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經濟學研究：理論演進和話語創新

王忠 車學森

內容提要 隨著世界秩序的演替以及經濟增長引擎的轉變，全球經濟發展的價值取向與核心理念發生了深刻變遷。伴隨著對傳統數理經濟學的深刻反思，人文經濟學研究逐漸從“隱學”演變為“顯學”，成為一種全新的理論框架和研究范式?；仡櫰浒l展脈絡，人文經濟學理論的歷史演進歷經人性與經濟交織之思的孕育階段、理性選擇與人文關懷兼具的萌芽階段、具有經濟行為嵌入性的初創階段、聚焦審美經濟與文化消費的拓展階段以及人文向度聚焦與延伸的深化階段等五個時期。構建中國人文經濟學話語體系是一個歷史性、系統性和實踐性的過程：一是在歷史維度堅持中國傳統人文經濟思想的守正創新，二是在理論維度把握經濟學數理邏輯與人文邏輯的交融共進，三是在實踐維度實現人文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實踐的互動統一。

關鍵詞 人文經濟學 人本主義 數理邏輯 人文邏輯 中國話語

王忠，澳門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教授

南方科技大學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車學森，澳門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為南方科技大學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2023年開放性課題重點項目“文明互鑒與城市文明創新——來自澳門的歷史與經驗”（IGUC23B007）的階段性成果。

一、引言

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指出：“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梢匝芯恳幌逻@里面的人文經濟學?！盵1]同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以蘇州為實踐樣本，進一步闡釋了人文經濟學研究聚焦的主題內核，即推動經濟與社會的高質量發展，實現傳統與現代、科技與人文的和諧共生[2]。人文經濟學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旨歸，超越了傳統經濟學僅關注經濟效率的局限，致力于實現經濟增長與精神福祉、文化繁榮的和諧統一，對于推動全球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具有深遠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隨著世界秩序的演替以及經濟增長引擎的轉變，全球經濟治理的價值取向與核心理念發生了深刻變遷。在此形勢下，如何有效應對全球性挑戰、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成為當下中國無可回避的時代命題。通過構建人文經濟學中國話語體系，可以深入分析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與人文精神的交融互進，探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社會和諧穩定與文化傳承創新相得益彰的中國路徑，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和價值引領。

二、人文經濟學的基本內涵與發展動因

人文經濟學作為一種獨特的經濟理念與研究體系，其基本內涵在于對經濟發展中所嵌入的人文價值進行系統性剖析與闡釋。首先，人文經濟學堅持以人的發展為核心的價值導向，突破了傳統經濟學的藩籬，強調在經濟發展中注重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關注人的需求、尊重人的價值、提升人的福祉。其次，在人文經濟學視野下，文化不再是經濟的附屬品，而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文化經濟化與經濟文化化的過程，實質上是文化與經濟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過程。文化經濟化代表著將文化資源轉化為經濟資本的過程，通過創新利用文化資源促進經濟增長與轉型升級。而經濟文化化則意味著在經濟活動中融入人文價值，以提升經濟活動的文化內涵與人文品質，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有機統一。最后，人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包括經濟行為的人文因素以及經濟制度的人文影響。具體而言，人文經濟學不僅聚焦經濟行為與經濟制度的表象分析，更致力于探究潛藏在社會結構背后的歷史脈絡和成因機制，從而使經濟發展更加符合人文關懷的價值取向。

基于人文經濟學的基本內涵，對其研究的發展動因可歸結為以下幾點：第一，人本主義需求驅動。這一核心動因源于人文經濟學的人文底色，研究焦點從單一的經濟增長轉向更為全面的社會福祉和文化需求的滿足。第二，文化與經濟融合發展。人文經濟學致力于探索文化與經濟的相互交融和共進互動，旨在實現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的雙重提升。第三，創新引領與價值提升。人文經濟學強調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通過引入新技術、新思維和新模式，人文經濟得以不斷突破傳統邊界，實現文化與經濟的價值躍遷。第四，全球化與本土化結合。在全球化背景下，人文經濟學既遵循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又注重地域特色的傳承發揚，賦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指引，為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堅實的理論邏輯。

三、人文經濟學的演進歷程

1.孕育階段：人性與經濟的交織之思（19世紀以前）

回溯人文經濟學的“原始發生”，可以清晰地發現人文經濟學孕育于人文道德的母體。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對于經濟活動規律的探討主要聚焦于理想狀態下的應然面貌[1]。當時的經濟學論述作為道德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核心關切在于探尋何為適當的商業與經濟行為。就早期經濟學而言，其不僅是關于財富的學說，更是對人、人的生存及其自身困境的探討；以一種警惕性的視角審視著財富追求與生活約束之間的關系，強調真正的善行不僅在于物質的富饒，更在于人的精神自由與道德境界的提升。亞里士多德在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時，就指出人的經濟行為無法脫離社會背景而孤立存在[2]。他認為經濟學應該服務于更廣泛的倫理和社會目標，而非僅僅局限于財富的創造與增值[1]，這一觀點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得到了充分的闡述。從古典時代的先哲到經院學派，再到重商主義學派，都對人類的“社會性”特征給予了極大的關注，這無疑為人文經濟學的誕生和發展提供了深厚廣博的思想底蘊。

隨著時間的推移，歐洲啟蒙時期的古典經濟學對經濟生活開展了第一次完整的考查。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問世，該著作以國民財富為核心，深入探討了其性質及產生機制，同時從市場經濟的角度審視了人類行為動機的復雜作用。這一研究路徑與人文經濟學的核心議題不謀而合，彰顯了兩者在理論關懷上的一致性。亞當·斯密指出，人類行為的主要動機是自利心而非仁慈。然而，他并未將自利視為唯一的驅動力，而是強調同情心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同樣具有重要作用。這種對自利與同情心的雙重關注，體現了斯密對人類本性的深刻洞察，也為人文經濟學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啟示[2]。亞當·斯密在涉足經濟學之前，已是一位道德哲學家。他1759年撰寫的《道德情操論》是對人類應遵循的道德規范的探索，闡述了人類自利和社會性的雙重屬性，他指出人類天生關心自己的利益，但同時也需要適應社會環境、關注他人及具備同情心[3]。這一觀點再次印證了經濟學研究與道德、社會和文化背景的緊密關聯。此外，《道德情操論》還對仁慈和正義在人類社會中的不同作用進行了區分，其中仁慈是個人化的、不受約束的，而正義是一種可受規制的社會美德及道德標準[4]。對正義的重視和強調，為人文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的道德基準。

早期的經濟學家盡管并未直接提出“人文經濟學”這一概念，但他們的研究成果卻為人文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通過對人類行為動機、社會性以及正義準則的深入探索，已有研究不僅觸及經濟的物質層面，更延伸至人類精神和社會價值的廣闊領域。經濟學家們從人本思想的視角出發，深刻揭示了經濟活動中所蘊含的人性、道德和倫理等核心問題，為人文經濟學后續的發展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滋養和理論基石，確立了人文經濟學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2.萌芽階段：理性選擇與人文關懷（19世紀70年代—20世紀初期）

19世紀下半葉，經濟學的關注對象逐漸從生產者轉向消費者。1871年，邊際革命的出現助推古典經濟學向新古典經濟學轉變。新古典經濟學以“精密方法”或“科學方法”為主導，注重數學和統計學的運用，強調理論的實證和量化分析。這種轉變使經濟學研究更加精確和嚴謹，標志著經濟學已作為一門科學開始深入發展。弗朗西斯·伊西德羅·埃奇沃思、歐文·費雪、弗蘭克·拉姆齊等學者相繼運用概率論、數理統計等工具來分析和解釋個體的經濟選擇行為。20世紀30年代，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肯尼斯·阿羅、羅拉爾·德布魯等，開始引入數學模型來模擬計算市場中的消費者行為，“科學的方法和實驗”在經濟學中得到持續廣泛的應用。新古典經濟學在闡釋實際經濟現象時，傾向于將復雜的經濟行為簡化為單一的理性選擇產物，卻未能充分考量文化、社會及歷史等多維度因素的交織影響，這是其理論的局限性所在。

盡管新古典經濟學在理論構建中側重于理性選擇及科學實證方法，但其實踐應用與人文關懷并非完全割裂。事實上，新古典經濟學仍然保持著對人的深切關注，并試圖在理性選擇與人文關懷之間尋求一種平衡[5]。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杰出代表，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提出，“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1]。這一論述深刻體現了新古典經濟學在追求科學理性的同時，對人文關懷的堅持與追求。馬歇爾進一步闡釋，經濟學要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務方面最有力、最堅決地影響人類行為的那些動機”[2]。新古典經濟學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人類經濟行為，進而為改善人類生存境遇提供理論支撐與實踐指導。

在實證主義盛行的時期，這一階段的學者逐漸意識到經濟行為與社會文化結構之間的深刻關聯。馬克斯·韋伯在20世紀初出版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被視為廣義文化經濟學的開端[3]，其探討了宗教倫理如何影響資本主義的興起。韋伯認為，新教倫理強調的勤儉、自律和進取心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4]。弗里特雷?！だ钏固卦凇墩谓洕鷮W的國民體系》中提出了建立生產力理論的必要性，并創新性地引入了精神生產力的概念，他指出文化、精神等要素與一般的物質勞動要素之間存在本質區別[5]。邊際效用學派則進一步將精神因素納入經濟學研究范疇，對人的消費偏好和決策過程進行了深入解析和闡釋。杰里米·邊沁率先使用“效用”一詞來描述商品“提供利益、優勢、快樂、好處或幸?！钡膬仍趯傩訹6]。上述學者的研究旨趣體現了新古典經濟學對于人類行為復雜性的理解，同時也開啟了人文經濟學發展的新篇章。

3.初創階段：經濟行為的嵌入性（20世紀40年代—20世紀末）

20世紀中期，隨著福利國家的建立、全球化浪潮的推進以及多重社會變革的交織，經濟現象的社會與文化層面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重視。面對一系列復雜多變的經濟問題，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和方法論已經捉襟見肘。在此背景下，人文經濟學在研究領域上實現了顯著的拓展，其不僅從更廣泛的人文視角審視經濟現象，還對傳統的以數理為基礎的經濟學范式提出了深刻的反思與批判。一方面，制度經濟學派深入探究了經濟行為背后的制度、權力和性別等多重因素，并將這些因素視為塑造經濟行為的關鍵環節，極大地豐富了人文經濟的研究維度。另一方面，人文經濟學積極吸納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以更加深刻地揭示經濟現象背后的社會文化邏輯，構建了獨具特色的人文經濟學分析框架。

20世紀40年代，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中對經濟活動與社會結構之間的復雜互動進行了深刻剖析。波蘭尼強調了經濟活動的“嵌入性”特征，以及非正式制度在塑造經濟生活中的關鍵作用[7]。這一觀點為后續學者如羅納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諾斯等在新制度經濟學領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諾斯在其代表作《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中，深入探討了制度因素如何影響經濟行為和經濟發展，特別是制度變遷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8]，其中對制度的分析延伸到了習慣、準則和規范等意識形態層面。

隨后，在1988年，美國經濟學家馬克·盧茨和肯尼斯·盧克斯在《人文經濟學：新的挑戰》中首次提出了“人文經濟學”（humanistic economics）這一概念。人文經濟學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范式，核心理念在于關注人類生活質量和幸福的提升，相關研究并不局限于物質財富的積累，而是將人類福祉和基本需求的滿足置于經濟行為的中心地位。在人文經濟學的視野下，福祉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涵蓋了物質需求、精神訴求、社會關系、文化生活和生態環境等多個方面[1]。此外，人文經濟學對經濟的目標也提出新的詮釋。相較于傳統經濟學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理念，人文經濟學以滿足人類基本需求和提升生活質量為根本價值旨歸。這種以人為本的經濟理念為評價和探索經濟的合理性與持續性提供了一種更為全面和真實的視角，也為經濟學研究注入新的人文關懷和實踐導向。

4.拓展階段：審美經濟與文化消費（20世紀50年代—21世紀初）

人文經濟學具有特定的歷史語境，在社會環境的變遷中不斷得到發展和完善。格爾諾特·伯梅在《審美經濟批判》中深刻揭示了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生產的重要轉型，即從滿足人的基本需要逐步轉向對欲望的開發[2]。消費社會的崛起、公眾幸福觀念的轉變以及階級社會逐漸分化所帶來的社會結構變遷，共同推動了審美經濟的形成與發展，使其在人文經濟學中得到廣泛的拓展和應用。通過梳理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文化工業批判、沃爾夫岡·弗里茨·豪格的商品美學理論以及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理論可以發現，審美經濟的理論旅行標志著人文經濟學有了全新的研究方向，進入了全新的拓展階段。

20世紀80年代，隨著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符號學在學術界的廣泛傳播，人文經濟學的研究焦點逐漸轉向消費者與文化產品之間的內在聯系。威廉森提出的文化消費理論在這一時期頗具意義。他認為文化消費是一種象征性的消費行為，人們通過購買、使用和展示文化產品或服務來表明自己的身份、價值觀和社會地位[3]。這種具有文化意義和社會意義的消費行為成為人文經濟學的重要研究議題[4]。邁克·費瑟斯通也強調了消費文化中符號與象征意義對消費行為的重要影響，主張重視經濟的文化層面與文化的經濟層面[5]。與此同時，皮埃爾·布爾迪厄提出的“文化資本”與“文化媒介人”概念，為人文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學理支撐和分析工具。其中，“文化資本”理論深刻揭示了文化作為一種資本形式在社會經濟結構中的運作機制，以及在社會區分和階級再生產中的關鍵作用。而“文化媒介人”概念的提出則進一步強調了文化因素在經濟活動和社會分層中的中介作用，凸顯了文化媒介者在塑造經濟行為和社會認知中的主觀能動性。

經濟領域的“文化轉向”為人文經濟學的發展指引了方向。法國的符號學與結構主義學派從語言、符號、文本的獨特視角展開研究，為人文經濟學研究注入新的理論活力。英國學派深入探討了“文化與社會”的復雜關系，意大利學派則對后現代社會與文化的認知提供了獨到見解。斯科特·拉什和約翰·烏里的研究進一步強調了經濟與文化之間相互融合的趨勢。他們認為，商品和服務的設計逐漸傾向于滿足特定消費者群體的審美和生活方式需求，這體現了經濟生產的“審美化”轉向。在后現代主義的語境下，個人與消費之間的關系被賦予“審美自反性”或“消費符號化”的特征，揭示了消費行為在身份建構和文化認同中的重要作用[6]。因此，文化消費不僅被看作是一種經濟活動，更被視為一種獨特意義上的生產和消費過程，蘊含消費者對身份、文化價值和情感體驗的追求。

回顧上述理論的發展歷程，這一時期的人文經濟學思想與19世紀以前亞里士多德的經濟思想形成對話與呼應。亞里士多德關注個人層面的經濟活動，而人文經濟學者則認識到消費者不僅是經濟市場的參與者，更是社會和文化現象的重要構成部分。消費者的選擇和行為受到個人信念、價值觀、社會身份以及文化環境的深刻影響。人文經濟學的拓展階段開啟了對傳統消費觀念的反思與挑戰，并以全新方式解讀經濟背后的文化意義和人文精神。

5.深化階段：人文向度的聚焦與延伸（21世紀初至今）

21世紀以降，受經濟全球化和社會科技化趨勢的深刻影響，人文經濟學的視角主要聚焦于“經濟空間”和經濟主體的研究層面，關注國家-地區特性、社會-經濟地理學、行為經濟學、創意者經濟以及認同者經濟等新興分支領域。這些分支不僅拓寬了人文經濟學的研究范疇，而且從不同視角揭示經濟活動與社會、文化、心理和地理等非經濟因素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共同構筑了21世紀人文經濟學研究的新圖景。

人文經濟學的理論演進呈現一個顯著的趨勢，即愈發強調經濟活動所嵌入的社會文化語境。阿爾貝特·赫施曼的“退出、呼吁與忠誠”理論揭示了經濟體系中個體的選擇不僅基于經濟利益，更受到文化、社會和倫理等多重人文因素的影響[1]。這種觀點挑戰了傳統經濟學經濟人假設的單一性，強調了人文因素在行為決策中的重要性。達倫·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羅賓森在《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中深入闡明了這一趨勢，系統探討了經濟制度、政治制度與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指出經濟的成敗不僅取決于經濟制度，還與文化、歷史和社會結構等人文因素緊密相關[2]。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批判了過分強調工具理性的偏頗，提出了“自由與可行能力”的框架，從文化、社會和倫理的角度重新審視了福祉的內涵。他強調，真正的福祉不僅在于收入的增加，更在于人們擁有的選擇和自由，而這些選擇和自由深受人文因素的影響[3]。此外，阿瑪蒂亞·森在社會選擇理論方面的拓展也突出了文化背景和社會價值觀在個體經濟決策中的重要性。意大利學者卡薩格蘭德在人文經濟學的前沿研究中，進一步強調了人性的復雜性和特殊性在經濟學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他在2023年的著作《人文經濟學——范式、系統和動力》中，深入探討了人本經濟要素在宏觀經濟周期發展中的影響，試圖在環境可持續性、經濟全球化等現代議題中揭示人性、社會與經濟范式之間的內在聯系[4]。

總而言之，不斷深化和拓展的人文經濟學理論及實踐，為全球經濟的復雜性和非均衡性提供了獨到的詮釋路徑與研究范式。這恰如馬克斯·韋伯百年前所倡導的，理解社會現象必須涵蓋對經濟、文化、社會、政治等多重維度的深入剖析。當代的人文經濟學正是秉承了這一研究傳統，不再囿于純粹和抽象的經濟理論，而是借助多元的方法論工具，以深邃的洞察力和宏闊的視野，探尋經濟現象背后的社會脈動與文化韻律，揭示經濟增長與文明發展之間多維的互動關系，為理解現代經濟社會的演進提供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視角。

四、人文經濟學的中國話語創新

1.歷史維度：中國傳統人文經濟思想的守正創新

中國傳統人文經濟思想為人文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土壤。民本思想肇始于商末周初時期，“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天人觀念，摒棄了“君權神授”的天命觀?！渡袝ぬ┦摹匪f的“惟人萬物之靈”，是中國早期人本主義的經典表述。從“神本主義”到“人本主義”的轉向，不僅標志著哲學觀念的深刻變革，更體現了中國傳統人文經濟思想的歷史展演?！坝^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思想基本奠定了中國數千年以來的人文主義傳統——以人為本、人文化成的發展理念，其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國的經濟思想與實踐，也構成中國傳統人文經濟思想的精神實質。

“義利之辨”是貫穿中國傳統人文經濟思想的核心范疇?！傲x”代表著道德、倫理和公義，是人格完善和社會秩序的基石；“利”則主要指向經濟利益，是生活需求和社會發展的動力。在這一思想體系中，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占據主流地位。儒家學派認為“義”與“利”在本質上是矛盾的，并強調要貴義賤利。如孔子所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明確地將義與利作為區分君子與小人的標準。孟子亦強調仁義的重要性，提出“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這些觀點都是儒家在“義利之辨”上的基本立場[1]。墨家學派則認為“義，利也”（《墨子·經上》），主張義與利的相互統一。西漢時期的董仲舒提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強調道義與功利的分離。他認為，追求道義不應受到利益的干擾，而應專注于道義的內在價值。宋明理學的代表程顥、朱熹則認為“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河南程氏遺書》），以及“利是那義里生出來底”（《朱子語類》）。陳亮、葉適等功利學派也主張“成其利，致其義”（《習學記言》），認為道義和功利是相互依存的。明清時期的黃宗羲、顧炎武和王夫之等杰出思想家延續了義利之分的討論，對人文經濟理論進行了深化和創新[2]?？梢哉f，“義利之辨”豐富了中國傳統人文經濟思想的理論內涵，為經濟活動提供了價值指引，其不僅影響了古代中國的經濟活動和社會秩序，還為現代市場經濟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啟示。

中國傳統人文經濟思想根植于深厚的道德倫理之中。管子提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牧民》），將經濟繁榮視為社會穩定和道德提升的物質基礎，其理論凸顯了經濟發展與道德進步之間的內在聯系。晏子認為“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左傳》），強調道德力量在規范經濟活動中的重要作用。這些思想正是中國傳統人文經濟倫理觀的生動體現，即經濟活動應服從于社會道德秩序?？鬃映珜У摹暗抡?，本也；財者，末也”（《禮記·大學》）思想，更是將道德視為經濟生活的根基。這一觀點不僅強調了精神追求對物質欲望的主導性，也揭示了中國人文經濟思想中道德與經濟的緊密聯系。在這種理念下，經濟發展被視為滋養民眾精神生活、提升社會道德水平的重要手段。晚清時期，西方經濟思想傳入，其與中華傳統文化發生了深度交融，一些學者嘗試將儒家的道德倫理觀念融入經濟活動中，提出了“道德經濟”的概念[3]。韋伯認為新教倫理中的“天職”觀念是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產生和發展的精神動力。類似地，古代中國儒家的修身齊家“成德”觀念也發揮著相同的歷史作用[4]。中國傳統人文經濟思想深受儒家倫理的影響，推崇誠信、勤奮敬業和修身正己等價值觀念，不僅構成了中國傳統商業倫理的基本內涵，還塑造了傳統商人的經營理念和行為方式，推動了中國人文經濟繁榮發展。

中國傳統人文經濟思想的一個顯著特征是以民為本的發展觀。早期民本思想源于古代統治者的實際需求。從維護統治的角度出發，“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的民本經濟思想應運而生。以管仲學派為代表的“輕重論”，晁錯、賈誼和董仲舒等提出的統制經濟與限田政策這類人道主義、文化主義經濟理念[1]，都主張國家應通過一定的政策干預，限制土地的兼并和保障民眾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實現社會的公平和穩定。與此同時，以司馬遷為代表的自由個人主義經濟思想提出的政策主張是“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史記·貨殖列傳》），認為應充分利用人的求富趨利的自然人性，讓其成為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內在動源[2]。雖然以國家為本位的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偏向于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但無論是經濟自由主義還是政府干預主義，都一致地指向“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史記·平準書》）的經濟治理目標，體現了中國傳統人文經濟思想對于經濟發展與民眾福祉并重的價值追求。唐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日益繁榮，中國傳統人文經濟中的民本思想在形式和內容上均有顯著發展。程頤提出的“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代呂晦叔應詔疏》），為民本經濟觀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哲學思想。這些思想在宋代得到了廣泛的實踐，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慈幼局、居養院、施藥局等官辦公共救濟福利機構的大量涌現，展現了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深厚的人文底蘊。

在人本主義思想的浸潤下，中國傳統人文經濟思想的守正創新促成了有利于市場經濟的三大基因：以世俗化為核心的經世致用，義利相兼的道德傳統，以及感性和理性并重的情理交融[3]。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以人為本”“仁愛”“和諧”等理念與人文經濟學的核心觀點不謀而合，為人文經濟學的中國話語建構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底蘊與理論基底。

2.理論維度：經濟學數理邏輯與人文邏輯的交融共進

經濟學在歷史演進中經歷了從自然哲學到現代科學的范式轉換，其中數理邏輯的融入和強化成為轉變的顯著特征。在16、17世紀之交，伽利略擯棄了古希臘以來的自然哲學傳統，創立了以數學和實驗為根基、以“描述自然現象”為任務，而非“解釋自然現象本質”的現代科學[4]。用數學和實驗取代描述作為科學理論基礎的主張極大地推動了西方經濟學數理邏輯的發展。啟蒙主義者承續了科學主義思想，將理性從人性中抽象出來，形成了片面的理性人假設。這一假設在古典經濟學中得到充分體現，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經濟學家以此作為理論分析的邏輯起點，但同時也成為主流經濟學內部矛盾的根源。19世紀末的邊際革命期間，實證主義在經濟學數理邏輯發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古諾、杰文斯、瓦爾拉斯、帕累托等學者運用數學工具進行經濟分析，標志著經濟學數學時代的開啟[5]。20世紀中期，數理經濟學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論等高級數學模型被納入實證分析，成為深入研究消費者行為、市場均衡、投資決策和貨幣政策等一系列經濟問題的重要方式。

伴隨著主流經濟學數理邏輯的演化，中國經濟學的人文邏輯則從另一維度對理性專制提出了深刻反思與批判。千禧年之際，中國經濟學界首次圍繞經濟學領域進行了一場關于“人文關懷”的探討。茅于軾提出經濟學研究不應局限于資源配置和市場運行的表面層次，而應更加深入地關注經濟行為背后的深層因素，如人文環境、文化價值等[1]。厲以寧在經濟學研究中創新性地引入人文因素，強調經濟學的人文關懷和社會責任，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理論、三種調節機制與三次分配理論以及“經濟倫理學”與“文化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推動了中國人文經濟研究的理論創新[2]。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宗旨和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有機結合，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人文經濟學，不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表現，更是一種符合中國語境的路徑選擇[3]。

在理論層面上，數理邏輯與人文邏輯之間的交融共進豐富了中國人文經濟學研究領域的多樣性。這種張力體現了邏輯推理與人文關懷之間的互補與碰撞，不僅推動了中國人文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創新，還深化了對經濟現象背后深層次社會文化因素的理解。通過整合數理邏輯的嚴謹性與人文邏輯的詮釋性，中國人文經濟學在話語構建上得以在更為宏大的視域下深入探究經濟過程的錯綜復雜與多元維度，從而擴展自身的理論體系和研究范疇。

3.實踐維度：人文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實踐的互動統一

人文經濟學為中國經濟實踐提供了理論依據與思想指導。人文經濟學強調經濟行為中人的主體性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探討個體需求、價值觀念以及文化背景如何影響并塑造經濟行為。從宏觀視角來看，中國經濟實踐的方方面面均可見人文經濟學理念的滲透。中國在制定和實施宏觀經濟政策時，始終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和本質要求，這既體現在對世界發展大勢的敏銳洞察和順應，科學規劃頂層設計以精準把握全球現代化的演進趨勢和普遍規律，也體現在對人民期望的深刻理解和有效回應，確保政策選擇與人民意愿的緊密關聯。因此，中國經濟規劃和政策體系展現的時代性、全局性、指導性，以及人民性、公平性和創造性，正是人文經濟學推崇的價值取向的生動體現。通過這一理論透鏡，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國經濟實踐中的主體邏輯和文化底蘊，進而為未來的經濟發展提供更加全面的人文視角。在微觀層面，中國式現代化蘇州樣本的歷史演進與實踐特質深刻彰顯了人文經濟學的文明邏輯。人文經濟學在這座城市的書寫，是將民眾民生作為根本之基，演繹人文與經濟和諧交融、共同發展的生動寫照。人文經濟學的蘇州實踐，實質上是自主發展、共同發展、質樸發展與精細發展的綜合體現[4]。在人文經濟學的思想指導下，蘇州的高質量發展不僅助推了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產業的轉型升級，更在深層次上蘊含城市的文化脈絡、價值追求和社會共識，推動蘇州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標桿示范以及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城市典范[5]。

中國經濟實踐為人文經濟學提供了理論驗證與適用場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深刻的改革創新以及顯著的價值躍遷，這些實踐成果不僅為人文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實踐基礎以及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路徑，而且展現了中國經濟的廣闊潛力與發展韌性，這些為人文經濟學提供了探索經濟轉型和制度創新的獨特視角。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人文經濟學的核心理念得到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的發展思路、經濟與文化的深度融合、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持續關注等，都在中國經濟的實踐中找到了生動的例證。此外，中國經濟實踐遇到的困境和挑戰，恰恰是人文經濟學需要關注和剖析的重點方向。這些現實問題不僅關乎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也對全球經濟發展具有普遍的啟示意義。通過對中國經濟實踐樣態的深入研究，人文經濟學理論體系可以不斷得到驗證和豐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和預見性得以增強，進而為全球經濟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在人文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實踐的互動統一中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理念在于追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1]。人文經濟學關注經濟發展中的社會公平、文化多樣性和生態環境保護等問題，強調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和人文關懷。由此可見，人文經濟學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取向高度趨同，共同指向一個更加公平、更為美好、更具品質的發展未來。人文經濟學通過深入挖掘中華傳統文化和經濟思想，為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提供了獨特視角。中華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等哲學思想，賦予了人文經濟學深厚的文化底蘊，其也在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中得到了廣泛應用，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和實踐指向。通過人文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實踐互動統一，不斷探索和創新經濟發展的新模式、新路徑，將為深刻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系統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要領、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行穩致遠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和實踐遵循。

五、結語

隨著全球經濟發展的價值取向與核心理念的深刻變遷，人文經濟學作為一種嶄新的理論框架和研究范式，逐漸在經濟學領域從“隱學”成為“顯學”。通過系統回顧人文經濟學的理論演進歷程，可以清晰地洞見人文性與經濟性交織融合的趨勢，以及經濟學中人文關懷和社會責任議題的日益凸顯。在人文經濟學的視野下，經濟行為不僅是理性選擇和物質利益驅動的產物，還被深刻地嵌入社會文化、價值觀念和人文精神的廣闊背景之中。這種對經濟發展深層次人文動因的挖掘，使得人文經濟學能夠更加深刻地認識經濟全球化時代潮流與人類文明發展規律。因此，人文經濟學研究必須突破傳統經濟學范式的局限，引入人文因素作為核心變量。通過這一路徑，人文經濟學不僅能夠推動學理層面的創新，更能夠在實踐層面為經濟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從而鞏固和提升人文經濟學的話語權及影響力。

人文經濟學的中國話語構建是一個歷史性、系統性和實踐性的過程，不僅是對中華傳統人文經濟思想的回望與傳承，還是對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積極回應。通過深入挖掘中國傳統人文經濟思想精髓，注重數理邏輯與人文邏輯交融共進的研究范式，加強人文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實踐的深度融合，推動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的良性循環，將有效構建起立足中國、借鑒世界、面向未來的人文經濟學中國話語體系。

〔責任編輯：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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