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運河區域茶的分布及其商品化研究

鄭民德 于寶

摘要：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沿線區域是全國重要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與文化中心，眾多的人口、興盛的市場、生活的豐富，刺激了茶的種植、販運與銷售，茶成為了運河區域社會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飲茶之風的盛行又刺激了茶的商品化與市場化，大量茶館、茶棚、茶庵紛紛設立于城市與鄉村，并與信仰文化、慈善文化、民俗文化相結合，成為了運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明清；運河；商品；社會

中圖分類號：K248/K24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1217（2024）01-0125-07

收稿日期：2023-12-01

基金項目：山東省高等學?！扒鄤摽萍贾С钟媱潯眻F隊（2021RW011）：山東運河文化遺產研究創新團隊。

作者簡介：1.鄭民德（1982-），男，山東五蓮人，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教授，歷史學博士；

2.于寶（1984-），男，山東萊陽人，山東中醫藥高等?？茖W校講師。

明清兩朝京杭大運河貫通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等地，成為了商品交流、文化溝通的重要廊道。在運河沿線區域社會，過去自給自足、封閉落后的小農經濟受到了劇烈沖擊，南北各地商人、客貨云集運河沿線，刺激了當地市鎮的發展與商業的發達，其中沿河百姓逐漸改變過去的農業種植結構，糧食占比降低，而茶葉、棉花、花生、煙草的種植規模逐漸擴大，這充分體現了大運河對沿線生產結構、經濟發展、消費習慣、民眾生活的重大影響。其中茶作為一種重要的經濟作物，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其分布區域、種植數量、商業化程度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而茶稅也成為了與鹽稅、地丁銀、鈔關稅同等重要的國家財政重要來源之一，在維持與鞏固明清王朝統治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運河區域的茶以水路運輸為主，同時輔以官道，除向北京、天津、臨清、濟寧、揚州、蘇州、杭州等著名碼頭與商埠集聚外，還輻射至運河沿線的市鎮、鄉村，形成了星羅棋布的茶葉市場與銷售網點，而茶館、茶鋪、茶庵更是不計其數，廣布于運河區域，茶文化逐漸融入到運河文化之中，同時與社會慈善、民間信仰、民眾習俗相結合，成為了運河區域民眾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的《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中指出，要加強對浙江杭州西湖龍井茶文化系統等重要農業遺產資源的監督管理、展覽展示和宣傳推介力度，“指導各地對農業文化遺產普查成果項目進行文化、生態、科研、景觀和社會等價值挖掘，促進中華農耕文明的傳承，推動優秀農耕文化遺產合理適度利用”，可見茶文化屬運河區域農耕文化、商業文化、民俗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

一、運河區域茶的分布與種類

茶的種植與飲用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商周時期就已有植茶、飲茶的記載，隋唐宋時期飲茶之風盛行，形成了植茶片區與專業性茶葉市場，唐代陸羽的《茶經》充分體現了這一時期茶文化的興盛，其內容涉及茶的起源、生產、器具諸方面，是中國乃至世界最早的茶葉專著。明清時期，隨著京杭大運河的貫通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茶葉運輸更為便利，茶葉交易數量龐大，在國家財政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而飲茶人員的增多，又刺激了茶的種植與銷售，進一步加快了茶的流通與商品化程度。

明清兩朝運河區域茶的種植有著明顯的地域性特征，與氣候、土壤、降水、光照、種植結構等因素密切相關，受自然、社會兩方面的影響。但總體看來看，以長江為界，江北地區雖有北京、天津、臨清、濟寧、揚州等較大規模的茶葉消費市場，在全國茶葉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茶的種植區域較小、產量較低、知名品牌幾乎沒有，且多以野茶為主，沒有形成大規模的植茶片區，本區域茶的商品化程度不高，對民眾的增收效果不明顯，無法與煙草、棉花、花生等經濟作物相提并論。而長江以南運河區域，除有適合種植茶的自然條件外，而且民眾種茶、植茶意愿強烈，無論是茶葉的種植范圍，還是種類、產量都遠超江北運河區域，茶作為經濟作物在民眾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平，豐富了他們的日常生活。

江北運河區域是指長江以北的里運河、中運河、會通河、南運河、北運河、通惠河沿線區域，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東以及江蘇部分地區，這一區域內人工茶的種植很少，基本沒有成規模的茶葉片區，即便有少量茶葉的產出，也基本以野生茶為主，這些野生茶多生長于高山懸崖，不但無法保證產量，而且不易采集，在茶葉市場上影響力不大。明清北京作為國家都城，是一座消費性城市，茶店、茶鋪數量眾多，當地人幾乎每天都飲茶，茶的消費量巨大，但北京基本只作為消費市場，茶的種植不見諸于史料。天津作為運河、海港交匯城市，茶多沿水路而來，或以天津為中轉樞紐銷往北京及內陸省份，或銷往海外，城市之中茶葉商人云集，茶鋪、茶店數量眾多。但天津也沒有人工茶的種植，只有所謂的各類野茶，這些野茶分布于天津所轄各州縣，產量不高，如靜?？h有野茶，“俗名茶葉科，葉如柳，赤莖，高尺許。近日京津各茶商買此糝次茶銷售，惜無人種植，故出產不多”①。靜海還有名桃奴者，“桃奴，即經冬不落者謂之桃奴，開花前數日采之，當茶極香”②其他菊花茶、槐花茶也有少量，但均未普遍種植。青縣有草茶，“茶葉科所制，以其葉蒸熟，搓之為卷，曝干即成茶”③，銷往北京、天津等地。河北運河主要流經滄州、泊頭、景縣、東光、吳橋等地，為漕糧、食鹽、茶葉運輸要道，所輸茶主要來自于江南，本土所產極少，且多以野茶為主，如景縣有茶“為多年生草，根入地甚深，盤結如拳大，拔之復生，為田家害。惟可制為茶，茶商坐莊收買，雜真茶內售之”④，實為野生草本植物的一種。山東運河沿線商業市鎮非常發達，有臨清、濟寧兩大茶葉市場，對于華北茶的調控與分配有著很大作用，甚至遠銷口外之地。山東本土茶多分布于沿河山嶺之地，如費縣有蒙山茶，“出自費縣蒙山之巔，上接云霧，下附巖石，狀似苔蘚，色白，黑似石衣，其味清香，前苦后甘，生津止渴，寧咳化痰，回味尤良”⑤，蒙山茶為野生茶，且生長于懸崖峭壁之處，無法大規模人工種植，因此產量極少，價格高昂。嶧縣西有馬頭山，“有草焉，葉圓味馨，可飲，土人以代茶，不知其名也”⑥，為當地特產之一。泰山為五岳之首，其山產野茶種類甚多，“薄產巖谷間，山僧間有之，而城市則無也。山人采青桐芽，曰女兒茶。泉崖陰趾茁如波薐者曰仙人茶，皆清香異南茗。黃苓芽時為茶，亦佳，松苔尤妙”⑦。江蘇長江以北運河區域城市有徐州、宿遷、淮安、揚州等，這些城市雖是全國重要的茶葉交易市場，但本土茶的種類、產量也不是很多，僅稍高于山東、河北等地。宿遷宿城山上有悟正庵，“庵多茶樹，東海茶以此地為最，風味不減武彝也，其名曰云霧茶”⑧，每年產茶一二百斤，在宿遷當地享有盛名?；窗灿悬S涼茶，以楷樹芽為之。揚州蜀岡舊有茶園，其味如蒙頂茶，用于上貢，不過至明清時已無種植，本地茶知名者少。明清兩朝，江北運河區域因受氣候條件、土壤環境、種植結構的影響，茶葉種類較少，且多為野生茶，不但產量較低，而且幾乎未有人工種植者，在全國茶葉市場的影響力較小。

江南運河區域城市包括江蘇省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四市及浙江省嘉興、杭州二市，這些城市均位于亞熱帶地區，其氣候、降水、土壤特別適宜茶的種植與生長，無論是茶的分布、種類，還是產量、商品化程度，都遠超江北地區，是全國茶葉重要的種植、銷售區域，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產銷一體產業模式。據《茶史》載，“唐宋時產茶之地與所標之名稱為昔日之佳品，今則吳中之虎丘、天池、伏龍，新安之松蘿、陽羨之羅岕、杭州之龍井、武夷之云霧，皆足珍賞，而虎丘、松蘿真者尤異他產，至于采造昔以蒸碾為工，今以炒制為工”①，可見蘇州虎丘茶、杭州龍井茶屬全國名茶，具有顯赫的地位，形成了品牌優勢與較大的社會影響力。其中虎丘茶極負盛名，“虎丘、天池茶，今為海內第一”②，“最號精絕，為天下冠”③，知名度在諸茶中獨樹一幟、遙遙領先。除此之外，蘇州還有其他茶種，“茶以蘇州碧螺春為上，不易得”④，所屬吳縣“西山產茶，谷雨前采焙極細者，販于市，爭先騰價，以雨前為貴也”⑤。杭州早在南宋時就已有白云茶、香林茶、寶云茶等名茶，后世不斷改良，形成了明清時期的龍井茶，據《研經室集》載，“茗花，浙茶最多，杭州諸山所產皆名龍井，茶高三四尺，枝葉甚繁，秋末冬初，葉老開花如梅，五瓣、淡綠色”⑥，指出龍井茶為杭州所產諸茶的代稱?！峨S園食單》則認為龍井茶為杭州山茶之最，其存儲、烹煮方法為，“清明前者號蓮心，太覺味淡，以多用為妙；雨前最好，一旗一槍，綠如碧玉。收法須用小紙包，每包四兩，放石灰壇中，過十日則換石灰，上用紙蓋扎住，否則氣出而色味又變矣。烹時用武火，用穿心罐，一滾便泡，滾久則水味變矣”⑦。除虎丘、龍井茶外，洞庭東山茶、常州陽羨茶也為明清名茶，如“茶出洞庭包山者名剔目，俗名細茶，出東山者品最上，名片茶，制精者價倍于松蘿”⑧，常州“洪武十年歲貢芽茶四十斤，歲進芽茶一萬三千斤”⑨，兩地所產之茶不但價格昂貴，而且作為上貢之物，送往京城，供皇室及官員飲用。其他無錫本山茶、丹徒云霧茶、句容乾茶、湖州紫筍茶，在運河沿線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江南運河區域茶葉種類數量眾多，產量較高，且商品屬性很強，有著大量的種植者與銷售人群，巨額茶葉可以通過京杭大運河、長江、淮河、衛河等水道及大路官道銷往全國各地，影響力非常之大，形成了很高的品牌價值。

總體來看，明清時期運河沿線茶的分布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與自然、社會諸因素關系密切，這種情況的出現既體現了茶的種植與市場并非完全一致，同時也反映了經濟作物的種植往往受自然、社會條件的制約。通過對相關資料分析研究可以得知，明清江北運河區域茶葉種類較少，產量不高，品牌價值不大，且野生茶占有較大比例，茶的商品化程度不如江南地區，主要在本省或附近省份銷售，沒有形成全國性的茶葉品牌。而江南地區茶的種植呈普遍化趨勢，民眾有著悠久的植茶傳統，有著熟練的植茶技術，因此茶的分布地域廣泛，茶葉產量很高，并且形成了諸多在全國享有較高知名度的品牌，受到了不同階層人群的歡迎，成為了市場上的緊俏產品，對運河沿線的茶葉市場有著重要的影響。

二、運河區域茶的商品化與市場

明清時期運河區域茶的種植、產量雖然在江北、江南地區差異很大，但茶葉市場在運河沿線的分布卻較為均衡，主要集中于北京、天津、臨清、濟寧、揚州、蘇州、杭州等著名碼頭與商埠，這些運河城市不但人口眾多、商賈輻輳，而且商業發達、文化興盛，市民收入較高，對物質、精神生活有著更高的要求，有適合茶葉大量銷售的市場與人群。通過便利的水運交通，全國各地的茶商、茶葉源源不斷的匯聚于這些運河商埠，或于此中轉，或設鋪經營，形成了東部運河沿線茶葉貿易帶與市場圈。

江北運河區域的茶葉市場主要集中于沿河大城市，其原因是由于這些城市交通便利、水運發達，運輸茶的成本較低、利潤較高，而且人口眾多、消費水平高，大量茶葉通過運河由南而北轉運而來。北京作為明清都城，集中了皇室、官宦、商賈、百姓等諸多消費人群，對茶的需求量很大，吸引了全國各地的茶商紛紛前來銷售與經營，刺激了茶館、茶肆的廣泛設立，成為了不同群體情感交流、訊息互動的重要公共空間，如“大通橋西堧舊有茶肆，乃一老卒所辟，并河有廊，頗具臨流之勝，秋日葦花瑟瑟，令人生江湖之思”①，“燕京通衢之中，必有茶館數處，蓋旗人晨起，盥漱后則飲茶，富貴者則在家中，閑散者多赴茶館”②，大量的飲茶群體促進了北京茶葉市場的興旺，不但每天茶葉交易量巨大，而且形成了豐富的茶文化，不斷影響著民眾的日常生活，成為了北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明清天津為河海港口，交通非常發達，茶路來源廣泛，除諸茶商設鋪經營外，清末更成為了茶葉外銷的重要碼頭，“俄商來天津貿易，攜帶皮貨等物皆中國所自有，牟利甚微，窺其意不在求售土貨，以購買茶葉為主，彼國之嗜茶葉，每日必不可間缺……今俄人自來天津購買，捆載北還，既入其手，而欲于出口時分別放留必多支節，天津茶商大小不一，皆與俄人自相交易，散漫無可稽查”③，可見天津為中俄茶葉貿易的重要港口，茶葉市場極為發達。山東臨清、濟寧為華北重要茶葉轉運樞紐，臨清衛河西岸至州城土墻之間的狹長地帶不但集聚了大量的糧店、棉花市，而且“本區的另一特點為茶葉店集中，大者二十八家，小者不計，南方茶船到臨清，皆靠衛河西碼頭”④。臨清茶主要來自于江蘇、安徽、福建等地，品種有天池、松蘿等，在諸茶商中，尤以山西商人的邊茶轉運貿易最為興盛，茶船至臨清后，或水或陸，輸往北部邊地，用于茶馬貿易?？滴跄觊g山西茶葉巨商韓四維曾捐資于臨清衛河西岸建大王廟一座，規模宏大，以便于神靈祭祀、商業交流。濟寧為另一運河名埠，其商業繁華程度不亞于臨清，濟寧通過運河與江南蘇州、無錫、杭州相通，商業交流極為便利，大量江淮、江南茶葉源源不斷的輸往濟寧，存貯于運河兩岸的茶店之中，分售于濟南、天津及附近州縣。城中更是茶樓、茶館林立，龍井、旗槍、碧螺春、猴魁、毛峰、蒙頂、銀針、茉莉各色茶均有，價格差別很大，適合不同的人群消費。

江南運河區域茶葉貿易較江北地區更為興盛與繁榮，除揚州、蘇州、杭州等大城市外，甚至中等城市或一般市鎮也有茶葉市場的存在，茶葉的商品化程度更高，市場層級更為復雜。清代揚州茶肆甲天下，茶的消費量巨大，清代小說《連城璧》里世芳通過販賣稻子囤積金錢后，為使錢生錢，進一步增加利潤，“又在揚州買了一宗岕茶，裝到京師去賣，京師一向只吃松蘿，不吃岕茶的，那一年疫病大作，發熱口干的人吃了岕茶即便止渴，世芳的茶葉竟當了藥賣，不上數月又是一本十利”⑤，岕茶產于浙江長興縣羅岕山，通過運河聚于揚州，并以揚州為碼頭行銷四方。清末民初揚州茶葉市場異常繁盛，“茶葉歲銷銀幣約五十萬，揚州風俗，素喜飲茶，以舉家日用計之，亦為大費”⑥，茶在民眾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揚州重要的外銷產品之一。蘇州自古繁華，民眾飲茶之風歷史悠久，茶葉消費量巨大，為附近數省茶葉貿易中樞城市，《三湘從事錄》載清順治初年，流落民間的明定王朱慈煥與湖廣人陳砥流因生活艱難，借銀二十兩于安徽蕪湖買細茶一宗，“同徽客汪禮仙往蘇州，賣與常州人楊秀甫，吳中虎丘相識。茶賣畢，同到常州”⑦，可見蘇州為江淮諸茶商的重要集聚地，大量商人將茶販運至蘇州后，或賣于蘇州茶商，或利用蘇州便利的運河交通，或北上，或南下，銷往全國各地?；⑶馂樘K州名勝，該地商賈輻輳、游人眾多，各種茶店、茶鋪林立，“閶門外山塘橋，到虎丘只得七里，除了一半大小生意人家，過了半塘橋，那一帶沿河臨水住的，俱是靠著虎丘山養活……一班老白賞卻也閑淡得委實無聊，聚在山塘一帶所在，或虎丘二山門下茶館上、古董攤邊”⑧。蘇州市場之茶，除外來者外，本地虎丘、天池二茶聞名天下，也占相當比例，“虎丘茶價重當時，真假從來不易知，只說本山其實妙，原來仍舊是天池”，甚至二茶色味俱似，很難辨別，“土人以茶為業，隙地種遍”，成為了當地民眾增收的重要手段。杭州為浙江最大茶市，也是安徽、福建等省茶葉沿運河北上的重要轉運樞紐，杭州人善飲茶，“杭州自古煎茶地，桂子香中得見無”，有詩曰：“江南好，茶館客分棚”。明前期杭州雖已有專供茶事的茶博士，但無茶坊、茶館，嘉靖中期后，“有李氏者，忽開茶坊，飲客云集，獲利甚厚，遠近仿之，旬日之間，開茶坊者五十余所”，受李氏的刺激，大量民眾紛紛效仿，開設茶鋪，進一步擴大了飲茶習俗的傳播，飲茶人員數量不斷增加，茶文化在城市飲食文化中的影響力日益提高。除大城市外，高郵早在宋代時就“當江淮孔道，商旅所出入，多以貿易茶鹽為業”；儀真有茶市，詩稱：“燈火分茶市，山門晚不扃。飲虹橋漱玉，篩月樹搖星”；丹陽有土茶，“每年二、三月間采之，風味不減武彝，近已有收買之者”；其他烏青鎮、于潛縣、遂安縣等地俱有茶市，屬基層社會的茶葉貿易中心。

明清時期運河沿線城市是全國重要的茶葉市場，無論是茶葉的銷售量、消費人群，都遠高于其他區域。作為全國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運河城市大量的人口、發達的商業、文化的興盛為茶葉的商品化與市場化奠定了基礎。市場的擴大一方面加快了外來茶的流入與聚集，同時也刺激了本土茶的種植，吸引了大量的茶商前來經營與貿易，而茶在民眾經濟、生活中地位的提升，又逐漸衍生出了運河區域的茶文化，并成為了運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茶與運河區域民眾生活

明清運河區域的茶文化既是對傳統茶文化的繼承，同時又受大運河文化的影響，有著自身的特征。同時茶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民俗文化、信仰文化、慈善文化相結合，是一種綜合性、多元化的文化。在運河沿線諸多城市中，茶已不僅僅是一種飲品，而是與民眾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社會生產密切結合，體現了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諸多社會性的活動與人際關系往往通過茶文化予以體現，反映了茶文化的巨大社會影響力。

運河區域的茶文化往往與地方社會風俗相聯系，相互影響、相互融合，成為了節慶習俗的重要組成部分?；閱始奕⑹侨松钪匾亩Y儀，在不同區域有著特定的儀式與活動，明清茶文化興盛后，逐漸滲透到了這些禮俗之中。明代順天府地區的婚俗，“合婚得吉相視，留物為贄，行小茶、大茶禮，娶前一日婿備物往女家曰催妝，新婦及門婿以馬鞍置地，婦跨過曰平安婦，進房陰陽家唱催妝詩，撒諸果曰撒帳”，茶禮為中國傳統婚姻禮節中的重要聘禮，預示著婚姻的締結及不可轉移性，具有忠誠于婚約、信守承諾、矢志不渝之意。明人郎瑛曾言：“種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則不復生也，故女子受聘，謂之吃茶，又聘以茶為禮者，見其從一之意”，實質為婚姻中的道德規范與約束，并且茶禮這一習俗在運河區域的北京、河北、山東、江蘇等地廣泛流行。除婚喪嫁娶外，茶還與中國傳統節慶密切結合，天津正月元旦，“長幼皆起，盛衣冠設香燭，拜天地、拜祖先、拜父母以次而及，設盛饌和樂同享，各食角子取更新交子之意，親戚鄉里交拜履新，互相請席，名曰吃年茶”，高唐州，“正月一日舉家長幼男女皆夙興盛服，先設香燭、茶果等物列拜于上下神祇，次具香燭、糕果、茶飯以祀其先而列拜焉，然后拜于尊長，其下各以長幼為序拜，已乃出見鄉黨宗族及親舊”。除年節外，九月九日重陽節時，天津“婚姻家相饋，用麥為糕，五色錯雜，謂之重陽糕。尋菊登高，飲茱萸酒、菊花茶”，宛平縣“九月九日載酒具、茶罏、食榼，尋園榭丘阜為娛，曰登高，麥餅嵌棗栗為花糕，父母家必迎女歸，亦曰女兒節”。在傳統節慶中，茶文化已成為了禮俗文化的一部分，與祭祀文化、節娛文化融為了一體，是民眾社會實踐的具體表達方式之一。

在運河沿線區域社會中，茶文化還與信仰文化、慈善文化密切相結合，不斷影響著民眾的精神世界與現實生活。明清時期，廟宇、茶棚免費施茶，成為了公益事業的一種表現形式，而這種形式往往有著特定的時空背景與文化因素。清康熙年間，天津人侯天順樂善好施，“天津北門外有庵，舊為施茶地，庵久廢，天順即其地重立舍宇，夏則設飲，冬則為粥以食餓者”，茶庵成為了扶危濟困的重要公共空間，成為了傳播慈善文化的場地。明崇禎年間靜?？h當南北孔道，“車塵馬足之勞，攘者旦暮，駢接于茲，其烈焰爍膚，嚴飚砭骨，俾有行者難禁”，為方便過往商旅，僧人晏林建茶棚供茶，同時棚內供奉彌勒佛、觀音大士等神靈，過往民眾既可以虔誠的祭祀神靈，又可以飲茶解暑，有著多方面的功能與作用。清代同治年間，山東冠縣城東南二十里大里村每年四月初八日有泰山碧霞元君香火會，屆時人煙輻輳，前來祭神、趕廟者甚多，舊有茶棚一座，因年久失修，“所賴四方賢人、君子善德資助，慷慨樂施，共成義舉”，使茶棚得以復建，極大方便了前來祭神、貿易者。清代吳橋縣有劉姓善翁，樂善好施，造福鄉里，曾建真武廟、泰山行宮，后夢三官神降臨其宅，于是與其子建三官廟，“廟凡三楹，中塑像三尊，黝堊丹碧，一時煥然稱偉觀焉。周以繚垣，后為茶舍，擇黃冠有道行者一人主持，給田若干畝，便祀厘歲供”，廟中建有茶舍，以便于前來祭祀的信眾飲茶。清代大城縣有藥王廟，每年四月十五日為藥王誕辰，“畿南男女進香者以億萬計，時天氣暑熱，路人枯渴，求飲維艱，大城張家莊有善士陶士英、馬德風、馬其輿、張文彩、張林與章莊商秉恭六人合志在樊莊立茶棚一所，恭候進香善士，樂施茶水，普結善緣”，后因樊莊位置偏僻，移于同縣賈村，將茶棚進行了擴建，“蓋有茶棚以來，而藥王之靈以昭，善士之渴以解，大開甘露之門，遍愈沉綿之疾”，充分體現了慈善與信仰的互動關系。

明清運河區域的茶文化有著豐富的內涵，其不僅僅體現于飲食、社交等方面，同時還與地方公共事務相結合，通過修建茶庵、茶棚以方便民眾，這種行為并非單純的工程建設，而是慈善文化、信仰文化在地方社會的傳播與宣揚，有著發揮信仰彰善癉惡、鼓勵地方公共設施建設的目的。這些茶文化的資料主要分布于運河沿線方志中，“具有鮮明的地域性、資料性與豐富性，是轄區內自然、歷史、經濟、社會研究的重要基礎資料”，對于研究運河沿線茶葉種植、分布、商業化、市場化具有重要價值。

結語

明清運河區域茶的分布與商品化深受交通因素的影響，便利的運河航道，促進了農產品的商業化、商貨的轉輸及商人的聚集。運河沿線民眾種植茶葉、棉花、花生的熱情逐漸提高，經濟作物在民眾增收中的比例不斷增大，不過即便如此，因受自然條件的影響，江南運河區域茶的種植明顯高于江北運河區域，無論在茶葉分布、茶葉種類、產量與商品化方面均具有優勢。而飲茶之風的盛行及運河沿線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刺激了茶葉市場的興起與繁榮，大量運河碼頭與商埠成為了茶葉銷售與轉運的基地，茶葉的交易量非常巨大，對于促進城市經濟的繁榮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明清運河沿線為茶文化極其興盛的區域，不僅茶店、茶鋪紛紛設立，而且飲茶成為了民眾的日常習慣，茶文化相當濃厚，并與慈善文化、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相互結合，成為了運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ResearchtheDistributionandCommercialization

ofTeainCanalAreaMingandQingDynastie

ZHENGMin-de1，YUBao2

（1.ResearchInstituteoftheCanal，LiaochengUniversity，Liaocheng252059，China;

2.ShandongCollege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Laiyang265200，China）

Abstract：DuringtheMingandQingDynasties，theareaalongtheBeijingHangzhouGrandCanalwasanimportantpolitical，economicandculturalcenterinChina.Thelargepopulation，prosperousmarketandrichlifestimulatedthecultivation，traffickingandsalesoftea，andteabecameanindispensablenecessityforthesocietyinthecanalarea.Theprevalenceofteadrinkinghasstimulatedthecommercializationandmarketizationoftea.Alargenumberofteahouses，teashedsandteanunnerieshavebeensetupincitiesandvillages，andcombinedwithbeliefculture，charitycultureandfolkculture，whichhasbecomeanimportantpartofcanalculture.

Keywords：MingandQing;canal;commodity;society

［責任編輯山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