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鈞儒“我是中國人”手跡里的家國情懷

崔貽彤

沈鈞儒（1875—1963），字秉甫，號衡山，浙江嘉興人，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法學家、原民盟中央主席，被譽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愛國知識分子的光輝榜樣”?？箲饡r期，沈鈞儒等先生勇赴國難，為爭取民族團結和解放做出了卓越貢獻，南京市博物館藏有一份沈鈞儒手跡，為我們了解那段崢嶸歲月、感悟先賢家國情懷提供了見證。

一、“我是中國人”手跡的緣起

南京市博物館館藏一級文物“沈鈞儒‘我是中國人手跡”寫于1942年1月，篇末落“衡山”篆書陽文鈐印，全文如下：

這五個字，是戈公振先生臨逝只剩一絲絲口氣后，若斷若續中吐出留在世間的一句話。五年前在上海，某夜讀韜奮先生所為哀悼文，至此非常感動，因擬作五絕句以記之。三首就，第四首先寫一句，即用戈先生語，竟不能續，再寫，仍為此五字，到底寫了四句“我是中國人”，一句重一句，幾于聲嘶極叫。當時寫畢，淚滴滿紙，但不自承為詩也。行知先生見而許之，并囑書。此三十一年一月。沈鈞儒記。

手跡所提戈公振先生是我國著名新聞學家、愛國報人，曾任《時報》編輯，在上海國民大學、南方大學、復旦大學等學府任教，后加入《申報》。九一八事變后，戈公振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聯合鄒韜奮等7位報人在《生活》周刊登載《援助東北義勇軍之實際辦法》，呼吁各界捐款援助東北義勇軍。1932年，戈公振冒險隨國際聯盟組織的李頓調查團赴沈陽調查九一八事變真相，在《申報》連載《東北之謎》長篇通訊，并應鄒韜奮之請，在《生活》周刊發表《到東北調查后》。1934年，戈公振赴蘇考察期間與鄒韜奮在莫斯科會面，兩人就世界大勢的觀察研究多次長談。應鄒韜奮之邀，戈公振1935年10月15日回國重辦《生活日報》，卻不幸于22日病逝，[1]彌留之際他對前來探視的鄒韜奮說：“在俄國有許多朋友勸我不必就回來，……國勢垂危至此，我是中國人，當然要回來參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鄒韜奮在《悼戈公振先生》中悲痛地寫道，“他說這幾句話的時候，雖在極端疲乏之中，眼睛突然睜得特別的大，語言也特別的激昂，但因太疲乏了，終至力竭聲嘶，沉沉地昏去”[2]。11月25日，沈鈞儒夜讀此文，甚為觸動，隨即提筆作詩，并在題記中說：“第四首先寫一句，竟不能續，仍為此五字，再寫，仍為此五字，寫竟，淚滴滿紙，不自禁其感之深也?！痹娫唬?/p>

一

浙江古越國，勾踐人中杰。

嘗膽臥則薪，我是浙江籍。

二

蘇州有胥門，炯炯懸雙睛。

怒視敵人入，我是蘇州生。

三

哀哉韜奮作，壯哉戈先生。

死猶斷續說，我是中國人。

四

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

絕句前兩首化用勾踐兵敗臣吳，歸國后“懸膽于戶，出入嘗之”，伍子胥奔吳遭饞毀，被逼自殺前憤而說出“掛吾目于門，以觀吳國之喪”的典故，表達踔厲奮發、視死如歸的豪情壯志。沈鈞儒之女沈譜、長孫沈人驊所編《沈鈞儒年譜》[3]及沈老詩集《寥寥集》均指此詩寫于1935年11月25日，且題記內容與手跡相印證，但據手跡所示此詩寫作時間應為1937年，考慮到1942年時沈老已67歲，“五年前”或為沈老記憶有誤。

1942年1月，正在重慶嘔心瀝血建設育才學校、招收戰爭難童、培養熱血青年的陶行知，看到沈老的這四首絕句，想到戈公振壯志未酬身先死，逝世前仍在為抗日救亡搖旗吶喊，同志們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令人感慨萬千，便建議沈老題寫墨寶，于是有了這幅手跡。

二、沈鈞儒等愛國民主人士參與的抗日救亡運動

沈鈞儒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經常與陶行知、鄒韜奮等在一起討論抗日救亡工作，醞釀籌組救國會等事宜，由于沈老德高望重，救國運動經驗豐富，很自然地成為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1935年12月12日，沈鈞儒牽頭起草并發起征集簽名運動，與馬相伯、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283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指出“盡量的組織民眾，一心一德的拿鐵和血與敵人做殊死戰”才是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4]12月27日，沈老與鄒韜奮、陶行知等9人在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大會上當選為主席團成員，沈老慷慨陳詞，“我國現已至危急存亡之秋，凡我國民，均應自動奮起，以負救亡圖存之重任。文化界為國民之先導，更應悉力赴難”[5]。

1936年5月31日—6月1日，沈鈞儒當選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席，鄒韜奮等40余人當選為執行委員，陶行知等14人當選為常務委員。沈老致開會辭：“全國不愿意做亡國奴的同胞，實在有大家團結起來的必要。同時，我們一定要促進全國各黨各派各實力分子，停止內戰，一致聯合抗日救國?！贝髸詮娏易l責國民黨以往在政治上放棄民族革命的任務，現今對外放棄民族共同的大敵，孤注一擲只圖鏟除異己的政策，表明救國會愿以中介人立場，全力保證各黨各派忠實履行共同抗敵綱領的決心，得到中共積極回應。為更好地鞏固救亡聯合戰線，中共派地下黨負責人潘漢年找到流亡在港創辦《生活日報》的鄒韜奮和出訪歐美途經香港的陶行知交換意見，并安排胡愈之負責救國會事務及起草公開信《為抗日救亡告全國同胞書》，陶行知參與修改，初稿經鄒、陶兩人簽名后，由鄒韜奮赴滬交給沈鈞儒、章乃器最后修正并簽名。7月15日，4人聯名以《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為題發表，詳細闡述了聯合救亡的立場，并對各黨各派提出希望和要求，后被印成10萬余冊發往全國，在國內外引起重大反響。[6]

沈老等人的救國活動日益激起國民黨的忌憚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仇視。1936年11月23日，沈鈞儒、鄒韜奮等7位救國會領袖在上海被非法拘捕，陶行知被通緝。數日后，赴海外參加歐洲世界新教育會議、世界青年和平大會、世界和平大會的陶行知得知“七君子事件”十分憤慨，他一面受救國會委托，作為國民外交使節，四處奔走宣講中國救亡運動實況，參與籌備全歐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尋求外國政要名流的支持，一面聯絡華僑發起《旅美華僑告海外同胞書》，游說老師杜威聯合愛因斯坦、孟祿、羅格等學者16人致電南京政府，積極營救“七君子”。[7]被關押8個多月后，7人終于被蔣介石下令“交保釋放”，沈老等出獄時堅定地表態，“當不變初旨，誓為國家民族求解放而斗爭”[8]。

1939年沈鈞儒寓居重慶時，為遏制日趨嚴重的國民黨反共“摩擦”事件，與鄒韜奮、陶行知等向國民參政會提案要求組成“華北視察團”奔赴華北各戰場“傳達中央及本會對國內團結之意旨”，鞏固團結抗日大局，卻反被國民黨借機用來搜集材料以歸咎于共產黨，沈老等人也被排除在視察團名單之外。[9]1941年，獲悉“皖南事變”實情的沈老等對國民黨破壞團結深感失望，對共產黨的正義自衛表示同情，在國共兩黨之間反復磋商斡旋，竭力謀求折中轉圜之法，在最終看清國民黨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后，沈鈞儒、陶行知、鄒韜奮等堅定宣布拒絕出席國民參政會，與中共共進退。[10]

1942年1月，沈鈞儒與陶行知、鄒韜奮等人以救國會成員名義正式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他們繼續為實踐民主與團結，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奮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事業掀開嶄新的一頁。

三、手跡蘊含的家國情懷

1942年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異常艱難的時期，也是國共力量此消彼長的轉折期，時局復雜。沈老等人深知內戰陰霾對全民抗戰大局的危害，對國民黨反動派將黨派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行徑深感痛心，對中國革命的未來充滿憂慮。想到從上海、武漢到重慶，無數像戈公振一樣的仁人志士已經為抗日救亡、民族團結獻出寶貴的生命，愈發意識到全國各界人士團結抗戰的緊迫性和必要性?！拔沂侵袊恕倍潭涛鍌€字，平凡之中體現了一代先賢深厚的家國情懷，代表著不甘做亡國奴的億萬中國人民的戰斗誓言。他堅定地呼吁各方力量彌合分歧、凝聚共識，激勵全體中華兒女生死與共，以鋼鐵般的意志守護山河無恙，振奮了全民族抗戰必勝的信心，表達了至死不變的愛國情操和民族氣節，激蕩著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的革命力量。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無論時局如何動蕩，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戈公振等先生始終從民族大義出發，以筆為槍，襟懷坦蕩，寵辱不驚，勇毅前行，把個人理想與祖國前途、民族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即使身陷囹圄也不改初衷，以一身正氣和傲骨書寫了愛國知識分子的使命與擔當。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注釋及參考文獻：

[1]涂鳴華，王小杰.戈公振年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97，302-305，331，344-346.

[2] [5] [6] [9] [10]周天度，孫彩霞.沈鈞儒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6，118，123-132，197-199，210-212.

[3] [8]沈譜，沈人驊.沈鈞儒年譜[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140，187.

[4]周天度.沈鈞儒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9.

[7]周毅，向明.陶行知傳[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237-246.

作者單位：南京市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