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鄉村體制更替下的農民心理與認知

鄭京輝 武麗美

收稿日期：2023-04-23

基金項目：河北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口述史視域下新中國河北省城鄉日常生活變遷研究”（SZ2023128）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鄭京輝（1981— ），男，河北定州人，博士，廊坊師范學院社會發展學院暨海河流域治理與區域社會發展研究基地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史；武麗美（1999— ），女，河北邯鄲人，廊坊師范學院社會發展學院科研助理，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史。

該文是在“新中國鄉村社會變遷”系列口述史調研的基礎上撰寫的。該口述史項目以京津冀為中心，意在尋訪新中國成立以來鄉村社會變革親歷者，搶救歷史記憶。2021年項目組選取了張家口、邯鄲、唐山等地區村落，訪談對象包括村支書、生產隊隊長、村會計、民兵隊長、普通社員等，平均年齡多在70歲左右，年齡最大的92歲。該口述史項目成員主要有武麗美、高龍雪、周夢圓、史亞寧、李藝娜、郭穎等。出于對受訪者隱私的保護，文中所涉村名、人名進行了技術處理。

摘 要：20世紀80年代前后是中國鄉村社會變革的重要時期，人民公社制度開始解體，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國家的主導下在鄉村強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解體的根本原因在于，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下，其制度本身難以克服生產效率低下等固有的弊端。對于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不同群體存在不同的情感與認知，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新制度推行中人們態度的復雜性。應當說，新制度更為積極的意義在于對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激發，而相對于集體化時期的生產組織形式，新制度在土地利用效率最大化方面并未表現出明顯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改革和發展的最終方向還是要走集體化和集約化之路，以實現農業第二次飛躍。

關鍵詞：人民公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河北??；口述史

中圖分類號：K27? ? ? ? 文獻標志碼：A? ? ? ? 文章編號：1674-3210（2024）01-0083-09

新中國成立后的半個多世紀，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前后，制度更替下的鄉村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關于這一時期鄉村的資料與研究成果雖汗牛充棟，但以往研究中多為制度變遷的宏觀探討，且缺乏對“人”的生活和心靈體驗的探索，特別是相關口述史研究尚有不足。此外，新中國集體化時期，河北省涌現出大量典型村落和典型人物，且河北省地處京畿之地，在各項國家的制度推行中往往具有示范模板作用。故本文選取河北省張家口、邯鄲、唐山等地區村落進行口述史訪談，在此基礎上，以農民的視角，著重觀察與探討20世紀80年代前后鄉村人民公社制度解體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這一巨大社會變革下，農民的生活境遇與心理變遷，進而以自下而上的視角反觀國家制度在鄉村的更替、推行與演進的過程，同時探討未來鄉村振興之路。

一、人民公社體制下的農民生產積極性

人民公社制度在鄉村推行之初，農民普遍給予了積極的評價，并投入了巨大的熱情。一方面，集體化生產確實有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另一方面，這一情況也反映出當時國家宣傳教育與動員的成功。但時過境遷，20世紀70年代末，人民公社制度在當時一些難以克服的弊端下，農民對其態度與認知逐漸改變，出現了評價的多元化。

（一）生產積極性與效率評價的普遍認識

人民公社時期集體化生產方式下，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正所謂“上工像綿羊，休息像倒墻，下工似虎狼，出勤不出力”。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恰恰在這一點發揮了其優勢，并得到人們的普遍肯定。集體化時期鄉村生產方式與生產工具仍較為落后，有的農戶還是原始的牲畜拉犁，農業機械較少，只有公社的幾臺拖拉機，輪流給各生產隊耕地，而且還要收取相應的費用。此外，“工分制”最初的實施是為了激發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這一激勵方式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保證了社員的出工率。但從根本上說，工分分配制度脫離了“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勞動成果無計量標準，同時也與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不相適應，最終形成了嚴重的平均主義。在這一分配制度下，農民普遍采取了混工分、出工不出力的消極態度。如張家口東村訪談中，很多受訪者反映，生產隊時期，社員勞動積極性不高。村民LNG評價說：“都是靠慣集體了，當時要說積極性沒有那么高，只要是白天有活干，晚上混那十分，最多十分嘛，那會兒生產隊記分 ，一級勞力掙十分，還有八分的、七分的?！笨梢?，由于生產力的低下及分配方式的弊端，已嚴重影響了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發揮。

（二）生產積極性與效率評價的個體差異

人民公社時期，集體化生產方式下的農民生產積極性與效率存在不同生產隊之間的區域性差異。應當說，集體化時期，生產隊集體化生產確實存在出工不出力、勞動監督成本高、生產效率較低的問題。這也是學界和民眾對這一時期鄉村生產的普遍認識。不過，通過訪談亦可看到，不同生產隊之間生產效率及社員生產積極性存在差異，不同群體對其認知與評價亦存在差異?？傮w而言，普通社員對此評價較低，而生產隊干部則給出較為積極的評價。如張家口東村LNG談到對人民公社的認同問題時說：“要按我現在的思想（集體化）就不如這個大包干。人民公社那會兒，只不過養活一些懶漢。這樣就沒有調動人們的積極性，生產隊勞動去，人也不給你好好勞動呀，混到黑夜記上那十分得了，調動不了人們的積極性?！倍鴵紊a隊隊長的DXL對集體化生產下人們積極性的評價明顯帶有肯定傾向，稱“積極性還好”。這一差異性的形成，分析原因如下：

其一，生產隊的經營狀況及生產效率差異與生產隊長密切相關，同時也直接影響著社員的勞動積極性。集體化時期各個生產隊為了提高自己所在生產隊的效益，會制定一些增產措施，制定經營管理的方法。故此，不同地區與生產隊之間的經營與生產效率存在一定差異性。如張家口東村GCC口述：“說起積極性，那得看跟哪一個隊，看個人管理能力。有好處有壞處，壞處就是比如生產隊長能力差，副業就搞不上去。那時候，生產隊必須一手抓農業生產、一手搞副業，才能把生產質量搞上去。像咱們二十四隊掙十分能得一塊二毛多錢，像十四隊、十一隊才得幾毛錢?！睋敃r擔任生產隊隊長的DXL回憶：“主要還得是隊長、負責人調動。今天跟他嚷，明天跟他嚷”，“生產隊就跟過日子一樣，不鋤地能打上糧？管理得緊，生產隊就多打點，日值就高點”。由此可以看出生產隊長的難處與責任，同時亦表明，生產隊的效率同隊長的組織能力與責任心密切相關，直接影響著生產隊的經營與農民的勞動積極性。

其二，身份與角色差異是影響農民對集體化生產方式下勞動積極性評價的重要因素。關于人們對人民公社制度的態度，有些受訪者雖或多或少有懷舊的思緒，但總體給出了否定傾向的評價。不過，通過和張家口東村DXL與GCC訪談的對比，也可以看出不同身份的人對制度的認識與評價存在差異。曾擔任生產隊隊長的DXL對生產隊給予了更多積極肯定的評價。這種差異的產生與社員身份密切相關，更進一步說，是與每個人或群體在制度中所獲利益密切相關。大隊干部和生產隊長在集體化生產中會獲得更多的工分，而“四屬戶”（即半工半農戶），按GCC所說，就“不吃香”，特別是“分糧分菜的時候，按勞力分，四屬戶就受氣”。故此，這一群體對人民公社時期集體化生產否定得更多，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新制度則抱有更高的期待，評價亦很高。如GCC說：“責任制以后，像我們這種在外面上班的工人，八小時工作制，回來起早貪黑的有時間種這點地，不受氣了，自由了。吃也夠吃了，也不用買糧了，那會兒咱們掏錢買糧，生產隊都不愿意給?！睆恼勗捴锌梢?，這一群體對集體化生產有更多的抱怨。

二、制度轉型中的鄉村與農民對新體制的認同

20世紀70年代末，人民公社制度開始解體，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鄉村開始醞釀，并逐步推行。伴隨著鄉村社會體制變革與轉型，農民也經歷了一個既渴望又猶豫、觀望，直至最終接受新制度的心路歷程。

（一）新舊制度更替的原因

其一，窮則思變的無奈與抗爭。農民對新制度充滿期待，這一情感的產生，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即是窮則思變的理念。人民公社體制下，集體化生產效率普遍不高，而正是因為貧困才使得農民對新制度充滿期待，這也是新制度可以迅速在鄉村推行的一個重要因素。如張家口東村LNG說：“實際當時就是為了生活嘛，像那會兒，生產隊一個人給二斤油票，當時人們都舍不得吃，賣了換成錢，也就幾毛錢，然后用它來買點兒別的，像我們生產隊日值才四五毛錢?！逼涠?，生產隊組織形式本身的弊端。作為人民公社社員，大多數農民都被束縛在土地生產的農業活動中，這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勞動力，農民生產積極性普遍不高。事實上，人民公社體制嚴重違背了農業生產的規律，偏離了農業生產收益最大化的原則。這也是為何訪談中，在問及期待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原因時，很多受訪者常常會提到“自由”一詞。分地后農民可以自由經營土地，并有更多生活方式的選擇，這也是除了生活困境之外，人們贊同分地的因素之一。其三，國家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家在農村逐步推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如張家口東村LNG提到：“當時是上面號召讓你往開分，最后是大勢所趨，村干部不同意也得分?！庇纱丝梢钥闯?，新制度在鄉村的推行有不同群體間的意見分歧，但國家自上而下的強力推行確實為新制度在鄉村的迅速推廣與落實提供了保障。這也是為何問及此問題時，很多受訪者所強調的“這是政策！”正如上文張家口東村LNG所言，這是“大勢所趨”。

（二）生產隊集體財產的分配

分田到戶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的核心內容。分配的土地主要有口糧地、勞力地、自留地三類，每個村在分土地時，通常生產隊還保留一定的機動地，以應對一些特殊情況，各生產隊保留機動地情況多有差異。分配的方式多是將土地按優劣劃分上、中、下若干等級，再按家庭人口進行分配，每戶分到的土地都由高產地和低產地組成。如張家口東村SZJ講述，是“把這些地定出等級來，咱們（東村）堿地多，有經驗的老農一起開會，一塊把這地分開等級，然后再按戶按人分，比如說一人平均多少地，再按勞力分，勞力和人的因素加起來折算出的就是你戶里的地”。這種分配方式盡可能體現了分配的公平性，不過分配過程中也存在一些紛爭。如邯鄲市張村時任村長ZJH說：“咱都是按照所上戶口的人口分給土地，那些不合理的（因違反計劃生育政策沒能上戶口的）沒有分土地，（有的人）對干部有意見，但是也沒有辦法，要按照黨的政策去辦?！睂@一問題的處理，村干部通常是通過思想教育的方式，“宣傳黨的政策，盡管不能讓他們完全滿意，但是也要讓他們清楚這是黨的一項政策”。

除土地外，如牲畜、機器、電視等集體生產生活資料也大多進行了分配。與土地分配不同，此類集體財產是以折價的方式出售給社員，特別是對于一些比較貴重的農業機器，村大隊是以標價的形式向農戶進行拋售。如張家口東村SZJ所在大隊采取的是折價抓鬮的方式，折價的物品主要是較大的生產生活資料，而一些小的物件則不需要折價。SZJ接受采訪時說：“小物件就不掏錢，大東西就得掏錢”，“抓上毛驢，毛驢折價200塊錢，你就掏200塊錢，不能自個兒領回家去”。折價一般低于市場價，農民的選擇也多以實用為主。又如東村LNG說：“像我們隊電機、牲口、驢、馬、騾子這些都折上價，折得比較低，我弄那匹馬才200塊錢，這會兒你200塊錢能買一匹馬？買不了了，像生產隊折那個電機都沒有用，像我們打算開磨面房，壓掛面那個，整整那一套機器才三五百塊呀。不過，這錢都交了大隊了，都到基金會去了?！?/p>

（三）新制度在鄉村的推行與民眾認同

新制度的推行往往都會經歷一個曲折復雜的過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鄉村的推行亦是如此，農民對新制度的態度與認同存在差異，對新制度的接受也經歷了一個過程。

其一，新制度推行之初，農民普遍存在既渴望又觀望的矛盾心態。國家在新制度推行中是由點到面逐步推行，經歷了一個嘗試摸索的過程。同樣，新制度在鄉村的落實中，每個村集體也經歷了一個小心翼翼的摸索過程。張家口東村1980年先進行了試點，年底國家出臺相關政策，次年才全面推行大包干。LNG回憶了當時分地的情況：上面的政策是必須分開，政策文件下達后，最初只七八個隊愿意分，其他的都不敢分，當時村里主流的思想是不想讓分，多表示再等等看看。之后，村里拿出八個生產隊做試點，試點成功后這才分開，生產隊的財產該折價的折價。由此可見農民對新制度矛盾復雜的心理。

其二，新制度推行之初，不同農民群體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存在意見分歧。如張家口東村的LNG在1979年退伍回鄉，恰好第二年村里就開始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當時，他擔任生產隊的會計，參與分地這一類事情。據他講述：“當時分土地實際也分兩種思想。一種是靠大鍋飯吃慣了，還有那種依賴集體的思想，就不想分。特別是一些村干部，思想都沒有轉變過來，不想分，好像這就是又走了回頭路，甚至分的時候，還有大隊干部在喇叭上罵，說不讓分。但有些人呢，還是愿意分，像我們這種人口多但是孩子們都還小的這些人，都愿意分開，當時分的時候應該用了一個月?！庇纱丝梢?，新制度的推行并非一帆風順，且不同群體存在意見分歧，即便在村干部這一群體中，對于新制度的意見也并不統一。如時任村干部LNG就提到：“剛開始呢，村書記就罵呀，說我們這兩人呀不起好作用?！?/p>

其三，關于村干部對新制度的態度評價，村干部的自述與普通村民對其評價存在矛盾沖突。對于同一問題，普通村民和村干部可能存在不同的評價、形成不同的記憶印象。比如，村民和村干部都承認新制度的推行中存在意見分歧，在村民的印象中，持反對意見的主要是村干部這部分人，但很多村干部在訪談中都表示自己對新制度是支持與肯定的。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一個重要因素是在那個大變革的時代，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感到迷茫，在這種心境下，人們對新、舊事物的情感與認知往往不十分清晰，對新事物的懷疑和期望，對舊制度的否定、懷念或遺憾等各種情感錯雜交織。此外，作為生產隊或大隊干部，其言行也并非僅僅是內心的表達，在很大程度上亦受其身份及承擔的社會角色的影響，在處理事關鄉村前途的重大事務時會比普通民眾更謹慎、冷靜與中立。而這種謹慎與冷靜，常常被視為保守，特別是在大的社會變革時期，這種態度的不鮮明，從心理學視角分析，通常被看作是一種對新事物的反對。

其四，關于對新制度推行的態度差異，其根源可歸結為利益和公平。新制度的反對者，在當時主要有兩類人，一類是村干部。因為在生產隊時期村干部掙的工分多，能夠獲得較大的收益，而且與普通社員相比，村干部掌握一定資源，確實存在干部多吃多占的問題。如張家口東村GCC就說：“生產隊當干部的就不同意，人家工分多，分東西不吃虧?！笨梢哉f，人民公社體制的解體與新制度的確立，從某種程度上削弱了生產隊干部的權力，對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也產生了沖擊。另一類是依賴集體的人，也就是張家口東村LNG所說的“那伙靠集體靠慣了的人”，“這伙人不愿意分，有點是覺得在生產隊上個班挺好，就不愿意往開分”。而對新制度期待最強烈的，主要是家庭人口較多的群體。如LNG說：“為啥老百姓那會兒就愿意往開分呢？實際像我們這些人愿意往開分，就是因為當時孩子多，分的又少，這就導致不夠吃了。這咋弄??？就想著聯產承包責任制好”，“這些人口多的就愿意讓往開分”。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農民對新制度的態度存在差異，但對新制度普遍心懷期待，且較少有太大的糾紛?！耙驗樵蹅兪且陨a隊的形式弄的，……真正要說太大紛爭倒沒有?！倍a隊之間因沒有太多利益糾葛，所以也較少有太大的紛爭，“好比你這個隊有三百來畝地，你就分這三百來畝地，隊與隊之間沒有什么紛爭”?？傮w而言，大多數農民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給予了積極肯定的評價，新制度推行之初也確實發揮了其優越性。

三、新制度確立后的鄉村與農民的心理認知

20世紀80年代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鄉村普遍推行，農民也由最初的猶豫、懷疑，最終接受了這一新的制度。農民獲得了土地的經營權，同時很大程度上擺脫了集體生產的約束，勞動生產積極性提高了，生活狀況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但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新制度也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出現了一些新情況。

（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落實后的組織生產

1.農民土地經營自主權的獲得與經營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變了生產勞動的組織形式，由過去的統一經營、統一勞動和統一分配的生產組織模式轉變為以農戶為基礎的家庭生產、家庭經營和家庭勞動為主體的經營方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獲得勞動和經營的自主權，使農民的生產成果和利益直接掛鉤，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可以根據自己家庭的實際需要選擇和利用。如張家口東村LNG所說，當時種地有自主權，想種什么就能種。但總體而言，傳統農業種植收入有限，據邯鄲市儒村DQM回憶，當時一畝地麥子最多400斤，產量不是很高。

因此，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之后，農民從舊體制中解放出來，有了經營自主權，副業迅速發展，很多地方還辦起了鄉鎮企業。如邯鄲市張村ZJH說：“改革開放以后副業就很多，年輕人出去打工，下煤窯、燒磚廠?！庇秩鐝埣铱跂|村辦了好幾個企業，磚廠、水泥制件廠，還有灰粉廠。不過，受技術、市場等諸多條件的限制，這些企業經營多較為艱難，如東村一些水泥制件廠、化鋼廠多因產品質量差、成本高，最終被市場淘汰。對大多普通村民來說，更多經營的是小規模的家庭養殖業。如東村村民SZJ說：“就養了兩頭豬，養豬比較強，養雞利潤小，豬是最有效益的，利潤大，弄幾個雞蛋起不了多大作用，咱們這邊養牛的也少?！彪m說此類家庭副業規模較小，但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農民的額外收入。邯鄲市張村村民LQS說：“有兩三戶人去養羊，大概養三四十只，收入還是比較不錯的?！?/p>

2.農民種植結構的變與不變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民有了土地的自主經營權，農民的生活方式與習慣，以及農作物種植結構都隨著體制與社會的變遷而發生了巨大改變。如張家口東村生產隊時期曾種植水稻，后因缺水不再種植。不過，生產隊解體后，又有村民種植水稻。LNG說：“那幾年也是種稻子，但那會兒產量不太高，像咱們南邊二斗三斗四斗都種?！倍缃裨摯逯饕N植玉米等傳統作物，這一種植結構的改變，與市場經濟下農民生活習慣的改變和謀生方式的多元密切相關，農耕已不再是農民唯一的謀生途徑。正如LNG的解釋：“現在的人們都圖省事了，以前還種高粱?！奔彝ヂ摦a承包責任制的實質是實現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一定程度的分離，在不改變土地所有權的情況下給予農民承包期內的土地使用權?？傮w而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后，農民的種植結構發生了一些變化，一些農民想要嘗試種植一些經濟作物來提高自身的家庭收入。不過受傳統思想的影響，大多農民害怕市場風險，依舊以種植傳統糧食作物為主，再加之受生產技術及地理環境的限制，相當長時期農民的種植結構沒有發生太大的改變。據邯鄲市張村ZJH回憶，當時分地之后，一些人想要種藥材，但是只是有一個想法，沒有付諸實踐，一是因為沒有技術，二是因為擔心沒有人收購。

（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的意義與問題

1.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的意義

其一，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改善。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人民公社制度下集體生產出工不出力、生產效率低下的弊端，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激發，帶來的直接好處即是農業產量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張家口東村LNG就提到，分地后，產量提高，有了富余，比生產隊時期強很多，“吃是始終沒問題，肯定夠吃了，只要大包干，吃肯定是不愁了”。他評價說：“這肯定比那會（生產隊時期）強，我那年分開以后，光種稻子就種了三席，合著不到三畝，光水稻就弄了不少”，“我那會兒也出了大力，誰一夜在地里擔秧呢？我一個人在天亮之前就要把這三席秧都擔起來，黑夜黑洞洞的就摸著擔。你要不往開分，像生產隊時候，就不給他這么做，誰給你連夜弄活呢？第二天我雇著人要插秧呢”。根據統計資料，從1978年到 1984年間，全國人均糧食占有量由 319公斤增加到 396公斤，年均增長率達到 3.7％，糧食總產量超過 8 000億斤。根據林毅夫的研究，從集體制轉向家庭承包責任制對這16年間的農村經濟增長貢獻達到了42.2％。

其二，鄉村組織與土地對農民束縛的削弱。雖然農民在對人民公社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評價和認知問題上存在差異性和多元化，但是總的來說，大多數農民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是比較認同的，即便是最初新制度的反對者后來也都轉變了觀念。新制度不僅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而且解放了農村勞動力。不僅農民獲得了土地經營自主權，而且鄉村組織對農民的人身約束性以及農民對土地的依附性都逐漸弱化，由此，農民可以自主經營土地，從事副業，或者外出務工。張家口東村LNG談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后的變化時提到，首先是人們的吃穿肯定不愁了，生產上也解放了。以前是靠工分吃飯，現在不像那樣了。另外，能抽出時間搞個副業，能打工，像以前就不行，以前要當個合同工都還得生產隊隊長同意才能去，生產隊隊長不同意都走不了。邯鄲市張村ZJH也說，聯產承包責任制施行后，生產力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一些農民搞土地承包，有的人出去打工，掙的錢也比較多。集體化時期，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進行農業生產，而新制度的推行，在解放勞動力的同時也推動了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際讓農民獲得了自主經營、自主就業、自主支配勞動時間與空間的權利以及個人的財產性權利。

2.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中的問題

其一，土地耕種中的荒蕪問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已四十余年，其間，鄉村經濟與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相當一部分農村人口完全脫離了農村，但同時又擁有農村的承包土地，從而導致了資源占有和使用的不匹配，使用效率不高，投入產出難以達到最佳效果，最終造成農村土地資源浪費的現象。很多農民經常處于自己耕種收入太少，而完全拋荒又害怕被集體處罰或收回土地的尷尬之境。所以很多地方出現由婦幼老弱耕種的現象，只對較好、較近的土地進行管理，只為保留承包土地的權利。如張家口東村LNG回憶：“后來人們就都不干農活了，都為省事。勞力在外面打工賺錢，比在田里收入還高?！焙愂袕埓錤JH也說：“因為很多人外出打工，之前的地都成為荒地?！闭蛞陨弦蛩?，農村勞動力的大量流失，導致土地處于半充分利用狀態，甚至一些地方出現了大片田地放荒的現象。

其二，耕作方式落后，勞動生產效率較低。分田到戶后，農民大多維持傳統小農經濟耕作方式，此種小作坊式一家一戶的承包經營，不利于發揮農業機械化大規模作業的優勢，一定程度上束縛了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據邯鄲市儒村DQM回憶：“當時剛分開地就自己買農具。澆地都排不上號，機器少，地多?！毕鄬τ谌嗣窆鐣r期的集體化生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土地最大化利用及規?；a方面并沒有表現出明顯優勢。而且，一家一戶的分散式經營使得農民駕馭市場及抵御風險的能力被削弱，既無法擴大再生產，又不能很好地規避自然風險、市場風險和政策風險造成的損失。據張家口東村SZJ回憶，當時想要種植葡萄，但是由于沒有及時考察到市場的需求，葡萄的種植產業就沒有發展起來。

（三）鄉村振興路徑與農民的態度傾向

1.鄉村振興與農業“二次飛躍”

自20世紀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以來，我國農業生產形式主要是以個體農戶家庭經營為主。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這一生產方式起到了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村經濟繁榮的作用。但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其弊端日漸顯現：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中依然存在土地細碎化、集體組織作用發揮不足和成員資格界定不清等問題。新的形勢下，重新反思集體經濟，構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新機制，支持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具有重要意義。早在1990年，鄧小平在《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中談及農村經濟改革戰略規劃時即提出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的“二次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需要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p>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是我國農業的第一個飛躍，那么，如何打破瓶頸，實現農業的二次飛躍，就是當前鄉村振興面臨的一個重要議題。綜而觀之，其關鍵還在于不斷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提供農民脫貧致富的制度供給。對此，國家也在不斷探索與嘗試，特別自1992年大力發展市場經濟以來，包括土地流轉制度改革在內的農村經濟改革不斷深化。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又提出了在規定期限內，對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確權登記頒證。在國家的政策支持下，很多地方與農民不斷地探索實踐，如有的地方通過建設現代農業產業園區，加快生產要素在城鄉間的流動，實現產業集聚、技術集成與土地集約，并促使城市空間和功能在農村延伸，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2.鄉村振興之路與農民的認識

新中國前30年，國家通過土地集體所有的集體化道路未能實現農業的有效規模經營，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之后，土地轉包雖逐年增加，但速度很慢，數額很小。農民對于土地的態度通常是，只要還能耕種就不會轉包，即使轉包也多限于本村內，一般無正式合同，期限較短，隨時都會有中止轉包的可能。如邯鄲市張村因“屬于半丘陵地帶，承包土地之后不好管理，不合算”，所以較少有轉包土地的現象。有學者通過1931—2010年中國鄉村土地所有權與農業規模經營關系的論證，提出影響土地分配狀況的一個重要因素即在于農村人口過多，人均占有耕地太少，且農民的農業外就業機會不多。應當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雖然一定程度上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日益深化，這種分散的小生產經營模式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發展的瓶頸，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業進一步的規?；洜I。

故此，農村集體經濟的改革首先要從體制上解決農民生產動力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再從體制上解決好適應生產社會化的問題。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改革和發展的最終目標還是集體化和集約化。訪談中在談及對集體化生產與分散經營的認知時，很多農民也表達了以上的觀點，如張家口東村LZH認為，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改革，這也是一個過渡的東西，“包產到戶也有優點，將來得在這個基礎上發揮，也得發揮集體的經濟，也得發揮個人的經濟。分散經營是一個過程，這樣搞的話，中國實現不了什么機械化，實現不了共同富裕，實現不了人人平等，這是一個很難的過程”，“將來從分散經營到集中經營也是一個扭轉性的過程”。同村LZM也說：“現在就是慢慢往那個方向發展，以后土地就是慢慢轉移呀，大的集團來經營，把地給人家，人家再給錢，提升農民的工資，提高經濟價值?！钡档米⒁獾氖?，集體化鄉村振興路徑并非意味著走回頭路，正如LZM所說，現在搞鄉村振興，她所在的村即通過合作社來推銷農產品，不過現在的合作社推銷產品上線一類，跟過去完全不一樣，起碼從種地經營上就不一樣。

結 語

綜上，20世紀80年代前后，在中國社會大變革背景下，鄉村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人民公社制度逐漸解體，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鄉村醞釀、推行?？傮w而言，農民普遍對新制度充滿期待，這也是新制度在鄉村迅速推行并落實的重要因素。不過，對于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與新制度的推行，不同群體存在不同的情感與認知，其中既有窮則思變的渴望，也有懷疑、猶豫，甚至分歧與爭論。應當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鄉村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人們生活水平普遍提升，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但另一方面，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分地后人們的生產習慣與種植結構并無太大改變。民眾對分地的贊同，一個重要因素是很多受訪者所說的“自由”，即對土地經營的自主權，以及鄉村組織對農民約束力的弱化。應當說新制度更為積極的意義在于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激發，而相對于集體化時期的生產組織形式，新制度在土地利用效率最大化方面并未表現出明顯優勢。相反，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如土地荒廢、有效利用率不高以及城鄉差距擴大等問題開始逐漸突顯。而訪談中關于鄉村振興之路及農村經濟改革的前途，很多農民更傾向于集體化，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改革和發展的最終目標。

Peasant Psychology and Cognition Under the Change of Rural Institutions in the 1980s ：

A Study Based on Oral History of Villages in Hebei Province

ZHENG Jing-hui， WU Li-mei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search Base on Haihe River Basin Governance and Reg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Langfang Normal University， Lang Fang Hebei 065000， China）

Abstract： The 1980s wa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social changes in Chinas countryside.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began to disintegrate， and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was vigorously implemented in the countrysid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state. The root cause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was the inherent deficiencies such as low productivity that was difficult for the system itself to overcome at that time.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emotions and cognition towar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which also largely led to the complexity of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system. To some degree， the new system was more positive in that it stimulated the farmers motivation to produce， while it does not show a clear advantage in maximizing the efficiency of land use compared to the form of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collectivization. The ultimate direction of Chinas socialist agricult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s still collectiviz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so as to achieve a second leap in agriculture.

Key words： peoples commun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Hebei province； oral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