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的中國經濟：機遇、挑戰與應對

劉瑞明 許元

摘 要：在數字時代的浪潮中，中國經濟正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與挑戰。數字技術的強大生產力不僅催生了數字產業，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新動能，還在創造就業機會、建設基礎設施、激發自主創新和促進市場聯通等方面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除了數字產業本身，傳統行業的數字化轉型亦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力量。更進一步，數字經濟不僅有助于推進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還能有效解決國家治理中的信息難題，從而助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警覺數字經濟可能給社會帶來的巨大挑戰。數字技術的應用存在著四大鴻溝：地域鴻溝、人群鴻溝、行業鴻溝和制度鴻溝。數字鴻溝在數字技術偏向性和網絡效應的放大下，可能會引發四大極化效應：企業利潤極化、就業結構極化、收入分配極化和供需匹配極化。面對這些嚴峻的挑戰，中國亟需構建兩項核心應對策略：一是通過建立制度來彌合鴻溝，二是通過完善社會保障來防止極化。

關鍵詞：數字經濟時代；中國經濟；數字化轉型；極化效應

DOI： 10.19313/i.cnki.cn10-1223/f.20240312.001

一、引 言

當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這為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影響范圍之廣、滲透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人類社會正步入一個以數字生產力為核心的嶄新歷史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縱觀世界文明史和社會發展史，人類先后經歷了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都給生產力帶來質的飛躍?！睆臍v史的視角出發，前三次工業革命分別是以“機器與蒸汽”、“鋼鐵與電力”和“信息與網絡”為標志的技術飛躍（Mokyr，2018）。而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為代表的先進數字技術，構成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這標志著自動化進程的又一個里程碑，勢必給人類社會帶來深刻影響（Goldfarb andTucker，2019）。

中國正在邁入數字經濟主導的“數字時代”。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促使全球經濟增量的一半以上來源于數字經濟領域（Knickrehm et al.，2016），中國也不例外。近年來，中國的數字經濟正以驚人的速度成為經濟發展中最有力的增長極。根據《世界互聯網發展報告2023》（中國互聯網協會，2023），2022 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了50.2 萬億元，與全國41.5%的GDP 緊密相連。①同時，ChatGPT、自動駕駛等先進人工智能技術正在加速重塑經濟運行的邏輯，徹底顛覆原有的經濟生態（郭凱明，2019）。在這數字時代的浪潮中，中國經濟會面臨哪些機遇，又會遭遇哪些挑戰呢？中國又該如何把握這些機遇、應對這些挑戰呢？

數字經濟所蘊含的巨大生產力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這主要體現在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和推動制度變革三個方面。第一，數字產業化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了新動能。數字產業不僅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促進了國內國際的市場聯通，而且推動了5G 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激發了科技領域的自主創新。第二，產業數字化成為中國經濟的強大增長點（陳雨露，2023）。在電子商務、數字金融、網絡教育、工業互聯網、農業互聯網等新技術和新業態的賦能下，傳統三大產業獲得了質的飛躍。第三，數字經濟為制度變革創造了新機遇。在數字時代，通過數字技術解決信息難題，中國有機會突破改革的障礙，從科技體制改革中獲得顯著的數字紅利。數字技術不僅可以深化經濟體制的改革，還能服務國家治理，促進政府、公共及社會治理的全面革新（劉瑞明等，2020）。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正視數字經濟給社會帶來的潛在的重大挑戰（Acemoglu and Restrepo，2019）。目前，數字技術的發展面臨四大鴻溝：第一，地域鴻溝；第二，人群鴻溝；第三，行業鴻溝；第四，制度鴻溝。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進步和應用范圍的日益拓展，各地區、不同人群以及各行各業之間因數字資源的稟賦和技能水平的差異，其收入和財富的分化趨勢將進一步加?。◤垊椎?，2021）。此外，由于制度性的約束，這種數字鴻溝的問題有可能進一步惡化。四大鴻溝在數字技術的偏向性和網絡外部性的影響下（Shapiro and Varian，1999），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數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繼而引發四大極化效應：第一，企業利潤極化；第二，就業結構極化；第三，收入分配極化；第四，供需匹配極化。

面對數字經濟四大鴻溝和四大極化的挑戰，中國亟需采取兩大應對措施：一是彌合數字鴻溝的制度保障，二是防止極化效應的社會保障。在促進數字技術快速發展的同時，應該著力彌合數字鴻溝，堅決防止兩極分化，確保數字經濟的長期高質量發展。中國應采取的措施包括：大力彌補在不同地區、群體和行業中的數字稟賦和技能差距（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23），建立人力資本提升長期規劃；完善數字治理體系，切實做好制度保障；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筑牢社會安全網，保障社會公平和實現共同富裕。利用好數字經濟的新機遇、應對好隨之而來的新挑戰，中國經濟就有望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保障。

本文的第二節分析了數字時代中國經濟面臨的新機遇；第三節討論了數字時代中國經濟遭遇的新挑戰；第四節提供了數字時代中國經濟對風險和挑戰的應對策略。

二、數字時代中國經濟面臨的機遇

數字時代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中國是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卻無奈錯過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才開始奮勇追趕（陳雨露，2021）?，F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時代已經來臨，中國能否實現從落伍者、追趕者到領跑者的蛻變至關重要，也備受期待。實現這一蛻變，不僅是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難得機會，更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機遇。

在世界范圍內，數字經濟已經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孫志燕和鄭江淮，2020），這對當代中國也是如此。無論是數字產業本身，還是數字科技對傳統產業的深度改造，抑或數字時代帶來的制度變革可能性，都是中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勇立潮頭的強大推力（謝伏瞻，2019）。

（一）數字產業化：數字經濟帶來的新產業與新動能

數字產業的發展經歷了信息經濟、互聯網經濟和新興數字經濟三個階段（Tapscott，1996；陳曉紅等，2022）。在與傳統技術的比較中，數字技術體現出了其在信息傳遞速度的提升、數據處理與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資源配置的精確性等方面的獨特優勢（Goldfarb and Tucker，2019）。憑借這些優勢，數字技術的強大生產力不僅催生了龐大的數字產業，為經濟增長注入新的活力，同時也在創造就業機會、建設基礎設施、激發自主創新以及促進市場聯通等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 數字產業帶來經濟增長的強大新動能

在“三期疊加”的背景下，數字經濟日益成為中國經濟最為強勁的增長極。數字產業已成為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逄健和朱欣民，2013）。以信息和通信技術（ICT）產業為例，ICT 產業是數字經濟的核心支撐，扮演著數字化經濟體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礎角色。該行業主要致力于集成電路及其上下游產品的生產，是當前中國受到“卡脖子”威脅最嚴重的產業（陳勁等，2020）。①近年來，中國ICT 產業快速成長，長期高于GDP 增長率。ICT 產業增加值從2018 年的6.4 萬億元增加至2022 年的9.2 萬億元，占GDP 比重從7.1%上升至7.4%。②但是，中國數字經濟增長潛力依舊巨大。美國的數字經濟規模長期居于世界首位，2022 年達到了17.2 萬億美元。相較而言，盡管中國的數字經濟規模排名世界第二，為7.5 萬億美元，但僅占美國數字經濟規模的43.6%（中國互聯網協會，2023），而同期中國GDP 占美國GDP 的比例為70.6%。這顯示，無論是絕對規模還是相對占比方面，中國的數字經濟都與美國存在較大差距，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2. 數字產業創造大量就業機會

穩定就業一直是政府面臨的重大挑戰。在這一背景下，數字產業已經成為創造就業機會的關鍵支撐力量。數字經濟雖然消滅了部分傳統工作，但也可能增加了對勞動力的需求（Autor，2015；Acemoglu and Restrepo，2018）。數字產業催生出了許多新職業，如在線購物顧問和物流配送人員等等（Jiang and Murmann，2022）。未來二十年，人工智能預計可以促進中國就業市場凈增長12%，新增約9000 萬崗位（郭凱明，2019）。數字經濟帶來的新業態和新模式，特別是互聯網平臺的興起，為零工經濟注入了新動力，從而催生了眾多新興職業。零工經濟涵蓋了網約車、外賣、電商直播、同城閃送等靈活就業方式。以滴滴打車和美團外賣等平臺的興起為標志，中國的零工經濟從誕生起就迅猛發展。2020 年滴滴網約車平臺的注冊司機達1 166 萬人，美團外賣平臺的騎手人數達295 萬。特別是新冠疫情后，全國從事零工經濟的工作者數量急劇增長。阿里研究院預測，到2036年，中國的零工經濟從業人數可能達到4 億（莫怡青和李力行，2022）。

3. 數字產業促進國內國際市場聯通

如何打破市場分割、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是中國經濟面臨的長期困擾，數字產業則為此提供了有效的解法。21 世紀以來，互聯網產業迅速崛起，在全球范圍內，Facebook、Amazon、Uber 等互聯網平臺在過去十余年中成為各領域的霸主。而在中國，數字平臺成為數字經濟規模擴張最快的領域之一（李允堯等，2013）。其中，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京東等公司的成長尤為迅速，它們不僅推動了行業的快速發展，也成為了互聯網產業領域不可或缺的力量。2022 年中國電子商務交易額達到43 萬億元，規模連續10 年居于世界首位。其中直播電商發展最為迅速，實現規模3.5萬億元，增幅達到47.69%?？缇畴娚?、農產品電商、新零售電商、在線勞動力市場等新業態也高速增長，成為促進國內國際市場聯通的關鍵力量（王永進和劉玉瑩，2023；江小涓等，2023）。

4. 數字產業推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基礎設施是經濟發展的基石，在以“鐵公機”為代表的傳統基建的發展速度趨緩的背景下，數字產業推動的“新基建”發展不斷加速。近年來中國一直大力推進5G、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數字基建的發展迎來黃金增長期（黃少安，2023）。中國互聯網骨干建設不斷優化，5G 網絡發展全球領先。東數西算、千兆光網等互聯網骨干架構快速發展，互聯網交換中心、衛星互聯網等全新技術成為熱點（中國互聯網協會，2023）。中國在通信領域已經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移動通信技術實現從“3G 突破”到“4G 同步”再到“5G 引領”的跨越，6G 領域的核心技術研發也在進行（何立峰，2022）。①中國大力推進5G、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王俊豪和周晟佳，2021），2023 年已實現5 億戶千兆光網建設，達成“市市接千兆，縣縣通5G”（中國互聯網協會，2023）。2023 年5G 基站數量突破264 萬個，比上年增加了69.7%（中國互聯網協會，2023）。同時，中國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5G 網絡，數字基礎設施在世界范圍內居于領先地位，這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贏得了嶄新的歷史機遇。

5. 數字產業激發科技自主創新

中國的自主創新長期受制于研發投入不足、尖端技術壁壘等瓶頸，數字產業的發展則有望突破這些瓶頸。前沿數字技術代表了未來數十年最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而數字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也在于技術創新。眾多數字產業公司不僅在市值上名列前茅，在研發投入上更是遠超其他企業。在2018 年全球創新企業1000 強的排行榜中，數字化企業的數量達到了335 家。這些企業的研發總投入超過了3 000 億美元，占到了整體研發投入的近40%。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數字化企業的平均研發強度高達7.6%，幾乎是其他行業上榜企業的兩倍以上（王俊豪和周晟佳，2021）。根據歐盟委員會發布的《2023 年歐盟工業研發投入排行榜》，中國（含中國臺灣地區）躋身全球研發投入百強榜的企業有20 家，其中10 家為數字企業。華為以204 億歐元的研發投入位居中國企業之首，排名全球第5。②

以數據和算法為核心的前沿數字技術創新引領時代，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新興數字產業帶來的技術飛躍將徹底改變經濟的發展方式（李三希等，2024）。2023 年，以大模型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實現突破式發展，成為當前各國產業競爭新的制高點。ChatGPT 的橫空出世翻開了人工智能產業的嶄新一頁，也拉開了新一輪數字技術競爭的序幕（張夏恒，2023）。2023 年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產值超過5 000 億元，在智能芯片、開發框架、通用大模型等方面創新成果不斷涌現。③國內互聯網巨頭，如百度、阿里、騰訊等，早已在無人駕駛、人臉識別、智能家居等領域展開廣泛布局。這些公司正在迅速推進人工智能技術在多種場景中的商業化應用（蔡躍洲和陳楠，2019）。

然而，中國在操作系統、工業軟件和高端芯片等領域的技術研發投入和工藝制造水平仍遠遠落后于國際先進水平，目前仍處于追趕狀態。①操作系統被視為數字經濟的“血脈”，沒有操作系統就不能形成獨立的技術生態系統。長期以來，這一領域主要由美國的幾大科技巨頭，如微軟、谷歌、蘋果公司等主導，但這種局面在華為推出“鴻蒙”系統后出現變化（王俊豪和周晟佳，2021）。2023年下半年，華為在國際制裁的復雜環境下，推出了新款手機Mate60。該手機采用的麒麟9000s 先進制程芯片，不僅展現了華為在技術突破上的成就，也象征著中國數字產業在全球科技創新中的重要地位。在先進算法方面，字節跳動旗下的 TikTok 在全球范圍內廣受歡迎，也成為了中國數字產業海外成功的標志性案例。

（二）產業數字化：數字經濟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數字技術正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實現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這將是中國經濟未來的重要增長引擎（陳雨露，2023）。這一轉型對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三大傳統產業造成了深遠影響（陳雨露，2023），2022 年數字經濟對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滲透率分別達到了10.5%、24.0%和44.7%（中國互聯網協會，2023）。

第一，服務業數字化轉型是對傳統服務業的整體賦能，它不僅極大地激發了人們對各類服務的需求，還有效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服務業數字化平臺如京東、美團、攜程和高德已經徹底改變了人們的衣食住行。中國的電子商務和移動支付規模全球領先，網約車、外賣、數字影音、智慧出行和智慧旅游等市場規模不斷擴大（江小涓和靳景，2022）。同時，數字技術通過大數據等方式有效破解了信息不對稱難題，金融科技、普惠金融等突破了傳統金融業的信用積累模式，有效增強了金融的可得性、普惠性（張勛等，2019）。數字化轉型還在醫療和教育領域展現出重要價值。線上醫療服務和遠程教育有效緩解了醫療資源和教育資源的短缺情況，提高了這些資源的可及性和效率。在全國范圍內，中小學及教學點的網絡接入率已達100%，基本實現無線網絡全覆蓋。住房公積金的微信小程序服務已惠及約1.64 億繳存用戶。社?？ǖ氖褂萌藬颠_13.63 億，其中電子社?？ǖ念I取者就達到了6.19 億人。此外，全國已有超過1 700 家互聯網醫院獲批成立（何立峰，2022）。

第二，工業數字化轉型是對傳統制造業的全面重塑，它不僅深刻改變了生產方式，還顯著地提升了組織效率。工業機器人、智能車床、數字監控等先進數字技術已在制造業中廣泛應用。②中國工業機器人銷量在2018 年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一，達到154 031 臺。③在未來，通用大型模型和人工智能將成為新工業化浪潮的核心動力。伴隨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和5G+工業互聯網的融合，人工智能將推動工業企業向智能化生產轉型，塑造一個集數字化設計、智能化生產、智慧化管理及一體化制造于一體的現代化“未來工廠”（李曉華，2022）。進一步地，數字技術創新可以幫助企業降低內部管理成本，提高投資決策的質量和資產運營效率，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進而促進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黃勃等，2023；洪銀興和任保平，2023）。企業組織結構將轉向網絡化和扁平化，營銷和業務發展將變得更加精細化。從研發設計到產品生產，企業產品的模塊化、多樣化和靈活化趨勢會越來越明顯（肖旭和戚聿東，2019）。

第三，農業數字化轉型是對傳統農業的根本改造，它不僅明顯降低了農民的勞動負擔，還為未來農業全面自動化奠定了堅實基礎。實現工業化是落后的農業國邁向發達的一個重要途徑（張培剛，2009）。數字技術對傳統農業的自動化改造是促進農業現代化的催化劑，更是實現農業工業化的重要抓手。智能化的農業設備和農業科技信息服務等數字技術已經開始賦能傳統農業的升級。在2021年，使用北斗導航系統的農業機械數量達到了60 萬臺套之多（何立峰，2022）。同時，諸如產品追溯、自動灌溉、智能溫室管理，以及精密施肥等智能農業的新興模式被廣泛采納，這也顯著提升了農業生產的效率。無人機已經在農業得到大面積運用，這極大提升了植保的工作效率。①展望未來，通過智能化農業裝備、自動化監控系統、農業領域的大數據分析、農業物聯網以及智慧農業的發展，數字經濟將進一步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和產能（殷浩棟等，2020）。數字經濟促使農業實現農場化、機械化和工業化，這將有望引發農業農村領域的又一次重大變革。這不僅能解決長期存在的城鄉差距問題，還可能成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動力。

（三）數字經濟推動制度變革的可能性

數字技術作為開啟全新經濟形態的革命性技術，也會推動人類社會的制度變革。數字技術不僅能助推經濟體制變革，還能解決政府治理的信息難題，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

1. 數字經濟推動經濟體制變革

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具有巨大的增長潛力和改進空間，但隨著經濟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一些改革受到了多方面復雜因素的掣肘，推動改革變得困難。例如，城市化進程、所有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壟斷壁壘破除、土地制度改革、科技體制改革等方面都面臨挑戰。在未來發展過程中，如果能夠對這些改革短板進行破解，則將為高質量發展帶來巨大空間。而數字時代的來臨為推動改革提供了獨特的機遇，如果能借力科技進步的數字紅利，充分利用數字經濟的潛力，中國就有望突破長期存在的改革障礙，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以中國的科技體制為例，可以充分利用數字技術消除原本存在的信息壁壘，打通改革的堵點，推動改革向縱深發展。眾所周知，中國擁有眾多科研成果，但科技體制的僵化阻礙了這些成果在實際領域的應用，未能有效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目前，科技體制在創新的供給、需求和中介環節均面臨體制性障礙。特別是，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成為制約中國創新能力提升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迫切問題（劉瑞明等，2021）。而限制科技成果轉化的核心障礙在于當前缺乏全國性的交易平臺，導致供需無法有效匹配。數字技術的引入則能夠構建起連接科技成果供需兩端的信息橋梁，建立起即時、雙向的信息交流機制，通過設立國家知識產權公共運營平臺，實現創新的供需有效對接，激發創新的活力（蔡躍洲，2021）。

2. 數字經濟服務國家治理現代化

數字時代下“數據信息”可以很好地解決國家治理中的信息難題（劉瑞明等，2020）。政府治理、公共治理和社會治理都會迎來深刻變革，數字技術的紅利也將促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

第一，政府數字化轉型可以改善營商環境，提高治理效能。中國政府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成果顯著，全國集成的政務服務平臺已基本完工，“一網通辦”“異地可辦”和“跨省通辦”的服務模式已得到大力推行。目前，高達96.68%的稅費繳納業務已實現無需人工接觸，并且數字化轉型的電子發票試點工作也在穩步推進中，電子發票服務平臺的用戶數量更是突破了一千萬大關。根據聯合國的電子政務調查報告，中國的電子政務在線服務指數從2012 年的世界第78 位升至2022年的第9 位，這一跨越式提升，極大地增強了企業和公眾辦事的便利性和效率（何立峰，2022）。電子政務的應用也有效改善了公共服務質量。例如，引進政務一體機可以打破人工窗口在審批市場的壟斷，從而增加市場競爭，提高政府效率（徐現祥等，2023）。此外，地方政府開通政務微博也提升了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劉伯凡等，2023）。

第二，公共治理數字化轉型可以預防犯罪，降低公共安全風險。數字技術使得政府可以利用大數據發揮信息優勢，更好實現對違法犯罪等公共治理問題的解決。例如，數字技術的普及可以減少犯罪行為，數字金融的發展快速推廣了移動支付，從而顯著降低了盜竊犯罪率（江鴻澤和梁平漢，2022）。中國智慧城市建設取得顯著成果，智能應用場景日漸豐富，這尤其體現在交通運輸、社區管理和消防安全等方面。借助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尖端算法，安全管理部門能夠準確預測安全風險，并優化管理策略（吳俊杰等，2020），從而有效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第三，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有助于重建社會道德，服務社會治理。中國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遇到過嚴重的“道德滑坡”困境和“社會冷漠癥”危機（劉瑞明等，2018）。這是因為在從“互聯型合約”的鄉土社會向“規則型合約”的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傳統的道德約束迅速消散，而在新環境下，法律、規則和道德秩序尚未得到良好建立。在社會道德危機下，數字技術可以部分地解決這種道德困境。在數字時代，信息被數字化后的傳播能力遠遠超過傳統的物理方式，對行為人的道德褒揚或懲戒就不再受到地區的限制，進而能夠有效提升激勵和約束機制的效能（劉瑞明等，2020）。例如，人們過去常常會陷入是否應該幫助跌倒的老人這一道德困境中，而數字化信息的廣泛傳播可以有效破解這種困境。在數字時代，無論是智慧城市、天眼系統，還是自媒體的短視頻傳播，都能有效地為救助者提供證據，從而破解社會困境，重構良序社會。

三、數字時代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

數字技術的巨大潛力為中國經濟創造了空前的發展機會。然而，在這光明的前景之下，我們不禁要問：數字經濟的發展是否會帶來潛在的問題和挑戰？數字鴻溝的廣泛存在給數字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隱憂。數字鴻溝，是指在數字技術不斷進步的背景下，由于數字資源稟賦或技能水平的不同，不同地域、人群和行業之間收入和財富分化進一步加劇的現象。當下，數字技術存在四大鴻溝：第一，地域鴻溝；第二，人群鴻溝；第三，行業鴻溝；第四，制度鴻溝。在數字技術的偏向性和網絡外部性作用下（Shapiro and Varian，1999），這四大鴻溝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數字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可能引起四大極化現象：企業利潤的極化、就業結構的極化、收入分布的極化和供需匹配的極化。

（一）數字經濟的四大鴻溝

第一，地域鴻溝。地域間數字鴻溝的形成，主要源于數字資源在地理上的分布具有高度差異性。具體來說，中國各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存在顯著差距（焦豪等，2023），這種差距造成了不同地區之間數字資源獲取的極度不均衡。在數字技術進步迅猛的當下，一些勞動力面臨著被替代的風險，這在數字資源匱乏的欠發達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邱澤奇等，2016）。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居民往往難以接觸到先進的數字技術和相關服務，這不僅限制了他們獲取信息的渠道，還減緩了這些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步伐。特別是在一些偏遠地區，由于缺乏足夠的數字基礎設施，如寬帶互聯網連接和移動通信服務，居民在獲取數字教育資源、醫療服務以及參與電子商務等方面存在嚴重劣勢。這進一步加劇了城鄉之間、不同地區間的發展差距，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數字資源匱乏導致發展滯后，發展滯后又進一步加劇數字資源的稀缺。

第二，人群鴻溝。不同年齡、學歷、社會經濟地位的人群受數字技術的沖擊程度有顯著的差異。從代際的角度考慮，中國長期處于人力資本快速提升的階段，年輕人的人力資本水平明顯高于年長群體。年輕人更容易適應數字化時代的要求，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能去獲得新崗位。相比之下，對于人力資本水平較低的中老年工作者而言，數字技術的發展帶來的挑戰尤為顯著。中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從1978 年的1.55%上升到2023 年的55.4%，2023 年的大學畢業生人數更是達到了1 158 萬。然而，中年及以上人群的高等教育比例相對西方國家仍然很低（蔡躍洲和陳楠，2019）。因此，中國受數字技術沖擊的群體將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此外，許多社會經濟邊緣群體，例如殘障人士和貧困人口，也可能在數字化進程中面臨失業的風險。這種情況可能加劇社會經濟分化，對于減少社會不平等和提升整體福祉構成了挑戰。

第三，行業鴻溝。當前，各行業在數字化應用方面存在顯著差異，一些行業在數字化轉型領域已經取得了顯著進步，而其他行業則相對滯后。這種差距不僅僅體現在技術應用層面，還反映了深層次的思想觀念和技術理念的差異。在數字化程度較高的行業中，例如金融科技和電子商務，數字技術已經完全融入其日常運營之中（呂越等，2023），而在傳統制造業、農業等領域，數字化的步伐則相對緩慢。這種差異導致了顯著的行業鴻溝，進而可能形成數字技術的壁壘。這些壁壘不僅限制了信息和技術的流動，還影響了人才和資源的配置，進而加劇不同行業間的不平等現象。

第四，制度鴻溝。當前的制度環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數字技術的普及。法律法規、標準規范尚未完全適應數字時代的發展需求，這導致數字技術在跨越地域、人群和行業時面臨諸多阻礙和風險挑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23）。針對金融等特定行業的規定限制了數字金融等新型業態的普及，而數據安全治理體系尚不完善，個人信息泄露和電信詐騙的風險仍然高企。因此，為了實現數字技術的普惠，不僅需要技術創新，還需要制度層面的改革和國際范圍的合作，以消除這些制度上的鴻溝（江小涓和黃穎軒，2021）。

（二）數字技術發展帶來四大極化

數字經濟不僅繼承了歷次技術革命的技術進步偏向性特征，還具備了網絡外部性的新特點。偏向性技術進步是科技發展的基本特征。人類歷史的歷次技術革命都表明，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從來都是有偏的。就像汽車的出現替代了馬車夫一樣，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必將直接替代一部分原本的就業。同時，那些關于重大技術進步將帶來工作消失的悲觀預測也從未成為現實。例如，汽車的普及雖然導致許多運輸職業的消亡，但同時也孕育和催生了眾多新的就業機會，最終在總體就業數量上達到一種動態平衡（Acemoglu and Restrepo，2019）。然而，這種替代必然是有偏的，并且是結構性的。數字經濟將不可避免地改變就業結構，這主要表現在許多現有工作崗位被取代，尤其是中低技能勞動者的崗位，而這可能導致收入分配和就業結構的兩極分化（Frey and Osborne，2017；Zhao and Said，2023）。網絡外部性是數字經濟相對于歷次技術進步的新特點，也是數字經濟發揮規模經濟優勢的強大武器。網絡外部性即網絡效應，是由數字經濟以數據要素為核心的特性決定的。圍繞數據的數字經濟行業往往具有極為明顯的“高固定成本、低邊際成本”的特征，前期往往需要巨額投入，同時收益較低甚至虧損嚴重，但一旦達到一定規模和市場占有率后，平均成本就會迅速下降。在突破用戶網絡的臨界容量后，網絡效應的巨大威力就會展現，新用戶拓展的邊際成本接近于零，這就讓數字經濟企業可以突破傳統企業面臨的規模限制。強大的規模經濟和用戶數量的正反饋導致大企業越做越大，進而形成企業規模的馬太效應（荊文君和孫寶文，2019）。在偏向性技術進步的基礎上，數字技術的網絡效應就會嚴重加劇“數字鴻溝”的問題（邱澤奇等，2016），從而可能導致四大極化效應。

1. 企業利潤極化

在網絡效應的作用下，同一市場內往往只有極少數贏家，市場的寡占性越來越明顯，利潤也越來越向個別大企業集中，這將加劇企業利潤的兩極分化。近年來各類數字化平臺加速涌現，網絡效應所帶來的特征也越來越明顯，形成平臺經濟。例如，網約車企業在剛進入市場時，都采取了大規模補貼、低價競爭的策略，在一兩年內最大程度地擴展用戶規模，同時限制其他競爭對手的生存空間。隨著越來越多的用戶加入，平臺對潛在用戶的吸引力也就越大（裴長洪等，2018）。

各類數字化平臺都采取類似的策略，占據優勢的企業可以在市場內迅速擴張（Srivastava andChandra，2018），而小企業只能被迫退出市場。比如，微信、淘寶、抖音、滴滴等頭部數字化平臺在各市場中的市場勢力都非常強。同時，數字化平臺一旦占領市場，就可以利用平臺的優勢在主營業務之外開展其他相關產品的經營，使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得以充分發揮（孫晉，2021）。例如，騰訊公司在社交網絡平臺領域具有強大優勢，它也就借助這種“互聯網的水與電”拓展了數字金融、網絡游戲等領域產品，從而成為多領域的市場龍頭。這些“超級明星”（superstar）企業占據了數字經濟中的大多數市場份額和數據資源，進一步導致市場勢力的兩極分化。

2. 收入分配極化

隨著數字資本的不斷滲透，勞動收入相對于資本收入的比例下降，勞動收入份額下降，這將導致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由網絡效應所內生的兩極分化趨勢，會導致一系列的嚴重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包括大數據定價歧視、平臺的獨家選擇，還涉及市場中“贏者通吃”的趨勢，最嚴重的是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

數字化平臺發揮網絡效應的結果是，大型企業在數字經濟中發揮的影響力遠超傳統經濟，這也就帶來了大型企業在市場上談判力的增強，相應地，其他市場參與者的地位變得相對弱勢。大型公司不僅在產品市場上獲得了更多的力量，還獲得了對勞動力市場工資的強大談判力（Azar et al.，2022）。數字經濟的發展孕育了眾多新興的就業形態和工作方式，這些形態和方式通常隱藏著勞動力談判能力較弱的風險。比如淘寶商家、外賣騎手和消費者的談判力不斷下降，所獲取的收入越來越少，這最終可能導致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歷史上歷次技術進步都是有偏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了勞動收入份額的顯著下降（郭凱明，2019），使得全球范圍內的主要經濟體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明顯提升。隨著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企業與員工之間的不平等日益加劇，財富與收入的不均衡可能進一步惡化。

3. 就業結構極化

數字技術對中低技能和非創造性的勞動者產生直接替代效應，這將導致就業結構的兩極分化。數字經濟領域的生產效率提升為高品質就業機會的增加和高技能勞動者收入的提升提供了廣闊空間。然而，數字技術的革命同樣帶來了就業的替代風險。數字技術的應用必然會對很多現存職位產生大量的替代。①以機械化取代人力為核心的智能化生產技術變革，加快了對中低技能勞動力的替代過程，從而導致了勞動市場的結構性失業問題（Autor et al.，2003）。

數字經濟對勞動力市場的技能結構必然會產生巨大影響。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勞動力需求正逐步偏離那些容易受到技術替代的中低技能和非創造性的工作，特別是容易標準化的工作，這被稱作是“常規偏向性技術進步”（Routine-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Goos et al.，2014）。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呈現出一種極化趨勢：制造業工人和辦公室文員等中等技能崗位的比例下降的同時，對于科技人員等高技能職位和私人服務型等難以被自動化替代的低技能職位的需求則在上升。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和云計算等關鍵數字技術的應用顯著提升了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而降低了對中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同時，由于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非常低，數字技術在短期僅在替代中等技能勞動力上具有成本優勢，故會導致就業結構的兩極分化（Acemoglu and Loebbing，2022）。而在長期視角下，隨著數字技術的快速進步，很多低技能勞動力也不再具備成本優勢，也面臨被全面替代的風險。就中國而言，2021 年中國高技能勞動力比例僅為17%，遠低于美國的48%（陳斌開和馬燕來，2021），因此，中國勞動力市場受數字技術沖擊的危險可能遠高于美國。

4. 供需匹配極化

數字經濟的發展可能導致收入分配不均，進而引發供需不匹配的問題。低收入群體的需求和消費能力顯著下降而產品生產量大幅增加，導致供需匹配極化。一方面，低收入群體因數字技術取代其勞動崗位而喪失收入來源，導致其需求和消費能力顯著下降。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提升了整體社會生產力，推動產品生產量大幅增長。然而，這些產品卻面臨著缺少有效需求的困境，由此可能會誘發有效需求不足下的經濟危機。

在人工智能時代到來后，數字技術對供需匹配的威脅越來越大?！叭斯ぶ悄芸赡艹蔀閷θ祟惿娴淖畲笸{?！碧厮估瓌撌既税Ｂ　ゑR斯克所言就是對這一問題的嚴重警示。自人工智能技術誕生至今，機器學習算法已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人類智力功能，能夠承接許多過去僅由人類才能完成的任務。人工智能技術的出現可能不僅僅是自動化進程的一種延伸，它更是人類技術發展歷史上的質變。

四、數字時代中國經濟的應對

中國經濟正站在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當前的數字時代既蘊藏著前所未有的數字紅利，同時也面臨著四大鴻溝與四大極化的挑戰。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把握機遇和應對挑戰顯得尤為重要。關鍵在于采取恰當的政策和策略，即在促進數字技術快速發展的同時，著力彌合數字鴻溝，堅決防止兩極分化，確保數字經濟的長期高質量發展。

（一）彌合數字鴻溝的制度保障

應對數字鴻溝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著力彌合數字鴻溝，切實建立制度保障。第二，完善數字治理體系，堅決防止兩極分化。

1. 彌補數字基礎設施地域差距，打造人力資本提升長期規劃

第一，加強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當地居民的數字素養，促進數字資源的均衡分配。解決數字地域鴻溝問題不但是技術挑戰，更是社會政策和資源配置的重大課題。政府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以確保數字化進程惠及每一個角落，緩解地域間的發展不平衡。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是最明顯的，推動數字技術走進農村的千家萬戶是政府的職責所在（黃陽華等，2023）。統籌推動智慧城市與數字鄉村的融合發展，擴大范圍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加速將智能設施和公共服務擴展到縣城和鄉村，促進城鄉要素的雙向自由流動，形成城市引領鄉村、共建共享的數字城鄉融合發展新格局。

第二，打造數字時代的人力資本提升長期規劃，促進不同群體的數字技能提升?？s小不同人群之間的人力資本差距對彌合數字鴻溝意義重大，這不僅有助于提升勞動者的技能水平，還有助于他們適應新的產業和技術需求（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23）。加大對年輕勞動者教育和技能培訓的投入，大力培養人工智能等先進數字技術的專業人才。針對中低技能勞動者建立系統性的再就業培訓和終身學習的職業教育體系，為結構性失業人群提供盡可能多的新就業崗位的培訓機會（蔡躍洲和陳楠，2019）。特別地，需要增加適合老年人的智能終端供應，加快推進信息無障礙建設，借力數字技術為老年人和弱勢群體的生活提供更多便利（邱澤奇等，2016）。

2. 完善數字治理體系，切實做好制度保障

第一，完善數字治理體系，鼓勵、支持和引導平臺經濟規范、健康、可持續發展。一方面，針對數字平臺的新型壟斷行為，必須采取更為審慎和有力的監管措施（謝富勝和吳越，2021）。政府如何通過合理的政策有效治理壟斷亂象，同時為合規投資“開綠燈”，是未來數字經濟監管的核心問題。需要持續深入研究數字經濟的發展規律，瞄準國家發展需求，規范投資審查流程，細化反壟斷執法標準，提升市場主體的活力（顏建曄和張越，2024）。在完成平臺經濟的專項整改后，依法依規實施常態化監管，并積極推出一系列“綠燈”投資案例。另一方面，必須采取有效的措施來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利，特別是保護靈活用工模式下就業者的權益。采取立法等手段讓平臺承擔應負的社會保險和勞動保護責任，堅決遏制“算法剝削”等行為。

第二，切實做好制度保障，依法維護數據安全。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數據資源已成為數字經濟的核心要素，其重要性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工業時代的石油。數據或信息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資料，其所有權的歸屬問題，以及互聯網企業對數據的大量占有可能導致的新型數據壟斷現象，都是亟需解決的問題（荊文君和孫寶文，2019）。同時，在數據安全方面，數據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數據的輸入、計算和輸出等環節都存在泄露風險。隨著大數據計算技術的廣泛應用，如何保護個人隱私也成了一個嚴峻的挑戰（唐要家和汪露娜，2020）。數據的過度收集和濫用也已成為金融科技行業的主要風險之一（李三希等，2023）。在政策環境方面，中國需要不斷優化完善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等法律法規，不斷完善數據資源產權、交易流通、跨境傳輸、安全保護、防詐反詐等數據基礎制度體系，加快數據要素市場化，增強網絡和數據安全保障能力（何立峰，2022）。

（二）防止極化效應的社會保障

實現共同富裕、防止兩極分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推動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通過數字化手段促進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推進全體人民共享數字時代發展紅利，助力實現高質量發展中的共同富裕。①數字技術對就業和收入分配的最終影響，主要取決于收入再分配政策和勞動力市場的自我調節（Acemoglu and Restrepo，2019）。如果勞動者的技能和崗位調整跟不上數字技術發展的速度，且收入再分配和社會保障存在制度性障礙，那么數字技術的進步很可能會加劇收入分配極化，并可能引發因數字技術進步受損的群體的反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23）。因此，改善再分配與加強社會保障對于數字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政府應當采取綜合性措施，在促進數字經濟增長的同時，保障社會公平和可持續性（張勛等，2021）。

政府應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筑牢社會安全網。發展數字經濟的核心在于為廣大居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并持續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周文和韓文龍，2023）。利用數字技術全面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普及度，確保公共服務在全社會的均等可及。同時，強化勞工法律保護和監管，尤其是對非標準就業形式的權益保護。加大失業救濟的保障力度，對那些在就業結構調整中受沖擊最大的群體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政府可通過失業保險、最低收入保障等多種方式介入。深化“互聯網+社會服務”，推動教育教學、體育健身、醫療保健及文化服務等領域的數字化發展，以提升公共服務資源的數字化供應和網絡化服務水平。通過這些措施，中國在數字時代的經濟發展能更加高效、公平，進而實現全體民眾的共同富裕（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23）。

總而言之，如果我們能夠正確引導數字經濟的發展并推動制度性變革，那么我們就有機會創造更多的財富和發展機遇。制度變革是支撐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而數字經濟的發展又反過來影響和推動制度的變革。在這種相互作用的過程中，我們需要采取恰當的應對措施。這不僅包括借鑒以往技術進步帶來的經驗教訓，還應該包括創新方法和思路以應對史無前例的數字化挑戰。通過合理的應對策略，中國經濟必將在數字時代的舞臺上實現更為堅實和長遠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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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劉自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