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主流電影的高校思政教育功能
——以《志愿軍：雄兵出擊》為例

夏一凡

（新疆藝術學院戲劇影視學院，新疆烏魯木齊 830049）

作為佳作頻出的新主流電影的代表，《智取威虎山》《戰狼2》《湄公河行動》《我和我的祖國》《長津湖》等影片打破了主旋律電影程式化的制作模式，為觀眾帶來了耳目一新的觀影體驗。它們不斷打破票房紀錄，獲取國內各種獎項。除了在社會層面產生了巨大影響以外，新主流電影在學校教育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相較于以往的主旋律電影，形式新穎的新主流電影還激發了學生的觀影興趣——娛樂性和商業性的加入吸引了學生的眼光，對學生們中學時代熟悉的故事進行新的講述更是拉近了與學生的距離。新主流電影的這些特點貼合了高校教育中的思政要求，對培養新時代的大學生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它們不僅能夠幫助大學生牢固意識形態、樹立正確“三觀”，還能提高大學生的審美能力。不同于以單場戰役為敘事主體的《金剛川》《長津湖》《長津湖之水門橋》《狙擊手》，以《志愿軍：雄兵出擊》為首的《志愿軍》三部曲以全景式、多維度的方式展現了抗美援朝的全過程，這對新時代的年輕人特別是大學生來說，是一次直面歷史的絕佳機會。因此，本文將以《志愿軍：雄兵出擊》為例，對新主流電影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作用進行分析。

一、新主流電影的特點

新主流電影的概念最早由馬寧提出，原指與好萊塢電影相對的、低成本的、有新意的國產電影［1］，后來被發展為既具有主旋律電影的價值表達，也具有商業電影、藝術電影特點的一類電影［2］。時至今日，新主流電影已然成為國產電影中最重要的類型作品之一，許多學界著名專家學者紛紛發文對其進行討論：陳旭光認為新主流電影是在主旋律電影的基礎上，對其文化內容與思想內涵的一種承襲與演變［3］，是在“政治正確”的前提或底線下對當下中國多種文化資源最大限度的寬容和有效整合［4］；賈磊磊提出新主流電影應該以經典電影的敘事模式為原型，以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為主旨，以兼容主義的電影美學理念為取向［5］；尹鴻主張新主流電影，也就是未來中國的主流電影，應成為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載體，以及國家意志與民眾需求的精神匯聚［6］；周星提出新主流電影應打破概念化理解主旋律電影的某種區劃，變成更寬容的、對多樣性優秀電影的召喚［7］。

從以上專家學者對新主流電影的討論可以看出，新主流電影是在主旋律電影的基礎上進行的現代化改進，它們在具備政治宣傳的功能上增加了商業性和藝術性，是國產電影打破主旋律電影、商業電影、藝術電影“三分法”的最新實踐。由于新主流電影的發展基礎是主旋律電影，二者的區別就在于前者中的“新”。新主流電影主要“新”在兩個方面，一是增加了藝術性，二是補充了商業性。

（一） 增加藝術性

作為以主旋律電影為基礎發展而來的新主流電影，在繼承前者題材選擇的基礎上，對事件講述的人物重心進行了轉移。重大革命歷史題材、英雄模范人物題材、國家重大工程題材是主旋律電影創作的三大核心內容［8］，而在主旋律電影題材選擇中，影片人物形象塑造是其藝術性表達的重中之重。在主旋律電影時期，對于影片中的主要人物無論是毛澤東、周恩來這樣的歷史偉人，還是焦裕祿、楊善洲這樣的基層干部，影片都重點展現了他們的苦難、忍辱負重、鞠躬盡瘁，用“苦難之花”的模式來表現他們崇高的道德品質［9］。這樣塑造出來的英雄模范人物，雖然到處散發著優秀的光榮品質，但難免有些不食人間煙火，“圣人”般形象的主人公無意間與觀眾拉開了距離，給人一種不真實感。這不僅是主旋律電影難以取得票房、口碑雙豐收的原因之一，也是影片藝術性缺失的表現之一。新主流電影改變了這一現象，在人物的選擇上有了革新，突破了傳統主旋律電影中經典英雄形象的模式，塑造了一批在新時代背景下成長起來具有新特質和新魅力的英雄形象［10］。

與主旋律電影時期的主人公有著明顯差異，除了關鍵時刻的英雄光輝閃耀之外，新主流電影中主人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表現與其同伴一樣，甚至他們身上還有明顯的缺點。如《戰狼》中的退伍軍人冷鋒不遵守軍紀動手打人，《湄公河行動》中的臥底方新武不顧勸阻手刃仇人，《流浪地球》中的航天員劉培強違反紀律私自起飛等；但是，這些缺點非但沒有掩蓋人物的光芒，反而將人物塑造得更加鮮活，更容易被觀眾接受?！段液臀业淖鎳贰堕L津湖》《志愿軍：雄兵出擊》等影片更是以小人物、群像為主，塑造了一大批各式各樣的“非典型英雄模范人物”：的哥張北京，戰士伍千里、伍萬里，高級參謀李默尹，戰士楊三弟等人物為觀眾帶來了親切感?？梢哉f，與主旋律電影相比，新主流電影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立體豐滿，更接近真實生活，完善了電影的藝術化表達，使觀眾更為認同。

（二） 補充商業性

受時代政策的影響，相關政府部門是主旋律電影的主導機構，從“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基金”的創立到“九五五零工程”的提出，國產主旋律電影迎來了創作高潮，但與同期的《甲方乙方》《寶蓮燈》等作品相比，主旋律電影的商業性一直被忽視。在20世紀90年代主旋律電影的創作中，類型化一直都不是一種自覺的方法，而是一種為了掩飾其過于明顯的教化目的而采取的半自覺的、頗具中國特色的電影生存策略［11］。隨著電影工業化進程的腳步不斷加快，規范化、專業化、市場化的電影制作宣發模式被引入國內，新主流電影在主旋律電影的基礎上開始了電影工業化探尋，影片制作模式由“導演中心制”轉向“制片人中心制”，新主流電影開始嘗試在講述主旋律故事的同時融入商業元素。

《建國大業》堪稱與以往主旋律影片區別開來的分水嶺式作品，它成功地將主旋律影片、藝術片與商業片之間的界限抹平［12］。自《建國大業》之后的新主流電影，尊重市場運行規律，積極尋找傳統與現代、藝術與商業的契合點，打通歷史與現實壁壘，以精神溝通和心靈對話引發觀眾情感共鳴與現實反思［13］。隨后，新主流電影作為主旋律電影商業化的形態，通過“大片化”的制作模式，將意識形態與視聽奇觀妥洽融合，滿足了觀眾的審美期待，實現了政治抒情與商業化手法的統一［14］，在保證主旋律表達、藝術水準的基礎上，增添了一些商業元素。同時，制片人中心制的實施使得影片跟隨市場導向進行制作，為影片的市場投放保駕護航。此種做法使得該類影片在市場上獲得了良好收益，截至2023年12月，中國電影票房前十名中有六部新主流電影，其中，《長津湖》與《長津湖之水門橋》更是合集累計將近一百億票房。票房可以直觀地反映出影片是否獲得觀眾喜愛，是否符合市場要求，是否具有商業價值。注重商業性之后的新主流電影在不斷發展之中，尋找到了一條平衡主旋律、藝術性、商業性的道路。

新主流電影已然成為中國電影整體格局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主流文化中新形態的蓬勃代表［15］。主旋律和藝術性商業性構成新主流電影的一體兩翼，以主旋律為本體，有藝術性和商業性的加持，新主流電影才可以飛得更高更遠，才能“講好中國故事，傳遞好中國聲音”。此外，升級換代的新主流電影在某些方面具備了高校教育中的思政功能，對大學生的意識形態教育、價值觀念造就、審美能力提升有著極大幫助。

二、新主流電影的思政功能

關于電影的教育意義，蔡元培曾說過：“電影雖為一種娛樂，但對于教育，實有莫大的影響?！保?6］周恩來總理曾談道：“電影的教育作用很大，男女老少都需要它，它是大有作為的?！保?7］習近平總書記也提到：“要通過影視作品、文學作品等多種方式，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引導我國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保?8］可見，影視作品的思政教育意義重大。而新主流電影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根本遵循，以表達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高尚的思想道德精神為核心內涵，具有豐富的理論價值和思想內涵，是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的隱形載體［19］。

具有筑牢意識形態、樹立價值觀念、培養審美能力等思政功能的新主流電影是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載體。特別是近年來的抗美援朝題材電影，在為觀眾展示革命先輩英勇事跡的同時，指引觀眾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作為新主流電影中抗美援朝題材的最新作品， 《志愿軍：雄兵出擊》中的許多情節和人物設置均對加強高校思政教育有著重要作用。

（一） 筑牢意識形態

作為伴隨互聯網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當代大學生在成長過程中能夠通過發達的互聯網接觸到各種信息，但是，缺少社會經驗的大學生對網絡信息真假優劣的辨別能力還很稚嫩。境外勢力利用這一特點，將抹黑中國共產黨、丑化社會主義制度的信息進行包裝，以各種形式向年輕學生傳播，企圖動搖我國大學生的意識形態根基。針對這一現象，除了鍛煉大學生辨別信息的能力以外，幫助大學生筑牢意識形態成為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方向，在這一點上，新主流電影作用巨大。 《志愿軍：雄兵出擊》中的兩個故事便極具代表性：其一，志愿軍出兵之前關于是否要打抗美援朝之戰的討論；其二，新中國在聯合國大會的亮相。

在《志愿軍：雄兵出擊》的開篇部分，國內對于是否要出兵朝鮮進行抗美援朝有著分歧。歸國軍工武器專家吳本正以直觀的數據向周恩來總理匯報中美之間的差距，并將中美之間的戰爭形容為“一個小孩去挑戰拳擊冠軍”；會議室里“我們的實力遠遠不如美國，他們有強大的空軍，我們有嗎？”等聲音不絕于耳。但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毛主席、周總理、彭德懷則看到了此戰不得不打的原因——“我們的東北工業基地怎么辦？臺灣怎么辦？”當美軍在中朝邊境肆無忌憚地轟炸我國軍民后，林巧稚大夫以及群眾代表表示會用生命保護新中國的孩子，這給了毛主席決心出兵的力量。經過激烈討論后，周總理“因為只有打贏，中國人才能生存下去”擲地有聲的話語打消了吳本正的顧慮?！盀槭裁创颉贝_立起了這場戰爭情理上的道德性和法理上的正當性，它讓那些慘烈殘酷的戰爭場景有了內在的意義，使戰士們的前赴后繼有了正義的道德內核，只有在這個前提下那些死亡才成為犧牲，那種血性才成為陽剛［20］。 《志愿軍：雄兵出擊》合理闡釋了中國出兵抗美援朝的原因，描繪了中國愛好和平但不懼侵略的民族形象，表達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祖國人民生命安全的擔憂和謀劃，展示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優越性?？梢哉f，關于是否要出兵抗美援朝的故事，為大學生理解我國的軍事戰略、民生發展做了很好的鋪墊，使大學生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更為堅定。

新中國代表團在聯合國大會亮相的故事，是幫助大學生筑牢意識形態的另一事件?？姑涝瘧馉幈l后，以伍修權為代表的中國代表團前往聯合國，旨在在全世界面前揭露美國的假和平真霸權的面目。從伍修權請求同聲翻譯員唐笙幫忙仔細檢查會議桌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英文拼寫是否正確，到伍修權起身對美帝國主義的骯臟行徑嚴厲批判，再到唐笙翻譯完“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這句話之后的激動落淚，最后到喬冠華在對美軍失利戰報的同聲翻譯之后與伍修權的興奮擊掌，這些材料無一不在體現著新中國第一次出現在聯合國大會上的不卑不亢、有理有利有節。與另一部講述中國外交故事的電影——《我的1919》相比， 《志愿軍：雄兵出擊》展現了截然不同的外交場面。如果說《我的1919》展示了舊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尷尬處境，那么《志愿軍：雄兵出擊》則呈現出了新中國的嶄新風貌。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的拒絕簽字和中美簽訂停戰協議產生了鮮明的對比，再次證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與腐朽落后的舊中國徹底說了再見，“弱國無外交”這句話再也不會用于形容新中國了。

影片開篇對中國為何要打抗美援朝這一仗的大篇幅展示為大學生樹立了中國共產黨為了人民的平安幸福不得不出擊抵御外敵的形象，中國代表團第一次出現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表現展示了新中國與帝國主義抗衡的場面。志愿軍在正面戰場的慘烈戰斗與中國代表團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正義凜然交織出黨和政府為新中國人民的和平生活不懈奮斗的最美華章。這兩場戲為大學生展現了即使實力有差距，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也要為了和平發展同侵略勢力作斗爭的信心。這不僅使當代大學生看到革命先輩為當今和平社會做出的貢獻，也對大學生樹立堅定理想信念、筑牢意識形態有著重要作用。新主流電影的高校思政教育功能由此可見一斑。

（二） 樹立正確“三觀”

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新時代青年樹立正確“三觀”的重要性時，曾指出“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掌握了這把總鑰匙，再來看看社會萬象、人生歷程，一切是非、正誤、主次，一切真假、善惡、美丑，自然就洞若觀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做出正確判斷、做出正確選擇”［21］?？梢?，習近平總書記對大學生樹立正確“三觀”問題十分關心，而新主流電影在內容表達以及價值觀呈現方面，正符合培養青年大學生正確“三觀”的要求。在《志愿軍：雄兵出擊》中，編導用了大量篇幅，以毛岸英和楊三弟的例子向觀眾表達了擁有正確“三觀”，對國家、社會乃至個人價值實現的重要性。

《志愿軍：雄兵出擊》中的毛岸英，或許是多年來藝術作品中最動人的毛岸英形象——他在戰爭開始時毅然報名入朝，在凝視中與父親告別，無微不至地照顧年輕戰士楊三弟……這個挺拔而溫潤的年輕人期待像父親當年那樣去完成大事，最終他將生命獻給了保家衛國的事業［22］。在決定出兵朝鮮后，毛岸英毫不猶豫報名參軍、要做彭老總第一個兵的決心體現了青年人在面對國家民族受到威脅時毅然決然挺身而出的勇氣。參軍后，毛岸英堅持使用劉秘書的化名，不在戰友中暴露身份，不希望靠父輩的光芒獲得庇護。他在抗美援朝中的表現與一般的戰士別無二致。甚至直到志愿軍司令部被轟炸，所有人幾乎都進入防空洞躲避時，彭德懷才恍然意識到“劉秘書”還沒有逃出來。不躺在父親功勞簿上睡大覺，以身作則奮勇爭先的毛岸英，用生命的代價為當代的年輕人樹立了榜樣，為生長在和平年代的大學生展現了在國家危急關頭青少年應該做出的正確選擇。如果說毛岸英的事跡向大學生展示了英勇犧牲的意義，那么楊三弟的成長軌跡則為大學生呈現了從初入戰場的新兵到意志堅定的志愿軍戰士的蛻變過程，為大學生踏入社會面對各種挑戰提供了參考。身為志愿軍中的新兵，剛剛踏入戰場的楊三弟因缺乏經驗錯失殺敵時機，一場戰斗過后整個通信排只有他一人存活，陷入深深自責之中的他在受到毛岸英的開導與幫助后，戰勝心魔重拾斗志。親眼目睹毛岸英犧牲之后，楊三弟在祭奠毛岸英時露出了堅毅的眼神和表情，這表示他已完成由新兵向戰士的心理轉變。楊三弟的成長歷程為大學生進入社會面對困難做了很好的說明：遇到挫折不可怕，只有經過精神意志的磨煉才能完成升級，為國家、社會和人民做出應有貢獻。

毛岸英和楊三弟的故事以不同的視角，向當代大學生展示了同齡人面對困難和挫折的選擇，這為大學生樹立正確“三觀”提供了直觀參照。在革命戰爭年代，年輕人的正確選擇能在血與火的淬煉中展示為國家、社會和人民的貢獻，更能從深層次激勵當代大學生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年代，通過努力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三） 培養審美能力

前文提到，新主流電影在主旋律電影的基礎上增加了商業性和藝術性，在確保政治宣傳功能的前提下提高了影片的商業價值和藝術水平。以抗美援朝為代表的革命戰爭類新主流電影具備紅色審美教育的功能。紅色審美教育以紅色文藝和其中所蘊含的革命理想為教育內容，強調通過學習和欣賞紅色文藝作品，提升人們的審美素養和文化品位，旨在加強人們的理想信念，強化其責任擔當、吃苦耐勞、不懈奮斗的精神品質［23］?！吨驹杠姡盒郾鰮簟窇{借求真務實的制作風格，利用實景與特效相結合的創作方式，為觀眾真實再現了抗美援朝的戰爭場面，影片的真實性和藝術性有助于幫助大學生提升審美水平，培養審美能力。

為了使影片達到精良的制作水平，創作團隊對片中的每一個細節都進行了精心雕琢——不僅畫了上萬張的美術概念圖，搭建了一萬多平方米的道具庫，收集制作了25000余套道具服，還對每個角色的人物造型進行了深度思考，按照真實的人物原型對演員的顴骨、額頭等部位進行化妝改造。正是這種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讓影片的精神內涵和藝術品質得到了有效保證［24］。在《志愿軍：雄兵出擊》的造型設計方面，陳凱歌稱：“我想讓觀眾看到真實的戰爭場景，感受到真實的戰爭氣氛?！睌z制組按原比例實景搭建、拍攝1950年樣貌的鴨綠江大橋，搭建起聯合國議事廳場景，導演陳凱歌甚至要求拍攝場地的土質、地勢均要符合史實及戰爭邏輯［25］。影片真實再現了抗美援朝第一階段的三場戰役，攝制組翻閱史料對多個場景進行了實景還原——40軍118師的通信排在兩水洞遭遇戰中除楊三弟外全部犧牲；38軍113師脫褲過江攻占德川后，急行軍72.5公里到達三所里和龍源里對美騎一師進行阻擊；38軍112師335團1營3連在松骨峰以百人之軀抵擋美軍一次又一次的猛烈進攻。在上述三場戰斗中，影片不僅從宏觀層面展示了飛機大炮、坦克裝甲車等壯觀的戰斗場面，也從肉搏戰等微觀戰斗場面入手揭露了戰爭的殘酷真相。除正面戰場外，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的場景搭建也力求真實，在對聯合國議事廳進行一比一搭建后，飾演伍修權的張頌文一進入聯合國場景便不禁感嘆“基本上和場景圖一模一樣”，高還原度也讓飾演唐笙的章子怡“感受到73年前那一個莊嚴的時刻”［26］。真實震撼的場景可將觀眾拉回當時的年代，切身感受革命先輩的艱苦條件。此外，影片的數字特效應用是表現其藝術水準不容忽視的部分。影片伊始，在毛主席結束蘇聯訪問回到中南海時，游戲式的鳥瞰鏡頭和特效制作出的北京城，展示了新中國成立之后生機勃勃的景象；美國海軍第7艦隊侵入臺灣海峽的鏡頭，由電腦特效制作而成，潛水艇、航空母艦、驅逐艦、戰斗機等依次排開，營造出大軍壓境的緊迫感。

在保證藝術水準的前提下進行思想政治傳達，是大學生通過《志愿軍：雄兵出擊》等新主流電影提高審美素養和文化品位的前提條件。在《志愿軍：雄兵出擊》順利完成的過程中，各工種分工協作保障了影片的精神表達和藝術追求，使該片足以代表近年來新主流電影的制作水平。

三、新主流電影與大學生的適配性

與高校思政教育內容的高度貼合，證明新主流電影是高校思政教育中可供選擇的重要素材。而做到順應時代潮流、呼應中學回憶，在多方面均與大學生喜愛追逐的熱點高度統一，則是新主流電影本身主動吸引大學生的原因。 《志愿軍：雄兵出擊》從演員選擇到故事呈現，無一不在吸引年輕人特別是當代大學生這樣的受眾群體。

在標準化工業化的制作流程中，新主流電影很大一部分的商業價值由明星演員帶來，對于好作品的主創團隊本身以及逐漸成為電影市場消費主體的年輕人來說，有演技、肯努力、口碑好的演員是他們關注的對象，《金剛川》中的張譯、吳京、鄧超、魏晨， 《長津湖》中的段奕宏、朱亞文、韓東君、歐豪、易烊千璽， 《志愿軍：雄兵出擊》中的張頌文、魏大勛、張子楓、王驍、尹昉、張宥浩等演員，是近年來電影市場上票房表現優異的代表，其中，張頌文更是憑借其在2023年爆款影視劇《狂飆》中的精彩演繹收獲無數粉絲。憑借影視作品中的良好演技走紅、翻紅的明星演員，對大學生來說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這些被大學生認可的演員參演的抗美援朝作品，一方面對大學生擁有強大票房號召力，另一方面能夠拉近大學生與遙遠戰爭年代的距離，使當代的大學生進一步感受戰爭的殘酷、和平生活的來之不易。除了對明星演員的起用， 《志愿軍：雄兵出擊》還以另一種方式拉近與大學生的距離。魏巍的文章《誰是最可愛的人》和歷史照片《喬冠華的笑》是中學教材的經典篇目。 《誰是最可愛的人》用文字展示了志愿軍戰士的艱苦生活，是大多數當代大學生第一次通過書本了解抗美援朝戰爭殘酷的源頭； 《志愿軍：雄兵出擊》中最為慘烈的松骨峰戰役結束之后，屏幕中出現了“他們驚天地泣鬼神的事跡，被作家魏巍寫成了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的字幕，此時書本上的黑白文字化為了色彩豐富的電影畫面，使大學生直面戰場。歷史照片《喬冠華的笑》原本是中學歷史教材中的插圖，展示的是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后，作為中國代表的喬冠華開心大笑。在《志愿軍：雄兵出擊》中，喬冠華在向伍修權翻譯美國戰場失利的消息后開懷大笑，并與伍修權激動擊掌。雖然歷史課本上與影片中喬冠華的笑不在同一時間，但這兩次大笑完全可以說明同一個問題，那就是以前任人宰割的舊中國一去不返，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不僅站了起來，而且越來越強大。喬冠華兩次穿越時空的大笑，也會使大學生對兩個歷史場面進行聯想，使模糊的中學回憶再度出現。

從《志愿軍：雄兵出擊》的創作和接受情況可以看出，經過數年的發展，在主旋律電影基礎上增強商業性和藝術性的新主流電影，無論從題材選擇、故事講述、制作工藝來說，均符合高校思政教育的要求。在幫助大學生筑牢意識形態、樹立正確“三觀”、培養審美能力等方面的突出表現，證明了新主流電影思想教育、政治引導、文化熏陶的重要作用。事實證明，新主流電影不但能夠充分調動大學生的觀影熱情，而且能夠以大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對大學生進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新主流電影在高校思政教育中可以而且能夠擔任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