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動格局下的中國與世界

呂俊昌 李東青

2023年11月3-5日，由山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山東省歷史學會、聊城大學主辦，聊城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聊城大學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區域國別研究院承辦的“變動格局下的中國與世界——第四屆山東青年史學家論壇”在聊城大學召開。來自北京師范大學、復旦大學、東北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河北師范大學等高校的知名學者，以及山東大學、山東師范大學、曲阜師范大學、青島大學、濟南大學、泰山學院等省內兄弟院校的近百位學者參加論壇。聊城大學黨委書記關延平、校長王昭風、副書記房增福出席開幕式。

4日上午的開幕式由山東省歷史學會會長、山東大學圖書館館長趙興勝教授主持。在致辭中，聊城大學校長王昭風向與會學者介紹了聊城大學的辦學情況和歷史學專業“服務于國之大者”的辦學特色，感謝中國史學會、山東省社科聯對聊城大學的信任和厚愛。山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唐洲雁為青年史學家努力的方向提出建議：一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守哲學社會科學的政治方向。二要著力構建中國特色、齊魯風格史學體系，突出歷史研究的創新性。三要積極投身國家戰略和我省經濟社會發展主戰場，發揮歷史研究的咨政性。四要向世界推介展示齊魯文化和山東史學研究的優秀成果，秉持哲學社會科學的開放性。五要做好史學研究的普及工作，抓住哲學社會科學的群眾性。

中國史學會會長李捷教授表示齊魯文化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占據著無與倫比的重要地位，立足厚重的齊魯大地，青年史學工作者要努力提高史德、史才、史學、史識，站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歷程的高度，在研究、闡釋、回答中華文明向何處去、現代文明如何與中華傳統文化相適應、如何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等一系列具有學術價值和重要現實意義的問題上作出應有的貢獻。

論壇主題發言環節分別由聊城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李增洪教授和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毛銳教授主持，共計八位學者發言，其中五位學者從具體研究領域出發，對學術研究與國家建構、現代化發展與傳統文化傳承之間的關系問題發表了精彩演講。華中師范大學邢來順教授通過呈現19世紀德國地區史研究和書寫從服務于邦國領地意識構建到民族國家框架下的地區意識培育的功能轉向，凸顯出歷史研究和書寫與時代同頻共振的取向，表明傳統地區史研究通過調整其研究目標和功能獲得了持續發展的活力。河北師范大學郭華教授從原始契約、莊園習慣法和莊園法庭三個角度出發，認為中世紀英國鄉村社會的法律習俗和傳統習慣，賦予了英國農民一種具有主體性的“原始個人權利”，這種對于農民權利的保障，為了解英國乃至西歐國家崛起的底層邏輯提供了新的角度。復旦大學高曉林教授梳理了海外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的現狀、特點，提出應該加強海外中共學研究，有針對性地回應國際社會關切，傳播中國和平發展理念，塑造好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北京師范大學李帆教授從清季歷史教科書的書寫出發，指出在教科書中同時存在中國王朝天下與西方民族國家走向的兩種敘事邏輯，但兩種敘事在解釋中國清末民初的變革中實際上存在困境，單一的西方民族國家敘事并不能很好的闡釋近代中國的歷史變革，因此存在書寫“復線歷史”的可能。曲阜師范大學吳佩林教授探討了孔府的研究價值并對孔府研究的文獻系統進行了宏觀梳理，強調推進孔府研究對于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助力中國式現代化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另有三位學者聚焦歷史研究者的知識結構、歷史研究方法與青年史學工作者的成長問題，為青年學者的學術之路指點迷津。東北師范大學韓東育教授議題貫通古今中外，指出無論是東西方歷史上傳統的“六藝”、“七藝”的標準，還是當下區域國別學研究對學者跨學科、綜合素養的要求，均凸顯出歷史學者打破學科化思維，建立廣博而完備的知識結構之必要性。山東師范大學杜立暉教授結合個人治學經歷，強調提高學者的辨識度，處理好個人專業研究、地方史研究與國家戰略的關系等問題，對廣大青年學者的成長與發展提供了有力指導。聊城大學李先明教授從何為過度闡述、何以過度闡述以及如何避免過度闡述三個角度論述了歷史研究中的過度闡釋問題，提出要用微觀宏觀結合、多種史料比勘互證、兼采中西理論方法、堅持歷史標準與學理道德標準相統一的評價標準才能有效避免過度闡釋的問題。

分組研討環節分為中國古代史組、中國近現代史組、世界史組、研究生組。

一、中國古代史組，學者云集，議題多元而特色顯著，豐富了對中國悠久歷史文化的深刻認識

（一）關于中國古代政治思想、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問題的辨析與考證，呈現了新思路與新視角。

山東師范大學副教授代生《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與先秦“為政之道”》一文，通過對定姜與衛獻公母子權力糾葛事例的分析以及史事背景的還原，得出鄭武夫人是以母權干預君位，規辭體現出周代以來的朝議制度、女子不與政治的原則，對于研究先秦時代君王的為政之道有重要價值。聊城大學講師高海云《“宣漢”：漢家政治合法性的“異例”論證》一文通過探討“宣漢”的邏輯理路、價值取向與政治意涵，認為“宣漢”是對東漢前期理性政治回歸的理論總結，并非全盤否定正統經學，也并未質疑劉氏皇權，而是借“肯定與頌揚”的方式論證漢家政治合法性。

山東理工大學副教授張艷麗《司馬遷評魯仲連“不合大義”辨析》一文聚焦司馬遷對魯仲連“不合大義”的評價，探討了魯仲連“不合大義”的原因，指出雖以當時時局而論，魯仲連義不帝秦與解圍救趙不為無關，但太史公為其立傳的原因在于他性格俊拔、獨來獨往，談笑卻秦軍，功成不受賞等個性，因此是值得關注的、富有個性和傳奇色彩的人物。山東理工大學副教授王勇《由〈?；韬顕t書〉論?；韬顒①R所封為六縣說》一文，指出?；韬顒①R所分封實為六縣之地，并非僅為?；杩h，漢宣帝給予劉賀治國之權，是一種政治上的特例與優待。聊城大學講師徐艷芹《唐代名相張鎬官跡考——兼論兩〈唐書·張鎬傳〉中的文本差異》一文，通過比對兩《唐書·張鎬傳》所呈現的他十數年的宦跡，發現五代史官與北宋史官在敘述張鎬個人行跡、塑造張鎬忠臣形象中的差異，這種不同之處正是我們探求不同時期史官對同一歷史人物的態度與評價媒介，并借助相關史料糾正正史文本中的部分謬誤之處。

云南大學博士研究生張曉敏《崇圣學以隆圣治——試論張居正的宮廷教育理路》一文認為張居正對萬歷的教育貫徹“崇圣學以隆圣治”的理路，培養萬歷做“圣君”，但師生之間的心理因素和皇權因素造就了張居正的歷史悲劇。聊城大學副教授胡克誠、聊城大學東昌學院教師孟冠軍《明代工部分管南旺河務考》一文對明代工部分管南旺河務的歷史沿革及相關史實進行全面梳理和考察，詳細考證管理南旺河道事務的官員，考證得出明代“管河通政”仍隸屬于工部管河系統，而并非通政使司“外差”。泰山學院講師張子昂《李舜臣及其水軍在明鮮聯軍中的價值》一文通過李舜臣本人的著述和朝鮮王朝官方民間記錄等史料，從兩國聯軍指揮體系這一背景，通過明軍兩次援朝的史實梳理，充分發掘了李舜臣水軍在萬歷朝鮮戰爭中的作用與歷史價值。

（二）關于中國古代文化觀念、社會習俗與民間信仰的考察，揭示出中國古代社會的變化軌跡與運行特點。

山東理工大學講師蘇運蕾《先秦時期天倫觀的發展演變》聚焦于秦漢以前天倫觀念的發展演變，結合早期文獻以及人類學、民俗學材料，指出先秦時期天倫觀念由天地自然運行之理逐漸向人倫中自然天成的直系血親關系傾斜，這與天人觀從先天、敬天向重人轉變有關。山東師范大學講師宋化玉《群體自治：論〈儀禮〉中士禮的撰作》一文，以士禮的演變為線索，體現出儒家士禮的性質由早期[JP2]的鄉土群體自治逐漸演變為大規模中央集權國家的地方禮治，早期儒家禮治的這一轉變從《儀禮》發端，經《周禮》過渡，至漢代最終完成。

泰山學院講師袁波文《北辛文化喪葬習俗研究》一文，從北辛文化墓葬的發現與研究、北辛文化時期的喪葬習俗文化特點、北辛文化時期喪葬習俗的等級差異與地域差異三方面介紹了北辛文化的喪葬習俗，從墓葬方向、葬具、葬式、隨葬品等多個角度比較了北辛文化與后李文化、裴李崗文化、馬家浜文化與仰韶文化的關系。山東理工大學講師霍耀宗《論〈管子〉對先秦農時文化的整合與推進》一文表示《管子》為先秦農時指明了發展方向，在傳統農時文化發展過程中是承上啟下的一環，其影響廣泛，今天仍有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山東理工大學講師崔立軍《出土文獻所見秦代民間信仰秩序》一文，以?？碌摹爸R-權力”理論為分析方法，借助出土文獻所提供的歷史信息，構建秦代民間信仰的基本秩序，指出盡管基層官吏成為民間信仰舊秩序的破壞者，但是對廣大民眾而言，極低的識字率使得巫者仍在其精神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濱州學院教授劉濤《吏弊防治：明代官方告示與基層吏役治理》一文，指出地方州縣官員在職期間頒布的禁約告示將官方政令和意志傳至基層鄉里，實現了對地方社會的有效控制與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對吏役的勸諭、告誡和懲治的作用，但是吏役將緊要告示隱匿不貼的現象大量存在。因此，對官員以告示方式治理社會，整飭吏役的實施效果應辯證看待。

（三）關于歷史書寫與文化建構問題，從新文化史角度對中國古代的物質、文化與區域的建構問題進行條分縷析。

泰山學院副教授亓民帥《地理坐標、文化符號與政治景觀：先秦秦漢時期泰山的三重身份》一文論述了先秦秦漢時期泰山作為地理坐標、文化符號與政治景觀的三重形象，是一種“歷史山岳”，三重身份共同參與當時生活、政治運作、思想信仰、文學創作乃至歷史書寫。泰山學院教授李志剛《泰山觀碑與立體歷史》一文，從泰山觀碑角度思考“立體的歷史”，認為碑文是“多層的”、“不斷疊加”的，需要借助文字和非文字的材料，經由歷史研究者形成動態的、立體的歷史。

泰山學院講師鄭子慧《漢代經典詮釋中儒家話語權建構問題研究——以〈論語〉漢注為例》一文，聚焦于經典詮釋對漢代儒家話語權建構的影響，指出漢儒通過經典詮釋對儒家話語權的建構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儒學在漢代意識形態化的過程，煥發出儒家話語體系持續的生命活力。聊城大學講師謝繼帥《論朱彝尊藏書中的名家舊藏》一文，通過朱彝尊藏書中海鹽鄭氏、嘉興項氏、山陰祁氏、常熟毛氏、嘉興曹氏、泰興季氏等不同單元進行具體考察，細化了朱彝尊藏書內容和來源，以及明末清初圖書傳遞線索的認知。曲阜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聶信、王京傳教授《“小莽蒼蒼齋”里的清代學者書寫影像》一文關注非書家群體，對兼具私密性、實用性與藝術性的25通清代書札進行分析，指出清代學者的書寫面貌，既由自身才學、修養與性情浸潤而成，也無可避免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濱州學院講師張新朝《從“非復世界”到“一如內地”——清朝中原士人的東北印象》一文，考察清朝中原士人對于東北印象的動態、曲折變化過程，認為明朝中后期中原士人對東北地區認知范圍逐漸縮減，導致清朝前期中原士人對東北產生“非復世界”的印象，此后隨著流人大量進入東北地區該印象才逐漸淡化。

（四）關于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追溯，體現了學者敏銳的問題意識與深入思考。

菏澤學院教授高強《兩晉南北朝時期佛像與北方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與形成》一文，認為東晉十六國時期，佛教對胡族中原文化認同起到促進和轉化作用，北魏時期佛教幾乎成為北方各族人民的普遍群體信仰和認同，同時從僧人來源、僧人名號、佛教經義及遺產等方面考察佛教自身在新的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中的新轉變。曲阜師范大學副教授陳德洋《遼朝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性構建研究》一文分別從民族認同、政治認同、文化認同三個維度，考察遼朝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構歷程，認為這一形成過程體現了歷史性和長時段的特點，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團結和向心力。中國海洋大學副教授劉永祥、碩士研究生于欣怡《中華民族觀念之本土資源辨析》一文，認為儒家夷夏觀的開放性和進步性，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歷程中形成強大的凝聚力，此種凝聚力讓民族融合和政治一統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儒家“夷夏觀”與“大一統”觀在近代中華民族意識覺醒和建構中仍起主導作用。濱州學院講師馬曉菲《范仲淹軍事生涯的民族關系思想探究》一文，認為范仲淹的民族關系思想是基于傳統儒家思想的“天下王土”、“大一統”觀念，側重儒家理念的仁治與禮儀，同時范仲淹又儒、兵兩家兼綜，文武兼備，不拘泥于傳統條框和既有政策，注重實地調研，靈活多變的特點值得肯定。泰山學院教授朱華《“忠誠于國”：清初容美土司的歷史建構與展演》一文認為在明清迭代背景下，容美土司通過重構其祖先記憶和清初的歷史記憶，逐步建構出容美土司“忠誠于國”的形象，這種土司的國家認同是少數民族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路徑和體現，是一種對王朝國家的主動認同、自覺認同。

二、中國近現代史組，宏觀與微觀結合，揭示出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復雜因素與深遠影響

（一）關于近代社會治理的研究與政治史實的考證體現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的艱難轉型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

山東財經大學講師古帥《晚清山東黃河河道管理初步研究》一文通過研究1855年黃河銅瓦廂決口北徙后清廷與地方針對山東黃河新河道的管理權展開的長達數十年的爭論，指出無論是作為“被犧牲的局部”的山東省還是清廷都是最終的失敗者，在腹地中催化的義和團運動加快了清廷垮臺的歷史進程。曲阜師范大學講師蘇明強《海關與近代湖北航政簡述》一文，詳細考證近代海關與湖北航政之間的互動，指出近代中國航運業的發展使航政機構的設置成為必然，然而西方列強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建立的海關掠奪了中國航政權，使得中國航政帶有半殖民地性。

泰山學院講師唐論《庚子“宣戰上諭”考辨》一文指出清廷在庚子五月并未有國際公法意義上的對外宣戰，所謂“宣戰上諭”初衷并非用來宣戰，而是慈禧在“歸政”刺激下，決意對外開戰的情勢下用來洗濯民心、鼓舞斗志的檄文。不過，因檄文本身體現的戰爭色彩，因而此諭多被時人視為“宣戰”上諭。泰山學院講師王慶帥《“第三位”：辛亥鼎革之際張謇的角色與心路》一文，聚焦于張謇“第三位”的政治角色，指出在革命風暴中，張謇雖欲以相對中立的“第三位”立場調和南北，但自始至終認為袁世凱“實主旋轉之紐”，對孫中山則充滿疑慮和失望，本有君憲情結的張謇，欲避免革命卻不得不得贊成革命，其心曲頗為復雜而曲折。

曲阜師范大學副教授張世慧《沖突、挑戰與維系：1920年代民生傘廠案中合伙習慣的境遇》一文從1920年代民生傘廠破產案中合伙債務責任問題的爭論入手，認為民國后合伙習慣面臨的內外雙重挑戰折射出固有習慣與新商業結構、法律秩序之間的張力和摩擦，深化了對中國近代商業制度變革的解讀。曲阜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賀雪《“家”與“國”——政治儀式視角下的孔德成大婚》一文，指出孔府后人在為政權服務的同時，也欲借此次大婚為家族發展謀求新出路，或革新守舊以適應社會轉型，或利用儀式在認知和情感層面的重要性，重新激發民眾對于儒學及孔府權威的支持和熱情。

聊城市社科聯調研員史曉玲《1895-1945年間日本對山東棉業的操控》一文指出日本對山東植棉業干預的預謀在甲午戰爭后即已開始，全面抗戰爆發以后進入強制種植和壟斷收購階段。整個抗戰時期，日本為加速對棉花的掠奪，嚴重干預并操控了整個山東的棉花生產和市場體系，實際上是日本侵華手段的多重演繹。遼寧大學碩士研究生張曉宇《中原大戰后奉系對晉系善后研究》一文，指出中原大戰后，閻錫山離晉后張學良對晉軍進行善后，最終將晉軍縮編為四個軍，并編入國軍戰斗序列?！熬乓话恕笔伦兒?，張學良、蔣介石無法顧及閻錫山，因此閻錫山乘勢逐漸恢復在山西的合法地位。

聊城大學講師郭伯虎《軍婚、司法與基層社會——以華北平縣侯仁孫破壞軍婚案為中心的考察（1973-1975）》一文從微觀史的角度，借助司法卷宗與檔案史料，從當代中國一則破壞軍婚的鄉村案例生動呈現了軍婚保護的司法實踐狀況，指出軍婚家庭因夫妻兩地分居疊加家務糾紛，較容易產生矛盾。破壞軍婚案件審理過程中，生產大隊、軍人所在部隊、上級法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關于近代以來學術史、思想文化史以及史學理論的梳理體現了青年學者的理論功底與現實關懷。

曲阜師范大學副教授張田生《歷史與現實：清末以來寒溫之爭的學派化》一文，聚焦于清末以來中醫界寒溫的學派化之爭。建國后國家全面領導中醫，寒溫之爭也走向符合意識形態的寒溫統一論，中醫界全面建構了清代寒溫之爭的學派化歷史，進而成為今人關于溫病學史的歷史記憶。曲阜師范大學講師徐婷《京師同文館〈富國策〉譯本與晚清政治經濟學知識體系的移植——兼議〈富國策〉譯者問題》一文，通過比較由同文館本《富國策》衍生的《富國須知》、重譯《富國策》、白話《富國策》以及譯自其他專著的《原富》完成跨語際實踐方式的差異，考察不同翻譯路徑對政治經濟學學科知識廓形的影響，展現華人譯者在晚清翻譯活動中趨于自主的態勢。青島大學講師宋艷華《季理斐與廣學會報刊發行事業之考察》一文，聚焦于季理斐主持廣學會新聞局時期，通過官員代銷報刊、贈刊轉載、慶典聯絡權貴等方式，在傳教士、官員、閱報者之間構建了互動關系網，拓寬了廣學會報刊的發行范圍，為近代中國報業的開蒙提供了多元化的樣板，但廣學會在華報刊發行事業的舉步維艱，最終只能選擇走向本色化之路。

魯東大學館員周慶許《山東省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再思考》一文指出從“港口-腹地”現代化模式的角度來看古老山東的現代化進程開啟于煙臺，而從國家治理來看煙臺的現代化起于厘局的設立，這是山東辛亥革命的背景源頭。從革命進程看，煙臺不但是山東首義和重心，最終也是整個北洋海域的首義和重心。聊城大學副教授劉春強《“殷商文化為中國文化之正統”：傅斯年殷商史研究的新史學實踐》一文，以傅斯年的研究為線索，指出殷商史研究是一個承載學者文化關懷的意義世界，傅斯年以科學精神探究殷商史的個案，是中國知識分子踐行史學經世傳統的現代典范。曲阜師范大學副教授朱茉麗《“從猿到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類起源研究探析》一文，聚焦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人類起源認識的變化，從強調人和猿出于同一祖先到重在離析人和動物之間最本質的差異在于“勞動”，延伸為探討中國人種和中國文化起源的問題，指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類起源研究具有特殊的現實關懷，其研究視角也具有隨時而變的特點。

中共聊城市委黨校副教授王艷《推進聊城市文化“兩創”工作：邏輯前提、基本遵循與實踐路徑》聚焦于山東省第十二次黨代會，明確提出要堅持“兩個結合”，深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造性發展，推動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守正創新，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促進文化繁榮興盛作出新的科學謀劃和全面部署，為聊城市“兩創”工作的深入開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行動指南。中共聊城市委黨校講師楊增暉《傳統鄉土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目標指向與建構》指出伴隨著現代化的推進，尤其是市場化的侵襲，傳統鄉土文化面臨多重威脅，要明確鄉土文化特質，破解內容選擇困境、文化認同困境、價值定位困境、經濟支撐困境，促進鄉土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三、世界史組，視野廣闊，議題豐富。從學術史、經濟社會史、思想文化史、

環境史等角度呼應了變動格局下的世界的主題

聊城大學副教授倪凱《西方史前史研究初探：觀念、理論與敘事》一文聚焦學界較少關注的史前史研究，考察了20世紀60年代前后史前史研究的轉向，即從此前的重思辨，用單一理論回答人類起源等重大問題轉向注重事實考證，利用生態學、經濟學、碳十四測年法、象征主義、分子遺傳學等構筑史前敘事。濟南大學講師王羽飛《迦爾訶那〈王河〉的史學特質及其相關問題》一文聚焦于學術界對《王河》文本性質的爭論，以分析文本的方式討論了印度史詩《王河》的史學特質，這種學術上的爭論對于思考其他文明的史學形態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泰山學院副教授張凱《關于古典時代雅典女性社會地位的爭論》一文，從雅典女性的幽禁問題、女性財產權、女性與家庭關系、女性與政治關系等主題探討了古典時代雅典女性的社會地位。

首都師范大學博士生周安《論中世紀佛蘭德斯工商業的發展》聚焦于佛蘭德斯的工商業發展，指出從11世紀起佛蘭德斯開始需要大量進口原材料以滿足紡織業的需求，對外貿易的擴張進一步促進了商業發展。山東大學博士后彭博《破與立：文藝復興時期帕多瓦大學古籍版本之爭》一文用多語種的史料還原了15世紀后半葉帕多瓦大學關于亞里士多德著作版本論爭的過程與影響，闡明了不同文化交流共生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山東女子學院副教授王宗濤《美國對波多黎各語言同化政策及波的反抗》一文指出在美國與波多黎各的復雜關系下，作為殖民手段的語言政策與波島人民的訴求背道而馳，不斷引起波島師生的強烈反抗，最終隨著波多黎各民族意識的強化，西班牙語教育得以加強，英語始終未能在島內普及。泰山學院講師陳磊《18-19世紀上半期英國保險公司投資狀況探究》一文，聚焦于18-19世紀上半期英國[JP2]保險公司的投資狀況，探究了保險公司的投資動因、主要投資特點、投資收益狀況，從投資領域揭示了近代英國保險業的發展情況。

濟寧學院講師趙陸《試析19世紀美國西部治理礦業污染的法律途徑——以加州水力采金尾礦糾紛為例》闡述了聯邦巡回法庭依據“妨害法”成功解決了長達30年的加州尾礦糾紛，期間焦點問題的辯論推動了環境法案的確立，成文環境保護法的誕生為實現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共贏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礎。首都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劉岳[JP2]《馴鹿、牧民與國家——科拉半島的環境史》一文聚焦于蘇聯對科拉半島馴鹿經濟的規劃，指出雖然集體化引起農民廣泛的不滿，但國家通過推廣單一的馴鹿經濟加強了對西北邊疆地區的管理，在北極特殊環境下牧民與自然的互動以及馴鹿自然行為均成為集體化政策實施過程中的牽制力量。

四、研究生（含本科生）組，議題既包含政治事件考證，社會變遷的思考，也有跨學科視角下區域國別學議題的拓展，呈現出史學研究的年輕力量

聊城大學碩士研究生孫銳澤《清華簡〈系年〉“周亡王九年”和“立二十又一年”通考》一文考證了清華簡《系年》中記載的“周亡王九年”和“立二十又一年”的含義，認為此“九年”當是周幽王死后九年，此“二十一年”當是周攜王二十一年，同時也是晉文侯二十一年，周攜王元年和晉文侯元年當是同一年。聊城大學碩士研究生田昭煜、教授杜宏春《剛柔并濟：甲午戰后粵督譚鐘麟應對中葡大小橫琴島爭端》一文，通過對甲午戰后時任兩廣總督的譚鐘麟對葡萄牙在小橫琴島建房駐兵，在大橫琴島修砌小垤采取了不同的處理方案進行分析，體現出譚鐘麟對不同外交事件的性質判斷和外交大局的把握，并積極運用外交智慧捍衛領土主權。聊城大學碩士研究生徐關濤、教授羅衍軍《運河停漕與近代天津的交通轉型》一文，通過對運河停漕后，鐵路運輸與運河水運復雜而微妙關系的分析，提出交通轉型的主要動力源自中國內部，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加深并非根源，天津的交通轉型主要是國家政策調整與戰略轉移的集中體現，民眾反應及選擇也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影響。曲阜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邵祥杰、教授王京傳《〈孔厚菴德行墓碑〉與1920-1930年的儒家境遇》一文，以墓碑所載孔厚菴的生平經歷為依托，著重分析了改革曲阜林廟案和中原大戰中的曲阜之戰，反映了20世紀20-30年代儒家日漸式微的境況。山東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王思琪《義和團運動對差會在華發展影響探析——以圣公會平陰教區為例（1900-1906）》一文，從社會環境和平陰圣公會自身的傳教策略等方面對義和團運動后圣公會平陰教區的變化進行了分析，提出義和團運動是圣公會本色化的發端。聊城大學本科生張涵《沖擊與互動：20世紀50年代黑熱病在山東地區的蔓延——以山東濟寧黑熱病的防治舉措為例》一文借助檔案史料，通過對濟寧地區防治黑熱病的舉措及其成效進行分析，認為濟寧地區在防治黑熱病過程中從上到下不同主體更迭參與，一定程度上可視為近代中國衛生防疫現代化的縮影。

聊城大學碩士生李東青、副教授倪凱《薩斯基亞·薩森的全球城市理論——基于信息中心性的考察》一文通過分析信息技術革命與全球經濟重組這兩個進程的互動，論述了全球城市信息中心性的表現形式，探討了城市功能轉型以及全球城市對全球經濟的控制和協調能力。聊城大學碩士生楊雨桐《獨立后巴布亞新幾內亞政治治理研究》一文聚焦于巴新的政治本土化問題，認為獨立后的巴新雖然實行省政府制度，將權力下放到省級政府，但是地方政府依舊發展緩慢，在現行的議會民主制框架下支持省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傳統部落社會發揮其應有的治理能力或為解決之道。山東師范大學碩士生安子涵《區域國別視角下所羅門群島〈政黨完善法〉的歷史考察》一文梳理了所羅門群島《政黨完善法》出臺背景、具體內容以及最終失敗原因，提出了所羅門群島僅僅依靠法律難以重塑政黨秩序的觀點。

分組討論后的小組匯報環節分別由山東師范大學代生、聊城大學高海云、曲阜師范大學張田生、山東大學彭博、聊城大學李東青分別代表中國古代史（兩組）、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組、研究生組匯報發言。

閉幕式環節由山東史學會秘書長、山東大學代國璽教授主持，山東史學會會長趙興勝教授表示此次論壇顯示出青年學者扎實的史料功底，體現了新的治學方法與研究視野，也為青年學者搭建了高質量的切磋與交流平臺，未來山東青年史學工作者要進一步發揮史學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加強信息技術與史學的有益結合，拓展跨學科研究視野，加強山東史學界與國內史學界的交流，推動山東省史學研究各領域的協同共進，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努力推動山東史學研究的繁榮發展。最后，本屆論壇主辦方山東史學會副會長、聊城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院長趙少峰教授致答謝詞，第五屆山東青年史學家論壇主辦方山東史學會副會長、青島大學歷史學院院長馬斗成教授致邀請辭。

此次論壇主題鮮明，成果豐碩，充分展示了齊魯青年學者的學術活力，也為未來山東史學的發展凝聚了共識。論壇的成功召開進一步豐富了對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認知，加深了對百年未有之變局及世界文明多樣性的廣泛探討，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歷史研究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