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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五四”學制教材出版歷史脈絡與基本經驗

2024-04-24 18:08曹繼光杜永生
中國出版史研究 2024年1期
關鍵詞:五四

曹繼光 杜永生

本文系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科學研究院2021年度課題“北師大版基礎教育教材建設與出版脈絡、基本經驗與發展趨勢初探”(SKHX2021005)研究成果。感謝課題組成員許金更、王永會、張洪玲、田園對本文的貢獻。

【摘要】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五四”學制教材參與了基礎教育教材出版由“一綱一本”向“一綱多本”的歷史性轉變。本文聚焦該套教材編寫與出版的歷史與政策背景,總結了其編寫特點與出版特點。這套教材的出版是對大學出版社基礎教育教材出版路徑的探索,構建了大學出版社基礎教育教材出版的“科研+出版”模型,為北師大出版社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大學出版社? 基礎教育教材出版? “五四”學制教材? 北師大出版社

教材出版是教材管理體制中的重要環節,關系到國家教材管理的質量,影響著國家教育發展水平和國家綜合治理水平與綜合國力。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以下簡稱“北師大出版社”)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涉足基礎教育教材出版。其所出版的“五四”學制教材(以下簡稱“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因與學制改革實驗密切關聯,在我國教材建設歷史中占有獨特的歷史地位。以往關于“五四”學制教材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教材內容的學理性研究和對教材使用的實踐性研究等方面,偏重教育理論。除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之外,鮮有出版社從出版角度對基礎教育教材出版做出歷史性梳理與總結,大學出版社更缺少對基礎教育教材出版的研究。筆者分別在知網和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以“大學出版社”“基礎教育教材”為關鍵詞進行搜索,獲取文獻數量分別為2篇和1篇,說明這類研究非常少見。

北師大出版社作為大學出版社和我國基礎教育教材出版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對教材出版歷史事件進行回溯、梳理,進而把握出版歷史發展脈絡,提煉經驗,是一種具有歷史情懷與責任感的研究行為,將為教材出版及教材管理體系的建構與發展提供重要的歷史鏡鑒。

自2021年10月起,本課題組成員采取文獻研究法與訪談法對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展開研究。

本文涉及的文獻主要包括教材研究的相關論文及專著、參與“五四”學制教材編寫當事人(主要是北師大出版社原基礎教育編輯室主任、原“五四”學制教材總編委會辦公室副主任許金更)的工作記錄、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科書、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總編委會編撰的《義務教育“五四”學制、課程、教材研究與實踐》《九年制義務教育“五四”學制試驗教材簡介》(1990—2000年共4本),以及北師大出版集團北師大出版集團系2007年在北師大出版社基礎上組建。企業檔案中的相關歷史資料。

本文選擇的訪談對象分別為北師大出版社參與“五四”學制教材編寫與出版的人員,包括北師大出版社原常務副社長、原“五四”學制教材總編委會副主任王文湧,北師大出版社原“五四”學制教材總編委會副主任劉秀珍,北師大出版社原基礎教育編輯室主任許金更,北師大出版社原“五四”學制初中物理教材編輯李桂福,北師大出版社原“五四”學制初中數學教材副主編王永會,北師大出版社原“五四”學制小學語文教材編輯張洪玲。訪談共進行5次,每次為1—2小時,訪談時間為2021年10月至2023年4月。

一、關于“五四”學制教材

(一)“五四”學制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中小學學制經歷了多次變化。1980年12月,中共中央頒布《關于普及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教育部應當盡快提出學制改革方案,確定統一學制”。與此同時,北京師范大學(以下簡稱“北師大”)積極恢復各種教改實驗。1981年,時任北師大副校長肖敬若發起成立了學制研究小組,明確提出了“五四三學制”設想,即小學五年、初中四年、高中三年,在北師大實驗小學和北師大第二附屬中學開始實驗,并著手編寫實驗教材。1983年,全國教育規劃會議確定對“五四”學制的研究與實驗為國家教委重點科研項目,委托北師大、課程教材研究所、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共同組成課題組,承擔研究任務石恕文:《中小學“五四”學制實驗綜述》,《教育研究》1988年第6期。。1989年,原國家教委提出推進“五四”學制改革實驗,實驗規模進一步擴大到全國很多地區劉良初:《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兩種主要學制比較分析》,《邵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目前,我國仍有部分地區采用“五四”學制。

(二)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緣起于教材多樣化改革的時代需要

20世紀80年代,國際上各個主要國家紛紛開展課程改革,以應對21世紀的挑戰,世界性的課程改革對我國的課程與教材改革的興起是“一股不可低估的推動力量”吳雪燕:《改革開放后“八套半”教科書的研究、背景、建設過程及反思》,湖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13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草案)》自1986年7月1日起施行,該草案對義務教育課程教材改革提出了要求。1986年,原國家教委成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權威性的教材審定機構——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及其下屬的各學科教材審查委員會,同時頒布了一系列課程管理的重要文件,實現了教材的編審分開,從“國定制”轉變為“審定制”呂建生:《我國基礎教育教材多樣化建設的思考》,《基礎教育課程》2009年第3期。。

在“一綱多本”教科書政策下,原國家教委委托不同機構編寫教材。這一次編寫的教材被稱為“八套半教材”。所謂“八套半”,即“八套九年義務教育教材和一套小學復式教學教材的建設體系。復式教材由于沒有初中部分,被視為‘半套”閆金鐸:《中小學教材建設改革的發端》,《中國教育報》2009年9月7日第1版。?!坝捎诒本煼洞髮W在‘五四學制方面一直有相關的研究和實驗,因此由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肖敬若先生掛帥,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負責編寫一套‘五四制教材?!眳茄┭啵骸陡母镩_放后“八套半”教科書的研究、背景、建設過程及反思》,湖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9頁。因此,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是“八套半”教材中“八套”的組成部分之一。

1988年5月6日至11日,原國家教委在山東省泰安市召開全國義務教育教材規劃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作為重點教材之一被列入全國統一規劃閆金鐸:《中小學教材建設改革的發端》,《中國教育報》2009年9月7日第1版。。

1988年8月,《九年制義務教育教材編寫規劃方案》[原國家教委(88)教中小材字004號]頒布實施,該方案提出“把競爭機制引入教材建設”,“編寫教材提倡專家、編輯、教學研究人員和教師三結合”。這樣,從政策上規定了本次教材編寫與出版的“關鍵詞”:統一審定、多樣化、競爭機制、三結合編寫隊伍。

石鷗認為,“八套半”教科書是我國以審定為主的現代教科書制度建設初期的產物,是教科書多樣化的破冰之舉石鷗、方成智:《中國近現代教科書史》下冊,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96頁。。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正是教材多樣化時代的產物,其出現是順應歷史潮流的。

(三)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

1985年,北師大成立中學教學研究中心,由閆金鐸、陶衛牽頭研制“五四”學制教材。1988年,原國家教委正式委托北師大編寫“五四”學制成套教材,并列為國家中小學教材建設項目。同年5月14日,由原國家教委基礎教育司中小學教材辦任命,北師大成立了“五四”學制教材編寫委員會,顧明遠、許嘉璐任領導小組組長,閆金鐸任總編輯,聘請專家、教師、教學研究人員和北師大出版社編輯等組成300人編寫隊伍,編寫小學8個學科(思想品德、語文、數學、自然、社會、音樂、美術、勞動)、初中13個學科(政治、語文、數學、英語、歷史、物理、化學、生物、地理、音樂、美術、體育、勞動技術)教材,并根據教學實際需要陸續配有幻燈片、圖片、卡片、錄音帶等。1990年1月15日,北師大出版社成立“五四”學制教材編輯組,正式啟動“五四”學制教材出版見北師大出版社原基礎教育編輯室主任許金更工作日志。。1992年,根據“關于頒發《九年制義務教育教材編寫規劃方案》的通知”,原國家教委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研究中心委托北師大組成九年義務教育教材編寫委員會(以下簡稱“總編委會”),組織編寫面向全國大多數地區適合一般水平學校使用的小學五年制和初中四年制的教材(見圖1)。

“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第一版于1988年8月25日—9月1日交付終審;1989年9月開始在山東省‘五四學制學校試用,隨后在湖北、黑龍江、河北、河南、內蒙古等地實驗區進行實驗?!币姳睅煷蟪霭嫔缭A教育編輯室主任許金更工作日志。1992年,經國家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查通過,1993年秋,在全國發行、使用《北京師范大學組織編寫的九年義務教育“五·四”學制教材》,《學科教育》1992年第6期。。1999年,教育部頒布了各科新修訂的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和初級中學各科教學大綱(2000年正式出版),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總編委會組織人員按新修訂的大綱修改教材。受21世紀第8輪課程改革的影響,2006年12月2日,“五四”學制教材總編委會召開“五四”學制教材總結會,為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的編寫與出版畫上了句號見北師大出版社原基礎教育編輯室主任許金更工作日志。。

二、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的編寫特點

(一)編寫隊伍特點

總編委會聘請了各學科教材教法專家,由來自北京、天津、山東、黑龍江、湖北、遼寧等地的教授、研究員、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和出版社的編輯人員組成編寫隊伍;聘請山東省教學研究室組織教材審查見北京師范大學“五四”學制教材總編輯委員會《九年制義務教育“五四”學制試驗教材簡介》,1990年。。

以小學語文編寫組為例,主編高惠瑩時為北師大前教育系教授,劉秀英時為北師大附屬小學校長,編輯包括三位一線教師和一位北師大出版社編輯。這個組合形式基本代表了各學科編寫組的人員構成模式,集合了大學研究者、基礎教育優秀校長、基礎教育優秀一線教師和出版社編輯的共同智慧。

(二)教材特點

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自1989年秋季從小學、初中兩個一年級開始,在山東、湖北、黑龍江等實驗區邊實驗、邊評估、邊修改,其特點是“不搞兼顧,堅定地面向‘五四制學校大多數學生。突出學制的優越性,突出教材整體的優越性。重視思想教育、國情教育,在增強基礎知識的同時,強調實用性,增加觀察、實驗的內容和分析問題的思路、方法,密切聯系生活、聯系社會。注意加強各學科之間的聯系,相互配合,為培養社會主義的合格公民奠定良好的基礎”見北京師范大學“五四”學制教材總編輯委員會《九年制義務教育“五四”學制試驗教材簡介》,1990年。。教材的編寫力圖給各地區留有教學時的余地,從整體上滲透職業教育的觀念陳繼葒:《五·四學制成套系列基本教材課題進程概述》,《學科教育》1988年第1期。,“使初中畢業生能更好地適應升學和就業兩個任務的要求”見北京師范大學“五四”學制教材總編輯委員會《義務教育“五四”學制、課程、教材研究與實踐》,2001年。。

三、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的出版特點

1980年8月28日,教育部(80)教計字336號文件正式同意建立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見北師大出版集團內部資料《北師大出版集團40年40件大事》。,直屬原國家教委?!霸缙诖髮W出版社的創建幾乎都是平地搭臺、白手起家。學校配備干部,從院系調來教師、從各部門調來行政人員、從畢業生中選留優秀人才,給辦公用房、少量辦公經費?!焙勿骸缎轮袊闪⒁詠泶髮W出版社發展回眸與未來展望》,《出版科學》2019年第6期。北師大出版社成立之初,幾乎可以用“家徒四壁”來形容,既無雄厚資金,又無人才保障,也沒有經驗可資借鑒。王文湧回憶道:“成立的時候只有12個人?!北睅煷蟪霭嫔缦蛟瓏医涛托侣劤霭媸鹕暾埑霭嬷行W教科書,未能獲批,理由是“大學出版社的主要任務是出版高等教育教材和學術專著”。1981—1982年,在連續兩年出版了六冊《中學數學實驗教材》(簡稱項武義版)中學數學實驗教材編寫組:《中學數學實驗教材第一冊(上)》,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前言第3頁。之后,北師大出版社又多次申請,終于獲準出版中小學教材。1989年7月29日,正式簽署《九年義務教育“五·四”學制成套教材編寫出版協議書》。

(一)北師大出版社發揮“主力軍”作用

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的編寫、征訂、發行、供應工作具有“多家出版,協同作戰”見北師大出版集團檔案《1993年度“五四”學制教材出版發行工作會議紀要》,1993年12月9日。的特點,但主要出版單位經歷過幾次變更、調整,而北師大出版社始終發揮著“主力軍”的龍頭作用。

1989年的合作出版布局為:北師大出版社出版小學數學和初中語文、數學、物理、生物、地理、美術(共7科);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小學自然和初中英語、化學、音樂(共4科);青島出版社出版小學語文和初中政治、歷史、體育、勞動技術(共5科);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小學思想品德、社會、音樂、美術(共4科)。

1990年1月3—6日,經“五四”學制實驗教材出版工作協商會調整,北師大出版社負責小學社會和初中語文、數學、物理、生物、地理6科;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和黑龍江美術出版社負責小學美術、音樂和初中美術3科;山東教育出版社負責小學數學、勞動、自然和初中英語、化學、音樂6科;青島出版社負責小學語文和初中政治、歷史、勞動技術、體育5科;遼寧美術出版社負責小學思想品德1科。

1992年,“五四”學制實驗教材出版發行工作會議決定增加中國地圖出版社,負責初中地理地圖冊和歷史地圖冊。

1993年9月,受地方教材政策變動影響,教材訂數銳減,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和黑龍江美術出版社宣布退出,將小學美術、音樂和初中美術3科轉讓與北師大出版社。1996年,遼寧美術出版社將小學思想品德轉讓給北師大出版社,青島出版社將小學語文轉讓給北師大出版社,山東教育出版社將小學自然和勞動轉讓給北師大出版社。

這樣,北師大出版社負責13個學科的出版,成為“五四”學制教材出版的“主力軍”“頂梁柱”。為了保證“五四”學制的實驗,北師大出版社投入了大量資金以滿足實驗地區對教材的需求,每年都召開教材研討會,研究學制的發展變化,收集實驗區的反饋。2000年,出版了由“加速推行‘五四學制的研究”課題組編寫的《基礎教育學制研究——九年義務教育學制模式的探索》一書。

2000年,《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各科教學大綱》頒布后,總編委會召集北師大出版社、山東教育出版社、青島出版社開啟教材修訂工作。2002年4月,小學語文、數學,初中語文、數學、物理、生物、化學、美術教材均通過審查。

2003年,北師大出版社為保證“五四”學制地區初一年級能夠順利進入新一輪課改,又動員編寫組提前編寫六年級語文、數學教材,并通過審查。

2005年,隨著使用修訂版“五四”學制教材的最后一個年級畢業,很多“五四”學制地區改回“六三”學制,開始使用新課改教材。2006年,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的出版告一段落。

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歷經風雨,印數從每年幾千冊發展到每年一兩萬冊,再到每年幾十萬冊,經歷危局之后基本穩定在每年十幾萬冊;共出版教材150種,加上配套的教參、練習冊、單元達標檢測、實驗報告冊、寒暑假作業等總計500多種。北師大出版社頂住壓力,扛過了最艱難的歲月,在基礎教育教材出版領域站穩了腳跟,積累了豐厚的實戰經驗,為20世紀最后一次課程改革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二)一以貫之的科研精神

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的編寫充分依托北師大作為中國師范大學排頭兵的雄厚科研實力,編寫過程體現了濃郁的科研精神?!霸诮滩木幱眠^程中采用:編書、自審、小面積試用、國家審查、大面積推廣的一系列嚴格監控措施……堅持將教材建設當作一項重大科研項目來對待?!币姟毒拍炅x務教育“五四”學制教材介紹(北京師范大學版)》。

以物理學科為例。據物理學科編輯李桂?;貞?,在編寫教材之前,他做了半年多的調研,走訪了西單商場科技商品銷售部、北京市公交總公司、印刷協會、總參技術普及部、初高中學校、首都鋼鐵公司等單位,了解在日常工作中會用到哪些物理知識。之后呈現一份報告,建議四年制物理教材應編寫哪些符合實際生產、生活需要的物理學知識。教材出版后,李桂福每年暑假都要為一線教師做物理實驗培訓,他作為主編編寫的《中學物理實驗教材教法》《初中物理實驗教學儀器規范》和《中學物理實驗考試指導》,均成為“五四”學制教材推廣中的重要成果。

許金更的工作日志顯示:“1989年,北師大‘五四教材總編委會成立了以劉堅、齊建國為首的教材試驗協調小組,并負責提供各種調查表格、測試命題、德智體諸方面的評價指標以及師資培訓工作?!币姳睅煷蟪霭嫔缭A教育編輯室主任許金更工作日志。編寫組堅持學術研究與一線調研相結合,為教材的編寫與修訂提供最具時效性的信息資源。例如,參加學制改革研討會、教材研討會,去教材實驗區交流經驗,等等。

(三)學科編輯在磨礪中成長

1990年1月15日,北師大出版社成立“五四”教材編輯組,成員6人。其中5人分別負責初中語文、數學、物理、生物、地理5門學科,主要工作是與編寫者溝通以及后期編加;還有1人負責各方協調。在編輯隊伍捉襟見肘的窘境下,北師大出版社的學科編輯做出了艱苦而卓越的努力。王文湧回憶道:“‘五四教材這些編輯很辛苦,也很團結、負責,毫無怨言,沒有人說‘我不干了?!逅慕滩氖浅霭嫔绲臉s譽,我們必須保住?!?/p>

王永會在研究生畢業后分配到北師大出版社,是最早的6人編輯組成員之一。他在出版社和編者團隊以及合作各方之間做了大量的溝通、協調、配合、支持工作,這也是北師大出版社各學科編輯的基本工作模式。王永會在訪談中談到了在教材出版過程中遭遇的嚴峻挑戰:“1994—1995年,人教社在他們編寫的‘六三學制教材的基礎上改編出版了一套‘五四學制教材。這套教材一出,很多地方都‘認,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訂量迅速萎縮?!鄙綎|省是北師大出版社的重要市場,于是,北師大出版社與山東省教研室協商,由山東省教研室挑選一批省內教研員來參與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的修訂。教材使用方并不避諱將北師大出版社與人教社對比,提出質疑,王永會回應道:“雖然我們教材編寫經驗少,但不怕有問題,只要你們提出問題,我們哪怕晚上不睡覺,也要第二天給你們拿出個方案來?!蓖跤罆诨貞洉r說:“到了假期我就帶著校樣去山東,通常討論半個月,一章一章地過。做普通的圖書很少遇到這樣的磨稿過程,這個過程對教材質量、編輯能力的提升都很有價值?!?/p>

張洪玲于1998年加入小學語文編輯組。她在訪談中特別提到參與教材編寫為自己帶來的興奮感:“選課文、編寫的過程讓我感到創新帶來的興奮感。后來編國家課程標準實驗教材的時候,也借鑒了‘五四學制低年級教材的編寫思路,讓我感到‘五四學制教材出版的歷史性價值?!崩罟鸶5捏w驗是:“在加入‘五四學制教材編寫之前,我們一直覺得編教材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當自己也參加了教材編寫時,榮譽感油然而生。當時沒有什么錢,但大家心里都有美好的期待?!?/p>

(四)出版經費從困境到脫困

《九年制義務教育教材編寫規劃方案》提出,目前國家財政比較困難,編寫教材不可能采取由國家全包的辦法。編寫中小學教材的經費應多渠道籌集:①地方政府財政支持;②社會籌資;③出版該套教材的出版社支付一定數量的成本費;④視實際情況國家適當補助。

王文湧回憶道:“當時北師大出版社成立沒幾年,缺錢。但是要向編委和編者支付大量編寫費,每學期都需要幾十萬元?!?989年,原國家教委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研究中心貸款20萬元給北師大“五四”學制教材編寫委員會(1990年簽署協議)。劉秀珍說:“這筆錢由北師大出版社管理,編寫委員會和北師大兩方監督款項使用。各學科都本著節約、艱苦奮斗的精神來使用,但還是照顧到了每個學科編寫組的基本需要?!痹擁椯J款后由北師大出版社予以償還。

北師大出版社逐漸有了資金積累后,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資金困境。在1994年9月12日向國家教委條裝司的申請報告〔(94)社發字019號〕中寫道:“我社自1988年起開始投入該教材(作者注:指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的編寫及出版費用,在這套教材進行試驗的五年時間里,我社先后投入資金350余萬元?!?/p>

北師大出版社檔案顯示,在“每年將教材發行總碼洋的一定比例作為教材的進一步開發、教師培訓及編委會的獎酬金費用”之外北師大“五四”教材原總編委會、北師大“五四”教材(修訂版)新總編委會、北師大教育科學研究所、北師大出版社四方協議書,1998年11月19日。,從1998年到2000年,出版社每年都要為“五四”學制教材追加編寫經費。隨著教材出版規模的擴大,出版社開始具備承擔教材編寫經費投入的財力。

(五)推廣與發行

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的推廣與發行主要通過拓展“五四”學制實驗區來實現。原國家教委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游銘鈞在寫給“五四”學制教材試驗區研討會的信中闡述:“推廣這種學制的困難主要是財力和人力方面的原因,而不是教育方面的原因。希望各地區努力創造條件,有計劃、有步驟地推行這種學制,逐步擴大‘五四學制教材的試驗,扎扎實實地搞好教材實驗工作?!币姳睅煷蟪霭婕瘓F檔案游銘鈞1990年8月10日書信手稿。王文涌回憶道:“我們一方面動員各個合作出版社都努力開拓實驗區,另一方面動員總編委會成員提供幫助??偩幬瘯魅伍Z金鐸發揮了重要的作用?!?/p>

發行政策要求“各高等學校出版社出版的有關部委教材規劃中的教材,均刊登新華書店教材統一征訂目錄,由新華書店負責總發行,實行征訂包銷”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署《關于重申大中小學教材發行工作有關規定的通知》(89)新出發字第141號,1989年2月28日。。北師大出版社與主要目標市場的新華書店都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如北京新華書店、山東新華書店、青島新華書店等,各方都做出承諾,達成協議,對保證課前到書做出了細致的合作規劃與獎懲細則見北師大出版集團檔案《1993年度“五四”學制教材出版發行工作會議紀要》,1993年12月9日。。

四、北師大“五四”學制教材的出版成果、經驗

(一)參與歷史性轉變:教材出版由“一綱一本”向“一綱多本”轉變

“大學出版社……依托母校教育資源背景優勢,經過創業者們的不懈努力,使之很快走出校園的象牙塔,融入出版業?!焙勿骸缎轮袊闪⒁詠泶髮W出版社發展回眸與未來展望》,《出版科學》2019年第6期。北師大出版社“五四”學制教材的出版是對大學出版社基礎教育教材出版路徑的大膽嘗試。這一階段正是我國教材出版政策從“一綱一本”向“一綱多本”轉化的階段,北師大出版社抓住了歷史機遇,其實踐見證了歷史沿革下來的教材出版固定格局的改變,在中國中小學教材建設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筆,具有獨特的歷史意義。

多數研究認為1949年以后,我國經歷過8次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如果將1981年開始的北師大“五四”學制和教材實驗算作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的最初淵源,將2006年這套教材結束出版算作終點,那么這20多年經歷了第6次、第7次和第8次課改,也就是說,實現了20世紀末與21世紀初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薪火相傳。

(二)構建了大學出版社基礎教育教材出版的“科研+出版”模型

科研是教材生命力的源泉,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在貫徹這一原則方面做得很徹底。

張洪玲在訪談中談道:“這套‘五四學制教材從本質上來說是北師大的科研成果。北師大出版社的教材出版模式是建立在科研、創新的基礎和前提之下,教材的主編都是站在學科最前沿的人,能夠保證研發理念的先進性。也正是因為看重北師大出版社所依托的強大科研力量,在21世紀初期開始的新課改中,教育部把義務教育課程標準的出版發行委托給北師大出版社,由此開創了另一塊經營格局?!蒲?出版就是北師大出版社教材出版的突出特色?!?/p>

在1980—1995年“五四”學制改革、實驗、研究的基礎上,北師大又進行了“加速推行‘五四學制的研究”課題研究。2000年5月31日,成果鑒定會在北師大舉行,以原國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為組長、顧明遠為副組長的鑒定專家組給予了鑒定意見。意見認為,這一課題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其研究報告可作為國家有關部門決策時的參考加速推行“五四”學制的研究課題組編:《基礎教育學制研究——九年義務教育學制模式的探索》,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1—3頁。。

(三)為北師大出版社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開拓性基礎

1.發行成果與出版品牌的建立

1990年8月10日,原國家教委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游銘鈞在寫給“五四”學制教材試驗區研討會的信中說道:“北京師大編寫的‘五四學制教材,是國家教委中小學教材規劃中一套重要的教材?!M@套教材的試驗規模也不斷擴大?!币姳睅煷蟪霭婕瘓F檔案游銘鈞1990年8月10日書信手稿。

1994年至1995年,北師大版“五四”教材的印數達到了峰值,總冊數最多的一個年級達到100萬冊,單科冊數最多的達到40萬冊閆金鐸:《中小學教材建設改革的發端》,《中國教育報》2009年9月7日第1版。。出書品種最多時達到21科的300多種,學生用書最高用量達到起始年級50萬冊,實驗地區涉及黑龍江、遼寧、山東、河北、山西、湖北、河南等地。

1996年10月下旬,北師大出版社聯合內地8家教育出版社參加在香港舉辦的內地、香港基礎教育教材展覽,北師大版“五四”教材受到香港教育界的青睞見北師大出版集團內部資料《北師大出版集團40年40件大事》。。王文湧回憶道:“北師大版教材在內容、體例、深度上都比較好。這是‘五四教材的高光時刻?!苯刂?003年,使用過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的學生近200萬人,教材累計印數達7000萬冊見北師大出版社原基礎教育編輯室主任許金更工作日志。。

劉秀珍時任北師大第二附屬中學副校長,她總結道:“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的最大特色就是突出能力培養。當時那個年代對能力培養這方面還沒有很強的意識,這套教材比較有前瞻性?!?/p>

山東省諸城市于1984—1989年部分學校少數學科階段性試驗使用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1990年開始,全市區域性試驗使用。小學和初中每屆試驗學生人數均為1.5萬人左右。1992年4月,山東省教委組織專家組鑒定,使用試驗教材的四年制初中畢業班較使用統編教材的三年制初中畢業班提高及格率32%,提高優秀率15.7%,在全省統一中招考試中在濰坊市15個縣市區中居領先水平。勞動技術課讓不能升入普通高中的學生學到了基本技能,畢業后很快走上了就業崗位。教師也獲得了豐富的教科研成果。諸城市對該套教材的總體評價為:教育思想先進,形式活潑,易教易學,適于師資和設備一般水平的大多數農村地區初中、小學見山東省諸城市教育委員會、教學研究室《“五四”學制的實驗與研究》,1995年9月11日,第6頁。。

2.人才隊伍和編寫經驗的積累

北師大出版社摸索出了義務教育教材出版的規律和特殊要求,一批編輯從中得到了鍛煉,為21世紀新一輪課程改革開始后課程標準和實驗教材的出版提供了最直接的人才支持。

王永會認為:“教材編輯不能僅滿足于常規的編輯加工,不能把自己僅僅當作‘編輯,要比作者想得更多。比如,來自大學的作者喜歡理論建構,編輯就要尋找到平衡點,既不能離一線教師太遠,也不能完全遷就一線教師。又如,作者不會想到市場和推廣,但編輯要想到?!?/p>

王永會最初是初中數學編寫組的普通編輯,1996年成為初中數學教材的副主編。在這一過程中,他不斷提高專業認知,淬煉編寫經驗,抓住教育教學核心本質,并且深入教學一線聽取使用者意見,反復打磨教材內容,厚積薄發,最終從服務型編輯成功轉型為專家型編輯。這一成長個案說明,北師大出版社可以培養出自己的專家型編輯。

3.為北師大出版社的發展奠定了多方面基礎

“五四”學制教材的研制與編寫,是在北師大和總編委會的領導和組織下開展的,北師大出版社作為出版單位介入教材的建設、實驗過程,形成了教材出版的“編委會+出版社”的模式,一方面比較好地解決了教材研制編寫所需要的巨額經費、大量人員和科研力量的難題;另一方面通過密切地參與教材的編寫、實驗和推廣發行,出版社積累了寶貴的教材建設出版經驗。

李桂福見證了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的完整編寫與出版過程,對這一段歷史歲月深有感觸。他認為這一套教材的編寫、出版對于北師大出版社有重大的影響。

第一,為北師大出版社日后承接國家課程標準實驗教材的編寫與出版奠定了人才基礎?!拔逅摹睂W制教材的編寫、編輯、發行讓編輯熟悉了教材的出版“路子”,對學制、教學大綱、教學體系“摸著了門”。

第二,為北師大出版社的經濟騰飛奠定了重要基礎?!拔逅摹睂W制教材定位于實驗教材,可以由出版社自辦發行渠道,為北師大出版社積累資金、擴大經濟體量走出了重要一步。

總而言之,“五四”學制教材為北師大出版社后來的發展奠定了品牌基礎、經濟基礎、思想基礎、改革基礎、人才基礎、業務基礎和發行基礎。

五、結? 語

北師大出版社開創了大學出版社出版基礎教育教材的先例,為課程改革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北師大版“五四”學制教材的出版實踐為北師大出版社的教材出版實現了組織、人才、經驗和資金的準備,奠定了實踐基礎和實踐信心,為北師大出版社在新發展時期的戰略規劃提供了決策基礎。正是由于有“五四”學制教材出版的各種經驗作為基礎和前提,北師大出版社在基礎教育教材出版這一領域摸索出了有效路徑,獲得了教材出版領域不可忽視的地位??梢哉f,北師大出版社在我國大學出版領域中的戰略地位與影響力與其在20世紀80—90年代的基礎教育教材出版是分不開的。

“五四”學制教材的建設與出版所打下的基礎在北師大出版社的整體發展中發揮了全面性的作用,承前啟后、意義重大。21世紀初,在第8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開展之際,北師大出版社再次抓住這一歷史機遇,投入了更大的資金、更多的資源,承接了新世紀國家課程標準實驗教材的編寫與出版工作,在基礎教育教材出版領域深耕出了一片天地,在我國基礎教育教材多樣化的歷史格局中占據了重要一席。

〔作者曹繼光,北京師范大學出版集團期刊社編輯;杜永生,北京師范大學出版集團戰略管理部副主任,副編審〕

The History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Publishing of the “5+4” School System Textbooks b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Cao Jiguang & Du Yongsheng

Abstract:The textbooks intended for “5+4” school system published b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are a part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the publishing of basic education textbooks from “one syllabus and single-version textbook” to “one syllabus and multi-version textbook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and policy background of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is set of textbooks,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Its publication is an exploration of how university presses publish basic education textbooks, and constructs a “research + publishing” model for university presses to publish basic education textbooks,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Keywords:university press, basic education textbook publishing,“5+4” school system textbook,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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