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衛健科技創新的網絡結構演化及分布式協同治理

鎖利銘 冷雪忠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基于‘網絡關聯的城市治理功能協同：機理、結構與迭代”，項目編號：72074129； 韓國崔鐘賢學術院、南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資助研究課題“后疫情時代中國區域治理的動態化模式轉型研究”，項目編號：AS2221； 南開大學文科發展基金科學研究類項目“面向網絡型城市群的協同治理機制、結構與模式創新研究”，項目編號：ZB21BZ0219。

作者簡介：鎖利銘（1979—），男，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南開大學中國政府發展聯合研究中心研究員，南開大學計算社會科學實驗室主任，博士生導師。

冷雪忠（1997—），男，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

摘要：多類創新單元協同是中國政府推進衛生與健康（以下簡稱衛?。┛萍紕撔滦芴嵘闹匾卫砝砟?，如何識別多類衛健創新單元協同的特征有待探索。本文吸收創新生態系統理論，借助多層網絡分析方法，從技術種群分布、網絡拓撲結構維度構建“多元—協同”診斷框架，識別多類創新單元在衛健科技創新實踐中締結的協同結構及其演化邏輯。以冠狀病毒防治（CPT）為例，發現其技術種群豐富度持續提升，多元技術種群關聯呈現從“產—學—研—個體”到“政—產—學—研”再到“政—產—學—研—醫—個體”的演進趨勢；網絡中多元技術種群協同效應不足，存在“多元”與“協同”分化的疏離風險；網絡呈現由“開放—緊密”型到“封閉—緊密”型再到“開放—松散”型的動態演進路徑。進而提出分布式協同治理理念，從制造差異、保護差異與協調差異等維度，探討中國衛健科技創新網絡趨向“多元—協同”發展目標的可行路徑。

關鍵詞：衛健科技創新；多層網絡；分布式協同；創新生態系統

中圖分類號：R-012;G3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１００３－１５０２（２０24）０2－０045－20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科技創新、衛生健康的融合式發展正成為中國推進健康中國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雙軌并進的重要舉措[1]。在國內社會發展形勢與國際科技競爭雙重作用下，推進衛健科技創新成為極具戰略性與緊迫性的建設工程。在保障人民群眾健康層面，當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正處于轉型期，應對人口規模巨大的基本國情，工業化、城鎮化、人口老齡化進程的持續加快，疾病譜、生態環境、生活方式的不斷變化，以及公共衛生領域現代性風險的快速集聚等情況，保障人民群眾健康需求面臨多重疾病威脅并存、多種健康影響因素交織的復雜局面[2]，科技創新是應對這種矛盾的“利器”[3]。在創新型國家建設層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不斷沖擊與重構全球經濟結構與科技競爭格局，眾多國家將衛健科技創新作為重點領域優先發展，陸續推出精準醫療、腦科學、“癌癥登月計劃”等科技創新規劃。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科學技術競爭格局，中國建設科技強國需要進一步重視衛健科技創新領域的高質量發展[4]。

推進衛健科技創新的高質量發展是一項復雜系統工程，依靠單一主體難以在有限時間內取得高效成果。應對各類創造性科學技術的涌現，社會結構的網絡化正成為人類社會面臨的客觀現實[5]。為推進衛健領域實現高水平科技創新、提升人民群眾健康福祉，國家有關部委出臺了《“十四五”衛生與健康科技創新專項規劃》等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指明了“多元—協同”以應對衛健科技創新復雜性的方向。多元科技創新主體的廣泛參與，不斷突破傳統三螺旋協同創新的行為邊界，促進了科學、技術、創新、市場、民主等一體化發展，拓展了知識交互場域[6]。與此同時，多元科技創新主體又構成了松散分布的異質性科技創新群落，引導多元科技創新主體在達成同類型技術主體間高效合作的同時，實現多類型技術主體群落間的有序協同[7]，是需要進一步探索的實踐議題。也就是說，探索一種分布式協同治理理念，提升多元技術主體分布式格局下的差異化優勢資源整合[8]，促進融合多元主體的科技創新生態系統在國家科技創新實踐與政策領域釋放集群效應。

基于此，本文引入多層加權網絡分析方法，揭示我國衛健領域科技創新網絡發展形態，其潛在的邊際貢獻在于：理論層面，補充創新生態系統理論在衛健科技創新領域的應用場景，建構“多元—協同”分析框架，刻畫技術種群豐富度與網絡拓撲結構二維特征下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的基本形態與動態過程；方法層面，構建一個基于技術主體異質性的衛健科技創新多層無向加權網絡模型，該模型可以作為一個基準模型擴展出更為復雜、更貼近現實的多元主體科技創新網絡；實踐層面，提出分布式協同治理理念，為推進中國衛健科技創新高質量發展提供有益的工具參考。

二、文獻回顧

（一）從三螺旋協同創新到創新生態系統

構建科技創新協同網絡是促進科學知識交互、技術創新突破的關鍵要素[9]。圍繞產學研三螺旋協同創新網絡，學者們在其結構特征、動態演化、培育機制、創新效應等維度展開了大量探索[10-13]。然而，隨著科技創新活動持續深化，產學研主導的科技創新體系難以有效解釋群體科學、公眾科學等科技創新發展模式，亟待推進三螺旋協同創新網絡的擴展研究[14]。在“卡脖子”技術難題領域，各技術主體需要付出更多的資源成本維持協作關系，協同創新需要外部力量提供保障[15]。協同創新網絡構建逐漸由單個技術主體的自主行為轉變為組織設計的引導式推動，如科技創新政策、試點科技工程等[16]。政府作為與產學研三方利益相關的管理者，具有穩定的財政資金投入能力與較高的資源調配能力[17]；但是，部分研究指出，在政產學研四螺旋協同創新網絡中，政府和企業作用明顯，四者之間的“多元—協同”創新效應卻不足[18]。

生態系統是不同種群組成的穩態整體，強調生物種群與環境、生物種群間的功能互動[19]。這一理念為擴展三螺旋協同創新網絡研究、理解多元科技創新主體間關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衍進——創新生態系統。創新生態系統本質上是連接多元個體與系統整體的協同創新機制[20]，具備共享開放、互補耦合、要素交織等特征，呈現出由“可持續發展”到“開放創新”再到“價值創造與協同創新”最終到“價值共創”的脈絡[21]。創新生態系統中技術種群間的適應性關聯，對創新價值實現至關重要。身處不同專業領域、不同組織機構、不同社會階層的技術種群，逐漸形成以共同科研而非共同學科、共同職業而非共同組織的開放式創新共同體，影響科學知識的生產方式[22]。在創新生態系統理念下，科技創新合作的技術種群更加多元，技術種群間的協作網絡呈現顯著的“共生產、共創造、共演化”特點[23]。

（二）中國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研究進展

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的高質量發展依賴多元技術主體間的動態協調與有機互動。中國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的既有研究聚焦于兩個層面。單技術主體視角下的網絡研究主要探索醫藥企業合作網絡結構及動態變遷，側重于分析醫藥企業參與創新網絡對其創新績效與市場逐利的影響。例如，付韜等構建京津冀上市醫藥企業的科技創新網絡，并分析其網絡特征對創新產出的影響[24]。多技術主體視角下的網絡研究主要探索以產學研為核心的科技創新網絡的主體分布和結構演化[25]。例如，萬媛媛等分析高校與醫藥企業在生物醫藥技術創新和生物醫藥制造兩個領域的合作網絡[26]；馬永紅等研究醫藥企業、高等院校與研究機構間的醫藥產業創新網絡關系[27]；姜南等從產學研協同視角分析江蘇省醫藥產業科技創新網絡發現，企業主導、高校和研究機構參與的協同創新體系難以有效應對外部沖擊帶來的風險，較難形成長期的研發合作關系。因此，需要進一步考慮政府部門等主體在衛健科技創新體系中的作用，做好公共衛生用藥技術儲備以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28]。

（三）研究切口：屬性差異與關聯特征

三螺旋協同創新到創新生態系統的理論演進表明，科技創新逐漸向開放式、多元化的主體生態演進。異質性科技創新主體通過信息、知識、技術等多種資源流的連接與傳導，形成了競合共生的復雜巨系統。然而，從中國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的研究進展來看，學者們依然以產學研協同創新為主要視角，忽視或弱化了政府、社會公眾、醫院等主體的科技創新行為。盡管產學研三螺旋協同創新能有效地刻畫衛健科技創新領域較為重要的技術主體間的協同行為，但其在解釋開放性、多元性、協同性等網絡特征時仍存在不足。創新主體多元化趨勢下協同創新網絡研究需要充分考慮異質性主體的影響[29]。為了深入分析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的“多元—協同”特征，有必要進一步考慮多元技術主體的屬性差異、關聯特征，對科技創新網絡展開多層次、動態化的深入分析[30]。

三、框架構建

衛健科技創新涉及多類技術單元，本文將政府部門、醫藥企業、高等院校、研究機構、醫療機構、科研個體等異質性技術種群間的交互定義為多層無向加權網絡（見圖1）。

宏觀理念層，堅持保障人民健康與建設科技強國戰略目標的理念指引，這也是當前中國政府促進衛健科技創新的核心要義；面向中國式現代化實現目標，以科技創新保障人民健康，具有鮮明的時代價值，體現了中國構建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的外部導向。中觀結構層，主要關注網絡路徑的類別差異，分析多技術種群內部、多技術種群之間形成的復雜關聯結構，這種多類網絡路徑交互帶來的差異化協同效應是促進衛健科技創新網絡持續生長的內生動力。微觀節點層，主要關注網絡節點的豐富度，探尋政府部門、醫藥企業、研究機構、高等院校、醫療機構、科研個體等異質性主體構成的多主體種群生態，吸引異質性網絡節點加入是構建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的起點。

衛健科技創新網絡內包含的政府部門、科學家、高校、企業、社會公眾等多元科技創新主體在彼此作用、相互協調過程中結成復雜且高度相互依賴的多層網絡結構，同時在創新價值實現過程中實現內在系統演化，生成新的網絡形態[31]。創新生態系統理論提出的技術種群概念，為理解多元主體的異質性關聯提供了理論啟發。此外，多層網絡分析是研究復雜系統的一種角度和方法，它關注同一層節點之間的關系以及不同層節點之間的相互作用，展示了多層網絡的局部和全局結構特性。多層網絡是理解復雜系統性質和功能的一種途徑，對理解衛健科技創新網絡中多技術種群的交互行為具有較好的契合度[32]。有鑒于此，本文綜合創新生態系統理論與復雜網絡分析思想，從技術種群與網絡拓撲視角出發，構建中國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的“多元—協同”二維分析框架。

（一）技術種群分布

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由多類型技術種群構成，各技術主體間基于價值創造與共享，建立彼此間的關聯與制約，進而生成不同拓撲形態的網絡結構，多元化技術種群攜帶的異質性資源是衛健科技創新網絡持續生長的關鍵動力。識別并劃分衛健科技創新網絡技術種群，是分析衛健科技創新網絡技術種群多樣性的重要依據。參考已有研究，初步結合不同主體名稱進行技術種群劃分[33]，具體識別與劃分標準見表1，對于初次屬性劃分不明的主體，將結合其從事內容進行二次確認。

（二）網絡拓撲結構

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的拓撲結構能有效反映多元技術主體間的合作形態。借助經典的網絡分析模型，刻畫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的拓撲特征，主要的分析指標包括平均路徑長度、網絡密度、平均聚類系數等[34]。平均路徑長度反映衛健科技創新網絡中任意技術主體之間發生科技創新關聯需要耗費的網絡溝通成本，平均路徑長度值越小，網絡中任意技術主體之間發生科技創新交流、合作行為的成本越低，創新型資源要素傳播范圍越廣、傳播效率越高；網絡密度是衛健科技創新網絡中技術主體之間實際科技創新關聯頻數與理論最大科技創新關聯頻數的比值，網絡密度越大，網絡中技術主體之間的科技創新合作越密切，創新型資源的配置效率越高，科技創新主體的協同性越好；平均聚類系數反映衛健科技創新網絡中不同技術主體間建立緊密合作關聯的可能性與難易程度，一般而言，平均聚類系數越大，網絡中不同技術主體間的知識、資源、信息等要素的流動性越好，網絡越趨于穩定且緊湊的發展格局[35]。

（三）“多元—協同”：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的分析框架

“多元—協同”二維分析框架（見圖2）的立論依據來自政策導向、理論支撐與實踐檢視。政策導向層面，衛健科技創新發展的政策文件對多主體協同的發展方向進行了動態的理念迭代，“多元—協同”的理念為框架構建提供了政策依據；理論支撐層面，超越產學研為主的三螺旋協同創新體系進而探究包含多元化技術種群的科技創新生態系統已經成為協同創新領域理論研究的重要轉變方向[36]，現有研究對科技創新生態系統中的技術種群豐富度、網絡協同性的探索為框架構建提供了理論依據[37]；實踐檢視層面，中國衛健科技創新的發展趨向包含政府部門、醫藥企業、高等院校、研究機構、社會公眾、醫療機構等多元主體的大眾科學階段，為框架構建提供了實踐依據。

技術種群與拓撲結構兩個視角可以從異質性主體關聯與主體結構兩個維度揭示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的現狀及其動態演進過程[38]。具體而言，以衛健科技創新網絡平均加權度與相對網絡密度均值作為多元與協同的臨界點將網絡劃分為4種發展形態：“開放—緊密”型、“開放—松散”型、“封閉—松散”型、“封閉—緊密”型。平均加權度反映衛健科技創新網絡中技術種群關聯的豐富度，平均加權度值越高，說明技術種群關聯度越高，網絡越具有開放性，利于技術擴散、技術突破，開放式科技創新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網絡主體間的合作越封閉。相對網絡密度描述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的合作情況，相對網絡密度值越高，網絡中共享信息、技術等資源的可能性越大，越利于知識交互、實現關鍵技術科研攻關，反之科技創新主體間合作關系越松散，信息、資源流通度越低。

四、案例引入

（一）案例樣本

本文以冠狀病毒防治（Coronaviru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CPT）技術研發作為考察案例，闡明上文構建的中國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的“多元—協同”二維分析框架的應用性與解釋力，原因在于：

第一，從案例代表性層面來看。以CPT為代表的重大傳染病防治是中國衛健科技創新領域的重點建設工程，既需要科技創新支撐，同時又為科技創新帶來了新發展契機，促進了重點科技創新領域的突破發展。該領域科技創新涉及治療用藥、預防用藥、檢測和診斷試劑、醫療器械、防護產品、醫藥消毒、醫療廢棄物處理、廢水處理、人工智能及大數據應用等多技術領域，呈現出科技創新的高度復雜性與多元性。此外，該領域科技創新兼具常態化與應急化的科技創新發展周期，以該領域作為“多元—協同”診斷框架的應用情景，具有較好的案例代表性。

第二，從案例研究數據層面來看。文章借鑒一些學者兼顧數據集傳統與過程追蹤傳統的案例研究思想[39]。自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發生以后，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在CPT領域開展持續的科學技術探索與基礎科學研究。專利合作是多元主體突破創新壁壘的重要科技創新行為，2020年中國專利信息中心攜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專利審查協作北京中心共同開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防疫專利信息共享平臺”，整合了中國在該領域相關專利信息，長周期的專利數據為案例考察提供了數據集與過程追蹤基礎。

（二）數據概況

本文將專利申請人所在國設定為中國（包含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臺灣?。?，專利公開時間截至2021年12月31日。初步篩選相關專利數據共5142條，經人工合并去重、去除無效專利后保留4210條專利數據。針對信息缺失的專利，結合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檢索平臺、中國專利全文數據庫（知網版），進行人工檢索、補充。中國CPT領域專利技術研發相對較晚，21世紀初期開始對該領域核心專利技術進行探索。根據統計數據，2003年左右該領域開始出現專利技術合作行為，整體上該領域聯合申請專利數量較少，以單一主體申請為主，合作申請專利數量占比在20%左右（見圖3）。

合作專利申請數量兩個增長峰值分別出現在2003年和2020年，這與傳染性非典型性肺炎（以下稱SARS）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稱COVID-19）暴發的年份相吻合。為進一步分析中國CPT領域科技創新網絡的動態演化特征，本文結合聯合申請專利數量變化趨勢和21世紀3次冠狀病毒暴發時間節點，將中國CPT科技創新專利劃分為3個演進階段：第一階段（2003—2011年），2003年SARS疫情是該階段的標志性事件，該階段專利合作數量共82條，受SARS疫情影響，2003年一年合作專利數量達26條；第二階段（2012—2019年），2012年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以下稱MERS）是該階段的標志性事件，該階段中國未受MERS疫情大范圍沖擊，CPT領域專利合作數量整體較少，共38條；第三階段（2020—2021年）， COVID-19疫情是該階段的標志性事件，該階段專利合作數量493條，僅2020年一年合作專利數量達到359條。

（三）數據處理

本文將聯合專利申請人視為節點，將專利技術合作視為連邊。根據節點間合作頻次賦予連邊權重，進而編制點文件和邊文件，其中點文件是對聯合專利申請主體的節點統計；邊文件則是對聯合專利申請主體關系的具體描述。如果存在A、B兩個專利合作主體，則邊關系處理為A-B，如果存在A、B、C 3個專利合作主體，則邊關系處理為A-B、A-C、B-C。以此類推，本文構建了包含政（G）、產（I）、學（U）、研（R）、醫（H）、個體（P）等多技術種群的CPT科技創新多層無向加權網絡，刻畫科技創新網絡的多層關聯特征，分析技術種群的分布態勢，并進一步統計CPT科技創新網絡的協同拓撲結構特征，用以分析多技術種群協同關聯的現狀。

五、案例分析

（一）開放趨勢顯著：CPT科技創新技術種群豐富度持續提升

中國CPT科技創新網絡中不同技術種群差異性明顯，呈現產、個體、研、學、醫、政次序下的倒三角形（見圖4）。

網絡中的核心技術種群是醫藥企業類技術主體，共363個醫藥企業類技術主體參與專利技術合作，占比約47.1%；其次是科研個體、研究機構、高等院校類技術主體，三者共占比約40%；高等院校類和研究機構類技術主體在網絡中的數量分布較為均衡，未出現明顯的波動趨勢；科研個體類技術種群在網絡中也發揮重要作用，共126個科研個體類專利技術主體參與專利技術合作，僅次于醫藥企業；醫療機構、政府部門類技術主體共占比約13%，在網絡中的參與程度相對較低。結合異質性技術種群間的多層關聯，本文進一步刻畫了中國CPT科技創新網絡的多層組間關聯圖。

第一階段（2003—2011年），網絡的技術種群分布呈現“I-U-R-P”型，如圖5a。該階段專利合作單層網絡的層內關聯緊密，多層技術種群間也建立了較多的層間關聯，網絡處于較開放的狀態，但是政府、醫院等主體參與度相對較低。網絡內共涉及93個專利主體，個人參與專利技術合作最多，共31個個人專利主體，其次是企業主體22個、高校主體18個、研究機構主體15個，該階段專利合作主體集中分布于“I類、U類、R類、P類”。從專利合作關聯路徑來看：U類節點共參與51條合作路徑，占比總合作路徑43.59%；P類節點共參與44條網絡合作路徑，占比總合作路徑37.61%；R類節點共參與43條網絡合作路徑，占比總合作路徑36.75%；I類節點共參與22條網絡合作路徑，占比總合作路徑18.80%；H類、G類節點參與網絡合作路徑較少?！癙-P”“U-R”“I-I”“U-P”“U-U”是主要的科技創新主體合作類型，占比專利合作路徑近80%。

第二階段（2012—2019年），網絡的技術種群分布呈現為“G-I-U-R”型，如圖5b?？傮w上該階段專利合作路徑較少，專利合作以同類型主體間合作居多，跨技術種群合作的專利數量大量減少，專利合作網絡相對較為封閉。網絡內共涉及69個專利主體，企業參與專利合作最多，共27個企業專利主體，研究機構主體16個，高校主體13個，政府部門主體10個，該階段專利合作主體集中分布于“G類、I類、U類、R類”。從專利合作關聯路徑來看：R類節點共參與28條網絡合作路徑，占比總合作路徑40.58%；I類節點共參與25條網絡合作路徑，占比總合作路徑36.23%；U類節點共參與19條網絡合作路徑，占比總合作路徑27.54%；G類節點共參與15條網絡合作路徑，占比總合作路徑21.74%，G類節點專利合作路徑快速增多，但是G類節點與企業、高校、研究院所、醫院等主體之間尚未發生多元合作；H類、P類節點參與網絡合作路徑較少?！癠-R”“I-I”“G-G”“I-U”“I-R”是主要的合作類型，占比專利合作路徑近75%。

第三階段（2020—2021年），網絡的技術種群分布呈現“G-I-U-R-H-P”型，如圖5c。該階段網絡的開放度快速深化，出現了更多的跨技術種群合作路徑。網絡內共涉及598個專利主體，相較于前一個專利技術發展周期有了近9倍的增長。企業參與專利技術合作依然最多，共333個專利主體，然后是個人主體102個，研究機構主體69個，高校主體63個，醫院主體62個。該階段專利合作主體相對均衡地分布于“G類、I類、U類、R類、H類、P類”。從專利合作關聯路徑來看：I類節點共參與547條網絡合作路徑，占比總合作路徑66.38%；P類節點共參與312條網絡合作路徑，占比總合作路徑37.86%；R類節點共參與298條網絡合作路徑，占比總合作路徑36.16%；U類節點共參與242條網絡合作路徑，占比總合作路徑29.37%；H類節點共參與228條網絡合作路徑，占比總合作路徑27.66%；G類節點共參與82條網絡合作路徑，占比總合作路徑9.95%，G類節點專利合作路徑總量繼續增多，與更多類型節點建立合作關聯?！癐-I”“P-P”“I-U”“H-H”“U-R”是主要的網絡合作類型，占比專利合作路徑近90%。

（二）協同效應不足：CPT科技創新網絡主體協同度持續減弱

整體來看，中國CPT科技創新網絡表現出以下特征：第一，平均路徑長度為5.182，專利合作網絡中節點之間建立關聯的成本相對較高，任意兩個網絡節點產生信息資源關聯需要耗費5.182個網絡社交成本。第二，網絡密度值僅為0.002，網絡密度值較低，專利合作網絡內網絡節點之間合作關系整體較為松散，多元主體合作協同性較差；網絡平均聚類系數0.765，結合網絡平均路徑長度值來看，具有小世界網絡特征。第三，網絡結構內部存在較多的閉環網絡，部分封閉子網絡見圖6。封閉子網絡內部各技術主體保持緊密科技創新合作關系，但是子網絡的封閉性較強，與外部網絡節點不建立網絡關聯，模塊化特征以分離型模塊為主。整體網絡連通度較低，各主要合作路徑之間沒有建立有效關聯，科技創新網絡向心性弱，大部分節點之間的關系較疏遠，網絡資源控制力較強的節點較少，網絡節點間距離較大。

中國CPT科技創新網絡表現出有機關聯、動態發展的組織現象，在外部動態需求作用下多技術種群基于共同價值創造，通過持續交互和反饋促進自生長，從而實現技術的創新迭代和生態系統的演進與升級（見表2）。

第一階段（2003—2011年），不僅同一技術種群內的主體關聯較緊密，不同技術種群間也建立了較多的跨技術種群合作關聯。從網絡拓撲結構特征來看，該階段網絡加權度為2.516，相對網絡密度為0.027，總體科技創新網絡合作密度不高。但是，在3個專利技術發展階段內，這一時期多技術種群間合作關系最為緊密。最大聯通網絡節點33個，網絡平均路徑長度為1.387，不同技術種群建立合作關系的網絡成本較低，大部分專利技術主體能建立跨技術種群的網絡合作關聯。網絡聚類系數較高，也反映出大部分專利技術主體合作的傾向性高。

第二階段（2012—2019年），該階段網絡內的關聯路徑數量較少，專利技術合作以同一技術種群內部合作居多，跨技術種群的專利技術合作較少，網絡出現趨于封閉的態勢。該階段網絡加權度為1.588，相對網絡密度為0.023，總體網絡合作密度出現了進一步降低的趨勢，并且該階段主體數量快速下降，減幅約25%，專利合作主體的技術種群多樣性進一步降低。但是在3個專利技術發展階段內，這一時期網絡內多元技術種群間合作關系建立的網絡成本進一步減少，網絡平均路徑長度減少為1.167。最大聯通網絡節點27個，相較于上一階段網絡連通度有所減弱，網絡聚集系數為0.735，也有所減少，但是網絡節點間合作關系依然較緊密。

第三階段（2020—2021年），該階段網絡的開放度快速提升，出現了更多的跨技術種群合作路徑，政府部門、醫藥企業、高等院校、研究機構、醫療機構、科研個體參與科研攻關中的均衡程度不斷提高，逐漸形成聯防聯控型的多元衛健科創體系[40]。這一時期，網絡加權度為2.518，相對網絡密度為0.003，但在科技創新網絡的技術種群類型快速提升的同時，多元技術種群之間的網絡協同性卻出現了顯著降低的趨勢。作為3個專利技術發展階段內專利數量激增、專利主體迅速多元的發展時期，該階段網絡連通度較低，近70%的網絡節點處于整體專利合作網絡的邊緣，信息、資源交換能力較弱。網絡平均路徑長度為6.426，網絡節點間建立合作關系的網絡成本進一步上升。

（三）“多元—協同”尚未實現：CPT科技創新網絡呈多元松散發展趨勢

第一階段（2003—2011年），網絡結構生成的初始階段。同一技術種群內的最初關聯可能建立在長期的既有合作基礎之上；開放的網絡結構則吸引了更多類別的技術種群加入，通過互補的技術創新與合作組織之間的關聯，原有較簡單的線性科技創新模式萌生為初步的多層交互網絡生態模式。例如，這一階段不僅有了“南開大學—清華大學”這種單技術種群內的專利技術合作關聯，還出現了“南開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這種跨技術種群間的專利技術合作關聯。這一階段“開放—緊密”的網絡結構使得科技創新網絡在吸納異質性網絡成員的過程中完成新型關系的構建，并通過共享資源、協同分工等形式提升創新生態系統的自適應能力。

第二階段（2012—2019年），相對穩定的網絡內部成員之間的依賴關系更加強烈。相較于前一階段，網絡成員數量減少，核心主體是穩固的“政（占14%）—產（占39%）—學（占19%）—研（占28%）”，這些技術種群間形成平衡依賴的多層交互網絡關系，網絡中信息和資源交互更加頻繁，形成“封閉—緊密”型網絡結構?？萍紕撔聟⑴c者之間創新擴散的模仿、學習等行為不僅滿足了單個技術種群的發展，還保障了不同技術種群之間能夠實現更深入的交流和分享，協同效率和分工效率凸顯，在共生中完善創新環境，保障了價值創造，推進了技術的升級和迭代。

第三階段（2020—2021年），COVID-19暴發給CPT科技創新生態系統帶來了外部沖擊。該階段科技創新多元主體生態具有極大的特殊性，專利數量在短期內高速浪涌，引發了科技創新主體異質性的大幅度提升。這是一個新的技術創新生態周期，突發性公共衛生安全事件改變了上一階段中國CPT科技創新網絡的“封閉—緊密”形態，在政府部門這類領導型主體的推動下以及在市場需求的拉動下，培育和刺激了更多元的技術主體加入，參與主體相較于前一階段有了顯著增加，尤其是涌入了大量的醫藥創新企業。這一時期，科技創新網絡形成了“開放—松散”的網絡結構，技術種群類別快速增長，技術知識和物質資源的互補及匹配要求更高。雖然不同專利技術主體間關聯不緊密，但是開放的生態系統也會激發相關系統的創新，尤其是衛健數字技術層面的科技創新。它一方面實現了CPT創新生態系統的自適應韌性，另一方面也拓展了CPT創新生態系統的外部支撐，強化了衛健創新生態系統內外的創新環境。

中國CPT科技創新網絡的形態經歷了由“開放—緊密”型到“封閉—緊密”型再到“開放—松散”型的演進路徑，并有進一步向“封閉—松散”型演進的動態趨勢（見圖7）。案例分析說明了技術種群與網絡拓撲兩個維度是分析衛健科技創新網絡“多元—協同”特征的適用視角。同時案例分析也表明構建中國衛健科技創新的“多元—協同”網絡形態，需要進一步關注松散分布的多技術種群間的協同問題。

六、衛健科技創新的分布式協同治理取向

“多元—協同”不僅是政府部門推進衛健科技創新的一種倡議，更是一種政策目標和治理手段。然而，既有理論研究與案例考察都表明衛健科技創新網絡存在抑制聯結多樣性的趨勢，同種類或相似種類的主體間傾向于形成同質化關聯，進而形成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的疏離風險[41]。構建“多元—協同”的衛健科技創新網絡就需要在“多元”和“協同”之間尋找一種柔性的差異均衡路徑，形成分布式協同格局，降低多元與協同分化趨勢下的網絡疏離風險，打造多元主體充分涌現且緊密協作的衛健科技創新生態系統[42]。具體而言，分布式協同就是要在整合多技術種群異質性資源的基礎上，提升技術種群連接的多樣性，通過制度構建協調差異，實現系統效應。

首先，制造差異，增強衛健科技創新的主體多元性。衛健科技創新涉及多個領域，推進衛健科技創新的多元化，需要政府部門牽頭為多元科技創新主體提供基礎平臺、資源激勵，推進衛健科技創新領域率先邁進“大科學時代”；出臺衛健科技創新專項發展政策，增強對衛健領域科創孵化的扶持力度，吸引以醫藥企業為代表的技術主體參與科技創新，形成多類科學群體融合的創新生態；重視文化的影響，營造“兼容并包、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衛健科技創新文化，鼓勵更多元的主體參與衛健科技創新；針對突發性公共衛生安全事件，政府部門可以率先搭建針對突發性公共衛生安全事件的科研攻關專項平臺，從政務服務、科創資源、信息查詢等多方面為科技創新主體提供差異化服務，促進建立多元應急響應的科創體系。

其次，保護差異，增強衛健科技創新的連接多樣性。在“大科學”整合與創新文化營造的基礎上，需要進一步考慮的是如何提升衛健科技創新多元主體合作路徑的多樣性，通過異質性連接創造更加多元的衛健科技創新知識交互?？萍贾鞴懿块T可以考慮通過以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發項目合作申報的形式，為衛健科技創新主體的異質性關聯建立提供穩定的發展環境，通過穩定的基礎研究投入增強應對各類突發公共衛生安全事件的科技創新韌性，如聯合實驗室創建、國家科學基金專項合作、衛健智庫平臺建設、重點醫療科學中心建設等；支持高等學校、研究機構、醫療機構、醫藥企業、科學家等聯合舉行、參加國內外高端學術會議及論壇，促進衛健科技創新交流，引導衛健科技創新領域的多元化技術主體產生更多跨領域、跨主體的異質性關聯創新。

最后，協調差異，增強衛健科技創新的協同性。從科技創新網絡自身的演化來看，保持多元主體與異質連接并不能完全促進網絡實現自我的內在優化。為了降低多元主體與異質連接之間生成連接偏好影響下的疏離風險，需要對衛健科技創新網絡內的多元主體進行有序協調，從而帶來整體協同的系統效應。政府部門可以考慮打造基于產業鏈上下游合作的衛健科技創新集群，通過建設集群信息平臺降低各類技術主體的溝通成本，進而形成基于個體優勢的“大產業、細分工”局面。此外，還需要建立以多樣化市場需求為導向的衛健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機制，通過市場動力催動各類科技創新主體在差異化優勢選擇下實現均衡發展，以產業鏈銜接為契機，促進衛健科技創新網絡趨向“多元—協同”。

七、研究結論

本文提出技術種群與網絡拓撲視角下的“多元—協同”分析框架，探討中國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的發展現狀，通過對CPT領域的案例考察表明：（1）中國CPT科技創新網絡是響應人民衛健需求而形成的網絡結構，外部沖擊是政府部門和醫療機構專利合作行為快速增加的重要動因；高等院校、研究機構、科研個體等技術種群的合作行為相對較為均衡；醫藥企業在科技創新網絡中始終占據重要地位。（2）中國CPT科技創新網絡的演進路徑體現了不斷開放、融合多元的特征。在外部沖擊下，科技創新網絡在迅疾納入新技術主體過程中呈現松散發展趨勢，多元主體的危機響應行為尚未形成完善的跨種群科技創新生態；技術種群豐富度與協同性呈現相反趨勢，存在潛在的網絡疏離風險。（3）衛健科技創新網絡優化需要兼顧多元連接與整體協調。多技術種群協同的重要前提是培育各技術種群的差異化優勢，進而打造科技創新共同體。分布式協同治理理念不是簡單提倡“主體緊密連接即是高效協同”，而是強調“功能緊密連接促成高效協同”，制造、保護與協調差異更能解釋衛健科技創新以及其他領域松散關聯式治理的現實意義。

“多元—協同”分析框架作為抽象分析科技創新生態系統網絡特征的基礎框架，可以基于研究議題擴展為更具現實解釋力的復雜框架。在技術種群維度，可以納入更多科技創新主體類型，如非政府組織、金融機構等，深入探討衛健科技創新領域的科技創新生態系統；還可以考慮細分科技創新主體的屬性特征，如醫藥企業是否有國有資本參股、科研個體是否有單位支撐等，還原更為客觀真實的衛健科技創新網絡。在網絡協同維度，可以引入更多種網絡拓撲指標，如網絡模塊度、凝聚子群、局域子網密度等，尋找更契合研究問題的量化指標；還可以對網絡連邊的權重加以調整，如根據樣本期內科技創新主體進入科技創新網絡的時間先后，對不同連邊進行差異化賦權。綜合而言，“多元—協同”框架能對中國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的“多元—協同”發展現狀與演進趨勢進行較科學的識別，從而在動態演化視角下揭示中國衛健各科技創新領域多元化主體交互的發展規律。此外，囿于文章篇幅與研究能力，本文僅從專利技術合作視角對CPT科技創新網絡進行“多元—協同”的實例分析，后續可以引入更多衛健科技創新領域的案例，進一步驗證該分析框架的普遍適用性，探索衛健科技創新網絡的形成及演化的復雜性與多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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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twork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Distribute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China's Health Technology Innovation

——Taking the CPT Field as an Example

SUO Liming， LENG Xuezhong

Abstract：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a technology innovation network with multiple types of innovation units is an important governance concept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health technology innovation. However， it remains to be explored how to identify the diverse joint characteristics.With multi-layer network analysis approach， the paper absorbs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and designs a "Pluralism - Collaboration" analytical frame work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population and network topology to diagnose the collaborativ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ary logic of the multiple types of innovation units in China's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actice.Taking coronaviru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CPT） as an example，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the technology population richness of network continues to increase， and the association of multiple technology populations shows an evolutionary trend from "I-U-R-P" to "G-I-U-R " and then to "G-I-U-R-H-P". The network joint synergy effect is insufficient， and there is a risk of alienation between " Pluralism" and "Collaboration". The network presents an evolution path from "Open-Tight" type to "Closed-Tight" type and then to "Open-Loose" type.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the governance concept of distributed collaboration， and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ath towards "Pluralism - Collaboration" in the CPT technology innovation network in China from the dimensions of manufacture differences， protection differencesand coordination differences.

Key words： health technology innovation; multi-layer network; distributed collaboration; innovation ecosystem

責任編輯：劉?? 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