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性與特色性的辯證統一：中國式現代化的總體意蘊

亓光 李琦

內容提要 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全面呈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性、整體性和優越性。近代以來，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是社會有機體的整體性發展和歷史性跨越的過程和結果，因此在具體分析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性時，應該準確把握其總體意蘊。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理解中國特色的基本條件是充分認識世界現代化的完整樣貌、復雜理論和豐富實踐，根本前提是社會主義中國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經驗和發展性優勢。在厘清共同特征與共有典范差別的基礎上，將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色”置于現代化實踐的廣闊空間和歷史意義中，從方位、力量、優勢、策略等四個主要維度理解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實現整體變革的關鍵所在，以此破解西方現代化的迷思和障礙，最終闡明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關鍵詞 中國式現代化 總體意蘊 中國特色 共同特征 辯證統一

亓光，中國礦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李琦，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中國礦業大學基地助理研究員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比較視野下中國式現代化超越西方式現代化的話語體系建構研究”（23BKS064）的階段性成果。

一、前言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真正認識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善用整體思維，認清中國式現代化的總體意蘊，在對世界現代化全景式認識和本質把握的基礎上，全面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完整性、發展連貫性和內容全面性，深刻認識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性、歷史性和民族性之間的深入互構，進而準確把握中國特色是現代化一般特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基本規律。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1]。圍繞“中國特色”的理解問題，學術界進行了許多富有創造性又各有所長的論證，尤以三種理路為著。

一是橫向分類理路。此類研究主要使用兩個典型分析視角：其一，對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色”逐一闡釋，人口規模巨大是“鮮明特色”與“客觀前提”，共同富裕是本質屬性，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是內在要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綠色特質，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外部保障；其二，將“五大特色”作為基礎進行綜合性描述，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性、主動性、全面性、協調性、價值性”等本質特征。二是歷史生成理路。此類研究從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歷程中歸納概括“中國特色”，多聚焦中國式現代化的階段劃分。大多認為，中國式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有著本質聯系，其實質是在黨的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黨的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所有特色形成之本，而堅持社會主義根本方向和以人民為中心則決定了特色的本質屬性。三是比較超越理路。此類研究主張在世界歷史視域中進行縱橫式比較，由此發現中國共產黨在堅守“人本邏輯”“文明變革邏輯”“超越邏輯”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實踐和未來向度的“特色”所在，重點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非翻版性與自主現代化道路的文明新形態性。

在上述研究基礎上，下一階段的研究應進一步在世界與中國、歷時和共時的更高層次的邏輯關聯上理解中國特色，在現代化的一般與具體、理論與現實、世界與中國關系中彰顯具有整體變革意義的中國特色。為此，應該更加關注中國式現代化的總體意蘊，將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完整性、發展連貫性和內容全面性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性、歷史性和民族性的互構中加以闡釋。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總體意蘊：基本指向和核心要義

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有機體發展的重要理論成果、經驗總結和行動指南。社會存在的總體性形式決定了理解方法的科學性，即要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指向，進而在現代化的歷時性和共時性的有機統一中把握它的總體意蘊。

1.社會存在的總體性：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總體意蘊的基本指向

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發展變革的產物，既表現為一種行為的過程狀態，也體現為人類文明發展形態，是社會有機體總體性、系統性的演變。準確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應以社會有機體理論及其方法為前提。

馬克思認為，“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2]。人們的交往實踐帶來社會分工和社會關系的擴大，個人凝結為群體[3]；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分工越發復雜，社會群體越發擴大化、復雜化和系統化，由此產生了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領域。作為持續發展的有機體，社會具有自建構性、主體性、結構性和生成性等特征。所謂自建構性，是指社會總體“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于自己，或者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4]，是歷史發展規律的決定性和主體能動性的辯證統一結果。所謂主體性，是指社會總體是建立在人的物質生產基礎上的實踐主體。所謂結構性，是指社會總體各要素、環節在分化和整合中形成的結構性聯系。所謂生成性，是指人的實踐活動的歷史性和社會形態的更替性，即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由區域向總體。它們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內生于社會有機體的總體發展過程且受其規制。

社會存在的總體性決定了理解社會現象的方法論。首先是在實踐基礎上的主客體辯證統一，人通過實踐活動將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連接成有機體，并在人化自然的過程中不斷形塑和架構社會歷史。這是一個“具體的總體”，即通過現實的人及其實踐活動來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并構筑“全部社會生活”，其辯證統一于實踐的主客體關系構建了總體世界觀的基礎。其次是結構性和開放性的辯證統一，總體是一個有結構的辯證整體，各要素依據各自的“轉換規律”組成一種動態結構。這種結構具有共時性意義上的“守恒-封閉性”與歷時性意義上的“有限-開放性”。因而，社會有機體的各種現象只有在總體中才具有可理解性并被真正地理解。最后是歷史性與總體性的辯證統一，“現實的人”在不斷地進行歷史性生成活動，“一切社會現象的對象性形式在它們不斷的辯證的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始終在變”[1]，因此只有將社會現實及其認識活動理解為具體的社會過程，并將其置于統一的歷史過程中，充分發揮“社會想象力”，才能真正把握事物的性質與作用。

2.共同性和特色性有機統一是中國式現代化總體意蘊的核心要義

總體性是整體理解的前提思維。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要義是正確認識到其是世界現代化共同特征和中國特色的有機統一。中國式現代化在世界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產生，既與他國現代化存在時空的繼起性與領域的重疊性，又是黨領導中國人民創造的具體的、歷史的現代化實踐。所謂中國特色，基礎是具有現代化共同特征的中國實踐，二者的統一性意味著整體理解是必要的，即只有在科學理解“共同特征”的基礎上才能準確解釋“中國特色”是什么。

現代化最初以資本主義形式出現，資本的擴張加速了社會化大生產和普遍社會交往，推動著“資產階級主體范圍的擴大和同一性力量的增強”[2]。而“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3]?，F代化的發展與資本擴張之間具有趨同性，資本的擴張邏輯推動現代化的世界屬性，使其成了人類歷史上最深刻的社會變革。由此，中國式現代化生成于世界現代化之中，經歷了“被動卷入—主動應對—積極引領”的全過程，完成了由從屬者到開辟者的轉型，建構了“模仿—變革—超越”的實現邏輯。

從演變過程看，現代化是由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蔓延至全世界的。由內源性動力發揮主要作用的歐洲現代化開啟了世界現代化的“型變之鏈”并發揮著“示范效應”。對于中國，現代化歷史“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4]，即在起始階段便以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場為基礎發展，吸收了先發國家的基本理論和經驗教訓。隨著現代化世界版圖的展開，各國共同推動全球生產力、科技、市場等變革，現代化的國別實踐特點也逐漸被歸納為世界現代化的一般特征。同時，一般特征也承認特殊存在，即歷史和環境決定的具體國家的現代化。由此，中國式現代化便在結構上存在一般與特殊兩種維度，二者辯證統一于現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國特色的實踐中。

在現實中，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世界現代化歷史進程的一部分，但并不等于中國是世界現代化體系的依附?，F代化具有流變性，不同歷史階段和社會背景的現代化實踐具有不同的內涵和外延，現代化并不存在唯一的標準或模式。換言之，西方現代化的模式并不能適用于所有國家。在中國，傳統“王朝體系”的衰敗崩潰和世界體系的半邊緣化迫使中國社會及其主體力量進行“革命-發展”的社會變革，催生了中國現代化的最初探索；厚重綿延的中華文明涵養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總體品格，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前進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在艱苦奮斗中，獨立自主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殊氣質，中國式現代化也成了創造現代化新歷史的引領者和開辟者。

三、現代化的共同特征：合理凝練中國特色的基礎條件

作為世界歷史的基礎范疇之一，現代化具有共同特征是歷史的必然。中國式現代化是現代化的“基本樣貌-理論構想-實踐模式”的有機統一，構成“中國特色”的基礎條件。

1.“現代化”基本樣貌的共同性

首先，發達性是現代化的共同基本屬性。在現代化核心指標中，工業化和城市化最為關鍵。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基礎動力，以生產力和生產方式變革推動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變化；城市化與工業化相因相生，能有效聚集人才、市場、基礎設施等生產要素，是現代化的有效支撐。然而，現代化必須以人為標準，因此既表現為國家經濟水平的衡量指標，也體現為個人生活水平的基礎內容。在這里，當人的需要從單純的經濟追求漸趨轉向對如生態環境、自我實現、勞動模式等高質量生活的追求時，就逐漸形成了工業化、城市化、財富水平、消費能力和生活質量等現代化標準。

其次，文明性是現代化的內在動力和本質屬性。在現代化成為全球趨勢時，文明便與現代化同向互構。文明性是世界現代化的一般屬性，具有普遍現代性和個體獨異性交織出的多元特性。一方面，在唯物史觀視域中，社會存在是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主要由國家政治實體推動的現代化建設必然要與本土文明、現有社會結構相契合，使其成為現代化的內生性增長動力。另一方面，現代化建設是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統一，即要在遵循現代化一般規律基礎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而不能陷入同一化的邏輯悖論。

最后，戰略性是現代化的共同行動綱領。歷史證明，各國普遍以創新驅動強國化，實現現代化，發揮引領力。在這里，戰略性是現代化發展方式的一般性通則，其指向世界體系中現代化發展的同質問題。一是在尊重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基礎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二是正確認識現代化的客觀情境和現實條件，如資源、人口、自然環境等；三是在復雜多變的現代化歷史潮流中保持戰略穩定和道路自信。高超的現代化戰略，必須處理好應然和實然的關系，二者的有機統一體現在各國基于異質性事實而做出的戰略選擇、矯正和實施的協同意向。

2.“現代化”理論構想的共同性

首先，現代化理論呈現“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社會現代化—人的現代化”的理論變革。其中，以生產力發展水平為引領的經濟發展是現代化的中軸線，各種相互作用的變量形成的歷史合力總是圍繞其進行，從而促使整個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制度都與之相適應[1]。具體來說，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會突破原有社會的包容度，帶來社會分層和結構變化；這產生的“壓制-重構”的雙重張力影響政治穩定，必然挑戰既存政治體系。此種連鎖反應確證了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的“共生”：政治發展為經濟發展提供有序穩定的宏觀環境，而經濟發展為政治發展提供必要資源和持久動力。在這里，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的巨大變革必然擴散至各個領域，引發社會的整體變革。

其次，現代化的理論構建依然依托于先進工業國及豎立其上的經濟體系。伴隨著世界資本主義和經濟全球化擴張，西方先進工業國主導了世界經濟體系的建構。第一次工業革命催生的社會生產方式變革，使得交往和市場的世界性逐步形成，其“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1]。第二次科技革命提升了先進工業國的生產力水平優勢，使其以金融資本壟斷、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建構等方式實現了全球國家空間的控制和世界政治規制的壟斷，形成了典型現代化理論。第三次科技革命則借助壟斷資本主義，以其特定的“話語方式”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上升為唯一的現代化方案。歷史證明，西方現代化理論與資本主義的世界化同向發展，依托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進而產生了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的同構思維。

最后，現代化理論的訴求是“世界先進，達到發達水平”。發達是闡釋現代化目標時經常使用的共同概念，發達與“落后”（不發達、欠發達）是現代化目標的基礎理論范疇。在歷史上，工業革命以現代化的生產方式開辟世界歷史、塑造世界體系，使現代化理論更加內在地確證了發達與不發達的二元對立性。我們認為，準確理解“發達”要注意兩種解釋方式：一是基于西方思想界“傳統社會—工業社會—知識經濟社會”的軸線論，二是發展中國家必須以發達國家的水平和地位為標尺實現真正現代化的水平論。事實上，無論發達的單一因素決定論還是多元綜合作用論，現代性還是后現代性，“世界先進，水平超群”依然是由“發達目標論”勾勒的任一現代化的基礎目標和共同愿景。

3.“現代化”實踐模式的共同性

現代化是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率先探索并在世界范圍內擴展的世界歷史現象?！吧a的一切時代有某些共同標志，共同規定”[2]，資本主義達成現代化的實踐模式因其先發性和發達性業已漸趨成熟，故而可據其歷史發展過程總結出現代化實踐模式的共性，在一定程度上為其他國家和民族實現現代化提供重要的經驗總結。

現代化實踐的共同全球性狀況是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經濟全球化態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決定了當代的經濟結構和經濟體系，促使世界在整體上呈現以工業發展為動力、民族國家為主體、世界市場為基礎的社會化大生產體系。同時，此種體系與全球化相結合，在世界領域內區分出發達與不發達、中心-半邊緣-邊緣等現代化發展的梯次差異，突出體現了各國發展程度和地位影響的區別，進而呈現階段、模式、道路及實踐路徑的多元性。

誠然，當代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在擴大再生產中操縱著現代化話語權。資本邏輯下的市場法則向縱深發展，不平等邏輯已成為常態。這造成了現代化的兩種實踐趨向：一是發展中國家以發達工業國的發展狀態為指引，在模仿中探索本國現代化道路，不斷向著世界中心進發；二是發達國家支配的世界體系及其不公正規則已無法“隱藏”其局限性，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和全球化發展。顯然，在時代性和全球性的基礎上，各國對發達性的理想狀態的孜孜以求表現出一定的共同特征。

如今，各國在推進本土現代化時，在工業化、市場化、信息化、全球化等方面呈現出趨同性。歷史證明，工業化是世界現代化的核心動力，國別實踐則具有階段性、可預期性、不均衡性、復雜性等共同特征。近代歐洲工業革命引發一系列社會變革，為現代社會發展提供資源和技術，帶來開放的市場體系及以市場化為中心的全面規則化。而現代全球科技創新的驅動，帶來了全新的科技革命，世界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信息化已成為主要標簽。當今世界，以工業化為驅動、市場化為依托、信息化和全球化為渠道，現代化實踐加速了生產消費、社會發展、交往溝通等全方位的升級迭代，由此又強化了它們的共同特征。

4.現代化不存在“共有典范”

首先，現代化不等于西方化?，F代化源于西方，西方發達國家因其先發性與傳統后發國家形成巨大反差，成為世界經濟體系和政治秩序的構建者，將其技術標準、價值理念、社會關系甚至政治制度植入他國，打造現代化轉向的唯一模式，建構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敘事體系[1]。西方經典現代化理論的政治話語，其核心觀念是傳統社會將沿著西方已實現的機制和進程發展，以使西方自由主義獨占鰲頭。同時，西方發達國家借助“胡蘿卜+大棒”，實現了資本流向世界和利潤流向西方，造成了現代化之殤?？陀^而言，西方現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和歷史跨越，是真實存在的?！皹O為相似的東西，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盵2]任何簡單模仿或者被動接受，不但會帶來全面依附的關系，還將錯失新質生產力。事實上，現代化與西方化的生成時序不同，存在并行不悖的兩種實踐邏輯，實現的方式和路徑也并不互通，二者不應也無法等量齊觀。

其次，西方現代化受資本邏輯的支配。第一，資本的積累為現代化提供了物質前提。西方現代化的開啟確實是野蠻擴張、血腥侵略和殘酷剝削的結果，在舊生產方式被革除的同時，也帶來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的勞動者、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剩余勞動的價值增殖機制。發達國家壟斷世界市場和開辟殖民地攫取了全世界的貨幣財富、人口資源、自然資源及貿易市場，將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推向了全世界。第二，資本的運行為現代化提供了動力。資本的原始積累催生了資本邏輯，使勞動力持續物化為資本，“把自身的價值當做資本再生產出來，并且以無酬勞動提供追加資本的源泉的情況下，才能夠賣出去”[3]，以此占有剩余價值。在流通環節中，資本家為追求剩余價值和超額利潤，一方面在強化技術創新、勞動強度，另一方面卻持續降低工資，以掠奪方式提高生產力，資本的擴張本性使之循環往復并“合法化”，成為經濟、政治生活中的絕對支配力。第三，資本貪欲導致“發展困境”。資本的貪欲帶來資本的擴張，其的確催生了改革，但剝削才是其最根本使命。在資本邏輯中，空間的有限性與擴張的無限性、公平與財富分化、生態與經濟等結構性矛盾是無法克服的。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決定了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困境，而周期性經濟危機成為緩解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唯一手段，區域沖突和戰爭也屢見不鮮。

最后，西方現代化并非典范。其一，西方現代化是不可復制的?！把c火”書寫的現代化開篇已失去了歷史條件，無法在后發國家重演；而以自由市場、民主政治、社會自治、個體道德等為典范的西方現代化體系更是誘導后發國家以資本主義模式進入其主導的經濟體系，陷入了西方中心論的窠臼。這種極具隱匿性和宰制性的范式傳播必然導致資本主義世界“全球化”的演變局勢。其二，世界現代化本是一元多線發展的。歐美國家存在的“社會轉型”就是社會的結構性、系統性、功能性、開放性不斷復雜且強化過程，是生產力發展和生產方式變革帶來的社會整體性變化的結果。以此推之，在生產力進步的“一元”基礎上，應然地要求充分發揮主體意志根據本國國情進行多元選擇，強求一致是一種典型的不合理選擇。其三，后發國家應在“解釋—轉換—改造”中探索本國現代化道路。世界現代化在基本樣貌、理論構想、實踐模式等方面具有共同性，而西方發達國家占有先機。后發國家只有堅持獨立自主原則，正確認識本國國情，完整理解現代化的基本要素、結構體系、底層邏輯及目標導向等因素，有效完成“理論-實踐”的相互轉換，才能持續推進現代化實踐，最終找到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

四、現代化的中國特色：積極實現整體變革的關鍵所在

黨的二十大報告凝練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即“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道路”等五個特色。只有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成之根”，才能系統全面地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整體性變革。

1.中國現代化道路：中國特色的正確方位

準確理解“中國特色”，首要的是歷史性理解中國的現代化道路。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探索現代化的歷史活動，從而生成以生產力發展為軸，以社會主要矛盾變革為錨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標志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1]。由此，“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道路設想才具有了實現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而重工業發展和計劃經濟是這條道路的“標線”，按照“兩步走”設想，從“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到“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2]，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穩固的社會條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立足新歷史方位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階段性目標和戰略性安排，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點更加鮮明，“小康之家、小康水平、小康社會”則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詞[3]。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和外延不斷豐富。中國共產黨凝練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笨偨Y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特色，構建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兩步走”戰略安排，即“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4]。事實證明，“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笔侵袊浆F代化的歷史之軸。

總之，中國特色的正確方位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階段、時代方位和發展方向的有機統一。從戰略上認清這個方位，有助于我們主動把握世界現代化演進的準確坐標；在理論上對其精準凝練，有利于科學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規律與深刻內涵，堅定黨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進而強化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系統謀劃和戰略定力。歷史證明，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在全面認識和精準判斷時代坐標，始終堅持實事求是和獨立自主的發展原則的基礎上進行的科學戰略規劃。立足當下，時代坐標的歷史性、本質性和變革性等特征，內在規定了現代化道路的本土性、自主性和特色化，進而促進“中國特色”的內在覺醒，拓展了其發展空間。面向未來，只有在正確認識時代坐標和基本國情的基礎上，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進一步突破西方現代化模式帶來的種種障礙，緊扣“中國式”的所需、所指、所圖，持續凝聚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磅礴偉力。

2.黨的堅強領導：中國特色的根本力量

由于起步晚、難度大、干擾多，后發國家探索現代化需要凝聚現代化建設的強大力量。而如何實現從量變到質變、分散到聚集、波動到持久的力量總體化，是后發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關鍵。

歷史證明，西方國家以“社會中心主義”“國家中心主義”理論范式為指導進行現代化建設，其力量都具有完整、集聚、強勁且能夠持久存在等特征。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后發國家，既面對力量薄弱的“先天不足”，又存在力量分散的“后天失調”，社會的自發力量和國家的支配力量都無法真正發揮出來。因此，應以代表社會發展方向的先進組織為力量中心，將“國家-社會”的力量聯系起來并在中心牽引中形成持續作用的反應鏈，重建“追趕-超越”的總體力量。在力量整合中，既不能讓“國家變成了商業的附庸”[1]，也不能陷入“絕對主義國家的行政體系模式”[2]，而是通過具有先進性且居于領導地位的政黨以舉旗定向、資源聚合、利益表達等優勢來消除后發外源型國家前期“政治失序、社會動蕩和國家重組”的通病，促進社會發展變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力量在黨的領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領導決定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性質，只有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中國式現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榮興盛；否則就會偏離航向、喪失靈魂，甚至犯顛覆性錯誤”[3]。建設力量的整合形成合力，而合力如何持續且不斷增強是一個歷史難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面對錯綜復雜的形勢和瞬息萬變的時局，利益差異、意見分歧、意識形態對抗等問題都會阻礙建設合力的整合。只有在黨的領導下，發揮其強大的動力和持久的牽引力，才能堅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不動搖，創造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完善的制度保障。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和發展充分體現了黨的遠見卓識及凝聚共識、有效動員的領導力，彰顯了堅定初心使命的精神力量和自我革命、自我糾錯的強大發展能力。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使命型政黨。使命的人民性和無私性決定了中國共產黨能夠真正做到“絕無任何私利可圖”，始終將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最高實踐命題。事實也已證明，中國共產黨將人民至上嵌入治國理政和國家治理的底層邏輯，并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使其在領導民族復興中永葆前進動力。因此，只有在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式現代化才能扎根中國，在接續推進中開辟全面性、和平性、可持續性的現代化新路。

3.獨立自主：中國特色的獨特優勢

中國式現代化“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4]，而是在獨立自主探索中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依附問題是后發國家真正實現現代化的最大制約。近代以來，后發國家在經濟增長和政治獨立的二律背反中深陷泥沼、難以自拔。西方國家創造了一種支配性優勢，即它們先行建構并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這個體系允許局部變異，卻絕不允許根本變革；允許“大亂與小治”，卻無法忍受“大治與超越”。對于后發國家來說，政治變革易而社會變革難，非自主性的經濟增長易而自主創新發展難，存續“傳統”文化易而創造新文化形態難。尤為可悲的是，后發國家試圖通過“高度同質化”而接近西方發達國家，卻發現西方發達國家在核心利益和根本競爭力上設置了無法逾越的屏障。因此，后發國家只能簡單復制發達國家現代化道路以謀求生存，甚至放棄政治自主和國家主權獨立，艱難謀得“半邊緣”的存在地位，否則就易陷“脫鉤”的停滯困境。

堅持獨立自主是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現代化提供的最有價值的“自我優勢”轉“比較優勢”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堅持獨立自主，以自主和開放為基礎，在“汲取—融入—創新”過程中生成中國特色，產生現代化的內生動力源；以守正和創新為軸心，以社會主義為基線建構市場經濟體制從而進行經濟轉軌，“駕馭”資本要素使其服務于社會發展；以正當和有效為評價標準，要求現代化戰略必須實現“民意-效度-民生”的三位一體，以構筑美好生活為指向。在當代，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霸權主義來勢兇猛，全球化遭遇強勢逆流，其實質上是在東升西落的世界趨勢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欲重獲世界體系中的壓倒性優勢和霸權地位，如此就更須突出高水平自立自強，進一步強化獨立自主，盡快形成比較優勢凝聚下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先發優勢”。

4.總體規劃：中國特色的有效策略

毋庸置疑，世界各國現代化的發展時序、要素結構迥異，意味著中國的現代化趕超策略要注重疊加發展的總體規劃，即以社會主要矛盾變革為主線，以總量、結構、質量的階段性發展為指向，以系統要素的互融共通、良性互動為基調來推進現代化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探索要“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來，決定了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并聯式的過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疊加發展的”[1]。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156項重點工程到“四化”內容的變化，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進新型工業化，直至新時代強調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四化同步”，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逐漸由粗放的要素型、投資規模型驅動發展方式轉向以創新驅動、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為主線的“同步式、并聯式、疊加式”發展方式，以此消解西方資本主義模式帶來的城鄉、工農、收入分配等二元對立的內在張力，發揮資源集聚、科技創新、協調互動等優勢來實現中國社會的高質量和高速發展。

在并聯式、疊加發展的總體規劃下，中國式現代化始終持續加速推進，使中國快速追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并實現了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跨越。作為社會發展的系統性戰略，中國式現代化以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協調及不可持續性問題為導向，指出了高質量發展的歷史必然和發展必需，要求以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有效提升的結合來解決現代化發展的結構性難題。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需要系統性、一體化、統籌性、總體性的高質量發展戰略，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從發展機制看，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引，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從而驅動新質生產力發展，加快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從戰略部署看，要堅持和高水平對外開放、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在有效防范化解系統性風險基礎上，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構建現代化發展新格局；從協同機制看，要著力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和堅持一體化統籌發展原則，創造發展良好環境，確保同向發力，有效提升建設合力。高質量發展既彰顯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在人民性、平等性、協調性和共享性等發展維度上的價值內涵，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產生本質區別，又在實踐上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提供了路線圖和“施工表”，給世界現代化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責任編輯：史拴拴〕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頁。

[3]吳永生：《權力范疇與馬克思的政治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34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頁。

[1]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64頁。

[2]劉同舫：《馬克思論證世界歷史總體性的維度》，《學術界》2022年第9期。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頁。

[1]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中國的現代化之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0—82頁。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5頁。

[1]艾伯特·馬蒂內利：《全球現代化——重思現代性事業》，李國武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42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頁。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4頁。

[1]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4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頁。

[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頁。

[3]黨的十二大提出，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總目標是在二十世紀末實現小康；黨的十三大明確了“三步走”戰略，黨的十五大提出“兩個一百年”的目標，而黨的十六大則將小康目標提升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4]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3—24頁。

[1]哈羅德·J.拉斯基：《歐洲自由主義的興起》，林岡、鄭忠義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頁。

[2]賈恩弗朗哥·波齊：《國家：本質、發展與前景》，陳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頁。

[3]習近平：《正確理解和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光明日報》2023年2月8日。

[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76頁。

[1]《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