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論世”“以意逆志”與“作者之死”

向柯潔

古代文論中，作者的中心地位被強調，文本的功能卻被忽視，直到十八世紀“作者之死”之后，文本才獲得了獨立地位，并煥發出全新的生命力。文本與作者本人是一體兩面，二者相互關聯，相互依存，共同作用于文學活動。這段文本所蘊含的意義極為豐富。保障讀者自由的同時，文本的獨立性也為作者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詮釋方式。

知人論世

孟子在《孟子·萬章下》中提出了一種著名的文學批評方法，即“以知人論世”，這一方法被廣泛引用，指出了解一個作者的人生經歷和思想，是了解他人生軌跡和思想脈絡的關鍵。探究一個作家作品所處的時代背景，是對其論世的必要認知。知人論世，就是要從歷史角度研究作家及其作品的產生、發展過程及其原因。孟子主張，文學作品與作家自身的生活思想及時代背景息息相關，只有對作家的思想、情感和創作生平等進行深入探究，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他們的社會背景，從而對文學作品的構思和題材有一個客觀而準確的認識和把握。

“知人論世”具有獨特的理論價值?！爸苏撌馈睂嵸|上是將文學作品視為一定時代的產物并與作者生平相結合加以研究，這是古代以來較科學的文學批評方法之一，更貼近并恢復了文學作品的真實面貌。放到闡釋學中，文學作品的原義是有的，或者說相對貼近原義的狀態是有的，但現在的文學理論，尤其是解構主義，接受了美學風行以后，總覺得原義不重要，怎么讀才重要，重點在于讀者的閱讀，但孟子告訴我們，不一定如此?！爸苏撌馈边€注重文本的歷史價值與實用價值，把詩歌等當作歷史中的重要一環，反映了中國古代悠久的史學研究傳統，這就要求人們必須學會研究、考證，而不是依靠空地用自己的思想表達對作品的認識，一切看法與認識都必須有據可依，這就強調了闡釋學的語境意識，又體現了第三種觀念，強調語境對文本意義的決定性作用。由此引發出一個重要觀念，那就是永遠歷史化。歷史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同一時代的人們有其共通性，文化則有其時代共通性。這種共通性，就成了知人論世的重要理論依據。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提示我們語境或背景等并不是可有可無的基底，而是始終參與到意義產生中來。

但不可否認，孟子所提出的這一命題存在著不可避免的負面影響。首先，這種以“人道”為中心的詮釋往往忽視了文本自身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以一種邏輯推理的方式對作品進行解釋，實則是運用一種審判和獨立判斷的方式，進行最終審判。這種結果往往會導致文本被肢解和消解，無法實現其意義。其次，這將引發一種傾向，即對“庸俗社會學”的追求。庸俗社會學把文學當作一個純粹的純學術領域來看待，它對文學創作中的許多現象持完全否定的態度。引導讀者將文學作品視為一種簡單的歷史資料，忽視了作者個性和審美問題，從而導致作者或社會與文學作品之間單向、直接的因果關系。最后，會造成對文學自身價值的遮蔽性理解。審美的力量超越了社會和時代的限制，超越了功利性的范疇。

以意逆志

中國古典文學鑒賞存在一個至關重要的命題，即“以意逆志”?！耙砸饽嬷尽边@個詞第一次出現在《孟子·萬章上》。后來人們把這一句話用來比喻讀詩時必須注意把握字面上所表達的思想內容，不可因字面意義影響到文章主旨和藝術特色。閱讀詩歌時，不應受限于個別文字的華麗，損害對辭意的理解；也不應被個別詞句所束縛，損害對作者思想和情感的理解?！耙狻彼w的是讀者內心的真實感受，“志”則是作品所傳遞的情感和意圖，或者說是作品的創作目的。先秦時期，“言不盡意”就已經提出來了，但它只是一種解釋，不是一個理論問題，所以當時沒有引起重視。在春秋時期，當解讀詩歌時，出現了一種脫離語言環境的現象，這種現象實際上是一種強制性的闡釋方式，旨在滿足孟子在春秋時期只滿足自身需求的挪用闡釋。

“以意逆志”也有非常高的理論價值，它肯定了作者的主體地位。在作品的闡釋過程中，作者被賦予了權威角色，成為作品意義闡釋的權威。作者及其“志”具有的客觀性、社會性因素已被確認，這為解讀文本提供了一種切實可行的方法。指出了作者在創作時應該有客觀性，有一個“志”接下來在闡釋的過程中，應該可能闡釋出作者的本來之“志”?！耙砸饽嬷尽边€從解釋的角度揭示出一種“文—辭—志”的理論結構系統，與孔子從創作角度揭示“志—言—文”的系統遙相呼應，相互闡釋。

對于“以意逆志”這一理論問題，我們需要進行深入探討和研究。首先，該文旨在追求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積極參與，而非僅僅追求作者意圖的恒定不變。其次，“以意逆志”并不能完全消除作品意義與接受者理解之間的矛盾關系，要想提高文學接受的效果，必須把文學作品置于具體情境之中加以考察，才能真正把握其深刻內涵。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讀者對文學文本的解讀能力，使閱讀變成一種考證和考據，就像文本中蘊含著一個明確的意義，讀者卻無法充分發揮其潛力。所以，闡釋過程必須考慮讀者與文本之間的關系，以及讀者自身對作品理解的多樣性，只有這樣才能使接受活動成為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創造。然而，所接受的結果并未呈現一種普遍的唯一性。在接受理論中，應以“作者之心”為唯一的闡釋目的。

作者之死

類似“知人論世”這種以作者為中心的理論，西方也有著很悠久的歷史傳統，比如“傳記批評”。圣伯夫法國著名傳記批評家提出了“傳記批評”這一理論，其批評聚焦于作家的生活，通過對作家的分析來解讀作品，被稱為傳記批評。隨著二十世紀的到來，西方文學批評理論開始經歷一次重大轉型。傳統的作者論逐漸走向現代讀者中心主義。在此背景下，對于“傳記批評”這一議題，人們重新探討并進行了深入研究。雖然羅蘭·巴爾特并非首位反對傳統作者理論的人，但在他于1967年發表的《作者之死》一文中，他以一種直接、全面、正式的方式宣告了作者的“逝世”，成為“謀殺”作者實踐中的致命一擊。作者之死的實質是讀者對文本的參與，讀者則被置于一種特殊位置上——作者死于讀者之手。巴爾特主張，只有在作者被埋葬后，人們才能將注意力聚焦于文學本身，因為文本意義的生成受到作者在場的制約。

在《作者之死》一書中，羅蘭·巴爾特主張，文本可以脫離作者的身份，成為一個獨立的語言實體，從而呈現一種全新的表達方式。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西方文學進入浪漫主義時代之后，作家們的創作活動也越來越自由。羅蘭·巴爾特主張，當一部作品完成時，作者已經“死去”，其旨在使讀者不再依賴于作者的創作意圖，而是以閱讀文本為主要方式，借助自身的思想，以自由的方式對文本進行深入解讀。在文本與作者之間建立起一種平等、開放的對話關系。在某種程度上說，只有當作者的生命結束后，讀者才能獲得新生。這意味著，只有讀者與文本之間進行對話，相互溝通，共同建構起一個新的意義世界，從而實現文本自身的創造性轉化。文本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只有透過讀者的視角，才能深入挖掘文本所蘊含的深層意義，從而實現文本的真正價值。

我們必須認識到“作者之死”所帶來的限制。首先，作者去世后，讀者可以通過文本生成文本意義，從而使作者無需對文本的語言或意義承擔任何責任。一般而言，我們所指的某一篇文本具有一定的意義，因為它能夠傳達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而非僅為了讓讀者自行組合而隨意解讀；其次，讀者在閱讀某一文本時，所追求的并非自身生成文本的意義，而是深入挖掘作者在文本中所蘊含的思想，以達到更深刻的理解。所以，在這個意義世界里，讀者并不能成為文本意義的真正創造者，而是被文本賦予一定意義的人，或者說文本的意義只能由讀者自身來創造。若讀者生成文本的內涵，則其對文本的詮釋并不具有正確性或錯誤性，因為本質上不存在任何誤解。在這一過程中，文本的意義便完全喪失，其本身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將蕩然無存，最終淪為無源之水、無水之木。

二者的聯系

無論是孟子在中國古代文論中提出的“以意逆志”“知人論世”，還是巴爾特的“作者之死”，都是對作者文學作品的權威性進行了探討。我們要強調的是“作者之死”并不代表作者完全死亡。盡管存在對立的觀點，但它們都是當代社會的產物，反映了時代的變遷。孟子強調了作者的個人經歷和背景，以促進讀者對其作品的理解和確認作者的主體地位，巴爾特則注重否定作者的權威和重視讀者閱讀過程。

近年來，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深受西方文學理論的影響，導致我們脫離了西方理論話語，無法對文本進行有效闡釋，甚至認為早期中國古代傳統文論已經失效。我們需要反對“強制闡釋論”，并挖掘自身已有的文論資源。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論世”提供了一個重要視角，即作者是否應該“死”。

羅蘭巴特提出“作者之死”，并不是要讓讀者完全放棄作者，而只是希望讀者能夠不受作者思想與社會身份的束縛。他認為作者應該成為文本的一部分而不是作品的全部，從而使讀者不再受作者影響，擺脫對作者的控制。然而，作者與文本之間的相互作用是不可分割的，讀者需要擺脫作者的霸權，擺脫其創作意圖的束縛，積極觀察、思考、領悟和詮釋，而不是被動接受。作者必須在自己的話語系統中對讀者進行引導和控制。作者作為一位缺席的在場人，通過文本與讀者建立了思想上的紐帶，從而詮釋了文本所蘊含的情感共鳴，這象征著文本價值的最大化實現和升華。

盡管“以意逆志”“知人論世”和“作者之死”看似相互對立，但它們所涉及的問題如同雞生蛋、蛋生雞的難題一樣棘手。對于文學作品而言，作者的存在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是一種相對的、多義的、單向的存在，它不會導致作者的消亡。在文學文本中，“作者之死”是一種必然現象。

對于文學作品的閱讀和欣賞，除了需要讀者的想象力參與，作者的引導和暗示也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是那些敘述描寫最詳盡細致的作品也不例外。在這個過程中，作家往往通過自己對文本的理解來實現自身的價值取向，即他對文本所要表達的意義或觀念的闡釋與接受。讀者在解讀文本之前，已經接受了自己以往的經驗。盡管作者已經逝世，在解讀文本時所獲得的信息將逐漸減少，然而通用的審美平臺和歷史上積累的藝術經驗卻不會因此而消逝。所以，文學接受總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種期待視野，即“經驗”。在大多數情況下，遵循這些經驗可以獲得合理的解釋，但如果脫離了這些經驗，就會陷入過度的解讀之中。要想讓讀者真正讀懂作品，就必須在解讀之前對文本作一番精心準備。無論是“知人論世”還是“作者已死”，都為文本的解讀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視角，讓我們能夠從中發現其中的深層含義。對于文本的理解，我們可以運用單一理論，也可以運用多種理論，以達到更深層次的理解。

（作者單位：吉首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