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散文的文學性追求

張占杰

（石家莊學院文學與歷史學院，河北石家莊 050035）

一個文本，不管是什么文體，只要進入公共空間，以審美的方式愉悅讀者，它就具備了文學的品質，其中的元素就構成了文本的“文學性”。五四以來，“美文”（essay）作為一種散文文體進入中國，開始顛覆傳統以語言形式界定這一文體的認知，使其在內容、形式上都有了質的規定性，并在不斷發展中，形成了“文學散文”，成為與小說、詩歌、戲劇等并列的文學文體。隨著現代新聞媒體的產生、壯大，某些新聞文體也會采用一些“文學手法”，以增文采、吸引讀者，評論者就此將其納入散文。與此同時，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應用文體也像新聞文體一樣，以同樣的方式進入“散文”。這些散文就是文學散文之外的應用散文。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小說、詩歌、戲劇等其他文學文體的文學性元素與“文學散文”有著很大的不同，如文學散文強調作者表現事實、思想、情感的個人性，而在其他文學文體中，這種個人性并不是完全必要的，而像小說、戲劇等文體的“虛構性”元素則是文學散文絕對禁止的；而文學散文與應用散文在文學性元素上也不盡相同，如文學散文對詩意的追求，在應用散文中未必存在。也就是說，在文學性上，散文和其他文學文體有著很大的不同，文學散文與應用散文之間也無法統一，文學散文與應用散文能否用“散文”整合，并建立統一的審美規范，也是需要努力的。一方面這顯示著文學文體文學性的多元理解，另一方面也為散文確立自己的文學性提供了空間，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作家、理論家去研究、探索，以使散文健康生存、繁榮發展。孫犁正是這樣一位散文作家和散文評論家。不同時期文體的形態、內容有所側重，評論的重點也不盡相同，但他的思考與時代散文思潮的互動、寫作實踐與自身理論的互動，是他長達60 年散文活動的基本特點。孫犁終其一生的散文理論和實踐活動都聚焦于散文的“文學性”問題。探索散文文學性的獨特元素以及實現文學性的路徑，對認識現當代散文的發展富有啟發意義，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

一、應用散文的文學性追求

在北平工作時，孫犁開始了他的散文寫作。目前發現的有三篇，《故都舊書攤巡禮》《北平的地臺戲》和書評《現代書局圖書總目》①《故都舊書攤巡禮》，1934 年10 月25 日、26 日《大公報》第13 版；《現代書局圖書總目》，1934 年6 月6 日《大公報·本市附刊》（天津）。兩文未收入《孫犁全集》，屬于佚文。?？箲鸫蚱屏嗽械纳钪刃?，救亡成為時代的主題，孫犁的文學生活也隨之發生變化。1938—1956 年，他的散文是為“抗戰”而作，為“土改”而作，為“新中國建設”而作，使用的文體主要是報告文學、人物特寫、速寫、通訊、廣告詞、編后記、啟事、序跋、書信等。1956—1976 年，孫犁的應用散文寫作以書衣文錄、書信為主，還有少量的序跋、雜談。1976 年后，除文學散文外，其應用散文種類更加繁多，并在理論上多有探索，至1995 年封筆時，涉及的文體包括書衣文錄、書信、生平紀年、序跋、編后記、編輯說明、啟事、題詞、祝詞、游記等。60 年間，孫犁使用的應用文體，粗算起來近20 種，這在現代作家中是比較罕見的。

應用散文，首先要滿足日常生活、工作的需求，這就決定了它的格式、語言的規范性和內容的規定性。這在孫犁的應用文體中都是嚴格遵守的，無須贅言。孫犁尤其注重內容的真實性，將其作為應用散文的立身之本。

在孫犁的早期作品中，文藝通訊在其應用文體中占有重要位置。解放區文學時期，文藝通訊是通訊、速寫、特寫、訪問記、印象記、報告文學等形式的總稱，與我們現在的概念有所差異。[1]11盡管這些文體中有許多曾經被劃歸到文學散文的行列，但孫犁著眼于其實用性，將它定位為應用散文，他說：“戰爭年代的通訊，可以說是馬上打天下的通訊。是戰斗的，真實的，樸素的，可以取信于當世，并可傳之子孫的”，因為他們的“通訊報道，都是與群眾的戰斗和生產、生活和感情息息相關的，都是真實誠摯的，都是為戰爭服務的”，“新聞也好，通訊也好，特寫也好，都不存在什么虛構的問題，其中更沒有謊言”，“其真實性、可靠性是第一義的，是不允許想當然的”。[2]325-327這里，孫犁已經明確了它們的文體規范，以“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的方式追求報道的準確性，像《冬天，戰斗的外圍——這是我們報告于世界的……》《游擊區生活一星期》等，而像《農村速寫》《津門小集》等集中的速寫，都是他實際采訪所得，有觀察、有對話、有感觸，體現了新聞的時效性、真實性。孫犁也以這種方式直面現實，體驗生活，搜集、提煉寫作素材，為其小說寫作做準備。在為抗戰服務的前提下，堅持“真實性“原則有時也是不容易的。當年劉敏寫的《孫犁同志在寫作上犯“客里空”的具體事實》的批評文章中，點到了《新安游記》和《一別十年同口鎮》，文中一句“進步富農陳喬同志家（是一抗屬），把地賣了一部分，改為工商業，自制牌號，生活富裕，可以慰告在遠方的戰友”，便被認為是“代表了地主富農的思想和立場”“苦害雇貧農的罪惡作品”。[3]孫犁對此一直耿耿于懷，原因在于，劉敏是用現在的政策衡量過去政策下的敘事，這顯然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因此，孫犁以新聞的真實性為由拒絕了劉敏的批評。

真實是基礎，但真誠而有個性的表達也是不容忽視的，它構成了孫犁應用散文文學性的主要內容。

文藝通訊不能虛構，但不妨礙使用多種藝術手段為其增添審美趣味。孫犁善于將生活、戰斗的片段組合在一起，以鮮活的細節從不同側面展示抗日軍民艱苦的斗爭歷程和高昂的戰斗情緒。他還經常使用“意象”，如《齊滿花》中那棵標志著道德水準高低的小香椿樹、《香菊的母親》中那條“勝利果實”的紅漆小凳等，使這些文藝通訊產生了靈動飛舞的“神氣”。孫犁還以自己獨到的眼光，在紛繁的生活中選擇最具有時代氣息的普通人，即使是英雄、模范，也不“主觀地求大求全求高”[1]473，而是在日常生活瑣事中，寫他們在歷史轉換時代的心路歷程，其鮮活的人物性格和濃郁的歷史感，讓人們再讀《農村速寫》《津門小集》等速寫作品時，依然感覺新鮮。與其小說作品含蓄的語言風格不同的是，孫犁在這些通訊作品中語言奔放，在濃烈的抒情中為作品憑添了一股陽剛之美。

在孫犁的日常應用文體中，字里行間都有著撲面而來的真誠氣息。孫犁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做編輯，解放前曾經獨自編過晉察冀通訊社的《文藝通訊》、《晉察冀日報》副刊《鼓》、文學雜志《山》、文化雜志《平原雜志》，解放后編《天津日報·文藝周刊》，本著像“對待遠方兄弟的來信”[5]23的態度處理稿件，寫了數量可觀的發刊詞、編后記、稿約、給作者的信，甚至廣告詞。過去在日常生活中與他打交道的多是文化水平較低的普通讀者和業余作者，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和文學素養成為孫犁工作的重心，這就決定了他親切和藹、深入淺出的寫作風格。他的“編后記”延續了五四以來的辦刊傳統，或長或短，介紹雜志內容、推介作品、提出辦刊想法、征求讀者意見，與讀者作傾心之談，輕松活潑，言語懇切。他的很多評論文章都是由在業余作者培訓班上的講稿改寫而成，保留著講話的口氣，鮮活而生動。解放后的孫犁一直在《天津日報》文藝副刊當編輯，繼承了解放區文學時期的做法，為業余作者辦學習班，許多短評的風格與之前一脈相承。

真誠而坦率，在孫犁晚年所寫的序跋、書信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孫犁有為自己著作所寫的序跋，如《〈孫犁文集〉自序》《〈尺澤集〉后記》《〈琴和簫〉代序》等，或說明自己的創作原則，或借結集機會抒發情感，向讀者交心，其文字簡潔、流暢，富有如小溪流水般的音樂性。他也為他人的著作寫序言，有給青年作者的，如《〈賈平凹散文集〉序》《韓映山〈紫葦集〉小引》《〈從維熙小說選〉序》，談作品優點、意義，以鼓勵為主，但也會委婉地指出一些缺點，或借題發揮，闡述現實主義原則；有給老朋友的，在深情回憶共同的戰斗經歷和友誼的基礎上，談作品的歷史價值，對作品缺點也毫不隱諱，如《瑪金詩選序》《曼晴詩選序》《方紀散文集序》，這些文字鄭重其事，富有實事求是的風格，在當代文壇獨樹一幟，堪稱典范。孫犁作序，絕不將自己當作“樂傭“，為此，他和老戰友、詩人瑪金鬧得很不愉快，以至于最后著文《序的教訓》，聲明不再為人作序。從當時的社會效果來看，孫犁以自己的決絕促使人們正視這一文體的規范，捍衛了這一文體的真實性原則。

孫犁認為：“信件較文章更能傳達人的真實感情，更能表現本來面目?！盵5]264在現實生活中，書信是實用文，不僅能抒情，也有其他功能。生活有多豐富，書信的內容就有多豐富。書信能傳達寫信人的人格特性，獨特的思想、情感，具體環境中的情緒，較之于人們常見的文學散文的過度抒情、失真的生活描寫，書信的這種真實顯得難能可貴，這也是孫犁提倡書信文體的原因。就孫犁發表的書信來看，它首先是日常生活中點對點的交流工具，收信人是親人、朋友、工作聯系伙伴。與一般散文不同的是，因收信人不同、寫信時的狀態不同，所以我們可以感受到孫犁細微的思想、情感、情緒的差異。書信展示了孫犁更為豐富的精神世界，其他散文文體難以做到這樣全面。孫犁給青年作者如鐵凝、賈平凹的信，采用詩一樣的語言書寫，殷殷之情溢于言表；給老同學邢海潮、魯承宗等的信，充滿對往昔的懷戀；給老朋友康濯的信，可以看到青年孫犁的熱情、自信，有時還有點驕傲；給編輯、記者等工作伙伴的信，則簡短、直接、禮貌，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從孫犁書信的內容看，或闡述觀點，嚴謹自然；或抒發情感，親切、熱烈；或交代事情，簡明扼要；或交際往還，彰顯老一輩知識分子的體貼周到。

基于對應用文體文學性的認識，孫犁不斷拓展自己的文體范圍，將一些邊緣應用文體注入豐富的文學性內容，引人矚目，首當其沖的就是“書衣文錄”，從某種程度上說，孫犁對此有創體之功。

文革期間，除一部《蓮花淀》的命題之作，作為作家的孫犁從讀者的視野中基本消失了。從運動初期的批斗、上五七干校勞動，再到后來被允許上班，做一個實習編輯的工作，荒于遭逢，百無聊賴。這一階段，他的全部興趣和精力都用在回家后整理發還的藏書和包書皮上，興之所至，便會提筆在上面寫上幾行字。1979-1980 年，這些文字被整理，并在《長城》《天津師范學院學報》《長春》《河北大學學報》《芙蓉》《柳泉》等雜志上發表，命名為“書衣文錄”，之后收入文集《耕堂雜錄》?！皶挛匿洝笔菑?956-1995 年，40 年時間連綿不斷，共計540 余條。①百花文藝出版社新版《書衣文錄全編》，在編寫上，除寫在書衣上的文字外，還增加了理書記，共計673 條。純粹的書衣文字計540 條。據筆者搜集，尚有19 條“書衣文錄”未入集。

人們購書后在書的扉頁寫幾行紀念文字，包上書皮后在上面題寫書名、著者、卷數，甚至寫一段感慨，都是很平常的事。古代藏書家還把收藏過程，或失而復得的經歷寫在書皮上，形成“小序”“跋”“別錄”“書敘”等，更有名家在讀過之后，會寫一些“指要”“品題”“點評”以及版本和內容的辨章，這些便逐漸成為藏書家特有的一種文體。孫犁的貢獻在于“不但把文字寫在書皮上而已，他還把在書皮上作字發展成一種簡直是無所不載、無所不容，極自由、極隨意，廣延性極大，而又極精短的文體，一種個性的文體”[6]296。孫犁的“書衣文錄”內容龐雜，有三言兩語的解題，也記版本、品相、紙張情況；有購書記事；有時其體式與結構變化萬端，以至與書或無關系，家事、國事、世事、個人事、藝事、雜事，都成為這一文體的寫作范圍。其中，文革十年的“書衣文錄”最為珍貴。它真實地記錄了孫犁這一時期的日常生活，將書之罹難與人的遭遇合寫，以敏銳的眼光融合了刻骨的生命體驗，再現了其苦悶甚至絕望。這些文字，體現了孫犁從自我覺醒走向自覺的觀察、思考，強化了他在倫理視角下的文化反思，呈現出一位獨立思想者的姿態。情感的壓抑造就了語言的沉郁頓挫，孫犁后期散文凝練、節制的風格也形成于這一時期。孫犁將古代的“藏書家”文體推而廣之，充分表情達意，并鄭重發表，使之作為一種藝術旨趣豐富的重要的應用文體進入現代散文序列。對此，孫犁功不可沒。

總之，孫犁的應用散文，將真實視作生命，雖然規范所限、對象不同，但都表現出十足的真誠，體現的是現代人的平等精神和責任意識，這也是多年后人們重讀這些文章時依然感動的原因。同時，應用散文種類不同，表達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別，孫犁在遵守規范的前提下，著力尋求個性的表達。孫犁以自己的寫作實績為應用散文注入了豐富而鮮明的文學性元素，使它們能夠參與散文文學世界的建構、融入現代散文的洪流，在現代散文史上，他的這一特殊貢獻應當被牢記。

二、回歸五四傳統的文學散文

文學散文的概念最早是由劉半農提出的，但直到1921 年周作人發表《美文》，才從理論上確認了它的地位。在這篇文章中，周作人明確了美文包括記敘性和議論性兩個分支，同屬“文學散文”的范疇。記事抒情類散文后被王統照、胡夢華、鐘敬文等人做了進一步的闡發，宗旨是要在作品里“可以洞見作者是怎樣一個人；他的人格的動靜描畫在這里面，他的人格的聲音歌奏在這里面，他的人格的色彩渲染在這里面，并且還是深刻地刻畫著，銳利地歌奏著，濃厚地渲染著。所以它的特質是個人的（personal），一切都是從個人的主觀發出來”[7]16。對議論性的文學散文，周作人將其定義為“抒情的論文”[8]49，認為這類文章“誠實地表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正與詩文一樣”[8]5，以文藝批評為例，他說，“真的文藝批評應該是一篇文藝作品，這里所表現的與其說是對象的真相，毋寧說是自己的反應”[8]3，寫得好時，“也可以成為一篇美文，別有一種價值……因為講到底批評原來也是創作之一種”[8]9?？傊?，議論文成為美文，根本的美學特點在于，它能將自己的個人人格色彩濃厚地表現出來?？梢哉f，這也是這類文章文學性的基本要求?！懊牢摹备拍畹奶岢?，奠定了五四散文的文學性特點和美學傳統的基礎，那就是，無論是敘事、抒情還是議論，都是“個性的表現”。孫犁的文學散文始終沒有脫離這一傳統，他以自己的理論和實踐維護并發展著這一傳統。

1956 年3 月29 日，孫犁午睡后暈倒，被報社同事送到醫院，從此開始了“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廢于遭逢”的生活。這段較長的寫作間歇期，卻促成了孫犁文藝思想和創作上的轉型。1956 年2 月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上周揚對《風云初記》第二部的點名批評，使孫犁在憤怒之下撰寫了《左批評右創作論》，此文抨擊了文藝批評中的武斷行為，認為當前“有些批評家對于作家的工作來說，就像正在耕作的馬的肚皮上飛攏的虻蠅”[9]95，因此呼吁批評者尊重作者，并“建議人們在閱讀文藝作品的時候，采取左批評右創作的作法，就是把批評文章和它所批評的那篇（部）創作放在一起，進行一番獨立思考的比較、分析、判斷”[9]94。這一刻預示著孫犁的自我覺醒，從此告別了抗戰語境中的文學服務政治的思想，并試圖以一種自由的狀態進行個人的思考和寫作。他的這種嘗試，從抒情記事類文學散文的寫作開始，且一發不可收拾，成為孫犁晚年散文的主要文體之一。

1962 年3 月11 日寫的散文《回憶沙可夫同志——晉察冀生活斷片》和4 月1 日寫的《清明隨筆——回憶邵子南同志》，是孫犁后期文學散文的開始。新時期以后，他的記事抒情類文學散文大都是這種“回憶”“懷念”，如《遠的懷念》《父親的記憶》《母親的記憶》《報紙的故事》《記鄒明》《保定舊事》《悼畫家馬達》《鄉里舊聞》系列以及《晚秋植物記》等。這些散文有對逝去生活的留戀、咀嚼和對親情、友情的珍視，也有對特定歷史環境中復雜人性的省察和對風云變幻中人世滄桑的感喟。孫犁將激情內化為哲思，摒棄了以往文學散文過度抒情的弊端，極力平抑洶涌的情感波瀾，以白描手法舒緩敘事，這類文章被他稱為“老年文體”，彰顯了其獨特的沉郁頓挫的藝術風格。

在這類散文中，人們明顯感到其中的“自敘傳”色彩，寫個人的事、抒個人的情、表達個人的觀點，不隨風起舞、不出賣良心。對親人的懷念充滿溫情，就像電影中的蒙太奇，幾個特寫片段連綴在一起，過去的生活場景躍然紙上。孫犁還以“漫筆”的方式，從容不迫地敘述舊事，甚至對求學期間的一段“婚外情”也毫不隱晦，深情而又超然，將之作為一種青春的紀念留在文字里。1978 年，孫犁向雜志投稿《伙伴的回憶》，發表出來后才發現編輯刪去了與伙伴交往之外的個人私情的敘述，引起了孫犁的不滿與感慨。孫犁恪守傳統的“友直、友諒、友多聞”的交友之道，著文紀念的朋友都經過精挑細選。與一般追悼文章不同的是，他只寫自己眼中所見、心中所感，好處說好但不避諱缺點，寫別人也是寫自己，在自己有限的經歷中去理解別人。在同事、朋友鄒明去世后發表的《記鄒明》，引起了一陣波瀾，原因在于：有些人對孫犁在紀念文章中多寫鄒明缺點，突出他平凡的一面，脫離了此類文章既定的頌揚寫法感到不解。對此，孫犁在《近作散文的后記》中作出解釋，在他看來，像鄒明這樣的朋友，“只是平凡的人，普通的戰士，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絕對化了的人”，他的文章“不是追悼會上的悼詞，也不是組織部給他們做的結論，甚至也不是一時輿論的歸結或摘要”，他談到他們的一些優點，也提到他們的一些缺點，他所寫的，只是戰友留給他的簡單印象，他用自己誠實的感情和想法紀念他們。[10]149-150他對朋友多取平視的態度，寫作的過程既是與朋友面對面作傾心之談的過程，也是和自己的以往對話的過程，他以自己的人生經驗理解朋友、感念朋友、紀念朋友，也審視自己。孫犁這些散文是一個有閱歷、有思想、有情懷的作者的“個人敘事”，這是與當時大多數紀念文章的最大不同。

長久以來，尤其是十七年時期，隨著國家意識形態的不斷強化，由此形成的抒情機制對散文寫作的影響越來越深入，孫犁無條件地服從政治需要，以單一的觀念、甚至僵化的政治信念取代時代精神，又常常把時代精神和自身個性對立起來，導致他在寫作中，不是“執著于對宇宙和人生的探索和發現，不是深入于對自我心靈的感受和體驗，而是滿足于描摹現實生活現象和演繹顯示流行的政治信念，結果使作家的藝術個性受到挫傷和壓抑，作品中看不到作者具體、真實的感情狀態，看不到作者鮮活、獨特的人格色彩”[11]12。藝術上，這些散文追求詩化，追求“形散神聚”，以此展示散文的文學性特征，但再華麗的外衣也無法掩飾空泛甚至虛假的內容，只會與五四所開創的現代散文精神傳統越來越遠。從寫作風格而言，孫犁這些有著鮮明“自敘傳”色彩的散文是對文革前十七年“形散神聚”類散文的一種反撥，預示著五四新文學個性散文傳統的回歸。

在孫犁的文學散文中，有兩篇敘事感悟類作品——《黃鸝》和《石子》，盡管類似的作品不多，但藝術價值很高，在其文學散文作品中應單列一類?！饵S鸝》描寫了自己曲折的愛鳥經歷：童年愛鳥卻不曾見過黃鸝，以后三次遇到黃鸝的境遇又各不相同，感受也隨之改變。在孫犁看來，“這里的湖光山色，密柳長堤；這里的茂林修竹，桑田葦泊，這里的乍雨乍晴的天氣”，才使黃鸝展示了自己的全部美麗，達到一種極致，進而他感悟到，“各種事物都有它的極致”，只有行色神態和環境的自然結合和相互發揮，形成“景物一體”，才能發揮這種極致。[12]209作者從描寫黃鸝到感悟哲理，將對黃鸝的描寫升華為對藝術、人生的體悟，文章主題因此得以深化?！妒印穼懥藢τ谑拥那楦薪洑v。小時候作者喜歡石子，在青島養病期間迷上了撿石子，即使女學生慫恿他養?？?，他對石子的興趣依然不減，離開青島回家后，雖對它們失去了興趣，卻依然把它們當作淳樸有益的伴侶。孫犁將石子擬人化，寫石子，重在感悟。石子在經過多年潮汐激蕩、亂世撞擊和細砂的淹沒才形成現在可愛的樣式，借此浮想聯翩，由物及人，人也好、藝術也好，何嘗不是如此。

從歷史來看，現代散文從來沒有脫離傳統散文的影響，《黃鸝》《石子》是孫犁從古代散文中汲取營養的經典之作，也是他有意識借鑒傳統的一種嘗試。孫犁以傳統的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方式，在特殊的政治、藝術環境中，“心中有所郁結，無可告語，遇有景物，觸而發之，形成文字”[13]278，曲折卻清晰地表達了他對生活、藝術的特殊感悟。兩篇作品有著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個性風骨，其光灼灼，冷靜而獨特的聲音在當時顯得極其另類。

隨筆在孫犁的文學散文中占有重要地位。作為五四美文的一脈，早年的孫犁曾嘗試過這類文體的寫作，如1946 年的《說書》一文①《說書》，發表在孫犁主編的《平原雜志》1946 年第2 期，原名《講評詞》（土豹），1950 年收入《文學短論》時，改為現名。。孫犁晚年大量閱讀古籍，心有余裕，思接千載，這類文章也鄭重其事起來，多數作品收入《耕堂讀書記》。隨筆以學問、見識取勝，文采附之。孫犁以一個敏感的作家和過來人的身份看歷史，著眼點還在于人，他觀察具體歷史環境中的人性和人的遭際、命運，體察歷史人物的心態、情感、思想，深刻理解司馬遷、范曄等人的選擇與堅守，從歷史看現實，又由現實回望歷史，古今一體，滲透著個人的經歷、感喟與覺悟；他重讀文學經典，如《紅樓夢》《金瓶梅》《聊齋志異》和歐陽修、柳宗元的散文以及現代作家蕭紅、趙樹理的作品等，結合作品產生的歷史環境和文藝環境，自己的文學經驗和對文藝問題的看法，闡發作品的美學價值，認識經典作家、作品興于時、立于世的主客觀原因。這是作家的評論，蘊含著飽學之士的真知灼見，讀來滿滿的通透之感。無論治學還是寫作，孫犁秉持知人論世之則，多取魯迅論述魏晉風度及藥與酒的關系的方法，文史結合、經歷與觀點互為印證。即使是學術界，對孫犁這類隨筆也極其看重，認為其“用情之深，底蘊之厚，涉及之廣，延伸之遠，見解之新都不是一般隨筆所能相提并論的。它以情、厚、深、新幾大特色，為學術隨筆樹立了良好的典型”[14]137。

早年的孫犁，由于擔負著輔導業余作者和向普通讀者介紹解放區文學成就的職責，文藝雜談是其重要文體，他用日常話語，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引導讀者理解，并結合業余作者的投稿，講解一般的寫作理論和文學知識，典型的作品如《區村和連隊文學寫作的課本》（即《文藝學習》）。解放后，他一直延續著這一習慣，努力發掘新作者，一系列短評就是最好的佐證。新時期以來，孫犁的這類作品以“讀作品記”為代表，多是千把字的小文，由日常閱讀筆記連綴而成，所評對象是一些當時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作者，也有一小部分老朋友（如舒群），寫評論也不是為人所托，而是有感而發，沒有“吹捧”的負擔，故文字輕松、充滿溫情。這些評論不以理論取勝，但往往又一語中的，指出作品成功或不足的關鍵。

與讀作品記的溫情筆調相反，孫犁還有“小說雜談”“蕓齋瑣談”“風燭庵文學雜記”系列。這幾個系列借鑒魯迅的雜文筆法，從微小現象入手，直指文壇各種不良風氣、習慣，對其進行毫不留情的抨擊，少了些平和，多了幾分凌厲、嚴肅，甚至激憤。之所以如此，與老年人不穩定的情緒有關，也與對文壇深深的失望有關，孫犁有些話語甚至是絕望的呼喊。

晚年孫犁的文學散文主要包括敘事抒情、生活感悟以及“抒情的論文”（包括作品短評和文藝雜談、隨筆等）幾種樣式，他的寫作環境與五四時期有著很大的不同。新時期以后，國家抒情體制的統攝力量雖然有所減弱，但其慣性依然存在，影響著作者觀察生活的方向、感受生活的方式以及思想感情的內容。孫犁的覺醒，促使他努力擺脫一切有形無形的束縛，直面內心，傾聽靈魂深處的聲音。他既要保持自我，又要與周圍的環境實現某種程度的妥協。他給自己確立了一個革命文學隊伍中的“散兵”身份①孫犁曾說：“我一生作文，像個散兵。我從來沒有依附過什么人，也沒有拉攏過什么人。我覺得，我沒必要那樣做去?！眳⒁妼O犁《和郭志剛的一次談話》，出自《如云集》，百花文藝出版1992 年版，第13 頁。，捍衛獨立的精神生活訴求，強調寫作中的文學主體意識，排除各種外在干擾，尋求自由的表達，旨在實現一種真正的個性抒情?！袄夏晡捏w”的沉郁頓挫，言簡意賅，赤子的單純，成為孫犁文學散文的基本風格。

三、辨體與散文文學性的理論闡釋

現代散文肇始于五四時期，受西方人文主義思想和散文理論的深刻影響。它有多種類型，其中以文學散文為主，包括小品文和其他一些個人敘事文體。許多傳統的應用文體并沒有完全消失，一些帶有明顯抒情色彩的作品發表于公共媒體，大多也被歸入文學散文。近代報刊業蓬勃發展，催生出現代新聞文體，如文藝通訊、時事評論等。這種文體為了生動、吸引讀者，作者往往會采用一些文學手法，在當時也被納入文學散文的范疇，至于本身的特性，因其處在成長期而有所忽略。五四散文的繁榮，很大程度上與這種廣納包容、吸引眾多應用文體加入有直接關系。新聞文體在時代風潮際遇下得到了長足發展，尤其是1930-1940 年代，戰亂頻仍，作家們在強烈的家國情懷驅使下，主動配合政治需要，加入到宣傳抗戰，建設富強、民族國家的隊伍中，他們利用新聞文體直面現實、追求真實、反應迅速的特點，寫下了一大批經典作品。在成長過程中，這些文體的即時性、真實性、藝術性的特點越來越突出，開始跳出五四文學散文藩籬，“分家另過”成為必然趨勢。還應看到，五四文學散文在魯迅、周作人、郁達夫、朱自清等經典作家的經營下，藝術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同時文體特點也呈現出固化的問題，使得以新聞文體為代表的應用文體難以被文學散文認同，這也是這些文體出走的內在原因。這一現象學術界稱之為“散文的文體凈化”[15]?？箲鹨院?，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中，主流意識形態逐漸完善，國家抒情體制建立，在很長一個時期，文學淪為政治的傳聲筒，作家個性喪失，這也就意味著文學散文的衰落。如果說五四散文的繁榮有賴于新興應用文體的加入，文學散文也以包容的態度對待這些與自己有相似之處但又有著自己個性的文體的話，那么，這些已經成熟的應用文體在保持自己特點、不被文學散文同化的前提下，如何回歸散文大家族，使散文重新繁榮起來，除了要破除“只有文學散文才是散文”的觀念外，還要對應用散文的文學性問題重新思考，這是散文理論家和作家們共同努力的目標。孫犁在散文理論的總結發展中，始終聚焦于散文的“文學性”問題，他的辨體工作因此顯得格外有意義，為散文劃定了一條清晰的邊界。

孫犁的辨體工作，是其文學批評的一部分，不同時期，辨體的目的有所不同。

抗戰時期，孫犁的主要工作是編輯，在解放區文藝大眾化過程中，擔負著引領創作的大眾化、開辟新的文學形式、有效進行抗戰宣傳的任務?；谶@樣的目的，他的辨體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面向不明白規范的業余作者，即使是一些作品評論，他也有意識地先行“辨體”。所辨之，大多是應時而生，服務抗戰，基本涵蓋了解放區文學中作者使用的、具有一些文學因素的應用散文文體，包括新聞通訊類和小品類兩種，前者又分“科學通訊”和“文藝通訊”，因“科學通訊”較為專業，所以他將重點放在“文藝通訊”上，對“文藝通訊”又進行了細致的分類，如通訊、速寫、特寫、訪問記、印象記、報告文學等；后者包括歷史小品、科學小品和幽默小品等。他的工作，具有為散文文體的壯大培土、固基的意義。應當說，在解放區文學中生長、壯大起來的一些散文文體成為這一時期主要的代表性散文文體，并在新文學史中能夠占得一席之地，孫犁的辨體工作功不可沒。

孫犁晚年，文壇情況較為復雜，一方面，文革后登上文壇的青年作家，大多文化底子較薄，傳統文學基礎更是薄弱，急需引導、進修；另一方面，文學思潮風起云涌，一些散文文體在沉寂了很長時間以后，重新進入作者的視野，在他們筆下煥發生氣，如傳記文學、報告文學等，產生了一大批膾炙人口的作品，但這些作品也有越出文體邊界，成為完全的文學作品的趨向。作為過來人，孫犁注意到這些問題，寫了大量辨體文章，重申他們的應用性，它們的新聞文體屬性，以及區別于小說等的“真實”觀念。同時，他還就序跋、作品評論、書信等出現的游離邊界的問題，作出鄭重聲明，維護了文藝評論的純潔性、序跋的嚴肅性和書信的個人性與真實性。另外，孫犁晚年一系列關于文學散文、古代散文的論述，也可以看作是對散文文類的辨體，是當代散文理論的重要文獻，值得人們高度重視。

在這些辨體文章中，孫犁著重闡述了散文文學性的基本特征，從根本上說，就是個性的表現。

首先，孫犁認為，無論文學散文還是應用散文，散文的真實與其他文學文體的真實在內含上并不相同。一般認為，小說、戲劇等敘事作品的真實，是作家對真實生活藝術加工的藝術真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概括了作者對生活的認識，反映生活的“本質”。但散文的真實與此不同。在孫犁看來，散文不能虛構，必須表現作者真實的感情，要如實地寫出作者當時的身份、處境、心情以及與外界事物的聯系，“作者執筆，不只考慮當前，還要考慮今后，不只考慮自己，而且考慮周圍，困惑重重，叫他寫出真實情感是很難的。只有忘掉這些顧慮的人，才能寫出真誠的散文”[13]237。散文還應寫出自己真實的感受。經歷了一些事，看到了一些人，有所感觸，但行之成文，給人以啟發，就必須有自己的“識見”，孫犁感嘆：“一生一世，所遇也有限。更何況有所遇，無所感發，也寫不成散文?！盵16]166-167總之，散文要如實地寫“作家的親身遭遇，親身感受，親身見聞。這些內容是不能憑空設想，隨意捏造的”[16]166。

對應用散文而言，規范性是第一位的，它包括多個方面，如格式、語言、內容等，但從文學性上說，最大的規范，就是真實。在總結傳統文體特征時，孫犁特別強調這些文體“在寫作時，都有具體的對象，有具體內容”，“作家可因事立志，發揮自己的見解，但究竟有所依據，不尚空談”。[13]237他以游記為例，指出，這樣的散文要“真實為主，處處有根據，不要使后代看了，失之千里”[13]253?？梢哉f，沒有規范，邊界，文體就會混雜，就會影響思想的表達，個性的表現也就無從談起。

其次，散文的個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作家感受的獨特，識見的卓爾不群，此之謂內容之“實”。[13]281晚年孫犁重讀古代散文，特別強調古代散文真實基礎上“識見“的重要性，借此闡釋了現代散文的本質。孫犁認為：“中國古代散文，其取勝之處，從不在于詩，而在于理。他從具體事物寫起，然后引申出一種見解，一種道理。這種見解和道理，因為是從實際出發的，就為人們所承認、信服，如此形成這篇散文的生命?！盵13]237-238他將古代散文的這一特點歸之為對“理趣”的追求，“理”之所以成“趣”，是以對歷史、對世事、對生活獨特而深刻的“識見”為基礎，“如果識見平庸，文章也是寫不好的”[13]276。也就是說，無識見，散文不立；識見的深淺，決定了散文的情感深度；沒有真情，無法抓住讀者；感情沒有深度，則無法深入感動讀者。真實的追求，也是個性的張揚，沒有“真實”，個性就是虛假的。孫犁對古代散文的解讀，從表現獨特的人生感觸切入，以去粗取精的方式，為古代散文和現代散文架起一道橋梁，梳理了真實、識見、個性之間的辯證關系，將古代散文的價值追求納入現代的散文精神體系中，以現代散文精神重新觀照、闡釋，賦予了它新的內涵。

再次，強調散文藝術表達的重要性。解放區文學時期，為突出藝術表達的作用，他有時將文藝通訊等新聞文體作為“文學中的一種特殊形式”[1]15看待，在其“不能虛構故事，它具備最多的現實性”[1]15的前提下，重視它的“繪聲繪形”的表達，在作品中，有“關于個人環境的敘述”“小說甚至戲劇性質的對話”[1]12，有“關于景物的蕩人心魄散文詩的描寫”[1]12“意境深遠的追懷憑吊與贊賞”[1]13，有“關于人物群體的特寫”[1]14，還可以有“作者的激怒的控訴，熱情的號召，勝利的呼喊”[1]15等文學性的要素，以使是使作品更加生動、宣傳更為有效。孫犁晚年在關于散文的藝術風格追求時，強調要寫中國式散文，推崇“所見者大，而取材者微。微并非微不足道，而是具體而微的事物”的藝術方法；他希望散文在“感發”中追求“含蓄”，“人有所欲言，然礙于環境，多不能能暢所欲言，作者愿所談有哲理，能啟發。故歷來散文，多尚含蓄，不能一語道破，一揭到底”，而“愿所談有哲理，能啟發”，就是使文章上升到一個新的藝術境界，故“雖都是感發，其方面，其情調，自不能相同，因之才有各式各樣的風格”；[13]278-279他尤其重視散文語言的音樂效果，借助梁沈約的話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若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后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并進一步說，“語言不考究，這是沒有別的東西可以補救的損失，這樣的散文，自然行之不遠”[13]274-275。

孫犁在辨體的同時，會不厭其煩地告誡作者加強修養的訓練與提高。對于從事新聞通訊類應用寫作散文的作者而言，應當具有政治修養，多樣的學識；還應參加實際斗爭生活，有“為了得到一篇真實的通訊，用盡所有的力量和方法”[1]27的韌性；要有“清醒的現實主義”，認識到“通訊的主要標準是忠實”[1]31，因此要學會找到事件的“真正面，深刻面，核心”[1]31，表達上力求簡潔遒勁、強勁，熟悉新的大眾風格。晚年孫犁對于散文作者的勉勵更加具體，特別指出作品境界與作者人格修養的關系：散文的“意境有高下，正如作者修養有高下，胸襟有廣狹，志趣有崇卑，不可勉強。當然，人可以通過有修養，提高其志趣?？傊诵闹煌?，有如其面。散文意境之有區分，也在于此”[13]274，因此作者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人格修養，即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修養，不然就不能理解和領會中國散文作品的內容和實質”[13]276。在藝術修養方面，他認為散文作者“應該涉獵中國散文的豐富遺產，知道有多少體制，明白各種體制的作用，各類文章的寫作要點”，還需要儲備“多種知識，多種見聞”。[13]276這些關于修養的論述，事關散文的藝術表達效果，是作者不可不察的“內功”。

第四，他旗幟鮮明地反對“只有文學散文才是散文”的觀念，認同魯迅當年提出的散文的“文類說”，重申散文“不只區別于韻文，也區別于有規格的小說，是指所有那些記事或說理的短小的文章，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雜文”[1]485。雜文“不只有縱的開發，還有橫的滲透。把一些原有自己疆土的文體，變化歸納在自己的版圖之內”[13]329。散文是在日常生活中品味人生的藝術，在俗常應用以及自敘傳式的續寫中自然地展示精神個性，多種文體預示著多個側面的個性展示，多種多樣的真實的生活記錄方式共同決定著散文整體的美學特征，也構成了散文文學性的基本特征。對文體的豐富性與規范性的這種辯證關系有著深刻的理解，深知散文的繁榮，內容的個性化、寫法的豐富性與文體的多樣性和規范性缺一不可，這也是他幾十年來不遺余力地從事辨體工作的初衷和思想基礎。

孫犁對散文文體的理解、散文發展的思考，都體現在其辨體文章和作品評論中。這些文章對散文文學性進行了的清晰描述，同時這些描述也可以看作是實現散文文學性的路徑。正因如此，他的散文辨體的影響才顯得舉足輕重。新時期之前很長一段時間，散文形成了一股通過文體凈化增強文學性的發展思潮，孫犁關于繼承和發揚五四散文傳統，有意識地以現代散文精神觀照古代散文傳統，從而打通兩個傳統的論述，對遏止這股思潮的蔓延，促使人們在傳統的宏大視野中重新思考散文文學性問題，進而使散文的發展、繁榮走上良性軌道起到了引領作用。

四、結語

孫犁的文學散文繼承了五四散文的自敘傳傳統，以突出的個性聞名于世。他自覺嘗試多種應用散文文體的寫作，努力開拓散文的文學性空間，使自己成為現代散文史上出類拔萃的“散文文體家”。孫犁的散文理論和寫作實踐之間呈現著雙向互動關系，寫作經驗是他思考散文理論問題的起點，理論又是他寫作經驗的總結，并指導著以后的寫作。長久以來孫犁關于散文的論述、對作品的評論對不同時期廣大的作者起到了指點迷津的作用，引導著散文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孫犁在五四以來散文思潮背景下思考散文寫作和發展問題，在中國古代傳統和五四文學傳統的整合中，為我們勾勒了散文文學性的基本特征。他認為，散文是建立在作家主體性之上的，應當杜絕“假大空”，作家應從內心出發，在日常生活的書寫中，追求“真情、真相”，不懼外部大大小小的紛擾，體現對現實生活的真誠擁抱和對人生豐富而深切的理解。個性，是散文的生命，作品要充分展示作者的“個性”，作者的識見和散文的藝術性表達，都是散文個性的表現方式。散文不能只有一種“文學散文”，“文體凈化”危及散文的繁榮和發展，因此，散文應是不同文體構成的文類，文體的規范性、豐富性和散文的個性表現之間存在著不容忽視的辯證關系。

孫犁六十年的散文活動，體現了他接續傳統的自覺、文體創新的自覺、理論建設的自覺，成就了他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中的不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