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攝影人生

我作為軍人，尤其是搞攝影的，如果生逢戰爭卻沒有直擊，那是非常遺憾的。

陽麗君（以下簡稱“陽”）：梁子老師頗有傳奇色彩，是一個有故事的人。

梁子（以下簡稱“梁”）：我16歲參軍，1986年我作為從事攝影工作的軍人，參加了老山輪戰。1987年我們軍區輪戰結束，我進入了英模報告團。但我認為我不夠格做英模，就打報告請調到西藏軍區。在西藏軍區宣傳處做攝影干事，兩年后去了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新聞系讀書，再后來去了國務院軍轉辦的《中國轉業軍官》雜志工作。2000年7月，我第一次去非洲，到現在去過20多次。2003年2月，我第一次去阿富汗，之后去過4次。這期間，2004年我拍了紀錄片《房東蔣先生》。2022年我跟浙江大學張勇導演團隊合作完成了紀錄片《我到非洲去》。這么多年，除了在軍隊和雜志社的拍攝工作，我主要關注非洲和阿富汗等地區的婦女和兒童，記錄他們真實的生活方式。

陽：1986年老山輪戰，你當時是在青海省軍區宣傳處，本來不用你們參加，你后來怎么還是去了戰場？

梁：當時要擴大新聞隊伍，有人來我們青海省軍區招人。我一想，我作為軍人，尤其是搞攝影的，如果生逢戰爭卻沒有直擊，那是非常遺憾的。當然我也不是說刻意找戰爭去參加，只是正好遇到這么一場戰事。我報名之后，負責的政治部副主任在電話里說“女的不要，女的麻煩得很”。我一聽這話，就說我非去不可，較了一個勁，當時我覺得他有點性別歧視的感覺。我是輪戰前五天去報的到，在某師宣傳科。我也不能拿槍打仗，最多就是備一顆手榴彈或者光榮彈，至少不能當俘虜吧。

陽：你當時是去拍照？你拍攝的老山作戰的照片很少見到。

梁：對。上戰場前，我要給我師參戰人員每人拍一張照片，團里也有攝影戰士，大家都在拍，為此，我一下認識了大部分官兵。每個人拍一張照片放到檔案里，萬一打仗犧牲了，檔案里有張照片。

當時拍了很多照片，在報紙上也發表了很多，但是有一件事情，攝影圈里知道的人不多。打完仗以后，我在1987年進入了英模報告團，但我認為我不夠格，保送上學這些事情不是我應該享有的。如果我一直戴著英雄的桂冠，非常不習慣，所以就打報告請調西藏軍區，我是戰后師政治部第一個離開作戰部隊的。臨走前，我把所有在部隊用的相機、鏡頭、附件、底片，放在了一個炮彈箱子里，完好無缺地交給了我們宣傳科。鐵打的軍營流水的兵，這流水流得底片就沒有了。為這個事情我一直后悔和傷心。

陽：當時老山前線的攝影記者中你是唯一一個女兵？

梁：攝影的女兵就我一個，其他還有通信兵、保密員和醫務人員，我們師好像一共有78個女兵。當時住在云南的大溶洞里，師指揮所也在里面。我住在用綠色塑料布搭起來的一小塊兒地方，有木質的窗戶和門，大概有兩三平方米，山洞里很潮濕，地下全是濕的。塑料布隔墻是我們宣傳科文字報道組，互相之間特別熟。

陽：20世紀80年代西藏很艱苦，你怎么想去西藏？

梁：我想去西藏，原成都軍區政治部領導說歡迎你，西藏軍區正需要人呢。20世紀80年代，很少有人愿意去。我之前在青海，但我想躲開。至于在躲什么，我也說不清，這是我的個性，一直躲大城市，躲人際復雜的地方，向往與自然相融的環境，我喜歡簡單通透一點。

在拉薩，有時清晨，我和《西藏日報》攝影記者車剛，騎著自行車，背著相機，沿著拉薩的轉經路，拍攝百姓轉經、祈福等活動。

兩年后，我離開西藏時，公私分明地把拍攝軍人的底片全部留給了宣傳處。自己留下了一些風土人情的底片。

之后，我去了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新聞系讀書，再后來去了國務院軍轉辦的《中國轉業軍官》雜志工作。

陽：你1998年出版了《一本打開的日記》，書是以日記的格式寫的，很真實，也很感人，是你當時真實的日記嗎？

梁：我有記日記的習慣，從小到現在。書中的內容全是真實的。這本書分了三個階段，第一部分是青海，第二部分是老山，第三部分是西藏。后來還翻譯了日文版。

當時還在西安開了一個研討會。我們參謀長和政治部副主任參加了，還有陜西一些名作家。我們部隊的參謀長發言說：“梁子同志這本書，就像給現在的小男人、小女人文學打了一針強心劑，這是在戰場上自己經歷的，內容完全屬實，我證明，我就是她當年的參謀長?！币环捳f得鏗鏘有力。簽名售書是在《西安晚報》辦的，來了不少人，場面很熱烈，令我感動不已。

陽：后來在日本做了首發式和攝影展？那時候難得有中國人在國外做展覽。

梁：也是因為這本書的日文版首發式，同時做的攝影展。據說，我是第一個在日中友好會館做圖書首發式和攝影展的，我記得是1999年10月18號。書里提到，1988年12月，我曾在西藏珠峰腳下遇到了日本長谷川登山隊，有緣結識了長谷川橫男和長谷川昌美夫婦。驚喜的是，在東京的開幕儀式上，主辦方把長谷川昌美女士請到了現場，從珠峰腳下到繁華的東京，我倆11年后還能再相見，都激動得淚流滿面。她告訴我，長谷川橫男隊長和一名登山隊員，1995年死在了巴基斯坦的一座山峰下。為了紀念她丈夫，她在山下的村莊建了一座小學。后來，我們倆一直保持著郵件聯系?！?·11”之后，日本人去巴基斯坦有難度，我一直想替她去那所學?？纯?，但因為一些原因沒能實現，很遺憾。

陽：你是哪一年從西藏軍區轉業到北京的？

梁：我1991年就穿著軍裝在國務院軍轉辦工作了。軍轉辦是兩塊牌子，一塊是國家人事部軍官安置司，一塊是國務院軍轉辦，我們全部都是從軍人轉到地方的。我在軍轉辦《中國轉業軍官》雜志社，干了三年就辭職了。后來在《紅旗畫刊》工作，是《求是》雜志下面的一個畫刊，我是從那兒離開的。

我覺得拍照片，最重要的是對被攝者的尊重。

陽：你人生很多的傳奇故事是在非洲發生的。你怎么想到要去非洲？

梁：可能是因為我在中學的時候看過三毛的書，特別向往原始自然、自由奔放的生活。第一次去非洲是2000年7月，在南非的國中國，一個叫萊索托的國家。我在東北部一個叫塔巴姆的村莊待了四個多月，接觸了一個41歲，患有艾滋病的女老師，她臨死的時候，躺在地上鋪的墊子上，我拉著她的手，我以為她要說你救救我，或者幫幫她的五個孩子，再或者是能不能給她點錢?？傊?，按咱們俗人想的是她會說這些遺言。她在墊子上躺了五個多月，骨瘦如柴，在人生的最后時刻，她看著外面的天空，十分吃力地蹦出來的英語單詞，全是關于大自然的，比如河流、天空、空氣，她向往著與大自然融合，我當時特別震驚。

陽：那時候去非洲還很困難，你是怎么去的？

梁：為了安全起見，我一直在尋找機會，想辦法住在酋長家里。那時，逢人就問：“你認識非洲的酋長嗎？”后來終于遇到一個中國臺灣人，他曾經在萊索托待過，說可以引薦我認識那里的一位大酋長。我問他，萊索托是非洲國家嗎？他說，當然。我說，我去。然后辦簽證，買機票，就這么簡單。

那個時候的非洲，一個女人獨自出游還是比較危險的。強奸、搶劫之類的事時有發生。盡管我當過兵、打過仗，但自己內心的強大或者說是膽子大，外人看不出來，畢竟我是一個亞洲女人，看上去也沒多么強壯，因此，我首先要保證自己的安全。這也是我想住在酋長家并將其作為庇護所的原因。

陽：當時是一直住在酋長家里？有沒有什么特別的經歷？

梁：萬萬沒想到，這個酋長是這個國家的皇叔，萊索托塞伊索（SEEISO）家族的，住在塞伊索家，就是國王家的人，所以到了那兒以后，他們很快就給我起了一個名字巴麗薩·塞伊索，巴麗薩是花的意思，塞伊索是這個家族的姓。酋長家的生活很富有，別墅，秘書、花工、傭人、司機、看門人，等等，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酋長家。我待不下去，強烈要求去他的老家居住。后來，他帶著我，坐著他的六個缸的皮卡車，在山里轉了一天，大晚上的，伴著星星，總算轉到了他老家的塔巴姆村。第二天一早他就帶車走人了，他估摸著，我在村里肯定待不了多久。

這期間故事很多很多，這個村莊排擠外來人。剛去的時候，村民怕外來人對他們有威脅，絞盡腦汁想拿住我。比如大酋長的管家是一個老太太。有一天，她突然說，自己丟了50塊錢，在此之前村莊從沒來過外人，我一來就丟錢，這事傳到村里，可不是一件小事。我想，沒有必要向他們澄清自己沒偷錢，但也不能展示我帶了多少錢，更不能任她們欺負。于是，我氣呼呼地把從首都帶的衛生卷紙，故意很浪費地撕扯一地，然后扭頭就走。我知道這東西在她們眼里十分金貴，意思是，50塊錢算什么，在中國人眼里，不算個事，少給我栽贓。

這些年，不論我身處怎樣的環境中，始終提醒自己，必須做到不卑不亢。尊重他人，也絕不能被人欺負。我這 20年來，一直秉承這樣的心態。

陽：從這次以后，你找到了自己的拍攝主題?，F在你一共去了多少次非洲？

梁：沒有特別明確的數字，但肯定超過20次了，因為超過20個國家了，而且有的國家，去了三四次。比如烏干達，我去了4次，一次待半個月、一個月、二個月都有。

陽：你在非洲有沒有特別困難的時刻？

梁：要說起來都困難。我第一次去萊索托那個村莊的時候，還時刻拿著相機，后來在厄立特里亞紅海邊的一個小漁村，三面環海，一面沙漠。那是一個穆斯林聚居的地方，我剛進去拿著相機拍女人，被她們的男人一通罵，女人看我接近她們，撒腿就跑。我當時特別不理解，心想我是怪物？為什么不能跟同性接觸？之后我干脆不拿相機，每天在村子里走家串戶，跟女人們混在一起，了解了她們的生活和心態以及看待事物的方式。

再以后，越發關注這些女性的生活。這也是我這個女攝影師的優勢。比如她們的紋面，她們婚后每周一次的煙熏，甚至她們最大的秘密，每個月來月經怎么處理，等等。直到與她們相處了一個半月之后，我再拿起相機，她們也就不再拒絕了。

陽：你去非洲這么多國家，這么多地方，對非洲的文化習俗應該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和認識。

梁：也談不上深入了解。但確實覺得我們要改變一下對非洲的看法，非洲50多個國家，基本上是部落文化，它的文化并不是按照國家來劃分的，比如兩個人，一個在坦桑尼亞，一個在肯尼亞，他們在很多方面能交流得特別好，他們不太看重國家，而重在你是哪個部族的人。

非洲很多地方現在還停留在農耕時代。不論是原始森林還是沙漠或草原，一代又一代人，從大自然中不斷地成長、感悟和進化。掌握的技能，并非從書本而來，對植物、動物、氣候形成了一系列自身的知識體系，文化、藝術、生存，甚至肢體，很敏感也很隨性。

他們很看重親情、傳宗接代，及對祖先的崇拜。盡管被西方國家殖民過，改變了他們的一些宗教信仰，但很多老人依然尊崇原始宗教，但并非裝神弄鬼。他們對英雄人物、勞動者的崇拜是特別具體的，比如爺爺或某個叔伯對家庭影響很大，他就是這個家族的精神領袖。去世后，有資格埋在家里，后人可以隨時陪伴他，他的智慧和力量一直延續給一代又一代親人。

我在喀麥隆住的人家，一開門就是這家人媽媽的墓地，開始挺恐懼的，后來了解墓里的這個叫DADA的母親，生前培養了7個極其不凡的子女，隨著對DADA人生的了解加深，留下的不再是恐懼，更多的是敬佩。

非洲的歷史久遠，人們隨著遷徙生活，在沙漠中找水、在森林中與大自然共處，在草原上與猛獸相融，需要一種部落精神和團結的力量。在陽光下，通透的人生、明亮的心境，對土地的敬畏，對生活的熱愛，一代一代傳承豁達而樸素的胸襟。當了解了這些，就能感受到它的魅力。

當然非洲人有一種“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的觀念，有時候我們會覺得不分彼此，沒有邊界感，也會不太舒服。比如塞拉利昂為鉆石打了10年內戰，那時，人人都很匱乏，南方省的一個省長，在我臨走時，跟我說“子，你快回中國了，你那筆記本電腦留給我吧，當我看到它，會時刻想到你?！蓖ǔ?，他們也會有禮物送給你，比如一片樹葉、一塊石頭、一張照片?？傊?，盡心所能就好。中國人不是常說禮輕情意重嗎。

陽：一個人到另外一個國度，會面臨一種文化沖擊，英文叫Cultural Shock，請談談你印象最深刻的文化沖擊的例子。

梁：有一次參加婚禮，我當時其實想回國了。后來聽說，這對夫妻八年前辦過一次教堂婚禮，可是八年一直生不出孩子，這個在當地是很忌諱的，所以這次辦一個傳統婚禮。我在那兒待了四個多月沒趕上婚禮，于是專門為這場婚禮留下來。

婚禮第一天一大早就去他們家了，來了一個殺牛的，他全身穿著工裝服。牛圍子里留了三頭牛，那人說今天殺一頭，其他兩頭是陪伴的。我說婚禮應該特別熱鬧，為什么要殺牛？他說，牛代表新郎，殺牛用的時間越長，難度越大，說明牛的生命力越頑強，預示著新郎很強悍。旁邊還有一只待殺的羊，代表新娘。

一群人敲著鍋碗瓢盆，嘴里念著“火木呀大爹”，“火木”是牛的意思，“大爹”是“先生”的尊稱。這時候殺牛的人拿一支長矛突然扎進牛的身體。牛疼得向柵欄外奔跑，全村人圍追堵截這頭牛，把它追回來再重復一系列動作。直到牛服軟下跪到死去。牛死后，人們開腸破肚，“嘭”的一下鮮紅的牛血流了一地。面對一片紅彤彤的土地，周圍一群人聲嘶力竭地高唱著。山谷中傳來帶血腥味的回音，我一下懵了，完全不知道自己為何而來？在哪里？那個瞬間，我內心頓時距他們千里之外，獨自地坐在一個遠離熱鬧的地方，靜靜地看著……

陽：費了這么大勁去非洲，遇到這么多事情，你在非洲要尋找的東西是什么？

梁：我沒認為自己如何費勁，而是享受其中的自由快樂，從不同中尋找相同，相同中找到不同，更多地認識這個五彩的世界，也是在積累自己的知識和見識。非洲開發得比較晚，很多地方所謂的“文明之光”還沒有照到，不等于沒有光芒和人性。非洲人在自然中成長，那種肢體強悍，非我們在健身房練練肌肉就能比擬的。人與人是相通的?？此坪芏囡L俗需要了解和適應，但最終是殊途同歸的。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愛恨情仇都是一致的。

陽：你的關注點始終在人。

梁：我覺得拍照片，最重要的是對被攝者的尊重。2011年6月，當時南北蘇丹正在分離。我在南蘇丹一個叫皮博爾的村子，為無國界醫生組織拍攝。他們是一個國際性的醫療人道救援組織，也是全球最大的獨立人道醫療救援組織之一，都是沖在最前線的，包括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也門，等等。我剛去的第二天，站在茅草屋外，無意中看到一扇窗下，一個男人骨瘦如柴的后背，當時我眼前一亮，這畫面太震撼了，我端著相機，走近他，離他大約一米開外。他聽到了我的腳步聲，非常吃力地回頭看了我一眼，當我倆四目相對的瞬間，我看到了一張干癟的只剩兩只眼睛的臉，他看到了我手里的相機。眼睛里透著無助、無奈和一種非常不情愿的神色。感覺眼前的他，弱得只剩最后一口氣了，顯然，他很排斥我拍照，又無力反抗。感覺此時我手中的相機像一桿槍，面對一個瀕臨死亡的人掃射，這不公平，我沒有權力這么做。我在瞬間努力平息了自己，放下手中的相機。后退了一步，對他鞠了一躬，頓時他的眼神松弛了很多，第二天聽說他去世了。

他沒有親人，醫療點的工作人員把他的遺體放在一個小樹林里，在旁邊挖坑給他下葬，我拍了一張照片。其實，樹林里埋了很多死去的病人，他們沒有墓碑，更沒有墓志銘，也不知他們姓甚名誰，他們這一生中都經歷了什么。但是他們曾經都是這個世上真真正正活過的人。

其實，對他人的尊重，等同于對自我的尊重。

陽：你又是怎么想到去阿富汗的？你去的那幾年一直有戰事，風險很大。

梁：我第一次去阿富汗是2003年2月，一共去過4次，的確戰亂不斷。

我參加過老山作戰，想看看阿富汗戰爭和我們當年的老山戰爭有什么不同。那是“9·11”之后，上一屆塔利班政府被摧毀，新的政府剛成立。我想，再有戰亂，人們也要生活，阿富汗女性更是比較特殊，她們究竟如何生存呢？

陽：你還是希望主要拍一些女性生活？

梁：對，因為我也是女性。我在阿富汗跟拍了三個女人。

一個是開沙龍店的。在阿富汗，男人禁止進入女子沙龍店，那里屬于比較私密的女性公共場所，對外來人拍攝非常排斥。

另一個是烤馕的，她丈夫打仗犧牲了，她要支撐起三個孩子和雙方父母的大家庭，她沒接受過什么教育，不可能在外找到工作，只好學習烤馕，養活全家老小。

還有一位是太陽能燈具公司的，她曾經當過老師，有一定的文化。生了六個孩子，在她懷老三時，鄰居家發生了爆炸，她受到嚴重驚嚇，孩子出生后是個腦癱患兒。她的丈夫也有病，一家人的生活重擔全落在她一個人身上，但從她一臉燦爛的笑容，完全感受不到家里如此沉重的負擔。

拍攝這三個婦女，難度都很大。

比如2003年2月，我在喀布爾街上一家一家敲門，想進女子沙龍店看看里面的情況。這種店外表沒招牌，窗簾遮蓋得很嚴實，只能問當地路人。我連續被七八家店主拒絕了，有些灰心喪氣。打算再敲一兩家，如果被拒絕，就徹底放棄了。沒想到，敲開這家店，主人一把把我拽了進去，她突然的舉動，嚇了我一跳。店里的窗戶遮蓋得完全不透光。里面有四五個女人，有個年輕女顧客正在剪發。在征得她同意之后，我快速拍了一些視頻和照片。由于語言不通，店主對我這個突如其來的外國人有些緊張，我拍照時匆匆忙忙的，我倆連彼此的姓名和聯系方式都沒留，我道謝之后，匆忙離開了。

六年后我又去了喀布爾，那時很想找到這家店。我帶著她的照片，找當地向導，可是向導是男人，從沒進過女子沙龍店，根本摸不著門。我倆拿著照片，在街上一家家打聽。好在2009年喀布爾開女子沙龍店的不多，很快就問到。我很興奮地拿著相機，走下一間地下室，剛進門，我一眼認出了店主。

她的門店盡管開在地下，但面積擴大了兩倍，已經成為當時喀布爾最大的女子沙龍店。兩個不同國籍的陌生“熟人”，再次見面，格外驚喜。但由于女子沙龍店在阿富汗屬于很私密的公共場所，我想拍攝，必須征得所有顧客同意才行，尷尬的是，沒有人同意我拍攝。好在這次找到顧客里有會說英語的人，幫我倆搭上了橋，她叫凱樂瑪，三個孩子的媽媽，這六年，她去了巴基斯坦、迪拜、印度、韓國等國家，一直在學習中東、亞洲流行的女子美發、美容、紋眉以及穆斯林最時尚的新娘妝，她的沙龍店，已然引領了阿富汗女性妝容的時尚潮流。唯一無法改變的是，這些妝容只能留給自家人欣賞。

2013年當我再去喀布爾找到她，我們就像老朋友。在她的熱情相勸和強行推薦下，我這張素臉，被她化得濃妝艷抹，再穿戴上她送我的袍子、頭巾、戒指，我活脫脫被打造成了一個穆斯林女人。

遺憾的是，近兩年政局再次改變，據說，阿富汗女子沙龍店一律被關閉了。但愿她能平平穩穩度過今后的日子。

烤馕的寡婦瑞拉患了腦瘤，好在她的孩子們都大了，能幫她支撐起這個家。

生下腦癱患兒的法維扎，后來升任公司經理，搬進了新房子，還特別邀請我去她家，吃她拿手的私房菜，一家人過著平靜樸素的幸福生活。

當一個人內心有了一座堅不可摧的城堡，就會更加堅實、厚重和包容。

陽：你之前去非洲都是拍靜態影像，怎么開始在非洲拍紀錄片了？

梁：前面講到我在萊索托塔巴姆村拍一個艾滋病人，當時我就想，一個瀕臨死亡的人，臨終前費力地蹦出一串單詞，全與大自然有關，這令我對非洲人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遺憾的是，我沒有帶拍視頻的機器。

之后的非洲行，視頻、照片都不能錯過。

旅游衛視《行者》欄目播出的30集《非洲十年》紀錄片，就是從我去的第二個非洲國家塞拉利昂開始拍攝的。

陽：你的紀錄片《房東蔣先生》，是你在用另一種視覺方式講故事。

梁：最開始我住進上海巨鹿路蔣先生的房子，純屬為了離上海電視臺近，當時我在《紀錄片編輯室》做視頻的后期。蔣先生是房東，我是房客。

我是北方軍人家庭出身，與大上海資本家后代的蔣先生，成長環境和生活理念反差極大，制片人王小龍告訴我，一定要把我眼中這位上?！袄峡死铡钡纳钣涗浵聛?。紀實頻道的幾個編導都說，從北方來的人，很難如此近距離接觸到這種人的真實生活。我過去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老克勒”。我問王小龍，作為一個房客，拿著攝像機拍攝人家生活合適嗎？他說，只要他同意，你就只管拍。后來這部紀錄片獲獎，就是因為非常真實。

朱羽君老師說，這個片子拍得很自然，機器有點像我身上長的一個零件?，F在看來，這些視頻，成了非常珍貴的影像。

陽：后來你跟蔣先生關系很好。這部紀錄片獲獎在你的意料之外？

梁：剛開始拍攝時，他有些別扭，總是叨叨我，后來我們相處得有感情了，像是親人，我管他叫蔣叔。

他家的房子拆遷前，他不斷地被人欺負，我就成了為他撐腰的人。在弄堂里，他家是釘子戶，晚上經常有人敲門威脅他，我覺得一個老人挺可憐的，我既然住在里面，就有責任保護他。再后來，我回到北京，有一點風吹草動他都會給我打電話：“梁子，又來人了，怎么辦？”我告訴他：“別怕！”好像我才是這家的男人。我從夏天住到冬天，從北京到上海來來去去，我對這所房子也有感情了。

紀錄片獲獎時，我正在非洲紅海邊厄立特里亞的一個村子里，完全與世隔絕。出來以后才知道，這片子獲了2004年中國電視學會年度最佳電視紀錄片大獎（金獎）。這個片子獲獎不全是屬于我，有王小龍團隊和編導干超的很大功勞。

陽：你最近在做《我到非洲去》這個專題？

梁：這些年一直在跟浙江大學張勇導演團隊合作非洲的紀錄片，我的非洲之行，前十年拍的是非洲人的生活方式，后十年拍的是中國女性在非洲生存、打拼的故事。

陽：聊了這么多，我感覺你身上有很多中國女性的優良品質，堅毅、果敢，敢闖敢干。

梁：別的沒有，我倒是挺勇敢的，現在回想起來，有時候也挺害怕的。但可能我的性格就是這樣，看到困難就迎面而上，解決完了再面對下一個。我有一個理念，把所有負面的東西，像一塊一塊磚一樣，累積起來，隨著時間和成長，內心就能壘起一座城堡。當一個人內心有了一座堅不可摧的城堡，就會更加堅實、厚重和包容。

作者簡介：

梁子，畢業于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新聞系。中國藝術攝影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紀錄片女導演俱樂部理事、中國女攝影家協會理事。中國第一位獨自深入非洲部落進行人文調查的女攝影師。2000年起多次獨自前往非洲，進行人文調查及拍攝非洲人生活方式及生存狀況。紀錄片《房東蔣先生》獲中國電視學會年度最佳電視紀錄片大獎（金獎）；2011年旅游衛視首屆行者戶外影像節，獲最有影響力年度人物大獎；2012年獲《戶外探險》中國第六屆金犀牛戶外影像大獎，中國平遙國際攝影大賽人文社會類金獎；2013年當選第五屆“中國當代徐霞客”人物；2014年獲中國藝術攝影學會攝影金路獎；2017年獲第五屆FIAP世界攝影大會“絲路風情與‘世界遺產國際影像藝術大展”金像獎。

責任編輯/何漢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