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全

殳儆

我是一名心內科醫生，那天是我的“大手術日”。

一般人很難理解“大手術日”的醫生：聚集所有的精神來迎接一整天在導管室的奮戰，穿著沉重的鉛衣，裹上重重的手術衣，穿刺、置管、進導絲……中間會有失敗，再失敗，汗濕重衣，最后，我會把預定的目標完成，迎來疲憊中的收工。此時天已經黑了，在導管室門外守候的病人家屬迎著我說：“辛苦了，醫生?！蹦且豢?，復雜難言的小小快感，會像電流一樣，通過我的心臟。

“大手術日”很累，是一個星期中最累、最緊張的一天，但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導管室是心內科醫生的戰場。當天需要做手術的病人，會一個接一個地等在大手術室的門口。他們眼睛里的期待、緊張，讓我們科室的醫生養成了一個“亙古不變”的習慣：絕對不能在“大手術日”那天遲到。

父親的胸痛，在“大手術日”的早晨來得特別劇烈。做心電圖之前，我就猜到結果了——又一次急性心肌梗死。開車送他去醫院的路上，我的內心像被馬蹄踏過的泥漿路，一片狼藉。

我不可能為自己的父親做介入手術。并不是不會做，急診PCI（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手術也是我平日里經常參與的常規操作，但是尖銳鋒利的針穿下去的，是父親的血管。皮肉之間神經鋒銳的痛覺，他的痛，他的退縮，就像痛在我身上。當痛苦的聲音在叫喊，那是多少年早晨送你上學，晚上接你回家的熟悉的聲音……我沒有勇氣在看到連串的室顫波時堅決地下達指令——“異步200J，除顫！”——不！……

我是一個凡人，血肉相連的痛覺，會通過基因，通過無所不能的神經末梢，讓我戰栗。即使身為一名成熟的心內科醫生，我也無法鎮定如常地操作。

能把“大手術日”推后嗎？恐怕很難，業務繁忙的介入手術室，影像科技師、麻醉師、上臺護士、負責器械的技術員，多少做輔助工作的同事眾星捧月一樣協助一臺手術，站在主角的位置上，我就像船長，需要對全船負責。

手術室門外，預約好的十幾個病人正在等候：他們在前一天抽了血，做了各種術前檢查，從前一晚開始禁食，讓子女請假陪伴，在清晨更換了手術衣，準備把自己的肉身交給不熟悉的你。

在“大手術日”的前一天，介入科需要這間手術室治療大隱靜脈曲張；在“大手術日”的第二天，血管外科需要這間手術室來給主動脈夾層的病人放置大血管支架……你看，在工作量滿負荷的醫院里，“大手術日”的工作就像不偏不倚“嵌”在那個時間的凹槽里，牽一發而動全身，不能推后。

我扶著父親到病床上躺下的時候，已經腦補了無數可能會出現的痛楚、危險、紕漏。層層焦慮包裹著我，忘記了帶他的醫?？?，忘記了每日必帶的包和鑰匙，慌亂的程度和大多數陪父母來醫院看病的兒女無異。關心則亂，我必須把他交給醫生——那些往常和我一樣，鎮定而平靜地完成高難度介入手術的同事。

孫醫生給父親做完心電圖，沒有看我，沒有把圖紙遞給我，也沒有像平常一樣，和我一起面對一幅心電圖交換彼此的判斷。

“我會做好的，放心?！辈蝗葜靡傻恼Z氣已經讓我明白，那的確是又一次心肌梗死，我的父親需要急診介入手術。握著父親的手，感受著那種粗糙的血脈相連，我點了點頭，對孫醫生說：“交給你了，拜托?！辈桓以偻Ａ?，我把父親的生命，交托給我信任的同行。

孫醫生是我的戰友，我們曾無數次配合、協作、討論、嘗試……我深知他的醫術和水平。此時此刻，毫無疑問他會處理得比我好，他會剔除七上八下的慌亂，剔除休戚相關的痛楚，把技術平靜地發揮到最好的狀態。

走進導管室，戴口罩、戴帽子、洗手、調整手術床、調整無影燈……把翻騰的心情，從驚濤駭浪壓抑到波瀾不驚，在儀式感一樣的程序中，恢復我從一個慌亂的兒子，向“醫生”走去的腳步。今天，是“大手術日”。多少個病人家屬在手術室門口，等著我對他們說：“很順利！”

操作進行得很順利，血管穿刺置管，穩定如常；導管的到位，穩定如常。心臟電生理是我熟悉的專業領域，每一項操作，我都充滿信心。

我生命的另一部分，在寂靜的空間，傾聽隔壁手術室的聲音。介入手術室的隔音配置和環境，不可能讓任何聲音從那邊傳過來。我不知道他們開始了沒有，也不知道進行到哪一步了。哪一段的血管出現了堵塞？能不能通過導絲？血管復通造成的心律失常有沒有出現？

我身體的每個細胞，都在傾聽，在等候。但是，所有的精力、能力、注意力都專注在眼前的手術臺上，在我視線所及的藍色無菌單遮蓋的病人身上。

發揮如常，順利做完第一個手術。手術間隙，隔壁介入手術室做助手的同事迅速地跑過來對我說：“已經在進支架了，順利！”

像所有等候中的兒女一樣，我呆立在手術室的感應式移動門前“哦”了一聲。理智的手，把無紡布口罩絞了又絞，阻止沖動的腳觸碰感應器的開關。

我是一個兒子，就不應該從那個門進去，站在父親的手術床前，用關心則亂的情緒去影響正在手術的醫生。孫醫生的團隊正在操作：擴張冠脈，抽出血栓，送入支架……或許會有惡性的心律失常，需要電擊除顫。這個過程需要紋絲不亂的鎮定。

我是一個醫生，就不應該從那個門進去，帶一身惶惑和無助回來，一個馬上接手術的醫生，更需要紋絲不亂的鎮定！

我在過道里的踏腳凳上坐下，墻上的鐘和我的心跳一樣，走得沉重而緩慢。助手李醫生、放射科技師、上臺護士，幾個人的視線都在我身上。

他們不約而同地放慢手里的速度，整理器械，打印報告，沒有急著把下一個病人推進來。在那漫長的20分鐘里，我用一個姿勢，呆坐在踏腳凳上，感覺自己快要成為化石。

“順利！”戴著口罩的孫醫生跑過來，探了一下頭，做了一個“OK”的手勢。他那邊結束了，父親安全了！我的心重重地震蕩了一下，從喉頭回到胸腔里。

深吸一口氣，回到我自己的位置再次開始：戴口罩、洗手、穿手術衣、戴手套、鋪巾……熟極而流的無菌規范，有著儀式化的鄭重。這一切都在提醒我，把所有的情緒都消滅在藍色的無菌手術衣下，放空一切思緒，像上戰場一樣……

父親安全了。我也必須完成自己的工作，那些坐在導管室外面的病人和家屬，都在等著我告訴他們“順利”。我鎮定如常，手術一個接一個，直到結束。這是我一生中最沉重的一天，兩個角色，同時重重地落在我身上。

“怎么樣了，我爸爸還好嗎？”最后，在收工、脫手套的時候我問道?！八芎?，已經穩定了?！睂O醫生從身后重重地握住我的手臂。我沒有摘下口罩，眼淚在口罩的掩護下，狂涌而出。我不敢抬起頭來，怕人看到，眼淚從口罩里狠狠地流下，淌在面頰上，滲到嘴里。

感謝老天。后來，我的父親慢慢好起來了。后來，像所有手術后的談話一樣，孫醫生用醫生的姿態告訴一個病患的兒子，父親在介入手術時的整個過程。我說不出一句感謝之語，怔忡之間往常最熟悉的一句話溜了出來：“辛苦了！”

后來，我意識到，那個普通的“大手術日”是我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天。

身為人子，我把所有的托付全權交給了醫生；身為醫生，我在任何狀況下，都沒有辜負病人子女的信任和期待。上天把兩種感覺同時帶給我。醫學倫理學教過我們，醫生應該具備“專業精神”，醫生的職業道德，應該具備“利他的精神”。

站在手術室門前，撕扯著口罩的那一刻，坐在踏腳凳上等候的20分鐘……工作了20年的直覺告訴我：那是我在那個清晨做出的最正確的選擇。

（潘 潘摘自人民衛生出版社《親愛的ICU醫生》一書，黃思思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