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小說《在醫院中》的歷史考證

宋劍華

(暨南大學 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2)

丁玲在其一生中很少談及《在醫院中》這篇小說(她寫于1942年的《關于〈在醫院中〉(草稿)》一文,是2007年才被發掘整理出來的),因此也就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待解之謎。丁玲本人少談《在醫院中》情有可原,因為這篇小說的確曾使她在政治上吃盡了苦頭,所以往事不堪回首我們能夠理解。然而,人們為什么先是將其視為“大毒草”進行批判,現在卻又反過來充分肯定它的藝術價值,難道僅僅是一個評價標準的變異問題嗎?這一現象理應引起我們研究者的深刻反思。我個人認為,若要正確解答這一歷史疑問,我們必須重新回到歷史原場,用客觀事實而非主觀情緒來說話。

小說《在醫院中》究竟講的是怎樣一個故事?這是我們評價該作品的基本前提。丁玲本人曾在《關于〈在醫院中〉(草稿)》一文中概括道:“陸萍從一個無所謂的產科學生走到抗日的工作(在傷兵醫院負務)又奔向延安,從抗大的生活追求馬列主義(啃著從未接觸過的一些書籍)到做一個無[產階]級的戰士(她成了一個共產黨員),為了黨的需要,又重復回到最不愿意的接產生活(雖然帶了很大的勉強和不徹底,卻總算部分克服了自我意識),在‘不順利’的環境里有矛盾,拿理智戰勝了感情,努力堅持,結果接受了斷足同志的解釋,帶著迎接春天的心情重上征途?！?1)丁玲著,王增如整理:《關于〈在醫院中〉(草稿)》,《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年第6期,第105 -106頁。果真如此的話,這部作品恐怕在歷史上也不會存在爭議,但“爭議”卻的的確確發生了。這就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間。根據我個人的閱讀理解,小說《在醫院中》的最大敗筆,并非是一個表現手法成不成熟的技巧問題,而是一個如何去反映現實“環境”的態度問題?！疤摌嫛笔俏膶W藝術的美學特征,這是一個人所共知的創作規律。但“虛構”必須要有一個合適的“度”,即人物和故事情節可以去虛構,但是歷史本身卻絕不能任意虛構。尤其是那些表現平行歷史的文學作品,每一個讀者都是客觀歷史的見證人,如果作家隨意地去改寫客觀歷史,那么他(她)作品的審美價值就會大打折扣?！对卺t院中》究竟有沒有違背這一評價標準呢?我想還是歷史本身更能說明問題。

一、《在醫院中》的“XX醫院”考

小說《在醫院中》描寫的是發生在延安一所醫院里的故事,故我們首先有必要去搞清楚那所“醫院”究竟是指延安地區的哪所醫院?？赡苡腥藭X得這樣做沒有任何意義,小說只是描寫了一所醫院而已,即使考證出來又能說明什么問題呢?我個人認為這樣做不但很有必要,而且還能使我們理解為什么這部作品會惹上“麻煩”。丁玲在作品中交代說,主人公陸萍“在抗大住了一年,她成了一個共產黨員。這時政治處的主任找她談話,為了黨的需要,她必須脫離學習到離延安四十里地的一個剛開辦的醫院去工作”(2)丁玲:《在醫院中》,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9頁。。由于丁玲只給了一個空間“距離”,既沒有具體地址,也沒有具體名稱,所以讀者很難去判斷是延安的哪所醫院。因為當時延安共有醫院和衛生所十多個,醫療條件也千差萬別不盡相同。為此,我查閱了大量的歷史資料,得出的結論卻令我感到詫異。

據房成祥、黃兆安在《陜甘寧邊區革命史》一書中提供的統計數據:1940年的陜甘寧邊區,全區總共有中醫千余人,獸醫50余人,工作在部隊、機關的西醫200余人,中藥鋪及保健藥社400余個,而巫神則多達2029個(3)成祥、黃兆安主編:《陜甘寧邊區革命史》,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311頁。。僅從這一數字來看,當時陜甘寧邊區的醫療情況確實非常落后。需要指出的是,這200余名西醫主要集中在延安的幾所大醫院里。那么大醫院的情況到底又是如何呢?延安地區最早建立的醫院,是陜甘寧邊區的邊區醫院,位于延安市安塞縣真武洞鎮黃瓜塌村。該院成立于1937年9月,由傅連暲為院長,距離延安城30公里?！缎轮腥A報》曾報道說:到1939年“該院規模已較前擴充,全院工作人員百人以上,將收病人百余名。該院治療共分內、外、產婦和小兒等四科,并設有化驗室,除原有X光線外,更添置顯微鏡及其它化驗儀器多種”(4)江平:《病人的福音,邊院的擴大》,《新中華報》1939年7月25日,第2版。。與此同時,中國紅十字會第35醫療隊有十幾名醫護人員,也在此工作到了1939年底。據統計,陜甘寧邊區醫院1939年門診1738人次,住院687人次;1940年門診1040人次,住院568人次(5)陜西省衛生志編撰委員會編:《陜甘寧邊區醫藥衛生史稿》,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8頁。。由于它離延安城有30公里的距離,肯定不是丁玲筆下的那所醫院,故我們可以將其排除掉。延安第二兵站醫院1937年底在延安甘谷驛鎮正式成立,距離延安城有40公里。這所醫院除了有自己的醫護人員外,從1938年1月到1940年4月,中國紅十字會第23醫療隊(其中有白求恩)就在第二兵站醫院工作,他們帶來許多醫療器械和各種藥品以及專業醫務人員,救治了大量的傷病員。比如,1940年4月26日《新中華報》的《邊區新聞》中就曾報道說:第23醫療隊“醫術優良,設備齊全”,“他們在甘谷驛教堂建立了手術室和重癥病房,醫治病人40295人,檢查1590人,實施手術635人,救治了不少傷病員,博得信譽和榮耀”(6)轉引自金星:《親歷延安歲月:延安中央醫院的往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54頁。。由于它距離延安城40公里,故我們也可以將其排除掉。延安中央醫院籌建于1939年初,位于延安西北方向約5公里的李家坬村,由毛澤東親筆題詞“中央醫院”四個大字,當時共設有內科、外科和婦產科三個科室。創院兩周年時,該醫院共治愈病人1934人,做手術600余次,病死率僅2%;1940年至1941年間,共收治孕婦565人,死亡僅2人,死亡率僅0.36%,而當時中國產婦的死亡率高達15‰(7)陜西省衛生志編撰委員會編:《陜甘寧邊區醫藥衛生史稿》,第32 -36頁。。由于該醫院距離延安城太近,我們仍然將其排除掉。

如此一來,就只剩下了一個八路軍軍醫院了。八路軍軍醫院(1939年12月改稱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前身是軍委直屬療養所,1938年11月在延安延川鎮拐峁村籌辦,1939年5月正式成立,離延安城恰好是40里路。當時“分內、外、產婦三科,并設有手術室、化驗室、X光室等。印度醫療隊擔任外科工作,全院可收容病人120余名,工作人員112名,醫生9名,護士長1名,護士45名,其余為行政事務人員”(8)陜西省衛生志編撰委員會編:《陜甘寧邊區醫藥衛生史稿》,第41頁。。八路軍軍醫院不僅平時要為部隊和地方提供醫療服務,同時還承擔陜甘寧邊區黨政軍高級干部的體檢工作,像劉伯承、張鼎丞、徐向前、王稼祥、陳毅、賀龍、陳賡、傅鐘等都在此做過體檢。1939年周恩來在延安騎馬摔斷了胳膊,也是在八路軍軍醫院拍的X光片,并經專家會診后提出治療意見(9)參見邊齊:《憶延安八路軍軍醫院成長歷程》,《中國醫院》2003年第4期,第68頁。。丁玲自己說:“一九三九年一月的時候天氣很冷,我因為一點外科的割治曾住在離延安四十里路的××醫院。這個醫院是在1938年十一月延安城轟炸后才開辦的,設備很不好,工作人員少,行政上醫療上的負責人都感到頗為棘手。我住了一個多月,同他們生活得頗為融洽,并且認識了一個年輕的,神經質的產科助手?！?10)丁玲著,王增如整理:《關于〈在醫院中〉(草稿)》,第98頁。雖然丁玲本人并沒有明確地說是八路軍軍醫院,可是《丁玲年譜長編》卻對此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補充說明:1939年1月,丁玲“住拐峁醫院做痔瘡手術。住院約2個月”,“根據上年初在拐茆醫院住院的一段生活素材,以該院助產士余武一為原型,作小說《在醫院中時》,初刊1941年11月15日《谷雨》創刊號”(11)王增如、李向東:《丁玲年譜長編》(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6 -158頁。。由此可見,“四十里路”和“拐峁”地名,再加上小說告訴讀者,“XX醫院”有“五間產科病室”,都把目標指向了八路軍軍醫院。

八路軍軍醫院剛剛成立之初,條件的確比較簡陋,醫院建在黃土高坡上,病房和手術室全都在窯洞里,無論醫療器械還是藥品都嚴重缺乏。但在國內和國際友人的大力援助下,延安的醫療保障系統發展得非?？?醫院的軟硬條件都得到了很大改善。然而,小說《在醫院中》卻告訴讀者,延安八路軍軍醫院的實際情況是這樣的:醫院外邊“冰凍了的牛馬糞堆上,蒸發出一股難聞的氣味。幾個無力的蒼蠅在那里打旋”,病房里面“仍舊很臟,做勤務工作的看護沒有受過教育,什么東西都塞在屋角里。洗衣員幾天不來”,到處都是“看得見用過的棉花和紗布,養育著幾個不死的蒼蠅”(12)丁玲:《在醫院中》,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4卷,第234、242頁。。當時就曾有人批評丁玲把八路軍軍醫院描寫得不堪入目,“骯臟、無秩序、設備不完善,病人營養差,用具破了無人管理,病房不溫暖,大家忙而又閑,流言紛起”,完全違背了客觀事實(13)燎熒:《“人……在艱苦中成長”——評丁玲同志的〈在醫院中〉》,袁良駿主編:《丁玲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5 -281頁。。特別是全院只有一支“注射針已經彎了”,但“醫生和院長都說要學著使用彎針”,真不知道丁玲本人在做手術時,是否也是用這支已經彎了的“注射器”打的麻藥。其實在全面抗戰爆發以后,中國紅十字會從1938年1月到1940年4月,總共派遣了第7、23、25、29、33、35醫療隊到達延安,帶來了大量藥品和醫療器械,而且印度醫療隊也在八路軍軍醫院,故偌大個醫院絕不會連個“注射器”都沒有,否則又怎能去給傷病員和中央領導治病呢?舉一個例子:1938年何穆博士到延安,不僅帶來了設備齊全的手術器械,而且還帶來“一架手提X光機和治療肺結核的氣胸空氣壓縮機”,這些復雜的醫療器械大醫院里都有,難道還會缺少一支小小的“注射器”嗎?特別是一些外國記者在參觀了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和中央醫院以后,他們竟十分驚訝地發現“就連閻錫山的第二戰區也沒有像這樣的醫院”(14)轉引自金星:《親歷延安的歲月——延安中央醫院的往事》,第62頁。。所以,《在醫院中》對于八路軍軍醫院描述的失真性,無論有意或無意都違背了歷史事實。

二、《在醫院中》的“人物事件”考

《在醫院中》對八路軍軍醫院描寫的失真性,又引起了我對故事敘事中“人物事件”是非“真實”的強烈質疑。丁玲在作品中寫道:“院長是一個四川人,種田的出身,后來參加了革命,在軍隊里工作很久,對醫務完全是外行……指導員黃守榮同志,一副八路軍里青年隊隊長的神氣”(15)丁玲:《在醫院中》,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4卷,第240頁。,“她去拜訪了產科主任王梭華醫生……這是一個有紳士風度的中年男子,面孔紅潤,聲音響亮,時時保持住一種事務上的心滿意足。雖說她看得出他只不過是一種資產階級所慣有的虛偽的應付”(16)丁玲:《在醫院中》,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4卷,第241頁。。醫院里的工作人員不是“張醫生的老婆”,便是“機關的總務處長的老婆”,“她們都是產科室的看護,學了三個月看護知識,可以認幾十個字,記得十幾個中國藥名。她們對看護工作既沒有興趣,也沒有認識……毫無服務的精神,又懶又臟”(17)丁玲:《在醫院中》,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4卷,第242 -243頁。,無非就是靠裙帶關系在醫院里混飯吃。問題是,就這樣一些“毫無服務的精神,又懶又臟”的護理人員,究竟是如何做到了使產婦的死亡率僅為0.36%,接生嬰兒3843個成活率達95%以上的成績呢?為了解開心中的謎團,我只能去對此做一次求證。

我們先來看看丁玲住院期間八路軍軍醫院的院長和指導員。院長靳來川是河南人,開國少將,1931年參加紅軍,參加過長征;從紅軍時期開始,歷任紅5軍團15軍衛生部司藥長、紅3軍兵站醫院司藥主任,以及紅軍衛生隊隊長、紅軍第3后方醫院院長,1938年11月接任八路軍軍醫院院長,時年27歲。指導員白崇友是四川人(丁玲明顯把院長和指導員的籍貫搞顛倒了),開國少將,1933年參加紅軍,也參加過長征,曾擔任過紅四方面軍第四后方醫院黨支部書記,八路軍第一后方醫院一所副指導員、第一兵站醫院指導員,1938年11月任八路軍軍醫院指導員,時年24歲。從這份簡歷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們二人都曾做過醫院的醫務或管理工作,對醫務工作絕不會一無所知。而《在醫院中》還告訴讀者說,八路軍軍醫院的外科只有兩個人,一位叫鄭鵬的醫生主刀,一位叫黎涯的護士配合,這與歷史事實嚴重不符。因為當時八路軍軍醫院外科有主任1人,醫生2人,護士長1人,護士10余人,再加上印度援華醫療隊,其建設目標被定位要“成為八路軍的模范醫院”(18)見《新中華報》1939年5月7日“八路軍軍醫院成立”報道。。如果就這么兩個人在那里撐著,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完成這一艱巨任務。婦產科主任魏一齋是一位醫學博士,他拋棄了北平協和醫院的舒適環境,跋山涉水來到延安參加革命工作,毛澤東1938年9月專門接見了他,并詼諧地說“魏大夫,人家是逼上梁山,你卻是自投梁山,我們這里正缺一個安道全,歡迎,歡迎”(19)轉引自曧之編著:《協和醫脈:1861—1951》,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68頁。,并為他親筆題詞“為革命服務”以示勉勵(20)金星:《親歷延安的歲月——延安中央醫院的往事》,第78頁。。而魏一齋也不負眾望,積極利用齊魯大學校友的關系,從中國紅十字會那里爭取到了許多醫學人才和醫藥器械,為八路軍軍醫院婦產科的正規化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杰出貢獻?？啥×釁s把他描寫成一副資產階級的虛偽嘴臉,實在是令人感到有些詫異。此外,丁玲還說醫院里的工作人員“又懶又臟”,“洗衣員幾天不來,院子里四處都看得見用過的棉花和紗布,養育著幾個不死的蒼蠅”(21)丁玲:《在醫院中》,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4卷,第242頁。,且產房里沒有取暖,不利于產婦和嬰兒。這也同實際情況相去甚遠。由于當時醫院里的物資十分緊張,故“使用的注射器都是玻璃制品,護士們小心翼翼洗滌干凈,用蒸餾水沖洗后煮沸消毒,反復使用,直到漏氣、漏液、磨損到不能再用為止”,“幾乎所有外科的繃帶、紗布,嬰兒換下來的臍帶布、尿布都要清洗、消毒后再用,直到用爛為止”(22)金星:《親歷延安的歲月——延安中央醫院的往事》,第265 -266頁。。而婦產科的護士不僅要負責接生,而且還要負責母嬰的日常生活起居,“冬天還要給病房窯洞里的火盆生火,把嬰兒室、產房的地炕燒好”(23)金星:《親歷延安的歲月——延安中央醫院的往事》,第267頁。。這些真實的歷史記載,足以顛覆丁玲《在醫院中》的失真性描寫了。

現在我再來談談女主人公陸萍。丁玲反復強調說:“這個人物是我所熟悉的,但不是我理想的,而我卻把她作為一個理想的人物給了她太多的同情,我很自然的這樣做了,卻又不愿意?！?24)丁玲著,王增如整理:《關于〈在醫院中〉(草稿)》,第99頁。這段話很是耐人尋味,既然“熟悉”和“同情”,為什么“卻又不愿意”了呢?讀罷《在醫院中》我發現,丁玲其實并不了解“醫生”陸萍,她所理解的是知識女性陸萍,我說這話自然是有事實依據的。比如,丁玲是這樣描寫陸萍被派去當產科醫生時的沮喪心情的:

她聲辯過,說她的性格不合,她可以從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甚至她流淚了。但這些理由不能夠動搖那主任的決心,就是不能推翻決議,除了服從沒有旁的辦法。支部書記來找她談話,小組長成天釘著她談。她討厭那一套。那些理由她全懂。事實是要她割斷這一年來她所憧憬的光明前途,重回到舊有的生活。她很明白,她決不會成為一個了不起的醫生,她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助產婆,有沒有都沒有什么關系。她是一個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開她生活的局面?？墒恰包h”,“黨的需要”的鐵箍套在頭上,她能違抗黨的命令么?(25)丁玲:《在醫院中》,《丁玲全集》第4卷,第239 -240頁。

丁玲告訴讀者,陸萍雖然學了四年婦科,但她骨子里根本就不想當什么“普通的助產婆”;到延安“她仿佛看見了自己的將來,一定是以一個活躍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現”(26)丁玲:《在醫院中》,《丁玲全集》第4卷,第239頁。。說實話,研究者幾乎都被丁玲這番交代給蒙騙了,以致有的學者說:“起初陸萍試圖以各種理由拒絕醫務工作,終告無效,于是她打掃了心情,用愉快的調子去迎接該到來的生活?！?27)李晨:《〈在醫院中〉再解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4期,第99頁。其實丁玲心里比我們都清楚,“陸萍是從那個真的產科助手變來”的,但她又絕不是“那個真的產科助手”,“我是把兩個欲念糾纏在一起,而隨便使用了那個產科助手”,“然后加上許多東西”組合而成的一個人物(28)丁玲著,王增如整理:《關于〈在醫院中〉(草稿)》,第102頁。。我所關注的問題所在,恰恰是丁玲究竟在陸萍身上“加上”了些什么樣的“東西”。從《在醫院中》的故事敘事來看,人在延安的丁玲,當然知道在延安的醫院中,曾經發生過這樣兩件事情。

一件是中組部在“抗大”中發掘醫護人員?！捌咂呤伦儭币院?“一批一批從‘大后方’來到延安參加革命的知識青年中有學過醫務的同志,但是他們都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因為他們歷盡千辛萬苦來到延安,大部分人還背著行李,步行千里來到延安,是為了學習抗日救國的真理,參加革命,和過去的‘自我’決裂”(29)金星:《親歷延安的歲月——延安中央醫院的往事》,第9頁。。當時延安急缺醫護工作者,各大醫院都向中組部申請,希望能夠從“抗大”中發掘一批專業人才。像郁彬、黎平、龍靜先、王廣勝、鄧良渭、馬忠明等人,都是被中組部從“抗大”中發掘出來送到各大醫院的醫護人員。尤其是郁彬和黎平二人,她們都是從上海來的“助產士”,而年齡也剛好同陸萍一樣是20歲,這足以使人思緒萬千、浮想聯翩了。值得注意的是,郁彬與黎平隱瞞自己的學醫經歷,并非是主觀上厭惡從醫,而是希望改變身份棄醫從軍,立志要上前線去殺敵報國。只不過由于她們兩人身上都帶有體溫計,經常為學員們測量體溫,故被組織上發現,調往中央醫院去工作的,帶著體溫計說明她們并沒有放棄自己的醫學特長。1938年底,中組部在“抗大”中發掘了大量的醫護人員,僅女護士、助產士就20多人。這些人通過黨組織的思想教育,深知延安各醫院的艱難處境,不但堅決服從組織上的工作安排,而且還成為了中央醫院、八路軍軍醫院、邊區醫院、二兵站醫院的骨干力量。據護士長郁彬回憶,當時延安醫院的條件很差,吃飯用土陶粗碗,沒有桌子就蹲在地上,用水要從山下挑,醫療設施也不完備,窯洞外有野狼內有老鼠,甚至于一兩年的時間“都沒有洗過澡,好的時候打盆水到洗澡房擦一擦”?？伤齻冞@些大上海來的醫護人員,卻都毫無怨言地說“當時苦是苦了一些,可是,我們年輕啊,每天都樂呵呵的,也沒有覺得怎么樣就過來了”(30)金星:《親歷延安的歲月——延安中央醫院的往事》,第14頁。。從這些青年醫護人員的身上,我們看不到陸萍那種思想消沉情緒,因為她們都有著崇高的革命信念,所以并沒有被暫時的困難所嚇到。從這一歷史事實中我們可以發現,丁玲在陸萍身上“加上”去的“東西”,無疑就是中組部在“抗大”發掘人才的這段經歷,但是丁玲本人卻沒有對其進行如實的描寫。

另一件是何穆博士的負氣出走。何穆是上海金山人,1935年畢業于法國都魯士醫學院,學的是心肺專業,是當時國內著名的醫學博士。全民抗戰爆發以后,1938年8月他與夫人陳學昭一道來到延安,在肺病治療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然而一年以后,由于他還難以適應延安艱苦的生活條件,再加上他與醫院管理干部在工作上產生了一些矛盾,于是他決定離開延安回重慶去辦私人診所。毛澤東等共產黨領導人不僅沒有為難他,還專門叮囑他如果有困難可以去找八路軍辦事處。何穆回到重慶以后諸事不順:困難重重、物價飛漲、日機轟炸、特務盯梢、地痞搗亂、兒子夭折、經濟拮據等等,使他幾乎難以生存下去。關鍵時刻周恩來、葉劍英和博古等人及時地向他伸出了援手,使何穆感動之余終于意識到只有共產黨人才是他的真正朋友。故1940年11月,他又帶著一批醫護人員和醫藥器械返回延安,受到了中央領導人的熱烈歡迎。何穆曾深情地回憶說:

第二天,陳云、王首道二位領導人來看望我,說傅連璋同志年高、體弱、事多,中央決定委任我為中央醫院院長……次日一早,我和其他六位同行者一起搬進了中央醫院,石昌杰等同志在大門口等待歡迎我們,下午又參觀了醫院的各個科室和部門。在這一年里,中央醫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基本已經步入正軌,我的心情十分激動。(31)轉引自金星:《親歷延安的歲月——延安中央醫院的往事》,第73頁。

毛澤東也抽空接見了何穆,說:“延安需要你!歡迎你回來工作,把中央醫院辦好?！?32)轉引自金星:《親歷延安的歲月——延安中央醫院的往事》,第73頁。這一事件的處理結果,充分體現了延安的共產黨人,對于知識分子的寬容政策,其政治意義影響極為深遠。毛澤東一句“延安需要你”,道出了延安求賢若渴的真實心態。何穆事件當時在延安眾人皆知,丁玲本人當然也不會例外,因為她曾與何穆的夫人陳學昭,于1940年同在文抗延安分會工作。如果說陸萍事件與何穆事件之間有何關聯性的話,應是她把知識分子那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個性意識,巧妙地轉化成了陸萍與院方之間的矛盾沖突,進而構成了小說《在醫院中》的故事情節。

現在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小說《在醫院中》中的“醫院”,只是一種作者對于延安政治生態“環境”的象征隱喻;陸萍也不是以那個“助產士余武一為原型”(這一歷史人物究竟存不存在我們已經無法去考證了),而是“隨便使用了那個產科助手……然后加上許多東西”的綜合性產物——如果說郁彬和黎平賦予了“陸萍”以醫務工作者的具體身份,那么何穆事件則賦予了“陸萍”與“院方”發生沖突的一個理由;作者經過“犧牲一切薔薇色的溫柔的夢幻”(33)丁玲著,王增如整理:《關于〈在醫院中〉(草稿)》,第104頁。的藝術構思,最后才合成了她所希望看到的“客觀”的東西——延安地區知識分子與共產黨人之間存在的一些矛盾和沖突。

三、《在醫院中》的“創作動因”考

《在醫院中》創作于1940年,小說尾部就是這樣注明的;但丁玲卻又說她已經記不起具體的創作時間了,對此我個人感到非常納悶,究竟是她真的“記不起”還是她本人根本就“不想說”,這個問題對于我們研究丁玲的思想和創作非常重要。1942年下半年,丁玲曾在《關于〈在醫院中〉(草稿)》一文(實際上是一份檢討書)中,有過這樣一段文字描述:住院期間所認識的那位“神經質的產科助手”,“她的身體和心情的健康,常?？M繞在我的懷念中,久了之后不覺得這人物便更被夸大和凝固起來,偶然便有了把她放進我的小說的沖動?？墒沁@人物并未成熟,我也沒有熱情的給她以生命,像一個剪影或一尊塑像似的,她在我腦子中生活了兩年”(34)丁玲著,王增如整理:《關于〈在醫院中〉(草稿)》,第98 -99頁。。這段敘述顯然不準確,因為她是在柳枝正在“抽芽”之際動筆的,只不過“小說寫了一半,我停止了”,證明時間只有一年而不是兩年。至于為什么要“停止了”,她說得也十分含糊,仿佛有什么難言之隱,僅用“我要修改這小說”(35)丁玲著,王增如整理:《關于〈在醫院中〉(草稿)》,第99頁。便一筆帶過。究竟是什么原因讓丁玲感到如此糾結,竟遲遲不能完成這篇作品的最終修改呢?我個人認為,1940年丁玲本人的艱難處境,是我們考證《在醫院中》創作時間的最好參照。

1940年是丁玲情緒最為低沉的一年。她回憶道:“有人告訴我,康生在黨校說:丁玲如果到黨校來,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歷史有問題。這話是康生一九三八年說的,我一九四O年才知道。我就給中央組織部長陳云同志寫信,讓康生拿出證據來,怎么能隨便說呢?我要求組織給作個結論。因為我來延安時并沒有審查過,組織上便委托弼時同志做這項事?！?36)丁玲:《憶弼時同志》,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6卷,第329頁。丁玲所提到的“歷史問題”,直接關系到她在延安的政治生涯。因為丁玲到了延安以后,她一直都是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活躍在延安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如果失去了這一政治身份,不僅是對她革命信仰的一種否定,還會使她失去在延安的“大好前程”。但“歷史問題”的甄別,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所以在這一年時間里,丁玲寢食難安、如坐針氈。據《蕭軍日記》中記載:當時丁玲“很痛苦,為了她黨籍的問題,組織部又來麻煩她。她感情很沖動,要脫離組織關系”(37)蕭軍:《蕭軍全集》第18卷,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年,第317 -318頁。由于遲遲得不到中組部的審查結論,到了1940年9月,丁玲的精神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比如,她曾多次對蕭軍哭訴說:“是啊!戀愛不過是人生的一部分……沒有也就算了。這個東西(政治信仰)這樣磨難我,老實講我算要吃不消了……雖然我應該忍受,但是我不能忍受了啊!……我明知就是脫離了……苦痛并不是說就完了……我離開延安……回家去……現在自己的人們卻這樣磨難我……要證人也沒有;要證據也沒有……就這樣磨難我”,“我……共產黨已經不信任我了!……我不做黨的工作了。國民黨就不會捉了我去,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了”,“我未來這里之先……我是抱著怎樣火的心情啊!將將由南京出來!誰知道……竟像掉到冰窟里一樣!沒有溫情,沒有照顧……慢慢自己也就變得冷酷了!”(38)蕭軍:《蕭軍全集》第18卷,第318 -325頁。由于1940年丁玲與蕭軍的關系非同一般,故《蕭軍日記》里的這些文字記載史料價值很高,那段時間他們經常在一起喝酒聊天,不僅同病相憐而且還暗生情愫。比如,蕭軍同丁玲接觸的時間多了,便對妻子王德芬產生了一種厭倦情緒,尤其是當他發現王德芬偷看自己的日記時,更是內心不滿地發泄道:“芬是只適于嫁一個年輕相等的世俗的青年已經夠了,她不必非嫁我,我們底結合完全是偶然的,環境的力占多數”(39)蕭軍:《蕭軍全集》第18卷,第312頁。,他曾與丁玲約定三年之后一同去歐洲旅行。不過,蕭軍自己心里也十分清楚,丁玲和他絕不是一路人,眼下那種看似小鳥依人的形影相隨,無非是一種逃避內心孤獨的無奈之舉。但無論怎樣,在那段時間里蕭軍和丁玲的關系是親密無間的,他們一方面聯手去同“魯藝”抗衡,另一方面又相互傾述對于延安的種種不滿,甚至還準備共同寫信給毛澤東去告狀,等等。然而,當1940年10月4日中組部對于丁玲的歷史問題審查完畢,正式結論“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40)王增如、李向東:《丁玲年譜長編》(上卷),第156頁。時,丁玲和蕭軍之間的暫時結盟便立刻土崩瓦解了。蕭軍發現他和丁玲之間的關系“已經一天一天惡化起來,她大概現在不需要我們了,他們黨內要自己團結了”(41)蕭軍:《蕭軍全集》第18卷,第358頁。。所以,從1941年3月開始,丁玲這個名字已經逐漸淡出了《蕭軍日記》。

我在這里例舉丁玲與蕭軍之間的關系,并非有意去閑扯什么文壇八卦,而是想透過丁玲這一時段的思想狀態,去探索《在醫院中》的創作動因和成文時間?，F在我們大致可以斷定,1940年春丁玲已經寫了一個初稿,而且她為初稿確立的創作宗旨,也是借題發揮去宣泄自己內心的壓抑情緒。若要使這一結論能夠令人信服,我們應該先去厘清丁玲與陸萍之間的內在關聯性。丁玲說:“陸萍正是在我的邏輯里生長出來的人物。她還殘留著我的初期小說里女主人公的纖細而熱烈的感情,對生活的憧憬與執著……陸萍與我是分不開的。她是我的代言人,我以我的思想給她以生命?！?42)丁玲著,王增如整理:《關于〈在醫院中〉(草稿)》,第104 -105頁。這段說明至關重要,因為它明確地告訴我們,陸萍就是丁玲思想的代言人,兩者渾然一體不可分割。首先,無論“莎菲”還是“陸萍”的張揚個性,其實就是丁玲那種張揚個性的藝術呈現。比如,“莎菲”一個人跑到北平去自我放縱、率性而為,在“陸萍”身上也得以重現:表面觀之,陸萍“有足夠的熱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陳述著,辯論著,傾吐著她成天所見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不懂得觀察別人的顏色,把很多人不敢講的,不愿講的都講出來了”(43)丁玲:《在醫院中》,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4卷,第243頁。。但實際上,陸萍根本不顧延安地區的客觀條件,一味地想按自己的意圖去改變醫院的落后現狀,沒有人會懷疑她的出發點是好的,然而這種夸夸其談恰恰又暴露出了她的個性意識。陸萍在醫院里到處頤指氣使地發表意見,“已經成為醫院里小小的怪人;被大多數人用異樣的眼睛在看著”(44)丁玲:《在醫院中》,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4卷,第243頁。。蕭軍對此感受頗深,他說丁玲的性格潑辣、容易沖動,故使她在延安樹敵甚多。僅就這一點而言,陸萍與丁玲的確是“分不開的”。其次,陸萍的“消沉”與“救贖”,就是丁玲的“消沉”與“救贖”。閱讀小說《在醫院中》,我個人最感興趣的一個問題,還不是陸萍與丁玲對于她們所處環境的攻擊和否定,而是丁玲如何借助陸萍這一藝術形象去實現自我救贖。從小說的藝術結構來看,《在醫院中》用了大半部篇幅,去描寫陸萍同“醫院”之間的矛盾沖突,故事情節通順流暢大有一氣呵成之勢;可為什么到了作品的結尾部分,她卻非要突兀地加進去一個“沒有雙腳”的“怪人”,讓他用革命的道理去促使陸萍發生思想轉變,并且愉快地去迎接未來的“新生活”呢?顯然前面那大半部分情節是丁玲在1940年春天就已經寫好了的,當時她正極度苦悶并不知道如何去進行收尾。如果將陸萍寫成負氣出走(像何穆博士一樣),雖然能真實地反映出她的真實心態,卻又不符合一個共產黨員的政治身份;如果給予她一個光明的結局,卻又并非丁玲本人所愿且無從下筆,故只能將“那些原稿紙都請到我的箱子里睡覺”(45)丁玲著,王增如整理:《關于〈在醫院中〉(草稿)》,第100頁。。丁玲說這是一種“沉重和負咎”,因此小說《在醫院中》,一直拖到了1941年10月《谷雨》約稿時,她經過內心世界的痛苦掙扎還是選擇了后者——“于是在一個下午便努力繼續下去,而把我懷念的夢秋同志(失去雙腳的人)塞上去,做為了小說的結尾”,至于她在精神上的“沉重和負咎”與無法“自圓其說”,也只能“秘密著希望在下一次的創作中而得到解脫”(46)丁玲著,王增如整理:《關于〈在醫院中〉(草稿)》,第100頁。。有學者曾這樣指出:那位“怪人”與陸萍之間的靈魂談話,是一種政治上的“驅邪”儀式,它表明“小說沒寫醫院有什么變化和改進,而陸萍是‘成長’了,或者說‘治愈’了”(47)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172頁。。這種說法還是沒有真正讀懂丁玲本人的收尾意圖。倘若一番政治說教立刻便能改變一個人的精神面貌,豈不是把思想問題看得過于簡單了嗎?丁玲安插那位“怪人”進入故事,雖然使整個情節呈現出一種斷裂感,但是“怪人”對于陸萍的耐心開導與靈魂“救贖”,則象征著丁玲在感恩黨組織對她的政治“救贖”(結束審查)。

那么,丁玲為什么不能“自圓其說”?又為什么內心感到“沉重和負咎”?實際上,這篇作品就是丁玲在借陸萍的所謂“遭遇”,來言說自己在政治上被誤解的強烈不滿。丁玲一生中之所以不談(除了做檢討時)《在醫院中》,原因就在于“為了要突出這人物,我不惜歪曲一些現實,在當時我曾感覺得有些地方寫過了火,有些抱歉的感覺”,“我曾抱歉過的,我覺得對老干部有些冤,我是較偏于知識份子了,但我卻給我自己解釋,寫小說不是寫論文,不必一定要來一套八股,說他們是有功的,但也有缺點”(48)丁玲著,王增如整理:《關于〈在醫院中〉(草稿)》,第108、112頁。。丁玲的這份檢討貌似很深刻,但我還是有兩個問題沒有搞明白:第一,如果作品真是按照她本人所辯解的那樣,意在描寫陸萍思想的“成長”過程,那么1940年以后的延安醫療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可她為什么不去同步描寫延安醫院的“成長”過程呢?第二,1940年底丁玲就已經寫完了《在醫院中》,1941年4月她又主編了《解放日報》的文藝欄,可為什么不把這篇作品發表在影響最大的《解放日報》上 ,卻偏偏要發表在出了幾期便?？说摹豆扔辍冯s志上呢?答案或許并不那么復雜,丁玲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要去發表這篇作品,后來由于《谷雨》雜志的不停約稿,丁玲認為這個刊物剛剛創刊且影響不大,所以才會毫無顧忌地把小說交給了他們。無論現在的研究者如何去提升這篇作品的思想藝術價值,但它對歷史的“虛構”和“失真”一直都是懸在丁玲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四、“文藝整風”與丁玲有何關聯性

眾所周知,“延安整風”最早是以“整頓三風”(即“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為目標,統一黨內高級干部的思想認識,集中解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問題(49)鄧力群:《延安整風以后》,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第2 -15頁。。毛澤東之所以要把延安“整風”的主要對象定位為黨內的高級干部,因為在他看來“整風,主要是整高級干部(犯思想病最頑固的也是這些干部中的人),將他們的思想打通;其次是中級干部;再次才是下級干部”(5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思想年編(一九二一——一九七五)》,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43頁。。所以,他強調必須在黨內高層徹底“消除王明路線的影響,通過批判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兩種形態的主觀主義,教育全黨干部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51)參見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7頁。。換句話說,“整風”一開始與文藝界無關。然而在這期間,延安地區的一些知識分子文化人,卻突然“出來刮了一陣子小資產階級歪風,影響很廣,如果不首先加以端正,就不可能把整風納入正路”(52)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478頁。。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通過分析和研判,意識到王明的路線錯誤與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歪風”,其思想根源都是脫離了中國革命實際去空談馬克思列寧主義。故對高級干部進行路線教育以及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便合二而一成為了延安“整風”運動的思想宗旨。

“延安文藝座談會”無疑是文藝界的“整風”開始。胡喬木曾指出:文藝界內部的“整風”運動,“不能拿王實味作文藝界的代表……當時,主要是圍繞著兩個人,頭一個是蕭軍,然后是丁玲,還有其他一些人多少牽進去了。斗得相當厲害”(53)參見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55頁。。胡喬木作為毛澤東的秘書,他這番話絕不是空穴來風,而是一定程度上表達了:王實味的問題是一個政治立場問題,而丁玲(包括蕭軍)的問題則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兩者應該嚴格區分對待。那么延安文藝界的“整風”運動,為什么要拿蕭軍和丁玲來開刀呢?因為他們二人分別代表著黨內外的自由主義思想。蕭軍作為黨外人士,他雖然佩服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意志,卻心高氣傲從骨子里對共產黨人頗有微詞,并極力辯解文藝與政治的平行關系。蕭軍解釋他到延安的目的很明確:“我知道我的任務,應該用文藝的力量影響和教育這些高級負政治責任的人?！?54)蕭軍:《蕭軍全集》第18卷,第508頁。毛澤東后來在《講話》中曾明確地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絕不能“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55)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卷六,哈爾濱:東北書店,1948年,第993頁。,此言明顯是針對蕭軍等人的錯誤觀念有備而發的。而丁玲的錯誤就在于,1940年10月組織上解除了對她的政治審查,她也同蕭軍斷絕了一切來往,但靈魂深處仍保留著一個小資產階級王國。比如,她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組織上把黨的宣傳工具交由她去負責,可她卻充分利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這一平臺,去大肆宣揚文學創作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比如,她不僅發表了嚴文井等人與延安政治相背離的文學作品,為此博古還專門提醒她注意,她本人卻認為這是小題大做不屑一顧(56)丁玲:《我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的經歷》,張軍鋒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臺前幕后》(下冊),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第37 -38頁。;而她自己也公開在《解放日報》上撰文,強調:“即使在進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這里更需要督促,監視,中國的幾千年來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惡習,是不容易鏟除的,而所謂進步的地方,又非從天而降,它與中國的舊社會是相連結著的?！?57)丁玲:《我們需要雜文》,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7卷,第59頁。尤其是1942年春,延安中央研究院的一批青年,在“矢與的”墻報上發難,丁玲作為《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負責人,無論有意還是無意,都對這股“歪風”給予了積極配合,并連續發表了《野百合花》(王實味)《“三八節”有感》(丁玲)《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艾青)《還是雜文時代》(羅烽)等文章,進而導致了“文化與黨的關系問題,黨員作家與黨的關系問題,作家與實際生活問題,作家與工農結合問題,提高與普及問題,都發生了嚴重的爭論”(58)《關于延安對文化人的工作的經驗的介紹》(1943年4月22日黨務廣播),轉引自西北五省區編纂領導小組、中央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抗日根據地·文獻卷》(下),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第449 -450頁。。毛澤東對于這種現象非常憤慨,他在和艾青談話時說:“現在延安文藝界有很多問題,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見。有的文章像是從日本飛機上撒下來的;有的文章應該登在國民黨的《良心話》上?！?59)轉引自艾克恩:《延安文藝運動紀實——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前前后后》,《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3期,第205頁。毛澤東的憤慨是有道理的,他深知文化人的一支筆,抵得上3000支毛瑟槍,如果這股“歪風”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會對延安的政治文化生態造成非常惡劣的負面影響。因此,他決定親自去抓文藝界的整風運動。

關于延安文藝整風運動,胡喬木一再提醒我們注意:“整風和文藝座談會之間的關系要弄清楚,究竟是會前文藝界已經在整風,還是在會后才開始整風?”(60)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56頁。一定要厘清這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實際上,他是在告訴我們文藝界的“整風”與黨內的“整風”還是有區別的,文藝界“整風”主要是一場針對知識分子文化人的思想改造運動。因此,毛澤東在《講話》開篇便提出了三個關鍵問題:一是“立場問題”。毛澤東指出:“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共產黨員還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中間是否還有認識得不正確或者不明確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志常常是失掉了自己的正確立場?！?61)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第970頁?！傲鰡栴}”旨在提醒知識分子文化人,投奔“革命”不僅要認同“革命”,而且還要無條件地去服從“革命”。朱德說得更為直白,“投奔”就是“投降”(62)何其芳:《記延安文藝座談會》,張軍鋒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臺前幕后》(下冊),第61頁。。丁玲通過學習《講話》也認識到,革命文藝工作者“既然是一個投降者,從那一個階級投降到這一個階級”(63)丁玲:《關于立場問題我見》,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7卷,第69頁。,就必須徹底拋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情感,真正站在工農兵大眾的立場上去說話。二是“態度問題”。毛澤東說:“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藝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一定的黨,即一定的政治路線的?！?64)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第985頁。所以無論文藝工作者怎樣標榜自己,都不可能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故“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65)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第991頁。。由于中國共產黨代表著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知識分子文化人對于延安共產黨人所持的消極態度,說穿了就是他們對于工農兵大眾的拒斥態度,證明他們雖然在組織上入了黨但在思想上還沒有入黨。三是“對象問題”?！皩ο髥栴}”是對“立場問題”和“態度問題”的深度闡釋,毛澤東指出工農兵大眾是中國革命的主體力量,革命文藝的服務對象理應是工農兵大眾,以及作為他們的當然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故“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劃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決定渺小……對于人民,這個世界和歷史的創造者,為什么不應該歌頌呢?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為什么不應該歌頌呢?”(66)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第991頁。這不是一個藝術標準問題,而是一個政治立場問題。

丁玲心里明白,《講話》是針對她和蕭軍等人的,所以她在大會小會上,做過無數次的自我檢討。然而,她是否真正意識到了自己思想上的小資產階級根性呢?這是一個很值得我們去深入研究的復雜問題。文藝座談會以后,丁玲檢討的主要問題,是《“三八節”有感》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但對《在醫院中》這篇作品,她不但內心十分糾結,而且還一直在為其進行辯護。她說《在醫院中》絕不是一篇“黨八股”似的文學作品,至少她把女主人公陸萍塑造成了一個“有血肉,有感情,能被讀者了解,與讀者相親切,氣息相通”(67)丁玲著,王增如整理:《關于〈在醫院中〉(草稿)》,第101頁。的藝術形象。但延安的讀者卻并不買賬,他們批評說:“作者顯然忘記了一個事實,忘記了他是在描寫一個黨的事業的醫院”,人為地把這所革命醫院描寫成了“一個比牟利為目的的舊式醫院還要壞的醫院”,與此同時,作者也忘記了“她是在寫一群互稱為‘同志’的人群,忘記了她是在寫革命政黨的黨員”(68)燎熒:《“人……在艱苦中成長”——評丁玲同志的〈在醫院中〉》,袁良駿主編:《丁玲研究資料》,第277、278頁。?？峙逻@種“忘記”,正是丁玲對小說《在醫院中》諱莫如深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