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墨?張穎嵐?丁顥
【摘要】當前,由于出版、文博、教育、旅游等行業的融合不夠深入,我國文博類研學出版物發展面臨內容選題過度集中、專業水平不高、未能覆蓋受眾全方位需求、數字化出版物比重偏低等問題。在出版融合發展的時代背景下,通過深度發掘出版行業自身優勢資源、有機整合相關行業優勢資源、加速推進數字出版步伐等手段,積極探索“出版+文博類研學”的融合發展模式,既有利于推動出版行業尋找新的業務增長點,又有助于全面提升文博類研學出版物的質量。
【關? 鍵? 詞】出版融合;研學出版物;文博類研學;文化遺產
【作者單位】朱子墨,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張穎嵐,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丁顥,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基金項目】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培育重大課題“基于區塊鏈的歷史文化遺產資源管理體系研究——以浙江省為例”(21YJRC02ZD)。
【中圖分類號】G237.9【文獻標識碼】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4.06.013
我國歷史文化遺產資源豐富,為開展文博類研學提供了優勢資源?!蛾P于推進中小學生研學旅行的意見》提出要“依托文化遺產資源建設研學基地,突出民族悠久歷史”;《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指出要“促進文物旅游融合,推介文物領域研學旅行”;《“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發展規劃》提出要“促進文教結合、旅教結合,培育研學旅行項目,以旅游促進文化傳播”??梢?,文博類研學不僅是研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還是文教結合的重要載體和文博社會教育的有效手段,能夠使學生在增長見識的同時深入體悟文化遺產價值,從而增進文化認同、堅定文化自信、增強家國情懷。
隨著研學市場的快速發展,文博類研學出版物的市場需求水漲船高。探索“出版+文化類研學”的融合發展模式有助于出版行業與教育、旅游、文博等行業跨界融合,構建新型的“出版+”業態,為出版行業提供全新發展思路與增長點,帶動行業轉型升級。
一、我國文博類研學出版物的發展現狀分析
近年來,許多出版機構開始根據市場需求涉足文博類研學出版業務,相關出版物的數量快速增長,涌現了不少優質出版物,但也出現了不少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文博類研學出版物的選題內容過度集中?!蛾P于推進中小學生研學旅行的意見》強調,要“根據地域特色,建立小學階段以鄉土鄉情為主、初中階段以縣情市情為主、高中階段以省情國情為主的研學課程體系”,這為文博類研學出版物的選題提供了參考。當前,多數出版機構扎堆于世界文化遺產、知名博物館、著名紅色旅游景區等熱門內容進行選題,忽視了對其他文化遺產資源的發掘,導致市面上出現大量內容相似的文博類研學出版物,難以滿足多元化的市場需求。造成上述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各類熱門文博研學選題的研發難度小、出版速度快,市場需求相對較大且穩定,因此選題同質化現象嚴重。
第二,部分文博類研學出版物的專業水平不高。一是部分出版物的內容導向存在偏差,沒有把握好“游”與“學”的關系?;蚴瞧颉皩W而不游”,仍按校內教學思維編寫出版物,使教培活動變相轉入研學;或是偏向“游而不學”,缺乏對學生的引導和啟發,偏離了研學本義。二是部分出版物大量堆砌常見資料和常識內容,缺乏對素材的再利用和對知識的再生產,對師生的幫助相對有限。三是編者的文博專業知識水平有限,或是引用了過時、偏頗、錯誤或不夠全面的學術觀點,或是在解釋學術觀點時存在疏誤,容易對師生產生誤導,進而影響研學效果。上述現象的成因主要是在出版物出版過程中,出版、教育、旅游、文博行業的融合度不高,未能充分整合各行業的優勢資源,且缺乏教育、文博、旅游行業的專家學者深度參與。
第三,文博類研學出版物未能實現行前、行中、行后工作的全覆蓋。行前,出版物不僅能指導學生做好研學準備,還能引導學生調動和運用既有知識,激發學生的研學興趣;行中,出版物能幫助學生在特定場景中通過體驗客體或與其他主體交互協作,從而完成意義構建;行后,出版物能引導學生加強自我反思和總結,強化意義建構[1]。其中,行前出版物和行后出版物的缺口相對較大,這嚴重影響了研學的效果。產生上述現象的原因在于行前、行中、行后出版物涉及多領域知識內容,編輯出版難度較大,需要教育、文博、旅游等行業的深度參與,但現階段出版行業與其他相關行業的融合發展情況難以使各行業的優勢資源實現有機整合。
第四,數字化出版物比重偏低。如今的中小學生從小成長于數字化環境中,對數字化閱讀的接受度和認可度較高。相較于紙質出版物,數字出版物能利用豐富多樣的媒體技術,生動形象地展示和闡釋文化遺產,且便于師生在研學過程中隨時閱讀。但當前絕大部分文博類研學出版物仍為紙質讀物,如何針對中小學生的學習特點開發適宜的數字化出版物有待探索。
二、我國文博類研學出版物的融合路徑探索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印發《關于推動出版深度融合發展的實施意見》,為出版深度融合發展指明了方向,也為解決當前文博類研學出版物存在問題提供了有益借鑒。
1.發掘出版行業優勢資源
深度發掘出版行業的優勢資源,尋找其與文博類研學出版物的結合點,能為推動文博類研學出版物發展、創新“出版+研學”模式提供切入口和關鍵支撐。
(1)融合地域特色文化遺產資源
出版機構可憑借地域優勢深度發掘當地的文化遺產資源,推出獨具地域亮點的文博類研學出版物。讀者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甘肅省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為基礎,經過兩年的精心策劃,出版了甘肅省首套中小學生研學配套讀物《讀行隴原》。廣東人民出版社深度發掘廣東特色地域文化,推出《玩轉廣東非遺,出發!》圖書以及“老廣新游”系列,作為研學補充資料,兩種圖書幫助學生加深了對廣東文化的理解與認同。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推出的《紅船駛入少年夢》,在“紅船故事”的講法上深度創新,該書沒有拘泥于史料呈現,而是以“紅色探險者小隊”探尋南湖的過程為主線,通過歷史維度與現實維度的交相呼應,引導讀者深入回顧、思考與探索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此外,許多地區的教育、文旅部門根據當地的研學需求與文化遺產資源稟賦組織編制了研學手冊,如太倉市教育局編制的《“婁東文化”游學手冊》、安陽市旅游局編制的《研學游手冊》等。目前市場對此類特色化的文博類研學出版物具有較大需求,但由出版機構正式出版的此類產品相對較少,仍有較大的市場空白。出版機構應積極與學校、教育部門、文旅部門、研學機構等目標客戶對接,充分了解和發掘市場需求,找準差異化發展道路。
(2)結合自身特色打造研學品牌
出版機構可結合自身特色,充分借用自身在細分領域的優勢資源積累,打造特色研學品牌[2]。中國地圖出版社圍繞地圖文化構建“出版+研學體系”,研發了“祖國在我心中”愛國教育及版圖知識叢書,推出“地圖上的紅色血脈”“穿越古都”等文博類主題研學實踐課程,初步形成了“國家版圖意識宣傳教育”特色品牌。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依托《百科知識》科普期刊以及旗下各類百科圖書,設計了涵蓋歷史、地理等多個學科的研學課程、研學路線與研學教材,形成了“百科研學”特色品牌。依托特色品牌,出版機構可進一步承接研學業務,從而盤活現有資源、加快轉型發展。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和北京出版集團分別依托旗下《重回古代羅馬》圖書與上千種涉及胡同、四合院、西山文化帶等北京文化相關圖書資源,推出了“老鼠記者意大利時光之旅”“壯美中軸線”“北京老字號”等研學活動,吸引了不少小讀者的參與。
(3)圍繞出版主題進行深度開發
出版行業歷史悠久,留存了大量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工業遺產資源,這些資源均可作為文博類研學出版物的優質選題。浙江印刷集團、遼寧出版集團、天津出版傳媒集團、青島日報社等推出了以出版為主題的研學課程,通過體驗活字印刷和書籍裝訂、參觀印刷車間和庫房等方式,幫助學生深度了解出版行業的歷史變遷與發展現狀,使其深入感受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出版行業的魅力。此外,出版機構可圍繞古今出版行業的內容選題、編輯著述方式、生產技術、流通渠道等方面,開發更多更具深度的文博類研學課程與研學出版物,講好中國出版故事。
2.有機整合相關行業資源
(1)國外文博類研學出版物的資源整合經驗
相較于我國,美國、日本、新加坡、英國等國家的研學事業起步較早,在文博類研學出版物的資源整合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值得參考借鑒。
早在1992年,美國國家土地管理局就啟動了“遺產教育項目”,組織編寫出版公眾考古學教材,旨在激發學生對文化遺產的興趣,使其自覺成為文化遺產的保護者。美國國家公園管理署、美洲考古協會、美國歷史考古協會也積極與出版界、教育界、地方社團合作,舉辦公眾考古活動,并為K—12階段師生設計了大批高質量的公眾考古課程與教材[3]。
日本奈良縣政府組織教育專家、文博專家、當地旅游業者等多方力量,將奈良修學定義為“了解日本源流、展望未來的學習之旅”,編寫出版了《奈良修學導覽手冊》《奈良修學旅行景點指南》等。其中,《奈良修學導覽手冊》通過學習要點、“你需要知道的奈良”等模塊引入關鍵基礎知識和擴展知識,并配合“問答探究”“推薦體驗”等模塊鼓勵學生在探索實踐中解決問題,并整理了一大批歷史文化類體驗項目的詳細信息,供學生在修學旅行的各階段使用。
新加坡國家文物局根據新加坡的文化遺產資源為不同學段的學生準備了專門課程和與之配套的讀物,并在此基礎上為教師提供專門的使用指導,以提升研學效果。此外,新加坡教育部課程規劃和發展司設計了“國家文化遺產旅游套餐”,包括新加坡河、唐人街、小印度、甘榜格南等遺產點,供校方結合社會、歷史、地理、科學等課程教育開展研學活動。
英格蘭遺產委員會與英國國家信托基于其所管理的數百處文化遺產資源,邀請一線教師以及考古、歷史、博物館等行業專家學者,設計了豐富的課外教育課程,并出版了融合歷史、地理、數學、科學等多學科內容的課外教育讀本。
(2)文博類研學出版物的資源整合策略分析
文博類研學出版物的資源整合,關鍵在于充分發揮出版、教育、文博、旅游等各個行業的優勢,實現優勢互補,起到“1+1>2”的協同疊加、耦合增益效果。出版行業與多個行業具有密切聯系,適合承擔協調整合教育、文博、旅游等行業資源的任務。
第一,在打造文博類研學出版物的過程中,出版機構應積極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深度參與各環節。在選題立項、大綱形成、初稿完成等關鍵節點充分聽取各領域專家學者的意見,避免方向性錯誤;在遇到專業困難時及時組織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攻關,提升研學出版物的整體質量;確保研學出版物全面覆蓋行前、行中、行后環節,并滿足不同學段要求?!吨腥A5000年文明實證——良渚古城STEM科學探索》標準系列研學教材由良渚博物院、杭州良渚文化創意有限公司、上海璞遠教育、文博專家、教育專家、一線教育名師等多方力量共同研發,以STEM教學模式深度整合了歷史考古和文化教育領域的優質資源。該教材從內容設計上覆蓋了行前、行中、行后全流程,分別為中小學生開發了專門版本,現已成為良渚研學的官方教材。
第二,出版機構應通過深度學習調研,增進對教育、文博、旅游的理解認知,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加入編創團隊,從而更好地凝聚多方力量。在與威海海洋科技館聯合開發研學教材《我們身邊的海洋》過程中,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的社長、編輯均對威海海洋科技館進行了多輪深入調研,并邀請國家海洋局宣傳教育中心原主任擔任主編,實現了教材內容與研學內容的高度融合,使教材具有較好的互動性與啟迪性,有效提升了教材質量。
第三,出版機構應培養更多符合研學出版物融合發展需求的復合型人才?!蛾P于推進博物館改革發展的指導意見》《關于利用博物館資源開展中小學教育教學的意見》等文件對加強師資聯合培養作出了明確要求,指出要打造既懂教育、又懂文博的“雙師型”人才。作為研學事業的重要參與方,出版機構應積極加強出版人員的培訓,并通過實地研習、聯合培訓、雙師課堂等方式深化各方的交流與合作。
3.加速推進數字出版步伐
隨著數字媒體技術的不斷發展,數字出版物對傳統紙質出版物的沖擊不斷加大,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的邊界日益模糊,呈現逐漸融合的態勢。面對融媒體時代以及從小成長于數字環境中的新一代用戶群體,出版機構應與時俱進,加快數字出版步伐,為讀者提供全新體驗。
(1)推進紙質出版物數字化
將傳統紙質研學出版物數字化,既簡單易行,又能產生良好效果。日本京都觀光推進協會在“京都修學旅行”網站上為師生提供了《京都修學手冊》《京都步行地圖》《京都修學主要線路導覽圖》《京都修學安全指南》《古都京都的文化遺產指南》《京都歷史之路》等一系列研學出版物的電子版,相較于紙質版本,數字出版物更便于查閱檢索,適合師生使用。此外,“京都修學旅行”網站還根據修學主題、景點特質與交通便捷度等多種因素,組合經典或廣受好評的景點,提供多種歷史類修學旅行模板課程,便于校方選擇和設計修學內容。
除了通過網站提供數字出版物,越來越多的文博機構選擇通過微信、微博、抖音、小紅書等融媒體渠道開展宣傳推介。出版機構可根據網絡傳播的分眾化、差異化特點,對文博類圖書進行有針對性的文字摘編、音頻化或視頻化,為師生提供更加豐富多元、觸手可及的研學配套資源。
(2)打造原生數字出版物
打造基于數字媒體技術的原生數字出版物,能夠充分發揮數字媒體技術的獨特優勢,提升研學體驗和教育效果。近年來,AR、VR、MR等數字媒體技術以及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方興未艾,能為研學參與者提供源于現實、超越現實的沉浸式體驗和千人千面的個性化體驗。出版機構可嘗試通過全新的數字手段和原生數字出版內容為研學參與者提供新體驗。濟南出版社推出的《紅色印記:寫給小學生的濟南黨史》是為當地小學生量身打造的融媒體圖書,學生可通過書中的二維碼在虛實相生相融的元宇宙場景中全景式地了解濟南黨史。該書還將濟南紅色文化遺產鏈接入書,既方便線下研學,也為借助人工智能、數字孿生、區塊鏈等技術建設“紅色印記”元宇宙項目提供了堅實基礎。電子工業出版社推出的《打開故宮》是一本以故宮為主題的互動式立體大書,展開全長達3.2米,該書不但以紙藝立體結構為讀者全景式還原了故宮全貌,還提供了上百個互動機關和數百個知識點,幫助讀者在探索中深入了解故宮。
當前,融合發展已成為出版行業共識,推動資源融合、業態融合、科技融合的“出版+研學”融合發展模式,不僅有助于文博類研學出版物的高質量發展,也為出版行業轉型升級、文化遺產價值闡釋傳播、研學旅行效果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
|參考文獻|
[1] 朱洪秋. “三階段四環節”研學旅行課程模型[J]. 中國德育, 2017(12):16-20.
[2] 楊杰,田嬌,李錫蘭. “出版+研學”融合發展的資源開發與未來趨勢 [J]. 出版廣角, 2023(8):56-59.
[3] 崔玉范. 美國的公眾考古教育:實現文化遺產保護目的的一個途徑[J]. 南京社會科學, 2007(8):12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