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文人畫的禪宗美學思想與南北宗論藝術理念

摘 要：董其昌是明代著名的文人畫家，他的山水畫在我國書畫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首先闡述董其昌文人畫禪宗美學思想的產生，了解該思想形成的背景；其次基于董其昌的代表作品，分析禪宗思想的妙悟性、境界的空靈性以及形式的簡淡性，論證董其昌對禪宗的感悟頗深；最后探析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論的具體原因及藝術理念。董其昌將帶有豐富禪宗理論的繪畫主張凝聚起來，總結南北二宗文人繪畫的特點，對中國畫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關鍵詞：董其昌；文人畫；禪宗美學思想；南北宗論

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松江華亭（今上海市）人，善書畫，富收藏，尤精鑒賞，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占據重要地位。他對禪宗有著深刻的理解，“借禪論文”，并將禪宗思想融入繪畫中，提出南北宗論思想。南北宗論本質為以禪論畫，對唐代以來的繪畫進行詳細解讀，根據禪家南宗、北宗的思想理念，認為文人畫是南宗，貶低北宗的行家畫[1]。南北宗論藝術理念獨特，極大程度上影響我國山水畫的發展。

一、董其昌文人畫禪宗美學思想的產生

（一）禪宗美學思想緣起于華亭

董其昌生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此時正為明世宗統治時期，政治局面動蕩、經濟凋敝是明中期整體的社會情形。華亭屬江浙地區，當時正是禪宗興盛地帶，由于受到時政影響，禪宗思想盛行，當地林立寺院，又被稱為“東南佛國”[2]。此時董其昌遷居此地，大約是其禪緣之肇始。華亭有著十分濃郁的宗教文化氛圍，董其昌在華亭的科考之路一直持續到35歲，在萬歷年間，他持續經歷兩次鄉試落第，備受打擊，于是為了尋求精神釋放與心靈慰藉，便開始參禪悟道。在之后的會試中，董其昌文筆斐然，本當是會元，卻因其字跡不夠工整而屈居第二。于是董其昌開始發奮學習書法，之后，董其昌在接觸丹青藝術，鉆研書畫的同時不斷受到禪宗思想的影響，但此時的董其昌在心中并未認可禪宗思想。

（二）董其昌主動與禪相伴

因長期接觸禪宗思想，董其昌開始主動接受禪宗的洗禮。在此過程中，董其昌閱讀了大量的禪宗經典。其代表作《畫禪室隨筆》共分十五門，其中“禪悅”一門提及了多篇經書，包括《般若經》《金剛經》等。董其昌不僅主動學習禪宗思想，還在日常生活中結交了達觀禪師、憨山禪師等禪僧隱士，并在與他們的長期相處過程中，深刻領悟了禪宗思想的內涵，也開始在自己的藝術創作中融入所學的禪宗思想[3]。明代中后期，資本主義開始萌芽，加上江浙地區地理位置極其優越，有利于當地經濟的發展，形成了穩定的社會環境，這為董其昌后來提出以禪入畫的思想提供了支持。

（三）仕隱之間完成以禪論畫的重要使命

董其昌從小就有遠大的政治抱負，但他的一生大起大落。萬歷十七年（1589年），董其昌踏入仕途，被授予翰林編修，其官運在此后一段時間內十分順利，還被任命為使臣及主考官。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出現黨爭，董其昌為避禍而選擇離開京城，此為第一次主動隱退官場。在六年后的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董其昌重出官場，并在一年后，因得罪權貴而選擇辭官隱退。后來他又多次任職、隱退，直至崇禎八年（1635年）告老還鄉。從董其昌的任職經歷來看，其內心搖擺不定，既想在官場大展鴻圖，又十分厭惡官場的污濁風氣，他的政治觀念明顯受到禪宗的影響。也正是在半隱退的狀態下，董其昌才有充足的時間參禪習畫[4]。

二、董其昌文人畫禪宗美學思想的特點

董其昌在創作文人畫的過程中，受到禪宗思想的影響，將禪宗思想融入山水畫創作中，逐漸形成禪宗美學思想，使其山水畫更具藝術性與審美性，既增強了山水畫的視覺效果，又感染著人們的精神世界。

（一）禪宗美學思想的妙悟性

禪宗思想中的“妙悟”是一種頓悟能力，指人能夠在觀察自然、體驗生活的過程中逐漸習得禪學的真諦。董其昌在感悟“妙悟”的過程中，將其融入繪畫中，由此提出著名的南北宗論。在領悟禪宗后，董其昌大力推崇與禪宗精神追求一致的南宗文人畫，讓觀者感受畫中所表達的簡遠、暢神之感。禪宗思想中的“妙悟”精神讓董其昌對繪畫有了新的追求，并在繪畫過程中極力追求繪畫的“變法”[5]。同時，他又尊重傳統繪畫技法，希望通過“覺悟”實現“變法”。董其昌認為，繪畫創作需要擺脫傳統的束縛，理解古人繪畫表現的神韻，參透禪宗思想中的禪機，在感悟中進行繪畫。例如其代表作《山水冊》就是掌握了禪宗思想中“妙悟”的文人畫，讓人們深入感受到禪宗融入文人畫表現的審美意趣，以及繪畫表現出的清秀古拙、蕭散空靈的境界。雖然畫中的山水風景整體平淡，但在平淡之中見變化，充分體現出禪宗的“妙悟”[6]。

（二）禪宗美學境界的空靈性

禪宗思想超越時空，認為萬物皆有靈，世界萬物的緣起緣落皆有規律，其本質歸于空靈性，這是禪宗思想的哲學境界。我國一些傳統畫家十分向往禪宗思想的空靈境界，也擅長在畫中通過留白來體現禪悟境界中的空靈。同樣，禪宗的空靈性也影響了董其昌的山水畫創作理念。由此，董其昌形成了深刻的禪宗美學思想，他用筆墨表現山水畫中的空靈，用繪畫表現天地間的萬物，用精妙的留白凸顯畫作的空靈境界，使其山水畫整體表現出“靜穆”的氛圍，但在欣賞時能讓人們感受到畫作的“空”[7]。例如：在畫作《山水冊·木葉微脫》中，董其昌運用湖面與天空之間精妙的留白，給畫面增添了空靈之感，并給人以“虛無”的審美感受；在山水畫《墨卷傳衣圖》中，董其昌將筆墨運用得十分靈動，生動地展現出一派溫潤清幽的江南麗景，畫中透露出空靈的氛圍。

（三）禪宗美學形式的簡淡性

禪宗一向強調以“頓悟”為主旨，重視以慧心傳授，不立文字，簡潔直入，追求精神的簡潔性、平淡性。董其昌受到“簡潔、平淡”的影響，在以后山水畫的創作中注重形式的簡淡性，取自然之精華，通過“小事”“小景”“小物”等小切口、小題材反映大事物、大主題，在平淡的畫面中蘊藏深遠的意境。例如：在《仿古山水冊》中，雖然畫面構圖簡單，僅有勾勒的幾棵小樹，卻使畫面十分生動且有靈氣，透露出平和、簡靜的意境[8]；在《書畫合璧山水小景》中，董其昌仍然使用簡單的構圖與淡墨進行點綴，整體景色十分簡單，卻表現出江南山水的特點。由此可見，董其昌對禪宗的感悟頗深，能夠熟練使用簡潔、平淡的手法描繪自然山水，表現出禪宗思想中宇宙無限之意，彰顯出其山水畫的獨特魅力。

三、禪宗美學思想與南北宗論藝術理念

董其昌的南北宗論在禪宗美學思想背景下提出，該理論的提出與董其昌的政治理想抱負密切相關，他以禪宗分南北來闡釋中國畫家不同的精神狀態。南宗、北宗畫家創作的不同風格的作品，對我國繪畫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基于禪宗美學思想背景提出南北宗論

董其昌將禪宗思想與繪畫相結合形成禪宗美學思想，并提出南北宗論，通過以禪入畫表現繪畫創作的最高境界。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論的原因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董其昌擁有遠大的政治抱負，但明代后期出現政局混亂的現象，經歷改革失敗后的社會割裂嚴重，于是董其昌開始轉向藝術領域。他認為發展藝術對于政治有服務作用，藝術的道德力量也有助于社會秩序的恢復。

第二，從明代開始，文人對于院體畫與文人畫優劣的看法不同。根據文人推崇畫派的不同可分為“浙派”與“吳派”，前者主要推崇宋畫，后者主要推崇元畫。在禪宗思想的影響下，文人畫成為文人傳達思想的重要途徑。因此，董其昌在禪宗思想的影響下，開始思考禪宗與繪畫的聯系，同時促使了南北宗論的誕生，從而推動了我國繪畫走向的轉變。

第三，在禪宗興盛的背景下，以禪論畫為文人繪畫提供了思想指導。明中期政治局面動蕩，儒家思想受到嚴重沖擊，“心學”興盛[9]。此時，禪宗集合了佛教、道教及儒家的特點，有利于推動藝術的發展，使文人心靈覺醒，幫助社會恢復秩序。董其昌看到了這一點，堅持以禪論畫。

（二）南北宗論藝術理念

董其昌撰寫的《畫禪室隨筆》一書，內容是關于書畫創作及評鑒的基本理論。該書集中記錄了董其昌對于南北宗論的闡述，共分為四卷。其中，卷二以論畫為主，闡述了南北宗論藝術理念，并分析了文人畫對于傳統書畫發展的重要性。該藝術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根據禪宗南北分宗，董其昌將中國傳統繪畫進行了南北劃分，表現出“崇南抑北”的思想。禪宗與南北宗論的關系密切，這與董其昌長期受到禪宗思想的影響有關，他用禪宗分宗的原因解釋“畫分南北二宗”，為自己南北宗論的立論找到理論支撐。董其昌認為，王維是南宗文人畫的創始人，北宗畫家以李思訓父子為首。此外，他還闡述了“崇南抑北”的原因，即北宗存在“工難習”的問題，不易傳承，而南宗一直呈現出繁盛的趨勢。從董其昌“崇南抑北”的觀點中能夠映射出禪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思想。因此，董其昌認為北宗畫風與禪宗的北宗“漸悟”相對應，南宗畫風與禪宗的南宗“頓悟”相對應，完成了用禪宗思想劃分傳統中國畫的任務。

第二，對于南北宗畫作的評判標準，董其昌將文人畫的“士氣”作為品評依據，重視文人畫傳達的意境，且“士氣”與謝赫“六法”提到的“氣韻”本質相同。文人畫追求神似，用筆疏散、隨意、放松，不求形似，但是畫面可以傳達出深遠的意境。禪宗所追求的是一種“無相”的狀態，外在的“相”是一種客觀存在，而“無相”是指要破除外在的“相”，去追尋“心相”。文人畫追求的“士氣”正與禪宗的“無相”不謀而合，二者之間存在相似之處，可將“氣韻”視為人的天賦，強求不得。此外，“氣韻”與禪宗“見性成佛”的思想一致，即修行之人不用向身外求法，但可以意識到自己是佛的化身。

第三，南北宗論提倡人們應主動向古人學習。董其昌認為自然就是最好的師者，可以以自然為師，正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白x萬卷書”中的“書”指觀摩前人的名作，并在讀書的過程中學習、掌握技法；而“行萬里路”是大膽走出去，感受天地萬物，并以其為師。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法古”學習的選擇性。在南北宗論中，董其昌認為北宗畫因為工整難，不易學。因此，學習之人無需全部學習，可以結合自己所需進行取舍，并在臨摹名作的過程中，加入自己的創作，使畫面更加靈活[10]。多學習古人豐富的繪畫經驗，不斷提高自己的創作高度，并保持繼承與創新精神。

四、結語

禪宗美學思想對董其昌的繪畫風格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重視思想的“頓悟”、形式的簡淡以及境界的空靈，最終形成“平淡天真”的繪畫風格。董其昌以禪入畫，提出的南北宗論與禪宗美學思想密切相關。從董其昌將禪宗思想融入繪畫藝術創作的角度來看，南北宗論的提出具有一定的開拓意義，確立了禪宗思想在我國繪畫理論體系中的地位，也肯定了禪宗思想在中國畫創作發展中的重要性。董其昌將中國畫進行分宗，完成了中國畫的體系化梳理，是中國畫創新的一次偉大嘗試。董其昌的禪宗美學思想促成了南北宗論藝術理論的形成，其中以禪入畫、平淡自然的繪畫思想至今對中國畫的研究仍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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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杜娟.董其昌與太倉瑯琊王氏交游考[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0（1）：81-94.

作者簡介：

朱勤炎，內蒙古藝術學院文化藝術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藝術學理論、民族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