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質量發展條件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深化研究

文／張麗麗 章 政

一 問題的提出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1]“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涵蓋多項內容，其中最為根本是建立高水平的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是市場經濟高水平運行的基礎性制度。2024 年是我國出臺首部國家級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專項規劃《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 年）》第10 年。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如何以高質量發展理念引領新階段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進而實現現代化國家目標要求下高標準市場體系的建立，是當前及未來階段我國信用工作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縱觀20 多年來我國信用工作發展過程，社會信用建設實踐和理論研究基本上沿著“模式選擇討論—作用功能闡釋—規范完善辨析”發展脈絡展開。一是模式選擇討論。1993 年11 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改革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在多領域逐步構建，市場活力得到快速釋放，但與此相匹配的法律制度尚未完善。經過一段時間積累，金融領域各類失信現象相繼出現。1998 年底，企業之間相互拖欠“三角債”總額達11000 億元。[2]2000 年底，四大國有銀行開戶的42656 家改制企業中，經認定有逃廢債行為的為19140 戶，占總數的44.9%。[3]在此背景下，學術界一致認為我國亟待構建社會信用體系。相關學者對發達國家社會信用體系進行考察或進行了比較研究。2002 年初，國務院研究室赴美考察團對美國信用體系進行深入調研。通過對發達國家中央銀行主導型、行業協會經營型、企業經營型的社會信用體系發展模式的比較研究，多數學者認為我國應首先在政府主導下依托中國人民銀行構建信貸征信系統。[4]

二是作用功能闡釋。隨著我國社會轉軌期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多種無序行為和失信現象逐漸從金融行業向其他領域蔓延。2003 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社會信用制度“是建設現代市場體系的必要條件，也是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5]“社會信用體系”在國家層面被賦予了“整頓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作用和功能。此時理論研究主要關注如何通過社會信用體系規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發展。

三是規范完善辨析?！笆晃濉睍r期，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在主要地區和重點領域開展了廣泛試點并積累了大范圍推廣經驗。2014 年6月，國務院印發實施《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 年）》，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加速發展，形成以部門聯合獎懲為核心機制、“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局面。信用管理自身的規范完善和法治化發展受到學界高度關注。有學者認為，“以失信懲戒為核心機制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違反依法行政原則、不當聯結禁止原則等依法治國原則，造成該工程的合法性危機”。[6]因此，應通過法的賦能來突破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瓶頸，[7]實現社會信用體系“有效性”與“正當性”的平衡。[8]與此同時，通過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優化法律實施，既要避免僭越法定的行政自主空間，又要維護信用機制的有效性。[9]

目前，學界對社會信用體系的研究主要朝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在信用管理成熟行業，探討現有信用體系如何通過數字融合向智能化轉型，即優化信用數字監管模型實現精準管理和科學決策；[10]另一則探討作為宏觀制度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對微觀主體特別是企業行為產生了何種影響。[11]由此可見，社會信用體系內生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現實客觀性，信用體系實踐與理論演進過程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不斷完善的縮影。

作為我國市場經濟制度的基礎性制度之一，社會信用體系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背景下面臨新的任務。按照高質量發展總體布局，如何推動信用體系建設由監管主導向發展主導升級，如何引導信用理念、信用標準和重點主體信用水平先行轉型，進而推動信用制度和信用經濟整體創新發展，以及如何通過高標準信用體系轉型，助力數字經濟等新型生產力高效發展，是目前亟需進行理論研究的重要問題。

為解答上述問題，本文立足于高質量發展對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縱向深入推進的現實要求，在現有研究基礎上，[12]重點分析高質量發展對我國社會信用制度所賦予的新內涵、新要求，以及當前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深入推進的實現路徑等內容。以期通過對社會信用制度深化改革這一突破口的研究，推動以制度創新促進新型生產力釋放目標的實現。與此同時，本文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演進脈絡，對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相較于發達國家信用制度的模式特點進行比較分析，總結提煉中國特色的信用制度在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對信用體系建設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和制度創新進行深入研究，為以信用制度助力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支撐。

二 高質量發展條件下社會信用內涵的新闡釋

新發展階段是指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轉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性跨越；新發展格局和高質量發展則回答了“我們怎么樣實現新發展階段新目標”的路徑選擇問題。這一歷史方位和戰略選擇是高質量發展條件下厘清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新方向的基本前提和明確指引。

（一）對信用工作性質和目標的再明確

發達國家信用體系伴隨著西方現代化過程而建立，以“金融借貸賒銷”為核心機制的信用體系是西方消費資本主義崛起的原因與基礎，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順利運轉的基本制度保障。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立初期主張兼容并蓄，在充分借鑒吸收發達國家信用管理中的包括征信平臺建設、信用記錄與信息歸集、信用共享與評價、信用結果應用與修復等一般經驗的基礎上，充分考慮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傳統道德文化中的誠信價值觀內涵，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對制度創新和變革的特殊要求，在“試點、實踐和探索”中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信用體系。信用體系表現出“廣義信用”特征，其內涵特征與我國自古以來就有的“德法合治”“以德化人”等治國策略與文化傳統一脈相承。

隨著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法治中國的全面建設，我國逐漸構建起“提高酒駕違法成本”“新證券法大幅提升違法違規成本”“知識產權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提高違法成本”“提高環境違法成本”等法治體系，經濟社會中各個領域法律制度不斷完善，違法成本不斷提高，因法治體系不健全導致的失信成本過低的問題正在從法治根源上得到解決。與此同時，一些領域則出現了社會信用管理與法治管理邊界混淆的情況；在前期建設中累積的信用泛化所帶來的“以聯合懲戒為特征的信用監管是否合法合規”等問題也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新問題，新發展階段下信用體系的目標定位、信用監管本身的合法性、信用濫用、以及信用懲戒可能帶來新的權力集中等問題需進一步研究解決。

對高質量發展條件下信用監管的清晰定性成為影響我國信用體系建設工作今后走向的關鍵，理論界應從實踐的合法、合規要求出發對其內在規律進行系統研究，構建信用制度理論體系。同時還應充分認識到，社會信用體系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歷史定位與現實作用，接下來應重點加強對新發展階段信用體系建設“寬容失敗、保護創新”“信任前提、容錯管理”“精準監管、精準施策”“智慧監管、高水平放權”等新型機制進行研究與試點，為高質量發展條件下創新驅動戰略實施和高標準市場構建提供制度支撐。

（二）對我國政府公信力作用的再認識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自由市場經濟本質區別在于“社會主義”性質，因此有效彌補了自由市場經濟的天然缺陷，解決因市場失靈和市場弊端導致的負面問題。而“社會主義”制度本質特征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效運轉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和國家以人民為中心，遵循“人民至上”的執政理念和該體制所倡導的價值觀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國政府具有高水平的公信力而深得民心。

基于政府公信力與政府市場“授信—受信”關系視角進行分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重要節點中，經濟社會新的轉折與跨越都是由政府改革帶動社會制度整體變革，從而推動新的生產力的發展而實現的，不斷取得的改革紅利則是因黨領導下的政府先行改革實現的。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為了履行“為人民服務”這一不變的宗旨，黨和國家在不同時期及時調整政策方針。在高質量發展要求下，不再以追求物質數量增長單一目標，轉向創新驅動戰略也是為了更好地實現這一宗旨。信用建設目前最為迫切的工作是通過改革建立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信用制度，其中對政府公信力作用的再認識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黨領導下的政府公信力的再提升為全社會信用水平的提高做出表率和導向，這是與我國歷次制度改革要求和傳導路徑一致的必然選擇；第二，從信用建設自身規律來說，黨和政府所代表的國家公信力是一個經濟體發展的信用源頭，是“天然、原始”的授信方，在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和其領導下的政府刀刃向內的改革則不斷強化了這一機制的作用，為高水平信用度和信任度向社會的整體傳導打下堅實基礎；第三，這一要求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即“中國共產黨領導”所決定的，黨領導下的政府先行是我國各個時期改革發展工作的鮮明特征，新時期信用制度的轉型完善也概莫能外。因此，目前我國信用制度轉型升級工作重點和突破口在于對政府公信力建設的再認識和再提升，對這一問題的理解深化是后續各項工作的前提和基礎。

（三）市場主體“守信”標準和境界的再提升

公信力源于民心的凝聚，在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執政理念的引領下，我們國家不同發展階段所追求的目標超越于物質經濟之上，這種更高境界的“守信”行為為各類社會主體做出了表率。在高質量發展條件下，我們需要思考市場主體應追尋的更高層次的“守信”標準是什么？顯然應超越于單純追求經濟指標和物質數量增長的低水平標準，超越于“自私人假設”條件下個體效用最大化滿足的單一標準。高質量發展條件下對市場主體“守信”標準的理解和研究需要從物質與精神結合層面對信用的內涵進行整體性辯證分析。舉例來說，當人們推崇一個現代化的、成熟的、符合高標準市場化的現實案例時，都是通過高質量的產品、服務標準、規范的制度對生產產品的主體（或體系）的價值觀和精神文化的認同。這樣，在對信用制度設計和理論研究中，實際上需要對誠實、守信、正直、信任、價值、信用、授信、信息等有關概念進行綜合考量。

有鑒于此，高質量發展條件下不同市場主體“守信”標準的提升各有特點：對于個人，也許做好本職工作，盡到相應責任，不斷提高自身修養，就是物質之上的追求；對于企業主體，則需要思考如何在逐利與追求社會責任之間進行權衡，如何守得住“為與不為”的邊界，以及如何使自身產品超越于提供物質層面需求，成為一種表達“由合格到卓越到極致追求”的精神價值的媒介。

在工業社會中，經濟社會運行制度以機器化大生產為中心展開，人作為流水線上具有統一特征的生產要素需要保證機器順利運轉，人作為主體的個性特征被忽視。在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的新發展階段，以科技、教育、人才融合發展為顯著特征，信用體系建設需要思考如何建立推動個體價值實現與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相統一的制度創新機制，推動更多主體和個人實現更高境界的“守信”，這樣的制度變革不僅是宏觀層面國家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各類主體實現自身發展的題中之義，同時與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相一致。

目前，我國已建立的社會信用體系主要是參照金融領域信用管理理念對各類社會主體行為進行合法性、合規性監管，現有的20 多年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實踐經驗，為新發展階段下更高境界“守信”標準的實現打下了基礎。但在新階段新要求下，“守信”的價值意義還有待深入研究，特別是基于政治經濟學理論框架，在信用理論視角下闡釋我國社會制度的優勢所在，以及解決我國社會信用建設實踐中出現的信用泛化和信用制度可持續發展等問題亟待開展。

上一階段主要是政府在信用監管中，以懲戒方式推動市場主體“被動實現”誠信結果。高質量發展條件下，僅通過監管機制和懲戒力量很難實現市場主體守信標準和境界的再提升，還需通過發展信用經濟推動全社會守信水平“內在主動”實現。發展信用經濟需要加強兩方面認識：一方面，在具體的信用經濟場景、規則及信用經濟產業發展的配合下，從規則引導、信用激勵和習慣養成等方面形成“自下而上”的、守信引導的“軟約束”合力，有效完善靠“政府監管”尚未實現的功用，以經濟手段、規則和場景推動市場主體守信行為的“主動實現”。另一方面，發展信用經濟是當前我國提振消費、擴大內需、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從而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的重要途徑，是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和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

三 高質量發展對社會信用體系的新要求

以《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 年）》發布實施為標志的前一階段信用體系建設，實際上解決了我國信用基礎制度“從無到有”的“量的問題”。新時期高質量發展需要解決的則是信用制度“質的提升”的問題。首先通過改革推動政府公信力水平提高，再進一步通過“信任前提的授信監管”機制作用傳遞給市場主體，提升全社會的信用水平。相較于上一階段“懲戒為核心”的監管機制，新發展階段“激勵機制”更強調發揮信用管理的正向作用，“激勵、懲戒”二者辯證統一，在相互作用下實現社會主體誠信水平的提升。信用工作重點則從“四大領域”轉向服務高質量發展目標的“以信任為前提的授信監管體系”“以引導幫扶為導向的激勵體系”和“以主體為中心的信用權保護體系”三大機制的構建中。

（一）構建以信任為前提的授信監管體系

結合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上一階段的實踐主要是探索如何將道德層面的誠信要求轉化為可操作的社會管理制度。通過將金融領域信用的一般原則應用于各類社會管理中，形成了“提高失信成本，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局面，信用管理治理效果顯著。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戰略對信用制度轉型升級提出了更高要求。創新行為有其自身發展需要遵循的客觀規律，從監管理念和監管方式來說，各個領域的創新行為都源自于主體內生動力驅動下的自我激勵，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創新是放出來而不是管出來的”。因此，創新驅動戰略下的信用管理理念和目標需要對應調整。

目前，我國社會信用制度已具備創新戰略要求下的轉型基礎，接下來應轉變“懲戒”為主的建設理念，尤其要避免泛化信用內涵后將社會主體“管死”，以信用“新瓶子”裝上權力集中的“舊酒”，導致各類主體在“信用制度”束縛下難以釋放創新活力。從更為宏觀和長遠的視角分析，信用體系建設應由“失信懲戒”導向轉為“信任激勵”導向，以滿足創新和高質量發展對“信任激勵”的內在要求。

“信任激勵”導向并不是放任個體自由、推崇個人利益至上，而是通過建立健全信用容錯機制，推動以信用管理為核心的市場監管制度的轉型升級，給各類社會主體公平的發展機會和充分的發展空間。恰當的容錯機制是創新驅動發展理論的核心，從具體實施層面來說，容錯機制的建立需要以健全的信息記錄和甄別系統為前提，以實時分析的可識別、智能化的數字管理平臺為基礎，以審慎公平的各類社會法律、制度、標準為依據，以高效及時的政務服務為保障，為高質量發展各項目標的實現保駕護航。

當前“信任激勵”導向下的信用管理可探索實踐的領域很多。比如，在市場監管重點領域，探索全面施行告知承諾制辦理；科研領域因其自身特點，“信任激勵”管理探索具有典型示范效應，可以大力探索推進，如進一步加大放權力度，探索建立更為科學的容錯機制，深入推行科研經費“包干制”改革等?？傮w上，在實施過程中需要根據具體領域和地區實際情況權衡“放與管”的邊界，做到發展與規范統一。

（二）構建以引導幫扶為導向的激勵體系

前一時期以“懲戒”為特征的信用體系的主要措施包括行政處罰信息公示、紅黑名單管理、失信行為聯合懲戒等內容，“信用懲戒”有效提高了社會違法失信成本，促進了守信行為實現。值得注意的是，以信用監管提高違法失信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信用與法治工作邊界，隨著新時代我國全面依法治國的持續推進，國家法治體系不斷健全完善，全社會的法治水平從根本上得到了提高。從現實條件來說，社會信用體系以“失信懲戒”“提高違法失信成本”為理念的管理方式完成了特定時期的歷史任務，在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應時而變。

從理念層面，監管者需要轉變上一階段形成的對監管對象進行“不信任”前提下嚴管的思維定勢，政府與市場主體應從“監管與被監管”的對立關系轉變為“服務和激勵”共同體關系。技術層面包括共享平臺、監管平臺、大數據智慧平臺等各種基礎信用平臺為接下來多種信用機制的實施提供了支撐?；诟鞣N信息平臺的大數據分析不僅可以對主體失信行為進行風險預警，也可以發揮精準識別主體需求、甄別主體信用條件，實現信用激勵和服務等多種作用，從而輔助市場主體進行科學有效決策。

質量問題的根源是信用問題，以信用管理作為切入點推動高質量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構建以激勵為導向的信用機制需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是探索建立以創新、高質量發展為價值判斷的授信體系，基于大數據分析協助更多市場主體找準定位，實現創新和高質量發展。二是可以通過信用大數據智慧監管及時、動態、精準地發現和解決問題，信用管理由事后嚴懲轉向事前事中的識別、預警和服務，使更多市場主體享受便捷智慧化的公共服務。三是在高質量發展條件下，信用工作應該探索通過信息技術手段引導更多的市場主體加強自身的守信文化建設。根據現有經驗，人們所推崇的高質量企業并不一定具備資本多、規模大的特征，很多情況下是因為企業追求一種超越于物質經濟層面之上的文化精神，向大眾傳遞著社會責任、奉獻利他、道德選擇等無形價值觀而被認可。在高質量發展階段，信用體系應該引導推動更多企業實現這一轉型，從制度上確保各項高質量發展目標的如期實現。

（三）構建以主體為中心的信用權保護體系

數字經濟發展背景下，信用與數字的深度融合，信用數據權屬、信用數據的收益分配、數字平臺信用監管和保護信用主體權益等問題將成為高質量發展下信用體系建設的重點。越來越多的信用憑證依據以數據、計算機程序或算法形式呈現出來，信用與數字、程序算法實現深度融合。工業社會實現物質的極大化生產，資本和機器是其核心；數字社會解決的是基于智力極大豐富和無止境的創新推動人的發展問題，人的智力、創造力和人的行為是其核心，數字生產力的內涵特征與我國創新驅動和高質量發展戰略方向呈一致性。

在數字生產力高速發展過程中，各類主體數字化行為所產生的各種數據成為生產要素。在研究數字社會的生產關系中，如果只從技術角度對數據分析，將會因停留于技術層面的初級認識影響對數據性質的深入挖掘，從而影響數字社會制度的制定和實施。

數字社會中，主體將自身的行為數據信息對外披露，并授權記錄于各大數字平臺中，其動機在于通過披露有關信息獲取相應“授信”，這一“授信”具有廣義內涵而非“金融信貸”關系。在工業社會中，全社會的授信體系是以政府為中心，通過特許、準入或資本抵押等機制進行授信，物質和資本是市場主體獲得授信的依據，個人則通過單位組織化信任獲得授信并參與到經濟社會活動中。數字社會中，由于人的知識、創造力和行為數據成為核心生產要素，經濟社會的授信體系將發生根本變化，除了逐漸為人們熟知的互聯網和區塊鏈“去中心化”的授信特點外，由于個體行為數據的產生記錄和積累帶來的“數字化”授信從根本上決定了數字社會的制度變革。

當前階段，與數字化信用最直接相關的工作在于確定信用數據的權屬、收益和加強主體信息安全保護等問題，這些問題均屬于主體信用權保護范疇。首先，數字生產力發展條件下，主體數字行為數據屬于生產要素，被投入到數字化生產中。實際上這些數據一部分被記錄于市場化運行的數字平臺中，一部分被記錄于政府公共信息平臺中，其中涉及到復雜的數據權屬、數據受益分配、數據存儲保護等問題。其次，數字生產力條件下，各類主體大部分數字行為直接（或間接）、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到數字化大生產中，主體數據是平臺和數字社會運行的基礎要素和數字信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免費的數字化勞動權利如何保護、收益如何計算、分配機制如何設計也是主體信用權的重要內容。最后，隨著海量主體數據的產生與積累，僅憑市場化運行的平臺主體不足以建立基于主體信用權保護的數據分析、應用和管理機制。數字信用權保護體系的建立需要有公共服務力量介入，以彌補市場機制本身在保證主體隱私安全、保護用戶權益等方面的激勵不足。

四 高質量發展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深化推進路徑

從宏觀視角分析，當前政府、平臺企業、信用服務機構是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的三類主要“授信主體”，這三大主體自身的信用水平和鄉村基層信用體系建設是決定下一階段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深化發展的關鍵：

（一）以信任和激勵為目標發揮政務誠信導向作用

政府主體的信用問題主要涉及兩個層面：一是在數字社會背景下，與市場信用監管相對應的政務信用的監督問題。在數字社會信用體系下，政府與其他主體之間具有“授信—受信者”關系，相關角色存在動態轉化的特點，這是由“傳統社會權力集中—互聯網去中心化—區塊鏈公共化、協作化、分布式”特點所決定的。按照這一發展趨勢，與其他主體的信用數據被記錄分析情況類似，政務主體的數字化行為所產生的各種政務信用數據的分析與應用將是數字社會政務誠信的發展方向。接下來，政務信用體系建設需要從之前“按照誠信守法標準對政務主體進行分析評價”轉向“基于數字社會區塊鏈技術從廣義層面對政務信用進行管理”，當前應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對這一問題加強研究。

二是在現有信用體系建設格局中，信用管理成為政府相對其他主體治理的有效抓手，聯合獎懲、紅黑名單、信息公示、分級分類管理等具體措施效果顯著?；诎l展的視角對信用體系建設路徑和政府作用進行再認識，在社會發展初期，需要一種相對寬松的環境來釋放人的積極性和能動性，隨著更多個體的發展潛力被激發，發展過程中會出現無序問題，在法律完善過程中，信用體系建設在一定時期和領域充當了一種階段性的“家長式”的嚴管工具。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階段，對信用體系建設路徑進行回顧與思考，可以發現這些措施在短期內實現了“治標”，未來仍需不斷深入完善才能“治本”。其中問題關鍵在于對政府信用治理理念的再認識：一方面“家長式”的嚴管容易造成新的權力壟斷，與國家優化營商環境改革大勢相背，另一方面這種嚴管可能阻礙創新生態的形成。未來政務誠信建設的著力點不應僅局限于對政府主體守信踐諾的情況進行評價，還應超越評價本身，引導政府部門按實事求是和信任原則，結合當地實際情況靈活用好信用管理，通過信用制度創新服務創新戰略的實踐發展。

（二）以信用權保護為目標提升數字平臺信用水平

在數字社會中，越來越多的主體行為以數字化形態呈現，信用主體將自己的數據授權給其他主體查詢、占有或處置以取得信用額度、獲取信任從而達成交易，其本質上與傳統社會中的信息獲取和授信機制一致，區別在于媒介和實現路徑存在差別。平臺企業是普遍存在于數字社會的授信主體，信用主體將自己的數據讓渡給平臺企業處置以獲得平臺授信，進而與平臺或平臺中的其他主體達成交易。

從微觀視角對傳統社會主體之間的“授信—受信”關系進行分析，某一類主體為獲得其他主體的信任而有意愿提供自身被信任的憑據，比如抵押物、單位證明、各種類型的信息數據等，數字時代的用戶需要向平臺讓渡部分基本信息（數據），得到平臺的授信從而參與數字社會生產活動。從生產力發展的趨勢看，數字（平臺）經濟的出現為實現從傳統社會的組織信任轉向數字社會的個人（節點）信任提供了可能，是數字社會生產關系變革的方向所在。

現階段，平臺主體作為授信者向其他主體提供了一種個體之間的新型信任機制，可以稱之為數字化或程序化信任。與此同時帶來的問題是，平臺同時承擔著“授信者”“平臺用戶主體信息的唯一的收集、分析、應用者”“與平臺用戶同等地位的市場主體”三個職能于一身，這三個職能所反映的主體訴求和所實現的目標不甚相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尤其是隨著平臺記錄收集數據的不斷累積，平臺作為單一占有數據的主體而成為了信息壟斷者，同時又擔任授信者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場主體職能時，會導致復雜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產生。

與此相較，我們可以基于信用視角對傳統社會中政府的職能進行分析。追溯“授信—受信”理論中信用產生的源頭可以發現，“政府信用”作為公權力的集合而存在，是社會信任關系的總體代表，它集中體現了一國政權和主權的可信度，是其他主體信用的源頭，在不同社會制度中都作為典型的授信者而存在。傳統社會中，政府作為公權力的代表承擔授信者的角色，在一定范圍內，政府相對其他主體具有信息優勢并依此進行公共決策。政府同時作為信息的占有者和授信者得以合理存在，原因在于政府并非如市場主體那樣進行利益最大化決策，政府職能具有公共屬性，且存在一系列機制保證其公共職能的實現，如政務信息公開、陽光政府建設，內部外部同時監督、紀檢監察體系等制度機制保障。

也就是說，授信者通常具有中立性、公共性、客觀獨立性等特點，信息收集和獨占者通常需要為被收集信息主體的公共利益服務，占有大量信息的主體和授信者應具備公共服務的基本屬性，其價值追求是公平公正和為所有主體的利益服務，且應同時存在嚴格的監督體系保證其權力受到監督制約使其合法合規運行。平臺企業扮演市場主體角色時按照個體利益最大化原則進行決策，具有逐利取向。這樣看來，平臺企業同時擔任的三重職能的利益訴求并非統一，而是存在著天然的矛盾對立，這是當前平臺信用治理的根源矛盾，是數字社會對平臺企業監管需要解決的根本癥結所在。

（三）以合規自律為目標加強信用服務業誠信建設

直觀理解，信用服務行業主體是按照一定評價標準為其他市場主體提供信用評價服務的主體。這類主體授信強度弱于政府和平臺企業，但本質上也具有基于專業第三方視角提供授信服務的授信者性質。如前文所述，授信者有其內在特征和管理規定。傳統信用服務行業更多存在于金融領域，為其他主體提供信貸評級和金融服務，同時接受金融管理部門的強監管。嚴格準入和事中事后強化監管等措施保證了傳統信用服務行業作為授信方應有的高信用水平和可信度。

我國信用服務行業伴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發展起來，相較于一般金融領域具有其特殊性。國家層面對信用建設工作進行統一部署后，各級政府部門在推動實施的過程中，要求市場主體在參與招投標、公共采購等多項活動中提供由專門信用服務機構出具的信用報告。理論上，專業的信用報告是由嚴格按照外部強監管和內部合規管理規定約束的獨立第三方所出具的報告。而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條件下，各地各部門所要求的信用報告不少都存在“形式大于內容”的問題。

在信用服務行業內，根據用戶需要售賣各種樣式的信用報告的現象依舊存在，“賣證”之風盛行說明行業混亂，信用服務行業的信用水平遭到公眾質疑。這其中所涉及的問題并非孤立存在，也不是簡單地通過加強信用服務行業監管就可以解決，而是需要在厘清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性質和目標的基礎上對信用服務行業所處的地位、所發揮的作用進行清晰定位?，F有信用服務行業是由于信用體系建設要求憑信用報告辦理相關公共服務而出現（例如參與投標活動的主體需持評價結果才能通過程序審核，缺少材料不予受理），本應接受市場“優勝劣汰”機制檢驗的“信用報告”產品并未體現出其應有的嚴謹性和公正性，導致信用服務行業存在低水平信任問題。

因此，在接下來信用制度轉型升級階段，我國的信用服務行業是內生于并主要服務于政府信用管理部門（或受其規定需應用信用報告的相關部門），還是以市場機制為動力按照競爭原則接受市場優勝劣汰機制檢驗，以及此類信用服務行業的監管體系如何建立等問題均需要進行理論研究及頂層設計，信用服務行業的信用問題需要從信用體系建設全局進行系統性解決。

（四）以城鄉融合目標補齊鄉村信用建設落后短板

過去20 多年，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主場在城市，當前從信用信息歸集、城市信用分、“信易+”工作、聯合獎懲等具體工作來看，城市信用體系建設已趨于成熟，第一階段目標基本實現。同一時期，由于我國一直以來存在的城鄉差距，地方信用體系建設制度雖然覆蓋了大部分城鄉人口，信用治理和信用監管的實際效果卻并未覆蓋到廣大農村地域范圍。接下來應探索推行鄉村基層信用治理體系建設，以信用治理為抓手服務鄉村振興戰略，也是事關高質量發展全局的重要議題。

在城市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全面推進過程中，一些農村地區依托中國人民銀行與地方政府合作建立的農戶信用信息管理系統開展了多種模式的鄉村信用體系建設試點工作。試點鄉村信用體系建設大多以金融信貸為中心，結合信用激勵機制和當地實際情況逐漸形成“信用+信貸+合作+基層治理”等模式特點，試點鄉村信用體系在當地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鄉村振興工作的全面推進，這些新機制為未來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新思路，可能成為促進農業產業發展、農民增收和解決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難題的有效制度安排。

城市信用體系重在懲戒機制的建設，現有鄉村信用體系建設試點則更多依托金融信貸杠桿著重激勵機制建設。在高質量發展和鄉村振興共同作用的背景下，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可以將城市已形成的失信懲戒經驗用于優化農村市場環境、提高農民組織化和重構鄉村治理秩序管理中，同時大力探索信用激勵機制在鄉村振興中的多場景應用，為實現下一階段農村由小康到富裕的發展目標進行新的信用制度探索。此外，如何應用區塊鏈技術發展生態農業、綠色農業、城鄉融合產業將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也是未來鄉村信用體系建設應大力研究的重點課題?？傊?，在新發展階段，推動城鄉社會信用體系融合發展不僅是依托信用體系助力鄉村振興的問題，也是涉及到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自身深化完善的問題，在新階段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轉型升級中應引起足夠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