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懸疑的世相觀察

那是1992年的一個清明，常德臨澧縣停弦渡鎮的覆船村，一個14歲的少年殺死了他的父母。小說從這樣一個悲傷的故事開始?！秳x那》是一部小鎮青年的成長史，其中暗含了少年“殺人—出走”的敘事模式?？疾熘魅斯軉⑸某砷L軌跡，我們發現他在1992年父母雙亡后，被一個澧縣的女人收養，改名崔遠，此后一直在澧縣生活，長大后經營了一個影碟出租店，以此謀生。2004年郭躍失蹤后，他來到常德，偶爾給康復中心的孩子們上音樂課。2008年趙蓉命案后，他離開常德，去往長沙，相繼成為親木月樂隊和哭小孩樂隊的吉他手。2014年橘子洲音樂節命案發生后，他作為犯罪嫌疑人被捕后自殺。周啟森的人生在經歷“鎮—縣—市—省”的地域跨越后，最終走向了死亡。時間倒回到1992年的那個夜晚，14歲的少年給自己的父母下了農藥后離家出走，他本來計劃北上去河南少林寺出家，向方丈懺悔自己的罪過。如果周啟森順利走到少林寺，這也許會成為一場救贖之旅。而按周啟森給警察提供的說辭，他原本是想去深圳的。如果他真的南下到深圳打工掙錢，是否又會有不一樣的結局？然而荒誕的是，周啟森離家出走，走了一個晚上才發現自己只是走到了隔壁的澧縣，甚至連省都沒出。最后，周啟森既沒有走上救贖之路，也沒有走上重生之路，可以說，周啟森的出走是失敗的，同時他的出走是被迫的，每一次離開都是因為殺了人。這種意義上的出走都是為了推動小說情節的發展，人物本身沒有自主性。作者為周啟森這個人物安排的命運就是被困在省內，他的出走動機并沒有那么強烈。相比當代小說中小鎮青年從鄉村來到城市，掙脫命運束縛，走上成功之路的典型敘事，周啟森是另類的，他掙脫命運的唯一方式就是殺人。

對于周啟森來說，殺人是一種對抗方式?；仡櫵谝淮螝⑷藭r的心理活動：“他想起打書匠講《水滸》中的‘風雪山神廟，這夫婦二人真是奸惡的小人露了真面目??！而自己是受辱的林沖，要是手里有那酒葫蘆長槍，非得出去剜了他們的心不可！”此刻，他面對的仿佛不是父母，而是奸惡小人，而自己是被逼上梁山的林沖，正作為英雄懲奸除惡。周啟森的每一次殺人都是為了守護，第一次是守護被辱罵的自己，第二次是守護美好的初戀，第三次是守護和自己童年經歷相似的周沅，第四次是守護養母的女兒——與自己沒有血緣關系的妹妹。阿乙在小說《下面，我該干些什么》中也寫了一個少年殺人事件：18歲的少年無目的地殺害了他的女同學。殺人背叛了倫理和制度，但又將折磨命運的石頭變為反叛的工具，是一種與時間進行抗爭的方式。同樣地，在《剎那》中，殺人不是一個道德意義層面的行為，而是渺小個人在時代洪流中的無奈表達。在周啟森的思維里，殺人成了解決問題的唯一方式，是個人力量無法對抗權力時的極端辦法。小說中，作者借李猜猜之口，說出了《麥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一段話：“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塊麥田里做游戲。幾千幾萬個小孩子，附近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大人，我是說——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賬的懸崖邊。我的職務是在那兒守望，要是有哪個孩子往懸崖邊奔來，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說孩子們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兒跑，我得從什么地方出來，把他們捉住。我整天就干這樣的事。我只想當個麥田里的守望者?！敝軉⑸褪悄莻€拒絕長大的麥田守望者，他用孩童的天真之劍守護著被成年人破壞的童話樂園。但是，屠龍少年終成惡龍，凝視深淵者，深淵亦回以凝視。

此外，《剎那》也是一部城鄉發展變遷史。小說不僅關注時代的人，也書寫了很多時代的物。如上世紀90年代的邊三輪、爬爬車、供銷社，本世紀初的影碟出租店、公用電話亭、發廊、電腦室、因特網、“千年蟲”病毒、SONY隨身聽，以及后來出現的共享單車、“城市玩家”游戲廳、比特幣……這些歷史物件作為一種觸發器，引發了我們對那些年代的懷舊，營造了一種獨特的氛圍感。當然，貫穿小說始終的還有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如上世紀80年代的知青下鄉，1998年的長江流域洪災和下崗潮，2000年的悉尼奧運會，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2012年的釣魚島事件，等等，都是屬于我們這一代人的集體經驗和記憶。小說具有鮮明的地域性，擁有湖南生活經驗的讀者會從小說的細枝末節發現獨屬于長沙這座城市的特質和精神，那是一種平凡又偉大的平民意識和煙火氣息?！班青恰薄岸喊浴薄皳u鈴子”等長沙方言無處不在，富油包子、牛肉粉、蘿卜菜燉豆渣、酸蘿卜牛百葉等吃食豐富著人物的日常生活，橘子洲、王府井百貨、五一新干線、平和堂等真實的地名引導著讀者穿梭在長沙的市井街巷。初讀這部作品，很驚喜，有一種被激活的感覺。與很多作品寫走向遠方，強調與世界的聯結不同，這部作品重回地方，試圖重新找到一種獨屬于地方的文學經驗。

除了時代感和地方性，《剎那》給讀者帶來的最直觀的閱讀體驗是它通過視聽語言構建出的影視化特質。作者擅長以精細的場面刻畫與摹寫增強畫面感和在場感。小說中有這樣一段對清晨小縣城米粉店的描寫：首先是一個大遠景，某天清晨雪化的時候，地上污水橫流，樹上、電話亭的頂棚上都覆蓋了積雪；中景搖到早餐店，骨湯的香味飄得很遠，老板打開鍋蓋，白茫茫的蒸汽撲面而來；接著近景聚焦到圍坐在桌前的食客們，他們正挑起筷子，端起碗喝著湯。小說文本本身也具有戲劇沖突和張力。小說開頭一邊是人聲鼎沸的狂熱的音樂節，一邊是血腥的殺人案現場，場景表現充滿了緊張感。此外，每一個章節的時空切換都非常清晰流暢，從2014年長沙音樂節到上世紀90年代臨澧縣停弦渡鎮一戶人家，到那時的澧縣澧陽路，再到2004年臨澧縣公安局，等等，場景呈現多而不亂。再者，小說中對音樂的描寫具有特別的意義，歌詞與小說情節的發展和人物的情緒表達相得益彰。小說中多次提到的聲音玩具樂隊是成立于1999年的中國內地搖滾樂隊，由主唱歐珈源、吉他手許屹/李哲、貝斯手胡凱和鼓手王詠組成。他們的歌曲具有很強的人文氣息和復古味道，特別是他們的詞作，深沉內斂，細心窺探，又全是悲劇的內核。音樂推動著故事的發展進程。當案件陷入迷霧時，他們唱著：“你站在最高云端上，俯瞰卑微生命?！薄澳愕降资钦l？”（《偉大說謊者》）當表現黎冰心的獨立意識和對世界的認知時，親木月樂隊唱著：“渴望著，理想和愛。只看見，行走的夢貘與饕餮。你的世界都壞了，他們怪你沒有好的世界觀?！保ā妒澜缬^》）對于殺手崔遠，作者也通過他寫給兒子的歌去展現他內心曾有過的善和那份隱隱涌動的溫情：“我曾是悲慘世界里的渾蛋，又成了無藥可救的壞蛋?！薄斑@悲慘世界你來都來了，就要去做個有希望的好人?！保ā堵萌恕罚┒稅哿帷愤@首歌可以說是整部小說的注解：“我給你講一個鄉村的故事，也許你會說這是一個孩子的童話?！薄吧蠲刻焐涎菪碌谋瘎?，這其中也許有我和你。有什么不好？我們就停留在這里。不需要繼續，還是要繼續？”

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說首尾出現的打書匠這個角色，由他引出了一種極具地方特色的民間戲曲——澧州大鼓。澧州大鼓是湖南省湘北地區的傳統說唱藝術，最早為一人一鼓坐在孝堂中演唱。也有說書類，常以唐宋歷史傳奇故事和凡人瑣事為主。過去，澧州大鼓是窮苦人民的一種謀生手段，因此，它的唱腔中“悲苦”“吟訴”的成分格外明顯。周啟森從小便跟著父親參加鄉間的各種喪葬儀式，可以說，他的音樂啟蒙就來自這種民間藝術，而唱詞中的傳奇故事，特別是中國古典小說中的故事，也成為他思想啟蒙的重要資源。小說最后一節中打書匠的唱詞尤為出彩，周啟森的人生故事成為唱詞的一部分，為整部小說奠定了悲苦的情感基調。懸疑案件的真相已然不重要了，命運的縹緲感、人生的荒誕性在此刻達到了高潮。讀者心有戚戚，讀罷卻又只留下一絲苦澀的余味。

可以說，這部作品其實是打著懸疑的幌子來詮釋人性的復雜和人世的無常。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命運亦是不可控的。無數的偶然凝結成一個必然，人活著，就那么幾個瞬間?！皠x那”在小說中出現過三次。第一次是14歲的周啟森頓悟了關于生死的命題，“人死了就是沒了，什么也感覺不到了，一了百了”，“他忽然感覺自己的命其實很輕，輕得就像水，可以非常隨意”。第二次是警察羅門意識到與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變成犯罪嫌疑人時，對人的信任和心中美好的東西，剎那間崩塌了，“每天都能見到的臉到底有幾分真？生活的碎片如何構成了一個人？”第三次是通過《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警察老田談對時間的理解，“時間的度量是相對的——有時候在你看來極其短暫的時間里，很多事也許已經發生了無數次的變化。同理，有時候你覺得這世界上發生了很多事，但站遠一點看，又會感覺那只是一剎那，從因到果，再簡單不過了?！焙芏鄷r候，人生是無解的，不要再問為什么，倒不如順其自然，接受一切的發生。

〔本文系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城市小說中的器物書寫研究”（22YBQ033）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陳雅琪，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講師。

責任編輯：羅小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