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音樂文化的考古學闡釋

摘 要：齊魯音樂文化是海岱地區的先民在物質創造和精神創造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文化傳統。也是一種從歷史上獲得，并經過歷代傳承和不斷融合發展，而留存至今的價值體系。本文以科學考古發現與研究為基礎，對齊魯音樂文化的基因來源、要素構成，以及內部和外部交流互動機制等解讀和闡釋，在充分發揮音樂學和考古學、文物學等學科交叉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大量文物遺存的分析梳理，實證了齊魯音樂文化的發源及早期形成線索，以及與各相關地域交流融合的歷史背景和發展進程，基本厘清這一優秀價值體系的文化淵源、文化心理認同和多元一體的歷史文化價值理念，對深入挖掘、闡發、弘揚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齊魯音樂；考古學文化構成；文化基因；融合與互鑒；機制與特征

中圖分類號：J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236（2024）01-0015-12

齊魯音樂文化泛指發源、傳承并流布于山東地區的傳統音樂文化，狹義的概念則是周代以齊國、魯國為代表的東方地域音樂文化。它從歷史上獲得，因多種文化因素的互動與融合，形成了以孔子與儒家學說為代表的音樂文化思想體系，漢代以后逐漸成為中華民族傳統音樂的核心組成部分。

正如對傳統文化形成機制的認識必須經由“物質—制度—精神”這三個層面的分析研究一樣，對齊魯音樂文化的認識和了解，尤其是對其形成初期的基因來源、構成要素、發展機制的了解，也必須先從它的物質構成——考古發現所遺存的古代樂器等音樂文物的分析研究入手。況且，從音樂藝術“聲音+時間”轉瞬即逝的本體特征而言，對古代音樂尤其是上古音樂本體的了解，除了樂器等文物，似乎也找不到其他更直接的途徑了。

一、齊魯音樂文化內涵的考古學文化構成

齊魯音樂文化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存在縱向歷史傳承和橫向交流融合兩種基本形態。其文化構成包括新石器及夏代文化遺存，商代文化遺存和周代考古學文化遺存，以及發生在這三類遺存表面和深層的衍變、交流、互動與融合，這是齊魯音樂文化形成的內因。

（一）新石器時代的音樂考古學文化

從現有考古資料看，山東故地早在60萬年前就已有了早期人類活動的遺跡。（2019年國際著名學術期刊《Scientific Reports》，發表了賴忠平等人的論文《鋁鈹埋藏測年法測定的中國山東省沂源古人類遺址的年代》（《26Al/10Be Burial Dating of the Middle Pleistocene Yiyuan Hominin Fossil Site， Shandong Province， Northern China》），該文重新定位沂源猿人化石年代為64±8萬年。）

1982年，在臨沂鳳凰嶺發現了數以千計的細石器，繼而又在整個沂沭河流域發現了成百處細石器遺址群。（參見：逄振鎬.山東細石器文化概論［J］.華夏考古，2000，（2）。）從而證明早在舊石器時代中晚期，魯南地區就已出現人類聚落生活的文明曙光。頗具規模的細石器文化遺址的發現，不僅彌補了舊、新石器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缺環，還充分證明山東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就已經啟動了一個在全國頗具特色且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這個體系自沂沭舊石器和細石器文化發展而來，同距今8500年左右的臨淄后李新石器文化相銜接，接下來與“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譜系連接在一起，在山東地區形成了中國史前社會比較完善而穩定的發展序列。這個發展序列有個歷史學舊稱，叫做“東夷文化”，也有個考古學時空定語，稱為“海岱文明”。著名歷史學家徐旭生先生曾在所著《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中總結道，由東夷部族先民組成的東夷集團，與中原部族先民組成的華夏集團和江漢流域先民組成的苗蠻集團，是中國上古時期并存的“三大集團”。而著名歷史學家蒙文通先生在《古史甄微》一書中，把早期生活在山東故地的海岱民族、中原地區的華夏民族和長江地區的江漢民族并稱為中國上古社會的“三大民族”。無論“三大集團”還是“三大民族”的說法，只是名稱表述不同，基本內容都是充分肯定了山東在整個中華民族早期文化發展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

伴隨這個穩定而持續的文化發展序列，音樂藝術在遠古的山東也得到相應的發展。據考查證實，煙臺邱家莊新石器時代遺址曾出土一件紅陶塤（參見：周昌富，溫增源.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M］.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P16。）；濰坊姚官莊龍山文化遺址（圖1）及章丘龍山文化遺址中也各出土過一件黑陶塤（參見：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山東姚官莊遺址發掘報告［M］//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資料叢刊（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這3件遠古陶塤雖然有2件已不具備測音條件，但參照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山西萬榮仰韶文化、河南仰韶文化等遺址出土的陶塤，可確認這是一種在當時十分罕見的，能夠吹奏出旋律的樂器。相比之下，出土于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末期遺址的褐色牛角形陶號（參見：王樹明.山東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墓葬發掘簡報［J］.史前研究，1987，（3）。），雖不是旋律樂器，但制作之精美，形態之完善，吹奏聲音之宏亮，則說明其在制作時已對聲音品質做過充分的斟酌考量，是東夷遠古部落向古方國進化過程中的“王者之器”。此外，日照東海峪遺址（參見：山東省博物館等.一九七五年東海峪遺址的發掘［J］.考古，1976，（6）。）、膠南西寺遺址（參見：周昌富，溫增源.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M］.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P10。）、章丘龍山文化遺址各出土過一件形制極其相似的仿蚌形陶響器，章丘龍山文化遺址也曾出土過一件仿烏龜殼形陶響器（參見：周昌富，溫增源.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M］.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P14。）（圖2）。這種形狀各異，中空、內含各種材質的小顆粒，握在手中搖晃可沙沙作響的節奏樂器，雖文獻無征，也不見于后世常規樂器傳承，但在黃河中上游、長江中下游的多個新石器遺址中卻都有發現，說明在當時是一種廣泛流行的常用樂器。又因其音量較小，形狀多帶有“仿生”特色，所以推測它既是樂器，也是一種用于祭祀活動的“神器”。

這一時期出土最多的樂器是鼓。當時流行的土鼓、鼉鼓在泰安大汶口（圖3）、鄒縣野店、兗州王因及青州桃園、廣饒五村等地已累計發現22件，其中年代最早的是5件距今6400年左右的北辛文化時期陶鼓，其他都屬大汶口文化時期。［1］（P24）這些鼓顯然比晉陜豫等黃河中上游地區出土的史前鼓形制更原始，年代也更早?？梢姟妒辣尽ぷ髌匪d“夷作鼓”的傳說，并非無可考稽。

據文獻記載，中國竹制笛類吹奏樂器，遠在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就已經出現了。（“黃帝使伶倫伐竹于昆溪，斬而作笛，吹之作鳳鳴”——出自《史記》。）但因竹質材料難以長期保存，所以現今無法見到遠古時代的竹笛實物。1979年莒縣陵陽河遺址一座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出土一件黑陶笛柄杯（圖4），杯柄中部飾兩道節棱明顯的竹節紋。柄部雕鏤一個與現在橫笛極其相似的吹孔。出土時，杯體涂朱，光彩奪目。笛柄杯的制作者，獨具匠心地將酒杯與橫笛巧妙地結合為一體，實屬罕見，它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時代最早、也是唯一的陶質仿竹笛類樂器。依此可以推斷當時已經有了竹制按孔吹奏樂器，從而把中國的竹笛類樂器歷史推前至5000年左右。（參見：王樹明.山東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墓葬中發現笛柄杯簡說［J］.齊魯藝苑，1986，（1）。）

此外，在濟南大辛莊遺址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時期骨哨（圖5），兩端敞口，管側中間開一圓孔，可吹出3個樂音。（參見：徐基.1984年秋濟南大辛莊遺址試掘述要［J］.文物，1995，（6）。）在桓臺縣博物館還可以看到一件當地李寨遺址出土的史前骨質口簧（圖6），這種樂器在陜西石峁、河南陶寺、遼寧建平水泉等新石器遺址均有發現。從這些能夠保留至今的耐腐蝕材料制作的樂器上不難看出，它們已經超越了原始人類對自然的模仿，已然成為能夠演奏帶有相對固定音高和能夠打出規范節奏的吹奏樂器和打擊樂器。

（二）商代音樂考古學文化

作為中華文化的主流，夏商周三代文化是在前后傳承、逐漸融合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而構成齊魯音樂文化重要背景要素的齊國貴族文化與魯國貴族文化，則是直接繼承夏商周文化而來。那么夏商周文化又是從何而來呢？古典文獻告訴我們，“虞舜文化”是它的源頭。而“虞舜文化”恰恰也是東夷文化中的虞族率先創造的，后為夏文化直接繼承下來，又傳承給商、周。［2］（P4）雖然傳承脈絡很清晰，但在考古學文化方面卻很難將虞、夏之器在新石器文物中加以具體指認和辨別。只有一個令人神往的文化符號——“韶樂”，借助強大的儒家文化傳承主場宣揚開來，至今還在向我們不斷追敘著那個在東夷文化發展到最輝煌之際的虞舜時代。

這樣一來，上承虞夏、下啟兩周的商代音樂文物，就凸顯出無比珍貴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山東所見商代樂器從種類上講有青銅編鐃（圖7）、石磬（圖8）、鼉鼓、陶塤等。從文物來源講可分為考古發現與傳世遺存。其中傳世遺存多藏存于山東省博物館，經分析研究，基本是從河南殷墟收集遷移而來。而山東本地考古發掘者，由于帶有較完整準確的歷史文化信息和豐富的音樂文化內涵，更值得關注和研究：

1.青銅編鐃與石磬的組合，奏出了后世西周“金聲玉振”禮樂制度的先聲。

在滕州前掌大（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 考古學?？?丁種 第71號 滕州前掌大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青州蘇埠屯（參見：羅勛章，夏名采，冀介良，韓樹鳴，王站琴.青州市蘇埠屯商代墓發掘報告［J］.海岱考古，1989（00）。）這兩處山東迄今發現最大的商代遺址和墓葬中，都出土了3—4件青銅鐃。作為3件一組的制式樂器，它們那以合瓦形腔體為主要特征的形制，直接承繼自夏代就已出現的青銅鈴，接下來又與南方單體大鐃等相關因素融為一體，為西周甬鐘所繼承。在這個清晰的繼承關系背后，折射出的是西周禮樂制度從濫觴到形成的時代背景。這樣的背景也必然體現在其他方面，如樂器組合。在這兩處大墓中，都隨同編鐃一起出土了石磬。這樣的“金石組合”在河南殷墟等地的高等級商墓中均有體現，證明當時貴族階層已經開始有意識地把樂器乃至樂舞納入禮制器用體系之中，用以規范社會秩序、標識社會身份等級。雖未形成被嚴格遵循的規范，但禮樂制度雛形，在殷墟時期已開始構建并出現實例。［3］

山東也有單獨出土，即未見石磬相伴同出之青銅鐃，如沂源東安故城鐃1套3件（參見：山東省沂水縣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 沂水縣志［M］. 濟南：齊魯書社，1997。），惠民麻店“戎”鐃1件（參見：山東惠民縣文化館.山東惠民縣發現商代青銅器［J］.考古，1974，（3）。），威海田村鐃2件（參見：鄭同修， 隋裕仁.山東威海市發現周代墓葬［J］.考古，1995，（1）。）等。這些鐃無一例外都是出土資料不完整的收集品。相同情況的還有濟南大辛莊石磬，雖屬大型商墓所出，但墓葬材料已嚴重擾亂并丟失，因而也不見編鐃同出。

2.鼉鼓的再次現身，彰顯出與新石器時代一脈相承的，將祭祀祈神功用依附于樂器和樂舞，借以渲染視聽氣氛，神化祭祀行止的悠久傳統。

迄今所見中國最早的5件鼉鼓是在山東大汶口遺址北辛文化地層出土的，巧合的是最晚的鼉鼓也是在這個地區附近發現的，具體出處在上文所說的滕州前掌大商代墓地。其中5件與石磬同時出土的，被最初發表的“考古報告”稱之為“嵌蚌漆牌飾”的標本，后經有關專家詳細考證，認定為商代木制鼉鼓。最初的考古報告之所以寫為“嵌蚌漆牌飾”，是因為發掘現場除了所遺表層之嵌蚌龍虎圖案，以及殘存的漆木朽痕外，原來的木制物品已基本腐蝕，原貌不存。然而根據其殘存狀態、組合、出土位置及共存遺物，結合殷墟西北岡王陵區M1217所出木制鼉鼓、石磬等遺物的對比研究，可知這5件“嵌蚌漆牌飾”應為“嵌蚌漆木鼉鼓”，而且存在大、小即雌、雄配搭現象。（參見：洪石. 鼉鼓逢逢：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嵌蚌漆牌飾”辨析［J］.考古，2014，（10）。）這個發現與上述青銅鐃與石磬的組合一樣，同樣彰顯出禮樂濫觴以至早期形成的意義。

如上所述，山東考古發現的商代樂器大部分是在魯南一帶出土的，在魯北地區也有零星發現，較重要的有德州禹城邢寨汪商代遺址發現的一件紅陶塤，以及上文所說的惠民麻店青銅鐃等。

這些商代音樂文物都從各自不同的角度折射出黃河中下游各國族從“夷夏之爭”發展到“夷夏融合”的歷史背景，也由此證明齊魯音樂文化從商代開始，就已開始組合與創建最初的禮樂規范。

（三）周代音樂考古學文化

公元前1040年左右，周武王伐紂滅商，建立西周。隨著周文化的強勢介入，黃河中下游一帶正在進行中的商文化與東夷文化互動融合的政治文化格局，開始被打破，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齊、魯兩個大國的建立。齊文化、魯文化概念隨之出現。

接下來，“西周—東周”時代的海岱地區就像一座文化熔爐，將東夷文化、虞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融匯一體，逐漸打造出一個華夏文明多元共存的文化基臺，齊魯音樂文化也在這座基臺上開始上演一曲曲波瀾壯闊的時代樂章。

1.齊樂文化

齊樂文化無論文獻還是考古資料都是最充沛、最豐富的一支。它形成后的發展是動態的，范圍也不斷擴大。西周立國之初，以高青（營丘）—臨淄為中心的魯北地區，在文化面貌上是由商文化與當地土著東夷文化融合而成的一種地方文化，這在青州蘇埠屯編鐃等文物身上可得以充分體會。在西周中晚期，齊文化開始形成自己的特點。分布中心雖在臨淄周邊，卻已開始向外輻射。春秋時期加速發展，戰國時期最為繁榮，向東擴展到膠東，已達長山列島，向西已至濟水以西區域，向東南則到達魯東南腹地甚至蘇北地區。其中較重要的考古發現有臨淄河涯頭、臨淄大夫觀（圖9）、臨淄淄河店、海陽嘴子前、蓬萊柳格莊、章丘女郎山、章丘小峨眉山、陽信城關鎮等墓葬或遺址所出土的樂器。樂器品種也由較單一的甬鐘，擴充為編镈、編鈕鐘、編磬（圖10）、錞于、鉦、鐸、句鑃、陶塤等。另從章丘女郎山等墓葬出土的隨葬樂舞群俑中，可以看到當時齊國宮廷樂隊里還有建鼓及竽、笙、排簫、瑟等絲竹樂器。

此外，相傳戰國時期齊國官書《周禮·考工記》，則因記載著古代制作鐘、磬、鼓等樂器的詳盡技術規格和調音要領，（參見：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冬官·考工記（卷四十）［M］//清阮元?？?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P916。）不僅當時備受推崇，2000余年之后，猶令人敬仰贊嘆。

2.魯樂文化

魯國曲阜是周王朝在東方的重鎮，在文化上受到極為特殊的禮遇。周公旦在汲取殷商文化的基礎上結合周人習俗，剛剛完成史書上所稱道的“制禮作樂”之舉，隨即將其推行到魯國。從此，魯國便一直享有與周天子同樣的禮樂規格。尤其西周經犬戎之亂，遷都洛邑之后，宗周的豐、鎬一帶殘破，而周公所制的禮樂卻在魯國得以保存。

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者孔子，在音樂藝術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相傳他曾問樂于萇弘、學琴于師襄。他會擊磬、吹笙，在加工整理傳統音樂典籍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

盡管文獻記載中留下了許多有關魯國音樂文化的業績，但不知為何，考古文物中卻始終未見魯國樂器出土。不僅魯國故城曲阜如此，整個魯文化圈內都是如此。而其南鄰之邾國、薛國，尤其是東南鄰莒國等小邦國，卻都是出土過許多鐘磬樂器。這個現象可能與魯國特有的喪葬習俗或隨葬制度有關。也許魯國貴族階層不愿將樂器帶入冥世，而是希望讓它們留下來繼續擔當文明教化和守望之任？另外聯想到位于陜西的周王朝故地，雖已發掘多達2000座貴族墓葬，鐘磬樂懸的出土也蔚為壯觀，但細究之下卻發現沒有一座是屬于周天子的墓葬，真正屬于周王室的樂器自然也無以得見。這似乎與周禮倡行的“不封不樹”（《宋書·禮制二》）葬制有關，也與魯國歷代王公對周禮表面上的奉行守望有關?？傊@是一個歷史謎題，值得進一步關注和研究。

3.莒樂文化

莒樂文化是分布于魯東南北部一帶，西周中晚期至戰國早期的音樂考古學文化。該區域曾出土過文獻記載的莒、向、鄅、陽、郯、鄫等國的樂器。（參見：溫增源.山東音樂文物史［M］.濟南：齊魯書社， 2021，P72、107。）從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的陶質牛角號和神奇的祭祀樂器“笛柄杯”，實證了該區域音樂文化可上溯至距今5000年以前。

據考，“莒”為地名始自原始社會的部落，郭沫若《中國史稿》載：“伯益是早期融入華夏的又一支夷人分支，傳說中伯益的后裔，有徐氏、郯氏、莒氏等14個民族?！保?］（P107）至商代為姑幕侯國。公元前1046年，莒國建立，開國君主是茲輿期。后來，經常與齊、魯、晉等大國會盟，影響力日增。也經常與周圍小國發生戰爭，國勢逐漸強盛，文化繁榮。齊桓公為公子時，曾到莒國避難，留下“勿忘在莒”的誓言。公元前431年，莒傳“三十世為楚所滅”（《漢書·地理志》），但是莒國的全境后來卻為齊國占領。

春秋戰國時代，是莒國文化最為繁榮的時期，在音樂藝術方面表現也十分突出。據統計，這一時期的莒國墓葬中，幾乎每墓均有編鐘、編磬出土，有的還不止一套。其中不乏帶有銘文的精品，如莒南大店春秋墓“莒叔之仲子平”編鐘（同出鈕鐘9件，編磬12件，屬莒國國公）（參加：吳文祺，張其海.莒南大店春秋時期莒國殉人墓［J］.考古學報，1978，（3）。）；“莒公孫朝子”編鐘（同出鈕鐘9件，镈鐘7件，另有石磬13件。屬莒國公孫）（參見：任日新.山東諸城臧家莊與葛布口村戰國墓［J］.文物，1987，（12）。）等。此外，莒樂文化有一個突出特點，即出土樂器多為實用器，基本沒有只是擺樣子的明器。編鐘多為9件一套，正鼓部嚴格按三分損益弦律，按弦線長短順序，從最長一根弦起，構成“徵—羽—宮—商—角—羽—商—角—徵”這樣一個音階，這也與黃河中上游一帶出土的，中原春秋以后的編鐘是一樣的。莒國勢力范圍內較著名的樂器還有：沂水劉家店子春秋編鐘（圖11，甬鐘19件、鈕鐘9件，镈鐘6件，錞于2件，鉦1件，屬莒國國公）（參見：朱風瀚.中國青銅器綜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P1704。）；臨沂花園村編鐘（甬鐘9件，屬鄅國）（參見：齊文濤.概述近年來山東出土的商周青銅器［J］.文物，1972，（5）。）；臨沂鳳凰嶺春秋編鐘（鈕鐘9件，編镈9件，屬鄅國）（參見：山東省兗石鐵路文物考古工作隊編.臨沂鳳凰嶺東周墓［M］.濟南：齊魯書社，1988。）；諸城都吉臺出土戰國編鐘（鈕鐘9件，屬莒國）（參見：溫增源.山東音樂文物史［M］.濟南：齊魯書社， 2021，P113。）；郯城二中和大阜二村各出土戰國編鐘8（缺1）件、4件，另出陶磬、石磬殘片等（屬郯國）（參見：劉一俊，馮沂.山東郯城縣二中戰國墓的清理［J］.考古，1996，（3）。）。

因此，高度發達的莒樂文化也是從東夷音樂文化基因中發育而來，后來不斷繁榮發展，最終融合到齊魯音樂文化之中的。

4.萊樂文化

萊樂文化主要分布在膠東半島，其文化背景形成于西周晚期，春秋早中期最為豐富，出土器物彰顯出夷人文化特色。就目前資料顯示，西周早中期，膠東半島存在兩種文化系統：一是周文化系統，以龍口歸城為中心，周邊和招遠等地出土諸多帶有銘文的青銅器，可旁證周王室委派啟、芮、齊等貴族征伐萊夷與鎮撫膠東半島的事實（參見：王青.海岱地區周代墓葬與文化分區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二是夷人文化系統，即以“珍珠門”文化為代表的土著文化小傳統（參見：劉延常.珍珠門文化初探［J］.華夏考古，2010，（4）。）。后來隨著周王室衰亡，齊國王室內亂，萊國、紀國的復蘇與回歸，整個膠東半島才在上述周、夷文化系統整合下形成萊文化的核心。

原龍口縣歸城是膠東地區一處重要的先秦古城址，其內發現有城墻、墓葬和10余件帶銘文的銅器，傳統說法認為這里是東夷最大的部族——萊夷的國都。1972年歸城和平村一古井中發現2件西周甬鐘（圖12）。（參見：李步青，林仙庭.山東黃縣歸城遺址的調查與發掘［J］.考古，1991，（10）。）值得注意的是，該甬鐘圓甬中空且與鐘腔相通，鼓飾云紋，鉦篆四邊以小乳丁為界，枚呈二層臺狀，鉦部中間有族徽，這些都是西周早期甬鐘的特征。如是，該甬鐘應為3件一套，其一不知下落。因此這2件甬鐘應屬西周萊國國君。

該文化系統中有銘文證實屬于紀國的傳世樂器，有春秋“己白鐘”1套5件，鑄侯求鐘1件，紀侯鐘1件。（參見：曾毅公.山東金文集存·先秦編［M］.北京：北京市圖書業公會，1940。）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考古發現的有煙臺上夼西周墓甬鐘1件，（參見：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P101。）蓬萊柳格莊春秋墓鈕鐘9件（帶支架），（參見：李步青，林仙庭.山東蓬萊縣柳格莊墓群發掘簡報［J］.考古，1990，（9）。）海陽上尚都春秋甬鐘1件、鈕鐘4件，（參見：張真，王志文.山東海陽市上尚都出土西周青銅器［J］.考古，2001，（9）。）海陽嘴子前春秋墓M1甬鐘5件、镈鐘2件，M2甬鐘7件，鈕鐘2件，另有樂器支架2套，大小木槌各一。（參見：曾毅公.山東金文集存·先秦編［M］.北京：北京市圖書業公會，1940。）

5.魯中南“泗上諸侯”樂文化

在山東中南部的山川阡陌之間，自古流淌著一條很有名的河流——泗水?！稇饑摺こ呶濉匪d“泗上十二諸侯”，即是指分布在泗水河流域的十二個諸侯小國。這些小國雖然版圖狹小，國力也很弱，但歷代傳世或后來發掘出土的樂器證明，其音樂業績相比于那些大國而言，并不遜色。其中莒國、郯國的樂器已在前文介紹過，下面再選取其它較重要者簡述如下：

（1）邾國

邾國，是一個今山東省境內的先秦古國，故址在今鄒城市周圍地區。邾，文獻中又稱之為“邾婁”，戰國之后稱“鄒”。這個曾誕生過偉大思想家孟軻的文明之邦，在音樂文化方面也卓有建樹，并很早即為人所矚目。尤其是青銅編鐘，明清時期即有傳世品見載于金石家舊藏著錄，如發現于20世紀20年代山東鄒縣的邾公牼鐘（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4，圖一四二。）、邾公華鐘（參見：榮庚.商周彝器通考［M］.哈佛燕京學社，1941，附圖九五四。）、邾公鈍鐘（參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P171。）等甬鐘，及邾叔之伯鐘（春秋晚期器，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4，圖八七；袁荃猷主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北京卷［M］.鄭州：大象出版社，1999，P56。）、邾大宰鐘（春秋晚期早段，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4，圖八六。）、邾君鐘（春秋晚期）（參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G］//郭沫若全集·考古編（八）.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P410。）等。

（2）滕國

滕國，姬姓。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發滅商建周之后分封自己的十四弟姬繡于滕（今山東滕州），是為滕叔繡。公元前414年滕國被越王朱勾所滅，不久復國。后又被宋（一說齊）滅掉。共傳23世。古滕城是滕國的國都，距離今山東滕州7公里。

1982年冬，滕州市姜屯鎮莊里西村窯廠在取土時挖出一古墓，出土了編镈4件、鈕鐘9件、石磬13件以及銅器和玉器若干。（參見：陳慶峰，萬樹瀛.山東滕縣發現滕侯銅器墓［J］.考古，1984，（4）。）

（3）薛國

薛，為東夷土著古國，甲骨文中出現過該國國名?！秶Z》載其為妊姓封國，后據王國維對出土“薛侯匜”銘文考釋，證明無誤。對于薛國歷史的科學系統研究，則開始于薛國故城和滕州前掌大墓地的發現。研究證明，薛國故城位于今滕州官橋鎮西南約2公里，始建于西周時期。

2017年3月，位于滕州官橋鎮大韓村村東的春秋戰國墓地遭盜掘。經清理和追繳，發現其中多個墓中隨葬有編鐘與編磬。其中M23號墓出土9件一套錫質鈕鐘，十分罕見。M57出土一組體量較大的石編磬，可見這是一座國君或諸侯級別的大墓。還有的墓中出土編镈、甬鐘、鈕鐘三組合編的組合編鐘群，同時伴出13件一組的編磬，還有一些骨瑟柱，顯示出這是一個較大規格的、表現力卓越的樂隊。（參見：郝導華，劉延常，代全龍，王龍，張桑.山東滕州市大韓東周墓地第一次發掘簡報［J］.考古，2021，（2）。）

東周時期，大韓墓地古國環繞，距離最近的薛國在西南方，西北是滕國，東北是小邾國，往南有邳國、逼陽國等。大韓墓地所處的泗河中游，為齊、魯、莒、吳、越、楚和中原文化的交界區。墓葬材料顯示與薛國貴族墓葬、滕州莊里西滕國貴族墓葬犬牙交錯。在此背景下，所出土的樂器也顯示出十分豐富的文化內涵，其中既有東夷古國遺留的風韻，又有周、齊、楚及吳越等各國風格。

（4）邿國

邿國，是一個周代東方附庸小國，國君為妊姓，位于今山東省濟南市長清區一帶。受魯國控制?！蹲髠鳌酚涊d：魯襄公十三年（前560）夏，邿國發生內亂，分裂為三，魯國借出兵救援的理由，乘機吞并了邿國?！豆騻鳌穮s記載：“詩”是邿國的邑名，而該國出土的青銅器銘文卻作“寺”。關于邿國的地望，許慎、杜預考證其在今濟寧市唐口鎮邿下郝村一帶，而考古發現則證明邿國在今濟南長清。1995年3月15日至5月15日，山東大學歷史系在位于長清五峰山鄉北黃崖村1公里處的仙人臺遺址發現了邿國貴族墓地，并進行發掘。其中M6、M5兩座墓出土樂器。M6出土11件甬鐘、9件鈕鐘和10件編磬，還有一橫面呈圓形的橫梁，應為懸掛鈕鐘的木架，綜合分析，墓主應為邿國國君，時代為春秋早期偏晚；M5出土9件鈕鐘，14件編磬，1件木瑟（已腐朽），該墓地時代跨度為春秋中期偏晚階段，墓主人為士一級貴婦人，是一姜姓國公主嫁給邿國王室為妻者。（參見：崔大庸，任相宏.山東長清縣仙人臺周代墓地［J］.考古，1998，（9）。）

總之，泗河中游地區在自然地理上屬南北交通要道，歷史上是商朝、西周王朝向東擴張的重要前沿。這里的眾多古國在文化上交流頻繁、彼此消長，互動融合，又在堅守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時，創造出輝煌的傳統文化業績。作為鄒魯之風、墨家學說的發源地，給齊魯音樂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和豐富的營養。

二、齊魯音樂文化與周邊地區的互動與交流

齊魯音樂文化并不全是齊魯兩國先民獨自創造的地方文化，在其形成發展的過程中，還與周邊其他諸侯國通過聘禮、問政、戰爭、會盟、婚娶等形式，進行了長期的、多層次、多角度、大范圍的文化碰撞和互動交流，相互之間融合了太多的文化基因，以至最后難以分辨出哪些是土生土長的音樂型態，哪些是吸收的別國的文化因素?？梢哉f，這些融合了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國別的音樂文化共同體，才是真正的齊魯音樂文化。

（一）與吳、越的交流

吳國和越國作為長江中下游的諸侯國，與魯東南、中南地區在春秋中后期開始，進行了長期和密切的文化交流。當然，這種交流是伴隨著兩國相繼強大后，積極參與到中原諸侯爭霸的戰爭背景下，才陸續展開的。

山東傳世及考古發現的樂器實物中，與吳越文化相關者有章丘小峨眉山、濟南東郊梁王二村東周墓及壽光市大家洼鎮（現為濰坊市濱海開發區工業園）這三地所出土的句鑃。其中小峨眉山句鑃（圖13）的出土地——章丘明水鎮東南部的小峨眉山，（參見：常興照，寧蔭堂. 山東章丘出土青銅器述要兼談相關問題［J］.文物，1989，（6）。）距離相傳為齊國一代名相管仲的屬地“土谷城”（今秀水村）僅0.5公里，除此周邊再無其他墓葬或遺址。由此推測這批發現于山頂北側的青銅禮樂器（除句鑃外尚有甬鐘4件及銅鼎、銅璧形器、提梁卣、觚等80余件）乃春秋后期某日，管氏后人率眾郊天祭山之后，刻意將這些禮樂器當作祭品就地埋存而遺留至今的。無獨有偶，2016年8月15日在濟南歷城梁王莊新東站工地發現的東周墓句鑃9件（該墓同時出土青銅編鈕鐘、編镈共19件，尚有石磬殘塊等）。（見2016年8月16—19日《齊魯晚報》《生活日報》有關報道。其中所發新聞照片清晰顯示有9件句鑃，文字報道誤為“銅鉦”。

）據地方志記載，該墓所處位置為東周齊國名臣鮑叔牙封地。鮑叔牙，即當年向齊桓公舉薦管仲為相，并因此在歷史上留下“管鮑之交”美談的齊國卿大夫。他的墓，就在距出土這批青銅器的大墓正南方向僅3公里處。這是自長清仙人臺墓地之后，在濟南周圍發現的第二大東周墓地。也是自章丘小峨眉山、壽光大家洼句鑃（參見：賈效孔.壽光考古與文物［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文字介紹誤為“編鐘”。）之后，見到的第三個出土句鑃實物之所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句鑃與上述章丘小峨眉山句鑃背后共同折射出管仲家族與鮑叔牙家族親密交往關系之歷史事實。同時考慮到第三處句鑃出土地壽光大家洼一帶也屬齊地。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踐滅吳后，北上稱霸，由會稽徙都瑯琊，吳越文化開始大舉滲透到此。這數量頗多、帶有鮮明吳越文化特征的句鑃現身齊地，正是東周時代山東齊國與南方吳越音樂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

此外，與章丘小峨眉山句鑃同時出土的一件甬鐘，形制紋飾與出土于江西臨江的吳器“者減鐘”（參見：王杰等.西清續鑒（甲編卷一七）［M］.涵芬樓石印本，1910。）十分接近。而李純一認為“者減鐘”又與山東傳世的邾公牼鐘（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4，圖一四九。）“形制上完全相同，紋飾也基本無異，只是鼓部紋樣稍有變化。由此可見，春秋后期吳、邾兩國甬鐘必有密切聯系”［6］（P209）。與越國交往密切的樂器實證還有“能源镈”，（參見：曹錦炎.再論“能原”镈［M］.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3）。）清光緒十六年（1890）出土于江西瑞州（高安縣），春秋晚期越國制品，現存兩件，分藏于北京和臺北的“故宮博物院”。二镈銘文內容連讀為：“因莒國擴張疆土，侵犯了邾國，越國為之調停，主持了這次疆土劃分，并趁機擴土筑城，將邾、莒兩國連在自己腳下……”銘文因屬多器合銘，全文已不可得。僅從這兩件镈上所顯示的內容，已充分表達出越國北圖中原過程中，深度干預山東諸國內政，以致莒、邾兩國臣服的歷史事實。這與山東各地出土大量吳越兵器的考古現象，在歷史背景上也是相互吻合的。如此，也就理解了為何人們在論及山東與吳越文化交流時，總是會津津樂道于公元前544年，吳國公子季札“聘于魯，請觀周樂……”這個著名典故。

（二）與秦、晉的交流

雖然秦人的祖先是山東地區的東夷人，但這個興起于西部邊陲的諸侯強國因地處西戎之間，又有三家分晉之前的晉國相隔，無法向東發展，所以在戰國以前，與山東各國幾乎沒有任何交流。直到商鞅變法后，秦國迅速發展壯大，開始突破三家分晉之后最強勢力——魏國的阻遏，不斷向東攻略，齊、魯等東方諸侯才有了直接與秦國交鋒的機會。在幾處戰國末期的齊國墓葬中，可以看到帶有明顯秦國風格的樂器等文物遺跡。如臨淄永流鄉商王村西側，北距齊故城遺址5公里，1993年發現4座戰國晚期古墓，其中M2出土編鐘14件，編磬19件。與其他隨葬品一樣，帶有明顯的秦器風格。（參見：淄博市博物館，齊故城博物館編.臨淄商王墓地［M］.濟南：齊魯書社，1997。）

相比之下，與晉國的交流卻存在悠久的歷史。尤其齊國，在西周時期即通過政治聯姻發生過密切交往。春秋以后，隨著兩國勢力的相繼崛起，更是在歷史舞臺上上演了一幕幕時而相互爭霸，時而修好結盟，時而攻愆構難，時而合縱連橫的歷史壯劇。伴隨這種波橘云詭的時代風云，音樂文化遺跡中也摻雜進一些令人不解的疑團。如清同治九年（1870）

出土于山西榮河后土祠的镈，此镈自命為“寶镈”，系山東諸多镈器中最著名的一例，系齊國鮑叔之孫做器，銘文記述的祖先鮑叔有功于齊，桓公賜他采邑的史實。（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4，圖二七一。）該镈以及器銘所記內容均與晉國無關，卻不知因何入晉。該镈共存樂器有同期晉國制品郘編甬鐘。

與上述山西榮河出土镈、鐘存在密切關聯者還有齊國氏鐘。氏即鮑叔，故此鐘與镈一樣，也是鮑叔后人所作。銘文52字，形制紋飾同于郘甬鐘，尤其二鐘正面鼓飾下均綴有一個淺浮雕渦紋，不應看作偶然巧合現象，而證明齊晉兩國間在制作編鐘，乃至音樂交流方面存在很密切的關系。（參見：朱曉芳.齊魯金聲 山東地區兩周樂鐘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P4。）

歷史上還有一則較著名的事例可以旁證這個關系。春秋成公二年（前589），晉國和齊國在今濟南市區西北馬鞍山下發生了有名的“鞌之戰”，齊國敗，請求議和，晉國提出4個條件：1.索要紀國的甗和玉磬；2.使齊王母親為人質；3.使齊國土地“盡東其畝”；4.使盡返“魯衛之侵地”。晉國對齊國所掠奪的紀國玉磬垂誕至矣，竟列為四大苛刻條件之首項，可見雙方相知甚深。（參見：王獻唐.山東古國考［M］.濟南：齊魯書社，1983，P195。）

（三）與楚、曾的交流

作為長江流域的諸侯國，楚自西周早期建國后，先是將勢力延伸到長江中游和漢水領域，繼而不斷向北擴張，通過連續的征伐，春秋早期已開始與齊、魯等國發生摩擦，并對中原各諸侯構成了嚴重威脅。在爭奪霸業的過程中，楚國與山東諸國的對抗和交流對社會歷史進程的發展起到了推動性作用。

這種作用除了在歷史上留下過深深的印跡，還留下了物證，如著名的“益公鐘”（現藏于青島市博物館，圖14）?！渡綎|金文集存》云：“傳民國二十一年（1932）壬申鄒縣出土”，［7］（P8）鉦間有銘文2行7字：“益公為楚氏龢鐘?！保▍⒁姡褐袊鐣茖W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4，圖一六。）以往學者對該鐘為楚鐘之文化屬性均無異議，而對“益公”所指，卻議論紛紛，爭論最終止于芝加哥大學夏含夷教授的一篇論文。（參見：夏含夷.由新出土絳縣倗伯偁簋重新思考西周重器休盤的年代［Z］.芝加哥大學“中國古代青銅器研討會”， 2010。）該文從梳理多見于西周中期金文的“益公”稱謂入手，認為所指并非一人專屬，而是多作為受王賞賜的保證人，是一種尊稱。繼而以同樣載有聲稱“益公”的“走馬休盤”（簡稱“休盤”，現存于南京博物院，最早著錄于1916年出版的《周金文存》。）與益公鐘一起詳加論證，認為“休盤銘文盡管載有‘益公的名字，但是根據益公鐘可知西周晚期也有一個‘益公，因此休盤的益公可能不是西周中期的益公，而是益公鐘的益公?！睆亩鴮ⅰ靶荼P”與“益公鐘”年代都定在了西周晚期，并將兩器銘文所署“益公”，指向了同一個人。該楚鐘出土于鄒魯圣地，證明早在西周晚期，這里即與楚國發生過實質性的音樂文化交流。

春秋時期，楚國已崛起為實力強大的諸侯國，進入戰國時期后，發展為能夠和齊國遙相呼應的霸主。齊國雄踞東方，楚國獨霸江南。齊楚聯盟的建立和破裂，成為影響整個中原戰國局勢發生轉變的重要節點。這時期的山東各國，尤其魯南、魯東南等地域，都受到了楚文化的大規模洗禮，留存遺跡甚多。如郯城二中M1所出戰國編鐘8件（原應9件），就帶有明顯的楚鐘特色，共存13件陶質編磬，也屬山東唯一一例陶磬，卻也符合南方楚文化特征，亦與相關記載相符。（參見：溫增源.山東音樂文物史［M］.濟南：齊魯書社， 2021，P166。）

曾國即史籍所記載的隨國，該國青銅器銘文都以“曾”自署。它本屬楚國勢力范圍內的一個小國，卻在1978年5月于隨國故城附近出土一套多達65件之多的大型組合編鐘群。尤為可貴的是，編鐘上大多都刻有銘文，總計3755字，主要內容幾乎等于再現了久已失傳的中華先秦時期樂律理論。其中中層鐘正面，下層甬鐘背面以及鈕鐘的一面，分別在正鼓部、左或右側鼓部，標有該鐘所銘處樂音的名稱（包括音階名及變化音名）。由于當時古文字，尤其是古樂律名稱尚未在全國諸侯國間統一，所以有14件鐘的銘文載有相關諸侯國之間的全部或部分樂律名稱及對應關系，涉及到楚、齊、周、晉、申五國。其中在下層2號鐘正面正鼓部銘文有：“孠之宮，孠之才，在楚為新鐘，在齊為呂音?！贝送庠谥袑?號鐘、3號鐘也發現相同銘文。（參見：王子初主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湖北卷［M］.鄭州： 大象出版社，1996，P239。）這里所說齊國“呂音”一詞顯然是律名，但所稱卻非“大呂”或“仲呂”“南呂”之意。結合全套曾侯乙編鐘的測音結果，以及銘文的全篇解讀，可以確認“呂音”相當于曾國和周王室的“無射”一律，即曾侯乙編鐘“姑洗均”第七律“無射”（在楚國則名為“新鐘”，固定音高為F，音分值590～612）（參見：童忠良，谷杰，周耘，孫曉輝.中國傳統樂學［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P356。）。由此可以確認齊、楚、曾之間的音樂文化交融，已達到樂律理論的層面。它還向我們揭示了以下事實：1.齊、曾之間只存在一個律名的差別，說明其他大部分音律的共識性是很高的，只須對音一律即可在兩國樂隊間互換樂曲演奏；2.僅一個音的音名對應，竟在3件樂鐘上刻字銘記，說明與齊國音樂交流是常態化的，至少說明在這套鐘上經常演奏齊國樂曲。

類似這樣的樂器文物遺存還有很多，有些還與著名歷史事項相關，如現存于加拿大多倫多安大略博物館的“骉羌”編鐘，上面的銘文就記錄了發生在2400多年前的“三晉伐齊”之戰，其中首現“長城”二字，所指“齊長城”與今天的考古地理勘測一致，彌足珍貴。還有20世紀70年代出土于臨淄齊國故城的燕侯脮磬（參見：魏成敏，韓偉東，王國坤.山東臨淄齊故城出土燕侯脮磬及相關問題［J］.文物，2020，（10）。），上刻30字銘文顯示該磬為燕國王室重器，現身齊故城本身即從側面佐證了戰國中晚期齊國大舉伐燕，并對燕王室進行掠奪之時代真相。在這些時代真相及其留存下的樂器遺物背后，折射出的是在當時那個風起云涌的時代背景下，齊魯音樂文化是如何受到時代風云的洗禮，又是如何融入整個中華民族傳統音樂大家庭之中的，這樣一些歷史事實。

三、齊魯音樂文化的形成機制與文化特征

通過上述對齊魯音樂文化考古學遺存的梳理與分析，我們理應把握住了打開這座寶庫的金鑰匙——文化繼承與融合。

由此，可以對其形成機制作如下歸納：

（一）海岱地區原生態的東夷文化塑造了它最初的發育基因；

（二）同樣是東夷地域生長培育出的虞舜文化，在與黃河中上游文化融合而成夏商文化之后，相繼東進，經略東方的過程中鍛造出它開放與包容的胸襟氣度，形成其具有了“禮樂”二元認識論中“樂”之雛形；

（三）西周早中期周王室對東方的分封、控制，使得周文化與商文化、東夷文化在山東地區實現了進一步融合，也奠定了齊樂文化、魯樂文化、莒樂文化、萊樂文化的基本格局；

（四）隨著莒樂、萊樂等文化的興盛與衰亡，齊樂文化的向外輻射和擴展，促進了周文化與地方文化的融合，新的地域文化閃亮登場；

（五）魯樂文化對周文化禮樂文明的繼承、傳播和守望，在處處爭霸稱雄的時代顯示出“壓艙石”一般的文明定力；

（六）邾樂、薛樂文化的發展、傳承，與江淮地區、中原地區的交流融合顯示出獨特的區域活力；

（七）在齊魯音樂文化形成的關鍵時期，即戰國中期以后，隨著與吳、越、楚、曾、晉、秦、燕等諸侯國的充分交流互鑒，在廣泛吸收各地音樂藝術精華的同時，也將自身納入中華傳統音樂的大家族之中，在更加寬廣的天地中獲得永生。

通過以上對齊魯音樂文化形成機制的認識，還可以幫助我們從文化分析學的思路，總結出其具有的五大文化特征：

（一）多樣性特征——大致分成打擊和吹奏兩大類型的樂器，已具備了材質和音色、用途和功能的多樣性。尤其在歌、舞、樂三位一體的原始樂舞中，節奏和旋律作為音樂最基本的構成形式已被人們所意識，并且直接應用于古代樂器的制作。其中早期的原始樂器顯然已經從生活、生產等雙重性和實用性中脫穎而出，而逐漸向服務于音樂欣賞和祭祀祈神等豐富的精神需求方面轉化，從而發展出豐富而多樣化的音樂審美意識和功能。

（二）連續性特征——這與山東完整而傳承有序的上古文化發展譜序基本同步。在北辛文化（距今7300—6400年） —大汶口文化（距今6000—4000年） —龍山文化（距今4350—3950年）—岳石文化（距今3900—3500年）等遺址中，幾乎都伴隨有樂器被發現，音樂文明的薪火一路傳承，直至點燃齊魯禮樂文明的叢叢篝火。這也充分彰顯出我們民族具有一脈相承的精神文化追求，在音樂文化特質、音樂文化脈絡上顯示出鮮明的同質性與一致性。

（三）先進性特征——音樂是人類文化中最富于創新性的藝術之一，而樂器的出現是音樂藝術高度發達的標志。山東新石器時期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立根東夷，融合華夏，逐漸形成了整個中華民族史前時代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與之相伴，山東所出土的原始時期樂器，也反映出生活在這一地區的原始人類，已經超越了對自然物和自然聲音的模仿，發展出相對復雜高級的音樂審美聽覺，并可以進行抽象、概括、想象和創造。如濰坊姚官莊陶塤，所吹出的有組織而自成體系的樂音結構，即可歸類于人類高級思維的樣態（小三度音程形成）。這是原始崖畫、遠古崖書等任何其它遺跡中不曾包含的人類高級思維活動的歷史信息，明顯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陶鼓——出土于泰安大汶口遺址北辛文化地層，距今6470—6210年，顯然是迄今所見中國乃至世界上年代最早的鼓。青銅時代的編鐘編磬，也在全國同類樂器中名列前茅，不僅數量和質量高于全國其他地域，而且率先總結出先進的制作工藝和規格、程序，并在齊國官書《考工記》里做了透徹載述。

（四）開放性特征——山東出土的這些上古樂器，除笛柄杯似乎存在本地獨特淵源外，其他都在全國各地尤其是黃河中上游文化遺址中多有發現。有些樂器在起源和發展過程中，與華夏等族群同類樂器帶有明顯的橫向交流與互鑒跡象。如晉陜豫等地的陶塤、陶響器、骨簧等就與山東出土的同類器物帶有明顯的相似性。而山東的陶鼓卻對這些地方的鼓類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這與文獻記載中五帝時代，中原地區炎帝、黃帝兩族向東發展，與海岱地區東夷集團中的蚩尤部族發生碰撞，后來東夷集團中的少昊部族向西南發展到河南，而依附于少昊部族的顓頊氏族則向西北發展到河南新鄉、鶴壁、濮陽一帶等傳說，也都是吻合的。這應該就是考古學上大汶口文化中后期與龍山文化西擴的歷史反映。這充分彰顯出在中華文明形成初期“滿天星斗”背景下，音樂文化多元發生，最終走向“多元一體”這樣一個發展意義。

（五）精神性特征——山東考古發現的這些古代樂器，從文化內涵上分析，很少是專用于娛樂的奏樂工具。商以前的都帶有明顯的祭祀祈神功能，或本身就是一件“神器”，如笛柄杯，很明顯是將祭祀與音樂兩種功用融為一器。至于青銅時代的大量鐘磬“樂懸”，毋庸質疑，則更是帶有明確的“禮樂”教化功能。而早期的“祈神”，與后期的“禮樂”又都是前后銜接，一脈相承的主流價值觀的體現。這種表現在樂器身上的“精神性”特征，在思想層面則彰顯為“禮樂”二元價值觀和認識論，并在西周初年形成“制度化”呈現，山東各地尤其是魯國，是其忠實的繼承、守望者。表現在樂器乃至音樂身上的“精神性”特征，是中華民族留給世界的獨特而珍貴的遺產，在整個人類文化史上也是稀有罕見的。

結語

齊魯音樂文化作為中華禮樂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多種文化因素充分融合形成的文化傳統，既彰顯了地域文化特點，又因其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內涵，而成為整個中華民族傳統音樂文化的核心。它在歷史上所形成的五大文化特征，充分顯示出鮮明而獨具特色的內在發展機制。其中，“多樣性”是它的基本形態；“連續性”和“先進性”是它的兩大發展能量；“開放性”使其具有了交流融合、包容互鑒的鮮活生命力；“精神性”則在自身核心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呈現出天地觀、生命觀、神靈觀、價值觀等思想體系內涵，標舉為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禮樂”二元認識論，最終形成為多元一體的全民族智慧結晶。

如何進一步弘揚和傳承這筆優秀的文化遺產，使其惠及當代并傳至后世，值得我們持續思考、關注和努力。當務之急是讓文物活起來，盡快開展與歷史學、音樂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綜合研究，以跨學科、多部門的聯合攻關，建立起科學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以期為進一步挖掘、闡發、弘揚和傳承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做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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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曉芳.齊魯金聲 山東地區兩周樂鐘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責任編輯：李鴻熙）

收稿日期：2023-09-01

作者簡介：溫增源，男，山東省文藝創作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齊魯傳統音樂、音樂考古學。

doi：10.3969/j.issn.1002-2236.2024.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