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戰役發生的歷史性影響因素論析

張紅 周勝強

摘 要：湘江戰役是長征中決定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一戰。黨的生存發展必須以軍事斗爭勝利為基礎，由此決定了黨的軍事工作的特殊重要性。以黨的軍事行動策略為中心考察湘江戰役過程符合動態科學地把握戰局形勢的要求。湘江戰役并不是偶然孤立發生的事件，短時段的湘江戰役事件受到較長時期形成的革命局勢的影響。對湘江戰役發生前后過程的考察不僅要重視時間變量要素的分析，而且要重視影響戰爭局勢的多重要素分析，特別是政治路線因素對湘江戰役產生影響的分析。

關鍵詞：湘江戰役；過程；歷史因素；軍事行動

［中圖分類號］D231；E29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2097-2210（2024）01-0040-13

戰爭不僅是矛盾累積的結果，更是矛盾沖突的過程?！耙粋€偉大的基本思想，即認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保?］湘江戰役是長征乃至整個中國革命的關鍵一戰。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館時強調：“困難再大，想想紅軍長征，想想湘江血戰?！保?］戰爭的影響因素累積使湘江戰役這一歷史事件有了其發生的必然性，而其中主客觀不利因素極大地制約著中央紅軍行動。中央紅軍集中了所有軍事資源與國民黨優勢兵力在湘江兩岸展開激烈戰斗。 “長征途中，紅軍將士同敵人進行了600余次戰役戰斗，湘江戰役是其中最慘烈、最悲壯、最關鍵的之一?！保?］最終中央紅軍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挫敗了國民黨“消滅紅軍于湘江以東”的企圖，湘江戰役過程中蘊含著革命成功密碼。湘江戰役不僅是軍事實力的對壘，也是敵我雙方經濟、政治實力的對抗，對湘江戰役的研究應將其放于歷史的長河中進行考量，過程因素累積對湘江戰役發生的影響至關重要。以黨的軍事行動策略為中心動態考察湘江戰役發生的多重因素，以加深人們對湘江戰役的認識。

學界關于湘江戰役的研究成果較為豐碩，其中較早記錄湘江戰役歷史過程的著作是丁玲主編、董必武等編著的《紅軍長征記》，該書收集了許多湘江戰役指戰員的回憶材料。陳云化名“廉臣”寫作的《隨軍西行見聞錄》和他的《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中，不僅記載了湘江戰役的過程，還對湘江戰役作了客觀理性的分析評價，以上都是珍貴的史料。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編寫的《紅軍長征突破湘江》《紅軍長征過廣西紀實》和何成學所著論文《湘江戰役有關問題的研究》等，也提供了關于湘江戰役的豐富史料。國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美）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和（美）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都對湘江戰役發生的前因后果進行了探討。學界從多視角對湘江戰役進行了研究，但以中國共產黨軍事行動策略為中心來研究湘江戰役發生的原因的成果較少。從中國共產黨軍事行動策略的視角考察湘江戰役，可有力反駁一些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觀點，如“必然失敗論”：在敵我力量懸殊、國民黨“圍剿”兵力遞增情況下，無論誰來領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都難免，進而認為湘江戰役損失慘重是注定的。此觀點完全忽略了主觀因素和紅軍突圍的能動性，過度強調客觀因素，有為“左”傾教條主義辯護的傾向。分析事件發生的遠近內外因素的相互作用，可以發現“左”傾教條主義的既定戰略意圖、行軍路線、前期準備及行軍速度問題是湘江戰役發生的重要原因。從這個視角對湘江戰役進行研究具有積極意義。

一、湘江戰役發生前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歷史性影響因素分析

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強調：“由于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錯誤領導，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保?］教條主義對后續戰略轉移的影響是持續性、全局性的。教條主義還對湘江戰役前錯失全州和行軍緩慢貽誤戰機等負有責任。很顯然，短時段的湘江戰役受到較長時期的歷史局勢的制約

，考察短時間的湘江戰役須放眼于較長時期的革命局勢考量。

（一）中國共產黨在軍事行動上處于被動狀態

1930年起蔣介石持續加強對蘇區的大規?！皣恕?，“圍剿”主力從地方部隊到國民黨中央嫡系部隊，國民黨軍隊數量從十萬增至百萬，相比中央紅軍的數量裝備，國民黨軍具有絕對優勢。1933年6月，中共中央在敵我力量對比中提到：“我與敵常為一與四與五之比?！保?］盡管如此，中國共產黨在前四次反“圍剿”中依靠正確的路線和指揮，取得了勝利。但國民黨軍事戰略戰術也在不斷“進化”，蔣介石開始重視在戰略上取得主動，“十分謹慎，步步為營，穩扎穩進，很少出擊”［6］。紅軍的擴紅運動一定程度降低了紅軍自身戰斗力?！霸S多地方不注意新戰士的質量，把許多老弱殘廢拉來湊數?！保?］特別是到第五次反“圍剿”時，形勢更加不利。彭德懷回憶：“蔣軍在第五次‘圍剿時，技術裝備比以往幾次有所加強?！保?］擴紅后戰斗力低的人員（新兵及后勤人員等）占了大多數，訓練跟不上。戰斗力低的人員占比上升，“在1934年6月，中央蘇區方面軍人數有41974人，戰斗人員20861人”。到長征出發時，持槍炮者35703人，占總人數的41.7%，非持槍炮者51156人，占總人數的58.3%。［9］為反“圍剿”而持續擴紅，五六月間擴紅五六萬?！霸谘獞鸬木旁?，中革軍委決定擴大三萬個新戰士，補充到前方?！?［10］單純的數量擴大其實弱化了紅軍的實力，況且中央紅軍是遠行之師、異地作戰，行動處處受制。

（二）中國共產黨的統戰策略作用空間不斷被壓縮

中國共產黨利用國民黨內部矛盾平衡各方力量，利用統戰策略盡力減輕國民黨軍“圍剿”帶來的壓力，統戰策略在于利用地方實力派獨立傾向與蔣介石推行地方“中央化”的矛盾分歧，聯合地方實力派為紅軍轉移提供“讓道”便利?！爸泄埠图t軍的成長，如毛澤東當年論述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著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和統治力量不平衡所取得的?！保?1］特別是地方軍閥與南京中央力量不平衡使得地方軍閥認為紅軍有存在必要，這種力量不平衡格局在國民黨中央軍追擊紅軍進入西南時改變了?！皣顸h中央軍與地方軍閥爾虞我詐的斗爭，這也反映了中國革命不平衡性的特點，不過他們在反共方面，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又能達成暫時的妥協?！保?2］隨著國民黨內部的分化以及1932年底蘇俄對南京國民政府恢復外交，中國共產黨更加重視針對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統戰政策。國民黨內部的軍事政治博弈為中國共產黨利用敵人矛盾建立暫時聯合創造了條件。中央紅軍在戰略轉移前，周恩來、朱德利用陳濟棠和蔣介石的矛盾，與陳濟棠加緊談判。1934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派潘漢年、何長工為代表，同陳濟棠的代表在尋烏進行會談。雙方最后達成就地停戰，取消敵對局面；……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等五項協議。［13］這次統戰工作的成功為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發揮了很大作用，這也是中央紅軍突破前三道封鎖線，并未經歷激戰的重要原因。暫時的利益造就暫時的聯合，當利益根本沖突時統一戰線只是權宜之計，聯合是矛盾的綜合平衡而非矛盾的解決。

然而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實施的統戰策略空間被蔣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內”壓縮了。面對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不斷對日妥協，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后，調動最大軍力對付紅軍，這加劇了中央蘇區的軍事壓力。周恩來在1934年8月分析蘇區軍事形勢指出：“蔣介石已經放棄全國三分之二的領土，……集中了全國正規軍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兵力來圍攻中央及其周圍的蘇區?！保?4］蔣介石無視中日矛盾，壓制國內不斷高漲的抗日熱潮，他在日記中寫道：“此次剿匪挫失，短期內必難進展。且各將皆屢求北上抗日，故亦無斗志（1933年3月23日）?！保?5］蔣介石無視部分愛國將領的抗日要求，將軍隊調至“圍剿”紅軍前線?！?934年2月，蔣在解決福建事變后，趾高氣揚，以為又可以專心對付紅軍了，乃將進攻福建的第二路軍、第四路軍、第五路軍編為東路軍，以蔣鼎文為東路軍總司令，衛立煌為前敵總指揮，轉頭向西進攻蘇區?！保?6］蔣介石決意集中軍事力量消滅紅軍主力。

（三）中國共產黨作戰資源要素日益衰減

“左”傾教條主義使黨的政治資源遭到嚴重破壞，“左”傾錯誤的負面影響在緊迫的戰爭條件下難以得到及時糾正。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左”傾領導者對蘇區控制加強，在蘇區推行了一些“左”的政策，查田運動、肅反擴大化削弱了黨在蘇區的群眾基礎和干部力量。伍修權回憶道：“李德在擔任我們黨的軍事顧問時，執行的完全是軍事教條主義那一套?！保?7］“在一些同志中間正在形成‘殺錯一兩個不要緊或者‘殺得愈多愈好的理論?！保?8］削弱了湘江戰役中紅軍整體戰斗力。

經濟資源方面，在國民黨加緊“圍剿”中央蘇區的態勢下產生連鎖反應。一是經濟封鎖，“嚴密的封鎖還使蘇區糧食、布料和藥品等物資十分匱乏，嚴重影響民眾的生活和紅軍作戰，部分民眾陸續遷往白區”［19］。這直接導致了作戰的人力物力資源日顯匱乏。二是實施反對“圍剿”，紅軍規模擴大需要更多經濟給養，中央蘇區財政已入不敷出?！暗谖宕畏础畤藨馉庍^程中不斷擴紅，從4萬增至6.5萬，而后又達到10萬人，按這樣的參戰人數計算軍費開支是巨大的?！碑敃r每人平均每天消費1.5斤糧食，每人每月伙食費為3元至3.6元，第五次反“圍剿”時，每月開支10845萬斤糧食和820.8萬元大洋。［20］1934年6月至秋收，共向群眾借谷78.8萬擔。［21］軍事斗爭要求物資高效集中，以當時蘇區的財力要承擔這筆開支相當困難。三是離開根據地的紅軍行動更加困難，紅軍轉移過程中無后方，長途作戰中傷病員得不到及時安置，損耗得不到及時補充，“我們的彈藥非常缺乏”［22］，而國民黨軍隊經濟后勤保障充分。不利因素累積導致反“圍剿”局勢惡化，中共中央不得不尋求新的軍事行動以破除反“圍剿”困局。

二、中國共產黨主動采取的軍事行動對戰略轉移的準備及影響

在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的擠迫下，中央紅軍的進攻路線和單純防御路線都受挫，軍事指揮陷入困局，中央蘇區開始在軍事上尋求破局?！斑@兩支部隊的出發，用周恩來的話說：‘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保?3］這兩支部隊是指北上抗日先遣隊和紅六軍團?！斑@兩支紅軍的行動，是為配合中央紅軍主力大轉移的?！保?4］同時還有紅二十五軍和留守部隊的行動吸引了蔣介石兵力，有力牽制了國民黨在湘江防線的兵力，減輕了中央紅軍突破湘江的壓力。

（一）系列軍事舉措策應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

1.抗日先遣隊“調敵”

1934年7月初，《關于派七軍團以抗日先遣隊名義向閩浙挺進的作戰訓令》指出：紅七軍團“深入到敵人遠后方去，……以吸引蔣敵將其兵力從中央蘇區，調回一部到其后方去”［25］。根據中央指令，7月6日，紅七軍團6000余人從瑞金出發。紅七軍團經福建向閩、浙、皖、贛邊境開進，促使國民黨調動兵力，以減輕中央蘇區被圍之壓力。但“左”傾路線領導者電令紅七軍團攻打大城市福州。8月7日，攻打福州不下，反而暴露了自己實力，給后續行動造成困難，轉而繼續向閩北進發?！?月2日，蔣介石發布電令，限駐閩、浙的國民黨軍于11月前‘肅清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保?6］紅七軍團被圍殲的壓力越來越大，“同年十一月與方志敏領導的紅軍第十軍在閩浙贛根據地會合后，組成紅軍第十軍團，成立了以方志敏為首的軍政委員會”［27］。紅十軍團繼續擔負抗日先遣隊的任務。11月下旬，中央紅軍突破湘江防線時，方志敏正率十軍團部和第二十、二十一師北上皖南，執行中央軍區外線作戰命令?？傮w上，“這支先遣隊在六個多月的時間里，行程五千六百多里，轉戰于閩浙皖贛廣大地區，進行了三十多次重要戰斗，……吸引了二十多萬敵軍于自己的周圍，有力地策應了中央紅軍主力的長征”［28］。

2. 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前的“探路”

7月23日，《黨中央書記處、中革軍委關于紅六軍團向湖南中部轉移給紅六軍團及湘贛軍區的訓令》中指出：在鉗制與吸引敵人方面湘贛蘇區是相當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務，為打破敵人封鎖向湖南中部轉移開辟新的蘇區，破壞敵人作戰部署及輔助中央蘇區作戰。［29］《訓令》明確要求六軍團與二軍團會合，地點是湘中地區。到湘西北的指令是9月8日通過《中革軍委關于紅六軍團今后行動的補充訓令》［30］下達的，這時中央蘇區也在考慮向湘西轉移?！耙痪湃哪昶?、八月間，博古把我找去，指著地圖對我說：現在中央紅軍要轉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據地?！保?1］紅六軍團行動迅速，8月間橫穿湘南進入廣西， 9月4日，“近萬人馬，不到一天時間，便勝利渡過湘江”［32］。第二天占領西延縣城。這時六軍團“探路”的任務基本完成。10月24日，紅三軍和紅六軍團在印江縣會師，而這時中央紅軍正在通過國民黨設置的第一道防線。11月上旬，紅二、紅六軍團準備南下湘中，在中央紅軍突破湘江防線的同時，紅二、紅六軍團于11月下旬控制了湘中大片區域，建立了38支抗日游擊隊，出色完成了破壞敵人作戰部署及輔助中央蘇區作戰的任務。

紅六軍團的西征路線是對中央紅軍的轉移路線的探索，博古說：“當時軍事計劃是搬家，準備到湘鄂西去，六軍團是先頭部隊?！保?3］紅六軍團搶渡湘江突破重圍及順利與賀龍部會合這個因素，使得當時中央決策者更加肯定了湘西會合戰略的可行性。紅六軍團向中央報告了“探路”的經驗。西征初期，由于經驗不足，紅六軍團一度曾按軍委的要求實行“大搬家”，但很快發現影響部隊靈活行動，便迅速予以糾正，這正是“朱毛紅軍的傳統”［34］。但輕裝行軍在中央紅軍轉移中沒得到實現。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沒有徹底解決前期不利因素的制約，在轉移中弱點持續暴露。

3. 紅二十五軍及留守部隊的牽制

還有一支轉移部隊是紅二十五軍。1934年2月，中共中央給鄂豫皖省委的信中就提到，在“有戰略的退卻的實驗計劃”中要求紅“二十五軍各部隊須準備離開老地方到新區域去”［35］。同年6月，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給鄂豫皖蘇區的軍事訓令中指出：“目前鄂豫皖黨及紅軍的基本任務是：……最高度的鉗制和吸引敵人兵力于鄂豫皖方面使敵人無力再調軍隊來贛以協助中區和在主要方向作戰?！保?6］“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開始長征?！?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紅二十五軍近三千名指戰員，……由羅山縣河家沖出發，開始了長征?！保?7］紅二十五軍的轉移調動了國民黨“豫鄂皖三省追剿縱隊”5個支隊和東北軍第一一五師的追擊，有力鉗制了國民黨兵力。紅二十五軍在北上進抵豫陜邊之時，中央紅軍正在突破湘江防線。同時留守蘇區的紅軍對主力的轉移具有掩護作用，很大程度牽制了國民黨軍隊對中央紅軍主力的追堵。中央紅軍主力轉移后蘇區留下了部分武裝力量，“連同政府機關、傷病員，共約三萬人”［38］。這支力量牽制了國民黨中央軍“圍剿”主力，第五次“圍剿”中蔣介石直接用于“進剿”中央蘇區的有“七十個師八個獨立旅”［39］。蔣介石留下大半部分部隊用于“清剿”，“此時的蔣介石也不完全清楚紅軍到底留下多少兵力，故十分慎重”“率30多個師的兵力，繼續致力摧毀中央蘇區”。［40］留守蘇區部隊的軍事戰略意義重大。

（二）被迫戰略轉移的準備不足

由于中央紅軍跳出包圍圈的軍事行動未能阻止國民黨主力繼續“圍剿”中央蘇區，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利情況下不得不準備轉移。1934年2月， 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埃韋特已意識到反“圍剿”形勢的嚴重性，“不帶多余的悲觀主義應該承認，包圍圈越來越小，敵人兵力在接近向我地區突破的一些地方”［41］。1934年4月28日，中央蘇區北大門廣昌失守，中央紅軍在蘇區基本區域內與國民黨軍隊決戰失敗，用葉劍英的話來講，“中央蘇區變得越來越小了。就像用盆子養魚，魚很大，盆子很小，養不活了”［42］。中共中央不得不正式醞釀戰略轉移?！?月 出席在瑞金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鑒于廣昌失守后，國民黨軍開始逼近中央蘇區腹地，紅軍內線作戰已十分困難，決定將主力撤離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并將這一決定報請共產國際批準?！保?3］這次會議組成了負責籌劃戰略轉移的“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6月16日，共產國際復電：“如果說主力部隊可能需要暫時撤離中央蘇區，為其做準備是適宜的，那么這樣做也只是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擊?！保?4］共產國際同意轉移計劃，中央紅軍完全是被迫退出中央蘇區的。即便在這個時候，中央仍然是“兩手準備”，一方面以爭取大的勝利作掩護，一方面籌劃轉移。直至8月31日，國民黨軍占領廣昌的驛前，中央蘇區東線、北線被突破，紅軍在內線打破“圍剿”的現實已無可能?！爸钡?月初對打破敵人‘圍剿已經完全絕望后，才開始部署戰略轉移?！保?5］

戰略轉移在5月開始正式醞釀，到9月份是準備的關鍵階段，中共中央從人、財、物及軍事突圍方面作了準備，這一點學界已作充分研究，主要問題聚焦于準備是否充分。陳云在《隨軍西行見聞錄》中記錄道：“當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觀之，則紅軍確已進行了充分準備?！保?6］以中央紅軍為重點的大部分準備工作是在9月完成的。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中記錄了朱德對當時情況的描述?！耙痪湃哪昃旁鲁?，經過長時間籌劃，……我們把各部隊的主要政治和軍事干部召集到瑞金，通知撤退的計劃?！保?7］9月29日，張聞天所寫的社論《一切為了保衛蘇維?！饭_發表，當時被普遍認為是紅軍戰略轉移的公開信號?！斑@時，紅軍高級領導層的每個人都知道部隊即將轉移，但是他們不知往何處去?！保?8］李德稱之為“軍事機密”，各軍團司令員和政委也是直到10月中旬才知道是與二、六軍團會合。伍修權回憶道：“中央紅軍主力準備轉移的意圖，早在1933年底就有了?！薄霸谖镔Y上也做了些準備?！保?9］但在反“圍剿”失利被迫轉移背景下，對龐大的行軍計劃而言時間顯得不足，加上決策過程不科學，都使得這次被動戰略轉移的主動準備顯得薄弱。10月9日，紅軍總政治部發布《關于準備長途行軍與戰斗的政治指令》，明確指出：“準備突破敵人的封鎖線，進行長途行軍與戰斗?！保?0］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野戰縱隊向集結地域開進，中央紅軍戰略轉移開始。

（三）“預定的”行軍路線使中央紅軍陷于被動局面

國民黨及地方軍閥在追堵“圍剿”中都強調“政治優先”，蔣介石“控制西南”意圖與地方軍閥“保境安民”私心為中國共產黨統戰政策提供了空間。但當國民黨中央軍將紅軍主力擠壓至湘江防線時，這種空間消失了?！爱敿t軍進入廣西后，在北有湘軍的壓制、后有國民黨中央軍追擊的情況下，堅決阻止紅軍進入廣西腹地成為桂系的頭等大事”。［51］中央紅軍與“二、六軍團會合”的戰略意圖，直到12月11日通道會議毛澤東堅決反對才作了調整?！?3日，中革軍委命令中央紅軍‘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保?2］到18日黎平會議徹底否定這個戰略前，中央紅軍一直沿著紅六軍團的開進路線行進，過江后仍然向西延山區開進，計劃再北出湘西達成會合?！皬慕鞒霭l時一直不變地保持著一條西北向的路線，因此南京方面可以預計到紅軍的大部分動向?！保?3］紅軍行軍路線暴露無遺。在11月29日何鍵命劉建緒部乘紅軍半渡而擊的電文中道：“判斷匪循蕭匪故道西竄已甚明顯?！保?4］在戰略被動情況下，戰術機動能力嚴重不足，為國民黨布置包圍圈提供了時機。陳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提到，預定路線帶來了嚴重錯誤?！拔覀儫o論走到哪里，到處都遇著敵人迎擊，因為他們早已從地圖上料到我們將出現在哪里，將往哪里前進?！保?5］被迫轉移下的主動準備不足、戰略計劃僵化及戰術機動不足給紅軍行軍造成極大困難，是湘江戰役損失慘重的重要原因。

三、中央紅軍進入廣西前蔣介石及國民黨各派系態度與行動

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是否有意放紅軍西進不僅關系到中國共產黨西進順利與否，還關系到地方軍閥圍堵紅軍的積極性。共產國際代表認為，蔣介石意圖通過追擊紅軍控制其他省份。蔣介石“知道，突破不會給他帶來太多的東西”［56］。與此相反，國民黨方面晏道剛事后推測：“1934年9月，……這時蔣介石口口聲聲要把紅軍消滅在包圍圈內，作夢也沒有想到紅軍畢竟能夠突圍長征，奪取勝利?！?/p>

參見晏道剛：《蔣介石追堵長征紅軍的部署及其失敗》，載于《中華文史資料文庫》（政治軍事編）第3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頁。

他主張紅軍突圍在蔣介石意料之外。盧毅認為：“所謂蔣介石‘放水說純屬臆測，與事實相去甚遠?！保?7］金沖及也指出：“蔣介石有意讓中央紅軍西進，以便借此進兵并控制西南，這并不符合當時的事實?！保?8］而黃道炫則采取謹慎態度?！坝捎诋斒抡叩闹M莫如深，可以直接證明這種企圖的材料很難出現，但蔣方防粵、謀粵的用心還是常?？梢砸姷降??！保?9］但作者引述諸多史料證明蔣介石并未采納白崇禧甚至陳誠加強西線兵力的意見，并引述蔣介石日記表示他早已預判紅軍“西竄”。然而就粵、桂軍閥而言，他們始終認定蔣介石是故意逼迫紅軍西進，這對后續蔣介石和地方軍閥配合堵截紅軍產生重要影響?；浵翟鲜挿鸪商嵝殃悵模菏Y“故縱赤軍，使其突圍西竄以犯桂犯黔，其計甚狡”［60］。所以后來蔣介石電責陳濟棠“讓路”紅軍，陳濟棠則回電埋怨多次請蔣介石增兵贛州，至今沒有行動。李宗仁在回憶中也直言不諱：“但此次中央的戰略部署卻將缺口開向西南，壓迫共軍西竄?！保?1］粵、桂軍閥與蔣介石在堵截紅軍西進過程中相互猜忌，蔣介石一直意圖收服地方派系，由于國內外政治關系復雜，蔣介石將消滅紅軍置于頭等要事。他在1934年7月27日寫道：“一、非消滅贛匪不能與俄談話。二、非平定兩廣不能與倭交涉。三、粵非速征不可?！保?2］道出了他對攘外與安內優先次序的真實考量。

蔣介石自認為“圍剿”大局已定，10月15日開始了他的西北地區視察。10月2日致電汪精衛：“目前生死關頭，厥為剿匪問題?！热齻€月內時局不生枝節，則殲滅贛赤，饒有把握?！保?3］但蔣介石低估了中央紅軍的戰斗力?！笆轮醒唤印喜袪I轉來情報，知道紅軍主力有突圍模樣，前鋒已通過信豐江（即桃江），蔣鼎文東路軍先頭已由長汀逼近瑞金。于是蔣介石匆匆趕回南昌?！保?4］對紅軍的行軍方向作出了判斷?！爸钡?0月18日，忽接東路軍報告，稱在占領瑞金后發現的資料中發現紅軍主力有西進意圖?！保?5］明確了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意圖，蔣介石給陳濟棠發了訓令：“著即集中兵力27個團，位于藍山、嘉禾、臨武之間堵截，以贖前愆?！保?6］緊接著蔣介石預判紅軍西進目的地并謀劃了圍殲計劃?！?0月25日，當紅軍突破第一道封鎖線后，蔣介石即判斷中央紅軍入湘后有與賀龍部會合的可能?！?1月6日，南昌行營電令：殲滅紅軍于‘湘漓兩水以東地區?！保?7］掌握紅軍西進兵力的具體情況是在11月8日至10日的延壽戰役，陳濟棠向蔣介石匯報發現中央紅軍一、三、五、八、九等軍團番號。蔣介石“認為延壽戰役是中央紅軍西進以來，他弄清紅軍情況最有意義的一仗”［68］。

“11月4日至13日，紅軍在當地人民群眾的密切配合下，又先后突破敵人設在湘粵邊境的汝城到仁化、樂昌一帶山地間的第二道封鎖線和設在粵漢鐵路湘粵邊湖南境內良田到宜章之間的第三道封鎖線，進入湘東南地區?！保?9］蔣介石委任何鍵為“追剿”總司令，13日何鍵以總司令名義發布了湘、漓水以東“追剿”計劃，標志著國民黨圍殲中央紅軍于湘江以東的計劃進入實施階段。13日蔣介石令薛岳部“并限先頭部隊于哿日前到永州勿誤”［70］。14日在《蔣介石關于消滅中央紅軍于湘江以東地區電》要求“各部及軍隊、民團，并會同粵、桂兩軍，妥為部署，分別嚴密追堵，務殲滅竄匪于湘水以東；尤須注意勿使迂回粵、桂，剿辦更難”［71］。因有紅六軍團長驅西進的先例，鑒于各路軍隊的嫌隙，蔣介石并沒有對消滅紅軍主力于湘江以東的計劃抱有絕對信心。11月17日，在《蔣介石關于湘水以西地區“會剿”中央紅軍的計劃大綱》中補充了“湘水以西”圍剿紅軍計劃：“應以不使該匪能長驅入黔，會合川匪及蔓延湘西，與賀、蕭合股之目的，圍剿該匪于黎平、錦屏、黔陽以東，黔陽、武岡、寶慶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龍勝、洪州以北地區以消滅之?！保?2］從這些連續的電令中可以看出蔣介石急切殲滅紅軍于湘江以東的意圖，然而只有中央軍積極落實“圍剿”計劃，且蔣介石低估了中央紅軍突破防線的意志和能力，所以注定了他的目的不能達到。

四、前期歷史因素作用于短時段的湘江戰役發生過程

前期的影響因素在湘江戰役發生過程中集中體現出來，“左”傾教條主義引發的問題被集中暴露。湘江戰役受制于各類歷史性影響因素，內蘊著量質互變過程。

（一）突破湘江防線命令下達與錯失戰機

中央紅軍按預定的行軍路線繼續西進，11月23日，“軍委決定：迅速開辟西進道路，打擊在后面緊追的三路敵人，迅速擺脫尾追的敵人”［73］。同日下午2時，紅一軍團占永安關并偵察永安關以南的道路，這是最早準備突破湘江防線的命令。桂軍看到紅軍主力從永安關、雷口關入桂境已成定局，加之紅八、紅九軍團佯攻龍虎關，桂軍為防紅軍攻桂林向蔣介石報告龍虎關吃緊，“桂軍于11月22日下午撤離了湘江防線”［74］。桂軍主力夏威部撤往恭城，23日，何鍵一邊電告蔣介石桂軍主力不可南移，湘軍兵力不足“實屬再無力南移”，無奈木已成舟，同日電令劉建緒：“沿湘水上游延伸至全州之線，與桂軍切取連絡，堵匪西竄?！保?5］25日電令劉建緒部接防全州但防線不伸過全州，“置重點于全州東北地區”［76］。而紅一軍團直到11月25日23時才收到中革軍委命令：“你們必須詳細偵察占領全州之可能性?！磻獪蕚湄テ呷粘空碱I之?！保?7］而25日晨劉建緒部4個師正由黃沙河向全州急進。從11月22日直到26日桂軍主力從恭城北調之前，全州至興安段防線空虛（全州第七十二團的2個營，興安留有1個團）。11月27日，湘軍搶先紅一軍團紅五團進入全州并停止了向興安方向繼續南進。這時中央紅軍不僅在軍事戰略上陷入被動，在戰術上也隨時面臨南北夾擊的被動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11月22日，桂軍主力的后撤并沒有根本改變紅軍處于湘江包圍圈的大格局，桂軍在恭城一帶警戒并時刻準備“擊尾”，桂軍也并非讓路于紅軍，而是把正面阻擊紅軍的任務移交湘軍以減少桂軍壓力，向蔣介石打報告要求湘軍補防“以期周密”。這樣蔣介石嚴密部署的“第四道封鎖線”在“灌興全”鐵三角封鎖中短時間內確實出現了漏洞。然而戰爭中虛實難測，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這不是國民黨引誘紅軍深入湘江“鐵三角”的意圖。國民黨軍隊形成的整體包圍圈并沒有就此瓦解，甚至“追剿”第一路軍進駐全州后北面的壓力增加了。當時整體戰局是國民黨30余萬重兵

丁玲主編的《紅軍長征記》（上），2017年版，第109頁，時任紅十三師政治部主任莫文驊寫的回憶稿件中估算數據30萬—40萬人?！都t軍長征過廣西紀實》，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頁，時任三十四師第100團團長韓偉回憶追擊堵截我軍兵力達25個師30萬余人。（美）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根據紅軍指揮員估計的數據是30余萬人。

在越城嶺和都龐嶺之間的湘江已形成巨大“口袋”。紅軍前后部隊拉得過長無法快速行進，使得國民黨軍東追西堵、南北夾擊防線不斷收緊。這時湘江兩岸醞釀著紅軍與國民黨軍隊的遭遇戰。

（二）紅軍渡江前的緩慢行軍與敵方截擊

由于“左”傾領導者前期沒有汲取紅六軍團向中央報告的“探路”經驗，也未采取靈活機動的行軍建議，11月23日至25日的寶貴時間被緩慢的行軍速度消耗了?！爸醒爰t軍占領江華。翌日（11月25日），在道縣、江華間全部渡過沱水（瀟水）?！保?8］25日下午，中央軍委正式下達渡過湘江的作戰命令，野戰軍繼續分四路縱隊迅速搶占湘江，向全州、興安西北進發。27日，紅軍先頭部隊右翼紅一軍團紅二師和紅四師各一部在興安、全州間突破國民黨軍隊第四道防線，并沒遭遇大的抵抗便渡過湘江。左翼紅三軍團第四師第十團從紅一軍團紅二師第四團接替界首防務并進至光華鋪，紅軍正式控制了界首至腳山鋪間的渡河點?！?1月27日晚上，軍委終于改變四路進軍的計劃，并決定紅軍在11月30日全部渡過湘江?！保?9］這時中央縱隊、軍委縱隊到達灌陽北邊的文市、桂陽一帶，距湘江最近渡口僅160華里，卻直到11月30日才到達渡口。27日后湘江防線形勢劇變，桂軍按其預定作戰方針打算進攻紅軍后衛。28日凌晨，桂軍第四十四師攻擊紅軍右先鋒紅三軍團紅五師駐防的新圩陣地，另一路桂軍于29日到興安界首以南5公里的光華鋪進攻紅三軍團紅四師。桂軍為驅使紅軍盡快離桂攻勢很猛，號稱“擊尾”實則“攔腰”。北面全州劉建緒部率湘軍4個師從全州城出動，于11月29日晨對紅一軍團第二師及第一師一個團在腳山鋪的阻擊陣地發起猛攻。湘軍投入第一路軍全部主力“劉司令建緒急率所部向咸水、界首猛力堵剿”［80］，桂軍“以十五軍全部及第七軍主力星夜兼程轉移興、灌”［81］。敵方幾乎出動全部主力，給紅一、三軍團阻擊陣地造成巨大壓力，加之敵我雙方部隊數量和裝備巨大差距，中央紅軍長途跋涉是疲憊之師，戰場態勢于中央紅軍十分不利。

（三）“一時半作戰命令”下達與慘烈突圍

中央紅軍以疲憊之師阻擊優勢敵軍進攻很快陷入了被動。30日彭德懷以“萬萬火急”向全軍團電告嚴峻形勢，“湘、桂兩敵一號有由興安、灌陽向我夾擊的可能”［82］。同日聶榮臻、林彪電告朱德：“軍委須將湘水（江）以東各軍星夜兼程過河?！保?3］到了12月1日，戰局一度到了生死存亡最后關頭，朱德于當日一時半電令一、三軍團堅決消滅進攻之敵，“以保證我軍后續部隊在二號晨在掩護隊掩護之下通過湘水”。為保證作戰目標實現，同日三時半中共中央局、中革軍委、總政治部聯合致電一、三軍團必須保證一時半作戰命令實現?！耙蝗諔鸲?，關系我野戰軍全部西進，……不顧一切犧牲，克服疲憊現象，……保證軍委一號一時半作戰命令全部實現?！保?4］紅軍面對數倍之敵，以極強的革命意志力和崇高的犧牲精神，付出慘重代價成功掩護主力渡過湘江，12月1日中午時分紅軍主力渡過湘江。在國民黨方面看來，紅軍主力過江后湘江戰役就結束了，同日蔣介石電薛岳：“此時駐永州無益，兄等應自告奮勇，速向新寧城方面急進也?！保?5］蔣介石預備執行“入黔追擊計劃”，白崇禧12月1日回電蔣介石中央紅軍已渡過湘江，何鍵于12月5日通電未能實現消滅中央紅軍于湘江以東。12月1日紅軍主力渡過湘江標志著蔣介石殲滅紅軍于湘江以東的計劃失敗，也標志著中央紅軍以湘江為主戰場的突圍戰斗結束。面對著諸多不利影響因素的制約，中央紅軍能突破湘江的一個重要變量因素是中央紅軍堅定的革命意志，戰斗中發揮超強的突破精神和無畏的犧牲精神。這場慘烈戰斗的結果是中央紅軍挫敗了蔣介石“消滅中央紅軍于湘江以東”的計劃，黨保存了革命火種，為中國革命迎來轉機并走向勝利提供了新的可能。

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湘江戰役是紅軍長征的壯烈一戰，是決定中國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歷史事件。紅軍將士視死如歸、向死而生、一往無前，靠的是理想信念。為什么中國革命能成功？奧秘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最困難的時候堅持下去，這樣才能不斷取得奇跡般的勝利?！保?6］湘江戰役體現了紅軍將士勇于勝利、勇于突破、勇于犧牲的革命精神，中央紅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靠的就是堅不可摧的革命信念。正是這種信念使得中央紅軍能最終完成偉大的長征。通過對湘江戰役發生的影響因素分析，更加深刻全面地認識軍事、政治、經濟因素在歷史中的橫向作用聯系。湘江戰役造成的慘重損失促使黨對中國革命前途道路的自覺反思，對“什么是中國革命、怎樣進行中國革命”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深層次思考，使得黨深刻認識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湘江戰役后的教訓總結加快了中國共產黨政治上、理論上和軍事上的成熟，嚴峻的革命形勢急迫呼喚黨內形成成熟穩固的領導核心，只有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下的革命軍隊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成功！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頁。

［2］［86］新華社：《習近平：中國革命成功的奧秘就是靠理想信念》，《中國老區建設》，2021年第6期。

［3］劉寧：《從湘江戰役中汲取再長征的力量》，《求是》，2022年第1期。

［4］《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日報》， 2021年11月17日。

［5］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3）》第9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頁。

［6］《李志民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頁。

［7］《總動員武裝部副部長金維映同志談擴紅動員不能迅速開展的基本原因》，《紅色中華》，1934年9月16日。

［8］《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9頁。

［9］［65］曲愛國、張從田：《長征記》，華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17、21—22頁。

［10］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736頁。

［11］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頁。

［12］孫偉：《從國共兩黨電文看長征初期國民黨軍對中央紅軍的“追剿”》，《軍事歷史研究》，2018年第4期。

［13］《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6—327頁。

［14］［30］［84］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上冊，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4、161頁。

［15］［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增訂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頁。

［16］［64］《中華文史資料文庫》政治軍事編第3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307頁。

［17］［24］［49］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反“圍剿”回憶史料》，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241、241頁。

［18］張聞天：《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斗爭》，1934年7月10日。

［19］衛平光：《控制與爭奪：國民黨的食鹽封鎖與蘇區的應對》，《江西社會科學》，2014年第2期。

［20］張侃、徐長春：《中央蘇區財政經濟史》，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頁。

［21］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中國農民負擔史》編輯委員會：《中國農民負擔史》第3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頁。

［22］楊成武：《憶長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頁。

［23］金沖及：《周恩來傳（1898—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06頁。

［25］［29］［50］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4—1935）》第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355—360、398頁。

［26］［32］劉秉榮：《中國工農紅軍全傳》（五），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2、3395頁。

［2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頁。

［28］鄭廣瑾、方十可：《中國紅軍長征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9頁。

［31］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頁。

［33］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頁。

［34］《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頁。

［35］［3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276、424—425頁。

［37］劉秉榮：《中國工農紅軍全傳》（六），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9頁。

［38］王輔一：《項英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頁。

［39］《五次戰役第二步的決戰關頭和我們的任務》，《斗爭》，1934年5月5日。

［40］盧毅：《關于蔣介石“放水”長征說的再辨析》，《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7年第1期。

［41］［44］［56］《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1、144、602頁。

［42］《葉劍英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723頁。

［4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頁。

［45］［67］［7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52—53、54頁。

［46］陳云：《隨軍西行見聞錄》，紅旗出版社，1985年版，第4頁。

［47］［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梅念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351頁。

［48］［美］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過家鼎、程鎮球、張援遠譯，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第6頁。

［51］賀金林、王謙：《中央紅軍長征過廣西之桂系“讓路”說辨析》，《黨史研究與教學》，2021年第4期。

［52］丁玲：《紅軍長征記》上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99頁。

［53］［美］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戴樂山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版，第185頁。

［54］［71］［72］［75］［76］［80］［81］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參考資料》，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113、115、124、128、141、138頁。

［55］陳云：《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黨的文獻》，2001年第4期。

［57］盧毅：《蔣介石“放水”長征說辨正》，《歷史研究》，2016年第4期。

［58］金沖及：《中央紅軍在貴州的若干重大問題》，《歷史研究》，2014年第1期。

［59］黃道炫：《中共、粵系、蔣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60］陳紅民：《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0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80頁。

［61］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上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478頁。

［62］高素蘭：《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6冊，臺北“國史館”，2006年版，第499頁。

［63］［70］［85］周美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8冊，臺北“國史館”，2007年版，第202、445、513頁。

［66］［77］李濤：《湘江血淚：中央紅軍突破四道封鎖線紀實》，長征出版社，2012年版，第65、166頁。

［68］［82］伍祿香：《喋血湘江》，新華出版社，2009年版，第7、198頁。

［69］［73］［79］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中共廣西桂林市委員會黨史研究室：《紅軍長征突破湘江》，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6、29頁。

［7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年譜（新編本）》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頁。

［83］周均倫：《聶榮臻年譜》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頁。

（責任編輯：孫開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