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合作的基礎、挑戰與路徑

巴殿君，呂博堯

（吉林大學 東北亞研究中心，吉林 長春 130012）

一、引言

數字經濟已成為打破全球既有競爭格局的新興力量[1]。自2017 年5 月，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提出“數字絲綢之路”概念以來，我國的數字經濟規模迅速擴大，不僅推動了國內經濟增長，還進一步加深了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合作。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2]。2023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宣布，將創建“絲路電商”合作先行區，擴大數字產品等市場準入[3]。在當前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下，各國加緊布局數字經濟領域，圍繞技術、資源、標準的競爭將日趨激烈[4]。推動與共建國家的數字經濟合作，有助于中國和這些國家共同應對數字經濟時代的挑戰，并實現互利共贏。

近年，我國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內積極與共建國家開展數字合作。2017年，與多個發展中國家共同發起《“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倡議》，明確合作原則和領域。2019 年，與沙特、土耳其等16個國家簽署共建“數字絲綢之路”的諒解備忘錄，聚焦于人力資源培養、技術轉移和規制建設合作。同年，我國還與塞爾維亞、捷克等12國共同制定“數字絲綢之路”建設方案。截至2022 年底，中國已與17個國家簽署“數字絲綢之路”合作諒解備忘錄，與30個國家簽署電子商務合作諒解備忘錄，以及與18個國家和地區簽署《關于加強數字經濟領域投資合作的諒解備忘錄》[5]，這標志著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數字經濟合作日益密切。

與此同時，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數字經濟綜合實力取得了顯著的提高，這一進步在它們的工業和信息化發展指數中得到了清晰的反映，共建國家指標得分在100分以上的優越型國家數量以及得分在70分到100分的穩健型國家數量大幅度提升，得分在70 分以下的潛力型國家與薄弱型國家數量大幅減少。優越型國家數量從2015 年的少數極個別提升到2022年的16個，分布在中東歐、西亞和東南亞地區。從整體指標分數的構成上來看，幾乎所有共建國家的指數都存在著較大幅度或一定程度的增長，整體從“優越”到“薄弱”四個等級的國家數量呈由多到少的狀態分布（見表1）。這也表明在“數字絲綢之路”的背景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數字經濟綜合實力不斷提高。

鑒于此，本研究深入探討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數字經濟合作的基礎、面臨的現實挑戰及發展路徑，旨在為中國與共建國家在數字經濟領域的深入合作提供經驗、促進共同發展，對于理解全球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及其對國際合作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數字經濟合作的基礎

當前全球正經歷第四次工業革命，多項新興技術的成熟和發展，改變了全球的生產、消費和生活方式，成為全球產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推動力。特別是在金融支付領域，移動支付技術的廣泛應用顯著提升了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數字經濟活力[6]。這一趨勢不僅降低了跨境交易成本，還提高了資金流動性，促使金融機構和企業通過創新金融服務更積極地參與國際支付市場，為共建各國的數字經濟合作提供了新機遇。

（一）中國為數字經濟合作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隨著數字化轉型和產業融合的不斷深入，我國數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數字技術水平位居世界前列，電子商務和數字服務貿易繁榮發展，為同共建國家的數字經濟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撐。我國擁有龐大且迅速擴大的數字經濟規模，根據工信部的數據，我國數字經濟的規模已從2017年的27.2萬億元提升至2022 年的50.2 萬億元，總量達到世界第二，數字經濟所占GDP 的比重也從32.9%提高至41.5%，在經濟中的重要性愈發凸顯。此外，中經網統計數據庫顯示，截至2022年底，我國擁有18.45億戶移動物聯網終端用戶，移動電話普及率為119.2部/百人，是名副其實的互聯網大國，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新引擎[7]。

在數字技術上我國也處于國際領先地位，數字技術向多個產業快速滲透融合，據國家網信辦發布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 年）》，我國的衛星定位、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5G、操作系統、量子信息、云計算等數字技術都處于世界前列，5G、人工智能和區塊鏈技術的專利申請數全球領先[8]，表明我國擁有強大的數字技術應用和制造能力，數字經濟所涵蓋的信息技術、互聯網應用等領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了顯著影響[9]。

（二）數字經濟合作推動共建國家構建發展新格局

數字基礎設施是引領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動力，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共建國家的數字基礎設施得到顯著加強?；ヂ摼W應用得到普及，信息通信技術的使用率顯著提升。在非洲，電力電信設施建設不斷完善，移動通信網絡發展初見成效，伴隨著信息技術的完善，智能手機市場快速發展，移動電話普及率顯著提高，移動支付領域日趨活躍。東盟國家的互聯網覆蓋率整體相對較高，我國在電信領域與東盟簽訂了系列互聯互通協議[10]，進一步加強了雙方在電信領域的合作。該地區移動電話的普及率較高，移動電話已成為許多用戶接入互聯網和數字服務的主要方式。部分國家在與我國的合作中建立了成熟的數字支付體系和數字處理樞紐，推動了地區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中東歐國家大多已具備較為完善的網絡基礎設施，在疫情后期這些國家進一步加大了對數字基礎設施的投資，擴大互聯網覆蓋范圍，降低網絡使用成本，并進行網絡提速和升級，諸如俄羅斯等國在5G建設上與我國企業積極進行合作。在中亞和西亞地區，數字化跨境信息通道正在構建，互聯網用戶數量持續增加[11]，5G 移動網絡的建設逐步取得進展，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夯實。近年中國對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持續加大，推動互聯網和數字化應用的廣泛普及。

隨著數字經濟重要性的不斷提高，共建國家正日益加大對數字經濟產業的政策支持力度，積極制定和實施戰略性計劃以促進數字化轉型及其可持續發展。如沙特阿拉伯發布的“2030 愿景”計劃聚焦于數字化產業轉型，旨在通過技術融合和法律架構推進數字化進程[12]。中東歐國家也采取了類似措施，如保加利亞的“數字化轉型”項目和匈牙利的“數字匈牙利”戰略。此外，非洲聯盟發布的《2063年議程》描繪了對非洲數字經濟發展的宏偉遠景，2019年肯尼亞總統在非洲轉型峰會上提出的“非洲數字經濟藍圖”進一步強調了推動非洲大陸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性[13]。在中亞，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近年也通過了數字化發展的國家綱要和計劃。東盟國家通過發布《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和《東盟數字總體規劃2025》等戰略性文件，推動區域數字產業轉型。我國《“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和《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不僅明確了國內數字經濟的發展方向，也為加強國際數字合作奠定了基礎，構建了投資開放的新格局。

（三）數字經濟合作推動共建國家經濟大循環

數字化技術的快速發展也催生了遠程服務行業的蓬勃增長，物聯網技術使互聯網突破虛擬空間，聯結越來越多的實物設備[14]，促進新消費業態的增長。遠程醫療服務的興起，為醫療行業的國際化提供了新途徑，而遠程教育和培訓的快速擴張則促進了知識的跨國傳播和全球教育體系的發展。同時，人工智能技術的創新正推動自動化和生產效率的顯著提升，減少人為錯誤，降低成本。如人工智能模型和自動化生產線等智能技術已成為許多產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工智能的發展使得數據收集、分析和應用更加高效，從而有助于制定更加理性和全面的策略。

我國數字服務貿易蓬勃發展，跨境電子商務市場繁榮。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數字貿易發展與合作報告2023》數據，2022 年我國數字服務進出口總額為3710.8億美元，數字服務占總服務進出口比重為41.7%，2022 年數字服務出口為2089.1億美元，數字服務出口的國際市場占有率為5.1%。另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2017—2022年我國跨境電商市場規模始終在快速擴大，2022年我國跨境電商市場規模達15.7萬億元，其中與共建國家的跨境電商交易額也保持了20%的年增長速度，截至2023年1月海關總署發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42.07 萬億元人民幣，我國國內的網上零售總額為13.79萬億元?？缇畴娚掏ㄟ^推動內需與產業間的互動，實現了內需與國際經濟循環互動[15]，為數字經濟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提升數字經濟服務環境方面，特別是效率和數字監管領域，已取得顯著成效。中東歐國家近年加強了數字監管體系建設，加速政府服務的數字化轉型。如愛沙尼亞加強了對虛擬貨幣和眾籌項目的監管，而羅馬尼亞計劃設立網絡警察單位，規范互聯網管理。此外，多數中東歐國家采用數字化政府服務來簡化行政程序。在西亞地區，阿聯酋、沙特等國正積極推進政務數字化，以提高政府服務效率。中亞國家如哈薩克斯坦正通過改進簽證制度吸引投資，并利用穩定的能源產品出口獲取外匯，以支持國家數字經濟建設。非洲在2019 年以前普遍存在貿易壁壘和外匯管制，但隨著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市場環境得到改善，非洲經濟一體化加速，從而大力促進了數字產業發展[16]。在網絡安全和數據保護方面，南非、肯尼亞、烏干達等國已出臺一系列法案，有效打擊網絡犯罪。東盟發布了《東盟跨境數據流動合同范本》等數據監管文件，規范數據跨境流動，區域層面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初步構建[17]。我國政府推動了數字化政府建設，包括電子政務服務、數字身份認證和大數據分析，旨在提升政府效能和服務質量。

三、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數字經濟合作面臨的挑戰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共建國家的數字經濟得到全面發展，但也存在顯著不均衡問題。受地理位置、人口規模、經濟基礎等因素的影響，數字發展機會不平等[18]。國家間數字技術應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分化傾向，一些地區尤其是欠發達地區仍存在“數字鴻溝”。例如，在東南亞，新加坡的數字經濟發展全面且水平較高，然而其他一些東南亞國家缺乏完善的數字金融體系，這限制了數字產業的跨境發展。在中東歐地區，波羅的海沿岸國家數字經濟發展較快，而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內陸國則發展相對滯后，專業數字人才短缺和研發投資不足是該地區面臨的主要挑戰。中亞部分國家的數字經濟受限于互聯網使用成本和人才匱乏。西亞地區受戰爭影響的國家，如敘利亞、阿富汗，數字經濟發展緩慢。非洲地區部分國家的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滯后，數字人才不足，法律監管不完善，以及數字技術與生產制造的脫節，都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障礙。不同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導致合作重點不一致：數字經濟發展較快的國家和地區關注數字規則、治理、安全以及全球市場拓展；而發展較慢的國家和地區則尋求技術和資金支持，加速數字化轉型，提高競爭力。這種焦點差異制約了共建國家數字經濟合作的效率、深度和廣度。此外，一些傳統生育觀念較重的發展中國家面臨著人口快速增長的壓力，這加劇了數字經濟發展的不均衡[19]，給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數字經濟合作帶來風險與挑戰。

（一）數字經濟合作面臨安全治理滯后的風險

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網絡安全面臨風險挑戰。隨著數字合作的擴展和互聯網普及率的提高，數據傳輸量激增，數據安全和社會發展之間逐漸失去平衡，合作涉及的數據不僅包括商業信息，還包括國家安全機密，這使得數據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和國家安全的核心組成部分，因此，信息安全的標準也變得更為嚴格。然而，在當前復雜的國際環境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數字監管方面存在不足，面臨的數據安全威脅日益嚴峻。網絡詐騙、非法數據交易、網絡恐怖主義、黑客攻擊和數據篡改等安全威脅頻繁出現，數據跨境傳輸的泄露風險不斷增加。此外，一些國家的數據監控行為也構成對其他國家主權的侵犯，加重了數據安全問題，數字風險正從個人信息泄露向國家主權安全升級躍遷[20]。網絡安全挑戰增加了數字經濟合作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對網絡數據安全的擔憂可能減少國家間的數字技術依賴，影響雙方數字合作的共識[21]。

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數字治理體系發展滯后。盡管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數字經濟領域簽署了多項協議，取得了一定共識，但目前這些國家在數字治理規則和機制的建設方面仍顯滯后，存在治理理念沖突、制度體系薄弱、運行機制缺失、方法手段單一等諸多短板[22]。首先，就數字治理模式而言，“一帶一路”涵蓋的眾多區域和國家，擁有大量的產業和企業，各國在數字技術上存在差距，難以形成統一的數字標準，也缺乏統一的數字治理機構，同時有效的數字安全合作共享機制的缺乏，不同國家數據本地化的差異，導致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的要求之間產生沖突，使得數字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受到限制。其次，就國際協作機制而言，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數字治理主要基于互信和共識的零散雙邊和區域協議，缺乏強制性的數字規則和治理機制。部分共建國家面臨宗教沖突、恐怖主義等問題，政權更迭頻繁，導致政策連續性不足，難以構建穩定的數字規則。再次，就數字法律法規而言，諸如數據跨境流動與數據隱私保護等重要議題缺乏統一的法律和規定，現有的數字規則無法滿足新興問題的需求，導致國家間和企業間的無序競爭，給進一步的合作帶來挑戰。由于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政治、文化、規則制度等方面存在差異，提出的數字治理方案存在沖突，導致規則之間相互競爭而非推動合作。這種狀況導致數字治理出現碎片化和分裂化的趨勢[23]，給建立有效的數字規則帶來了挑戰。

（二）數字經濟合作面臨西方打壓與輿論的壓力

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局勢下，“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數字經濟合作正面臨多重外部挑戰。首先，全球經濟的疲軟和大宗商品價格的波動增加了產業遷移和全球價值鏈的不確定性。隨著美元加息周期的結束，世界各國經濟普遍面臨衰退，這導致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經歷經濟波動，政府債務水平上升，償付能力下降。其次，共建地區的地緣政治風險也在加劇。巴以沖突、俄烏沖突等，都增加了共建國家的地緣政治風險。此外，自然災害也是共建“一帶一路”地區面臨的一個重要風險因素。再次，西方國家在數字領域對“一帶一路”倡議進行打壓?！?021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歐洲新工業戰略》及其他相關法案和機制，旨在通過資本和人才吸引等方式鞏固自身的數字技術優勢，并通過排他性合作限制中國的數字市場進入[24]。歐盟利用《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推行數字保護主義，設立數字壁壘，限制跨境數據流動，以數據本地化和數據隱私為由進行處罰，阻礙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合作。美國則通過限制中國科技企業發展等手段，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打壓，阻礙數字經濟合作和數字技術傳播，不僅如此，美國還通過國際聯盟等策略破壞“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合作的外部環境，包括糾集30 余國發布“布拉格提案”，對中國5G技術進行封鎖。這些外部壓力共同影響了共建國家數字經濟合作的穩定性和積極性。

受“中國威脅論”的影響，部分西方國家對我國與共建國家的數字合作存在偏見，并將其視作對現有國際機構的威脅、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回應以及打破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皞鶆障葳濉薄靶轮趁裰髁x”“意識形態滲透”“勢力擴張”“輸出過剩產能增加他國債務風險”等污名化和過度政治化的描述在個別媒體的報道中屢見不鮮，導致我國在數字經濟合作上出現國際傳播的話語權危機，部分共建發展中國家被殖民的經歷也對民眾產生了誤導[25]，惡化合作環境，影響共建國家合作的積極性，并帶來了不確定性和風險。中美在數字領域的競爭同樣使部分共建國家采取大國平衡戰略，諸如新加坡、越南等東盟國家在將中國視作數字經濟合作伙伴的同時，受西方國家在宣傳上的誤導和脅迫，對倡議和自身安全存在顧慮，在合作上有所保留。除此之外，我國數字規則制定的話語權仍需加強。為了搶先獲得數字規則制定的主導權，美國以數字規則為重點同印太國家進行談判，削弱中國在規則制定方面的話語權[26]，不利于我國同共建國家的進一步數字經濟合作。

（三）數字經濟合作被金融服務與創新牽絆

為了使我國與共建國家的數字經濟合作長期穩定可持續，完善的金融支持不可或缺，但是當前在共建“一帶一路”的發展中國家中還普遍存在著金融服務不完善的問題，經濟風險逐步涌現，導致共建國家縱向無法聯動，橫向難成合力[27]。在共建非洲和東南亞的部分地區，銀行網點數量缺乏且業務門檻高，缺少信用卡業務，面向人群有限，銀行賬戶的滲透率還有待提高。此外，由于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數字技術匱乏，社會征信制度發展也明顯滯后，進而導致社會信用文化缺失，相關的金融法律和規定以及財會準則的制定也不健全。另外，當前我國與共建國家的數字經濟合作資金來源相對單一，多以我國單方面的投資為主，數額相對有限，未來面臨較大的資金缺口。共建國家間的數字金融合作方式相對單一，主要集中于貿易結算方面，且部分支付方式也相對傳統。金融支持的不完善使跨境數字貿易的效率受到影響，也使我國同共建國家的數字經濟合作面臨風險。

除了金融支持的不完善外，當前“一帶一路”部分共建國家的數字理論研究和數字創新也相對滯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加速融合發展催生出大量新產業、新業態[28]，可借鑒的實踐經驗相對較少，面臨相關理論支撐不足的問題。同樣，相關數字理論的研究進度相對于數字新興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數字與社會的深度融合也顯得滯后，對于數字經濟量化理論研究與測量、數字經濟內涵與范圍界定、全球數字治理的對策、人工智能的倫理與立法、數字創新和數字壟斷的界限以及數字經濟對于社會宏觀和微觀的影響等一系列問題都缺乏明確的標準，難以有效指導新發展階段下經濟高質量發展實踐[29]，不利于數字合作的進一步深化。另外，由于我國的數字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尚未完善，數字創新的積極性也受到影響，其數字創新主要圍繞客戶需求，在基礎層面的創新缺乏，數字文化產品的競爭力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四、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提升數字經濟合作的路徑

為了破解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并促進更深層次的數字經濟合作，必須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推動各國間的協調發展。

（一）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的數字技術發展

加強對數字發展滯后國家的支持，擴大數字基礎設施的覆蓋范圍，將共建國家人口數量轉化為人口優勢，有效彌合“數字鴻溝”。利用國際合作基金向數字發展滯后國家提供低息資助，縮小數字基礎設施差距；建立數字技術共享機制，加強共建國家間數字企業的先進技術整合共享，構建產學研結合的信息共享平臺；鼓勵共建相對滯后的地區建立數字產業園區，形成產業集群，加快產業與數字經濟的融合，實現規模效應和國際合作的協同發展；推廣金磚國家的合作模式，有效縮小數字經濟鴻溝，實現共建國家間數字經濟的協調發展；簽署區域合作協議，促進政策協調，為共建國家提供更多合作機會，加強數字經濟發展的互聯互通，推動數字經濟在區域范圍內的協調發展。

（二）構建“一帶一路”數字安全機制

在數字化和信息化設施普及的背景下，數字安全成為共建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為確保數字合作的深度和安全性，構建一個全面的數字安全保障體系至關重要。加強打擊跨境網絡犯罪的合作，建立有效的打擊網絡犯罪機制，需要在共建國家之間建立多邊司法合作，共同打擊此類犯罪活動，建立“一帶一路”數字經濟網絡安全防護規則，防范網絡攻擊并為數據安全提供法律保護[30]；建立共建國家網絡安全合作對話機制，定期召開會議以強化雙邊或多邊溝通和交流，優化政府運行方式，并拓展技術與法律合作；強化網絡安全防護技術，推動信息技術安全產業的發展，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識別潛在的攻擊行為，推廣安全通信基礎設施，并擴大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數據保護的范圍和力度。

（三）加強核心數字技術的自主研發

面對共建國家數字經濟合作所面臨的挑戰，中國需采取策略，既強化自身數字經濟的發展，又妥善處理與美國的關系。中國需要加強核心數字技術的自主研發和戰略布局，構建“卡脖子”技術攻關機制，加強數字領域龍頭企業的培養，解決部分核心技術和關鍵零部件長期受人掣肘的困境[31]；提升融資風險規避掌控能力，建立投資及債務風險評估機制，出臺對“一帶一路”有關企業的幫扶政策，為企業提供相應法律援助；警惕美國在印太地區數字領域的霸權策略，著眼于代表發展中國家群體利益，反映其訴求，并深入與“一帶一路”廣大共建發展中國家群體進行合作，構建更緊密的合作機制[32]。

（四）構建“一帶一路”數字治理體系

數字治理的完善成為數字經濟時代推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的基石[33]，為提升共建國家數字經濟合作的效率，需積極構建一個多層次的數字治理體系。建立專門的糾紛處理機構，如設立數字糾紛仲裁機制，為數字經濟合作中的糾紛提供權威解決方案。同時，構建數字產業治理聯盟，推動數字經濟監管水平的提升，積極參與國際數字規則制定。在提升我國在數字規則議程制定能力的同時，形成一套完整的跨境數據流動規則和計劃，通過多方協商制定公正、透明、一致和高效的數字規則；統一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數字技術標準，為數據開放共享提供基礎保障[34]；加強與國際組織如APEC、G20 等多邊機構的合作，進行政策溝通協調，構建有效的數字合作機制。

（五）提升數字規則話語權影響力

要加強國際數字規則話語權建設，提升我國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軟影響力。積極利用新媒體宣傳“一帶一路”的成就和貢獻，澄清對于安全倡議內涵了解不夠深入的誤解[35]；利用RCEP、世界互聯網大會等多邊平臺，同共建國家建立對話機制，同時鼓勵民間交流，深化同共建國家的民意基礎；增強制定數字規則的話語權；積極參與《數字貿易協定》，爭取更多的國際話語權，打破美國“數字霸權”的封鎖[36]；大力宣傳我國維護共建國家的數字領域主權、安全和發展權益以及我國的數字理念，為增強我國在共建“一帶一路”數字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提供基礎。

（六）加強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人才培育

通過組織培訓和交流項目，推動人才流動和合作，吸引優秀的數字經濟人才到共建國家就業和創業，促進更廣泛更均衡的數字發展[37]；增強金融科技在合作中的應用。實時掌握跨境電子商務信息，以大數據分析共建國家的數字市場情況，及時評估宏觀經濟發展；推動大數據和區塊鏈等新興技術的推廣，幫助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塑造社會征信體系，使其盡快融入數字金融合作體系；完善數字支付功能。開發多種支付方式，滿足多樣化的用戶需求，提升支付的便捷性和智能化水平，做好數字支付的普及推廣；擴大共建國家的數字企業準入，暢通融資渠道。構建雙向投資平臺有效化解投資債務風險[38]；加強數字領域合作辦學與校企合作，加強對數字理論人才的挖掘，為人才創造積極開放的環境；完善數字知識產權保護，制定更加明確完善的法規，保護創新者的積極性，同時為數字創新提供獎勵，扶持數字創新項目，推動數字創新的交流與合作。

五、結語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使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數字經濟合作逐漸密切，基于金融支付、遠程服務、人工智能等領域的新興技術革命，共建國家正在經歷產業數字化轉型，有鑒于此，共建國家紛紛制定戰略性計劃并提供政策支持，積極推動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加強共建各國數字基礎設施投資并優化數字環境。我國數字經濟也在蓬勃發展，為進一步進行數字經濟合作提供了堅實基礎。共建國家數字經濟合作仍面臨一些挑戰。數字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性、網絡安全風險、外部壓力、數字治理體系的滯后、數字理論及創新缺乏、金融支持不完善、戰略互信水平還需提高等問題制約了合作的深入發展。

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數字經濟合作，要因地制宜推動數字經濟協調發展，加大對數字發展滯后國家的支持，建立數字技術共享機制，鼓勵建立數字產業園區，借鑒金磚國家經驗，加強人才交流，簽署區域合作協議。構建數字安全保障體系，加強打擊跨境網絡犯罪合作，建立網絡安全防護規則，構建網絡安全合作對話機制，推動信息技術安全產業的發展。謀求與共建國家的協調發展，加強核心數字技術的研發和戰略布局，推動中美務實合作和交流，積極宣傳“一帶一路”的成就和貢獻。發展多層次的數字治理體系，統一數字技術標準，引領數字經濟新規則的發展，完善數字治理機制，建立共建國家間的數字治理共同體，建立多邊協調合作機制。利用新媒體宣傳數字合作，構建多邊溝通平臺，增強戰略互信，推動解決地緣沖突并提升我國在數字規則議程上的話語權。增強金融科技應用，建設社會信用體系，完善數字支付功能，豐富金融支持來源，培養數字理論人才，完善知識產權，鼓勵數字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