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時期小說再解讀
——以工農“訴苦運動”為中心

苗家豪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陜西西安 710100）

縱觀解放戰爭以降的“紅色經典”文本，無論是本文中所選取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原動力》《火車頭》，還是諸如《林海雪原》《苦菜花》等作品，“苦難敘事”是其中最常見的敘述方式，“訴苦運動”是進行“苦難敘事”的重要途徑。這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強調的“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等政策密切相關，“苦難”的構建與傾訴也是作家們對“深入生活”熱潮的進一步實踐。中國共產黨進行的“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存在著政治因素上的聯動，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訴苦運動”的開展。與此同時，作品中的苦難遭受者總是受困于某種因素，不能輕易地將其所受之苦在“訴苦運動”中徹底傾訴出來，常常處于一種“有苦難訴”的狀態。1945 年11 月1 日的《東北日報》“創刊號”在“發刊詞”中強調，人民群眾正處在一種“有話不得說，有苦無處訴”[1]的狀態，他們需要解放軍戰士、共產黨員等進行啟發、指引，最終通過“訴苦運動”完成“苦難敘事”的構建。

為了更好地探討“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中的“訴苦運動”與“解放戰爭”這一特殊時代背景的聯系，并且盡量降低因作品創作年代和體量的不同而帶來的差異性，本文所選取的四部作品的創作時間均為1948 年左右，希冀能將史料與文學作品結合，從而更加深入地分析兩種不同場域中所進行的“訴苦運動”。

一、“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的“訴苦運動”中的政治因素聯動

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因素的聯動，談到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中的“訴苦運動”，須將其政治因素前置于其他因素進行考量。解放戰爭取得局部勝利后，相應地區便成為中共的解放區，解放區的鄉村率先進行“土地改革”，而解放區的城市如有工廠，則進行相應的“工廠接收”。鄉村的穩定是基礎，充足的糧食生產可以為工業生產和前方戰事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而工業生產的恢復則為前方戰事提供了直接的戰略支持。許多參加了軍隊建設的骨干，在局部勝利后，直接留在解放區參加“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其中還有一小部分是在“土地改革”后，又參與到“工廠接收”中，所以軍隊建設中的相關經驗就被帶入到“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中?！巴恋馗母铩敝械慕涷炁c軍隊建設中的經驗相疊加對“工廠接收”產生影響，“訴苦運動”就是這些相關經驗的一種?！短栒赵谏８珊由稀贰侗╋L驟雨》與《火車頭》《原動力》的作品取材可以說是建立在上述政治因素聯動之上的。政治因素上的聯動使得“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中的“訴苦運動”在政治因素的聯動上呈現為“共源”“平行”“上下位”三種關系，這三種關系與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中的相關政策密切相關，具體如下：

首先，“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中的“訴苦運動”在政治因素上呈現出“共源”的關系。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開展的“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這兩項重要工作都采取了“訴苦運動”作為推進工作的重要方式，那么中國共產黨緣何將“訴苦運動”作為推進工作的重要方式呢？究其原因，我們須厘清“訴苦運動”的政治緣起，其政治緣起就是“訴苦運動”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內部的成功運用?！霸V苦運動”實際上就是讓老百姓傾吐舊社會施加給他們的苦難，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階級教育的一種重要形式，目的是提高將士們的階級覺悟。黑龍江省軍區師級離休干部孫成武在《黑龍江史志》1994 年第4 期上發表的《訴苦運動——解放戰爭時期東北戰場重要的戰爭經驗》一文，就是以東北解放戰場1946 年6 月到7 月之間駐扎在海倫縣（現為海倫市）的警備二旅的新戰士教育中的“訴苦運動”為例，對“訴苦運動”的具體經驗進行了深入分析，文章中的一系列經驗，如“吐苦水、算苦賬、挖苦根”[2]等，這些經驗也是軍隊為應對“有苦難訴”的狀態而創造出的“啟發式”策略，并在“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的過程中進一步應用?！侗╋L驟雨》中的王春生是在“八·一五”之后參加了東北民主聯軍，并將自己在民主聯軍中的工作經驗運用到“土地改革”之中。因此，“訴苦運動”在解放軍內部的成功應用，使它成為“土地改革”和“工廠接收”過程中提高農民和工人階級覺悟的重要手段。

其次，“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中的“訴苦運動”“平行”推進。1945 年，隨著侵華日軍的無條件投降，反奸清算與沒收分配日偽覆滅后留下的剩余土地成為解放區工作的重要任務。中共中央東北局曾于1946 年3 月相繼發布了《關于處理日偽土地的指示》等文件作為對“新解放區的新土地”的分配指導方針，在保持“減租減息”的前提下，盡量使大多數的農民獲得相應的土地，但是這一系列的分地運動因為多種原因并沒有有效地滿足解放區農民的土地需求。1946 年春，在“五四指示”的指導下，山西、河北、山東等地的解放區都有很多的群眾在反奸清算、減租減息的斗爭中直接從地主手中取得土地，自此掀開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次標志性的事件——“土地改革”。1946 年10 月，周立波前往哈爾濱參與土改工作，丁玲則在1945 年就從延安到達了剛解放的張家口，她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前言中強調：“一九四五年后日本投降不久，我從延安到了張家口。本來是要去東北的。因為國民黨發動內戰，一時交通中斷，只得停下來?！盵3]2在這樣的政治前置因素下，才有了《暴風驟雨》與《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創作所需的現實素材；而在周立波前往東北參加“土地改革”的同時，另一位解放區的作家草明則也在1945 年冬天動身，并于1946 年到達哈爾濱。日本侵華勢力敗逃之后，哈爾濱等地殘留了大量現代化工廠，中國共產黨也急需將這些現代化工廠接收過來，整頓與恢復生產，支援解放戰場前線。所以，草明就在哈爾濱、牡丹江、沈陽等地參與了“工廠接收”的相關工作，而這一系列工作經驗也成為其創作的重要原材料。同樣地，在1946 年，“中共中央東北局提出發展工業的方針是‘發展農村手工業及恢復必要的、條件可能的機器工業，同時確定礦山是以恢復煤礦為重點，工廠是以軍工和供給工礦的發電廠與機械廠為重點’”[4]60。周立波與草明到達哈爾濱的時間都是1946 年，而由于上述有關“土地改革”和“工廠接收”的相關政策，二人也分別投入到兩項工作當中，并深入生活。在《關于處理日偽土地的指示》等文件發布的同時，1946 年3 月9 日《東北日報》第1 版就發表了《撫順工人在工會領導下普遍開展反奸清算運動》等報道，這幾乎與“土地改革”的相關指示和運動同步進行。因此，無論是中國共產黨所制定的相關政策，還是作家投身于兩項工作的時間，亦或是于作品創作與發表的時間，甚至于相關報紙的報道來看，“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屬于中國共產黨在新解放區開展工作的兩個重要方面，幾乎是“平行”開展的兩種政治活動。

最后，“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中的“訴苦運動”在政治因素上還表現為“上下位”關系?！巴恋馗母铩钡闹饕康氖恰敖夥呸r村生產力，為國家工業化掃清道路”[5]30，“工廠接收”及其后所進行的工業改革與發展是處于“土地改革”的上位。在這樣的大方針指導下，進行“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為“工廠接收”打基礎，“工廠接收”中的“訴苦運動”由于“上下位”的政治關系而受到了“土地改革”中“訴苦運動”經驗的影響，即包含了“土地改革”中“訴苦運動”的經驗。上述“上下位”的政治關系還與東北解放區的建立有著密切的關系，并在相關政治文件中有所體現。建立東北根據地的特殊原因是：現有根據地的工業基礎比較薄弱，主要都是農業生產重地，而解放戰爭除了糧食的補給外，還必須進行相應的工業補給。東北局成立伊始，在沈陽召開了第一次擴大會議，把“組織部隊接管城市”和“恢復生產”作為東北局的主要任務；1947 年戰爭形勢發生變化之后，“東北局從當時的軍需民用出發，確定了‘恢復與發展必需的工礦業、電力、鐵路交通運輸業。工礦業尤以軍工、軍需、紡織、采煤、采金、鋼鐵與電力等為重點’的發展方針，并據此制定了1948 年工業生產計劃”[4]64。無論是《原動力》中對“鏡泊湖水電廠”的接收，還是《火車頭》中對“沈陽皇姑屯鐵路機車車輛廠”的接收，都是為了恢復工業生產、支援戰爭前線。這樣一種“農業在下，工業在上”的戰時的、“上下位”的政治邏輯使得在東北解放區和華北解放區都得優先進行“土地改革”，同時部分人員在結束“土地改革”后，旋即參與到“工廠接收”中來，并將“土地改革”中的“訴苦運動”的相關操作經驗帶入了“工廠接收”之中?！短栒赵谏８珊由稀方Y尾中的老董、《暴風驟雨》第二部中的小王、劉勝都是在“土地改革”取得階段性勝利后投入到了其他工作中，在這兩部作品中雖未具體交代這些干部到底去從事哪一方面的工作，但可以推斷出部分人是投身到了“工廠接收”的運動之中。如在《火車頭》第三章末尾，描述了工作組的領導者劉國梁與方曉紅進行對話時的相關心理活動：“方曉紅本來到沒有把事情看得那么嚴重，但是一聽到劉國梁那種輕視工人創造的口氣，她就和他認真地辯論起來?！盵6]331這種輕視工人創造的觀念固然與他多年的鄉村工作經歷有關，但作品中也交代了與劉國梁先參與“土地改革”后參加“工廠接收”的經歷有關?？梢哉f，《火車頭》中的劉國梁在某種程度上是《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結尾中的老董以及《暴風驟雨》中第二部的小王、劉勝都在“土地改革”取得階段性勝利后投入到其他工作中的續寫。并且，早在“土地改革”的相關政策未正式發布之前，1945 年11 月17日的《東北日報》第1 版上就發表了《沈陽市總工會、東北工友會、工人自治聯盟會團結合作宣言》，這樣具有指導性的工人宣言從時間上來看，可以說東北解放區部分城市“工廠接收”的相關運動甚至早于“土地改革”，處于時間上的“上下位”狀態。

綜合上述內容，由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和“工廠接收”之中“訴苦運動”在政治因素上的聯動所帶來的“共源”“平行”“上下位”的關系，可以窺探出“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中“訴苦運動”對文學作品敘述邏輯的影響。這種敘述邏輯與“文藝服務于政治”方針的指導有關，在作品中則進一步體現為人民群眾“有苦難訴”。這種“有苦難訴”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其原因可以具體歸納為“‘鄉村’與‘工廠’兩種空間差異”的影響，展開來說就是“租佃關系”“血緣關系”和“距離抗日根據地遠近”三大方面。

二、“有苦難訴”：“租佃關系”的關聯與斷裂

鄉村與工廠作為兩種不同的場域，使“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中的“訴苦運動”也產生了相應的分異，尤為清晰地體現在農民與工人對各自所遭受的苦難的認知上，進而成為農民“有苦難訴”的重要原因。

工人與農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運動所依靠的兩大重要革命性力量，在解放戰爭進程中，隨著解放區范圍的不斷擴大，對新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和“工廠接收”迫在眉睫。之前也談到，兩項運動中因政治因素上的“共源”而“不約而同”地采取“訴苦運動”，作為推進工作的重要路徑。在推進“訴苦運動”的過程中，無論是鄉村還是工廠都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有苦難訴”的現象。雖然“土地改革”中的主要對象是農民，但“工廠接收”中的主要對象也是由農民轉化而來的工人，作為農民傳統心理積習的“租佃關系”對二者“有苦難訴”成因的影響則分別處于關聯與斷裂的狀態。

首先，從與“租佃關系”關聯的角度來看，主要體現在“租佃關系”導致農民“有苦難訴”。在“土地改革”中，“租佃關系”對“訴苦運動”最大的影響在于令受苦人“不覺得自己苦”，并且十分害怕地主勢力隨時的反撲，這就導致了農民處在“有苦難訴”的尷尬境地?！霸V苦運動”在“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之中實際上是作為一種動員技術來使用的，也就是說，“‘訴苦’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民眾動員技術。借助種種動員技術和策略，共產黨得以將鄉村民眾納入國家權力體系的運行軌道，順利實現國家建設和鄉村治理的目標”[7]97。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第十三章“訪董桂花”中，工作組長文采派楊亮參加村婦聯會開會，楊亮選擇一早去訪問婦聯會主任董桂花，楊亮在與董桂花“拉家?！钡倪^程中了解到她生活的甘苦，就進一步動員她，“他告訴她不要開會了，她只要挨家挨戶去找那些窮人，把剛才同他講的那些道理去告訴她們，同她們談家常，聽她們訴苦，看她們對村子上的誰最有意見，對村干部的意見也要說”[3]45。這樣誘導啟發式的訴苦可以說是部隊工作方式的延續，是挖出隱秘大地主的重要手段，然而這種誘導啟發式的訴苦卻在與傳統心理積習的關聯中受到了阻礙。在《暴風驟雨》中，蕭隊長也同樣誘導與啟發老孫頭訴苦，取得了成效，因為“中國的老百姓，特別是住在分散的農村，過去長期遭受封建壓迫的農民，常常要在你跟他們混熟以后，跟你有了感情，隨便嘮嗑時，才會相信你，才會透露他們的心事，說出掏心肺腑的話來”[8]21。但這樣的方式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侯忠全身上卻并未產生應有的效果，侯忠全在分得了地主侯殿魁的土地后不但不收下，而且還將土地返還給侯殿魁，也不和工作組傾訴自己所受的苦難，缺乏對自己所遭受苦難的認知。他自己只認一個死道理，那就是“八路軍道理講的是好，可是幾千年了，他從他讀過的聽過的書本上知道，沒有窮人當家的”[2]77。侯殿魁與侯忠全之間畸形的“租佃關系”是幾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產物，侯忠全是侯殿魁的佃戶，在潛意識里他就不認為自己是土地的主人。他認為，耕種地主的土地，年末卻交不上租子，是不符合常理的，長年累月便形成了“虧欠”地主的心理。在這種“虧欠”心理的背景下，他覺得沒有理由再去分割地主的土地，這便陷入了一種“宿命論”的怪圈。侯忠全“有苦難訴”的成因是他并不覺得自己苦，認為自己遭受的苦難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一種輪回的“道理”。在侯殿魁的巧言令色下，侯忠全更加認為自己種了人家的土地，不感激人家就罷了，怎么還能去分割人家的土地呢？再加上小學教員任國忠等人散布有關“中央軍隨時回來”的謠言，使得侯忠全更加“害怕地主+反動統治復歸”，擔心一切再回到從前，更是“不敢覺得自己苦”。在“租佃關系”的阻礙下，工作組在推進“訴苦運動”方針政策上也作出了一定的調整，防止“租佃關系”消極的影響繼續擴散。如在《暴風驟雨》中設置訴苦大會的相關場地，營造出一種利于“訴苦”的氛圍：“劉勝要趙玉林根幾個警衛班戰士布置開會的場子。在小學校的操場里，他們用六張桌子和十來多塊木板子搭起來一個臨時的臺子。臺子靠后擺四五把椅子。臺子旁邊的兩棵白楊樹干上，粘著白紙兩條，一張寫著：‘元茂屯農民翻身大會’，另一張寫著‘斗爭地主惡霸韓鳳岐?！盵8]62“搭建臺子”有利于讓訴苦人上臺后在一定程度上處于“居高臨下”的位置，處于一種“審視”施害人的視角，而醒目位置上的標語也會給前來聆聽訴苦大會的民眾帶來更為醒目的提示，從而直奔主題，讓民眾（識字的農民）認識到自己是“受苦人”。除此之外，這些由于自己的意識未覺醒、不覺得自己苦而成為了“有苦難訴”的人，還需要工作組進行多方面的開導，讓他們真正認識到自己的苦并非生命歷程中所理應獲得的，最終侯忠全與李寶堂等人也走向了“醒悟”，毫無顧忌地傾吐自己的苦水。

從與“租佃關系”斷裂的角度來看，主要體現在，盡管這些現代化工廠中的工人大部分是從鄉村被強征到城市的工廠中來進行勞動的，但“租佃關系”并沒有導致這群由農民轉化而來的工人缺乏對自己所遭受的苦難的認知而“有苦難訴”?？v觀東北工業的發展史，直到抗戰勝利前，這期間經歷了清政府洋務運動的倡導、沙俄勢力的參與、奉系軍閥的統治、日本侵華勢力的占領四個階段，每一個階段內的東北工業確實在全國范圍內處于一個相對高位發展的水平，但是在這種高位發展的過程中，腐朽的清政府、俄國侵略者、奉系軍閥和日本侵略者“你方唱罷，我登場”，使得這些工廠中的工人們在一波又一波的剝削過程中喘不過氣來，“八·一五”過后，國民黨接收了部分工廠，這些工人不過是面對又一波剝削，所以到中國共產黨接收這些工廠時，他們蓄積的苦難已經到達了頂點，急需傾訴。相對于《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中的農村，日本侵華勢力對《原動力》《火車頭》中的工廠的管控更為直接，他們在工作、生活中完全處于日本人直接的管制下，這種直接性的壓迫使他們對于苦難更為銘心刻骨?！对瓌恿Α分星逦爻尸F了工人們的“血淚史”：“康德九年電廠修好了，水閘一開，湖水便順著水道奔流下來。水車動了，發電了，這三千米長的水道，花了多少中國苦力的血啊，犧牲了多少性命呀！每天流出來的水算不清，但怎么也充不凈咱心中的仇恨呀?！盵6]606這是孫懷德和其他工友“拉家?！钡倪^程中所傾訴的血淚，而這一傾訴也引起了在場工友們的極大認同，也就是說這些工人們同樣認為自己付出的心血應該獲得回報，沒有他們的付出這個水電廠便不會開動成功。這與《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侯忠全、老田頭的那種“不覺得自己苦”的心態有很大的不同，“租佃關系”在孫懷德等人身上的影響已經微乎其微。再加上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被強迫征收到工廠并工作了數十年，他們中的大部分已經在工廠中扎根，曾經在鄉村組成的家庭也因為自己的“突然離開”而支離破碎?！对瓌恿Α分械膶O懷德就是如此，他在工廠的勞作使他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兒子，成了一位高齡且單身的“失獨工人”。諸如孫懷德這樣的工人對回到農村并擁有土地已經不是十分渴望，更多的還是想立足于工廠過上好生活。他們的苦難是自己付出勞動卻得不到工廠主的公正對待，他們不會因為反動勢力的“糖衣炮彈”就“不覺得自己苦”，“受了多年壓迫的東北人民是善于自衛的，他們知道謠言有來歷，大家用沉默來抵它?！驗槿毡镜臍埍┙y治的結果，人們對不利于自己的東西，已經減弱了追究它，揭露他的勇氣了”[6]645。他們缺乏的不是對自身苦難的認識，而是需要一種啟發、誘導和支持。這種勇氣的獲得遠比農民弱化“租佃關系”的影響要容易得多，《東北日報》等相應的媒介中多次報道了有關這種“啟發”的活動。如1946 年3 月9 日第1 版中的《撫順工人首次代表大會正式選出市總工會》等，這些文章對于工人們的覺醒起到了一定的啟發作用。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租佃關系”在對“工廠接收”中“訴苦運動”的影響處于一種“斷裂”的狀態。

總之，“租佃關系”作為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的一種地主與農民通過契約所形成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深深影響著“土地改革”中“訴苦運動”的進程，造成了農民處于“有苦難訴”的狀態；而東北解放區“工廠接收”中的“訴苦運動”則由于工人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從農民轉化而來的工人們幾乎完全打破了對“租佃關系”的顧慮，這種“租佃關系”沒有過度影響“工廠接收”中“訴苦運動”的進程，更沒有使工人“有苦難訴”。

三、有苦難訴：“血緣關系”與“距離抗日根據地遠近”的關聯與斷裂

除去之前所說的“租佃關系”，“血緣關系”與“距離抗日根據地的遠近”則是造成農民與工人“有苦難訴”成因分異的另外兩大因素?！把夑P系”作為一種紐帶，成為“土地改革”中推進“訴苦運動”的一大制約因素，導致了農民“有苦難訴”，而在“工廠接收”中影響甚微；同樣“距離抗日根據地較遠”則成為東北解放區在“工廠接收”中開展“訴苦運動”的一大限制條件，導致了工人的“有苦難訴”，華北解放區則由于“距離抗日根據地較近”，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土地改革”中“訴苦運動”的發展。

首先，從與“血緣關系”的關聯與斷裂的角度來看，“血緣關系”與“土地改革”中的“訴苦運動”的關系極為緊密，處于關聯的狀態，催化了農民“有苦難訴”的發生?！把夑P系”編織起來的紐帶在“土地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結構性的作用，這是“土地改革”中“有苦難訴”的重要原因。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侯忠全與侯殿魁不僅是佃戶與地主的關系，他們也是同族的遠房親戚，所以侯忠全也會因為“血緣”上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輕信了侯殿魁的花言巧語，認為自己“種了人家的地”；同樣還有替李子俊看守果園的李寶堂，也因為“血緣關系”處于“不覺得自己有苦”的狀態：“李寶堂在院子里看著別人下果子，替別人下果子已經二十年了，他總是不愛說話，沉默地，像無動于衷似的不斷工作?！盵3]145李寶堂與地主李子俊也是遠房親戚關系，這種由“血緣關系”所構成的紐帶使得這些“受苦人”受困其中，在“施苦人”的“都是一家人”的話術攻擊下，面對苦難，他們已經處于麻木的狀態；同樣地，雖然已是遠房親戚，但農村相對封閉的空間環境使得村子里的“親戚網”十分密集，為了這種親戚間的面子，侯忠全與李寶堂選擇“機械性”地暫時忘記自己受過的苦，這就造成了他們自身“有苦難訴”。反之，“血緣關系”與“工廠接收”中的“訴苦運動”的關系就較為松散，處于斷裂的狀態。偽滿統治時期，現代化工廠體系已在東北地區基本成型，雖然大多數情況下是日本人制定計劃、安排任務，工廠內的中國工人只負責具體的生產工作，對于工廠的計劃制定、工作安排等無從插手，但在工廠空間中，工人完成相應工作時長的任務，付出勞動就應該得到相應的報酬，工人們知道自己是用自己的手藝與勞動來賺取薪資?！对瓌恿Α分械膶O懷德深知這樣一個道理：“其實他摸不清這工廠將由誰來經管，咋樣經管，他只知道廠子離不了工人，工人離不了廠子和機器。不管誰來經管，假如機器壞了，對工人都是不利的?！盵6]612“手藝是個正道，是鐵飯碗，砸不破?！盵6]635也就是說，工人明白自己之于工廠的作用。同時，嚴格的“科層制”使得“血緣關系”無法在工廠這個空間中直接發揮像在“土地改革”中的“哄騙”與“麻醉”作用，并且工人們的“苦主”是以各種反動統治勢力為依托的工廠主，因而“血緣關系”不會在這種“訴苦運動”中發揮結構性的阻礙作用而造成“有苦難訴”。因此，“工廠接收”中起到重要結構性作用的并不是“血緣+親情”編織起來的關系網，而是“同事+師徒”編織起來的關系網。如在《火車頭》第十章中，李學德與李學文雖然是親兄弟，但是他們更是馬家灣鐵路工廠的裝車工人和鉚工匠，所以在面對工廠中的難題時他們更傾向于從同事角度出發去商討對策，同時林叔這樣一個師傅類型角色的到來，也對“鐵板怎能割開”這一難題的結局起到了結構性的作用，一個“同事+師徒”的關系網也躍然紙上。

另外，從與“距離抗日根據地的遠近”的關聯與斷裂的角度來看，主要體現在華北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和東北解放區的“工廠接收”上面，也就是說存在于《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原動力》《火車頭》之中，而《暴風驟雨》作為講述東北解放區“土地改革”的作品，其中的“有苦難訴”的形成也受到了“距離抗日根據地較遠”的影響，這里不再贅述。

相較于東北解放區的“工廠接收”，“距離抗日根據地較近”是華北解放區“土地改革”中“訴苦運動”的一個優勢?！熬嚯x抗日根據地較近”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農民進行訴苦，而“距離抗日根據地較遠”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工人“有苦難訴”。東北解放區是抗戰勝利后建立起來的，與其他解放區在抗戰時期處于不接壤的隔離狀態。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所提到的“暖水屯”，其原型所在的華北解放區的大部分是由晉察冀和晉冀魯豫等解放區合并而來。它所在的區域應該是一個有大量八路軍活動的地帶，擁有大量中國共產黨的有生力量，可以發展出許多新黨員，而這些新黨員將成為“土地改革”過程中“訴苦運動”可以直接依靠的力量，他們了解農村的情況，可以更好地與工作組進行配合，形成優勢互補，并且這些新黨員在“土地改革”進行之前就已經按照相關指示帶領暖水屯的農民開展了“反奸清算與沒收分配日偽土地”的運動，雖然沒有取得徹底的勝利，但也使得部分農民對于中國共產黨的優良政策有了很大程度的了解，所以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第十三章“訪董桂花”中，楊亮才能較為容易地在與董桂花“拉家?！钡倪^程中了解她生活中的甘苦，為全面開展“訴苦運動”打下了基礎，這也是為什么侯忠全害怕的是地主勢力與反動統治反撲，而不是不覺得中國共產黨制定的相關政策好的原因。然而，《原動力》中的“鏡泊湖水電廠”與《火車頭》中的“沈陽皇姑屯鐵路機車車輛廠”處于日本侵華勢力高壓統治的情況下，在工廠內部發展黨員已經十分困難，更不要說形成完整的基層黨組織，而工作組對于工廠情況的不甚熟悉，使得他們在進入工廠后無法迅速獲得更為有效的信息，若將“土地改革”中開展“訴苦運動”的經驗生搬硬套，在“工廠接收”開展“訴苦運動”的初始階段勢必就會造成“有苦難訴”的現象。在《原動力》和《火車頭》中，工作組的主要成員都有很豐富的農村工作經驗，加上之前所說過的“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在“訴苦運動”中“上下位”的政治關系，也導致工作組將部分“土地改革”中的經驗直接應用于“工廠接收”，產生了排異反應。如《原動力》中的干部“探訪”環節就沒有《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那么順利，而《火車頭》中的劉國梁在“工廠接收”的過程中由于不注重關心工人的辛酸苦辣，沒有充分動員工人訴苦，沒有深刻認識到這種“排異”的嚴重性，使得殘留在工廠的反動勢力有機可乘。這些反動勢力煽動工人的情緒，客觀上將開展“訴苦運動”的難度提升；同樣地，工人們由于之前處于日本侵華勢力的統治之下，并且距離抗日根據地較遠，對中國共產黨歷來的政策缺乏了解，他們在潛意識中害怕中國共產黨和之前的日本侵華勢力和國民黨一樣壓榨自己，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中國共產黨的相關政策，導致了“訴苦運動”先期的走訪階段并不順利，最終造成了工人們“有苦難訴”的局面。因此，在1946 年1 月27 日的《東北日報》第2 版中也報道了《太岳訴苦運動的經驗》，以此來作為東北解放區開展“訴苦運動”的借鑒，這也是“距離抗日根據地較遠”對“距離抗日根據地較近”的借鑒。

總而言之，由于鄉村和工廠的空間差異性，造成了“有苦難訴”的不同內部原因，無論是“血緣關系”和“距離抗日根據地的遠近”，亦或是之前的“租佃關系”，都在不同程度上成為在“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中開展“訴苦運動”的阻礙，并成為人民群眾“有苦難訴”的重要動因，這些動因也與“鄉村”與“工廠”這兩種不同的場域相對應。由于上述動因，農民缺乏對自己所遭受苦難的清醒認知，而由農民轉化而來的工人對自己所遭受的苦難有清醒的認知，卻無法找到令自己放下戒備去傾吐苦水的對象，這些問題最終無論是在文學作品還是現實生活中都得到了化解，也為今天提供了一種歷史的參照。

四、結語

無論是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還是草明的《原動力》和《火車頭》，都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強調的“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等政策指導下的佳作，全面地反映了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的全狀貌，將四部作品中的“訴苦運動”環節進行提煉，并結合歷史上開展“訴苦運動”的具體政策，分析了為什么鄉村和工廠中的人民群眾“有苦難訴”，并通過“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中“訴苦運動”的“共源”“平行”“上下位”的政治邏輯關系分析鄉村與工廠兩個場域中“訴苦運動”的互動，再通過工人與農民“有苦難訴”原因的不同挖掘“土地改革”與“工廠接收”中“訴苦運動”的分異，最終使歷史事件作為文學研究的重要史料的價值得以呈現。同樣地，丁玲、周立波與草明都在延安度過了自己人生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階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深刻地影響到了他們的文學創作，因而這四部作品中相關“訴苦運動”環節的安排，不僅是作家從文學創作角度設置“矛盾沖突”的考量，也是延安時期“深入生活”熱潮的延續。毛澤東曾給丁玲寫信說：“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好文章?！盵9]571閱讀他們的作品，從文學中復現歷史，從歷史中探尋文學，將有利于每個人從更為寬闊的角度了解那段歷史與文學纏繞的“覺醒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