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實錄》第三次修纂再考察

收稿日期：2023-04-10

作者簡介：吳文杰（1995— ），男，河北衡水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史學理論與中國史學史。

明人宋端儀于《立齋閑錄三》中記載“（永樂）十六年，重修《太祖實錄》”（宋端儀：《國朝典故》卷41《立齋閑錄三》，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989頁），謝貴安指出這是“把修成的時間誤認為是始修的時間”（謝貴安：《明實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頁）。清人徐乾學指出“《太祖實錄》凡三修，一在建文之世，一在永樂之初。今所傳者永樂十五年重修者也”（徐乾學：《憺園文集》卷14《修史條議》，《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28頁）， “永樂十五年重修”也應只是“永樂十六年修成”的筆誤。

摘 要：《明太祖實錄》第三次修纂的時間、原因、過程等問題，前人已有考述，然尚有不足。經重新梳理史料，發現《明太祖實錄》第三次修纂應當始于永樂七年六月，至永樂十六年五月成書上進。朱棣突然決定三修《明太祖實錄》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永樂六年冬，《永樂大典》成書上進，使得朱棣有足夠的人員從事三修本《明太祖實錄》的纂修工作；其二，朱棣對李景隆“心術”的懷疑是三修《明太祖實錄》的根本原因；其三，永樂七年的北巡喚起了朱棣對李景隆的懷疑與不滿，是朱棣決定第三次纂修《明太祖實錄》的直接原因。此外，《明太祖實錄》的三修工作完全在朱棣的控制之下進行，實錄及纂修班子隨朱棣鑾駕在南北兩京之間幾經遷移。三修《明太祖實錄》或于北京太液池焚草，但此時實錄成書后即焚其草的慣例尚未形成，因此焚草時間可能并非在上進后不久。

關鍵詞：朱棣；《明太祖實錄》；北巡；李景隆

中圖分類號：K092? ? ? ? 文獻標志碼：A? ? ? ? 文章編號：1674-3210（2024）01-0058-09

引 言

《明太祖實錄》作為明代實錄體史學的起手之作，在明代官方史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睹魈鎸嶄洝窔v經三次纂修才正式定稿，其中第三次纂修（以下簡稱“三修”）最為后世史家所關注，三修《明太祖實錄》的時間、原因與過程作為明實錄研究的基本問題前人雖已有考述，然仍有不足。關于《明太祖實錄》第三次修纂的時間，自明中葉以降，似乎已成定讞，均認為三修《明太祖實錄》起于永樂九年（1411）十月乙巳，至永樂十六年（1418）五月庚戌完成，費時6年7個月。而對于三修的原因則有各種各樣的猜測。概括而言，有四說：其一，朱棣靖難篡史說；其二，朱棣為其父朱元璋隱諱

說；其三，朱棣為朱元璋美化說；其四，漢王奪嫡羅織解縉案說。三修《明太祖實錄》的過程，除謝貴安教授在《明實錄研究》中略陳三修起止時間、纂修人員配置以及三修本《明太祖實錄》進呈之后的升賞賜宴外，更無詳細考述。從廓清明代史學發展的角度來看，對以上問題均有再考察的必要。

一、關于三修本《明太祖實錄》的纂修時間

《明太祖實錄》第三次修纂的時間，之所以看似沒有異議，主要有兩點原因。其一，《明史》與《明太宗實錄》中對三修的起止時間均有記載?！睹魇贰肪砹冻勺娑酚涊d：“（永樂九年冬十月）乙巳，復修《太祖實錄》?！本砥摺冻勺嫒酚涊d：“（永樂十六年）夏五月庚戌，重修《太祖實錄》成?！薄睹魇贰繁炯o中的記載應以《明太宗實錄》的記載為依據?！睹魈趯嶄洝酚浫揲_始時間為 “（永樂九年十月）乙巳，命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并稱“上即位之初，命曹國公李景隆等監修，而景隆等心術不正，又成于急促，未極精詳。上巡幸至北京之初，命翰林學士胡廣等重修。至是命太子少師姚廣孝、戶部尚書夏原吉為監修官，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國子祭酒兼翰林院侍講胡儼、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為總裁官，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金幼孜等為纂修官，皆賜敕勉勵”。這道詔令下達的時間為永樂九年十月，后世學者遂以此作為三修《明太祖實錄》開始的依據。至于成書上進時間，根據《明太宗實錄》記載：“永樂十六年五月庚戌朔，監修實錄官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總裁官行在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楊榮等，上表進《太祖高皇帝實錄》?！毕啾扔谌揲_始時的詔旨，實錄修成上進，要舉辦盛大的儀式，對纂修人員予以封賞，三修完成時間可以確定無疑。

其二，三修纂修者留下的一些記載也將三修開始的時間系于永樂九年。楊榮、夏原吉、金幼孜均參與了《明太祖實錄》的三修工作，夏原吉更是擔任監修官。楊榮為夏原吉所撰墓志銘載：“己丑，車駕巡狩北京，公與扈從。明年春三月，……今上以皇太孫留守北京，承命輔導?！髂?，九載秩滿?！榷性t監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庇罉芳撼鬄橛罉菲吣辏?409），明年之明年即為永樂九年。楊榮為金幼孜所作神道碑銘載“辛卯（永樂九年），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公與纂修”。楊榮所撰二銘均將三修開始時間系于永樂九年，且強調是“承詔”“詔重修”，此詔即為上文所引《明太宗實錄》永樂九年十月的三修《明太祖實錄》詔令。

但值得注意的是朱棣在永樂九年十月的詔令中明確提到“上巡幸至北京之初，命翰林學士胡廣等重修”，永樂九年之前，朱棣只有永樂七年三月到北京巡狩。問題的關鍵便是永樂七年三月，朱棣到達北京命胡廣等人重修《明太祖實錄》是否展開了相關工作？仔細考察《明太宗實錄》有關記載與明人文集中有關材料，發現朱棣在巡狩北京期間應開展了相關工作。其依據有二：

其一，朱棣于永樂七年六月己酉，“賜書皇太子，令諭德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以《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及《洪武實錄》點檢完備封識，付老成內官一人，同錦衣衛指揮王真及翰林院官鄒緝、梁潛、李貫、王洪送赴北京。仍令淮、士奇于朝臣內慎舉謹厚篤實文學可稱者數人偕來”。結合永樂七年三月以后朱棣令胡廣重修《明太祖實錄》來看，可知朱棣不遠千里將《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明太祖實錄》與一眾翰林院官員由南京調到北京，應是為三修《明太祖實錄》準備資料和人員。

其二，永樂七年，翰林官李時勉、陳敬宗通過征召參與了三修《明太祖實錄》的工作。李時勉行狀載：“（永樂）七年春，起復。是年，車駕幸北京。仁宗皇帝居東宮監國。詔入直房修書。尋征赴行在，賜路費鈔六十錠。至則命錦衣衛撥官房，預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标惥醋谑咒浤曜V對這次征召記載更為翔實，“永樂七年己丑，三十三歲，預修《高廟實錄》”，纂修班子為“曾棨、彭汝器、余鼎、王英、羅汝敬、李時勉暨予（陳敬宗），共七人。監修則少師姚廣孝、戶部尚書夏原吉，總裁則翰林學士胡廣、國子監祭酒胡儼，纂修則楊榮、金幼孜、鄒緝、李貫、林環、朱纮”?！坝罉钒四旮?，三十四歲，至北京纂修。是歲，上駐蹕北京，敕東朝裝送《實錄》，就北內纂修”。行狀和年譜雖有褒美之嫌，但這幾則記載對于二人赴北京纂修《明太祖實錄》的細節，如賜路費的數額、房屋的撥給、纂修的地點等內容記載頗詳，應真實可信。

《明太宗實錄》對永樂七年于北京三修《明太祖實錄》，除記載從南京運實錄及征召翰林官員至北京外，再無其他內容，無從判斷是否真的開展了相關工作。但結合李時勉行狀與陳敬宗年譜，可以證明永樂七年六月以后，朱棣的確在北京已經開始三修工作。因此三修應開始于永樂七年六月，而非永樂九年十月，至永樂十六年五月成書上進，歷時近九年。

《明太宗實錄》忽略永樂七年“上巡幸至北京之初，命翰林學士胡廣等重修”的記載，而獨記永樂九年十月的重修詔令，可能是當時雖然已命胡廣等人重修，且開展了相關工作，但此時朱棣是以巡狩之名駐蹕北京，改修先帝實錄畢竟是國之大事，需返回南京之后，頒布正式的詔令。這一詔令頒發于永樂九年十月，故《明太宗實錄》以此詔令時間為準。

二、關于三修《明太祖實錄》的原因

朱棣三修《明太祖實錄》的原因，前人所提四說均有不足。

朱棣靖難篡史說，已有學者指出由于“一修本和二修本皆已亡佚，朱棣篡史觀點無法通過文獻證實”。應該承認，由于文獻的缺失，朱棣篡史的觀點無法證實，然而從常理出發，朱棣在以武力奪取皇權后，為自己編造更加有利的身世，維護其繼承皇位的合法性是一種必然的選擇。只是將整部《明太祖實錄》中所有不利于朱棣即位的史實全部改篡，并憑空創造出一些對其有利的記載，是否需要花費將近九年的時間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此，從《明太祖實錄》整體來看，關于朱棣身世的記載是重點問題，但不是主要部分。

隱諱說與美化說是一體兩面，均為塑造朱元璋的形象服務。為朱元璋隱諱與美化必然是三修《明太祖實錄》的重要工作，這也符合古代史官“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的修史原則。但是此二說和篡史說面臨同樣的困境，即無法通過文獻證實三修本《明太祖實錄》中的隱諱和美化是否為三修時所改。且此二說也無法說明為什么朱棣在時隔多年之后突然改修實錄，再度為其父隱諱和美化。

漢王奪嫡羅織解縉案說，此說的關鍵問題在于將永樂九年十月作為三修實錄開始的時間，而通過上文考證，早在永樂七年六月，朱棣已在北京組織班子開始了三修工作。其次，此說認為，受解縉案連累，二修本《明太祖實錄》淪為罪人筆墨，朱棣遂將之廢棄，下令重修。但是解縉及此案從犯大都參與《永樂大典》的纂修且擔任重要職位。若以罪人之筆為由度之，《永樂大典》也當重修。因此，從這兩方面來看，永樂九年漢王朱高煦引發的解縉案并非朱棣突然三修實錄的原因。

鑒于以上諸說在解釋朱棣三修《明太祖實錄》的原因上均有不足，故筆者以永樂七年六月為三修之始，結合《明太宗實錄》的記載，對朱棣三修《明太祖實錄》的原因再作考釋。

首先，不能忽視客觀條件?？v觀整個永樂朝，《永樂大典》和《明太祖實錄》是最重要的兩項修書工程。學界關于《永樂大典》的完成時間一直有爭議，但是《永樂大典》于永樂六年（1408）冬上進當無異議。對比《永樂大典》與永樂七年三修《明太祖實錄》的纂修班子，可以發現三修班子中姚廣孝、胡儼、鄒緝、李貫、朱纮、曾棨、李時勉、陳敬宗都參與了《永樂大典》的纂修，其中姚廣孝擔任監修，胡儼擔任總裁，鄒緝、李貫、朱纮擔任副總裁。以《永樂大典》龐大卷帙來看，不具備讓這些重要的纂修人員同時改修《明太祖實錄》的可能性。因此，永樂六年《永樂大典》的完成，為永樂七年朱棣三修實錄提供了客觀可能性。

其二，朱棣對李景隆的“心術”的懷疑是三修《明太祖實錄》的根本原因。朱棣在永樂九年十月三修詔令中對三修原因表述極為簡要，主要包含兩層意思：其一，二修本監修李景隆心術不正。其二，指出二修本成書過速，沒有達到“精與詳”。這兩層含義，直接看來似乎全為敷衍之辭。然而將這兩層含義與二修《明太祖實錄》的詔旨以及朱棣對《文獻大成》和三修本《明太祖實錄》閱讀情況對比來看，卻發現并非如此。

洪武三十五年（1402）十月，朱棣下詔二修《明太祖實錄》，批評建文帝所修實錄“遺逸既多，兼有失實”，要求監修李景隆和茹瑺“端乃心，悉乃力，用著成一代之盛典”。不久，朱棣再次下詔勸勉參與纂修實錄的官員，指出“比建文中，信用方孝孺等纂述實錄，任其私見，或乖詳略之宜，或昧是非之正”，再次要求實錄纂修官要“端乃心，悉乃力，以古良史自期，恪勤纂述，必詳必公”。從這兩道詔令中，可以看出朱棣認為方孝孺在初修本《明太祖實錄》中“任其私見”，“昧是非之正”，這正是史官“心術”不正的表現。與之對應的便是要求監修李景隆等人在改修時要“以古良史自期，恪勤纂述，必詳必公”。然而，李景隆于永樂二年被反復彈劾心懷不軌、謀逆，雖然朱棣以其為國家勛戚并沒有將其處死，只是將其奪爵，禁錮私第，沒其財產，但李景隆“心術”不正顯然已經觸及了朱棣二修《明太祖實錄》的原則與底線，二修本《明太祖實錄》撰修的公正與否勢必已經引起朱棣的懷疑。不過此時朱棣并沒有立即再次改修實錄，而是采取了與對待李景隆一樣的冷處理辦法。朱棣之所以采取這種態度，一方面可能是考慮到歷來頻繁修改史書必然會引起世人非議，另一方面也極有可能是朱棣為了不讓世人的眼光再次聚焦在皇權繼承的合法性問題上所作出的妥協。但朱棣對李景隆“心術”的懷疑就如同一根刺埋在了他的心中。

朱棣對卷帙龐大的《文獻大成》、三修本《明太祖實錄》等書都有閱讀，并根據自己的閱讀體驗給出評論。永樂二年（1404）十一月，解縉等人上《文獻大成》，“既而，上覽所進書向多未備，遂命重修”。永樂十六年五月，三修本《明太祖實錄》上進，朱棣“披閱良久，嘉獎再四，曰：‘庶幾少副朕心”。由此推知，朱棣對于二修本《明太祖實錄》“未極精詳”的評價也非虛詞，而是閱讀后的真實感受。

雖然除沈德符外，后世史家似乎并未采信朱棣在三修詔令中提出的改修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們得到了三修本監修官的高度重視。姚廣孝在給夏原吉的信中提到“蒙意實錄中，最難書者，發跡、定鼎、征伐等項?！彩略L問稽考，從實修纂，補遺潤色”?！霸L問稽考”“補遺潤色”當是為了完善《明太祖實錄》的內容，而“從實修纂”則對應了朱棣對李景隆心術不正的批評。由此看來，朱棣在三修詔令中所提兩點改修原因是可信的。

其三，永樂七年的北巡是朱棣突然決定三修《明太祖實錄》的直接原因，正是這次北巡再度喚起了朱棣對李景隆纂修《明太祖實錄》“心術”的懷疑。朱棣此次在駐蹕北京時改修《明太祖實錄》并非巡狩的計劃內安排，而是起于突發之念。朱棣從永樂六年八月開始籌劃北巡事宜，對北巡過程中的祭祀禮節、扈從人員、糧草供應、沿途官員的迎送安排，以及太子監國留守事宜都作出了細致規定。而三修《明太祖實錄》這樣的大事，卻一點沒有提到。且朱棣到北京后改修實錄若是提前安排的，在巡幸出發之時定會攜帶二修本《明太祖實錄》及相關資料，但是實際情況卻是于永樂七年六月突然將《明太祖實錄》《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以及一眾翰林官員調至北京。因此朱棣決定三修《明太祖實錄》當是在北巡過程中或到北京之后才作出的決定。

通過上文分析可知，朱棣對《明太祖實錄》纂修官的“心術”極為看重。李景隆作為二修本監修官，在永樂二年罪發之后，《明太宗實錄》中不再出現有關李景隆的記載，直到永樂七年六月辛亥，也即朱棣下令將二修本《明太祖實錄》從南京運至北京一日之后。此日朱棣下詔賜予在北京的靖難勛臣每人一本《戒諭鐵榜》及《律條定制》，以彰朱棣保全功臣之心。在這道詔令中，朱棣突然歷數李景隆的罪責，“李景隆柔奸稔惡，包藏兇慝，造為妖懺，覬覦神器，天地鬼神，暴其逆謀。朕念其祖母至親，曲存寬宥。彼不知修省，懷忿諸怨，久而益深”?！睹魈趯嶄洝穼τ谥扉@一突然頒賜的原因并沒有記載，所幸在永樂七年七月朱棣詔諭皇太子給在南京的靖難“諸將相從者”也頒給《戒諭鐵榜》及《律條定制》時，道出了原因，“比巡狩北京，道經昔日戰場，追念往事，愴焉寒心，又念諸將相從者皆欲保全于永久。人情貴則生驕，驕則作過，及犯而宥之，則枉法；罪之，又傷恩。反覆思維，不若先事致戒，君臣之間，得保始終”。永樂七年，朱棣北巡，途經靖難之役戰場，憶起往事，“愴焉寒心”。原因在于靖難之役，犧牲巨大，但是靖難勛臣卻恃功而驕。李景隆在靖難之役中雖然表面上為建文帝討伐燕王朱棣，但背后卻默相事機，在朱棣到達南京后更是與谷王直接打開金川門，使朱棣兵不血刃就占領了南京，以此大功李景隆才得以成為唯一一個“公爵加祿受賞者”，官爵甚至在一路跟隨朱棣靖難征戰的朱能、丘福之上，但是李景隆卻“覬覦神器”，意圖謀逆。雖然朱棣以其祖母至親曲宥之，但是李景隆已經觸及了朱棣的底線。朱棣出于各種原因的考慮并沒有在永樂二年再次改修實錄，直到永樂七年的北巡再度喚起了朱棣對李景隆纂修《明太祖實錄》“心術”的懷疑，且此時朱棣的皇位已經穩固，歷時六年的《永樂大典》編撰也已完成，這使得朱棣有足夠的精力與人員再次改修《明太祖實錄》。

三、關于三修《明太祖實錄》的過程

三修《明太祖實錄》的具體過程，前人考述尚略。筆者依據明人文集中的有關記載再作梳理。

朱棣三修《明太祖實錄》以永樂七年六月，下詔將《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明太祖實錄》以及一眾翰林院官員調至北京為始。此時北京的宮城尚在修建當中，故而這次纂修于“舊藩邸東華之齋宮”開展。至永樂八年（1410）十一月，實錄纂修班子隨朱棣鑾駕返回南京。永樂九年，實錄“編摩于（南京）文淵閣中”。永樂九年六月，解縉案發，導致永樂七年所組三修實錄班子中的李貫、朱纮被殺，包括黃淮在內的眾多翰林院官員于事發初被下獄。此事的突發導致雖然朱棣已于永樂八年末返回南京，但時隔近一年后才正式頒詔三修《明太祖實錄》。永樂九年十月，朱棣正式下令改修《明太祖實錄》，《明太宗實錄》遂以此詔令為正式纂修之始。永樂十年（1412），朱棣為皇太孫朱瞻基選官隨侍，但是由于“楊相先在東朝言語不□”，朱棣震怒，將陳敬宗、李時勉等人全部授予刑部主事之職，外任地方。實錄纂修班子受到沖擊。永樂十一年（1413），朱棣再次巡幸北京。這一時期關于實錄的纂修情況缺乏史料記載。永樂十二年（1414），“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陳敬宗“與李時勉仍入史館，完《高廟實錄》”。永樂十四年（1416），朱棣南返，陳敬宗等人“先隨實錄以歸”。永樂十五年（1417），朱棣第三次巡幸北京，陳敬宗等人則“先隨實錄啟行”。永樂十六年五月，三修本《明太祖實錄》于北京上進，并得到朱棣認可。

以上為根據陳敬宗年譜與李時勉行狀梳理的整個三修《明太祖實錄》的過程。由此可知：其一，三修《明太祖實錄》并非在某一固定地點纂修，而是在朱棣的控制下，隨鑾駕在南北兩京之間遷移。然而朱棣對于三修實錄的控制遠不止如此，由上文所引姚廣孝給夏原吉的信中可知，姚廣孝負責纂修朱元璋“發跡、定鼎、征伐”的部分。據姚廣孝所言，其已將這一部分完稿，并且“呈進了當”。換句話說，三修實錄每完稿一部分都需進呈，由朱棣來判斷記載是否精當。其二，由于永樂十年，朱棣將一批翰林官員外任地方，實錄纂修班子受到很大沖擊，實錄纂修可能陷于停滯，因此才有永樂十二年朱棣再次下令纂修實錄。這一點為以往學者所忽視。其三，在永樂十二年左右，三修《明太祖實錄》初稿已經于北京完成。但《明太祖實錄》及其纂修班子仍然隨鑾駕南北遷移，當是對實錄進行不斷的修改完善。

焚草也是明代實錄纂修過程中的重要一環。吳晗在《記〈明實錄〉》中搜集了眾多有關明代實錄告成后焚稿于太液池的記載，卻沒有指出這一慣例成于何時。據沈德符記載，朱棣“命國公李景隆監修，而總裁則解縉，盡焚舊草”；顧炎武記建文初修本《明太祖實錄》“其書已焚，不存于世”。由此可知，在朱棣二修《明太祖實錄》時，已將建文初修本實錄及其草本焚毀。二修本《明太祖實錄》成于南京，焚草地已不可考。三修本《明太祖實錄》于北京成書上進，其草本或焚于太液池。

據王直所記，正統三年（1438）“四月十二日，恭上《宣宗皇帝實錄》”，“六月七日，陪少師、少保及諸學士于太液池上焚三朝實錄草本”。此次焚草是在正統三年《明宣宗實錄》上進之后，故而此處“三朝實錄草本”應是《明太宗實錄》《明仁宗實錄》與《明宣宗實錄》的草本。王直因擔任《明太宗實錄》《明仁宗實錄》的纂修兼考校官，《明宣宗實錄》的總裁兼纂修官，因此能夠參與這次三朝實錄的焚草。按照明代實錄纂修的程序，“纂修完日進呈。其實錄草稿，會同司禮監官于內府燒毀”。但《明太宗實錄》《明仁宗實錄》于宣德五年（1430）正月一同上進，《明宣宗實錄》于正統三年四月上進，兩者間隔將近八年。三朝實錄一起于太液池銷毀，并不符合《大明會典》所規定的流程。且明宣宗朱瞻基雖然與朱棣、朱高熾有大量歷史交集，但是《明宣宗實錄》的纂修如果需要查閱《明太宗實錄》《明仁宗實錄》，可以參看實錄副本，無參閱草本的必要。那原因只可能是在永樂、洪熙、宣德之時，焚實錄草本于太液池的慣例尚未完全形成，但是從朱棣焚毀建文初修本實錄與其草本的行為來看，焚草已經成為保密與塑造皇帝權威的必然選擇，只是焚草時間尚不固定。正統三年《明宣宗實錄》的上進與焚草，才標志著實錄進呈后不久即焚草于太液池的慣例正式確立。

從正統三年的這次焚稿來看，太液池或許也是三修本《明太祖實錄》的焚草之地，但焚草時間可能與上進時間相距較遠。

結 語

《明太祖實錄》在明代初期史學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限于史料太少，學界對于其纂修的研究尚有不足。本文借助明人文集的材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朱棣第三次修纂《明太祖實錄》的時間、原因和過程等問題進行更加細致的考察。三修本《明太祖實錄》開始纂修的時間，并非《明太宗實錄》《明史》所記的永樂九年十月，而是永樂七年六月朱棣在巡狩北京時將《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明太祖實錄》以及李時勉、陳敬宗等一眾翰林官員調至北京后便開始了。在永樂九年十月朱棣所下三修詔旨中也明確指出了“上巡幸至北京之初，命翰林學士胡廣等重修”。李時勉行狀與陳敬宗年譜則詳細記錄了三修工作在北京開展的情況。更重要的是，李時勉行狀與陳敬宗年譜較為完整地記錄了自永樂七年六月至永樂十六年五月三修《明太祖實錄》的整個過程。三修期間，實錄纂修完全在朱棣的控制之下，隨朱棣鑾駕在南北兩京之間幾經遷移。三修本《明太祖實錄》上進之后，或于北京太液池焚草，但據王直所記此時實錄成書后即焚其草的慣例尚未形成，因此焚草時間可能并非在上進后不久。

至于在永樂七年六月，朱棣突然決定第三次纂修《明太祖實錄》的原因，前人已提四說，然或有不妥之處。本文則認為永樂六年冬《永樂大典》的成書上進是三修的客觀前提，《永樂大典》的完成使得朱棣有足夠的人員從事三修本《明太祖實錄》的纂修工作。根本原因則是朱棣對于監修官李景隆“心術”的懷疑。朱棣在第二次纂修《明太祖實錄》的兩封詔令中反復強調了“心術”的重要性。但不久之后，監修官李景隆就被反復彈劾心懷不軌、謀逆，朱棣雖然以其為國家勛戚，曲宥之，但是朱棣對于李景隆“心術”的懷疑一直存在，只是因為各種原因隱而未發。直至永樂七年，朱棣首次北巡。此次北巡是朱棣突然決定三修《明太祖實錄》的直接原因。朱棣北巡途經靖難戰場，憶起往事，“愴焉寒心”。靖難勛臣恃功而驕，尤其是李景隆在靖難之役中雖然表面上為建文帝討伐燕王朱棣，背后卻默相事機，最終幫助朱棣取得皇位。但是李景隆卻覬覦神器意圖謀逆，這再度喚起了朱棣對李景隆所監修的《明太祖實錄》的懷疑和不滿，遂決定三修《明太祖實錄》。

Restudy on Zhu Dis Third Revision of Records of Ming Taizu

WU Wen-jie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Predecessors have studied the time， reasons， process and other basic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third revision of Records of Ming Taizu， but there are still deficiencies. After re-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records， scholars found that the third revision of Records of Ming Taizu began in June of the 7th year of Yongle and ended in May of the 16th year of Yongle. Zhu Di suddenly decided to revise the record for the third time for three reasons. Firstly， in the winter of 6th year of Yongle， the compilation of Yongle Encyclopedia was finished， which made Zhu Di have enough people to work on the third revision of Records of Ming Taizu； secondly， Zhu Dis doubt on Li Jinglongs “intention” was the root cause of the third revision of Records of Ming Taizu； thirdly， Zhu Dis northern tour in the 7th year of Yongle aroused Zhu Dis suspicion on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Li Jinglong， which was the direct reason why Zhu Di decided to compile Records of Ming Taizu for the third time. The work of the third revision was completely under Zhu Dis control， and the staff moved several times between Nanjing and Beijing following Zhu Di. The draft of the third revision of Records Ming Taizu may also be burned in Beijing Taiye Pond， but the tradition of burning the draft immediately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revision work had not yet been formed， so the time of burning the draft may be long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work.

Key words： Zhu Di； Records of Ming Taizu； Northern Tour； Li Jing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