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河灣盆地東谷坨遺址2016-2019年發掘簡報

高星 張月書 李鋒 陳福友 王曉敏 儀明潔

關鍵詞：泥河灣盆地；東谷坨遺址；舊石器時代早期；石器技術；原料利用

1引言

東谷坨遺址是泥河灣盆地早更新世考古材料最為豐富的古人類文化遺址，位于河北省張家口市陽原縣大田洼鄉東谷坨村西北的許家坡，地理坐標為40°13′24.869″N、114°40′15.753″E，海拔約920m。遺址發現后歷經多次發掘，然而，以往發掘面積很小，揭露的地層序列不夠完整，研究工作也相對零散。鑒于此，2016-2019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現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合作，開始了新一輪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發掘目的在于明確遺址不同文化層的考古內涵、獲得遺址完整的地層和文化序列、重建遺址環境演變過程，在此基礎上闡釋遺址人類的行為、技術和環境背景。本文報道本輪發掘的主要收獲，并簡要討論其意義。

2發現與發掘概況

2.1發現、發掘簡史

1981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衛奇與河北省文物干部孟浩等在泥河灣村、小長梁一帶組織地質與考古調查時發現東谷坨遺址，同年5-6月，衛奇等在遺址區布置五個探坑（T1-T5）開展試掘工作（圖1：c），面積約45m2，出土遺物1443件[1]。1983、1984年，賈蘭坡、衛奇、謝飛、成勝泉等對遺址進行發掘[2]。1991、1992年，中美泥河灣聯合考古隊對遺物最富集的T1探坑進行發掘，面積約30m2。1997年，衛奇等對遺址進行了再發掘，面積12m2，出土石制品702件、碎骨化石169件[3，4]。2000-2001年，衛奇再次組織對遺址的T1和T4進行發掘，其中T1發掘位置位于1991-1992年發掘區的西偏南（圖1：d），面積8m2（上部6m2），出土編號標本2149件（石制品972件）、篩出標本2308件（石制品972件）[5，6]。T4發掘面積4m2，出土編號標本432件（石制品158件）、篩出標本2002件（石制品73件）。2016-2019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對東谷坨遺址進行了新一輪的考古發掘，遺址最大發掘面積約100m2（圖1：d）。

2.2發掘方法

1991-1992年中美聯合發掘確立了泥河灣盆地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和記錄方法的規則，采用坐標法布設1m×1m的探方，以5cm為一水平層進行發掘，對出露的標本進行編號、測量（空間信息和遺物尺寸信息）、繪圖、拍照等，詳細記錄遺物的背景信息，并對堆積物進行篩選[3]。2000-2001年的發掘和記錄方法與90年代的方法相近[5]。2016-2017年的發掘基本沿用了之前的發掘和記錄方法，主文化層發掘以1m×1m的探方和5～10cm的水平層為單位進行發掘，使用全站儀記錄遺物的三維坐標，對部分出土遺物豐富的堆積物進行干篩（篩孔邊長約2mm）。2018-2019年度的發掘操作中將1m2的探方再分為四個亞方（a，b，c，d）進行獨立發掘，記錄每個亞方出土堆積的土方體積，c亞方出土的所有堆積物取樣進行水篩，其他堆積物進行干篩，提取石質碎屑和碎骨[8]。采用堆積層內劃分“考古操作層”的發掘方式[9]，按照2～5cm的操作單位由晚及早逐層發掘。對所有大于2cm的石制品（石核、石器不論大小，皆編號測量）、可鑒定的動物化石和大于5cm的動物碎骨等進行編號、拍照等，測量編號遺物的三維坐標，記錄具有長軸標本的產狀等。

3地層與年代

3.1地層

東谷坨遺址文化層埋藏在泥河灣湖積臺地的下部，臺地由于沖溝的侵蝕呈斜坡狀，晚更新世的黃土披覆其上。遺址發現后，多位學者對遺址的地層進行了詳細的描述[3，10]。2016-2019年的發掘中，發掘團隊取得了對東谷坨遺址地層和文化層劃分的新認識：將東谷坨遺址原6A層劃分為兩個亞層，原6C層劃分為三個亞層；根據不同層位遺物分布狀況、密集程度等重新確定了遺址的文化層。

為避免混亂，本文在地層描述時與先前發掘和研究工作保持統一，采用之前的框架。參考前人對遺址地層的描述[3，10]，將遺址2016-2019年發掘區東西方向的剖面描述如下：

1.馬蘭黃土：厚約0.85m；

～～～～～～不整合～～～～～～

2.灰色粉砂質黏土層：結構均一，中上部發育水平層理，局部波狀層理，厚約0.75m；

3.棕黃色砂質粉砂層：結構疏松，下部砂質含量增加，局部可見細砂呈團塊狀集中展布，上部發育弱的波狀層理，厚約0.5m；

4.灰黃色細砂層：下部含小礫石，結構疏松，粒度自下而上減小，可見零星鈣質結核，大小在3～4mm左右；底部有沖刷現象，可見弱的斜層理；上部發育弱水平層理，厚約0.7m；

5.灰色黏土層：結構致密，膠結堅硬，發育水平層理，含少量動物化石，厚約0.4m；

6A1.淺黃色-灰黃色粉砂層：結構均一，可見弱的波狀層理，含少量石制品和動物碎骨，厚約1.15m；

6A2.黃褐色砂礫石層：礫徑通常小于3cm，礫石磨圓較差，底部局部可見沖刷現象，含大量石制品和動物碎骨，厚約0.4m；

6B.灰綠色黏土質粉砂層，結構致密，膠結堅硬，發育弱的水平層理和波狀層理，出土少量石制品和動物碎骨，厚約0.2m；

6C1.灰黃色砂質粉砂層，局部夾細砂條帶，層內發育弱的水平層理，含大量石制品和動物碎骨，厚約0.3m；

6C2.灰綠色粉砂層，結構均一，含少量石制品和動物化石，厚約0.3m；

6C3.灰綠色粉砂層，相較于上層粒度更小，結構均一，含巨礫，含少量石制品和動物化石，厚約0.5m；

6D.灰黃色礫石層，夾雜灰黃色黏土質粉砂，礫石磨圓較差，礫徑通常在3～5cm，少量8～10cm，含有少量石制品和動物化石，厚約0.5m；

6E.灰-灰綠色黏土層，質地均一，分布連續，厚約0.5m；

～～～～～～不整合～～～～～～

7.紫紅-灰白色火山角礫巖，以安山質集塊巖和角礫巖互層，夾凝灰質礫巖，頂部為礫石，礫徑可達20cm，未見底。

考慮到不同層位遺物的豐富程度不同和保存狀況等原因，不同層位的發掘面積不一，其中1-5層發掘面積約100m2；6A-6B發掘面積57m2；6C1上部發掘約70m2、下部發掘約46m2；6C2發掘約46m2；6C3上部發掘約6m2；6D、6E發掘約2m2，7層未發掘。

3.2年代

遺址發現之初，衛奇等根據地層和哺乳動物群推斷遺址時代屬于早更新世末期[1]。1982年，李華梅等在遺址湖相沉積物底面以上5m處確定了哈拉米洛事件（Jaramillo），推測文化層年代為1MaBP（此時哈拉米洛事件的年代被認為約距今0.97MaBP）[11]。2005年，王紅強等在遺址主文化層之上（大致對應遺址的第4至6A上部）也確認了哈拉米洛事件（1.053±0.006MaBP[12]），同時在文化層內（6C層下部）確認了普納魯事件（Punaruu，1.105±0.005MaBP[12]），由此推定遺址文化層的年代距今約1.1Ma[13]。劉春茹等在遺址開展了電子自旋共振（ESR）年代學研究，年代范圍為（1.060±0.129）～（1.171±0.132）MaBP[14]。敖紅等采用天文年代標尺研究方法，將遺址文化層年代限定在了1.06～1.12MaBP，將6D和6E層分別對應到深海氧同位素33和32階段，而6A-6C對應深海氧同位素31階段[15]。

2016-2019年的發掘，研究團隊計劃采集鋁鈹埋藏測年的樣品，進行新的年代測定。目前，我們在相關討論中采用距今約110萬年作為遺址的年代。

4遺物

2016-2019年發掘共獲得石制品6881件（表1）、動物化石4134件。其中6A2、6C1出土遺物數量多，為主要的文化層，其他層位出土遺物數量相對較少。本文僅就遺址主要文化層出土遺物進行詳細描述。

4.1石制品

石制品的原料以燧石為主，因其質地和顏色的差異可劃分為兩類：A類燧石顆粒粗糙，裂隙發育，以棕紅色為主；B類燧石質地細膩，具有一定的油脂光澤，以棕黃色為主，也有少量灰、黑、紅等顏色混雜者。

4.1.16A2層

6A2層共出土石制品964件，其中石核103件、完整石片227件、石器105件、斷塊232件、殘片123件、碎塊173件、石錘1件。原料種類多樣，A類燧石201件；B類燧石數量最多，有536件；白云巖119件；其余石料（如火山巖、安山巖等）均不足百件。

1）石錘1件。礫巖，長寬厚為97.7×38.97×22.84mm，質量為126.5g。標本的一端可見明顯凹坑（圖3：1）。

2）石核6A2層共出土石核103件，包括錘擊石核、砸擊石核和不完整石核（Corefragment）。不完整石核指的是臺面或剝片面缺失較多的石核，通?？梢姅嗔衙?，但其上仍帶有一定的技術特征，由于不完整石核未能保留石核的完整信息，故暫不做分析。

錘擊石核包含嘗試石核35件和普通石核59件。

嘗試石核此類石核通常僅有一個隨機分布的片疤或僅有破碎的小片疤。該類石核多以礫石為毛坯，常保留有自然面，原料以B類燧石為主。長度范圍為19.45～150mm，寬為12.58～109.11mm，厚為10.61～77.74mm，質量為4.1～1870g。

普通石核包括多臺面石核45件、雙臺面和單臺面石核各7件。原料中B類燧石居多，礫石（20件）和巖塊原型（17件）的數量接近。我們對石核上超過2cm的片疤的統計結果顯示，超過90%的石核上的片疤數量都少于2個，剝片缺乏組織性和系統性，主要采用多面多向的剝片方式，少量為單向剝片。人工臺面和人工/自然混合臺面的占比為83.3%，未見修理臺面。石核以小、中型為主，長度范圍為15.38～163.65mm，寬度為17～204mm，厚度為12～97.55mm，質量為4.5～2748.9g。

16T1DGT-2685，多臺面石核，原料為B類燧石，石核上可見少量自然面。臺面均為素臺面，臺面角50°～75°。長寬厚為63.78×56.14×30.69mm，質量為92.7g（圖3：4）。

砸擊石核共3件，均以B類燧石為原料，2件以礫石為原型，1件以斷塊為原型。

砸擊石核尺寸較小。2件石核的臺面為素臺面，1件為礫石臺面。

16T1DGT-3269，原料為B類燧石，以斷塊為毛坯，素臺面，未保留石皮，長寬厚為32.43×24.27×12.44mm，質量為13.3g（圖3：3）。

3）石片6A2層共出土石片350件（L≥2cm），其中完整石片227件、不完整石片123件。

所有石片均為錘擊石片，未見砸擊石片。

完整石片共227件。本文參照目前較為廣泛應用的NickToth的分類體系，根據石片背面和臺面特征組合，將完整石片分為I、II、III、IV、V、VI六種類型[16]。VI型（86件）和V型（72件）石片數量居多。石料類型與石核一致，以B類燧石居多。完整石片臺面多為人工臺面，人工臺面中素臺面最多，有疤、線狀、點狀和破碎臺面數量很少，未見修理臺面。石片長度范圍為20～58.98mm，寬度為8.26～91.08mm，臺面角范圍43°～130°，背緣角范圍40°～125°，臺面寬度范圍4.05～53.55mm，厚度范圍1.73～28.55mm。

由于盆地內的燧石石料裂隙發育，剝片時易產生破碎，作者在觀測時發現很多石片的背面片疤數量和方向并不能明確辨識，因此只統計能夠明確辨識特征的、長度大于或等于2cm的片疤。所有完整石片中，背面可明確辨識出片疤的完整石片共有126件，其中118件有1～2個片疤?？杀孀R背面片疤方向者有92件，多為單向片疤模式，其他類很少。

完整石片的長度集中在20～30mm（154件），不見大型石片，形態多不規則且呈寬薄型，僅有個別為寬厚型，未見長型石片。

不完整石片計123件，包括裂片8件、近端1件、遠端39件、中段3件和無法確定部位的不完整石片72件。75件原料為B類燧石，26件為A類燧石，其他石料很少。

4）石器共105件，包括刮削器、鋸齒刃器、凹缺器、石鉆、尖狀器和石球，長度范圍為13.79～90mm，寬為11.86～86.19mm，厚為3.38～82.03mm，質量為1.02～846.6g。

刮削器89件，其中單刃者58件，雙刃者27件，多刃者4件。原料以B類燧石為主（62件），石器多為在片狀毛坯的側邊進行正向加工而成，僅有2件以礫石為毛坯。修理長度多超過毛坯原始邊緣的一半，全為單層修疤，刃緣形態多不規則。刮削器以為小型者居多，刃緣角度為35°～105°，刃角超過60°的占71%。

16T1DGT-4095，雙刃刮削器，原料為角礫巖，是以石片為毛坯正向加工而成的，刃緣角度為68°和62°。長寬厚為32.64×35.2×8.83mm，質量為12.7g（圖4：3）。

鋸齒刃器9件，全部為單刃鋸齒刃器，7件為小型，不見大型。原料僅有燧石和白云巖兩種，其中B類燧石最多。毛坯仍是以片狀為主，多采用正向加工的方法。刃緣角度為58°～85°，平均值為71°。

16T1DGT-4268，鋸齒刃器，原料為白云巖，以完整石片為毛坯，在石片遠端正向加工而成，僅單層修疤。長寬厚為25.38×39.79×13.86mm，質量16.7g，刃緣角度為63°（圖4：4）。

凹缺器3件，均為單刃凹缺器。B類燧石2件，白云巖1件。2件以石片為毛坯，1件以礫石為毛坯。

16T1DGT-1454，單刃凹缺器，原料為硅質白云巖礫石，器身保留有較多石皮，修理片疤呈魚鱗狀，刃緣角度為60°。長寬厚為37.49×31.69×16mm，質量為23.4g（圖4：5）。

石鉆2件。16T1DGT-4265，原料為白云巖，為正向加工而成，刃緣角度分別為73°和75°。修疤呈魚鱗狀，刃緣形態不規則。長寬厚為27.88×23.72×9.07mm，質量為6.8g（圖4：2）。16T1DGT-4515，原料為B類燧石，是用正向加工法修理石片的右側邊和遠端而成，刃緣角度分別為65°和75°。修疤僅限于尖部部位，片疤呈魚鱗狀，刃緣形態不規則。長寬厚為34.57×33.22×14.48mm，質量為23.1g（圖4：7）。

尖狀器1件。原料為白云巖，毛坯為不完整石片?？梢妰蓷l修理刃緣，為正向加工，其中一條為直刃另一條為不規則刃緣。長寬厚為21.97×33.29×16.61mm，質量為16.41g。

石球1件。原料為火山巖，石核上可見少量石皮。臺面類型為人工和自然混合臺面，該標本整體呈球形，其最小直徑與厚度相差無幾，周身均可見剝片，片疤間夾角多為鈍角，部分片疤之間的棱脊已不明顯。長寬厚為90×86.19×82.03mm，質量為846.6g（圖3：6）。

4.1.26C1層石制品

6C1層是本發掘區內遺物最為豐富的層位，共出土編號石制品5111件，其中石核576件、完整石片1395件、石器403件、斷塊1735件、不完整石片684件、碎塊317件、石錘1件。石制品整體以小型為主，石片和石器形態多為寬薄型。石料種類與6A2層相似，以B類燧石為主。

1）石錘1件。石料為石灰巖，長寬厚為73.27×64.45×42.11mm，質量為280.1g，稍寬的一端可見明顯凹坑。

2）石核共576件，錘擊石核560件，包括嘗試石核285件和普通石核275件；砸擊石核3件；不完整石核13件。

嘗試石核285件。原料多為B類燧石，礫石毛坯居多，石核上常保留有自然面，自然臺面者超過半數。石核多為小、中型，個體間尺寸差別大，長度為16.35～198.5mm，平均值為52.71mm；寬為14.12～134.35mm，厚度12.24～101.46mm，質量7.91～2943.24g，剝片角小于90°的占64%。

普通石核275件。包括多臺面石核148件，雙臺面石核30件，單臺面石核97件。

石核主要為多面多向剝片，剝片較為隨意。原料中B類燧石的數量最多，礫石是主要的毛坯類型，巖塊較少。人工臺面的比例最高，僅有少量自然臺面，不見修理臺面。核體上自然面占比低于50%的有214件。小、中型石核居多，長度范圍為17.06～230mm，寬為15.97～153.73mm，厚度為8.77～148.98mm，質量為5.84～5105g。石核臺面剝片角度范圍為46°～140°，剝片角小于90°的臺面約占55%。

17T1DGT-13340，多臺面石核，原料為B類燧石，以礫石為毛坯，核體上自然面占比小于50%。臺面均為混合臺面（自然+人工），剝片角為81°～95°，片疤形態不規則，剝片無明確的組織性。長寬厚為67.45×48.99×45.68mm，質量為201.8g（圖5：4）。

砸擊石核3件，原料均為B類燧石，均為小型石核。除1件無法辨識其毛坯類型外，另外2件都以巖塊為毛坯。2件石核的臺面為素臺面，1件為自然臺面。

3）石片包括完整石片1395件、不完整石片684件，所有石片均為錘擊石片。

完整石片占6C1層整個石制品組合的27.3%。VI型石片和V型石片是主要類型，分別為446件和537件。完整石片的石料種類與石核石料基本相同，B類燧石占據絕對優勢。臺面以素臺面數量最多（942件），其他臺面很少。石片臺面角范圍為18°～140°，背緣角范圍為25°～125°。有1034件完整石片背面具有明確的且大于或等于2cm的片疤，其中959件僅有1～2個片疤?？杀孀R背面片疤方向者有846件，單向模式占據絕對優勢。完整石片形狀不規則且多為寬薄型，未見長型石片，小型者最多，未見大型石片，長度范圍為20～84.1mm，寬度為7.63～106.6mm，厚度為3～79.15mm。

不完整石片共684件。裂片15件、近端13件、遠端167件、中段2件和無法確定部位的不完整石片487件。原料以B類燧石居多，多為小型，長度為20.05～75.75mm，平均值為27.15mm；質量為0.64～98.64g，平均值為6.32g。

4）石器共403件，包括刮削器、鋸齒刃器、凹缺器、尖狀器、石鉆、砍砸器和石球。

長度為9.51-96mm，寬為9.7～88.76mm，厚度為4.97～77.95mm，質量為1.52～847.12g。

刮削器255件，其中單刃者196件，雙刃者49件，多刃者10件。原料以B類燧石為主。毛坯以片狀為主，斷塊和礫石較少。修理部位集中在片狀毛坯的側邊，多為正向加工而成。多數石器刃緣的加工長度都超過了原始邊緣的50%。所有刃緣都是單層修疤，片疤多為魚鱗狀。刮削器多為小型（225件），未見大型者，長度為9.51～95.07mm，平均值為31.63mm；質量為1.52～302.86g，平均值為17.62g；刃緣角度為36°～88°。

17T1DGT-10369，雙刃刮削器，原料為B類燧石，以完整石片（III型）為毛坯，加工石片左右兩側邊而成，一條為正向加工另一條為轉向加工，刃角為72°和65°。長寬厚為34.76×18.89×10.14mm，質量為8.06g（圖4：9）。

鋸齒刃器136件，單刃者133件，雙刃者3件。原料中B類燧石最多。石器多選擇片狀毛坯，采用正向修理的方法加工而成，修疤均為單層。長度為13.7～79.4mm，平均值為32.98mm；質量為1.56～271.7g，平均值為18.66g；刃緣角度為43°～92°。

19T1DGT-2592，以B類燧石為原料，以完整石片為毛坯，在石片左側邊正向加工，長寬厚為24.88×28.41×7.73mm，質量為7g。

凹缺器6件，均為修理型單刃凹缺器。原料僅有燧石和白云巖。毛坯均為片狀。正向加工而成的有5件，反向加工者僅1件。4件凹缺器的加工長度小于原始邊緣的50%。

長度為17.98～36.05mm，平均值為26.58mm；質量為1.57～13.48g，平均值為7.18g；修理刃緣角度為50°～74°，平均值為64°。

17T1DGT-12506，修理型單刃凹缺器，原料為白云巖，以V型完整石片為毛坯，在底緣和右側邊交接處正向加工而成。長寬厚為36.05×31.92×9.8mm，質量為13.48g（圖4：11）。

尖狀器共3件。原料均為B類燧石，毛坯全部為完整石片。1件為小型，2件為中型。

17T1DGT-5795，原料為B類燧石，以II型石片為毛坯，左右邊緣均為正向加工，修疤連續，刃角分別為80°和58°，尖角為60°。長寬厚為56.02×32.32×12.4mm，質量為55.92g（圖4：13）。

石鉆1件。原料為B類燧石，毛坯為完整石片（VI型），左側邊和底邊經過修理后形成尖刃，兩側均為正向修理，刃緣形態不規則。左側刃角為72°，底邊刃角為71°，尖角為45°。長寬厚為21×42.31×23.29mm，質量為17.45g（圖4：8）。

砍砸器1件。原料為B類燧石，以斷塊為毛坯，采用轉向方式加工而成。長寬厚為89.47×53.15×28.65mm，質量為143.72g。

石球1件。原料為白云巖，球體上可見少量石皮。臺面類型主要為人工和自然混合臺面，器身上可見多個打擊點，器表片疤間夾角多為鈍角。長寬厚為96×79.5×77.95mm，質量為847.12g。

4.2動物化石

東谷坨遺址歷年發掘出土的哺乳動物化石都較破碎，保存有可鑒定解剖學部位的標本不多[3]。1997年，T1發掘區發現動物化石169件，十分破碎，幾乎沒有可鑒定的化石[3]。

2016-2019年，發掘T1探方共出土編號的動物化石4134件，另在干篩及水篩的過程中發現大量化石碎片。在對遺址6A1-6C3層的部分堆積進行水篩時，發現有嚙齒類的牙齒、肢骨以及魚類的牙齒化石，但尚未對標本進行鑒定與系統研究。遺址不同層位出土動物化石的數量和破碎程度有所差別，本文僅介紹編號標本中哺乳動物化石的基本情況。統計結果顯示，6A2、6C1層出土化石數量最多，且可鑒定標本最為豐富（圖6）。

T1探方中出土的可鑒定哺乳動物化石標本共計288件（圖7），其余均為無明顯鑒定特征的碎骨，目前鑒定出的種類有：中華鼢鼠（Myospalaxfontanieri）、直隸狼（Canischihliensis）、草原猛犸象（Mammuthustrogontherii）、披毛犀（Coelodontaantiquitatis）、三門馬（Equussanmeniensis）、布氏真枝角鹿（Eucladocerosboulei）及野牛（Bisonsp.）。

6A2層與6C1層可鑒定動物化石的種類差別較顯著。其中，草原猛犸象的化石僅出現在6A2層，類型有殘破的顱骨、頰齒及肢骨；披毛犀的化石僅出現在6C1文化層，只有非常殘破的牙齒碎片；而三門馬、布氏真枝角鹿、野牛及直隸狼的化石在這兩個層位均有發現。這些化石在這兩個層位出現的完整程度也不同，6A2層的化石尺寸大小不一，較為完整的哺乳動物肢骨、椎骨、顱骨及下頜骨均發現于該層；而6C1層哺乳動物化石的尺寸較小，以破碎程度高的化石居多，且多數單個牙齒化石也非常破碎。

5討論與結語

5.1遺址埋藏特點

2000-2001年的發掘與研究結果表明，遺址不同層位皆受到了流水等作用的改造，其中6A層所受擾動最小、遺存信息保存最為完整[5]。本文對6A2層的系統分析表明，該層沉積物雖為動力較強條件下形成的砂礫石層，但出土的遺物的組合、磨蝕程度、空間分布等顯示出原地埋藏的特點[17]。其他層位的分析仍在進行中，但通過對堆積沉積特點、遺物密集程度等多項特征的初步觀察，也可以大致了解其他層位的埋藏性質。

遺址6A1層出土少量石制品，且分布零星；小于1cm的碎屑很少，指示其并非人類活動的場所；6C1層為湖濱相沉積，遺物密集，含有較多小碎屑等，這些特點表明其主要為原地埋藏；6B、6E層出土遺物十分稀少，堆積為黏土，指示是有一定水深的靜水沉積環境，其內所含的遺物應為自然營力所帶來；6C2、C3層出土的標本較少，其性質暫未明確；6D層為礫石層，缺少小尺寸遺物，指示其并非人類活動的原生層位。當然遺址不同層位仍需要更為系統的形成過程分析，為進一步探討古人類的遺址利用策略提供參照。

5.2石制品組合特點

東谷坨遺址石制品原料種類豐富，且各類石料在遺址附近的基巖山和礫石層中均可見到，古人類就地取材，利用本地石料制作石制品。燧石數量最多，尤以質地更為細膩的B類燧石占據絕對優勢，表明當時古人類已經對原料的特性有了一定的認識，對質量較優的B類燧石有一定的偏好性。

剝片主要采用硬錘直接打擊法，偶爾使用砸擊法。石核剝片面多不平整，素臺面占比較高，未見修理臺面。石核多不超過2個片疤，絕大多數都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面，且臺面角多小于90°，說明其利用率較低，很多仍有繼續剝片的潛力。石核形態和尺寸變化大，總體以小型為主，少見大型。剝片雖以多面多向為主，但整體上無明顯的組織性。

完整石片以VI型石片為主，臺面多為素臺面，未見修理臺面。背面無自然面的完整石片數量最多，但多數石片背面片疤數量都小于2個。完整石片總體上表現出明顯的錘擊剝片的技術特征，完整石片多為小型和寬薄型，長型石片數量很少。

石器類型有刮削器、鋸齒刃器、凹缺器、石鉆、尖狀器、砍砸器和石球。刮削器是主要的石器類型，其中6C1層鋸齒刃器的比例明顯高于其他層位。石器以單刃為主，以片狀毛坯為主，其次為斷塊，礫石的很少。石器多為正向加工毛坯的側邊而成，反向、轉向和交互很少。修疤均為單層，刃緣形態不規則，加工長度一般超過原始邊緣的50%。

6A2層和6C1層之間比較的結果表明，相較于6C1層，6A2層石核中嘗試石核的比例有所降低；在簡單剝片石核中，單臺面石核比例降低而多臺面石核比例增加，整體來看6A2層的石核剝片時的轉向率略高于6C1層；就石器而言，6A2層雙刃石器的比例有所增加。兩個文化層之間的石器技術特征雖然略有差異，但東谷坨遺址總體上屬于舊石器時代早期相對簡單的剝片與加工模式。

5.3動物化石特點

從6A2層及6C1層哺乳動物群的構成來看，現有的信息很難明確地進一步細分年代或者區分古環境。雖然6C1層出現了披毛犀，可能表明在該層形成的階段，氣候略為干冷，但是這些化石的數量非常少且殘破。6A2層草原猛犸象的出現也可能代表了一種比較干涼的環境，然而該層與6C1層的氣候差別很難從現有的標本量中識別出來。

在發掘過程中，我們注意到少量骨骼標本的表面有疑似人工砍砸的痕跡，痕跡的具體信息以及動物化石的埋藏學研究將另文發表。

5.4考古學意義

雖然遺址存在不同的文化層，但早期學者所作的分層研究較少[6，18]；發表的成果多將不同層位石制品看作同一石制品組合來討論遺址的石器技術特點[1，19，20]。這顯然不利于對早更新世人類技術與適應歷時性變化的研究。在2016-2019年的發掘中，我們注重分辨厚層文化堆積中的土質、土色和包含物的變化，對文化層進行了細致的劃分，將原6A層細分為2個不同的文化層，將原6C層細分為3個層位。各文化層堆積特征和出土遺物密集程度均有所差別，反映了不同的遺址形成過程和性質。今后系統深入的工作將為揭示人類行為的演化過程、河湖變遷與人類活動的動態關系等研究提供堅實的材料基礎。

早更新世人類對動物資源的利用策略是學術界關注的重要問題。目前，對盆地內馬圈溝遺址的野外觀察認為此時的古人類可能已存在一定的動物資源獲取能力[21]，然而相關實證仍然缺乏。東谷坨是泥河灣盆地早更新世舊石器時代考古遺址中出土動物化石最為豐富的遺址之一，初步分析表明遺址不同層位的動物群組合有所差別，少量動物化石上保留有疑似的人工痕跡，這對開展早更新世人類對動物資源的利用具有關鍵意義。

東谷坨遺址出土石制品豐富，前人的研究認為遺址出現了復雜的剝片策略、精致的石器加工策略及多樣的石器類型[1，4，20，22，23]，這些因素被認為是中更新世氣候轉型期多變環境導致的人類行為革新[20，23，24]或者適應多樣性[5，10]。賈真秀等通過對2000-2001年發掘材料的研究認為遺址雖然存在多樣的剝片策略，但并未發現具有預制特點的定型剝片策略[5，6]，這一點與謝飛先生等的認識一致[21]。本文對2016-2019年出土石制品的初步研究也支持這一看法。石器類型相對于早期而言較為豐富，然而類型分化也可能與遺址性質及古人類占據時間及對原料的利用程度等因素相關。我們對石制品的初步觀察后認為，東谷坨石制品的技術面貌整體上呈現舊石器時代早期簡單的石核-石片模式，但也發現有少量的盤狀石核、以石片為毛坯的石核，反映了古人類對石料的深度利用；石器中存在一些加工痕跡清楚且修理程度較高的刮削器等。遺址石制品組合的系統深入研究將為理解盆地內早更新世人類的石器技術和行為演化等提供豐富的材料，同時也為理解早期人類對原料資源的利用方式、流動性組織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