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演進中的作用

崔 璨 崔明昆

自1988年費孝通先生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以來,學者們從不同的學科視角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展開了探討,但少有涉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與生態環境相互關系的討論。本文從環境史的視角,分析了生態環境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演進中的作用。

本文討論的生態環境主要指中國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早全新世(距今10000年)以來一直到明清時期周期性的降溫與升溫事件。這種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氣候變遷為民族文化的產生、交流與融合提供了外在條件,并最終使得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

一、多樣化的生態環境是中華民族多起源的基礎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國土幅員遼闊,中國成為世界上生態環境最復雜的國家。多樣化的生態環境,為中華民族的多起源以及后來的融合、發展創造了最基本的物質條件。

中華民族的“多元”不僅指中華民族由眾多的民族構成,也指中華民族是多起源的?？脊虐l現,從宏觀上來講,中華文明起源有多個中心,長江、黃河流域都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中國考古文化與神話傳說相互印證,揭示了遠古各部落集團的存在,從而成為認識中華民族多起源的科學基礎。(1)陳連開:《論中華文明起源及其早期發展的基本特點》,《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費孝通先生認為,將新石器時期各地不同文化區可以作為認識中華民族多元的起點,并將新石器時代劃分為七個區加以論述中華民族起源的多元性(2)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蘇秉琦先生則將這種多起源形象地比喻為“滿天星斗”(3)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118頁。。蘇秉琦先生的中華民族多起源“滿天星斗”說,納日碧力戈先生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該學說影響深遠,意義重大,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淵源的準確定位,是中國歷史“由多生一”“以一容多”的核心特質。(4)納日碧力戈、薩仁:《中華文化共同體的歷史演進與內在邏輯》,《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2期。與“滿天星斗”相對應,蘇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國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的分類,將中國考古學文化區系分為六個類型。(5)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40-98頁。

(一)農業起源與發展的生態環境基礎

文明的起源與農業的出現和發展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國無一不是以農業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有學者認為,原始農業在中華古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進程中有巨大的作用,中華文明的形成已有4000～5000年,在距今10000～5000年間則是這個文明形成的孕育期,其主要基礎就是農業的發生與發展。(6)俞偉超、張居中、王昌隧:《以原始農業為基礎的中華文明傳統的出現》,《農業考古》2001年第3期。因此,我們以中國幾個具有代表性考古文化區農業的起源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關系來說明中華民族起源的多元性。

考古學的證據表明,農業在距今10000年前后就在中華大地上出現,這與全球的古氣候學資料是相吻合的。研究表明,距今18000年末次盛冰期是地球經歷的最后一次盛冰期。末次盛冰期間氣候寒冷干燥,導致原始人類生存環境惡化,極大地局限了人類的活動空間。例如,在中國的北方,末次盛冰期前的遺址數量很多,14C年代數據的遺址就達30處,但到了末次盛冰期,文化遺址數量急劇減少,僅發現11處,這說明末次盛冰期的環境惡化對北方人類文化的影響具有普遍性。(7)吉篤學、陳發虎、R.L.Bettinger,等:《末次盛冰期環境惡化對北方舊石器文化的影響》,《人類學學報》2005年第4期。

末次盛冰期以后距今10000年全球氣候變暖,其中距今7000～4000年氣候達到了最溫暖濕潤的程度,故稱“氣候適宜期”(optimum climate)。就降水分布情況來看,在幾乎所有古老文明發祥的區域,距今8000～4000年間的氣候都是比較濕潤的,換言之,正是這種溫暖濕潤的氣候,為世界文明的誕生創造了優越的生態環境條件。(8)王會昌:《世界古典文明興衰與地理環境變遷》,《華中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5年第1期。作為中華文明基礎的原始農業也始于10000年前后的氣候變暖而鼎盛的“氣候適宜期”,從而開始了中華文明的燦爛歷程,著名的如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這一時期的各種文化類型。

考古學上屬于新石器時代的海岱地區(黃河下游地區)后李文化的濟南張馬屯遺址中發現了粟、黍這兩種中國北方傳統的作物,表明后李先民對粟類植物的開發利用至少可追溯至距今9000年左右。(9)吳文婉、靳桂云、王興華:《海岱地區后李文化的植物利用和栽培:來自濟南張馬屯遺址的證據》,《中國農史》2015年第2期。隨著“氣候適宜期”的到來,黃河流域發育成熟了分布地域廣、年代跨度長、類型多樣的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其分布以渭、汾、洛諸黃河支流域的中原地區為中心,北達長城沿線,南抵湖北西北部,東至河南東部,西達甘青接壤地區。(10)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脊刨Y料表明,距今6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半坡時期),種植的粟和黍兩種小米已成為人們重要食物來源,到距今5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期(廟底溝時期),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為代表的旱作農業生產成為仰韶文化的經濟主體,這標志著中國北方地區正式進入了以農耕生產為主導經濟的農業社會階段。(11)趙志軍:《中國農業起源研究的新思考和新發現》,《光明日報(理論版)》2019年8月5日,第14版。那么,仰韶文化產生和發展的生態背景是什么呢?

研究發現,如果將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時間序列與中國全新世氣溫升溫序列進行對照,它們有著明顯的對應關系。末次盛冰期結束后,中國氣溫進入溫暖期,并持續至距今6000年前后。伴隨著氣溫上升,降雨量也在上升,前仰韶文化(距今8000～7000年)已經形成一定規模,仰韶文化(從半坡時期至廟底溝時期)也在溫暖期達到鼎盛。當時中國北方的氣溫比今天至少高出2℃,降雨量也比現在高出許多。地處季風邊緣區的青海湖至達連海的年降水量在距今6000～5000年時期比如今高出約100毫米,當時中國的季風區面積比現代高出約11%,而降水較現代高出約19%。由此可見,仰韶文化不僅始于全新世的溫暖期,也鼎盛于全新世大暖期水熱組合的最佳期。(12)侯光良、許長軍、呂晨青,等:《中全新世仰韶文化擴張的環境背景》,《地理研究》2019年第2期。

如前所述,仰韶先民主要從事粟、黍種植業。粟、黍都是喜溫作物,其生長發育對溫度與降雨的要求較高,而仰韶分布區當時的年均溫在12℃、年降雨量在400毫米左右,正好能滿足粟、黍生長的水濕條件。另外,降水量小于400毫米的地區就沒有仰韶遺址的分布,因此,400毫米的等降水線也就成了仰韶文化分布的西界。造成溫暖期400毫米等降水線西移的原因是當時夏季風強勁,導致季風區范圍向大陸腹地推進,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向西北內陸延伸約200公里(13)侯光良、許長軍、呂晨青,等:《中全新世仰韶文化擴張的環境背景》,《地理研究》2019年第2期。,這也使得仰韶文化向西擴散至河西走廊地區和青藏高原東部邊緣地區。(14)董廣輝、張山佳、楊誼時,等:《中國北方新石器時代農業強化及對環境的影響》,《科學通報》2016年第26期。由此可見,仰韶文化的產生與傳播與古氣候的變遷密切相關。

與黃河流域一樣,長江流域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在長江下游地區浙江浦江縣上山遺址中也發現人類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證據。上山文化遺址群(距今10000～9000年)是迄今長江下游地區發現最早、分布最為集中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群。尤其重要的是,上山遺址的發現,填補了作為浙江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序列的源頭(15)徐怡婷、林舟、蔣樂平:《上山文化遺址分布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即上山文化(距今10000～9000年)—跨湖橋文化(距今8000年前后)—晚期新石器時代(相對于河姆渡文化時期,距今6500年前后)。上山遺址大量稻作遺存的發現,揭示距今10000年左右,上山先民就開始種植稻這一作物。(16)鄭云飛、蔣樂平:《上山遺址出土的古稻遺存及其意義》,《考古》2007年第9期;趙志軍:《新石器時代植物考古與農業起源研究(續)》,《中國農史》2020年第4期。另外,從中國最早的稻遺址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環遺址和上山遺址來看,這三處考古遺址出土的稻遺存年代都超過了10000年,說明長江中下游地區是世界上栽培稻及稻作農業最早的起源地。(17)趙志軍、蔣樂平:《浙江浦江上山遺址浮選出土植物遺存分析》,《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稻作起源于長江下游地區是有著其生態基礎的。首先,最早的稻作與全氣候變暖在時間上是一致的。隨著末次盛冰期的結束,全球氣溫上升,以及“氣候適宜期”的到來,為稻以及稻作農業的形成提供了大的氣候環境;其次,長江中下游地區江河縱橫,湖泊沼澤星羅棋布,水資源豐富,十分適合稻的生長發育;再則,長江中下游地區受季風氣候影響明顯,夏季降雨量豐沛,氣溫高,這種雨熱同季的氣候十分有利于植物的生長發育,但冬季低溫寒冷,不適宜植物的生長。這種氣候條件對于靠采集為生的先民們來說極易發生冬季食物短缺,而作為一年生的稻,可以有效地利用雨熱同季的時期完成其生長過程。因此,種植稻可以解決先民們渡過寒冷冬季所造成的食物短缺問題。河姆渡的稻作農業就是很好的例證,遺址中發現大量的稻谷堆積和大面積榫卯木干欄式建筑遺跡,表明河姆渡先民早在7000年前已經開始從事原始稻作農業生產和定居生活。(18)黃渭金:《河姆渡稻作農業剖析》,《農業考古》1998年第1期。

起源于距今10000年前后上山文化時期的稻作農業在經歷了5000年后,到良渚時期達到鼎盛。良渚文化(距今5200～4300年)是分布在環太湖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這也正好處在“氣候適宜期”的峰值期。良渚文化考古遺址數量眾多,反映了當時的人口大幅度增長,并建立了“良渚古城”以及相應的防洪大壩,說明當時社會經濟已經擺脫采集狩獵,實現了從采集狩獵向稻作農業轉型。(19)趙志軍:《中國農業起源研究的新思考和新發現》,《光明日報(理論版)》2019年8月5日,第14版。

起源于黃河流域的粟、黍旱作農業與起源于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在時間上幾乎是同步的,即距今10000～9000年,這一時間段正好是全新世末次盛冰期的結束,溫暖期的到來;這兩大農業到達鼎盛期也基本是同步的,即在北方黃河流域的旱作農業成熟于仰韶文化中期(廟底溝時期),在南方長江中下游地的稻作農業成熟于良渚文化時期,時間都在距今5500年前后。這一時間段也正好處在全新世“氣候適宜期”的中期。上述事實說明,作為文明基礎的農業,中國南北方農業的起源和發展不僅受制于大的生態環境條件——氣候的變遷,也與當地的小環境——氣溫與水濕條件密切相關。

(二)游牧業產生的生態環境基礎

關于游牧的起源有多種說法,如游獵說、人口壓力說、馴化說等,但學界一般認為游牧起源于農業,而氣候變遷是游牧起源的直接動因?？脊刨Y料表明,游牧起源于半干旱邊緣地帶的旱作農業。中國的旱作農業主要位于北方半干旱與干旱的過渡帶。按照王明珂先生的理解,這一過渡帶在中華文明的演進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即氣候變遷影響到生活在這一過渡帶上人們生計的變化——游牧的出現,并導致華夏邊緣的產生:華夏邊緣開始出現于夏商時期(20)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59頁。,形成于漢代時期(21)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落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頁。。

根據氣候變遷與游牧產生的時間關系,游牧應產生于“氣候適宜期”結束后的降溫期。古氣候的資料表明,距今4000年后,在中國的北部、西北部的干旱區以及東部季風區的大部分地區,由于降溫,其氣候特征顯示為偏干,氣溫普遍較低(22)彭亞君、孫千里、陳靜,等:《中國4.0ka BP前后氣候的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對史前文明變遷的影響》,《地質論評》2013年第2期。,導致粟、黍不能生長。在中國,游牧發生于北緯40°左右古長城一線北方旱作農業區與蒙古高原的過渡地帶。這一地帶有著相當于裴李崗—仰韶—龍山文化時期的定居農業群體。當氣候變得干燥寒冷,原有的旱作農業向南退縮,取而代之的是畜牧業。(23)喬曉勤:《關于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探討》,《內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1期。在氣候變遷的環境壓力下,生活在農業邊緣地帶的人們被迫做出抉擇——放棄農業,選擇遷徙,實現游牧。他們嘗試選擇不同的牲畜組合,不同季節的遷徙模式,以及以之相適應的輔助性生計方式,并為此發展出了特定的社會組織與價值體系——游牧業便如此形成。(24)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落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3-134頁。

二、氣候變遷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進程

從“滿天星斗”到中華民族一體格局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既是各個“星斗”適應環境變遷的過程,也是“星斗”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過程,并出現了文化之間的替代現象。例如,在環境的作用下,興盛于黃河中游的各種仰韶文化曾經向西傳播到黃河上游,而來自黃河下游的山東龍山文化則取代了仰韶文化的河南龍山文化?？脊艑W者在龍山文化前加上各個地方的名稱表示它們依然是從當地原有文化中生長出來的,說明了當時各族團間文化交流的過程,從多元之上增加了一體的格局。(25)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

(一)氣候變遷開啟了中華民族一體化進程

所謂氣候變遷開啟了中華民族一體化進程指的是距今4000年前后的降溫事件對新石器文化的影響以及隨后夏朝的建立。

距今4000年前后的降溫是一次全球性的事件,對人類文明影響巨大,因為這一事件發生的時期是人類文明演化的早期,人類應對自然生態環境災變的能力有限,況且這一降溫事件還具有降溫幅度大、持續時間長、影響范圍廣的特點。(26)吳文祥、劉東生:《4000aB.P.前后降溫事件與中華文明的誕生》,《第四紀研究》2001年第5期。研究表明,古埃及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古印度文明等衰落都與這一氣候事件相關聯。在中國,這次氣候變遷也是造成許多新石器文化迅速衰落的原因。

考古證據顯示,在“氣候適宜期”鼎盛起來的許多中國史前文明,在距今4000年前后大多數呈現衰落趨勢,如齊家文化(距今4300～3900年)、老虎山文化(距今4800～4300年)、龍山文化(距今4500～40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4600～4000年)和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都在這一時期開始走向衰落甚至消亡。齊家文化地處甘肅地區,早期旱作農業已具規模,后期不僅遺址規?？s小、數量減少,而且出現了較多的畜牧業活動。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內蒙古中部的岱海地區。黃河下游海岱地區的龍山文化晚期以及后來的岳石文化,其人口數量、遺址面積都大不如前。長江中游洞庭湖地區的石家河文化晚期,其大量遺址廢棄,顯示了文化的突然中斷。環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晚期出現了快速衰亡的現象,并與后續的馬橋文化(距今3800～3200年)之間形成了明顯的斷檔。(27)彭亞君、孫千里、陳靜,等:《中國4.0ka BP前后氣候的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對史前文明變遷的影響》,《地質論評》2013年第2期?？梢?在中國,這次降溫事件的影響范圍和所帶來的結果也是十分巨大的。影響范圍不僅涉及干旱地區,還包括東北、華北和南方等地區,影響的結果不僅導致許多新石器文化迅速衰落,更重要的是這次降溫事件恰恰促進和加速了以夏朝建立為標志的中華文明的誕生。(28)吳文祥、劉東生:《4000aB.P.前后降溫事件與中華文明的誕生》,《第四紀研究》2001年第5期。也就是說,正是這次氣候的突變,奠定了中華民族一體化格局的基礎。

夏朝建立的時間,暫以公元前2070年作為夏朝的始年(29)《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概要》,《文物》2000年第12期。,而這一時間節點正好與距今4000年前后的全球降溫事件相吻合。這一降溫事件在中國導致另一個十分重要的結果,即人口的遷徙。由于長時間的降溫,使得北方旱作農業消退,一部分半耕半牧的人群向西部的大陸腹地遷徙,最后演變為游牧業,而大部分的人口則遷徙到生態環境條件較好的中原一帶。研究表明,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遼西地區、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古文化發生了變遷并向南發展,說明燕遼地區先民發生了向南遷徙,同時期內蒙古海岱地區,甘青地區也發生了人口南遷或東遷的現象。(30)吳文祥、劉東生:《4000aB.P.前后降溫事件與中華文明的誕生》,《第四紀研究》2001年第5期。這一降溫事件所引發的人口大遷徙,不僅是中華大地上的第一次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之間的大接觸與大融合,也是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化過程的開端。那么,如何闡釋中華民族一體化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呢?學者們有許多不同的理論,如階級分化與階級斗爭說、洪水發生說、戰爭說等,如果從環境史角度來探討這一問題或許是一個有益的嘗試。

如前所述,距今4000年前后的降溫事件是引發人口遷徙的直接原因,這些遷徙的人口不僅有北方生態脆弱區的,也有中原北部西北部農業區的。大量的人口遷入,導致中原地區人地關系緊張。眾所周知,當人口數量接近土地的承載能力時,土地就成了一個限制性因素,影響到人們的生存。因此,為了爭奪土地,就必然引發不同人群或部落之間的競爭,最后觸發戰爭。而戰爭,尤其是大規模的戰爭,也必然引發社會的分層,促進中央集權的形成與強化。當然,如果人口的遷徙目的地,即中原是一個開放的環境,人口可以四處擴散,就不會造成土地資源緊張進而導致戰爭,但由于當時的降溫事件造成了中國“北旱南澇”的生態后果,其原因是突發的降溫事件使得東亞季風降雨帶南遷,形成了當時的一種“北旱南澇”的氣候大環境?！澳蠞场敝饕憩F在東南部地區,由于降雨量的增加,引發持續的洪澇災害,從而使黃河下游,如山東地區以及長江中下游地區都不再適合大規模人群住居,因而成為人們向東南方向進行大規模移民的直接因素。而中原地區由于獨特的生態環境條件,幾乎成了中國東南季風影響區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地區。在降溫事件發生期間,雖也會造成中原地區的旱作農業減產,但不會像北方的農業生態系統那樣發生崩潰,也不像南方的稻作生態系統受洪澇災害而大面積減產。再加上中原地區位于中國地勢的二級階梯和三級階梯之間的過渡帶,地勢相對較高,可以避免像東南部因地勢較低而遭受洪澇災害對農業的沖擊。(31)吳文祥、葛全勝:《氣候突變、人口增長、地理限制與夏朝的建立》,《中原文物》2014年第5期?？梢哉f,正是當時的降溫事件與中原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原地區不僅成了人們的逃避低溫的“避難所”和多元民族的大“熔爐”,同時也導致夏朝的建立,開啟了中華民族一體化進程。

(二)氣候變遷加速了中華民族一體化進程

夏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在其統治區內,容納了眾多的民族群體與部落,華夏民族正是在夏這一時期逐漸凝聚形成的。(32)尤中:《夏朝的建立和華夏民族的形成及與周邊民族群體的關系》,《思想戰線》1997年第2期。此后,中華民族一體化格局,即華夏民族與其他民族的融合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不斷地推進,其中的氣候因素仍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一些大的氣候事件,尤其是大的降溫事件對中華民族一體化進程的推動作用。夏朝以后中國歷史上大的降溫事件主要有4次,即西周寒冷期、東漢魏晉南北朝寒冷期、兩宋寒冷期和明清寒冷期。(33)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國科學》1973年第2期。在寒冷期過后氣溫回升,進入溫暖期。這種冷、暖交替的氣候變遷,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一體化的進程。

1.西周寒冷期及其影響

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為中國歷史上的西周時期。進入西周時期以后,氣候持續變得干旱寒冷,稱西周寒冷期。冰芯記錄、孢粉分析和同位素測定等科學研究都表明了西周時期降溫和干旱事件的發生。歷史文獻記載也表明,從周厲王、周宣王時期持續加劇的干旱氣候,到周幽王時進一步惡化,持續時間長達百余年,造成河水斷流、草木枯死。(34)王迪:《試析西周時期氣候變遷與豐京聚落布局演變的關系》,《三代考古》2018年第8期。干旱時期的到來,使得生活在隴山東西及以南地區的居民,即“寺洼人”由牧民逐漸轉變成以定居農業為主要特征、以畜養為輔助的“氐人”。隨著寒冷和干旱的加劇,一大批“氐人”向南遷徙,到四川西部直至云南東北地區尋找新的生存環境,這就是史學界經常談到的“氐羌南下”的歷史背景。除了“氐人”南遷外,西周時期,較大規模的人口遷徙事件是“盧戎”向東南的遷徙。盧戎是一支古老的部族,早期分布于西北地區。盧戎曾隨周武王伐商,在周初的大分封中,一部分盧戎遷往今山東,另一部分則滯留中原,主要生活于今河南西部的熊耳山、崤山一帶。到春秋時出現于漢水流域,究其遷徙的原因,仍為氣候變遷因素所致。在西周末期,周宣王、周幽王都曾致力于“南向移民”,說明當時氣候十分嚴酷。西周早期盧戎居住的崤山、熊耳山一帶,位于河洛之南沿,曾經是沃土良田之地。隨著氣候變得寒冷干旱,到了西周中晚期,曾經的沃土良田已成了荊棘叢生的荒涼之地。這樣一來,盧戎只有向南方溫暖濕潤的漢水流域遷徙。盧戎來到漢水流域,融入當地的土著居民“蠻人”之中,并相互影響,造成“戎”“蠻”不分的一體化格局。(35)楊銘、柳春鳴:《西周時期的氣候變化與民族遷徙》,《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2.東漢魏晉南北朝寒冷期及其影響

西漢中葉的氣候屬于溫暖期,但在東漢后期開始降溫,整個魏晉南北朝是個寒冷期。(36)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國科學》1973年第2期。寒冷干旱的氣候,使得北方各游牧民族長時間地向南遷徙。遷徙的人數之多,持續的時間之長,在中國歷史上都不多見。東漢時期,蒙古高原發生旱災,草原被毀,匈奴人畜死耗過半,一時間許多匈奴人南遷歸附東漢,稱南匈奴。西晉初期,北方匈奴和其他少數民族出現連續的南遷歸附浪潮,人數超30萬。除了歸附南遷移民外,還有武力入侵的,如鮮卑族拓跋氏入主中原建立起與南朝對峙的北魏政權。由于大量的人口從北方向內地遷徙所引發巨大的社會和心理壓力,也驅使大量邊民南遷,導致農、牧交錯帶消失,這也為南遷的北方游牧民從事畜牧業創造了條件,許多南遷的北方少數民族仍然以他們熟悉的畜牧業為生。東漢時期由于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北方各少數民族大遷徙,不僅使得中國北方民族分布發生重新組合,也帶來了新的生計方式——畜牧業的發展,尤其是大舉移民南下,最終為黃河流域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礎(37)樓嘉軍:《氣候演變與民族遷徙——東漢、魏晉時期北方少數民族內遷新探》,《歷史教學問題》1992年第4期。,加速了中華民族一體化格局的進程。

3.兩宋寒冷期及其影響

隋、唐朝時期中國的氣候進入溫暖期,并一直延續到10世紀后半葉,12世紀初期,天氣加劇變冷,1111年太湖全部結冰,冰面堅實可通車。(38)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國科學》1973年第2期。低溫造成北方草原枯死,牲畜大量死亡,威脅到游牧民族的生存,于是向南遷徙便成為他們求生的一種選擇。這種選擇有兩種方式:一是向南尋找適合于放牧的草場,以便繼續從事畜牧業;另外一種方式是通過戰爭,不斷侵蝕農耕民族的土地,甚至建立政權。例如,公元947年初在遼河西北流域以及遼河支流沙拉木倫河地區建立的遼國,隨著氣候逐漸寒冷干旱,不斷向南擴張到了河北、中原北部地區。女真人取代遼國建立金國后開始進攻宋朝,取華北、中原、長江中下游地區等大片土地。蒙古高原持續的低溫,尤其是在1230—1260年氣候突然變冷的過程中,蒙古地區生態環境再度惡化,使得遠征西歐的蒙古軍隊放棄原來的計劃,揮師東進,在滅金國后,繼續征戰,不僅滅了大理國、南宋,還招降了吐蕃,最終建立大一統的蒙元帝國。(39)王嘉川:《氣候變遷與中華文明》,《學術研究》2007年第12期。

在氣候激烈變冷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向南遷移的雙重壓力下,北方廣大地區的農耕民族也紛紛南下,遷往南方,躲避低溫,尋找適合于農耕的土地,導致中國人口和經濟重心的南移。(40)趙紅軍、尹伯成:《公元11世紀后的氣候變冷對宋以后經濟發展的動態影響》,《社會科學》2011年第12期。宋朝以后中國南方的經濟超過北方,說明在氣候寒冷期的條件下,南方的自然生態環境遠遠優于北方,可以承載更多的人口,這在客觀上加速了中華民族南北一體格局的形成。尤其是元朝的建立,結束了唐末以來國內的分裂狀態,實現了國家的重新統一,從而推動了中華民族從“多元”邁向“一體”的進程。

4.明清寒冷期及其影響

明清寒冷期又稱“明清小冰期”。小冰期是指16—19世紀全球性的降溫事件,也是距今最近的一次全球性氣候寒冷期,是至今研究歷史時期氣候與人類互動關系的重點時期,它曾對世界和中國的社會經濟產生重要影響。(41)王蘇民、劉健、周靜:《我國小冰期盛期的氣候環境》,《湖泊科學》2003年第4期。小冰期在全國范圍普遍出現低溫期,造成長江中下游地區江河湖泊以及東海沿海結冰,這是距今2000多年以來歷史文獻中記載最多和程度最嚴重的低溫現象。(42)滿志敏:《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55頁。

低溫干旱對中國北方的影響遠遠大于南方,尤其是對位于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區的影響最為明顯。隨著低溫和干旱時間的持續,以游牧業為主的女真族面臨寒冷和饑荒的災難。為了生存,女真族對明朝多次發動戰爭。明朝后期,低溫、干旱、洪災等自然災害頻繁發生,農業歉收,饑荒四起,農民起義不斷,加速了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建立。(43)肖杰、鄭國璋、郭政昇,等:《明清小冰期鼎盛期氣候變化及其社會響應》,《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8年第6期。隨著清廷在北京定都,大批滿人南遷,加上戰亂與嚴寒氣候導致華北平原人口又一次向南方遷移。小冰期使得南方人口首次多于北方人口,例如,1193年(南宋紹熙四年)北方人口占全國人口的63.52%,到1578年(明萬歷六年)下降為41.10%,1812年(清嘉慶十四年)下降為33.40%。(44)徐蕊:《明清時期中國大陸的氣候變化》,《首都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9年第6期。由此可見,清朝的建立與人口的大遷徙,實現了滿族與漢族以及其他少數的大融合,搭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大框架。

寒冷期過后氣溫回升,稱為溫暖期。一般來說,溫暖期社會較為安定,王朝也較為強大,例如兩漢溫暖期和隋唐溫暖期,其王朝的勢力范圍伸展到了中國的西域甚至中亞,這是因為如今干旱的西域在當時是溫暖的,去西域的道路是較為通暢的,中原、西域的人員交流與文化接觸較為頻繁。另外,溫暖的氣候,改善了中國西北地區的生態環境,也會使得人口向西轉移,例如漢朝,在年均氣候上升約2℃的情況下,中國西部地區可以承載更多人口,這已成為歷史的事實。(45)王錚:《歷史氣候變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地理學報》1996年第4期。這說明,溫暖期氣候促進了中華民族東部與西部的一體化格局。

三、走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歷史地理紐帶

中國幅員遼闊,生境和民族文化呈現多元的特征。以生態環境為依據,可以將中國劃分為青藏高原區、北方草原區、西北荒漠區、黃土高原區、云貴高原區、平原區、丘陵和低山區、海島區等區域,在這些區域分布著生計方式不同的眾多民族。這種多樣性的生態環境與民族,靠什么生態要素將他們連接為一個整體呢?這就是“走廊”?！?民族)走廊”是費孝通先生于1978年首次提出,并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斷加以完善而形成的概念,既是地理學意義上的,也是民族學意義上的學術概念。走廊的劃分既參照了走廊的自然因素,也結合走廊內的歷史、文化、社會和民族交流互動等因素,其最大的特點是將走廊視為一個流動的文化空間?！白呃取钡倪B接或橋梁作用,從歷史上來講,它是不同生態環境區域民族遷移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從地理景觀上來講,它是連接中華民族多元區域,使之形成一個整體,即一體格局的紐帶。從宏觀上來講,連接不同生態區域的通道或紐帶主要有三大走廊。

(一)高山峽谷中的藏彝走廊

藏彝走廊位于川、滇、藏三省區毗鄰地區,是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構成的高山峽谷區域,其主體為橫斷山脈地區。從地形地貌來講,藏彝走廊西起第一階梯的青藏高原向第二階梯的云南高原過渡,再向東傾斜到達低海拔的川西平原。從“紐帶”上來講,其西北連接西北走廊,東南連接南嶺走廊,東邊則與第二階梯及第三階梯相接觸。在藏彝走廊地區,居住著藏緬語族中的藏、彝、羌、傈僳、白、納西、普米、獨龍、怒、哈尼、景頗、拉祜族等民族。

作為南北走向的藏彝走廊,在民族交流與融合中的作用主要表現在該區域人口的南北向流動。例如,自北向南流動的有,距今6000～5500年開始,一直到唐朝以前的南遷氐羌人群,他們奠定了走廊中藏緬語民族的分布格局,以及13世紀初蒙古軍隊的南下,最后入主中原建立元朝;自南向北流動的如明、清時期納西族木氏土司向北擴張和彝族的向北遷徙,其結果是調整藏、彝的邊界,形成了走廊中“北藏南彝”的民族格局,以及明清至民國時期漢人的大量遷入。(46)石碩:《藏彝走廊歷史上的民族流動》,《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傊?作為一個南北向的民族走廊,藏彝走廊起到了連接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農耕民族之橋梁作用。

(二)高山荒漠綠洲中的西北走廊

西北走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西北走廊僅指“河西走廊”,廣義的除了河西走廊外還包括“隴西走廊”。河西走廊位于甘肅西北部,東起烏鞘嶺,西至敦煌,南接祁連山,北依馬鬃山等山脈,形成南北寬數十至百余公里,東西長約1000多公里的狹長地帶。隴西走廊與河西走廊呈丁字形,它是一個南、北向的線性通道,從祁連山南麓往南直達橫斷山區,地處甘肅、青海兩省的接壤地區。西北走廊位于大陸腹地,區域內干旱少雨,多為荒漠,其中不乏高山谷地,河流綠洲,表現出多樣性的生態景觀。西北走廊是中國多民族遷徙往來的重要通道,具有東來西往、南通北達的樞紐特點,其中東西走向的通道更為顯著,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就位于走廊內并向西邊延伸。因而西北走廊也是歷史上內地各民族與西北乃至中亞、西亞各民族之間進行溝通往來的通道。(47)秦永章:《試議“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圍和地理特點》,《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西北走廊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位于黃土、青藏、內蒙古三大高原接觸帶上),具有明顯的生態過渡帶的特點,又由于地域廣闊,生態環境多樣,使得西北走廊不僅成為歷史上農、牧民族遷徙往來的通道,也為眾多民族的生存發展提供了適宜的生態環境。今天,區域內居住的漢、藏、蒙、回、土、東鄉、撒拉、裕固、保安、哈薩克、滿族等民族就是歷史上民族交流融合及適應環境的結果。

(三)山水間的南嶺走廊

南嶺是指位于中原與華南之間呈東西走向的五座主要的山峰(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和大庾嶺)組成的天然屏障,其主要位于江西、湖南、廣西、廣東、貴州一帶。在這些山嶺之間存在著一些通道,這就是南嶺走廊。南嶺走廊是溝通中原與華南的橋梁,歷史上是華夏民族向南遷徙的重要通道。今天生活在南嶺走廊區域內的壯、布依、侗、水、仫佬、毛南、苗、瑤、畬族等民族就是南嶺走廊民族遷徙和融合的結果。另外,南嶺還是珠江水系和長江水系的分水嶺,珠江的大部分支流及長江的贛江和湘江兩大支流均發源于南嶺,故在該區域水系發達,為南北交通要道,并與環南中國海區域有機聯系成為一個整體。(48)麻國慶:《南嶺民族走廊的人類學定位及意義》,《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從這種意義上來講,南嶺走廊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的紐帶具有水、陸兩棲“通道”之功能。

四、結語

探討生態環境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關系,不是宣揚環境決定論,而是強調生態環境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演進過程中的基礎性作用。

在更新世早期全球氣候普遍變暖期的大背景下,中國北方和南方分別孕育了旱作農業和稻作農業,到了更新世中期的“氣候適宜期”,中華大地的史前文明達到了鼎盛,如仰韶文化中期的廟底溝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形成了“滿天星斗”似的多元性格局。距今4000年左右的全球降溫事件,造成了中國北旱南澇的生態景觀,使得北方農牧交錯帶的人口大量涌向中原一帶,而南方的洪澇阻止了人口的進一步南遷,使得中原地區的人口超過了土地的承載能力,造成饑荒,社會動蕩,引發不同部落之間的資源之爭,并最終促使夏朝的建立,這也開啟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的歷史進程。隨后的四次低溫時期,不僅引發農牧交錯帶的人口南遷,也使得北方的許多農耕民族紛紛南下,尋找適合于農耕的土地,并導致中國人口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尤其特別的是,有的低溫期還迫使北方游牧民族揮師東進南下(如蒙古族人和女真族人),建立新的王朝,這在客觀上搭建了中華民族一體化的格局。寒冷期過后的溫暖期,改善了中國西北地區的生態環境,使得人口向西轉移,促進了中華民族東部與西部的一體化格局。由此可見,氣候這一生態因素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遼闊的大地、多樣化的生態環境則為中華民族遭遇極端氣候提供了“避難所”。例如,當遇到極端的低溫氣候,北方人口可以南下到亞熱帶甚至熱帶地區尋找到適合于耕種的土地,這或許是中華文明可以延綿不斷的生態學原因,也是人類文明適應環境變遷的典范。作為自然生態環境的“走廊”,歷史上是不同生態環境區域之間民族遷移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地理景觀上則是連接中華民族廣袤區域的紐帶,使之形成一個整體,呈現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

誠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發展并綿延不斷,除了生態環境作為基礎性的因素外,文化因素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的“大一統”思想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得以延續的文化支柱。從與堯舜禹時代的“族邦聯盟”機制相適應的帶有“聯盟一體”色彩的“天下一統”觀念,到與夏商西周“復合制王朝國家”相適應的“大一統”觀念,再到后來與秦漢之后的郡縣制機制下中央集權的帝制國家形態相適應的“大一統”思想觀念,不僅構成了中華多元一體連續的階段性特征,而且在與國家形態結構的演進過程中,“大一統”思想一直發揮著國家統一的內在動力之作用。盡管從秦漢開始中國歷史經歷了從統一到分裂再到統一的歷史循環,但統一始終是中國歷史演進的總趨勢。(49)王震中:《“大一統”思想的由來與演進》,《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所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生態環境因素與文化因素的綜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