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帕塔的眼睛》中的歷史書寫

周維貴

(西華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四川 南充 637009)

在桑德拉·希斯內羅絲的小說集《喊女溪故事集》中,《薩帕塔的眼睛》是唯一取材于墨西哥革命這一歷史事件的短篇小說。該小說以著名農民革命領袖埃米利亞諾·薩帕塔的情婦伊內斯為敘事者,從女性的視角審視墨西哥革命(1910-1920)的動蕩與薩帕塔這一歷史人物的形象。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和軍事策略的失誤,薩帕塔所領導的農民斗爭最終以失敗告終,他本人也因中了假降計被殺害。薩帕塔雖然兵敗身死,其影響卻與日俱增,他的名字被刻于議會下院的墻上,成為墨西哥歷史上公認的民族英雄。在小說《薩帕塔的眼睛》中,希斯內羅絲打破權威的歷史敘事,通過文學想象重構歷史,為讀者呈現出被主流敘事所遮蔽的歷史人物形象。

一、對主流歷史敘事中薩帕塔形象的顛覆

在墨西哥的主流歷史敘事中,薩帕塔被描繪成一位充滿男子氣概的軍事領袖。他早年隨同父親輾轉于各個牧場,從事馴馬和販馬的工作,成為一名遠近聞名的牛仔。后來,薩帕塔參與到反對莊園主兼并土地的抗議集會和其它政治活動中,并在墨西哥革命中成長為叱詫風云的軍事領袖。薩帕塔的革命目標是要求政府和莊園主歸還失地農民的土地,并保障農民合法擁有土地的權利。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與北方農民起義領袖潘喬·比利亞聯手推翻了迪亞斯的統治,勝利進軍墨西哥城。隨后薩帕塔又先后投入反對馬德羅、韋爾塔、卡蘭薩等人的軍事斗爭中,直至1919年被殺身亡。在革命中,薩帕塔所組建的革命委員會頒布了著名的《阿亞拉計劃》,該計劃倡導進行土地改革,并號召廣大農民為爭取土地與自由而斗爭。阿蘇維德在關于薩帕塔的傳記中將其描繪成“土改的先知,他年幼時就立志糾正農村地區的不公現象,后來他為正義事業而戰斗,并因之而慷慨就義”[1]136。在20世紀30年代,墨西哥總統拉薩羅·卡德納斯在國內施行土地改革,并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拉薩羅時期針對學齡兒童所推出的歷史讀本將薩帕塔塑造成“高貴、善良、勇敢、慷慨、不畏艱難、不受腐蝕、頗有直覺力”[1]138的領導者形象。隨后的墨西哥歷史教科書對薩帕塔的形象雖偶有修正,但大多數都將薩帕塔視為墨西哥革命的英雄。在這些歷史敘事中,薩帕塔的身上充滿了革命英雄主義的精神,他具有堅定的革命信念,絕不妥協于敵人的收買和威脅。薩帕塔的影響不僅僅局限于墨西哥國內,而是擴散到了整個拉美世界,“在拉美諸多知識分子的著作中,薩帕塔是墨西哥革命的典范”,[2]73他的“形象是作為提出民族解放計劃的歷史標桿而呈現的?！盵2]73基于這些主流歷史敘事,薩帕塔完成了從普通人向革命英雄的蛻變,因而“在墨西哥和美國,薩帕塔這一形象體現出一種反抗經濟和政治不公的精神以及理想化的墨西哥男子氣概?！盵3]403

希斯內羅絲在《薩帕塔的眼睛》中拂去革命敘事賦予薩帕塔的重重迷霧,通過伊內斯的敘述呈現出薩帕塔不為人知的一面。伊內斯違背父親的意愿,選擇與薩帕塔私奔,但薩帕塔卻遲遲不愿與伊內斯結婚。面對伊內斯的追問,薩帕塔要么以時機不成熟為托辭,要么直接拒絕伊內斯的請求。伊內斯想起薩帕塔曾經遇到的一匹馬。那匹馬被囚于樓上的一間臥室,它從房間的窗簾中探出腦袋,就像“一個等待心上人的美人從露臺上出現?！盵4]98薩帕塔將這匹馬戲稱為“輕薄的女人”[4]98。不難看出小說中伊內斯與馬之間的互涉關系。對于牛仔薩帕塔來說,年紀尚輕的伊內斯被束縛于家,他只需要“拋出套索,套上馬具,然后關上圍欄。將容易套住的拽回家?！盵4]112可見,伊內斯不過是薩帕塔征服的對象,其中體現了根深蒂固的男權主義意識,這種男權意識“以對女性的征服和消費為特征”[5]114。薩帕塔對伊內斯的追求及其后來對伊內斯的背叛本質上是男性特權主導下的一種性別剝削和壓迫。

薩帕塔號召農民為爭奪土地而斗爭,但同時也以革命的名義誘騙年輕的女性。透過伊內斯之口,讀者了解到薩帕塔除了伊內斯以外,還擁有多位其他的情人,其中“在霍胡特拉有三個女人……你的女人們彼此之間非常融洽,從事同一事業、信仰革命的巨大好處的姐妹們?！盵4]104薩帕塔對她們來說“不是一個男人;你是一個傳奇,一個神話,一個神?！盵4]104薩帕塔對女性的征服和消費被隱藏在充滿光環的革命話語里,這些女性成為薩帕塔革命事業的祭品。希斯內羅絲對薩帕塔的塑造并非憑空捏造,因為據記載薩帕塔曾有多位情人,他“無疑熱衷于一些能體現男子氣概的愛好:女人、酒精、馬匹和斗雞”。[1]129

希斯內羅絲在小說中不僅試圖還原薩帕塔的情感生活,還通過伊內斯之口顛覆了薩帕塔的公共形象。在公眾記憶中,薩帕塔的標志性特征是他那“特大號的胡須與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身著典型的牛仔服飾:緊身黑褲,短款夾克,一頂帽檐很寬的錐形闊邊帽?！盵1]141但是,在小說開篇,這些能彰顯男子氣概的服飾被置于一邊,在伊內斯身旁熟睡的薩帕塔全身赤裸。伊內斯的敘述正是以薩帕塔的身體特征作為開端的,她不厭其煩地描述著薩帕塔身體的各個部位。通過聚焦薩帕塔的身體特征,希斯內羅絲撕去縈繞于薩帕塔身上的神圣光環,以其肉身消解歷史敘事賦予薩帕塔的神性。小說中,薩帕塔的身體被反復提及,他擁有“細瘦的腿和修長的腳掌”,[4]89那就是一具“瘦弱的男孩的身體”。[4]98薩帕塔身體的瘦弱與其在公眾面前所展現的英雄形象大相徑庭,成為瓦解其男子氣概的表征符號。

除了聚焦薩帕塔的身體特征,希斯內羅絲還通過伊內斯之口揭露了薩帕塔的內心世界。薩帕塔并非如歷史敘事中所描繪的那樣勇敢無畏,他疲憊緊張,“總是擔心暗殺者的子彈?！盵4]90他生性多疑,覺得“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叛徒”。[4]90他性情乖張,“這些天一切都讓你煩心。任何響聲、任何光線,甚至陽光……每個人都怕你,甚至你的人?！盵4]90與他在公眾中的形象不同,“戰爭讓你如此脆弱、孤獨”。[4]91在伊內斯的敘事中,薩帕塔成為在情感上依附于伊內斯的大男孩,他會在遇到困難時尋求伊內斯的安撫。伊內斯經常用“小爸爸”、“小男孩”、“小寶貝”、“好小子”等稱謂來指稱薩帕塔,凸顯出薩帕塔對伊內斯的情感依附。只有在伊內斯身邊,薩帕塔才能擺脫焦慮和不安,得以安睡。通過書寫薩帕塔的私人生活和內心世界,希斯內羅絲刻畫出一個更加立體、更加復雜的薩帕塔形象,超越了歷史敘事對薩帕塔的扁平化再現。

二、對歷史敘事中失語者伊內斯形象的建構

在解構主流歷史敘事中薩帕塔形象的同時,希斯內羅絲還著力于塑造伊內斯這一隱匿于歷史深處的女性人物形象。有關伊內斯的歷史記錄很少,人們只知道她和薩帕塔并未合法結婚,他們誕下了尼古拉斯及至少一位女兒。作為被歷史敘事遺忘的失語者,伊內斯同樣被卷入歷史事件之中,承受著革命和戰爭帶來的傷痛。希斯內羅絲憑借有限的信息,通過文學想象賦予伊內斯言說的權力,并審視女性在男權主義社會結構下的生存狀態。

在男權主義社會結構中,女性的角色和地位是以其與男性的關系來定位的,這決定了女性的從屬地位。在成為薩帕塔的情人之前,年輕的伊內斯不得不“在天亮之前起床為一天的玉米煎餅準備玉米?！盵4]93帥氣的牛仔薩帕塔正好給伊內斯提供了一個擺脫家庭束縛的機遇。但是,父親對于伊內斯的決定極力反對,他堅持認為薩帕塔“從來沒有住過茅草屋……從來不穿農民的白棉布襯衣?！盵4]94伊內斯的父親之所以反對兩人的感情,因為牛仔薩帕塔過著居無定所、四處漂泊的生活。對于父親來說,穩定的住所和家庭是女性的歸宿,女性只有在家庭里才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叛逆的伊內斯最終違背了父親的意愿,選擇與薩帕塔私奔。

小說開篇,作者即呈現出伊內斯與眾不同的一面。敘事者伊內斯從薩帕塔漂亮修長的手轉向自己那粗糙蒼老的手,這雙手見證了自己常年的勞作,“像男人一樣繁重的勞動,用鋤頭和大刀平整土地”。[4]89雖然生活頗為艱辛,伊內斯卻坦然道,“我不怕繁重的工作,也不怕一個人待在山中。我不怕死也不怕坐牢?！盵4]90一個堅韌能干的女性形象躍然紙上。由于薩帕塔長時間的缺席,伊內斯獨立承擔起撫養子女、照顧家人的重擔。她不僅像男人一樣在農田里勞作,種植玉米、豆子等作物,她還學會在市場上“變賣東西度日”,[4]105她“甚至知道怎樣買賣牲口?！盵4]105在獨立支撐家庭的同時,她還不得不與各種軍隊周旋,因為“凡是軍隊都是對我們不利的”,[4]105他們“都一樣壞,偷我們的母雞,晚上偷女人?！盵4]105為了躲避軍隊的迫害,伊內斯時常帶著家人逃進山中,棲身于巖石之后或者洞穴之中。伊內斯在殘酷的戰爭中支撐起整個家庭,充分展示出女性的韌性和力量,瓦解了男權話語針對女性所構建的柔弱形象。

在經歷了戰爭的持續沖擊和薩帕塔的背叛之后,伊內斯開始反思自己的經歷,并逐漸認識到男權主義社會結構對女性的壓迫。由于伊內斯并未正式與薩帕塔結婚,她不得不為自己的尷尬身份所困擾,她不知道自己算“偶爾的妻子”,還是情人,抑或是妓女,“其中任何一種身份都不會像同時具有所有這些身份那么可怕?！盵4]108在男權社會中,身份的模糊給伊內斯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她不僅遭到父親的埋怨,還受到整個社會的排斥。村里人將她稱為“巫婆”,“那一刻我明白了自己有多么孤立無援?！盵4]107身份的模糊和越界使得伊內斯與自己的母親和姨媽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伊內斯的母親由于婚外情成為村民眼中的巫婆,舒沙姨媽在伊內斯母親去世后取代了母親的位置,兩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身份的越界者。正是身份的越界挑戰了男權社會對女性角色的僵化定義,使得伊內斯能夠冷靜地觀察社會,從而獲得一種超越性的審視視角,“我們家族的女人,我們全都有這樣的能力,能看到我們的眼睛所看不到的?！盵4]108小說中,伊內斯被作者賦予一種特殊的能力,她能超脫時空的限制,其靈魂可以像貓頭鷹一樣升入高空俯視大地上的一切,她甚至能看到過去所發生的和將來要發生的事情。這一情節安排看似魔幻而不真實,實則極具象征意義。伊內斯的“看”并非一種超自然的官能,而是一種洞悉社會現實的理解力。也正是這種超越歷史局限的理解力為伊內斯的抗爭奠定了認知基礎。

伊內斯善于思考,也極富內省意識和反抗精神。她認識到薩帕塔與自己的情感關系的本質,她不像薩帕塔的其他情人一樣迷失于人們賦予薩帕塔的神秘光暈。她知道,薩帕塔僅僅把自己和他的其他情人視為“消遣”,[4]103薩帕塔也因此被人形容為“好女色的”。[4]108伊內斯認識到“好女色的”(mujeriego)這個詞透露出男性對女性的輕慢和征服,“我不喜歡這個詞。為什么不是好男色的?……但是在男人嘴里,這個詞硬邦邦、沉甸甸的,是豐腴的身體,是可以傷害甚至殺害的?！盵4]108這個詞本身即承載著男性權力這一隱含之義,所以在男權主義意識形態話語下“好女色的”并非大惡,反而含有“具有男子氣概”這樣的意義。但是,“好男色的”(hombreriego)卻被視為極度不端行為,逾矩者被視為“巫婆、納瓜”,[4]108成為男權主義社會防備和消滅的對象。伊內斯的母親正是由于婚外情被人殘酷地殺害。在罹難之后,伊內斯母親的尸首被男人們夸張地擺弄,“發辮散開,一個男人的寬邊帽戴在她頭上,一支雪茄含在她嘴里,似乎在說,這就是我們對待一個想像男人一樣行事的女人的做法?！盵4]115伊內斯的身份越界使得她承受了持續的語言暴力,也讓她理解到語言背后的權力光譜,“語言自有它們自己的魔力。它們可以讓人陶醉,也可以取人性命?！盵4]108也正因為伊內斯洞穿了語言及革命敘事的迷惑性,她才能真正認識薩帕塔,并正視薩帕塔的背叛,“我們絕不姑息犯錯的人。我們知道怎么去愛,也知道怎么去恨?！盵4]104

伊內斯認識到男權主義社會施予女性的壓迫和迫害,這賦予伊內斯的抗爭一種深刻的女性意識。她挪用男權社會用以貶抑女性的稱呼,并賦予其新的內涵,“如果我是個巫婆,那就可以那樣了……我開始吃黑色的東西……讓我堅強起來,狠起來?！盵4]109通過吃黑色的食物,“伊內斯抗拒白顏色所施予的壓迫及其與父權制的聯系,從而改變父權制所內在的權力?！盵6]152伊內斯意識到自己與母親的命運的相似性,并用母親的名字給女兒命名,這一行為具有強烈的反叛性,因為她所在的社群正希望抹去伊內斯母親的痕跡;此外,伊內斯女兒的昵稱馬萊娜也映射了墨西哥文化中著名的女性原型:叛國者瑪琳琦,[6]152這一原型在希斯內羅絲等作家的作品中“成為墨西哥裔美國女作家通過語言/文本構建自我身份、尋找自我認同并反抗男性權威的一個典型象征?！盵7]51伊內斯在展望未來時看到了馬萊娜的兩個雙胞胎孩子,“她們一輩子都不會結婚,兩個勇敢的老姑娘,靠在墨西哥城的梅爾塞市場賣草藥為生?！盵4]115伊內斯在與薩帕塔的情感關系中淪為被征服和消費的對象,所以對外孫女拒絕結婚的決定伊內斯明確表達出支持,這也體現出伊內斯對浸透著男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家庭觀念的否定。

三、對墨西哥革命的再現與溯源

墨西哥革命開啟了長達十年的戰亂時期,也催生了一批性格鮮明、主張各異的革命人物,包括薩帕塔、馬德羅、比利亞、卡蘭薩等人。他們被寫入歷史,成為推動歷史變革的重要推手。但是,在戰爭中飽受蹂躪的廣大人民卻被主流歷史敘事遺忘,成為歷史書寫中無足輕重的失語者,其中女性在戰爭中的遭遇更是無緣于由男性所主導的歷史書寫。

希斯內羅絲通過文學想象彌補歷史敘事的空白,將傳統歷史書寫中的失語者重新請回敘事文本,從而模糊了文學敘事與歷史敘事的邊界,極大地拓展了文學敘事再現歷史的功能。在小說中,第一人稱的敘事策略既打破了傳統歷史敘事中女性的緘默狀態,也賦予伊內斯的敘事一種即時性和具身性,超越了歷史敘事的扁平化傾向。因此,與歷史敘事相比,伊內斯對墨西哥革命的講述顯得更為真切和可感。由于家里缺糧斷炊,伊內斯的父親本打算去親戚家尋求幫助,但在路途中他被政府軍綁架,并被送上了戰場。父親的身體在戰火中垮掉,并染上嚴重的肺病。在治療的過程中,父親失去了三根肋骨,并在后背上留下一個可供呼吸的洞。父親身體的殘缺既表明戰爭給普通人民造成的肉體戕害,也象征著普通人民在持續不斷的戰爭中的精神空虛。戰爭奪去無數人的生命,使得“夸烏特拉彌漫著死尸的臭味”。[4]99戰爭造成個體的精神危機,“太多的苦難讓我們的心麻木得像尸體”[4]99,也扭曲了人與人的基本聯系,“……那些尸體……只剩下一具皮囊,像耳環一樣晃蕩著,慢慢地它們就不那么嚇人了,甚至不再具有任何意義了。也許那才是最可怕的?！盵4]99戰爭的血腥和暴力在人們心中種下冷漠的種子,摧毀了人們所賴以生存的團結和互助,而這正是伊內斯一家處處遭受排擠的重要原因之一。

革命者在推翻迪亞斯的獨裁統治之后并沒有建立一個能恢復社會秩序的有效政府,而是陷入了爭權奪利的混戰之中。由于相互的敵視,他們給普通人民帶來的傷害有過之而無不及,“革命期間最為激烈的戰爭發生在以卡蘭薩為一方的立憲派和以比利亞、薩帕塔為另一方的革命武裝之間?！盵8]56革命結束之后,為了實現各革命派系之間的和解,執政的國民革命黨(后來更名為墨西哥革命黨、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同時承認各派系領袖的歷史貢獻,并于1931年7月將薩帕塔和卡蘭薩的名字同時刻在議會下院的墻上。30年代后的墨西哥官方史學有意淡化各派系之間的紛爭,并將各派系的斗爭都整合進旨在團結各派系的革命敘事中。然而,這一敘事忽略了在派系沖突中遭受劫難的普通人民,不利于人們真正了解并反思墨西哥革命的復雜進程。希斯內羅絲在小說中試圖再現墨西哥革命時期的派系斗爭,從而引導讀者更全面地反思戰爭。在戰爭中,伊內斯所在的村子遭到卡蘭薩軍隊的野蠻襲擊,“卡蘭薩分子毀了一切,因為他們說,這兒就連石頭也是薩帕塔的?！盵4]107卡蘭薩的軍隊在屠殺敵方區域內的普通民眾時毫不留情,“我記得在特拉提薩潘屠殺之后,二百八十六個男人、女人和孩子慘遭卡蘭薩分子屠殺?！盵4]109卡蘭薩的報復性襲擊和屠殺使得伊內斯成為村民眼里的禍源,只因為伊內斯是薩帕塔的情人。

戰爭給伊內斯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也讓伊內斯認識到戰爭的虛妄和本質。根據歷史記載,薩帕塔卷入戰爭的根本原因即是大莊園主瘋狂的土地兼并行為,“戰前,是酋長們抓年輕姑娘和結了婚的女人。他們幾乎無所不搶——土地、法律、女人”[4]105。通過揭露戰爭爆發之前大莊園主的橫行霸道,伊內斯直接表達出對特權階層的控訴。然而,伊內斯卻認為戰爭的根源并不在此,“戰爭是從這里開始的,從我們心里,從我們床上?！盵4]108她反問薩帕塔,“你也有一個女兒。你想別人怎么待她呢?像你待我一樣嗎?”[4]108伊內斯將特權階層對土地的兼并與男性對女性的征服聯系起來,充分展現了兩者所共通的征服邏輯。男權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征服邏輯將女性視為亟待占有的獵物,正如大莊園主將普通農民家的土地視為兼并的對象一樣。薩帕塔以“土地和自由”為政治口號反抗特權階層的欺詐和剝削,卻未能理解自己對女性的征服與大莊園主對土地的兼并本質上都出于占有欲的膨脹。具有反諷意味的是,薩帕塔與伊內斯的兒子尼古拉斯后來背叛了薩帕塔的事業,將“薩帕塔這個名字賣給革命制度黨的競選活動”。[4]115尼古拉斯的背叛同樣源自其對土地的占有欲,“政府給他一塊土地的時候他大發牢騷,說那不夠,遠遠不夠,說一個偉大人物的兒子不應該過得像個農民?！盵4]115正是這種占有欲剝奪了人的自由,也造成了人際關系和人地關系的扭曲,并最終引發了戰爭。

事實上,薩帕塔對土地的理解與伊內斯對土地的理解存在天壤之別。對薩帕塔來說,他與土地的聯系就是一張張契據。他命令自己的追隨者奇科要保證這些契據的安全。薩帕塔和奇科后來死于非命,因此沒有人知道這些契據的埋藏之地,但是土地還在那里,“無所謂比以前更好還是更糟,也無所謂和以前相同還是不同?！盵4]116這樣的結局對薩帕塔及其革命目標來說無疑具有強烈的諷刺性。但是對伊內斯來說,土地真正進入了她的生命體驗。她從土地里獲得家人賴以生存的食物,她利用樹林、山洞和巖石的庇護以躲避軍隊的戕害,她記得薩帕塔在一棵小鱷梨樹下親吻她,她記得私奔那夜自己在一棵藍花楹樹下等著薩帕塔,她對這片土地上發生的苦難抱有深刻的同情。小說中大量細節都確證了伊內斯與土地的親密聯系,而薩帕塔心目中的土地不過是一種可供占有的資源,一種抽象的符號。伊內斯對薩帕塔的詰問深刻地展現出伊內斯自己的土地觀,“你不屬于我……你不屬于任何人,是不?除了土地。承載和照料著我們的大地母親。我們中的每一個?！盵4]114伊內斯的話表明,征服邏輯主宰下的人地關系是扭曲的,它割裂了人地之間的依存關系,從而使人喪失了對土地的敬畏之心。

總之,希斯內羅絲將薩帕塔和伊內斯的個人歷史與墨西哥革命期間的腥風血雨編織進伊內斯的敘事之中,實現了文學敘事與歷史敘事的混雜,從而使文學想象成為更“真實”地再現歷史的重要手段。通過賦予伊內斯言說的權力,希斯內羅絲將主流歷史敘事所忽略的失語者重新引入歷史,并對主流歷史敘事中所浸淫的男權主義意識形態進行了深刻的解構。正是在這一過程中,薩帕塔的形象與伊內斯的形象都變得更為豐富和立體,也更符合歷史的“真實”。希斯內羅絲也通過伊內斯之口再現了墨西哥革命的歷史進程,使革命所造成的傷害以更具體、更形象的方式呈現出來,從而達到在更微觀的層面上書寫歷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