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訪談在教育政策研究中的應用
——以訪談新西蘭教師工會組織高層管理者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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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梅西大學，新西蘭 北帕默斯頓 4410；2.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北京 100875）

近年來，精英訪談作為一種通過訪談社會優勢群體來收集資料的重要方法，日益受到質性研究者的關注。精英訪談（elite interviews）,又稱專家訪談（expert interviews）、重要人物訪談（interviews of influential people）、權勢人物研究（researching the powerful），是西方教育政策（社會學）研究中收集資料的一種重要方式。[1]最早介紹精英訪談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69年美國著名政治學家路易斯·安東尼·德克斯特（Lewis Anthony Dexter）的專著《精英和專業人員的訪談》（Elite and Specialized Interviewing）（2006年再版）。在這本書中，作者率先將精英訪談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方法，并對該訪談方法進行了系統的介紹。德克斯特結合自己幾十年進行精英訪談的經驗，認為精英訪談是一種不同于其他的標準化訪談形式，是一種有效的資料收集方式。相比于以社會中弱勢或被邊緣化群體為研究對象，以社會優勢群體為研究對象，可以為理解不公平社會現象提供一種獨特視角。[2]精英訪談中，訪談對象往往擁有“相對較高的社會地位和相關的特權”[3]，通常擁有特殊的專業知識[4]，并在其組織中擁有決策權[5]，如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等。作為教育政策研究中一種“向上的”（studying up）、以訪談社會優勢群體來收集資料的研究方法，篩選訪談對象時常常以訪談對象在組織中擔任的職務為主要標準。[6]由于精英訪談對象特殊的社會地位和經歷，通過精英訪談獲取的資料具有獨特性，往往不能通過其他途徑獲取。[7]西方已有研究表明，對精英對象的訪談（特別是在項目的探索階段），是一種比參與式觀察或系統的定量調查等更有效、更集中的數據收集方法，可以極大地縮短數據收集過程，尤其是當精英訪談對象是組織內部實踐知識的“結晶點”(crystallization points)或作為組織中某些觀點或某些特殊領域的典型代表時。[8]對學術研究來說，精英訪談對象是“關鍵信息提供者”（key informants）。[9]目前，在中國教育政策研究中雖然有不少研究者運用了精英訪談，但這一方法運用的可能空間還遠未打開。本研究者基于對24位新西蘭教師工會組織高層管理者的訪談，結合西方學者在教育政策研究中運用精英訪談的經驗，嘗試總結精英訪談在教育政策研究中運用的特點和挑戰，以期進一步加深中國教育政策研究者對精英訪談的理解，也為這一方法在未來教育政策研究中的合理運用提供參考。

一、為什么選擇精英訪談

筆者（本文第一作者）的博士論文研究以新西蘭教師工會組織的專業性為主題，關注教師專業性話語在教師工會組織的發展與演變。鑒于研究對象是新西蘭有影響力的教師組織，需要深入了解教師工會組織的發展脈絡，對這一組織的精英進行訪談就自然成為一種主要的資料收集方式。訪談對象是新西蘭兩個主要教師工會組織的前任或現任主席、秘書長以及其他資深的高層管理者。選擇教師工會組織高層管理者作為訪談對象，基于以下三個原因：首先，本項研究涉及教師工會組織的角色定位問題。組織的角色定位是教師工會組織發展面臨的基本問題之一，也是工會組織高層管理者的主要關注點之一。其次，在多數情況下，教師工會組織高層管理者是其成員中的典型代表，在工會組織的發展中起著主導和核心作用，但少有研究關注教師工會組織高層管理者在教育政策中的作用。最后，教師工會組織的高層管理者往往擁有專業的知識和豐富的實踐經驗，這將有助于深化研究者對研究課題的理解。因此，選擇教師工會組織高層管理者作為訪談對象，既有助于改變學術研究中工會組織高層管理者聲音微弱的現狀，也可以加速推動本研究的進展。

此外，之所以選擇精英訪談，也是由于之前訪談遇到的道德倫理困擾。根據以往的調研經驗，在教育政策研究中，關注教育政策的實施層面，主要是針對教師和學生的調研。然而，對一線教育工作者或實踐者的問卷或訪談，雖然有助于研究者收集數據，但是對被調查對象卻沒有直接益處，這不免讓研究者對調研的實際價值產生懷疑。這種被稱為“向下的研究”(studying down)的研究方式，是以社會中弱勢或邊緣化群體為研究對象的。特別是在教師（校長）工作量激增的背景下，對教師（校長）的這種“調研”，不僅對于研究者尋找訪談對象形成了挑戰，對于被調研對象（教師/校長）來說也是一種額外負擔。盡管可以通過參與式觀察等方式緩解，增加學術研究對教育實踐的影響，但是，作為年輕的學術研究者，進行深入田野調研的機會總是有限的。

鑒于此，在博士生研究期間，研究者嘗試探尋一種新的收集資料的方式——一種“向上的研究”（studying up），即以社會中權力階層為研究對象。值得注意的，有研究者也經歷了類似的研究方式轉變的過程。由于在進行“向下的研究”過程中（以社會中被邊緣化的移民群體為研究對象），備受倫理道德的困擾(moral discomfort)——調研更多地是服務于研究者的學術成就，而非用于促進被調研者生活或工作水平的提升，因而只能改變研究方法，從“向下的研究”轉向“向上的研究”（以有影響力的公司組織為研究對象）。[10]

二、如何應對精英訪談面臨的挑戰

（一）招募訪談對象難度大：逐步建立研究者的專業聲譽

在精英訪談中，由于訪談對象的特殊社會地位，招募訪談對象往往是精英訪談面臨的首要挑戰。[11]從表面上來看，精英訪談對象的資料往往是公開可見的，通過他們公開的個人資料（如官方網站上發布的個人信息等），似乎比較容易聯系。而實際上，他們高度重視隱私，對外部組織或個人的介入有較強的排斥性，具有較強的封閉性。在本研究中，招募訪談對象的困難主要出現在訪談的初始階段。鑒于筆者作為年輕研究者的身份，在開始階段，研究者的導師（新西蘭教育政策研究的權威專家）幫助聯系了兩個教師工會組織的現任主席和秘書長。之后，研究者采用滾雪球的方式，通過郵件或其他社交平臺聯系潛在的訪談對象。在此期間，訪談進展十分緩慢，大部分的訪談邀請郵件未被回復或遭委婉拒絕。由于訪談機會難得，在與一些潛在訪談對象接觸時特別慎重。例如，每封訪談邀請的電子郵件都為潛在的訪談對象“量身定制”，即結合訪談對象參與工會組織活動的時間和在工會組織中的職位，設計訪談邀請電子郵件的內容，說明其參與該項研究的獨特價值與意義。當潛在的訪談對象表示不確定是否接受訪談時，設計一份有力的說服郵件至關重要。

隨著訪談的緩慢開展，特別是研究者專業聲譽（professional reputation）的提高，越來越多的訪談對象接受了訪談邀請。這也表明，在接近精英訪談對象時，堅持不懈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在訪談的初始階段。同時，在精英訪談中，建立專業聲譽也是至關重要的。在本項研究中，訪談對象是兩個教師工會組織的高層管理者。在這兩個組織的內部和組織之間，高層管理者具有較強的正式和非正式聯系，這更有助于研究者專業聲譽的擴散。在訪談的中期和后期，進展十分順利，訪談對象的數量遠遠超出了預期。在本項研究中，通過訪談收集材料用時半年，對共計24位教師工會組織的高層管理者，包括教師工會的現任或前任主席、秘書長、執行委員和其他資深高層管理者進行了訪談。

在本研究中，許多訪談對象為退休或離職人員（out of office）。對退休或離職人員進行訪談有其自身的優勢和障礙。與在職人員相比，退休和離職人員往往更容易透露敏感信息，也更有趣、更坦率。在本研究中，退休和離職人員也往往更加健談，傾向于分享個人的觀點。相較而言，在職人員則往往比較保守，傾向于傳遞組織的價值理念。在訪談時間上，退休人員也比較寬松，許多人的訪談都在兩個小時左右，而與在職人員的訪談則往往是一個小時。很多訪談對象的離職狀態僅僅是指他們卸任教師工會組織高層管理者的角色，他們在離職后也還會作為關鍵人員活躍于組織活動，如工會主席的任期雖然多為兩年，但任期結束后，仍可能擔任執行委員等工會職務。

在本研究中，接觸和訪談退休或離職人員面臨著特殊的挑戰。首先，由于他們已經退休或離職了一段時間，他們覺得自己的知識可能已經過時，不具有組織的代表性。其次，他們擔心會做出不合理的評判，可能會挑戰當下組織管理者的權威。此外，相較而言，中學教師工會組織比小學教師工會組織的高層管理者更容易接近。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中學階段與大學的銜接更緊密，而小學階段與大學的關系相對疏遠，導致他們參與學術研究活動的積極性不高。

（二）對研究者背景知識要求較高：充分利用文檔資料的輔助功能

在精英訪談中，對研究者研究領域的知識存儲以及背景材料的掌握度要求較高。精英訪談與傳統的記者訪談社會重要人物類似，對訪談者自身的知識儲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研究者對研究領域內相關的背景信息和訪談對象有充分了解。在本研究中，文檔資料收集主要用于幫助研究者熟悉研究領域，提供精英訪談的背景信息。在進行訪談之前，研究者用半年時間閱讀這兩個教師工會組織的文檔材料，以熟悉訪談的背景。在每次訪談前，研究者會通過社交軟件（如Linkedin、Facebook、Twitter等）和其他官方網站搜索訪談對象的公開資料，以及訪談對象參與工會組織活動時的重要文件。由于英語是研究者的第二語言，所以通過多次觀看訪談對象的公開視頻，才得以熟悉他們的口音并為訪談做準備。在訪談中，研究者發現這些準備工作有助于建立訪談者的信心，有利于在訪談過程中追問。

精英訪談本質上仍是一種收集資料的方式，在對話中以訪談對象為主。在精英訪談中，研究者需要平衡“知”與“無知”（knowledgeability and naivety）：“知”使研究者作為專業研究者具有可信度，而“無知”則使訪談對象能夠提供更多有價值的信息。[12]在訪談過程中，即使做了很多準備工作，研究者還是傾向于限制自己的說話時間，盡可能多地把時間留給訪談對象。此外，前期充分的資料準備，也有助于避免訪談對象對訪談內容進行過度引導，并讓訪談者在訪談過程中識別訪談對象提供的錯誤信息或偏見。

前期文檔資料收集的充分性和全面性，也表現出了研究者對訪談的認真態度，有助于獲得訪談對象的認可。例如，在一個訪談中，一位前任工會主席提及一個紀錄片，詢問訪談者是否知道該片。在準備這個訪談時，訪談者閱讀了訪談對象公開發表的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提及過這個紀錄片的名字。因此，當訪談對象詢問時，訪談者如實回答道：雖然沒有看過這個紀錄片，但是在閱讀他的文章時，知道他提及過這個紀錄片，并表示在訪談結束后，一定會觀看這個紀錄片。顯然，訪談對象表示很滿意訪談者的回答，并打趣說“你可能是唯一一個認真讀過這篇文章的人”。

在另一個訪談中，訪談對象提及一個政府出臺的政策文本，該政策文本是她參與工會活動時期的一個重要政府文件，這個政策文本正是訪談者準備該訪談的材料之一，訪談者當場拿出了這個政策文本的紙質版，這一舉動向訪談對象證明了訪談者充分地準備了這次訪談。不過，也需要注意避免文檔資料的過度干擾。在一個訪談中，訪談對象是一位資深工會組織領導，發表了很多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章，并且還撰寫了一篇相關博士論文。在準備該訪談過程中，用了近兩周的時間閱讀她的文檔材料，尤其是其博士論文，明顯感覺信息量過大，對自己的訪談造成了不必要的干擾。鑒于此，在訪談準備后期，縮小了關注范圍，把關注點放在相關文章與博士論文的摘要部分，從而減少不必要信息的干擾，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研究主題上。

本項研究在設計初期，計劃以文檔材料為主。由于英語是研究者的第二語言，這可能會影響研究者通過訪談收集材料的能力。然而，實踐表明，語言溝通并未成為該項研究的主要問題?？赡苁且韵聝蓚€原因：首先，在訪談前，訪談提綱會發送給訪談對象，這既有助于他們了解訪談內容、準備訪談問題，也有助于緩解由于英語是研究者的第二語言造成的溝通障礙。其次，在訪談過程中，雖然嘗試建立一種對話關系，但是訪談的主要目的仍是收集材料，訪談以訪談對象表達自己的觀點為主，訪談者主要負責引導對話，這也降低了對訪談者語言表達能力的要求。本研究用一年收集材料：半年的時間，用于閱讀和收集相關文檔材料；另外半年的時間，通過訪談收集材料。通過對比收集到的文檔與訪談資料發現，通過訪談收集到的材料更加聚焦和豐富，而文檔材料則相對分散，聚焦度不足，降低了其作為主要資料來源的功能。這也是由于教師工會的專業性往往隱藏于其組織的工會性活動中，從而導致在收集文檔材料時難以聚焦。然而，此類信息更容易通過精英訪談獲得，這也是精英訪談的獨特優勢。

在本研究中，精英訪談成為了一種高效的收集資料方式。在一至兩個小時（多為兩個小時）的訪談中，訪談對象有效地濃縮他們幾十年（多為10—30年）的實踐經驗，從而使得訪談資料的信息量特別大，并且與研究主題高度相關。在資料整理后期，研究者決定以訪談資料為主，文檔資料為輔。此外，在精英訪談結束后，根據訪談內容，再次收集相關文檔資料。在此，文檔資料主要發揮著三角驗證的功能，用于進一步檢驗訪談資料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三）權力關系的復雜性：建立平等的對話關系

進行精英訪談的另一個挑戰是訪談對象和訪談者之間可能存在不對等的權力關系。在精英訪談中，一個普遍的擔心是訪談對象和訪談者之間會出現一種權力失衡（power imbalances）的狀態，特別是訪談者可能會畏懼訪談對象的權力。[13]精英訪談對象可能會引導訪談內容，以適應“他們自己的目的”，并操縱研究結果的傳播過程。[14]從后結構主義的視角來看，精英訪談中的權力關系具有不可預測性和多變性。精英訪談中的權力關系也受到社會環境中一些不可抗因素的影響。例如，有部分研究者體會到了明顯的無力感和挫敗感，訪談對象經常拒絕回答相關問題，研究者有一種被邊緣化、不安全感和受到威脅的感受。[15]然而，在進行精英訪談的過程中，也有部分研究者發現他們在研究過程中，并沒有明顯體會到一種無力感（disempower），訪談對象是熱情的參與者，表現出了對研究積極支持的態度，很愿意為研究提供他們的專業知識、觀點和時間。精英訪談對象雖然可能基于其特殊的社會身份地位對研究施加過度的控制與影響，但是其本身也可能在研究中處于劣勢或成為弱勢群體（vulnerable elites）?？梢?，在精英訪談中訪談對象與訪談者的權力關系具有相對開放性，而非是單向度的。

訪談對象和訪談者之間權力失衡并未在本研究中明顯出現。相反，作為一個年輕的研究者，得到了訪談對象的高度支持。在本項研究中，一旦訪談對象接受了訪談邀請，大多數訪談對象表現出了非常支持的態度。例如，在訪談之前，很多訪談對象（尤其是已經退休的人）會很認真準備訪談，并收集相關文檔資料。在訪談過程中，訪談對象很有耐心，愿意給出更多解釋。訪談結束后，許多訪談對象對他們的訪談記錄稿進行了細致編輯，以使其更加清晰，便于閱讀?？傊?，在訪談過程中，并未出現明顯權力失衡的情況或者是訪談對象對訪談過程過度控制等現象。

在本研究中，訪談對象的特殊身份為訪談對象和訪談者之間建立平等的對話關系創造了更大空間。作為年輕研究者，相對于實踐經驗，理論知識更豐富。教育領域的高層管理者則擁有較豐富的實踐經驗，然而理論知識相對不足。精英領導層往往也重視理論研究，特別是對理論研究的前沿問題比較敏感，這也間接地為學術研究提供了機遇。在精英訪談中，理論與實踐的碰撞具有可能性，從而在理論與實踐之間形成一種良性和富有教益的對話關系。研究過程中，訪談對象經常表示該研究話題具有很大的價值和意義，許多訪談問題給他們提供了深入思考的機會或視角。訪談結束后，研究者和訪談對象也會進一步交流已有研究成果和前沿的信息資料。這也是精英訪談達成的一種良好狀態：超越了資料收集的目的，在訪談者與訪談對象之間形成一種對話關系。訪談者與訪談對象具有一定的思維共振與情感共鳴（更適合年輕研究者），或者達到一種思想觀點交鋒的狀態（更適合經驗豐富的研究者）?？傊?，精英訪談為學術研究者與高層組織管理者形成一種良性互動創造了可能性，也為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融通搭建了橋梁。

（四）非匿名化的倫理挑戰：尊重與審慎

作為一種“向上的研究”，精英訪談與社會科學研究者通常使用的“向下的研究”具有不同之處，在研究倫理方面，不可以完全參考“向下的研究”。[16]例如，在一般的質性訪談中，訪談對象經常需要進行匿名處理，具有較強的保密性，這主要是出于保護相對弱勢的訪談對象的需要。在精英訪談中，訪談對象不能被簡單地歸類為訪談中的“相對弱勢”群體，因為他們往往具有非常嫻熟的談話技巧，特別是在披露敏感信息時，他們很清楚潛在的風險。其實，披露敏感信息能力本身也是精英訪談對象展示其權力的方式。同時，精英訪談對象傾向于以良好的方式展示自己，而不是不謹慎地傳達對事件的特定解釋。

在精英訪談中，匿名化處理往往也是極其艱難的工作。匿名化處理也并非是唯一合乎研究道德倫理的方式，因為精英訪談對象往往深植于復雜的權力關系中，這意味著掩蓋精英訪談對象的身份會導致他們的陳述被去文本化（decontextualizing），以至于讀者無法了解訪談材料的有效性。有研究者指出，在一個權力等級不明顯的、傳統的、高信任度的社會中（如丹麥），精英訪談對象往往傾向于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17]這種非匿名化有助于訪談資料的背景化，并增加質性研究的透明度。[18]從這個角度出發，精英訪談的研究倫理也是對社會科學研究倫理的一種重構（reconstruction）。[19]

在本項研究中，所有訪談對象要求使用其真實姓名，這與新西蘭作為一個小型國家高信任度的社會文化環境有關。在本項研究中，部分訪談對象明確指出，鑒于新西蘭是一個小型社會，即使沒有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別人也能根據訪談對象傳遞的信息準確猜出他們的真實身份。因此，匿名不僅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其他一些訪談對象認為匿名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他們應當對其發表的言論負責，因此，在研究報告中，應當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在本研究中，大部分訪談對象對其訪談內容表現出了較強的自信，使用其真實姓名就是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在本項研究中，大部分訪談對象表現出了嫻熟的交流和表達能力，特別是在公開表達觀點上，他們展現出了高度清晰但又慎重的語言表達思維。在新西蘭社會政治環境中，教師工會組織的高層管理者是其組織在公共場合或社會媒體的發言代表人，需要經常參與公開的關于教育問題的辯論和接受媒體的采訪等，這也有助于提升他們交流與表達的能力。此外，鑒于英語是研究者的第二語言，邏輯順暢、表達清晰的訪談記錄稿，也極大地提升了研究者整理訪談資料的效率。

由于在這項研究中使用了訪談對象的真實姓名，這使研究者免于對研究對象進行匿名處理，并增加了本項研究的透明度，同時也增加了研究者對訪談數據解讀的敏感性和對此應擔負的責任。盡管訪談對象允許研究者在本研究中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但考慮到數據使用潛在的風險，每次訪談結束后，都由專業的服務機構對錄音進行轉錄。所有轉錄者在轉錄之前都需要簽署保密協議。每次訪談結束后，訪談記錄都會在四個工作日內發回給訪談對象，供其進一步編輯或澄清訪談內容。許多訪談對象發回了編輯過的訪談記錄，建議修改部分表達方式，或增加更多細節，或刪除某些他們認為不相關或過于敏感的部分。這也是訪談對象對訪談數據施加控制的一種方式。

此外，在訪談過程中，如果訪談對象不問及研究者訪談過的其他訪談對象的名字，或者沒有必要向訪談對象證明本研究的專業可信度，那么其他訪談對象的名字就不會被提及。如果一個訪談對象是一項教師工會活動的專家，其他訪談對象知道研究者曾經訪談過這位專家，他們可能會傾向于避免談論這個活動。在一個組織內，人們彼此都很熟悉，訪談對象之間的相互影響可能會降低數據收集的質量。研究者試圖保持每次訪談的獨立性，以避免數據資料之間相互干擾的潛在風險。

總的來說，精英訪談招募訪談對象相對困難，對研究者知識和背景材料掌握度要求較高，訪談者與訪談對象之間權力關系復雜，非匿名化也伴隨著倫理難題。針對這些挑戰，可以通過建立研究者的專業聲譽、充分利用文檔資料輔助功能、逐步建立信任的對話關系、尊重和審慎地對待訪談資料等方式有效地應對。

三、如何在教育政策研究中用好精英訪談

“底層能說話嗎？”[20](Can the subaltern speak？)是印度裔學者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提出的一個著名問題，延伸到諸多關于弱勢群體能否發聲、如何發聲的多學科討論之中。當以社會中弱勢或被邊緣化群體為研究對象時，可以了解這些群體的生活現狀。鑒于這些現狀往往是由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造成的，并且有權勢的人往往擁有較強的話語權，如通過制定法律法規和政策，在構建這種社會系統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選擇社會中有權勢的群體，例如本文所說的高層管理者，通過分析他們的話語，可以提供一種宏觀的制度層面的視角，進而理解復雜的權力關系在構建當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中的作用。[21]

目前中國教育政策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對教育政策文本的宣傳、解釋以及對國外教育政策理論的介紹上，缺少本土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基礎相對薄弱。[22]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教育政策的各種問題急劇增長，教育政策研究相對不足的弊端逐漸凸顯。從中國教育政策研究的范式上來看，重視應用性研究，更關注具體的政策建議，呈現出一種服務于政策制定者的趨向。這種研究傾向雖然具有較強的實踐價值，但在針對政策制定者本身的學術研究上存在明顯局限。在中國教育政策研究中，需要更加關注對教育政策及其過程本身的研究。[23]在政治社會學研究中，以“精英”（主要指政治精英或商業精英等權力階層）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已有諸多經典案例[24]，如賴特·米爾斯所著的《權力精英》，吳毅所著的《小鎮喧囂》[25]以及馮軍旗所著的《中縣干部》[26]等，都是把權力階層作為研究內容，關注權力階層中權力關系的生成與演變過程等。在教育領域，英國著名教育政策研究專家斯蒂芬·鮑爾（Stephen Ball）的《政治與教育政策制定》尤為關注教育政策制定過程中的權力博弈，以及相應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影響。[27]精英訪談則是進行這類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式。例如，在研究中，鮑爾通過對政策制定者的訪談，探尋了教育政策制定過程的復雜性和非線性，以及各種政治力量和利益的對立、斗爭和博弈。精英訪談的運用有助于關注教育政策之外的社會文化因素，研究實踐中的教育政策或“存在于文本之外，活動于主體之間、無法脫離現實實踐世界的教育政策”[28]。

精英訪談是訪談法的一種類型。目前主流的質性研究方法常常按照“訪談的結構、訪談的正式程度、接觸方式、受訪者的人數以及訪談的次數”[29]來分類，很少涉及訪談的對象。作為一種特殊性質的訪談，精英訪談并非總是收集資料最合適的方式，需要結合研究問題和實際情況。在中國教育政策研究中，應用精英訪談也需要注重中國社會文化的特殊性，如在組織中“人情”“面子”“關系”的獨特意義。[30]精英訪談是一種資料收集的方式，經常需要與其他調研方式（如傳統的訪談和文檔資料收集等）相結合，最終達到一種“法無定法，道有常道”的境界。[31]總的來說，精英訪談可以更深層次、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地理解政策過程，打開政策制定過程的“黑箱”。當前中國教育政策研究中較少對精英訪談進行系統性研究。作為一種高效的資料收集方式，精英訪談的運用有助于教育政策研究范式的轉向，其潛力有待后續研究者進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