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規制對飼料企業生態效率的影響分析

◆作者：許宇軒 強鳳嬌 羅文春

◆單位：陜西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生態文明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要求之一，環境規制是促進企業走綠色發展道路的政策工具?！笆奈濉睍r期是實現“碳達峰”的關鍵期和窗口期，“生態效率”給飼料企業可持續發展評價提供了可行思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環境規制影響飼料企業生態效率的影響機理，對加快構建綠色可持續的農業生產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1 環境規制的分類

1.1 命令型環境規制

命令型環境規制是通過行政強制手段直接施加給企業的約束和要求（韓先鋒等，2022），具體可以通過環境立法、排污標準及資源開發許可等形式起到對企業的明確限制，從而促進資源合理開發及高效利用、污染物規范化處理及適量排放，最終達到地區環境承載力下的工業可持續發展。隨著科技革命對工業進程的推動作用日趨顯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將設定綠色技術標準作為推廣命令型環境規制的一種重要方式，例如飼料加工所產生的工業廢水，必須達到國家三類水標準才允許排放。

1.2 市場型環境規制

市場型環境規制意在通過加征環保稅、允許排污權交易等市場化工具（史敦友，2021），將污染環境所導致的社會治理成本轉嫁給造成環境污染等主體，真正體現“誰污染誰治理”的市場化原則以起到成本反推企業綠色生產的作用。排污稅是一種廣為使用的市場型環境規制手段，即排放廢物的企業均應為排污行為承擔納稅義務，而企業作為理性經濟決策人，在需要支付排污成本的情況下會盡量節約其他方面的成本以保持利潤率。排污權交易即允許污染排放許可證的市場流通，政府通過生態環境配額的方式控制污染排放總量，但允許該許可證在企業之間自由交易，從而實現了生態環境配額的二次分配。對于已經達到綠色化生產的飼料企業而言，實現了閑置配額的利潤轉化；對于因污染排放過高生產受限的飼料企業而言，流失的產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開發和恢復。

1.3 公眾參與型環境規制

公眾參與型環境規制主要是指隨著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環境保護教育的持續開展，我國越來越多的人民已經認識到地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唯一家園，資源節約與環境保護刻不容緩，因此，已經開始自發地監督身邊的環境污染行為，通過環境信訪、環境舉報等手段向政府部門反映自己注意到的生態不文明現象（馬勇等，2018）。相關研究中，大多以環境信訪人數、人大提案數量或者年齡組成、學歷構成等指標反映地區公眾參與型環境規制強度（張曉敏等，2022），亦有部分學者將人群特征可能引起的環保監督行為歸結為非正式的環境規制?？偟膩碚f，發揮公眾監督作用倒逼飼料企業綠色轉型即公眾參與型環境規制。

2 飼料企業生態效率評價體系設計

近年來，學界對于生態效率的評價方法眾多，其核心思想都是為了盡可能真實地探討經濟發展、環境治理及資源投入三者之間的最優化配比關系（蓋美等，2019）。飼料企業作為一種典型的農產品加工制造企業，其生產流程復雜、分工部門齊全、產業鏈條完整，盡管飼料生產的投入要素復雜且繁瑣，但飼料產品的經濟價值相對容易核算，且近年來國家對于工業“三廢”的排放也具有強制性披露與統計要求，從而使構建飼料企業生態效率“投入—產出”體系，通過數據包絡分析方法評價其效率高低具備可行性、合理性與科學性。

2.1 飼料企業生態效率評價的投入指標選取思路

基于飼料行業生產實際、生態效率的內涵要求及數據可得性原則，對飼料企業生態效率的投入核算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選取指標：首先，考慮資本投入，可采用飼料企業固定資產凈值衡量。對于飼料企業而言，生產及其配套機器既有可能因為達到使用壽命而報廢，也有可能因為“環境規制”政策收緊不再符合清潔生產規范，從而提前退出生產，所以通過固定資產凈值代表飼料企業資本投入具備科學性和必要性。其次，考慮人力投入，以飼料企業年用工人數均值衡量人力投入，主要是考慮到飼料企業生產經營需要依靠各工種的員工各司其職、協力配合才能得以存續和發展。再次，考慮能源投入，可選取能源綜合消耗量指標代表飼料企業能源投入，這種表示方式能夠較為科學、客觀、全面地反映飼料企業的實際能耗情況。最后，還應考慮運營投入，以飼料企業營業成本作為表征運營投入的變量。飼料企業在對外銷售產品、提供飼料加工技術服務等經營性活動時所發生的成本，屬于企業運營期間的一類必須投入，故加入運營投入指標。

2.2 飼料企業生態效率評價的產出指標選取思路

飼料企業以銷售飼料產品和對外提供飼料加工服務為盈利手段，因此，可選取營業收入作為衡量飼料企業經濟產出的變量。同時，由于生產工藝、技術、原材料等限制，在生產飼料產品的同時必然會產出一些工業廢物，盡管這些工業廢物并非企業生產本意，但客觀存在，并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環境治理成本，所以還應重點觀察飼料企業工業“三廢”輸出。

3 環境規制影響飼料企業生態效率的成本收益分析

環境規制是通過行政強制力、市場行為或公眾監督解決環境污染負外部性的措施和工具，通過各個方面施加給企業的額外成本，促進環境外部成本的內部化轉型，最終使由社會承擔的環境治理成本改為造成污染的企業自行承擔。環境規制對飼料企業生態效率成本收益分析，從成本損失、創新補償及空間作用三方面展開。

3.1 環境規制造成飼料企業的成本損失

從成本損失的角度而言，環境規制政策通過設置飼料生產減排標準、污染治理技術規范等，要求飼料生產企業為自身生產經營所帶來的污染付費，使環境外部成本內化至飼料企業內部。在有限的資金下，環境治理費用增加就意味著飼料生產能力下降，從而使企業利潤降低并挫傷生產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飼料業務的規模增長，對企業生態效率產生負面作用。在生態文明理念下，為了維護好社會聲譽與公眾形象，飼料企業會主動承擔節能減排的社會責任，堅決執行環保法律法規。從投入的角度而言，企業更新迭代環保節能的飼料生產設備亦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這一舉措會使不變成本立即增加，但節能生產對生態效率的創新補償卻是分散的、長期的，也一定程度上壓縮了可用于原料采購的流動資金，從而造成飼料企業生態效率下降。

3.2 環境規制對飼料企業的創新補償

從收益補償的角度而言，環境規制手段很大程度上遏制了飼料企業的違法排放行為，對企業要素資源配置的綠色可持續具有促進作用，降低生產過程中污染排放的同時也改善了飼料園區的環境質量，有利于吸引觀光農業、生態養殖企業進行戰略合作，進一步打通飼料產品的高端銷售渠道，最終在改善飼料生產園區環境質量的同時也提高了企業生態效率。在可持續發展及生態文明指揮棒的作用下，環境規制力度持續加大，導致飼料企業所付出的環境成本增加，繼續保有當前的飼料生產水平將無法維持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為了進一步合乎越來越高的清潔生產要求以保持企業可持續發展，飼料企業不得不進行技術創新與生產改革，最終建立起一套更合乎規范的清潔生產體系?？傊?，環境規制對飼料企業生態效率的直接影響方向，取決于成本損失和收益補償兩種效益的大小關系。

3.3 環境規制對飼料企業的空間作用

從空間作用的角度而言，由于各地之間的環境規制強度、環境承載力均具備一定差異，飼料企業的選址、遷址也會將環境成本作為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當飼料企業所在地環境規制過高時，企業可能不再具備遵循當前環境規制強度下的盈利基礎，從而做出遷址生產、異地建廠的經營決策，以規避難以承擔的環境規制成本。實際上，飼料企業因環境成本發生“遷址現象”的地區之間，往往也客觀存在較大的經濟發展差距；即遷入地往往是當前經濟基礎薄弱的地區，當地政府便給出較為寬松的環境、稅收、土地政策以吸引企業入駐；這樣一來，盡管短時間內飼料企業找到了“污染庇護所”，能繼續以原有技術水平生產一段時間，但長期來看，也使得飼料企業的綠色研發能力逐步萎縮，最終喪失了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和機會。

4 不同種類環境規制對飼料企業生態效率的異質性作用

4.1 市場型環境規制對飼料企業生態效率的影響

市場型環境規制激發了生態環境配額在飼料企業間的廣泛流動，企業根據總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相等這一原則在市場上購買或銷售生態環境配額并調整產量，以充分調動自身產能或合理利用生態環境資源實現利潤最大化。具體而言，在市場上銷售生態環境配額的往往是單位工業產出所消耗的資源、排放的廢物均較少的飼料企業，本文將其稱為清潔型飼料企業，反之則是污染型飼料企業。同時，另一類飼料企業由于行業特點、技術限制等原因導致其生產單位飼料產品所消耗的資源、產出的廢物均較多，以至于邊際產出的環境損耗高于政府配額，形成排污權配額缺口，因此，不得不擱置部分工業產能以減少邊際產出的生態環境損耗直到等于政府生態環境配額，但由于市場的存在，污染型飼料企業又可以通過交易行為獲得清潔型飼料企業的生態環境配額盈余，以實現利潤最大化。

實際上，市場交易雖然使污染型飼料企業獲得了額外的排污權配額，但是相對于原有生產過程，邊際飼料產品成本也隨著配額外購行為而增加，此時企業保持利潤率的最優決策則是壓縮非生產性投入，如管理費用、研發支出，以修正至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相等的均衡狀態。因此，盡管排污權配額的市場流通可能激發清潔型飼料企業的技術創新，從而提高生態效率；但同時使污染型飼料企業的邊際產品成本增加，并引發了對非生產投入的“擠出效應”。因此，市場型環境規制對飼料企業生態效率的作用方向，取決于邊際飼料產品的環境損耗是否低于政府配額。

4.2 命令型環境規制對飼料企業生態效率的影響

命令型環境規制主要通過稅收和補貼影響飼料企業生態效率。清潔型飼料企業對環境污染較小以至于還有生態環境配額剩余，政府會通過命令型環境規制的補貼激勵措施鼓勵這類企業進一步從事綠色生產。污染型飼料企業邊際產出的環境損耗大于政府最高標準，故污染型飼料企業會受到命令型環境規制帶來的稅收限制，從而可能表現出抑制作用?？偟膩碚f，由于命令型環境規制具有行政強制力，飼料企業為了滿足國家規定的排污標準和清潔作業規范以維持長期生產、獲得穩定收入，不得不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從事生產流程清潔化改造、環保工藝研發及工業廢物回收再利用，盡管規制政策短期內可能增加了企業的投產成本，但是經過環保調整及生產優化，大部分飼料企業清潔生產的綜合收益實質上能超過命令型環境規制所帶來的成本投入增加，從而使得生態效率在整體上得到提升。

隨著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戰略的持續推進，各地區創新水平明顯提高，這也意味著飼料企業將迎來更大幅度的技術研發、人才革新和管理創新，在利益驅使下，飼料企業會首先追逐生產創新而不是環保創新，這會造成飼料產量提高、資源消耗加速但生態補償相對滯后，從而使得創新水平對飼料企業生態效率的直接影響會表現為負向作用。這時候，政府通過命令型環境規制使飼料企業均勻分配創新資源就顯得尤為重要。在存在環境規制強制要求的情況下，飼料企業為了謀求長期發展，必然會將創新資源向環保投入、廢物回收利用方面有所傾斜，自然會使生產方面的創新投入有所下降，此時，地區創新水平提高則會使得飼料企業總體創新資源增加，從而起到既將“蛋糕做大”又將“蛋糕分好”的作用，即地區創新水平提高進一步加強了命令型環境規制對飼料企業生態效率的正向影響。

4.3 公眾參與型環境規制對飼料企業生態效率的影響

在市場型環境規制和命令型環境規制的綜合作用下，飼料企業生態效率如果還不能滿足人民群眾對于美好生態環境的向往，便可能出現公眾訴求進一步加強環境規制的效果。在實踐中，消費者可能通過環境信訪、政協提案、市長熱線以及人大提案等方式向環保執法部門反映身邊存在的飼料企業生態不文明行為，而政府部門往往也會參考公眾反饋進一步調整對飼料企業命令型環境規制的硬約束，如加征環保稅、限制出口，甚至勒令停產。

實際上，在公眾型環境規制影響飼料企業生態效率的作用路徑中，技術創新可能發揮部分中介作用。具體而言，當公眾對飼料企業的環境保護行為不甚滿意時，通過各種方式向政府部門反映環境訴求，飼料企業迫于行政命令及輿論壓力短期內會關停部分生產以減少污染物排放，同時會加強研發以開拓清潔型生產途徑，爭取早日恢復生產謀求長期發展。對于飼料企業而言，口碑營銷是維系客戶群體的重要途徑，所以往往會比較重視遵守環境保護所帶來的公眾品牌效應及企業正面形象，能否正確處理公眾環境訴求關乎飼料品牌競爭力和市場知名度。

5 環境規制下飼料企業生態化發展的戰略啟示

生態效率是目前對地區、行業及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綜合評價的常見方法，也是飼料企業積極應對環境規制政策的必由之路。鑒于目前不同類型的環境規制對飼料企業生態效率的作用方向、機理和路徑均有所差異，建議從三個方面分別激發環境規制對飼料企業生態效率的促進作用：（1）針對飼料綠色生產技術制定獎懲制度，在執行市場型環境規制的同時，對綠色生產落實到位、環境配額有所盈余的飼料企業獎勵額外的創新資金，對嚴重依賴購入其他企業污染排放許可額度從而導致成本過高的飼料企業不予補償，遵從市場的優勝劣汰。（2）進一步加強環保部門對飼料企業生產實際的掌握程度，盡可能對當前命令型環境規制的政策辦法查漏補缺，真正用好行政強制力對市場失靈現象的矯正作用。（3）暢通信訪渠道，充分發揮公眾型環境規制對飼料企業生態效率的激勵作用，引導公眾依法、依規、有序參與環保部門對飼料企業的走訪和調查，加強政府、飼料企業及公眾之間的有效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