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異化最優”和“縱向一體化”理論對中國的意義

■黃宗智

［內容提要］除了關于小農戶作為一個既是生產也是消費的經濟單位而形成的諸多特點的理論論析之外，恰亞諾夫的另外兩大理論貢獻，一是說明小農經濟生產遵循的不是簡單的規模經濟效益，而是“差異化最優”的邏輯，二是提出小農戶為了應對大市場，需要扎根于小農戶自身組織的“縱向一體化”的合作社來維護其生產收益。前者可以充分見證于中國近幾十年來的“新農業革命”，后者則特別清晰地展示于“東亞地區”（主要指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地區）1945 年以來非常突出的小農經濟現代化經驗。近二十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充分見證了國家農政的重點之前在模仿美國模式和簡單的規模經濟效益理論，但在2018 年以來則轉向以小農經濟為生產主體和以小農社區為合作社主體的新趨向，既見證也推進和有選擇性地改組了上述恰亞諾夫的兩大理論洞見。

在恰亞諾夫的眾多著作中，《小農經濟理論》（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Chayanov，1986，1966［1925］）和《小農合作社理論》（The Theory of Peasant Cooperatives）（Chayanov，1991［1919，1927］）是最重要的兩部。在中國國內，人們對前者相對較為熟悉，主要由于其中譯本《農民經濟組織》（恰亞諾夫，1996）已經出版多年并且流傳比較廣泛，但對后者則知者相對較少，因為它一直沒有被翻譯成中文。①

作為一位理論家，恰亞諾夫有一個顯著的特點，他一貫非常注重經驗研究，其理論概括幾乎全都扎根于扎實的經驗證據或觀察，并且習慣性地將其所表達的理論概括寓于具體的實際運作經驗來闡明。在這方面，他和一般僅關注理論建構的西方理論家，尤其是一般主流經濟學和法學的形式主義理論家十分不同。

固然，由于他所采用的經驗證據主要來自1861 年“農奴解放”之后的俄國和早期的蘇聯（也有不少關于個別西歐國家的資料和研究），對中國讀者來說，難免會感到一定的隔閡。譬如，他較多依據俄國-蘇聯的亞麻相比燕麥的實例來論析人口壓力可能導致的變化，而不是中國人更熟悉的，也是十分不同的棉花、紗、布相比水稻的實例。他較多使用奶牛及與其相伴的牛奶和黃油生產來討論畜牧和飼養經濟，而不是中國人更熟悉的生豬。他所使用的土地單位是俄國通用的俄畝（десятина［desyatina］），稍大于英美通用的的公頃（hectare，1 公頃等于15 畝），約等于1.09 公頃（16.35 畝）。在俄國，一般中等農場的耕地面積規模多在十到數十俄畝之間，是中國中農家庭十到幾十畝的16 倍多（恰亞諾夫，1996：31-33，表1-6；Chayanov，1986：62，table 1-6）。對中國讀者來說，這一切難免會帶有一定的陌生感以及與實際不同的感覺。譬如，當恰亞諾夫以俄國的實際為例來討論“人口壓力”時，中國讀者較難想象一個耕種10 俄畝（約163.5 畝）的中等農戶所面對的“人口壓力”。正因為如此，恰亞諾夫緊密連接經驗證據與理論概括的優點，對中國讀者來說，反倒會成為多一層的理解障礙。

本文將側重突破這樣的障礙，盡可能使用中國的經驗來闡釋和檢驗恰亞諾夫的理論概括，既是為中國的讀者（和研究中國的外國學者們）更鮮明地突出其理論所包含的洞見，也是為了說明其理論概括與中國實際之間的不同或不完全相符之處，進而對其理論洞見提出更加緊密連接實際的說明和闡釋，也包括一定程度的重釋、修改和推進。這是本文與眾多其他討論恰亞諾夫理論的著作之間的一個重要不同。

一、恰亞諾夫理論總覽

總體來說，恰亞諾夫的主要理論貢獻可以歸納為兩大方面：一是關于小農經濟實際運作的理論概括，特別是它有別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處；二是關于小農經濟的前瞻出路問題的概括，是關于為小農經濟探尋既不同于現代西方資本主義農業的出路，也不同于20 世紀20 年代蘇聯正在逐步邁向的計劃經濟——被恰亞諾夫不無批評意味地稱作“國家資本主義”（見其為《小農合作社理論》所作的書前簡短說明［Chayanov，1991：xxxviii］）——的出路的理論概括。

前者的主要洞見在于說明小農經濟之所以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單位的特色：一是其以家庭勞動力而非雇傭勞動力為主，二是其經濟行為與決策更多源于自家消費需要而不是簡單的營利考量（Chayanov，1986［1925］；恰亞諾夫，1996）。筆者早年的研究從這兩大洞見出發，緊密配合華北與長江三角洲清代以來到民國再到人民共和國時期農村的基本實際，得出了中國小農經濟之所以進入筆者所論析的（在俄國和蘇聯未曾如此程度地呈現的）高度“內卷化”演變的結論：正因為小農家庭既是一個生產單位也是一個消費單位，它會通過運用自家的廉價或無價家庭輔助性勞動力（婦女、老人、兒童）來承擔遠遠超過雇工經營所能承擔的勞動密集度，通過超額的按畝勞動投入來提高稀缺土地的畝產量。最突出和普遍的例子莫過于長江三角洲需工時180 天／畝的棉花-棉紗-棉布生產，相比已經是高度勞動密集的10 天／畝的水稻種植，來換取三四倍于其的畝均收入。它靠的是家庭輔助性勞動力的投入，獲得的僅是極低的勞均報酬，但高得多的畝均產出，并因此促使地價同時上升。藉此，在能夠種植棉花的土地上，完全取代了水稻種植。同時，更憑借同樣的邏輯而完全消滅了資本主義型的雇工經營大農場。據此，形成了截然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農業興起和發展的英國現代農業革命模式，展示了人口壓力下小農經濟的特殊邏輯。（黃宗智，2023［1992、2000、2006、2014］）像長江三角洲那樣程度的“內卷化”（和“內卷型商品化”）要比恰亞諾夫所觀察到的實際更極端和鮮明得多，甚至是他想象不到的實際。那是筆者對恰亞諾夫原始小農經濟的組織性特色理論所包含邏輯的有意的突出、闡明和推進。在這里先作簡單總結并不再贅述。

這里還要連帶說明，恰亞諾夫的另一項重要理論概括是，小農農場的規模會伴隨小農家庭的周期性循環而擴大或縮小。譬如，一個四口之家在家庭成員都是全勞動力的狀態下，即在兩位中年父母和兩位已經投入勞動的青年子輩的階段，農場的經營規模將會隨之擴大到最高點；而到了家庭成員只有一半人勞動的階段，譬如四人中有兩人要么是小孩要么是不再勞動的老人，則會縮小到最低點。這是可以在俄國1861 年農奴解放之后到1917 年十月革命之前相當高度“公社”化，近乎按勞分配土地的俄國農村中看到的相當普遍的實際（Chayanov，1986：Chap.1；恰亞諾夫，1996：第1 章），但在土地基本“完全私有化”和一代傳一代，并且土地要相對稀缺得多的中國，則顯然不會呈現同樣的現象和規律。也就是說，恰亞諾夫關于小農經濟中的人口周期論并不適用于人民共和國之前私有土地主要是代代相傳的中國。

反倒是在新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土地共有的工分制度下，我們可以看到類似于恰亞諾夫論析那樣的家庭周期性循環：建立高級合作社之后，一般來說每個村莊最富裕的家庭正是全家成員都是拿工分的全勞動力的家庭；如果家庭一半成員尚未參加勞動或已超出勞動年齡，其情況便會恰好相反。（黃宗智，2023［1992、2000、2006、2014］：282-284；Huang，1990：236-238）

本文主要關注的不是以上簡單總結的恰亞諾夫關于小農經濟運作的理論，而在于其對小農經濟所面對的未來出路問題的討論，一方面是西方資本主義農業模式的挑戰，另一方面是蘇聯在20 世紀20 年代逐步邁向的計劃經濟模式的挑戰。在這個層面上，恰亞諾夫的主要洞見是其提出的兩大關鍵概念：“差異化最優”和“縱向一體化”。

“差異化最優”主要挑戰源自資本主義工業化興起所連帶的規模經濟效益理論，被意識形態化為“越大越好”的信念。同時，它也包含蘇聯當時正逐步形成的計劃經濟理論模式及其類似的，具有強烈“越大越好”傾向的信念。（Chayanov，1991：xxxviii）

“差異化最優”理論說明的則是，小農農業經濟不會遵從簡單的“越大越好”的規模經濟效益邏輯，而更多地會遵從各種農產品生產中不同的最優規模。在橫向方面，如在中國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棉花經濟，相比于蔬菜種植或水稻種植，顯然有不同的最優規模。而在縱向方面，在農產品生產之后的加工、包裝、儲存、運輸和銷售等各個環節，也同樣帶有不同的最優規模。恰亞諾夫論析，它們都顯然不會遵從簡單的“越大越好”的規模經濟效益邏輯，而會遵從各種農產品差異化的不同最佳規模邏輯。本文將首先聚焦恰亞諾夫關于農業生產中的“差異化最優”的洞見，結合中國的經驗，來說明中國農業生產、加工與銷售中所呈現的橫向與縱向“差異化最優”的實際。

首先，資本主義的規模經濟效益邏輯并不簡單適用于農業。正如恰亞諾夫所指出的，農業生產由于受到土地生產力極限的限制（地力不能像機器那樣幾乎無限提高），不能像機器那樣在同一空間中從少量的馬力幾乎無限地增加到多倍于原來的馬力數，而是只能憑借擴大土地面積來擴大規模，只能相對有限地獲益于橫向的一體化，即從某一（前資本主義的）耕地面積擴大到越來越大的面積。那樣的橫向一體化（恰亞諾夫亦稱作“橫向集中化”［horizontal concentration］）是有一定限度的。對農業來說，一旦達到過大的面積，便會面臨諸多其所引發的更高的生產成本，譬如，農場內由于來回時間成本增加而變得不經濟，十分不同于高度集中的工業生產。這是其一。（Chayanov，1991［1919］:第1章）

再則是，在與橫向一體化生產性質不同的“縱向一體化”方面，即生產后的加工、包裝、儲存、運輸及銷售等環節，它們都必須經過相當幅度的規?；瘉磉_成。正是在那樣的“縱向一體化”方面，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都帶有強烈的“越大越好”的動力和傾向。前者會推動大商業資本統籌組織“縱向一體化”的鏈條，大規模侵入小農戶的生產所得；后者則會推動國家統籌包辦，并可能藉此提取小農戶的部分生產所得。這是俄國-蘇聯小農戶必須面對的來自資本主義和／或計劃經濟的挑戰。

上面我們已經看到，在橫向一體化的生產規模方面，小農經濟不一定要像資本主義農場那樣從屬于規模經濟效益規律，而可以憑借“小而精”的最優規模來生產。但在面對大市場的“縱向一體化”層面上，則不可避免地必須面對“越大越好”的規模經濟效益的挑戰，必須借助某種另類的“縱向一體化”的組織來應對規?；翱v向一體化”動力的挑戰。

這個原理和“差異化最優”理論直接相關。只有認識到工業與農業在橫向一體化方面的不同，并認識到小農戶在“縱向一體化”層面上對規模經濟效益的需要，我們才能正確地認識工農業之間的不同，也認識到生產與加工、包裝、儲存、運輸、銷售等層面上的不同。

恰亞諾夫提出的設想是，借助小農戶自己組織的合作組織來應對“縱向一體化”方面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越大越好”邏輯的挑戰，憑借小農戶的互助合作來組織規?；摹翱v向一體化”，為小農戶保護、保留其應得的回報。

認識到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差異化最優”，以及兩者在橫向和縱向一體化之間的不同需要，我們就能認識、理解小農經濟為何能在現代化的機械化和市場化兩大過程中，一方面由于橫向方面的工農業間的“差異化最優”而使小農經濟得以頑強持續，但同時又由于“縱向一體化”的規模經濟效益邏輯，小農戶需要通過合作化來應對大市場中的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邏輯的挑戰。一言以蔽之，小農經濟需要的是不同于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邏輯的“縱向一體化”來應對大市場。

以下我們將分別討論中國改革時期小農經濟中所呈現的，與恰亞諾夫“差異化最優”和“縱向一體化”兩大關鍵概括緊密相關的幾個主要議題：首先是最近幾十年在中國廣泛興起的小規模高附加值“新農業”及其所展示的與“差異化最優”和“縱向一體化”兩大理論概括的關聯；其次是與其緊密相關的“東亞”（在本文中主要指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合作社的歷史經驗以及中國如今面對的問題；最后是從上述論析角度來回顧和梳理中國2004 年以來的近二十年中，歷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所展示的與“差異化最優”和“縱向一體化”兩大理論洞見相應的相關議題中所展示的反面和正面的經驗和走向。

二、中國的小規?！靶罗r業”

中國20 世紀80 年代以來的農業發展，主要是由小規模的生產“高附加值”的蔬菜和肉食的（筆者稱作）“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的“新農業”來推動的。之前中國人的食物消費結構是以糧食為主，糧食：肉食：蔬菜約為8：1：1，之后則轉向糧食、肉食、蔬菜三者并重的4：3：3 結構，促使“新農業”占到總耕地面積的1／3，總產值的2／3。在1980 年到2010 年這三十年中，農業產出的增長達到歷史上看不到的年均6%的增長率，每12年翻一番，完全改變了之前的結構，堪稱一場“新農業革命”。（黃宗智，2016；黃宗智，2010a；亦見黃宗智，2020）

它和18 世紀英格蘭傳統的農業革命（年增長率才0.7%），以及20 世紀60 年代之后發展中國家（主要由于化肥的使用）的“綠色革命”（年增長率也才2%—3%）都截然不同。其主要動力來自小規模的小農戶經營的1 畝、3 畝或5 畝地的蔬菜種植拱棚，幾畝地的果園，以及一二十畝地的種養結合的小農場。它們是（筆者稱作）“勞動與資本雙密集”的新型小農經濟農場。

如上所述，那是伴隨中國人食物消費轉型而來的“新農業”。它是一場嶄新的中國現代型小農經濟的農業革命。在公司、國家和小農戶這三個主要資本投入來源中，小農戶占比相對最高，主要來自其非農就業所得。（黃宗智、高原，2013）這無疑仍然是一種小農經濟，而且是規模極小，多由家庭夫妻倆的經營和勞動投入而來的，名副其實的“小農經濟”。（黃宗智，2016；亦見黃宗智，2010a，2020）

它們顯然是恰亞諾夫“差異化最優”理論所概括的特別突出和鮮明的（可以稱作）“小而精”的實例，也是恰亞諾夫自身在20 世紀20 年代的蘇聯所不可能具體想象得到的實際。它們非常鮮明地展示于一對夫婦經營的小規模農業的巨大生命力，特別適合于1 畝、3 畝或5 畝地的拱棚蔬菜種植，特別適合那樣的小規模勞動密集和不定時的投入，遠比雇工經營更優、更廉價、更穩定可靠。它們的邏輯有點類似今天在國內外城市中常見的“夫妻店”。它們說明，小農業絕對不遵循一般人所想象的高度規?；蜋C械化的農業規律。它們是來自小規模小農經濟的現代化農業革命，可以說完全證偽了一般的現代化-機械化規模經濟效益想象，更毋庸說意識形態化了的“越大越好”的教條。這些是它們成功的一面。固然，我們也不可低估今天的中國農業中相當規模的機械化，但那是主要呈現于“大田農業”糧食生產的現象（焦長權、董磊明，2018），需要清楚區別于這里討論的小規模的“新農業”，特別是其中的小規?！霸O施農業”。

小農戶的弱點則展示于缺乏合理高效的，在資本主義和計劃經濟之外的“縱向一體化”物流體系的支撐。時至今日，中國“新農業”的生鮮產品仍然明顯地處于一種既高度依賴資本主義化的，由商業資本主宰的市場經濟，且在技術和基礎設施上比較落后，多缺乏冷凍儲存鏈條的體系之中。（黃宗智，2010b；黃宗智，2012）

目前，它們依賴的首先是比較傳統的基層小商小販的網絡，相當比例的農產品是憑借他們來進入“大市場”的，其中，比例不小的部分就地銷售，獲利不高，其收益的一定比例毋庸說要由小商販分享。至于進入較高層次，賣價較高的鎮、縣城、市，乃至大城市市場，目前則主要依靠商業資本來進行必須的加工、包裝、儲存、運輸和銷售。在那樣的資本主義模式下，小農戶的收益只能占到其產品最終市價的較低比例。（黃宗智，2010b；黃宗智，2012）

至于那些進入政府部門經營的較大型批發市場的生鮮產品，小農戶同樣要承受較高的費用——由于那些批發市場多是由政府部門作為營利型投入而建立的。而且，它們許多都缺乏冷凍設備，這將造成較高比例的生鮮農產品腐壞。據估計，在中國生鮮農產品的總成本中，物流費用高達60%。（例見劉運芹，2014）也就是說，即便是新型的高附加值農業的小農戶們，也只能獲得其產出總值的較低比例。（更詳細的論析見黃宗智，2018；黃宗智，2020：第9章）

他們固然推動了中國農業年均6%的增長率，對農業來說，乃是很突出的成績，但那是在全國經濟總體將近10%的年增長率中呈現的，仍然和城鎮的增長率有一定距離。何況，他們本身的收益僅占其總產出的價值的較低比例。也就是說，即便是他們，更不用說一般的糧農了，也仍然處于長期以來的城鄉差別之下。

小農戶面對現代化資本主義大市場的處境正是恰亞諾夫所特別關心的問題。恰亞諾夫雖然沒有能夠看到或想象到中國今天的“新農業”這樣的具體實際，以及其所包含的一系列新型現象和問題，但仍然認識到了其在大市場中所須承擔的物流成本。正因為如此，他提出由小農戶們自己聯合起來為其產品組織服務性的“縱向一體化”的設想。上述今天中國的實際，正證實了他所關心的基本問題，即怎樣解決小農戶作為弱勢群體來應對大市場和大商業資本的問題，也包括官僚化的計劃經濟下的“國家資本主義”可能從中提取的問題。

據此，恰亞諾夫提出了第二大洞見，即由小農戶聯合起來組織“縱向一體化”的合作社來加工、包裝、儲存、運輸和銷售其產品。恰亞諾夫的目的是協助小農戶獲得其產品的市場價值的較高比例。這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商業資本所會處理的問題，也不是“國家資本主義”所必定會處理的問題。這才是他第二大理論概括——“縱向一體化”的初衷。（Chayanov，1991：尤見第1 章、第2章；亦見Chayanov，1986：第7章；恰亞諾夫，1996：第7章）

雖然如此，我們也要看到，在恰亞諾夫關于農業“縱向一體化”的設想中，他基本沒有考慮到農村社區在組織合作社的過程中所可能起的作用。這部分是由于其所在的俄國相對中國而言地廣人稀的實際，無論在近代俄國還是蘇聯時期，都較少形成像中國這樣長期以來緊密聚居和帶有準親屬關系的小農戶村莊。這是恰亞諾夫的理論和中國實際之間的一個重要脫節點。我們下面將看到，自然村社區將會成為“東亞”小農經濟“縱向一體化”的核心，而恰亞諾夫由于上述俄國-蘇聯小農的不同空間關系，完全沒有考慮到那樣的實際或可能。

更有進者，恰亞諾夫的論析顯然也無顧“階級關系”——譬如，地主憑借（“封建主義”）的地租來獲取小佃農生產30%到50%的收益，以及富農憑借（“資本主義”）“剩余價值”來榨取其雇農生產的收益。那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所關注的重點，但在已經經歷了土地革命的人民共和國，在“新農業”興起的改革時期，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所特別關注的“階級剝削”已經不再重要，反倒是恰亞諾夫所聚焦的（自耕）小農戶與大市場的關系才是至為重要的關系。

三、“東亞”合作社經驗的啟示

此外，恰亞諾夫自己當然完全沒有能夠想象到，他的“縱向一體化”合作社設想和理論邏輯，后來居然會在日本，以及其在1895 年所霸占的中國臺灣和1910 年所霸占的朝鮮，由于一系列的歷史偶然因素，得到比較完整的實施和推進，并意外地構成現代歷史中最成功的小農經濟現代化實例。

固然，回顧日本從明治時期直到其戰敗的1945 年，我們根本就看不到恰亞諾夫所設想的由下而上的“縱向一體化”小農戶合作社的發展。日本農業在那個時期的主要成績僅歸功于由上而下的政府實施的支農政策——最主要的乃是為其提供現代農業的關鍵投入（化肥），并借此促成每年2%—3%的農業增長率。在其本國中，由于比較顯著的現代工業發展，和伴之而來的農村人口的基本穩定（沒有伴隨經濟發展而增加乃是其關鍵），實現了比較顯著的鄉村經濟發展。而在其所霸占的朝鮮和中國臺灣，則憑借政府推動的化肥生產和供應，也獲得相當可觀的農業總產出成績。（黃宗智，2015）但那些都是由上而下所推動的農業發展。

后來發展的最關鍵改革則是在日本戰敗之后一系列偶然因素的交匯下出現的。首先是美國占領軍總司令部的一些深受羅斯?？偨y“新政”進步思想影響的官員，他們本著重構日本侵略者和戰敗國的思路，設計并實施了一般情況下不太可能被采納的農業政策。他們的一個重要意圖是革命性地消滅原有的地主經濟，認定其乃日本軍國主義的重要社會基礎，想憑借建立以自耕農為主的新型農村來重構日本。為此，他們立法限定農村自耕土地不可超過3 町步（約44.6畝），超過的必須上交當局，由政府轉賣給農村的佃農和土地不足的自耕農。他們的意圖是在日本建立嶄新的，可以成為民主政體基礎的自耕農農村。這一切不是一個戰爭時期執政的日本政府所可能實施的改革藍圖。（黃宗智，2015：20；黃宗智，2018；亦見李漢卿，2017：尤見第88—99 頁）但是，美國占領軍總司令部通過勒令和立法全盤改組、重構了日本的農村社會和經濟。

更有進者，占領軍還勒令將日本地方政府所掌控的支農資源轉交給其在各村新建的合作社，為的是將后者建設成為日本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那些新型合作社能夠較好地配合日本在1923 年便已開始立法建立，政府參與的農產品批發市場體系（Harada，2016）來聯同運作，組成戰后的批發交易服務，藉其來設定基本食物價格和規格，穩定和推動作為新的民主化制度依據的農村基層的農業合作社的發展。

對認同羅斯?？偨y理念的進步官員們來說，這一切其實是在美國本土都沒有可能實施的藍圖，是唯有在戰勝國的命令下才有可能做到的對日本的基本改造——實際上乃是一種全盤的革命型改造。其用意歸根到底是重構整個政治經濟體系，杜絕軍國主義重新興起的可能，并為美國締造未來的民主國家盟友。（“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1945-1952”，2023）

在美國的決定性影響下，這些理念、設計和具體措施還被延伸、實施于日本統治下的中國臺灣和韓國。其結果居然是迄今全球最成功的農業、農村、農戶現代化重構的歷史經驗，形成可以被稱作“東亞模式”的實例。它促使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三地都成功地成為最先進入“發達國家／地區”行列的非西方國家和地區，成為沒有顯著城鄉差別的國家和地區，避免了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存在的城鄉差別問題。

這一切當然不是恰亞諾夫所可能預見到的巧合，其中包括在沒有壟斷資本掌控的條件下，建立了設計者們理想中的基層社區組織制度，以及其與政府建立的服務性批發市場（能夠定價格、定規格）的成功合作。它們意外地高度符合恰亞諾夫原先關于小農經濟在“差異化最優”的實際中所可能扮演的理想角色，也符合其既超越資本主義也超越計劃經濟的理論和理念。它們實際上居然成為恰亞諾夫原先提出的“縱向一體化”設想的具體實例。主要的差別僅在于恰亞諾夫所沒有想象到的“東亞地區”的小農戶自然社區共同體。這一切都具現于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美國智庫蘭德公司2016 年的一項合作研究。它非常鮮明地提出，在農作物物流體系方面，中國應該模仿的是上述“東亞”合作經驗，而不是試圖模仿美國的模式。（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6）

這一切是充滿偶然性的歷史巧合。首先是其土地革命，頗像中國的“土改”，終結了地主經濟并建立了以自耕農為主的農村社區。而后是一套罕見的為農民服務的體系，包括服務型的，由國家設立的批發市場設定了農產品的規格和價格，加上以農村社區為基礎的農業合作社配合這些批發市場，為農產品提供了完整的物流體系。整個體系雖然含有各種各樣的意圖，但毫無疑問的是，它主要是服務于小農戶的。無可懷疑的是，它是非常有利于小農戶和其社區的，也是基本符合恰亞諾夫“縱向一體化”理論的。

四、近二十年來的中央一號文件

我們可以根據以上思路重新認識2004 年以來關于“三農問題”的一系列中央一號文件。直到最近幾年，尤其是2018 年的關鍵轉向之前，它們其實一直都非常明顯地借用西方規模經濟效益的思路而不是小農經濟的實際來思考、建構中國農業的愿想。它們一直強調建立成規模的農業單位的關鍵性，特別突出建設規?；r場的意愿，自始便特別關注“龍頭企業”的推進（中央一號文件，2004：第2 節），2013 年更特別模仿、采納了美國的“家庭農場”（family farm）建構，號召推進規?；a的“大戶”和“家庭農場”（中央一號文件，2013：第2節），將今日美國型平均2700畝的“家庭農場”（有點不可思議地）引申為規模達到100 畝規模的中國農場。當然，這樣的建構和鼓吹并沒有達到“大躍進”時期那種“越大越好”的極端簡單化的意識形態和臆想的程度。（黃宗智，2017：136-137；黃宗智，2015：26；黃宗智，2010b）

至于對筆者上面討論的至為關鍵的中國新型的小規?！靶罗r業”，歷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則要到2008 年方才正式使用“菜籃子”的稱呼來回應這個在1980 年到2010 年間伴隨人們食物消費轉型而形成的中國農業的新結構、新實際、新發展（中央一號文件，2008：第2 節），并給予其行政化的承認，指出之后將由市長來負責這樣的“菜籃子”工程，僅次于由省長負責的，被認作更關鍵和重要的糧食生產（實際上如果從產值來考慮的話，一如上述，“菜籃子”工程在2010 年便已占到農業總產值的2／3，遠遠超過糧食生產所占的1／6）。

但是，將規?；J作現代化的基本概念一直延續了14 年，直到2018 年，方才終于突破了之前的意識形態障礙而給予小農生產前所未見的關注，突出了其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更毋庸說農業生產的關鍵性，不再簡單采用源自西方經驗而將現代發展等同于機械化和規模經濟效益，將小農經濟視為僅僅是落后的，即將或應該消失的貧窮國家生產方式的做法。是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有這樣一段關鍵性的嶄新文字：

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統籌兼顧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扶持小農戶，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把小農生產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培育各類專業化市場化服務組織，推進農業生產全程社會化服務，幫助小農戶節本增效。發展多樣化的聯合與合作，提升小農戶組織化程度?！_展農超對接、農社對接，幫助小農戶對接市場。（中央一號文件，2018：第3節）

之前，對規模經濟教條的信任甚至造成在對外發布的英文稿中，完全去掉“小農”（peasant）這個用詞，不符合實際地完全采用英語“farmer”，即“農場主”的美式用詞，使許多人完全忽視中國農業與西方發達國家資本主義農業的根本性不同，完全無視中國與西方截然不同的農業傳統和實際，包括其所需要的不同發展進路和前景。

上述勉強比擬于美國的問題，當然與中國人講究“面子”有一定的關聯，但也說明了更深一層的實際，即在思考中國農村的基本實際方面，是多么地受到西方，特別是英國和美國現代農業發展經驗、話語和理論的影響，將中國小農農業也簡單納入其以規模經濟效益為主的發展模式（2005 年，美國最大的2%的農場，生產其農業總產值的50%，最大的9%的農場，生產其農業總產值的73%［黃宗智，2018：152］）。這一切當然也與中國國內如今的兩大主流理論-意識形態和話語的影響緊密相關：無論是經典自由主義經濟學還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的認識，包括其關于規模經濟效益的教條，也包括小農經濟必然伴隨“現代化”而消失的教條，是多么地根深蒂固，并主宰和塑造了人們關于中國自身農業和小農經濟的思考。

更有進者，后續2019 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對小農戶連接大市場的“縱向一體化”問題，添加了以下關于合作社與新型物流的說明：

支持發展適合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經營的農產品初加工，支持縣域發展農產品精深加工，建成一批農產品專業村鎮和加工強縣。統籌農產品產地、集散地、銷地批發市場建設，加強農產品物流骨干網絡和冷鏈物流體系建設。（中央一號文件，2019：第4節）

并且，一號文件采用以下一段文字來突出小農戶的主體性并總結全報告：

發揮好農民主體作用。加強制度建設、政策激勵、教育引導，把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服務群眾貫穿鄉村振興全過程，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弘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激發和調動農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發揮政府投資的帶動作用……（中央一號文件，2019：第8節）

2020 年，一號文件突出了建設生鮮農產品冷鏈物流的必要性以及農民合作社在物流方面的角色：

啟動農產品倉儲保鮮冷鏈物流設施建設工程。加強農產品冷鏈物流統籌規劃、分級布局和標準制定。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支持建設一批骨干冷鏈物流基地。國家支持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供銷合作社、郵政快遞企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建設產地分揀包裝、冷藏保鮮、倉儲運輸、初加工等設施……（中央一號文件，2020：第3節）

2021 年，一號文件突出新型物流體系的建構，并加上了借助信息化的設想：

加快完善縣鄉村三級農村物流體系，改造提升農村寄遞物流基礎設施，深入推進電子商務進農村和農產品出村進城，推動城鄉生產與消費有效對接。促進農村居民耐用消費品更新換代。加快實施農產品倉儲保鮮冷鏈物流設施建設工程……（中央一號文件，2021：第4節）

2022 年，一號文件突出了“菜籃子”農業（與筆者所謂的“新農業”緊密關聯）：

保障“菜籃子”產品供給。加大力度落實“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定大中城市常年菜地保有量……（中央一號文件，2022：第1節）

而后，2023 年的一號文件再次突出了協助小農戶和農民合作社連接大市場的物流設施：

做大做強農產品加工流通業。實施農產品加工業提升行動，支持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中小微企業等發展農產品產地初加工……（中央一號文件，2023年：第5節）

我們可以說，2018 年以來的中央一號文件已經納入了與恰亞諾夫“縱向一體化”理論和理念以及“東亞”農業合作社經驗相符的基本內容，比較明確具體地提出要為小農經濟構建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也不同于計劃經濟的小農戶合作的物流體系，并且明確地加上了恰亞諾夫所沒有關注，但在“東亞經驗”中被實施的，以小農社區合作社為基礎的新型物流體系。這一切并不意味著完全拒絕或拋棄之前主要關注規模經濟的“龍頭企業”、大戶、規?；凹彝マr場”等方面所達到的成績，但已逐步將重點移向小農戶的“新農業”（特別是拱棚［和溫室］式的“設施農業”），以及基于農村社區共同體的“縱向一體化”物流體系。

懸而未決的，也是如今被紛紛討論的議題是，應當怎樣處理小農戶和小農社區在產權方面的問題。一種進路是，將村社長期以來習慣性掌控的耕地以外的“集體產權”土地——如耕地以外的荒地、林地、水面、山坡等——與耕地（承包地）分別開來，明確其由社區支配，借此來賦予農村社區一定的財產權利和資源。（黃宗智，2021）另一種進路是，即便在小農戶承包的耕地產權層面上，也確立小農戶和／或小農社區的部分所有權，讓其一定程度上成為小農戶和村集體所能借以融資的資源。固然，資本主義組織的既得利益者所真正關注的不會是小農戶，而是其自身所能控制和借“農轉非”來營利的農耕地產權，但是如今我們也可以看到，有不少人真正關心為小農戶爭取權益、資本和未來出路，意圖由此更完全地克服中國長期以來存在的城鄉差別問題，提高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楊團，2022；仝志輝，2022）筆者個人的傾向是，以建立“縱向一體化”的小農戶合作社來應對大市場為主要目的，確立能夠為此融資的資源。

這里我們還要認識到，即便是對資本主義提出最根本和深層批評的經典馬克思主義者，即便是洞察了資本主義的無窮貪婪性和其對勞動者的無窮剝削性、壓迫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沒有對規模經濟效益的普適性提出質疑，沒有對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提出質疑，因而形成了一種對“越大越好”的迷信。在中國，如今在兩大意識形態共存的實際下，人們確實極少會認識到恰亞諾夫那樣的，為小農經濟追求既非自由主義經濟學也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認識和出路。實際上，中國需要的是更適合中國歷史和現實，與兩大經典理論傳統不同的發展道路、理論思考和前瞻設想。恰亞諾夫理論的主要貢獻正是體現在這些方面。

五、結論與前瞻

我們當然也要認識到，即便是恰亞諾夫最重要的“差異化最優”和“縱向一體化”兩大關鍵洞見和前瞻愿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俄國-蘇聯的不同于中國實際的深層影響和塑造，更受到其在1920 年前后不可能預見到的一系列后來的新實際、新問題和新可能的局限。恰亞諾夫的兩大理論和設想實際上既有助于我們洞察中國今天面對的實際，也帶有一定的局限，包括其中的盲點，特別是缺乏對中國和“東亞地區”小農社區的認識，和他所不可能想象到的新現象，特別是中國基于極小規模農場的“新農業革命”，以及來自歷史偶然的“東亞模式”對其理論的具化和拓展。雖然如此，恰亞諾夫提出的“差異化最優”和“縱向一體化”這兩大理論化建構，在將近百年之后，如今仍然是小農經濟研究繞不過去的基本出發點和不可或缺的洞見。②

從中國最近幾十年的小農經濟發展歷史中，我們能夠看到一些恰亞諾夫不可能預見到的“差異化最優”的實例，尤其是上述20 世紀80 年代以來新興的小型“勞動與資本雙密集”的1畝、3畝或5 畝地的拱棚蔬菜“新農業”（“菜籃子”）。它可以被稱作沒有規?；默F代小農生產的突出典型。

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自2007 年以來所建構的一定數量的“專業合作社”，并不符合恰亞諾夫的理念。它們實際上更多是模仿美國以專業為主導的進路的“合作社”，并不真正符合中國實際，并因此促使眾多虛假合作社的興起。在美國，合作社建立的初衷是服務于家庭農場，但如今已基本成為由資本掌控的商業、企業型組織。在中國，這些試圖模仿美國的所謂“專業合作社”，許多實際上要么僅是空殼，要么是為了獲得稅收減免而由商業資本偽裝成合作社的組織，只有較少數是扎根于小農戶和小農社區的真正合作社。那些“翻牌”的“合作社”之所以能夠以虛假的合作社的名義運作，歸根到底是由于過去政策試圖模仿美國模式，無視中國自然村社區的基本實際，從而為商業資本打開了偽裝為小農戶“合作社”的空間。（黃宗智，2017：尤見第140—144頁）

中國今后亟須實實在在地將合作社扎根于其與“東亞地區”較獨特的村莊社區傳統，借助其緊密的人際關系來建構像“東亞地區”成功經驗那樣的社區合作社。同時，還需要認真建構“東亞模式”中真正與合作社配合的，服務于小農戶的，由國家建設的服務型批發市場體系，由它們來定價格、定規格，并將其與小農社區合作社緊密結合起來，為小農戶建構為其服務的，符合“差異化最優”和“縱向一體化”所需配套和設施條件的物流體系，而不是目前中國仍然占較大比例的部門營利型批發市場，何況它們多是缺乏冷凍設備等基礎設施的。

以上我們可以看到，2018 年以來中國已經越來越走向“東亞模式”的道路。正是由于這幾年來的變化，才可能真正建設可持續的中國特色的農業、農村與農民的“三農”現代化，消除目前仍然廣泛存在的城鄉差別，使鄉村真正成為一個新型國家最基本的社會和經濟基礎，成為真正既符合又推進恰亞諾夫關于小農經濟的“差異化最優”和“縱向一體化”兩大理論洞見和前瞻愿想的實體。

注釋：

①王東賓對其第2 章的翻譯在網上得到一定的流傳，雖然知者也相對較少。參見《恰亞諾夫：農民經濟的合作社與差異化最優理論》，中國鄉村發現網，https://www.zgxcfx.com/zhubiantuijian/98142.html，訪問時間：2023 年4月21日。

②恰亞諾夫于1937 年10 月3 日被槍決，但他的小農經濟理論仍然經歷了持續不斷的爭論，尤其可見于今天西方兩大農民學學刊的并存與針鋒相對：一方是1974年創刊，如今已經出版五十年，主要是兼容恰亞諾夫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反對主流資本主義思想的《農民研究雜志》（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另一方則是在2000 年前后與前者分裂開來，旗幟比較鮮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的《農業研究雜志》（Journal of Agrar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