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對歷史主體范疇問題的認識歷程與啟示＊

張帥 段治文

提要：歷史主體范疇問題即誰是歷史主體?；凇叭嗣袷菤v史主體”的總體性回答，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情境下具體規定了“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隨著黨對各階級革命性認識的深入，通過強調階級成分，“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從最初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不斷擴大。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時期，“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從早期出于國家建設的需要，通過淡化階級成分獲得進一步擴大，而后又因形勢變化而收縮。改革開放新時期和新時代，黨在解決知識分子、“新的社會階層”等對象的“人民”屬性問題過程中，提出“勞動者”“建設者”“愛國者”概念，廣泛擴展了“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深化對歷史主體范疇問題的認識，對于凝聚起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有著重要的現實啟示。

馬克思主義認為，所謂歷史主體范疇，主要指誰是歷史主體。具有強烈歷史意識的中國共產黨人基于理論思考和實踐奮斗對該問題進行了長期的探索，不僅深化了對歷史主體的學理認知，而且使之直接對政治實踐起著關鍵性的指導作用。受唯物史觀內在規定和政治實踐具體要求的雙重影響，中國共產黨人在對“人民是歷史主體”的共識基礎上，在不同階段不同時期，對“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有著不同的認知。學界對這一論題的考察尚待深入，亟待進一步深入討論百年來黨對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民”的構成范圍的規定變化及其緣由。①代表性研究論文主要有：祝佳興、劉占祥：《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人民邏輯”——基于對人民范疇演進的考察》，《社會主義研究》，2021 年第4 期；吳禮明：《新唯物主義視角下“人民”概念的邏輯演進》，《社會主義研究》，2021 年第4 期；吳永：《論民主革命時期中共對“人民”話語的建構及其意義》，《中共黨史研究》，2009 年第2 期。厘清中國共產黨對歷史主體范疇問題的認識歷程，分析黨對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規定的變化動因，對新時代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凝聚起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有著重要的現實啟示。

一、黨對歷史主體范疇問題的總體性回答

在對歷史主體范疇問題的認識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首先從總體性層面對其作出了回答。黨成立前夕，李大釗站在唯物史觀立場指出了歷史是由區別于英雄、圣賢的人民創造的。毛澤東在帶領人民開展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創造歷史的實踐過程中，更加堅定地認為人民創造了歷史。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人在人民創造歷史的觀點基礎上，逐步明確地表達了“人民是歷史主體”的觀點。這一共識構成了中國共產黨人對歷史主體范疇問題的總體性回答。

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第一人，李大釗對唯物史觀的引介奠定了中國共產黨人對歷史主體范疇問題基本回答的基礎。1920 年12 月，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一文。該文遵循唯物史觀的理路提出社會包含著“全體人民”，社會的“生長與活動，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質中去尋，決不在他們以外的什么勢力”。②李守常：《史學要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版，第29、32 頁。這里所說的“人民”，是相對于“特權階級”而言的社會上的普通人。李大釗意在表明，社會的發展與人民而非與特權階級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而這一聯系的具體內涵，就是他所說的，“一切過去的歷史，都是靠我們本身具有的人力創造出來的，不是那個偉人圣人給我們造的，亦不是上帝賜予我們，將來的歷史亦還是如此”③李守常：《史學要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版，第29、32 頁。。由此，李大釗初步回答了歷史主體范疇問題，他使用了具有政治規定性的“人民”概念，表達了他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創造歷史的基本觀點。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李大釗關于人民創造歷史的觀點，深刻影響著其他中國共產黨人對此問題的看法。毛澤東除了在學理上認同李大釗對歷史主體范疇問題的回答外，團結帶領廣大人民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創造歷史的親身經歷，令他從實踐上對人民創造歷史的真理性有著深切的體認。在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更加堅定地認為：“歷史本來不是帝王將相創造的，而是勞動人民創造的”④《毛澤東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325 頁。，“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⑤《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31 頁。。在這里，毛澤東展現了更為清晰的邏輯，彰顯著對人民創造歷史的高度肯定。

改革開放后，在帶領人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征程中，鄧小平在歷史主體范疇問題上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創造歷史的基本觀點。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進，江澤民、胡錦濤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歷史主體范疇問題的回答，則更直接強調人民具有“歷史主體地位”⑥《江澤民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279 頁；《胡錦濤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60 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在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取得歷史性成就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充分肯定“人民主體地位”“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①《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版，第16 頁?！叭嗣袷钦嬲挠⑿邸雹诹暯剑骸对诘谑龑萌珖嗣翊泶髸谝淮螘h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2、2 頁。，并聚焦中國語境，具體化表達“波瀾壯闊的中華民族發展史是中國人民書寫的”③習近平：《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2、2 頁。。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至今對歷史主體范疇問題的基本認識，始終堅守著人民是歷史主體這一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回答。經過學理論證和實踐檢驗，這一觀點業已牢固印入中國共產黨人的思維之中，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共同的歷史意識。

二、“人民”構成主體范圍不斷擴大

中國共產黨人除了對歷史主體范疇問題作出總體性回答、認為人民是歷史主體外，為了更直接地指導政治實踐，還詳細探索了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民”在中國情境下的具體構成范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受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運用階級分析法對“人民”構成主體范圍作出規定的啟發，依照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需要，對“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展開了深入探索?？傮w而言，隨著對各階級革命性認識的不斷深化，中國共產黨人所規定的“人民”構成主體范圍呈現不斷擴大的態勢。

“人民”是馬克思進行理論闡釋時經常使用的一個重要概念。列寧曾指出：“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語時，并沒有用它來抹殺各個階級之間的差別?！雹堋读袑庍x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636、562、636、562 頁。列寧在指導俄國革命的過程中，根據俄國國情將“人民”規定為無產階級、農民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⑤《列寧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636、562、636、562 頁?？梢?，在馬克思、列寧等經典作家那里，就已經通過階級分析法來界定“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至于哪些階級屬于“人民”，在列寧看來應當以是否“能夠把革命進行到底”⑥《列寧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636、562、636、562 頁。作為判斷標準。俄國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是“能夠取得‘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的力量”⑦《列寧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636、562、636、562 頁。，因此，列寧將這些階級界定為“人民”。

中國共產黨人承繼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界定“人民”的做法，運用階級分析法在中國革命情境下對“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作出了具體的規定。在界定標準上，中國共產黨人沿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立的階級革命性標準，并結合中國實踐，將其具體化為這些階級對待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態度。由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不同階段，中國共產黨人對不同階級對待新民主主義革命態度的認識有所變化，因此，這一時期對“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規定也處于變動之中，但總體呈逐步擴大趨勢。

黨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剛剛起步，尚未認識到資產階級并不屬于這一階段的革命對象。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有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同時，受俄國工人階級聯合貧農階級取得十月革命成功的經驗啟示，中國共產黨人深感中國工農階級深受國內外壓迫的悲慘處境，有必要將二者聯合起來。因此，在黨的一大上提出，“必須支援工人階級”“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并且“不允許同資產階級采取任何聯合行動”。⑧《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2 頁?？梢?，此時中國共產黨人所認為的“人民”只包含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士兵。很快地，考慮到由工人、農民和士兵組成的革命力量過于弱小，為了革命目標的順利實現，黨的二大上不僅區分了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目標和推翻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的現階段革命目標，而且認為受壓迫的城市小資產階級也同樣具有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意愿，于是提出“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①《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133、22 頁。。隨著工農階級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合革命進展得較為順利，中國共產黨人對城市小資產階級革命態度的認識也愈加清晰。1925 年，毛澤東在分析中國社會階級時指出，城市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②《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9、156、160 頁。。城市小資產階級在中國共產黨人心中革命地位的提高，影響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人民”構成主體范圍的規定。雖然城市小資產階級在黨的二大就成為黨認可的重要革命力量，但遲至1942 年5 月，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中才明確地指出，城市小資產階級屬于“人民大眾”，認為“人民”包括工人、農民、士兵和城市小資產階級。③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855 頁。不過，從思想認識上把城市小資產階級視為“人民”，并在革命實踐中將其作為聯合對象和重要力量在1942 年以前就已經開始了。

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有一個演變的過程。黨的一大明確表示，“不允許同資產階級采取任何聯合行動”④《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133、22 頁。。后來，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中國共產黨曾與中國國民黨開展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推翻了封建軍閥的統治，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最終破裂，又讓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民族資產階級對待革命態度的“兩面性”，因此對其始終抱有戒備心態。1931 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侵入東三省，又向華北進逼，侵華形勢日益嚴峻，中日之間的矛盾逐步上升為主要矛盾，中華民族面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巨大威脅，幾近亡國滅種的境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也因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圍剿”而陷入困境，舉步維艱，被迫進行萬里長征。為了適應抗日救亡的新形勢，毛澤東于1935 年將“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指出過去的工農共和國政府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府，現在的人民共和國除了上述階級聯盟外，“還要加上一切其他階級中愿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⑤《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9、156、160 頁。。在“其他階級”中，毛澤東尤其看到了具有“兩面性”的民族資產階級抗日的可能性，并清醒地認識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不是反資本主義”的革命，因此，他在大革命失敗后認為革命動力只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基礎上，提出“現在則可能增加一個民族資產階級”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9、156、160 頁。。1939 年，毛澤東在分析作為“革命的力量之一”的民族資產階級時指出，該階級雖然在1927 年至1931 年間跟隨過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對新民主主義革命，但始終沒有掌握過政權，且受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壓迫和限制，在抗戰時期也和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頑固派、投降派有區別，因此，“仍然是我們的較好的同盟者”⑦《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40 頁。。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此種認識轉變，影響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人民”構成主體范圍的認識。遲至1948 年1 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把民族資產階級納入“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之中，明確認為“人民”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⑧參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272 頁。但從思想上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屬于“人民”在此前就已存在。

為了團結一切可能的力量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毛澤東曾提出，要同“一切同意保衛祖國的人們”①《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53、158 頁。建立統一戰線。對于“帝國主義的走狗豪紳買辦階級”，毛澤東從未視其“在所謂人民之列”。②《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53、158 頁。但是，對抗戰時期從地主階級中分裂出來，與中國共產黨人患難與共、風雨同舟，對抗戰勝利有過相當貢獻的開明紳士，毛澤東曾在1948 年4 月召開的晉綏干部會議上，明確提出開明紳士屬于“人民”，認為“人民包括工人、農民、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③《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313、1475 頁。。1949 年6 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明確指出，現階段中國，“人民”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④《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313、1475 頁。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最終勝利前夕，毛澤東對“人民”構成主體范圍所作的最后一次完整規定。

三、“人民”構成主體范圍從再次擴大到逐步收縮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條件下，對“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又作了進一步探索。伴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和國內階級情況的變化，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擴大“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而后，由于形勢的變化，1960 年代“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縮小了。

新中國成立時，中國共產黨人對新中國的“人民”構成主體范圍作了正式的規定。1949 年9 月底，周恩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向各界代表解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時，特意指出《共同綱領》中提到的“‘人民’是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從反動階級覺悟過來的某些愛國民主分子”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版，第17、17、17 頁。。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由構成統一戰線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合力取得的，新中國成立后，這些階級被中國共產黨人視為“人民”，具備革命力量上的合理性。更何況《共同綱領》規定，新中國還只是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其實行的是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并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這些階級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人民民主專政背景下表現出了有條件地將反動階級視為“人民”的態度。前文所述，周恩來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對各界代表的解釋，就指出從反動階級中“覺悟過來的某些愛國民主分子”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年版，第392 頁。屬于“人民”。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說明了當時的反動階級如何能夠成為“人民”。原本屬于新中國“敵人”的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等反動階級，在周恩來看來，不再完全以“敵人”視之，而是認為可以通過沒收財產、強迫勞動改造，“使他們改造成為新人”，“在改變以前，他們不屬人民范圍，但仍然是中國的一個國民”。⑦《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版，第17、17、17 頁。言下之意，待這些“國民”改造完成后，便屬于“人民”。

周恩來的此番解釋，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希望盡可能地擴大“人民”構成主體范圍的強烈心愿。引發這個情況的原因，正如周恩來所說的，“這是對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團結和生產有利的”⑧《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版，第17、17、17 頁。。此處表達了兩層意思：第一，有利于團結。中國人民歷經長期的戰爭，付出流血犧牲的高昂代價，才迎來了新中國的成立，等來了值得倍加珍惜的和平生活環境，中國共產黨人在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建設新中國，因此需要盡可能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和改造反動階級，努力創造和平環境。對“一般的反動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家”，“給以生活出路，并強迫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①《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版，第3 頁。這條規定也被列入《共同綱領》中的“總綱”部分，成為新中國建立的基本原則之一。第二，有利于生產。長期的戰亂使新中國成立之初就面臨著經濟基礎一窮二白的嚴峻局面，發展經濟不僅需要和平的環境還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盡可能地改造反動階級，使其以“新人”的面目參與到勞動之中，有助于生產建設的恢復。

對比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成立時中國共產黨人分別對“人民”構成主體范圍的規定，可以看到后者出現了淡化階級固有印象、展現出團結和建設面相的特征，這一點在日后表現得更加明顯。

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轉向團結帶領人民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在此背景下，1957 年2 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指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②《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205 頁。此時，在中國共產黨人眼中，“人民”的標準從新中國成立時的以階級屬性來劃分，轉變為現在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現實態度來判斷，只要贊同并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無論本身原屬哪一階級，均被視為“人民”，淡化階級標準進而表現出團結和建設的一面在這里得到進一步彰顯，“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也由此進一步獲得擴大。

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擴大“人民”構成主體范圍，自然有著盡可能動員更多人支持和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考慮，這一點無需多言。但此時對階級成分的淡化處理，似乎與此前中國共產黨人一貫重視階級成分，明確列出“人民”具體構成階級的做法有所區別。其實際緣由不僅在于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大量人力，更與中國共產黨人對此時國內階級形勢的分析與自信有關。1956 年，劉少奇在黨的八大上就明確表示：“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雹邸吨泄仓醒胛募x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二十四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70 頁。雖然同年國際上“波匈事件”的爆發，致使國內“人民內部鬧事也發生了不少”④《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版，第115、120-121 頁。，但毛澤東在1957 年3 月依舊自信地表示：“我們中國不會出匈牙利那樣的事情，其中有一條原因，就是我們肅清了反革命”，“中國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產黨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⑤《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版，第115、120-121 頁。而且毛澤東通過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理論的創新與分析，于1957 年2 月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依舊存在矛盾，階級矛盾可以通過社會主義政權自我調整和專政的方法得到解決?？梢?，在對國內階級形勢如此自信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人沒有鮮明地列出構成“人民”的具體階級，也就不難理解了。

1957 年，毛澤東集中規定并擴大了“人民”構成主體范圍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這段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基本沒有對“人民”構成主體范圍再作出進一步規定。不過，黨在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時，一般都號召、動員和依靠“人民”，因此，可以從黨動員和依靠對象來大致推斷這一時期黨對“人民”構成主體范圍的規定變化。比如：1962 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號召“全國各民族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一切愛國人士……為爭取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勝利而奮斗”①《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版，第656 頁。；1965 年，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黨指出要“依靠工人階級、貧下中農、革命干部、革命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四十八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6-7 頁。。雖然不能將上述動員和依靠的對象完全等同于“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但至少是“人民”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中可以發現，隨著1960 年代中國共產黨人再次認為國內階級斗爭形勢日益嚴峻，乃至提出要“以階級斗爭為綱”，在“人民”構成主體范圍的規定上，加強了對階級的具體指向，從而逐步縮小了“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而且，在擔心資本主義復辟的形勢下，改造完成的民族資產階級被徹底排除在“人民”范圍之外。

四、“人民”構成主體范圍進一步擴展

改革開放新時期，在對知識分子、“新的社會階層”等對象的“人民”屬性問題的思考與解決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先后提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等概念，擴展了“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新時代，“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進一步擴大。

（一）“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的提出與發展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共產黨人對歷史主體范疇問題的思考，首先是解決知識分子的“人民”屬性問題。知識分子是不是“人民”，這一問題曾在1956 年得到初步解決。1956 年，周恩來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指出，知識分子應該“脫帽加冕”，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③《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版，第16 頁。。這一論斷明確了知識分子的“人民”屬性。但在1960 年代，由于國內形勢的變化，對知識分子“人民”屬性的確定在相當的程度上發生了動搖。在黨和國家的正式文件中，只有“革命的知識分子”才屬于“人民”，而那些所謂“非革命”“反革命”的知識分子被排除在“人民”之外，被視為與“人民”對立的敵人。對知識分子的此種判斷后來被歷史證明是有偏見與失誤的，是在階級斗爭思維下作出的不合事實的判斷。這樣的判斷，不僅嚴重侵害了知識分子個人的基本權利，損害了知識分子群體的基本形象，而且由于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領域的知識分子遭受迫害，最終嚴重影響了我國的科技、文化的發展，破壞了經濟、社會的建設。

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開始重新思考知識分子的“人民”屬性問題。1978 年，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通過明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糾正了人們對科學技術的認識偏差。隨后，他又提出我國知識分子的屬性問題。鄧小平援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知識分子的論述，向與會人士介紹說在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中，雖存在一些為統治階級服務且與體力勞動者相對立的腦力勞動者，但同樣存在從事科技工作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在列寧看來“并不是資本家，而是學者”④轉引自《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88 頁。。馬克思也認為，“一般的工程技術人員也參與創造剩余價值”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444 頁。。鄧小平延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路總結說，這些知識分子是“受資本家剝削的”，“他們的勞動成果為剝削者所利用”。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88-89 頁。這樣一來，鄧小平首先確定了知識分子不屬于剝削階級。

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又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這個關鍵概念，認為知識分子同工人和農民一樣都是社會主義勞動者。他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將當時社會中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歪曲為階級對立的錯誤觀點，指出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只是社會分工的不同，而且隨著科技的發展也將出現體力勞動者不斷減少、腦力勞動者不斷增加的趨勢。作為腦力勞動者的知識分子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同體力勞動者一樣，“都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①《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89 頁。。

1982 年頒布的國家憲法明確規定，“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②《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139、139-140、305 頁。。對于這條規定，時任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彭真在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特意解釋說，這表明了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事業建設中的“三支基本的社會力量”，“工農聯盟”包括了廣大知識分子。③《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139、139-140、305 頁。1983 年，胡耀邦在馬克思逝世100 周年紀念會上提到“馬克思是最完全的知識分子”時表示，在我國，不能將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割裂與對立，不能將知識分子視為“異己力量”，社會主義建設中對知識分子的尊重和依靠，“猶如我們必須尊重和依靠工人和農民一樣”。④《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139、139-140、305 頁?？梢?，知識分子在被視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后，其“人民”屬性得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最終確認。

“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是在解決知識分子的“人民”屬性問題過程中提出的，這一概念在日后逐漸變成更經常使用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吧鐣髁x勞動者”屬于“人民”，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是其中的重要構成主體。盡管“社會主義勞動者”內部包含多個具體的階級和階層，但作為一個總體概念，這一提法顯然淡化了階級色彩，更多地展示出建設性、發展性面相，凡是屬于“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對象都屬于“人民”，這就擴大了“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1982 年，“社會主義勞動者”這一概念被正式納入黨的十二大報告中并使用至今。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的提出與發展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日益發展以及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不斷展開，我國的經濟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伴隨這一過程，我國社會的階層結構有了許多新的變化，其中之一就是出現了“新的社會階層”。在中國共產黨人看來，“新的社會階層”主要包括“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⑤《江澤民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286 頁。。這些人員與既有定義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存在一定的身份區別，其中許多人是從以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勞動者”中脫離出來的，他們從事的職業有些是伴隨改革開放出現的新職業，集中于非公有制經濟領域。如何看待這些帶有許多新特征的“新的社會階層”，他們是否屬于“人民”，這些問題成為當時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2001 年，江澤民對“新的社會階層”的“人民”屬性問題作了明確回應。在生產力不斷提高、個人財產逐步增加的情景下，江澤民否認了依舊以財產的有無與多少作為判斷個人政治上先進與否的標準。他建設性地提出，應以個人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行為表現、個人財產的獲得來源及對財產的支配與使用、個人的勞動是否有助于社會主義事業建設作為新的評判標準。在新標準下，江澤民認為，“新的社會階層”遵從黨的政策引導，誠實勞動，對社會主義事業建設作出了貢獻，因此，“他們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①《江澤民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286 頁。。至此，“新的社會階層”以“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的身份，被確認了“人民”屬性。黨的十六大再次確認了“新的社會階層”的“人民”屬性，肯定了他們為社會主義事業貢獻的力量，要求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并表彰其中優秀分子。②參見《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 頁。

在解決“新的社會階層”的“人民”屬性問題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概念，這一概念在日后逐步變成今天常說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雖然“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包括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新的社會階層”等許多階級和階層主體，但作為一個總體概念，其淡化了階級成分，呈現出建設和發展色彩，凡是屬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的對象都屬于“人民”，如此一來，“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被再一次擴展。2004 年，“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的提法被列入憲法并使用至今。

（三）“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提出與發展

中國共產黨人除了通過提出“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概念擴展“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外，還提出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概念。

“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概念，最初是中國共產黨人針對民主黨派的社會基礎提出的。新中國成立以前，民主黨派有其自身的社會基礎。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歷經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民主黨派的社會基礎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1979 年，鄧小平指出民主黨派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③《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86 頁。。民主黨派成員是重要的統戰對象，作為民主黨派重要社會基礎的“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自然被中國共產黨人視為“人民”。1980 年，在“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基礎上，鄧小平提出了“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2 頁。的概念。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又提出了“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愛國者”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 年版，第539 頁。的概念。這些概念的相繼提出，日益擴大著“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

五、現實啟示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人立足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對歷史主體范疇問題作出了“人民是歷史主體”的總體性回答，并于此基礎上，依據時代、條件和環境的變動，以及中心任務變化的需要，靈活規定了“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仡櫯c分析這一歷程，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有著理論與實踐雙重啟示。

從理論層面看，中國共產黨人在正確回答歷史主體范疇問題過程中所彰顯的，對唯物史觀的守正創新、對人民至上的認同堅守、對問題導向的持續聚焦、對系統觀念的靈活運用，為新時代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提供了榜樣、示范。

作為中國共產黨人求解歷史主體范疇問題的指導理論，唯物史觀批判了顛倒歷史主客體關系的唯心史觀，立足唯物主義立場，從社會歷史發展的整體過程出發，科學闡明了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地位，指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87 頁。。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始終堅守唯物史觀的基本價值理念，才作出了人民是歷史主體的正確回答，同時創新發展唯物史觀，對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民”構成范圍作出了符合時代發展的豐富規定。

黨成立之初，“人民是歷史主體”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共同歷史意識。這一命題固然是唯物史觀的直接明示，但中國共產黨人對此命題能夠堅守百年之長，同樣是認同人民至上、站穩人民立場、尊重人民創造的結果。

中國共產黨人對歷史主體范疇問題的認識，并非漫無邊際的理論思索和概念推演，而是帶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在實踐中進行探索。中國共產黨人著眼于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新時代偉大進程中的依靠力量等現實問題，在解決諸如知識分子、“新的社會階層”等對象的“人民”屬性問題過程中，提出“勞動者”“建設者”等新概念，從而對歷史主體范疇問題作出了時代回應。

受馬克思、列寧等經典作家影響，中國共產黨人在黨成立初期就開始運用階級分析法，來規定“人民”的構成主體范圍。但中國共產黨人并未拘泥于單純運用此方法來探索歷史主體范圍，而是根據時代、條件和環境的變動和中心任務變化的需要，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階段，淡化階級分析色彩，通過提出建設性主體范疇概念的方法規定歷史主體的范圍，這其中所展現出的全面、發展、辯證地把握事物規律的系統觀念，對科學認識歷史主體范疇問題發揮著重要作用。

黨的二十大明確要求，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應當堅持人民至上、堅持自信自立、堅持守正創新、堅持問題導向、堅持系統觀念、堅持胸懷天下等一系列立場、觀點、方法。中國共產黨人對歷史主體范疇問題的認識，是唯物史觀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表現，在求解問題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對這些立場、觀點、方法的堅持，可謂典范，對新時代新征程進一步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具有鮮明的榜樣作用。

從實踐層面看，歷史主體范疇問題是貫穿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新時代諸多實踐問題背后的一個根本性理論問題，對其的深化探索是助力新時代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而展開的前提性思考。

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新時代的進程中遇到過許多實踐問題，如：新民主主義革命依靠和聯合的對象是誰？人民政權維護誰的利益？現代化建設如何獲得持續的主體動力？知識分子在中國處于怎樣的地位？如何拓展“新的社會階層”的自我身份認同？黨的階級基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怎樣的變化？在這一系列重大實踐問題背后，均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理論問題，即歷史主體范疇問題。正是在對該理論問題作出科學的總體性回答，并依據時代、條件和環境的變動與中心任務變化作出靈活的、具體的回答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為上述實踐問題的解決找到了理論支持和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