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歷史詩學的“懸疑”:以《漫長的季節》為中心

劉 啟 民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長沙 410003)

近年來,作為當下文化生產最為活躍的前沿陣地,網劇市場涌現出了一批兼具市場效應與美學水準的懸疑題材劇。2020年,視頻網站愛奇藝推出的“迷霧劇場”中,《隱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等懸疑類網劇,紛紛創造了極高的口碑和話題度。2010年前后,“懸疑”要素就已經開始占據華語電影的大銀幕,《白日焰火》是其中的佼佼者,曾一舉斬獲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獎。

伴隨懸疑劇、懸疑電影的逐漸主流化,嚴肅文學領域也正在經歷一撥“懸疑”要素的進軍:不僅雙雪濤、鄭小驢、路內、孫頻等70后、80后小說家已經開始以懸疑故事來結構小說,而且東西這樣的60后作家也在積極調用懸疑要素,將之結合到大部頭的創作之中,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回響》就是其中的典型。不可否認,“懸疑”正在大規模地崛起,成為當代中國人文藝生活中一個舉足輕重的主題范疇。它不再僅僅龜縮于社會的邊緣處,天然地戴著“不嚴肅”的帽子,成為通俗文藝、消遣文藝,而是以鮮活的文化質感,正大光明地走到了社會生活的中央。

“懸疑”的主流化,暗示著這一題材與國人心緒變動之間的關聯。2010年前后,當電影屏幕開始講述當代城市空間中的懸疑故事時,楊慶祥《80后,怎么辦》的發表,標志著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的“個人奮斗”故事,和其背后對于城市空間的熱烈奔赴和開闊想象,越來越走向潰敗;兩種文藝主題范疇的興與衰,映射出的是同一份歷史心緒的不同面相。換言之,“懸疑”里藏著當下都市人真實的生活感覺和歷史經驗。

懸疑劇在展現當代歷史情境方面,最近的網劇《漫長的季節》可謂非常典型。無論是在內容上展現20世紀90年代東北國營廠的體制轉變過程和其中的刑事疑云,還是在美學上飽滿鮮活的詩意,全劇都以懸疑劇的形式,展現出深刻飽滿的當代歷史內涵。本文即通過對《漫長的季節》的解讀,厘清“懸疑”這一主題范疇和形式背后的嶄新歷史詩學。

一、真相之謎,及其反諷

《漫長的季節》講述的是20世紀90年代東北樺林鋼廠的一樁碎尸案,劇集按照2016年、1998年、1997年三個時間來交叉敘事,以鋼廠下崗工人王響、龔彪和警局老刑警隊長馬德勝在2016年的偵察探案為主線索,展開對碎尸案的敘述。

作為一樁沉寂了18年的懸案,劇集中特別有意味的是,真正關心案件真相、以各種“江湖”手段追蹤案件線索的是三個18年前鋼廠改制時被體制拋擲出去的“失敗者”—— 2016年的王響,已經從榮耀加身而志得意滿的樺鋼廠勞模,蛻變為一個溫吞和氣的出租車司機;龔彪也不再是那個風光鮮亮的鋼廠大學生,變成了一個游走在社會底層不同生計間的閑散人員;馬德勝也因為傲慢和孤執,從刑警隊離職,如今是一個混跡在老年舞蹈隊中的無業者。與三個“失敗者”的認真、執著探案形成對比的,是刑警隊的李群。在18年前,他便在“匯票失蹤案”和“沈默案”之間,在安頓工廠大局穩定和追蹤殺人命案之間“顧全大局”地選擇了前者,隨著匯票的追回,李群平步青云做到了副局長,成為“成功者”,而沈默碎尸案的真相,也由此留在了時間里,直到18年后才由三個“失敗者”構成的探案小隊偵破。

只有失敗者在乎歷史的真相。更確切地說,在20世紀90年代國營鋼鐵廠經歷著劇烈的改制轉軌之時,只有那些被歷史甩離出去的人,那些沒有辦法融入新“規則”、新“體制”的人,才有著對于轉軌之真相探索的決絕動力和愿力;而那些深諳歷史走向和規則的人,則審時度勢一般地乘坐舟筏依游歷史的大潮走掉了,任憑歷史的暴力真相墜入冥冥黑暗成謎。某種程度上說,三個生活的失敗者構成的小分隊,是真正的歷史真相之探。導演有意識地在劇集中以玩笑的口吻,戲謔馬德勝是福爾摩斯和錢德勒,也就并不能僅作閑來之筆。

“偵探”的職業,本即誕生于西方社會劇烈發展和動蕩的過程中。在英國和法國,19世紀30年代正是現代都市倫敦、巴黎迅速發展的時期,大量的人員涌入和產業的高速發展,帶來了諸多刑事犯罪問題。近代警察已不堪應付這些問題,職業偵探和事務所由此誕生。偵探最初的起源已經展現出,作為國家統治機器的警察和偵探之間的區別,前者更多的是統治工具,而后者離體制遙遠,與社會底層的生存有更多的聯系——西方第一位偵探弗朗索瓦·維多克,就曾經是一位罪犯,一位在警局、社會之間顛沛多年的傳奇人物[1]。

《漫長的季節》里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體制變革、市場化大浪中的三位下崗失敗者,是西方現代社會早期偵探的遙遠回響。他們或是出于作為父親的愧(王響),或是對于人間正義的執(馬德勝),或是緣于樸素的朋友與親人之義(龔彪),對于歷史劇變真相展開了執著的追求。當以警察局為表征的社會和歷史大潮在洶涌向前的時候,三位“失敗者”執著地調轉精神行進的路線、逆流而上,朝向歷史之河里那塊沉默的暗礁。這種朝向歷史之謎的勇猛挺進,與他們自身飄零命運之間,亦構成了劇烈的反差和顛倒,這是劇集尤其令人動容的所在。在劇集快結束的時候,偵探三人組,也是“失敗者”三人組,在破敗的KTV之中跳了一段舞蹈,那是真正的自由之舞。被歷史和體制甩離出去的自由,把生命之力投擲進已無他人關心的歷史真相的自由,這自由同時帶有凄涼、虛無與迷幻的意味。

在跳完舞后的第二天,龔彪出車禍去世,馬德勝中風進醫院。而三人小隊經過探查和努力,終于揭開了沉默了18年的碎尸案真相。18年前,在經濟體制大改的臨界點,一位香港商人企圖吞并國有企業樺林鋼廠,并以誘騙的方式強暴了樺林的少女沈默。曾經的孤兒,后被在本地擁有權勢的養父長期性霸凌,少女沈默本是樺林最柔弱、最受欺凌的人,在幾層的壓迫結構中,終于爆發出決絕的黑暗力量,對港商進行了復仇。她連同自己的親哥哥——社會混混傅衛軍和男友——那個最早看清樺林破敗的年輕詩人,一起綁架了傲慢虛偽的港商,在憤怒與恐懼之中殺掉了他,將之扔進了鐵爐,同時殺掉了樺林的背叛者殷紅,將之碎尸。這場可怕的殺戮,說到底,其實是一些稚嫩的樺林年輕人,對于殘暴的、虛假的香港資本的復仇。這些在樺林的社會中就處于底端和弱勢的年輕人,最早感受到資本的兇殘,并以年輕人的沖動,以暴制暴。

三人小隊發現的這一延宕了18年的“真相”,在大的時代背景下充滿了象征意味。在批評家的眼里,20世紀90年代的歷史一直就有著兩面,楊慶祥在《90年代斷代》里描述了20世紀90年代光明的一面——市場、遷徙、崛起在大陸上的高歌猛進之后,意味深長地提到歷史殘忍的另一面,即“新的勞工階級、新的剝削、新的剩余價值、新的資本擴張和新的全球殖民主義”的重新來臨[2]?！堵L的季節》的謎底,也就是將20世紀90年代歷史殘忍的另一面攤開來,揭示故事的源頭。

由此,我們看到《漫長的季節》如何通過懸疑劇的結構,以反諷的敘述立場和情態,呈現出當代歷史。在這里,無論是探案人自身(是誰還在關心歷史的真相?),還是歷史的謎底自身(是兇手在施暴還是被害人在施暴?),都處于悖謬式的諷刺之中。如果說經典的悲劇給予觀眾的是一種崇高的凈化,那么懸疑劇,則是悲劇的一種顛倒。歷史不是一個需要英雄去創造的偉業,而是發生在過去的一個謎,需要人們隨時間逆流而上去打撈那個沉下的暗礁。在這趟朝向過去的探尋里,只有被拋棄的“失敗者”還在真的關心歷史真相;在真相中,被害人恰恰是真正的施暴方。這讓人想起天才的評論家克拉考爾為偵探故事所作的評述:這些探案的通俗故事所作的,無非就是向全盤理性化的文明社會執起一面變形鏡,這個社會在其中辨認出自己的胡作非為;在鏡的呈現中,現實已經被扭曲成了怪相[3]。

藏在懸疑結構背后的,是一種反諷的敘述語態,它的內里是荒誕感、悲慟感、喜劇感以及虛無感。黃平曾意識到,20世紀80年代一代人的歷史感知,就是反諷,永遠地作為局外人,以自由審美之身去戲謔[4]。事實上,反諷大概不是屬于一個代際,而是20世紀90年代特定的歷史轉折給予中國人留下的一種心理印痕。除了反諷,我們別無可立足之立場。而懸疑劇,正完美承接了這樣的生命感覺。

二、自我救贖,與歷史的凈化

然而,《漫長的季節》里的“懸疑”,又不僅僅是對歷史的反諷。一部飽滿的懸疑文藝作品,往往帶有著更豐沛的敘述情態。如果說,劇集通過懸疑故事,對于當代歷史進行了質詢和反諷,那么對于歷史中行進的人,對于那些活生生的、具體的角色和他們的命運,劇集始終懷有寬宥和悲憫,以觀照著他們在人間的自我救贖。

自我救贖的語意,尤其體現在王響這個中心角色身上。在劇集中,他是絕對的主角。王響除了是三人偵探小隊的主心骨,同時也是在18年前失去了心愛的兒子,從此人生跌落的“可憐人”。在那場災難性的碎尸案中,王響的兒子王陽意外地墜河了,并留下一連串的疑問,同時亦毀掉了王響半輩子對于生活、家庭的驕傲和掌控。懷著對兒子無限的愛和愧疚,潦倒的王響開啟了對于兒子死亡真相和碎尸案真相的探查之路。這樣一個懸疑、探案故事,也就巧妙地疊印著一位父親追蹤真相、自我救贖的故事。

2016年的王響,在絕大多數的時間里都是一個溫吞、和善而又略顯狡黠的老年人形象,只有在劇集的最后,當他在出租車里質問沈默,自己的兒子在18年前有沒有殺過人的時候,才顯現出強烈的激動來。那是碎尸案發生后王響顯露出真身的時刻,探查出真相、弄清楚王陽是如何死的、為兒子正名,是這位從前總是忽略兒子感受的“暴君式”父親活在世界上的精神支撐。在那場碎尸案中失去兒子、工作,后來又失去妻子的王響對領養的兒子王北說,“沒有你,我活不到現在”,其實,也是在跟已經去世的兒子說,是在跟要為兒子去贖罪的執念說。在劇集的最后,王響在消除了長達18年的執念之后,便栽倒在玉米地中,離開了人世。通過一次漫長的對于真相的追尋,王響終于和過去的自己和解,也和已經去世的兒子和解。

經由王響對案件真相的追尋行動、個體的自我救贖,最終也就導向了歷史的整體救贖。救贖歷史的情態和情緒,在影片里是以強烈的象征化方式得以展現的。在劇集的最后,用了特別意象化的大雪,來象征那種大冤終昭、真相終白、執念終了的感覺。光影之中,時光仿佛倒轉,親人帶著笑復現,潔白的雪花紛飛,所有的冤屈、疼痛、悔恨都覆雪沉沒。劇集的最后一幕尤其展現出那種救贖感來:在一片黃燦燦的麥田之中,已經滿頭銀發的王響,向開往未來的火車上年輕的、仍然回望過去的自己揮手告別:“往前走,別回頭!”主動背負了同時也還清了歷史債務的王響,終于放下了,并推動著還陷在過去的人們向未來奔赴。

王響的救贖行動令人想起本雅明筆下的歷史天使。歷史天使始終面對著過去、背對未來,他在過去看似平穩的生活事件里識別出災難和殘骸,他想要走上前去喚醒死者,可是歷史的風暴不斷朝著未來吹走他,而他面對著的災難和殘骸則越堆越高、直逼天際[5]。王響同樣永遠只能面朝著過去,他是被過去的災難殘骸鉗住了心靈的人,與本雅明那個無所行動被吹遠的天使不同,王響將自己留在了過去,他替所有人還清了歷史債務,并將奔赴未來的機會留給了他人——比如他后來領養的兒子王北。在善良、慈悲和寬宥中,一段慘烈的歷史終被救贖。

如此,《漫長的季節》通過將“懸疑”血肉化,或者說,將一個懸疑探案故事疊印上一位父親追索兒子去世真相的故事,抵達了更加高貴的當代敘述。對于20世紀90年代那場工廠改制及其造成的社會沖突和劇痛來說——某種程度上就是對于當代歷史來說,“懸疑”范疇意味著指認問題和疑竇,揭開不曾得到呈現的創傷,但父與子的現實故事線,則意味著創傷和悲慟終被療愈,歷史的債務終被還清,本就被生活和時代所拋棄的父親飽經風霜卻面帶慈祥,他涌動出奇異的責任感,以耗盡自我的方式,追索出案件的真相,并將所有人重又帶回到生活之中。父與子的故事凈化了歷史,并為之追回了尊嚴?！皯乙伞狈懂犚驗榕c更切實的生活關系融合在一起,融入一個共同體內人與人相互守望、攜手共存的倫理之中,從而蛻掉了其身上的乖戾、孤憤,避免了墜入到歷史的虛無里。正是“懸疑”與“生活”的耦合融匯,才得以讓《漫長的季節》更為獨特與深刻。

值得注意的是,“懸疑”的血肉化是以“懸疑”的詩化來呈現的。文學性的要素,總是彌合不同文化質素的融合劑。在《漫長的季節》里,可以看到非常多詩意表達的意象性鏡頭,幾乎隨處可拾。結尾處老年的王響穿越玉米地看到的開往未來的火車,隱喻著時間和歷史里的悵惘和無限希望;年輕的王陽曾經站在鐵軌上朗誦自己創作的詩歌,一下午的陽光璀璨里,王陽念出了幾乎為工廠所有人命運寫下的讖語;龔彪在墜湖前,那些和他的身體一起被拋到空中的彩票隨之停滯,暗示著彪子一輩子白日夢般的人生。時間的暫停、幻景的顯現、詩句的點破,都在打破“懸疑”題材本身冷冰冰的面目。原本,抒情,尤其是溫煦的、舒放的抒情,大多是推演理性所拒斥的?？稍谝环莩浞志哂袣v史感和歷史承擔的懸疑題材劇里,我們看到了二者的相擁。

三、“懸疑”:一種新的歷史詩學

我們看到,《漫長的季節》里,“懸疑”終于成為當代歷史的詩學。在“懸疑”這種特定的文學主題和范疇里,不僅刻寫著20世紀90年代的歷史轉折隱痛,還疊影著普通人贖回歷史的路徑,不僅信奉著現代都市的理性與智性,更信奉著更古久的人性傳統,信奉善良、悲憫、尊嚴。

在很長的時間里,作為一個文藝主題范疇,“懸疑”事實上都是逃逸肉身化歷史的一塊想象的飛地。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到20世紀晚期,“懸疑”要素大多在“反特劇”和“公安劇”里存在。在當時,“懸疑”更大程度上存在于象征域而非現實域,承載著人們對社會體制的信賴和倚重,警察、公安這些體制內的現代職業,由此被想象為宣判正義和真相的人。進入21世紀后,“懸疑”成為新型文化消費的重要領域,一方面,它由此走向了架空的歷史,人們在古裝片里“托古喻今”,在《少年包青天》《神探狄仁杰》這樣的影片中,呈放現代人對于理性的構想,尤其呈放對于理性天才的推崇和期待;另一方面,懸疑也逐漸游戲化、本格化,最典型的就是情境探案游戲“密室逃脫”在青少年之中的愈加風靡(1)對于當代中國懸疑故事的歷史梳理,參見譚雪晴:《浪漫的現代傳奇——新世紀國產偵探類文藝作品中理性的個體化表達》,《文藝理論與批評》2022年第2期。。 這些被架空的“懸疑”故事,為新新的都市青年們提供日常消遣,也為他們提供“理性個體”的自我體認幻象,卻離歷史進程中的人的生活越飛越遠。而只有到了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時候,“懸疑”才開始召回活生生的歷史和血肉相連的現實。這當然與整個中國歷史進程的節奏有關,當那種對于現代化城市的浪漫烏托邦想象逐漸關上了大門的時候,當已身臨都市鋼鐵密林之中而愈來愈感受到現代都市的冷漠、殘忍的時候,人們陡然回望城市化改革大浪之初,難免心生悵惘。那里曾經發生過怎樣的秘密?誰又在現代列車起跑的時刻悄然離我們而去?“懸疑”這種通俗類型母題,與歷史就在此刻相逢。它內在的情緒邏輯,是一種在共同體內部縫合斷裂與分裂的歷史、記憶、情感的意愿,由此提振直面未來的勇氣。一種新的歷史詩學由此升起。

當然,也需要認識到,時下的懸疑寫作并非都具有歷史的質感,《漫長的季節》《白日焰火》和《平原上的摩西》這些作品的出現,是以懸疑的大面積中產化、扁平化為前提和土壤的。隨便打開一個視頻網站,或是每一個“五一”“十一”的電影檔期,都能看到已經徹底市場化了的懸疑題材劇目,通過“奇幻+”(如《河神》)、“喜劇+”(如《唐人街探案》)或“劇情+”(《隱秘的角落》《白夜追兇》)等與其他類型結合的方式,改換著懸疑的面貌,讓它變得更“爽口”,以迎合人們多樣的文化消費口味。墜入文化消費的懸疑書寫,甚至越來越內在化于都市社會的情感結構與無意識心態之中。一個頗有意味的現象是,以一個典型的懸疑敘事講述一樁海外謀殺妻子案的暑期檔影片《消失的她》,引起了多方的社會共鳴。一些評論認為,影片的故事脫胎于20世紀90年代的蘇聯電影《為單身漢設下的陷阱》,抑或20世紀60年代法國的戲劇《失蹤之謎》。一些評論認為,影片是對2019年一位中國男性的泰國殺妻案的影視化再現。其實,外來的懸疑故事與中國現實案件奇異的重合,正在展現這樣一個現實:懸疑驚悚的都市生存、幽深難測的現代人性,正越來越成為全球不同的現代社會里一個文化公約數。情節、人物、結構幾乎相同的現代驚悚故事,也就時不時地被不同的社會所講述,或是出現在現實之中,與熒幕和小說中的故事形成奇異的互文。

“懸疑”在全球遭遇的扁平化并非需要批判,作為此一時代最受大眾歡迎的題材類型,當然也是和當下都市生活具有鏡像互文意義的文藝類型,它的出現自有其現實合理性。只是,我們仍然愿意相信,任何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體式,都有著更富創造性、歷史感和價值感的文化使命,所有歷史的正劇,都來自于通俗文藝和正義價值的碰撞。何謂歷史的正劇?即以展現一時代人們生命感覺的形式,來表現此一歷史階段最具有尊嚴感的摯情和歷史內容,一如蘇軾和宋詞,曹雪芹之于白話長篇小說,《白毛女》之于民族歌劇。

結 語

《漫長的季節》劇集通過三人偵探小隊對18年前碎尸案進行探查故事,以反諷的敘述立場和情態,呈現出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歷的歷史轉軌及其隱痛;以一位父親的自我救贖行動,療愈并凈化乖戾的歷史情緒。最終,影片通過象征化、抒情化的表現,導向了對當代歷史的救贖?！皯乙伞惫适掠纱司哂辛藲v史的質感。

放在時代的大背景下,能夠更加清晰地呈現出“懸疑”題材躍升為嚴肅文藝的正當性。懸疑主題、懸疑范疇的主流化,與當代歷史的進程及其轉折,尤其是城市化的歷史密切相關。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的中國人,其社會生活空間主要在農村,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文藝創作,在社會生活中占據著最重要的位置。彼一時的城市,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開辟出的嶄新空間,集體主義式的工業生產,都誕生于這一時期,并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城市的象征。在文藝領域,城市附著了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工業的烏托邦式想象,勞動人民在工廠、礦山、建設工地的創造與斗爭,成為表現的對象[6]。這種以“工業題材”為名的烏托邦式文藝構想,在改革開放之后便沒有了社會基礎。

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以來,經濟體制的改革為商品經濟在城市打開了大門,隨之而來的是迅疾的城市化在全國的全面鋪開,和一種完全嶄新的、欣欣向榮的現代都市愿景;當然這種體制的改革背后也有歷史轉軌的代價,它被隱沒在光明的社會話語之中。當現代城市已經成為大部分中國人一種既定的生存現實,人們對于現代都市生存、現代人性的體驗,開始陡然生出疑慮。孤寂與隔絕的人際關系,冷峭的沖突和對抗,懸疑由此進入真正的實在域,進入人們的感知領域。

西方社會其實更早意識到懸疑偵探文藝與現代城市之間天然的關聯性。19世紀時,英國著名的批評家切斯特頓就將偵探小說視為現代的史詩,他用形象化的語言為偵探小說的合法性做了辯護:“偵探小說首先的根本價值在于這一點:它是通俗文學中最早的和唯一的形式,它能表現現代生活中的某種詩意。人們曾經在崇山峻嶺和萬古長青的森林中……意識到它們富有詩意;有理由可以推斷,我們的后代中有些人可能把煙囪看作富麗的紫袍……發現路燈桿子古老而自然……英雄或偵探經過倫敦時也帶有幾分神話故事里王子的那種孤獨和自由……偵探小說把大城市這樣體現為一種狂野而明顯的事物?！盵7]懸疑、偵探主題,藏匿著都市人在鋼鐵森林之中的震驚體驗,藏匿著他們的無措、恐懼和驚悸,它天然地內在于城市生活?！堵L的季節》這樣題材的電視劇集的出現,也就自有其當代的和世界的因緣。

因此,筆者愿意在此引述批評家黃平對創作了大量“懸疑”文藝的新東北作家群的評述,來為“懸疑”書寫鼓與呼:“‘新東北作家群’的小說(很大程度上,《漫長的季節》也就是用鏡頭書寫的‘新東北作家群’小說),在主題和美學風格上都是一次召喚。召喚歷史的連續性,召喚小說的道德使命,召喚真正的藝術……文學與現實,技法與道德,藝術與市場,一切分裂的都在重新生長為一體?！盵8]在黃平看來,這種新的歷史詩學要從“東北”開始,或許其實,也正在從“懸疑”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