歷史的、文化的和相對的，然而，體面的生活之觀念則是理想的、跨文化的和絕對的。人的觀念是體面的生活觀念的核心，它要求所有人都能夠過上人之為人的意義生活，能夠體現人的尊嚴的生活。在普遍性和絕對性的意義上，任何國家和政府都有責任也有義務保證每個人達到體面生活的條件。當人們在社會層面上思考需要時，他們把它看作是確立了一個不能允許任何人低于它的最低限度和基線。(17)米勒：《社會正義原則》，113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公共服務均等化就是保證每個人達到這種最低要求、保證最不富裕階層都能邁過富裕的門檻。質言之，門檻之下是需要正義關注的首要問題。

在平等正義的視域中，由于平等具有天然的比較性特征，平等的正義主要聚焦于不同群體之間的比較。將最不富裕階層作為正義的參照點，平等的正義要求社會分配要有利于最不富裕階層，社會要盡可能減少各個階層之間的不平等差距。一般來說，人們在基本的權利、自由、機會等方面是平等的，在財富和收入方面則是不平等的。平等的正義的關注點是盡可能提升最不富裕階層的福利水平，減少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對于共同富裕，其核心問題也是如何縮小最不富裕階層同其他階層之間在財富和收入等各方面的差距。如果說需要正義的首要任務是將最不富裕階層提升到門檻之上，那么平等的正義則是盡可能縮小最不富裕階層同其他階層之間的差距。

兩種正義觀的對照表明，基本生活需要的滿足是需要正義的核心，防止巨大的不平等是平等正義的主旨。平等的正義當然也關注最不富裕階層的福利改善，改善程度同門檻的設置標準相關，因而門檻也是平等正義的重要問題。在平等主義理論中，門檻的設置可能很高，也可能很低，高低之分取決于平等主義理論家對不平等接受的程度。如果認為社會應該實現最大程度的平等，平等主義理論家會把不平等的程度減少到最低直至滿足效率的最高點位置(18)參見羅爾斯：《正義論》(修訂版)，6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此時，這個最高點可能比通常意義上的門檻要高。如果平等主義者認為只要不平等得到改善就可以，此時的最高點可能比通常意義上的門檻還低。無論是高還是低，門檻都不是平等主義關心的核心問題，而不過是平等正義在與其他正義觀的相互批判中衍生出來的問題；相反，階層之間的不平等才是平等正義的核心問題。

兩種正義觀都能將最不富裕階層作為正義的參照點，關鍵是哪一種正義觀最能有效地實現共同富裕。在理想的意義上，需要的正義同平等的正義一樣，都能夠規范制度和引導社會實踐對最不富裕階層的地位和利益進行改善和提升。然而，當社會總體財富和生活水平還沒有達到較高的程度時，正義理論關注的首要問題應該是門檻之下的人的生存和生活狀態。在這種意義上，需要的正義對最不富裕階層來說更具有緊迫性和重要性。無論人們堅持何種正義觀，都必須承認一個基本的前提，即滿足人的生存和發展之基本需要是正義的首要任務，在社會成員整體的基本需要水平還不高的時候就更是如此。有人認為，即使在當代盛行的平等主義正義理論中，保障人的生存需要也是一個前置于平等的正義問題。(19)參見何懷宏：《生命原則與法律正義——從長時段看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載《哲學動態》，2021(2)：41。因此，當基本需要對我們還意味著正義問題時，基本需要的滿足就具有優先性，體現在正義觀上，需要的正義比平等的正義對我們更為急迫，即使是兩者沒有本質上的沖突。

此外，兩種正義觀在如何對待個人責任問題上也存在明顯不同。需要的正義不考慮個人責任問題，尤其是在基本需要應該滿足的意義上。當一個人主張社會應該滿足其基本需要時，無論這個人是否應該為這種狀況負責，社會都有義務滿足其要求。社會應該保障每個人都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這是正義的底線，也是社會最低保障制度建立的理論根據。平等的正義對待個人責任的態度相對來說比較復雜。部分平等主義者為了給不平等的解決提供強有力的理由，竭力將主觀原因還原為客觀原因，盡力排除個人責任在正義中的作用。(20)參見王立：《正義與應得》，11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谌说淖灾餍远鴱娬{個人的自主選擇，運氣平等主義者認為正義應該考慮個人責任。經過理論的交鋒，平等正義理論家最后都接受和承認個人的選擇及其應負的責任。當一個人的糟糕處境由其個人選擇或其他主觀原因導致時，平等正義會承認這種事態。一旦個人責任成為正義的考量因素，個人地位的提升和利益的改善就從社會制度的剛性要求弱化為“有條件的”主張。對于需要正義而言，即使在某些條件下，個人雖然要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但社會依然有義務和責任為其提供體面的生活之基本保障。

四、需要的正義與共同富裕

在正義實踐的緊迫性和個人責任豁免的意義上，需要的正義對最不富裕階層更快步入共同富裕能夠提供充分的理由和有力的實踐保證。就正義來說，理論和現實能夠精確對應并且相互印證。正義要有可欲性，可欲性是理想性的體現，它要引導和規范制度的運作和實踐；同時，正義要有可行性，可行性是現實性的要求，它意味著脫離現實的正義只會是烏托邦。在理想和現實的雙重約束下，共同富裕應該立足于需要的正義觀，不斷提高基本需要的水平，把美好生活需要的滿足作為正義的首要任務。美好生活的需要同體面生活的需要一樣，都屬于基本需要的范疇。之所以強調滿足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務，原因在于基本需要的滿足是最基本的正義要求，而且美好生活的需要作為我們的基本需要，在達到其基本要求前仍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首先，基本需要的滿足和有力保障在正義理論中具有優先性地位?；拘枰臐M足是正義的底線要求，無論在何種歷史條件下都應該體現?；拘枰暮x決定了它的無條件性要求：宣稱 X 對主體 A 是基本需要，也就是斷言 X 是一個非派生的、非偶然的、明確的和不可逃避的必然條件，該條件對主體A來說是為了使其免于受到嚴重的傷害。(21)G.Thomson.“Fundamental Needs”.In S.Reader (ed.).The Philosophy of Ne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75-177.這些條件的必然性決定了基本需要對任何個人來說都必須滿足，如果這些條件達不到，不僅使個人生活的意義和尊嚴受到傷害，而且還會嚴重影響未來的生活計劃。當我們強調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時候，實際上也就是強調它們的根本性意義。公共服務因為其基礎性、緊迫性和廣泛性，涉及每個人最基本的生活，所以必須被所有人無條件地平等享有。在這種意義上，基本需要的滿足具有優先性，尤其是對于那些發展中國家，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是重中之重。(22)J.W.Sewell.“First Things First：Meeting Basic Human Need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4，3(14)：441-449.

其次，基本需要的滿足極具挑戰性，任重而道遠。之所以刻意強調這點，原因在于我們特有的階層結構。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我國中低收入群體占總人口比重比較大。按照通常的經濟理論，如果將中等收入群體界定為能夠過上體面生活的階層，顯然，我國絕大多數人口在這個標準之下。如果依照世界銀行新的貧困標準，將會有為數不少的人重返貧困之列。如此龐大的中低收入群體，不僅使得生存性的基本需要滿足極富挑戰性，而且使得體面的生活需要成為艱巨的任務。當務之急是提高這些最不富裕階層的生活，使之邁入富裕的基本門檻。

最后，作為基本需要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共同富裕在新時代的更高要求，其實踐任務將更加艱巨。美好生活需要也是人之為人的基本需要，是新時代對基本需要含義的擴展和豐富。大多數理論家將基本需要限定在人的自主和健康層面，并由此開列了基本需要的清單：營養食品和潔凈的水，具有保護功能的住房，無害的工作環境，無害的自然環境，適當的保健，童年期的安全，重要的初級關系，人身安全，經濟安全，適當的教育，安全的生育控制和分娩。(23)參見萊恩·多亞爾、伊恩·高夫：《人的需要理論》，199頁，商務印書館，2008。實際上，體面的生活也是基本需要，并且比這份清單還要復雜和豐富。在新時代，美好生活的需要以獨特文化的方式繼承和發揚了體面生活的基本理念，并將之提升到更高的標準，它不僅包括物質層面如“公共服務均等化”所涉及的基本內容，而且還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更高精神生活方面的要求。美好生活需要是個人全方位發展的需要，是基本需要的極大擴展。在當前歷史條件下，全體人民要邁入共同富裕的門檻任重而道遠。

將美好生活需要作為透視共同富裕的理念和要求，這是馬克思關于社會正義思想構想和理論主張的時代體現。需要在古代和近代都有所論述，但是，需要作為正義觀卻是由馬克思創造性地提出并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加以經典表達：“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2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64-365、670頁，人民出版社，2012。馬克思從現實的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來闡釋需要與共同富裕之間的關系，在他看來，生產物質生活是人的第一需要，當第一需要得到滿足后又會在社會活動中發展出新的需要。(25)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59頁，人民出版社，2012。需要是動態的歷史過程，伴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的需要也會全面提升，自由也會充分發展。馬克思明確指出：“通過社會化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種可能性現在第一次出現了，但它確實是出現了?！?2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64-365、670頁，人民出版社，2012。

將美好生活需要的滿足視為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務，并不意味著對平等正義的忽視；相反，需要正義的實踐能夠最大限度地促進平等，加快實現共同富裕的進程。美好生活需要的不足或匱乏集中體現在最不富裕階層，他們人數眾多且沒有達到美好生活的基準線以下。對于最不富裕階層來說，將其生活水準提升到美好生活需要的層面與改善他們的不平等是一致的。如果一個文明社會按照其文化意義和社會共識將體面的生活界定為基本需要，顯然，這些基本需要涵蓋的內容和必要條件越豐富，政府制定的基本福利水平門檻也就越高。高標準的基本福利水平對最不富裕階層生活和地位的改善更有力。當所有人都邁過基本需要的門檻，社會的貧富差距自然也會大幅度減少。就此而言，基本需要的門檻越高，平等實現的程度也就越高。當所有人的生活都達到了“體面的生活”之水準，都滿足了美好生活的需要，此時，社會經濟的不平等也就不再有絕對性的意義。因此，基本需要的滿足無論在哪個階段都具有絕對性的意義。

需要正義的實踐不但能夠促進不平等問題的解決，而且能夠避免平等理論中的固有難題。一方面，平等的正義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平等，會要求政府盡力運用再分配手段來調節個人和階層之間的財富和收入差距。這會導致一個可能的后果：為了滿足平等的要求或縮小貧富差距，處于門檻之上的人的生活福利水平可能被拉下來，這也是優先主義理論家反駁平等主義的重要理由。與之相對，需要正義的實踐不是將門檻之上的人的生活水平拉下來，而是將門檻之下的人的生活水平提上去，所有人都要邁過門檻，達到共同富裕的要求。在這種意義上，平等和需要兩者的目的和手段完全不同。另一方面，平等正義通常不考慮社會生產的事情，只考慮分配效率的問題，實際上，社會生產對平等正義的實踐產生根本性的約束。平等主義者往往是在考慮效率約束時才會間接地強調生產，而需要正義其首要前提是社會生產的提升和發展。在需要理論中，正義與效率是高度統一的。

正義的優先性和社會現實的緊迫性為正義原則的建構和實踐提供了明確的方向：基本需要是正義原則之理論建構和正義實踐的優先任務。在理論建構上，正義原則應該體現需要的正義；在制度實踐上，正義首先要求以美好生活為核心的基本需要的滿足和提升。無論是以“溫飽問題”體現的基本的“生存需要”，還是以“美好生活”體現的“生活需要”，需要都是最重要的問題。將需要及其實踐階段的不同目標視為實現共同富裕的核心問題，這也同我們改革開放后認識和論述社會主要矛盾的理論相契合。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需要正義都是主要矛盾理論的核心要素。如果從消除“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的視角來審視正義問題，需要就始終是實現共同富裕理論的主要問題，也是實踐上的首要問題。只有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適時提升貧困線標準，建設和完善社會最低保障制度，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才能確保全體人民盡快實現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