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的筋骨、溫度和文化使命

徐剛

一

在今天的文學現場，批評開始高度的體制化了。在這個由作者、出版商、官方機構、批評家、期刊發表平臺，以及讀者共同構成的文學流通體系中，作家們更像是文學產品的原料提供者，作為“幕后金主”的出版方承擔文學的生產和銷售工作，而批評家更像是廣告商，他們與期刊雜志一道承擔了文學成品的推廣環節，并配合出版方將產品推銷給作為消費終端的讀者手里。因此對于作者和出版方來說，無論是追求經濟效益（銷售量）還是追求社會效益（評獎），都高度依賴批評家的密切合作。在此，要想成為一位合格的推銷者，批評家不僅要“有才”，能寫能說，還得“有顏”，他們隨時都得拋頭露臉，得經受這個“看臉”時代的重重考驗。此外，還得會表演，如果能講段子，會說“脫口秀”，那就再好不過了。當越來越多的作家開始直播帶貨時，批評家也在謀求“破圈”……

當批評家深度嵌入到這樣的批評體制之中時，批評的弊端想必是一目了然的，批評的“甜蜜化”和“軟文化”也就不可避免。聰明的批評家，總是擅長操弄成色不一的所謂“甜蜜的批評”。為了一些散碎銀兩，他們甘愿充當書商的“幫閑”，不惜讓批評淪為沿街叫賣的吆喝?！胺众E不勻狗咬狗，槽里無食豬拱豬”，有人曾如此奚落所謂的批評界。在等價交換的市場原則面前，批評已然失去了它理應具有的品格和力量，節操尚且不保，遑論什么尊嚴。批評的顏面正在喪盡，批評家不過是卑微的乞食者，或是流落街頭的“沒皮沒臉的雜耍藝人”。

今天的文學批評，包含著太多的“奴顏”和“媚骨”。從這個角度來看，倘若說文學批評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想必并不是危言聳聽。越是這樣的時候，越能夠真切地感受到魯迅先生的教誨所具有的振聾發聵的時代意義。先生早就提醒過我們，批評是應該有“筋骨”的。批評的戰斗性，恰是其“筋骨”的體現。在魯迅先生那里，文學批評總是被寄予“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的鮮明傾向。如他在《華蓋集·題記》中所言的，“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于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為此，他對真正的“文人”提出了要求，他們應該“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像熱烈地擁抱著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著所憎”，“不但要以熱烈的憎，向‘異己者進攻，還得以熱烈的憎向‘死的說教者抗戰”。在此，將“文人”置換為批評家，顯然是更加恰切的。在《批評家與創作家》一文中，魯迅對批評有著更加透徹的闡釋：“文藝必須有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抗爭，這才能夠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干凈，那所得的結果倒是要相反的?！痹隰斞缚磥?，文學批評是一項嚴肅而切實的工作，批評是有“筋骨”的。

二

然而面對今天的文學批評，在反對阿諛奉承、庸俗吹捧，倡導“批評精神”，增強朝氣銳氣，做好“剜爛蘋果”的工作的同時，也要警惕出現截然相反的狀況。因為有時候，批評家也會“濫用批評的權威”。

讓我們再次回到魯迅先生那里。先生也曾旗幟鮮明地反對將文學批評變成一種排斥“異己”的符咒。在他看來，文藝固然需要批評，但不需要“惡意”的酷評。如他在《墳·未有天才之前》中所說的，“目下就出了許多批評家，可惜他們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評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因此必須警惕的是，“惡意的批評家在嫩苗的地上馳馬”。對于那些惡意滿滿的“酷評”，“無論打著什么旗子的批評，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魯迅一方面批判了所謂“含淚”的批評，認為“批評文藝，萬不能以眼淚的多少來定是非。文藝界可以收到創作家的眼淚，而沾了批評家的眼淚卻是污點”。另一方面又批判了所謂“謾罵”的批評，要求真正的批評家，“必須止于嘲罵，止于熱罵”。與此同時，他認為文學批評需要“批評家就事論事”，需要“商量教訓而不是批評”。魯迅尤其厭惡那些以“鳴鞭為唯一業績”而“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的批評家，認為他們“于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的”。

面對今天的文學批評，重溫魯迅先生有關“必須止于嘲罵，止于熱罵”的吁求，也顯然有著別樣的意義。需要看到的是，我們的批評一方面充斥著“奴顏”和“媚骨”，另一方面卻又“酷評”如潮。這種看似分裂的狀況，實質上卻并不矛盾。以“鳴鞭”為能事的“酷評”，看似大義凜然，一腔正氣，實則目的猥瑣，別有用心，這不正是“流量為王”的年代里，嘩眾取寵者與“眼球經濟”達成的無恥契約嗎？

批評一方面需要體現其“筋骨”，需要批判的勇氣與知識才能，另一方面同樣需要“溫度”，需要體貼入微的理解，充分體味創作的甘苦。因此，文學批評必須從客觀對象出發，對于負面的東西予以否定、批判和摒棄，而對于正面的價值則要肯定、扶植和培育。魯迅先生曾憤懣于當時的文學批評“對于青年作家的迎頭痛擊，冷笑，抹殺，卻很少見誘掖獎勸的意思的批評”，這便體現出在“鼓勵和切磋”的基礎上，將“有意義之點，指示出來，使那意義格外分明、擴大”的重要意義。這也就是先生所說的“剪除惡草”和“澆灌佳花”的意義所在。

然而，如何將那“有意義之點”“格外分明、擴大”地指示出來？這恐怕還得回到我們今天反復強調的修辭化批評和文本細讀上來。批評應該更多地關注文學的修辭，修辭化批評是從審美感受出發的批評。文字是修辭化批評的起點和進入方式，批評應該從文學感覺開始，由感覺向語言還原。把握語言最精妙最精微的地方，才能把文學作品的文學性釋放出來。另外，還得重建文本細讀的批評方法，回到文本，去接近文本最能激發閱讀興趣和想象力的那些關節，從而打開文本無限豐富廣闊的天地。理論批評，要以文學文本為中心，在審美判斷的基礎之上，以批評闡釋的方式在文本內部，在精微的形式分析中，展開一種“瞬間”的開放性。這種瞬間的“開放性”，包容了由新的知識、思考以及面對新文學創作經驗而產生的瞬間碰撞形成的致思方式。從這個意義上看，批評其實是一項高級智力活動，是一種敏銳的藝術感覺與復雜的知識的融合，需要在多種知識的綜合運用中，始終回到文學本身，對創作有一種理解的溫度。

三

總之，“舉之上天”的“捧殺”與“按之入地”的“棒殺”，都不是文學批評應有的狀態，也都極不利于作家的成長和批評的繁榮。這需要我們在批評的“筋骨”與“溫度”之間，做更加辯證的思考。魯迅在《熱風·對于批評家的希望》中聲稱不敢指望批評家“于解剖裁判別人的作品之前，先將自己的精神來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無淺薄卑劣荒謬之處”，因為，“這事情是頗不容易的”。事實上，這里的難度恰恰在于一種“筋骨”與“溫度”之間的“道德”難題。這不是簡單的折中主義，而理應在二者之間引入第三個維度，即批評的文化使命。

批評是一項辛苦的事業。需要長期的訓練，然而批評的價值究竟何在？通過以上有關批評的“筋骨”與“溫度”的討論，我們不難發現，批評的價值首先在于甄別。批評內在包含著評論與判斷，即對于作品的缺點與錯誤提出意見。在此，批評家需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褒優貶劣、激濁揚清”，為此需要具有融通古今中外的文學眼光，熟知傳統文學經驗和世界文學經驗，以及容納文學多樣性的情懷，進而發現作品的創新潛質。

其次在于闡釋。批評并不是一項神秘的活動，它只是更為高明的閱讀。批評者運用自己掌握的專業知識、理論體系和文學話語，對文本的意義進行更充分也更具有說服力的探究與解釋，進而抵達作品內在的玄妙。在這個基礎上，批評家將闡釋的結論分享給所在的社群，進而獲得知識或價值接受、檢驗乃至爭鳴的契機，這便是對文學批評責任的初步描述。對于批評者來說，閱讀的意義不僅在于獲得一種個人意義上的“發現的愉悅”，更是對于群體的知識分享和意識形態統合。因而它需要警惕自身的“貴族化”，蕩滌其不可一世的傲慢，不知所云的“文藝腔”，以及自我陶醉的唯美情調。

當然，不同的人對于批評有著不同的價值訴求，或是基于某種自娛自樂的游戲，尋找樂趣；或是基于個人化的閱讀感受，通過移情的方式體驗一種他人的生活，進而講述自我的生存經驗和人生啟示，但也有人更為關注文學批評作為文化整體的功能意義，批評的文化使命在于它指向的是一種“文化的培養和精神的養成”。因此，它也理應具有一個遙遠的總體性，一種意識形態的價值指向。

正是在文化使命的意義上，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所謂批評的“當代性”。它是與現實、與歷史、乃至與未來高度相關的。當然，這種“當代性”并不是漫無邊際的，它要求批評以文本為中心，在審美判斷的基礎之上，展開一種“瞬間”的開放性。這種開放性集中體現在對于社會、對于歷史、對于現實，乃至對于未來的想象之中。它必須是歷史的，同時也是審美的，必須將這種“瞬間”的開放性，建立在精微的形式分析上。這種以文學性為基礎，建構在批評的“審美之維”上的理論穿透力，就像一雙有力的手，推開文學的“眾妙之門”，這扇門連接著文學的內與外。借助審美的中介，理論批評得以由內而外，迎向更開闊的世界，指向對社會、對歷史、對現實，乃至對未來的闡釋和想象。理論批評既具有審美的根基，又最大限度釋放它的現實活力。

正是在文化使命的意義上，我們得以認真審視批評的主體問題。批評主體的自我定位，直接決定今天作為一個中國人，應該站在什么立場上批評。這也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批評與自我的關系，批評與世界的關系，批評與公共生活，乃至與更寬泛意義上的文化領導權之間的關系。文學批評理應承擔它的文化使命，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充分理解魯迅先生對于殷夫《孩兒塔》的評價，它“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于前驅者的愛的大纛，是對于摧殘者的憎的豐碑”。

責任編輯? 吳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