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國家之國族與族群的糾纏

摘要：現代國家為當下世界范圍內處于主導地位的國家類型，而民族國家是現代國家的典型形態。民族國家首先出現于歐洲，其本質是民族形成后從君主手中奪取主權而建立的一套體現“主權在民”國家倫理的體制機制。民族國家被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采納而達至普遍化后，便成為了主導性的國家形態?？墒?，歐洲以外的絕大多數國家是將國內眾多民族群體整合為一個國族而建立民族國家的，歐美最早的民族國家也由于多族化而出現了多種族群，所以現代國家便普遍地面臨著國族與族群的糾纏，以及其間的張力所帶來的問題。相關國家在應對中采取的方式雖然多種多樣，但歸結起來就是國族化和族群化兩種。兩種不同選擇所帶來的結果迥然有別，但國族化的選擇顯然更有利于現代國家體制的穩定運行和功能的發揮。

關鍵詞：現代國家；民族國家；國家倫理；民族；國族；族群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華現代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治理研究”（22JJD810002）

中圖分類號：D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854X（2024）04-0005-10

一、引言

人類以社會的方式生存和發展，人是社會的動物，其在本質上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而在社會中生活的人總是會相互交往，并在此過程中基于若干共同的因素而聚眾成族，從而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形成各種各樣的人群共同體，人類因此而具有了聚族的本性。為了使很多人生活在一起而形成的社會能夠通過建立秩序而得以維持，人類便建立了對所有成員具有約束力的公共權力而對社會進行管理，從而形成了社會的政治機制。隨著以暴力為支撐的公共權力的產生，國家便被創造了出來，人類因此而進入了國家時代，國家框架內或管理下的眾人也就成為國家的人口而被賦予了“民”的性質。從國家的角度來觀察，人類因聚族本性而形成的群體便是民族。在社會的基礎上，國家與民族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各自都受到對方的影響而具有彼此的某些屬性，并產生了相應的問題。

對國家的研究總是會遇到與民族相關的問題，有的是國家內部的，有的是國家之間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采取了民族國家體制，民族國家體系成為世界體系的基本形態，民族國家則成為世界體系基本的政治單元和法律單元。在民族國家成為主導性國家形態的背景下，關于現代國家的討論也都圍繞民族國家而展開。而作為一種取代王朝國家的國家類型，民族國家其實就是民族（nation）形成后產生的一套國家體制機制，因而與民族（nation）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隨著民族國家被廣泛地采納，民族國家內部不同民族群體的問題也出現和突出起來，并對民族國家體制造成了深刻的影響。在民族國家之民族被界定為“國族”、民族國家內的民族群體被界定為“族群”的情況下，現代國家之民族與民族群體的關系就以國族與族群的關系來進行描述和分析。

現代國家廣泛存在的國族與族群的糾纏，對現代國家體制機制的構建和運行、現代國家的治理以及現代國家間的關系和國際規則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而成為現代國家面臨和必須應對的根本性問題。這樣的糾纏及其產生的問題，不僅會以國族與族群的矛盾、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沖突等具體的形式表現出來，而且還涉及現代國家體制的基礎，在底層邏輯的層面上對現代國家體制的根基造成實質性影響。相關國家如不能有效地處理好這樣的問題，就會產生嚴重的后果，蘇聯的解體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國家間關系日益剛性化的背景下，現代國家中隱藏很深的民族因素對國家行為的影響也表現得越來越突出。（1） 因此，國族、族群以及它們之間的糾纏，就成為現代國家研究不可回避的問題，忽略了這個方面的問題，就不可能對現代國家進行完整的論述。

二、現代國家何以主導今天的世界

“現代國家”乃當下國內學界關涉國家或國家問題的討論中使用頻率極高的概念?，F代性是現代國家的本質特征，但現實中存在的現代國家卻不是抽取國家的若干現代屬性或設想現代國家的若干特性而構建的想象物，而是真實存在的國家類型。從人類國家形態演進的歷史來看，這樣的國家是當今時代在世界范圍內占據主導地位并具有相應影響的國家類型。而從今天的現實來看，這樣的國家當為民族國家，民族國家就是現代國家的典型形態。

誠然，關于民族國家本身也是充滿著爭論的，許多論者不接受民族國家為現代國家之典型形態的觀點也緣于這樣的爭論，而爭論的焦點在于此類國家所具有的政權體制與民族群體的二元性本質。馬克斯·韋伯就說：“民族國家是國家與民族的結合”（2）。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這樣一種二元性本質，提供了分別從國家角度和民族角度來對其進行界定的可能性。從國家角度來看待民族國家，就把民族國家看作是具有民族屬性的國家，對它的認知和研究著重于體現民族因素的一套國家體制機制。從民族角度來看待民族國家，往往把民族國家視為民族的國家，著重于論述民族建立自己國家的必要性和現實路徑。

可是，在民族國家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根據最早出現在西歐的民族國家就是一個民族與國家結合、國內并無其他民族群體的現實情況，片面地理解民族國家，把民族國家的民族屬性加以夸大，進而將民族國家定義為民族的國家（nation's state）。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一大批民族獲得獨立并建立民族國家的背景下，民族主義更是將表達其核心訴求的一個民族建立一個國家的觀點當作民族國家的定義而加以論證，從而將民族國家界定為一個民族的國家，即one nation， one state。在民族主義的觀點廣泛傳播的背景下，國內的許多論者便以這樣的認知來界定民族國家。這樣的一種民族主義的解釋并不符合歷史的事實，即便是獲得獨立的民族來建立自己的國家，也是采取某種特定類型的體制機制，從而使自己的國家歸屬于人類歷史上的某種特定的國家類型。

民族國家作為人類國家形態演進中的一種形式最早出現于歐洲，由歐洲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諸多因素所促成：首先，羅馬帝國的統治強制地推行以拉丁文和羅馬的法律、建筑、道路、城市建設等為主要內容的羅馬化，對歐洲的社會和文化造成了恩格斯所說的刨削式的影響，蕩平了原有社會結構和人口的差異，塑造了人口和文化的同質性。其次，進入中世紀以后，“整個西歐是一個天主教大世界……國王是許多貴族中的一員，他唯一的不同就在于他是貴族中的第一人，是一群貴族之首?！保?）但由于王權“在混亂中代表著秩序”（4），因而在與教權、貴族、農奴的持續互動中最終勝出，從而構建了穩定的王朝國家體制。再次，王朝國家在確立王朝內所有人口個體與國王的權利義務關系，從而使人口個體具有臣民身份的同時，又對個體化的臣民進行持續和強有力的整合，使其逐漸成為了恩格斯所說的“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 ”（5）。復次，民族在自我意識覺醒之后，就成為與王權對立的力量。在此背景下，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中的議會以民族的代表自居而迫使國王承諾尊重“王在法下”“王在議會”的傳統，導致了主權由君主到議會的轉移，從而創制了一種由民族擁有主權的國家體制即民族國家，以state取代了dynasty，王朝的臣民也轉化成了國家的國民。最后，在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中，國民議會從國王手中奪取主權后，便通過《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宣示：“整個主權的根源本質上在于國民”（6） ?！霸诋敃r，‘民族即是國民的總稱，國家乃是由全體國民集合而成”（7）。如此一來，便在將民族國家體制化的同時，確立了民族由全體國民組成的制度規范。這樣的情形表明，在歷史進程中出現的民族國家就是取代王朝國家的國家類型，其核心是一套以“主權在民”為根本的國家倫理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體制機制。

民族國家在英國出現時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在法國大革命中實現憲制化和體制化后也經歷了長時間的反復，但隨著體制機制的建立而穩定下來以后，它就以一套秉持特定國家倫理的體制機制的方式存在和顯現出來。民族國家體制為特定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社會政治機制所促成，這些促成并支撐民族國家的社會政治機制構成了民族國家的必要條件，因而成為民族國家體制的水面以下的部分，也屬于民族國家體制的范疇。對民族國家的認知和闡釋，必須與水面之下的部分結合起來。如此來看，民族國家不僅是一種國家體制的類型，而且包含著一系列促成并支撐民族國家體制的因素和機制。

受到英、法等國民族國家體制的影響，西歐的其他國家也逐步采取了這樣的體制。這些國家采取民族國家的體制以后，尤其是民族國家體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后，民族國家體制的功能便逐步體現了出來：一是民族國家體制對人口國民身份的確立為社會塑造了自主的行動者，從而為社會發展提供了基礎性的力量。具體來說，民族國家基于一元性國民權利而構建國家體制的過程，做實了國民身份及其權利義務關系，從而使社會個體徹底擺脫了臣民身份的依附性和地域性，在效忠國家的同時享有國家保障的權利，因而能夠基于自身利益而進行商業活動和發明創造，從而為社會生產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二是民族國家的基本機制促成了對社會的重新組織，社會因此而形成了不同于王朝國家的結構和組織方式。國民個體的自主行動，各種社會組織的建立，國民通過選舉中的選票而進行的權利委托，包括政黨在內的政治社團的建立，使社會具有了生機與活力。三是形成了以“主權在民”、權利平等、國民權利等觀念為基礎的意識形態，重塑了社會價值體系。這樣一套與王朝國家迥然有別的意識形態，在為民族國家的各種社會組織注入價值的同時，也對社會成員的行為及其評價方式提供了價值準則，促進了新的行為規范和社會評價體系的建立。

上述這些發展和變化，又導致了民族國家治理下的社會更加深入和整體性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自主的社會行動者和市場經濟基礎上發生的工業革命，導致了機器生產或機械對人力及畜力的代替，創造出巨大的生產力，使得社會經濟以此前不可比擬的量級增長，不僅大幅度地改善了人們的物質生活，而且促成此前長期延續的田園牧歌般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使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把整個社會推向一個與此前完全不同的階段，這便是后來人們以“現代化”概念來描述的發展狀況?？v觀世界近代以來的歷史，最顯著的特征有二：一是民族國家的形成和普遍化；二是肇始于工業革命的現代化。

民族國家將蘊涵的功能逐步釋放出來，并造成相關國家的巨大變化以后，它的影響力和示范效應也就逐步形成并顯現了出來，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和采納了民族國家的體制。首先是歐洲及北美的國家效仿并采納了民族國家體制；其次是受到歐洲列強殖民統治的國家獲得獨立后，也接受了宗主國的民族國家體制；再次是亞洲一些歷史悠久的國家受到西方國家的侵略和欺凌而自救時，學習和接受了民族國家體制，日本和辛亥革命后的中國建立民族國家都屬此列；隨后是其他地區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獲得獨立的國家，在建立自己的國家政權時也采取了民族國家體制。當然，不同國家之間的差異也很大，有的全盤接納了民族國家體制及對其發揮支撐作用的所有社會政治機制，成為了標準的民族國家；有的則只是采取了民族國家的主要機制，甚至只是具有民族國家的形式或某些特征，是不完備的民族國家。隨著民族國家的普遍化，及其成為全球范圍內最有影響的國家類型之后，不論是新獲得獨立還是從其他國家分立出來的國家，按照民族國家體制來建立政權就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當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采取了民族國家體制（有的國家只是在形式上采?。?，以及民族國家世界體系形成以后，整個世界就由采取民族國家體制的各個國家所組成，國際體系、國際關系和國際規則皆以民族國家為基本主體，聯合國即為the United Nations。因此，民族國家就成為了世界范圍內主導性的國家類型。在此情況下，所謂的現代國家也就非民族國家莫屬了，脫離了民族國家的現代國家就只能是空中樓閣。今天的世界是現代國家的天下，也即是民族國家的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成為現代國家之典型的民族國家，其核心在于其秉持的“主權在民”的國家倫理，以及據此構建的一整套國家的體制機制。采取了民族國家的國家倫理和體制機制的國家，不論是實質上的還是形式上的，都屬于民族國家的范疇。至于每一個具體的民族國家，尤其是模仿型的民族國家，它們與原生型的民族國家以及它們相互之間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有的國家甚至還保留著王朝國家的若干形式特征。

民族國家成為了現代國家，那么，此前的國家類型，尤其是被民族國家取代的王朝國家，就都屬于傳統國家的范疇了。其中，既有王朝國家也有部落制國家，但以王朝國家為典型。相比較而言，王朝國家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在農業文明基礎上建立的國家大都屬于此列。王朝國家曾在世界范圍內普遍存在，而且存在的時間都很長。但是，在民族國家形成以后，由于其相對傳統國家的巨大優勢，許多國家都拋棄了王朝國家體制，轉而以民族國家取而代之，整個世界因此成為了民族國家的世界體系。

三、無法避免的國族與族群的糾纏

作為一種取代王朝國家的國家類型，民族國家構建的核心內容就是，在國家的全部人口被整合成為一個民族整體后，覺醒的民族通過議會而從君主手中奪取國家的主權，進而以組成民族的國民的一元性權利為基礎建立起一套承擔和行使國家權力的體制機制，從而將dynasty變成了state。因此，一個由全體國民組成的民族（nation），包括將國民整合為民族的人口國民化和國民整體化機制，不僅是促進民族國家體制形成的根本因素，而且構成了民族國家體制的基礎和保障，同時也是民族國家的本質之所在。

民族國家形成和普遍化之后，作為穩定的人群共同體的民族的地位和意義受到重視，“民族”概念因此而前所未有地凸顯并得到廣泛的運用，從而成為了一個描述和分析穩定的人群共同體的核心概念?！懊褡濉备拍钜婚_始是用來指稱民族國家之民族的，但在“民族”概念被廣泛使用的過程中，其他類型的穩定的人群共同體，尤其是由特定的歷史文化凝聚起來的穩定的人群共同體，也被用“民族”概念來指稱。20世紀末，歐美國家在多族化背景下形成的民族群體越來越凸顯，因其集體權利訴求沒有被相關國家的體制所認可，歐美諸國一般將其界定為ethnic group，即族群。

在最早出現的民族國家的體制機制不斷健全，民族國家蘊涵的功能逐漸釋放，從而產生了示范效應的情況下，不論歐洲的其他國家，還是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在面臨著建立或改變既有的國家體制的時候，大都采取了民族國家的體制。中國在辛亥革命中推翻最后一個王朝后，就是按照民族國家的國家倫理和體制規范來建立新的國家政權的，1912年臨時憲法關于國家政權性質的“中華民國的主權，屬于國民全體”的規定，即與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第三條的內容如出一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獲得獨立的國家，大都按照民族國家的體制來建立自己的國家政權，這也成為了政治發展理論所描述的政治發展的主要內容。這些國家采取民族國家的國家倫理和體制機制，都是在解決各自面臨的具體問題時作出的選擇，選擇的理由也多種多樣。

歐洲以外的國家雖然采取了民族國家的國家倫理和體制機制，但它們并不具有西歐在特定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民族條件，即并未形成在人口國民化基礎上構建起來的國民共同體意義上的民族。因此，它們在具體的民族國家構建中，大都推動了把全國人口的身份轉化為國民的人口國民化，以及把國民整合為一個民族整體的國民整體化，以塑造一個能夠支撐起民族國家體制的民族的方式來為民族國家的構建創造條件。盡管每個國家的情況不同，這樣的民族塑造過程及其取得的實際效果也不盡相同，但最終還是通過這樣的方式為采取民族國家體制創造了條件，構建起了自己的民族國家?？墒?，這些國家以此方式塑造的民族享有了國家主權，實現了民族與國家的結合，從而建立起了自己的民族國家體制之后，其國內存在的眾多民族群體卻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消失，全體國民仍然分屬于不同的民族群體或族群，族性身份還在發揮著實際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的條件下族性身份的作用還大過國民身份，這反過來又進一步鞏固了國內民族群體或族群的地位。

這一點在中國以辛亥革命開啟的現代國家構建中就表現得十分突出。一方面，中國在現代國家構建背景下推動了人口國民化，把王朝國家條件下形成的臣民身份的人口逐漸轉化成為了國民。同時，又經由國民整體化，把在人口國民化中形成的個體的國民在統一國家的框架內和“中華民族”的族稱下凝聚成為了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另一方面，歷史上存在并處于交往交流交融之中的眾多民族群體，在近代以來的民族塑造中進行自我塑造的同時，也在統一國家的框架內和“中華民族”族稱下凝聚為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這樣一個經由兩種路徑塑造的中華民族最終形成，中華民族同時具有國民共同體的屬性和多族聚合體的屬性。

因此，這樣的民族國家大都存在兩種不同性質的民族。一方面，全國人口經由人口國民化、國民整體化，組成了一個國民共同體意義上的民族。這樣的民族擁有國家主權，與國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成為了民族國家的主體和支撐。另一方面，歷史上形成的民族群體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著，全體國民又分屬于不同的民族群體，從而做實了族性身份。前一類民族，因為與國家結合在一起并具有國家形式，因而可以界定為國家民族，即國族。實際情況也表明，“世界各國都普遍地在‘全體國民形成一個統一的國族這一含義上使用民族（nation）一詞”（8）。后一類民族，則因特定的歷史文化因素凝聚而成，具有突出的歷史文化共同體的特征，因而可界定為文化民族。不論是與國家結合在一起的民族，還是作為歷史文化群體的民族，都以一定的方式將自己的成員組織了起來，因而都具有人口整合的功能。（9）在同時存在著兩種類型民族的國家，民族都發揮著人口整合的功能，分別將各自的成員組織成為兩種不同性質的人群共同體。不過，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國家內部的眾多民族群體都歸屬于統一的國族，以國族組成單元的方式存在。

國家內部以國族的組成單元存在的眾多民族群體，不僅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根基，也會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而趨于活躍。當然，國內的多種民族群體由于體量或族體規模的差異，各個民族群體之間的結構性關系，各個民族群體內部凝聚力和整合程度、民族意識覺醒和旺盛程度的差異，甚至還會遇到是否跨界而居以及受外部因素影響的程度不同的問題，因而總是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相互之間的關系也不盡相同。在國族支撐著國家的一套體制機制，以及各個民族群體整合為國族并以國族的組成單元存在的情況下，各個民族群體與國族之間也處于一種復雜的關系之中。

最早建立民族國家體制的歐美各國，由于歷史發展中形成了一個同質化的民族而構建起民族國家，國內原本并不存在異質性的民族群體。但是，隨著全球范圍內移民的逐漸增多，尤其是20世紀末期全球化的加速推進，跨國界的移民現象日益經?；?、規?；?，而這些移民大都進入到了發達的歐美國家。在數量增加與代際積累相結合后，移民便逐漸開始追尋母國的文化并因此而凝聚，進而在族性認同的基礎上出現了聚眾成族的現象。這樣一種日漸普遍和增強的現象，實際上是一種新的聚族現象，不僅促成了民族群體的增多和活躍，而且促成了歐美國家的多族化現象。由于20世紀末出現的多元文化主義、族際政治理論為其進行意識形態的賦能，這樣的多族化現象愈加突出和旺盛。競爭性政黨對民族群體的動員和利用，更是為民族群體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政治能量，并營造出了具有特定內涵的“政治正確”。與此同時，這些群體在發展中也表現出了爭取集體權利的強烈訴求，但這些國家的政府并未認可或承認它們的集體權利，而是將其界定為族群（ethnic group）。因此，這些國家的兩類民族之間的關系，就以國族與族群的關系的形式表現了出來。

縱觀今天的世界，全球194個主權國家中的絕大多數都采取了民族國家體制，屬于民族國家的范疇，以民族國家的形式來體現其現代國家的本質。但是，不論是最早建立民族國家體制的歐洲國家，還是受到歐洲國家的影響而采取民族國家體制的國家，都遇到了一國之內同時存在民族國家之民族與國內眾多歷史文化群體意義上的民族之間的關系問題。為了避免描述和分析中的概念混淆，可將民族國家之民族就統稱為“國族”，將國內眾多民族群體統稱為“族群”。因此，現代國家內部的兩類民族的關系問題，就表述為“國族與族群的糾纏”。

現代國家廣泛存在的國族與族群糾纏的實質在于，作為國家之基本要素的人口的不同整合方式間存在著張力。國族在國家的框架中基于人口個體的國民身份，通過“國”與“民”的權利義務關系而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即國民共同體，并以國家主權者的地位與國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而國內那些“族群”性質的群體，則是國家框架內的次級民族群體，是通過以歷史文化為主要內容的族性因素整合起來的人群共同體。兩種不同的人群共同體會生成不同的自我意識，產生各自的利益訴求，并形成不同的發展演變邏輯。因此，盡管族群性質的人群共同體以國族的組成單元的形式存在，但這種結構性關系致使它們之間的張力難以避免。二者之間的關系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調節，就會演變成為矛盾和沖突。

現代國家的國族在底層邏輯的意義上支撐著國家的體制機制，是國家體制機制有效運行以及國家統一和穩定的基本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族代表著全體國民的利益，是一個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代表。國內眾多的族群則代表著不同群體的利益，并且隨著群體意識的覺醒和增強，尤其是在其精英的鼓動和族群意識形態的影響下，會日漸趨于活躍，甚至發起爭取族群利益的運動。受到不同的行為邏輯的影響，國族與族群之間的張力總是存在。它們之間的牴牾又會通過國民身份與族群身份之間的沖突而在實際的社會政治生活中體現出來。因此，國族與族群之間的關系也成為現代國家體制內影響廣泛的社會政治關系，它們之間的矛盾則成為現代國家體制內部的根本性問題。放眼今天的世界，存在這樣的問題并受其困擾，已經成為了現代國家的宿命。

四、經驗世界中的國族化與族群化

在不同的國家，由于歷史和現實的情況不同，國族與族群的糾纏尤是其間的張力所導致的實際結果或產生的影響千差萬別，相關國家的執政者和思想界對其認知和敏感的程度也存在很大的差別，但這樣的糾纏尤其是其間的矛盾總會導致實際的后果，并使人們感受到它的存在。有的國家在問題才出現或還不嚴重的時候就感受到了并對其進行主動的應對，有的國家則對問題的存在缺乏應有的敏感，到了問題比較突出甚至產生了嚴重后果的時候才感受到它的存在并被迫進行應對。當然，不同國家所采取的應對方式存在差別甚至大相徑庭，應對的效果也就有很大的不同。

站在今天的時間點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節點，以民族國家為典型的現代國家體制以及當代國際秩序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最先構建民族國家體制的西方國家，由于多族化而凸顯的眾多族群以及由此形成的國族與族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世界的兩極格局解體后才出現的。因此，對現代國家的國族與族群的糾纏和相關國家的應對策略的觀察，也就應聚焦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個國家的實際情況。由這樣的觀察可以發現，隨著國族與族群之間的糾纏尤其是它們之間張力的剛性化，各個國家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實際上都作出了自己的選擇。

西方國家最先構建了民族國家體制，并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實現了現代化，盡享民族國家體制的紅利，從而在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上占據了中心位置，因而大都在國族與族群的矛盾出現后本能地依循歷史的慣性而堅持并強化國族的地位。但是，在多族化現象日漸突出以及由此造成的國內族群越來越活躍的情況下，受到由此形成的壓力尤其是“政治正確”的影響，西方國家也采取了以多元文化主義和認同政治理論所倡導的強化族群的各種措施。隨著族群和族際政治的活躍和凸顯，一系列始料不及的問題逐漸形成并越來越突出，從而對其現代國家體制的運行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西方國家的這樣一種應對方式及其變化，在美國表現得最為典型。自國家獨立以來，尤其是南北統一之后，在現代國家體制日臻完善的背景下，以強化國民權利、鞏固美利堅民族、弘揚美國價值觀等方式進行的國族建設陸續展開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外來的移民順利地融入到了強大的國族之中，美國因此而被冠以“民族熔爐”，被視為處理國內民族問題的模范。但隨著外來移民越來越多，尤其是移民的數量增多和代際積累結合在一起之后，移民以追尋母國文化而建立族性認同的現象便逐漸出現并突出了起來。在20世紀末興起的多元文化主義和認同政治理論的推波助瀾之下，多族化現象更是日漸突出并在此過程中出現了眾多的族類群體。相互對立的政黨為了贏得民族群體的支持而采取的各種措施，也進一步刺激和推動了族性群體的發展和活躍。國家并未承認這些民族群體的集體權利，“只有在‘美國公民的身份下才可以擁有政治權利，任何族群不得以族群身份享受獨有的政治權利”，從而“成功地回避了對‘國家（nation）以外的任何‘民族的認可”，“所以在美國，只有種族問題和‘族裔（ethnic）問題，以及相應的族裔政策，而沒有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10）盡管如此，歷屆政府還是對族類群體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協，對它們的訴求給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從而促使國家在國族與族群糾纏的應對上從長期的國族方向朝著族群方向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偏轉。但是，在這樣的情況持續一段時間后，社會撕裂、現代國家體制因支撐性的國民身份弱化而出現的民主機制失靈和國家體制失靈便相繼凸顯，一系列消極的后果隨之顯現了出來。

俄國十月革命后雖然在《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中提出了“俄羅斯各族人民自由自決乃至分立并組織獨立國家的權利”的原則（11） ，但仍然按民族國家的體制規范來組織政權。1922年建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就更是如此，“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的建國運動正在創造一種多民族成分的民族國家的國際聯盟”（12）。蘇聯把全體蘇聯人作為一個統一的國族來對待，因而屬于民族國家的范疇。為了適應眾多的民族與若干加盟共和國相結合而形成的政治結構，國家在堅持民族自決原則的同時，實施了民族區域自治性質的地方自治，實際上是一種強化族群的政策選擇?！疤K聯并沒有成為‘民族熔爐，而是成為‘新民族的孵化器?！保?3）“據1970年全蘇人口統計，加入這個共同體的有119個民族”（14） 。與此同時，國家又通過高度集權的政黨體制而對民族化的地方政權進行嚴格的控制，通過這樣的方式把形式上的國族與強有力的族群之間的張力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從而維系了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不僅如此，蘇聯也曾努力在“蘇聯人民”的名義下構建一個統一的國族，但最終并未獲得成功。于是，在強大的政黨最終放棄了對國家的全面和強有力的控制之后，民族性的地方權力便迅速膨脹并宣布獨立，從而在短時間內就導致了龐大國家的解體。

緬甸在1947年9月頒布的《緬甸聯邦憲法》中宣布“緬甸是一個擁有主權的獨立的共和國”時，遵循了民族國家的國家倫理并采取了相應的體制機制，建立了緬甸的民族國家。但緬甸國內仍然存在著眾多的民族群體，至少有108個民族語言群體。其中，緬族占總人口的68%，撣族占10%，克倫族占7%，若開族占4%，華人占3%，孟族和海外印度人各占2% ，民族間的矛盾仍然突出而且十分復雜，不同民族在其聚居地大都擁有自己的地方武裝。因此，緬甸的聯邦政府，不論是民選政府還是軍人政府，在擁有地方武裝的民族面前總顯得能力不足，雖然都在保持國家統一和穩定的硬性約束下，努力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協調各個民族之間的關系，但卻總是效果不彰，別說是建立一個強大的國族，即便是在形式上維持一個完整的緬甸人意義上的國族都十分困難，因而在事實上形成了一種族群化的取向。由于缺乏一個強大國族的支持，緬甸的民族國家體制并未有效地發揮其功能，國家的治理和發展因此受到耽誤，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屢受挑戰，發展遲滯的狀況難以改變。

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完成了辛亥革命開啟的民族國家構建，實現了中華民族與現代國家體制的有機結合，中華民族具有了國家形式。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之際宣告“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同時，還宣告：“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保?5）但成立了中央政府以后，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地方政權和實現國家制度統一的國家整合進程中，卻遇到了由于歷史形成的民族隔閡而凸顯的民族問題，于是便以維護和提升少數民族權益的方式來協調國內民族關系，以此來推行民族平等，實際上是采取了一個強化國內民族即族群的政策。好在中國是一個以漢族為絕對主體的國家，其他民族雖然數量眾多卻在人口總量中處于少數地位，從而形成了“一大眾小”的族群結構，因此族群化的選擇并未動搖國族對現代國家體制的支撐，但由此產生的問題也不少。于是，在國家基于改革開放推動的現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而繼續朝著更高目標發展，并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來表述國家發展目標之時，對強化國內各個民族的族群化取向所帶來的問題的反思便隨之興起，國家決策層更是通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要求，前所未有地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在國族與族群糾纏的應對中轉向了國族化，通過對民族關系中差異性與共同性關系的一系列調整，全面改變了國內民族關系的面貌。

從世界各國的實際情況，即從經驗世界的角度來看，各個國家在面對國族與族群的張力或矛盾而不得不進行應對時，客觀條件并未給人們提供任意選擇的空間。各個國家在面對由此引發的矛盾或問題時，最終總是在歷史條件所框定的條件下進行選擇：要么偏向于國族，以國族為中心來協調二者之間的關系，核心是以國族來規制各個族群的權利和發展，實際上是強化了國族；要么偏向于族群，以各個族群的權利為中心來協調國族與族群之間的關系，核心是強調或突出各個族群的權利，包括集體權利和族性身份權利，最終是進一步強化了族群。簡單地概括，前一種選擇為國族取向的選擇，后一種選擇則為族群取向的選擇。

每個國家面對國族與族群的糾纏尤其是它們之間的矛盾而必須有所作為時，具體的措施或應對方式都是根據自己國家當時的具體情況而采取的，而且這些具體的政策或措施的確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當時面臨的具體問題。各種具體的政策或措施，歸根到底都是在國族和族群兩個基本方向上作出的選擇，當然其中也有一些以某種選擇為主又包含了另外一個方面的某些特點?？傮w上看，一個國家在國族與族群的關系中到底是選擇國族化取向還是族群化取向，大都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一是支撐國族的因素，尤其是國家是否擁有穩固的國族基礎，具體來說就是國內眾多民族之中是否擁有一個主導性的民族；二是國內各個民族或族群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各個民族或族群之間在歷史上形成的關系總體上是協調還是對立；三是國家的意識形態或執政黨秉持的意識形態的狀況，尤其是這樣的意識形態在國族與族群糾纏時的應對傾向。不論最終是采取了哪種取向的選擇，都必定會產生實際的后果，尤其是這樣的選擇實施一段時間后，后果就會逐漸顯露出來并日漸明確。自然，兩種不同選擇的后果也截然不同或迥然有別。

五、現代國家究竟需要怎樣的選擇

既然現代國家大都遇到了國族與族群的糾纏以及其間必然存在的張力問題，不同的國家在面對由此產生的各種問題而采取應對措施的時候，要么偏向于國族，要么偏向于族群，不同的選擇會產生不同的后果，這反過來又會對現代國家本身造成直接的影響。經驗世界中也提供了足夠多的實例，表明了不同選擇的不同后果。那么，就必須對現代國家面對國族與族群的糾纏到底需要怎樣的選擇進行理性論證，以便為現代國家在此問題上的選擇提供學理支撐。

然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首先就遇到一個將其置于何種敘事體系或分析框架中進行的問題。此前，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大體上是在民族學的框架中進行的。尤其是國內的學術界，基本上都將此類問題歸屬到民族問題研究的范疇，在民族敘事中來進行討論。民族敘事的討論取得的成果十分豐碩并值得重視，但這樣的討論也有明顯的不足：一是這樣的討論導致該問題與現代國家體制之間的關系被忽略或遮蔽，并未對其與現代國家體制的互動進行深入的追溯或探究，尤其是沒有將這個問題置于現代國家底層邏輯層面進行分析；二是相關的討論遭遇到了太多的意識形態牽絆，容易滑入意識形態的爭論之中而難以自拔，往往使討論陷入依據不同意識形態進行言說而各說各有理的境地，有的見解甚至會被扣上政治不正確的帽子。

其實，不論是國族還是族群，撇開對它們尤其是族群的權利和訴求的意識形態考量，說到底不過是人類的不同群體形式，其實就是人類聚族本性的表現形式。這樣的群體形式一旦成為將社會人口組織為整體的特定方式，便關乎作為社會之基本組成單元的人口以何種方式組織起來、如何確立和維護社會人口個體的社會政治身份（權利義務關系）、社會的整體結構如何構建等基礎性的社會政治問題。從這個意義上看，國族與族群在本質上都關聯著國家體制問題，不論是國族化的選擇還是族群化的選擇，都會對現代國家體制造成直接的影響，進而影響到在現代國家框架下社會的治理和發展狀況，并以一個國家的整體面貌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實際上是一個涉及國之根本的基礎性問題。國族與族群的糾纏與現代國家體制的這樣一種實質性的底層邏輯上的關聯表明，將其置于現代國家的框架內，從國家體制機制的構建和運行，以及現代國家的整體面貌或發展狀況的角度來進行討論十分必要。對于現代國家的研究來說，對這樣的具有底層邏輯意義的根本性問題進行討論，才能真正把現代國家關涉的基本問題說清楚，形成有價值的知識貢獻，避免大而化之的空談。

將國族與族群的糾纏和現代國家體制關聯起來進行探討，就能夠清晰地看到，在此問題上國族化的選擇與族群化的選擇對現代國家本身的影響或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具體來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關乎現代國家體制的運行和功能發揮?，F代國家與傳統國家尤其是被它所取代的王朝國家相比，存在著太多的不同點，但根本的區別在于各自所秉持的國家倫理，以及由此形成的體制機制。王朝國家的主權屬于君主，君主通過強大的暴力奪取政權，“專制君權的本質是把國家視為王室的私產”（16），權力的世襲只在王室內部進行，君權的獲得和統治皆依靠強大的暴力來實現，并在此過程中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如對臣民加以庇護，保障其不受外部勢力侵擾，維持基本的社會秩序等。這樣一種以“主權在君”為核心內容的國家倫理和體制機制，并不需要具有同質性身份的社會人口的支撐，可以容許社會保持較大的差異性。

以民族國家體制為典型的現代國家則不同，它以民族從君主或國王手中奪取主權為標志，秉持主權屬于整個民族的“主權在民”的國家倫理，傳播國家的權力根源于人民的政治觀念。為了落實作為國民共同體的民族擁有主權的本質要求，它以一元性國民權利為基礎來建立國家的體制機制，通過國民對國家政權的認同來獲得道義上的正當性。這樣的國家倫理和體制機制，是在由國民組成的民族的支撐下形成和運行的，對這樣的民族及相應的國民身份塑造具有天然的依賴性。因此，國族與族群的糾纏中到底是采取維持國民身份的國族化還是解構國民身份的族群化，就直接關乎現代國家體制的維持和功能的發揮。在經驗世界中可以觀察到，采取族群化選擇的國家，或國族受到日漸凸顯的族群的侵蝕而功能弱化的國家，民族國家體制的運行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即便是美國這樣典型的現代國家，族群的走強及其活躍，也導致體制失靈問題越來越突出。（17）

其次，關乎現代國家社會結構的總體狀況?，F代國家的社會結構是在國家的全部成員都具有一個基礎性的社會政治身份，即效忠國家并受到國家保護的國民的基礎上形成的。雖然社會形成了分層，建立了多樣性的組織結構，但所有人皆基于國民身份而享有基本的社會政治權利，并履行由此形成的義務，從而使不同的地方和組織在一個基本的權利義務體系的基礎上實現了有效的整合，保障了社會的穩定和良性運行。因此，同質性的國民身份成為現代國家社會構建和運行的基礎，而正是在這樣一個基礎性環節上，國族化的選擇與族群化的選擇所產生的影響完全不同。國族化選擇在鞏固一個由國民組成的國族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夯實社會成員或人口的同質性國民身份，從而為社會的穩定運行和品質提升提供助益。而族群化選擇則在突出族群的地位和權益的同時，不斷地促進族性身份的構建和鞏固，強化族性權利義務關系，從而對社會的整體性造成實質性的影響，甚至導致族群主義與地方力量的結合，塑造民族主義或族群主義的地方勢力，限制國家的整合和弱化社會的整體性。

再次，關乎現代國家的整體發展能力。在討論一個國家的發展能力時，人口的數量和受教育程度、資源稟賦、國土空間、地理位置等因素總是被提及。的確，這些因素在國家能力的形成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對于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來說，其國內的人口是怎樣的社會行動者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F代國家以國民為人口的基本社會政治身份，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國家的體制機制，因而國民身份的塑造以及基于此的國民性的狀況，對國家能力的形成和國家發展的狀況來說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在這個方面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社會人口是否具有國民身份進而成為自主的社會行動者，直接與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和水平高度相關。當一個國家的人口不能以國民的身份而自主地行動時，國家的工業化是無法有效推進的。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基礎或根本力量，無法有效推進工業化，也就意味著現代化受到限制。此外，一個國家能夠建立統一的國內市場，進而推動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有效運行，也與國民身份尤其是其承載的同質化的權利義務關系息息相關。而現代國家在國族與族群的糾纏中采取的選擇是國族化還是族群化，就會通過國民身份塑造和維護的不同結果影響到國家能力和國家發展水平。

最后，關乎國家政治共同體的統一和穩定。從人類迄今為止的歷史來看，國家這樣的政治形式出現以后，在通過以暴力為支撐的公共權力而按地域進行管理的時候，也就以一個國家為政治框架、在特定地域范圍內將其間的人口組織成為了政治共同體，因此，國家便同時具有政權體制、政治地理空間單位和政治共同體的多重屬性和表現形式。不同類型的國家將國家疆域內的人口組織為政治共同體的方式不同?，F代國家本質上是民族國家，因而便在將全國人口確定為國民的基礎上，將其組織成為國民共同體意義的政治共同體，其國家倫理及國家的體制機制也在此基礎上構建。在現代國家內普遍存在著族群的情況下，族群又以特定的方式將人口組織成為不同的族群共同體。國族取向的選擇與族群取向的選擇意味著在兩種不同人群共同體存在張力的情況下，分別強化國族或強化族群，因而會對國家政治共同體的統一和穩定產生直接的影響。國族鞏固且強有力的國家，其國家政治共同體因不會承受國內族群的不同訴求的壓力，因而能夠更好地維護其統一和穩定。而國內的族群強而有力，國家就會由于受到不同族群的挑戰而在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穩定方面承受壓力，甚至面臨著分裂和動蕩的風險。

現實情況表明，國族化與族群化兩種取向對現代國家的意義完全不同。比較而言，國族化的選擇與現代國家體制更加吻合，明顯有利于現代國家體制的鞏固、功能的發揮和運行的順暢，并有利于現代國家的國家能力生成和整體發展水平提升。從經驗的角度來看，現代國家的體制機制健全、有效，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都有著強大國族的支撐。而采取族群化選擇，尤其是國內的民族或族群勢力與地方主義結合，因而整合能力不足的國家，現代國家的體制運行和發展水平都較為受限。從這個意義上看，在存在著國族與族群糾纏的情況下，現代國家所需要的是國族化的選擇，或國族主義取向的選擇。

現實中遇到的難題是，在國族與族群糾纏并充滿了張力的國家，之所以會采取族群取向或族群化的選擇，國內的民族結構復雜或族群力量強大是根本的影響因素，或者說，這樣的客觀原因是導致其采取族群化選擇的重要原因。的確，在其國內民族或族群活躍且訴求強烈的背景下，不對國內的民族或族群的訴求作出積極回應是不可能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樣的國家只有族群化一種選擇。國家的中央政權強大，執政黨具有遠見和智慧，也可以在構建民族國家的框架下，在強調和鞏固國族的基礎上對族群的利益和訴求給予必要的關注和回應，在國族主義的主導下逐漸協調國族與族群之間的關系。

六、結語

國族與族群的糾纏普遍存在并對相關國家具有根本性的影響，因而是現代國家研究必須引起注意的重要問題。面臨著國族與族群糾纏的國家，尤其是在由此引起的矛盾凸顯并導致一系列尖銳問題的條件下，總是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各個國家所采取的應對之策各有特點，但終究是在一個給定的空間內對突出的重大現實問題所作的回應，并最終形成了國族化或族群化的不同選擇。一個國家不論采取了哪一種選擇，最終都會產生實際的后果，不同選擇所導致的后果并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這樣的結果反過來又會對國家的治理和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甚至出現了蘇聯解體那樣無法挽回的嚴重后果。

這樣的情況表明，妥善地應對必然遇到的國族與族群的矛盾，是現代國家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如果說國家治理就是運用國家的力量來應對面臨的重大問題的話，那么，應對國家面臨的國族與族群之間的矛盾或沖突，就是國家治理的重要課題。國家治理所涉及的這方面的問題，雖然不如經濟增長、市場穩定、環境保護和社會保障等問題那般引人注目，但卻是關涉國家體制的基礎以及國家的統一和穩定這樣國之根本的重大問題。因此，對于國族與族群的糾纏及其矛盾問題，絕不可采取順其自然的態度，而必須納入到現代國家體制的框架中加以探討，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予以關注，并形成完整的認知和系統的論述。

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國也面臨著這樣的問題。中華民族就是當代中國的國族，而國內的56個民族則是族群意義上的國內各民族。它們之間的糾纏和張力也一直客觀地存在并產生著影響，其間的矛盾及其產生的影響有時還表現得很突出。當然，對相關問題的研究也一直在民族學領域進行著。不過，中國的民族學主要是研究少數民族的，正如費孝通所說：一段時間里，“民族研究也等于是少數民族研究，并不包括漢族的研究?！保?8）近年來，在民族復興被確定為國家發展目標的新表述以后，尤其是在黨的十九大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要求，中華民族受到前所未有重視的背景下，相關研究的視野明顯拓寬，有更多的學科介入其中。但是，這些研究基本上還是在一種具有特定內涵的民族敘事中進行的，從現代國家體制角度進行的研究則十分薄弱甚至付之闕如，因而其中涉及的許多基本和重大問題未得到有效的討論。

國家現象、國家問題是政治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在現代國家議題受到關注和重視的背景下，政治學應該以更加寬廣的視野，把國族與族群都視為人類聚族本質的具體表現形態，進而基于國家與民族不可分割的聯系，將國族與族群及其相互糾纏與現代國家體制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尤其是其中以民族與政治的糾纏而形成的民族政治現象為研究對象的民族政治學，更是應該關注此類議題，并將其作為研究的主要任務。對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和科學闡釋，不僅能夠拓展國家問題研究的視野，也能促進對中國乃至世界各國的國族與族群關系的研究，尤其是對這些聚族形式的內在機制及其對國家體制、國家間關系影響的研究，從而將民族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注釋：

（1） 關于現代國家的民族屬性問題，可參閱筆者的《現代國家的民族特性》，《江漢論壇》2023年第5期。

（2） Hans-Rudolf Wicker， Rethinking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The Struggle for Meaning and Order in Europe， Oxford： Berg， 1997， p.61.

（3） 錢乘旦、楊豫、陳曉律：《世界現代化進程》，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頁。

（4）（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220頁。

（6） 郭華榕：《法國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頁。

（7） ［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李金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頁。

（8） 寧騷：《民族與國家——民族關系與民族政策的國際比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頁。

（9） 關于民族的人口整合功能，可參閱筆者的《民族的人口整合功能及其影響》，《世界民族》2023年第2期。

（10） 任一鳴：《美國和前蘇聯民族政策比較及對中國的啟示》，《國際觀察》2013 年第2 期。

（11） 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政策研究室編譯：《蘇聯民族問題文獻選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4頁。

（12） 郝時遠：《蘇聯的構建與斯大林民族定義的再闡發》，載王建娥、陳建樾等：《族際政治與現代民族國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4—112頁。

（13） 馬戎：《對蘇聯民族政策實踐效果的反思——讀薩尼教授（Ronald G. Suny）的〈歷史的報復：民族主義、革命和蘇聯的崩潰〉》，《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14） ［蘇］И·П·查麥梁：《蘇聯人民的民族結構及其變化規律》，趙龍庚譯，《民族譯叢》1982年第1期。

（1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編：《毛澤東民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頁。

（16） 王聯主編：《世界民族主義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頁。

（17） 關于這個問題，可參閱筆者的《族性身份的塑造及其政治后果》，《世界民族》2024年第2期。

（18） 費孝通：《簡述我的民族研究經歷和思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

作者簡介：周平，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云南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云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首席專家，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云南昆明，650091。

（責任編輯 劉龍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