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與起草“中央一號文件”

吳镕 汪思詩 孫尊芳

1982年元旦，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1982年“一號文件”），對迅速推開的農村改革進行了總結，這是第一個關于“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此后連續五年，中央“一號文件”都以“三農”為主題，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那段艱難探索的農村改革歷程。

時任江蘇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吳镕（1983年后調任農工部副部長、部長）參與了這五個“中央一號文件”的起草，也親歷了這場意義深遠的農村改革。

1982年：關于包產到戶的大爭論

1981年11月，中央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農村工作會議，我作為江蘇農村工作的代表參加此次會議。會議結束后，中央考慮要起草文件，由時任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牽頭，組成一個文件起草班子，留一些基層的人下來一起完成，我便是其中一員。

1982年的“一號文件”特意提到“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第一次以中央名義肯定了包產到戶。這一點小小的改變，卻是經過了三十年的反復爭論、論證、妥協后實現的。

1981年3月4日，報道江蘇省泗洪縣上塘公社包產到戶獲得豐收的長篇通訊《春到上塘》在《人民日報》發表，引起巨大反響。江蘇省委主要領導人遂決定帶隊去上塘調研，我是其中之一。

我們來到上塘古墩子大隊，看到一個小青年在打家具，便和他攀談起來。他說：“我今年26歲，是吃救濟糧長大的。吃了24年的救濟糧，前年搞包產到戶后不吃了，今年準備結婚了?！苯又胰チ艘粦舫煞质堑刂鞯募彝?，看見一個老太太正在看著場子上曬的粉絲，她見我們來了很緊張，問：“你們是不是公安局的??？”我說：“我們不是公安局的?！彼謫枺骸澳悄銈兪悄睦锏?？”我怕說得太高她害怕，便回答說：“我們是縣委搞農村工作的，找你們家里人隨便談談。你有兒子嗎？”她說有，兒子正在自留地里干活，說著把倆兒子找了出來。我問他們現在政策怎么樣，他們說：“現在政策好，你們看看，后面有自留地，場上有粉絲，過去是人吃山芋，現在山芋做成粉絲，可以賣，粉絲渣可以喂豬?！蔽覇枺骸鞍a到戶怎么樣？”他們說擁護，希望政策不要變。

調研過程中發生的趣事還有很多，我后來碰到一個老太太，跟她聊，說包產到戶好不好呢，她說好，我說生產隊就一頭牛、一臺拖拉機，插秧的時候大家都要搶時間，上午插的秧和下午的就不一樣，越早越好，那你們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老太太說，你這個同志怎么這么笨，這個問題好解決啊，碰到問題就抓鬮，哪家抓到第一個就哪家先用。

后來起草文件的時候，我把我的調研內容分享出來一起討論，在反復商量思索與各地調研成果的支撐下，1982年“一號文件”取消了包產到戶的禁區，尊重群眾根據不同地區、不同條件自由選擇，同時宣布長期不變。三十年的爭論就此落下帷幕。

1983年：搞活農村工商業

1983年的“一號文件”是對包產到戶的理論飛躍。

搞活農村工商業，最需要打通流通渠道。當時流通領域有幾件大事：一是從1979年起，國家大幅度提高糧食等農產品收購價格；二是開放集市貿易；三是放開一部分農產品價格。這時候，農民組織起來自發搞流通。

我當時在流通組，下去調研農民自發流通的情況。江蘇北部農民地多糧多，養雞販賣到人多地少的蘇南。他們騎著自行車，披星戴月，渡江南下，浩浩蕩蕩，被稱為“百萬雄雞下江南”一大奇觀。這一現象還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稱贊，說他們不是“二道販子投機倒把”，而是搞活農村副業的“二郎神”。我根據這次的調研情況，寫下了《百萬雄雞下江南》一文，發表在《農民日報》頭版頭條。

江蘇人民“百萬雄雞下江南”一事引起很大反響，后來1983年的“一號文件”中專門提到，“要打破城鄉分割和地區封鎖，廣辟流通渠道”，“農民個人或合伙進行長途販運，有利于擴大農副產品銷售，有利于解決產地積壓、銷地缺貨的矛盾，也應當允許”。

1984年：為鄉鎮企業“正名”

20世紀80年代，江蘇農民流傳兩句話：農業一碗飯，副業一桌菜，工商富起來；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

江蘇是鄉鎮企業的發源地，20世紀80年代初，蘇南的社隊企業在農村改革春潮中又一次蓬勃興起，成果斐然。面對這些非議、指責、爭論，我多次下去調研、作匯報、寫文章，與起草組的同志們交流意見，多方呼吁。我認為，鄉鎮企業不同于國營企業，它們“屬豬”，靠飼料喂；也不同于大集體、地方國營企業，它們“屬雞”，喂一點，找一點食；鄉鎮企業“屬鳥”，全靠自己到市場上覓食。鄉鎮企業發展，實際上最先探索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機制體制。

爭論了兩年多，終于在1984年的“一號文件”中，中央肯定了“現有社隊企業是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業不可缺少的助手”，并在這一年的“四號文件”中，把社隊企業正名為鄉鎮企業，明確了支持態度。

1985年：放活農村金融

1985年的“一號文件”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放活農村金融。當時中央農研室金融組的黃鳴等同志準備了一大堆搞活農村金融的調研材料和建議。當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為陳慕華同志，人稱“鐵女人”。杜老事先安排我們幾個地方同志來與她對話。她下午三點鐘到會，說“我四點要接待外賓，你們有話快說”。杜老就叫我先說，我用八分鐘講了五點建議。不料，陳行長很爽快地表態，你講的包括合作基金會等五條意見，我同意四條，唯有“‘大躍進時一些老貸款還不了，一風吹吧”這一段不能同意，不過也可以考慮，那時刮瞎指揮風，農民已經受了苦，就暫按“掛賬停息”處理吧。我笑道：“謝謝行長恩典，賬掛著，看來也只能千年不賴，萬年不還了?！标愋虚L沒有發脾氣，反而笑笑說：“又給你們鉆了個空子?！睂υ挷坏桨胄r就輕松結束。與會人員松了一口氣，說“鐵女人”很和氣嘛。

這以后，農村合作基金會在全國有了大發展。1985年的“一號文件”中，第七項就寫了“放活農村金融政策”，允許“適當發展民間信用”，這是金融領域一大突破。

1987年：“一號文件”轉為“五號文件”

在1982年第一個“一號文件”發布后不久，胡耀邦在一次會議上說：在農村工作方面，中央每年都要搞一個戰略性文件，下次還要排“一號”。于是從這年開始連續五年，每年中央的“一號文件”都是談農業問題。五個“一號文件”發出后，本來1987年的“一號文件”已經準備好，但因為全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前面幾個文件都讓給了“清污”問題，農村文件壓到了第五號才發出。

“一號文件”回歸

2004年1月，中央下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三農”問題重新回歸“一號文件”，從這一年開始，每年的1號文件都以“三農”為主題，“中央一號文件”已成為中共中央重視農村問題的專有名詞。在豐饒遼闊的祖國大地上，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就像第一聲春雷，為農村帶來了一整年的豐收希望。

（摘自《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