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運城鹽商的社會擔當

任佳琦

在古代，中國的鹽產地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區和內陸的鹽湖。其中，山西運城的鹽池是最著名的鹽產地之一，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古代鹽業實行專賣制度，只有得到政府發放的鹽引的商人才能從事產鹽販鹽。運城地區的鹽主要供應北方地區。運城鹽商依靠本地的資源優勢發展壯大，形成了著名的四大坐商。運城鹽商發家致富之后，廣行善舉，反哺社會，為運城的各項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自然災害來襲后，他們積極承擔起恢復當地經濟發展的責任。除了秉承“仁”“義”的營商理念回報鄉里外，他們也表現出對提升社會地位的渴求。

清代運城鹽商概況

自古以來，運城鹽池資源豐富。河東鹽商歷經多代的經營，在清朝發展到了頂峰。清代初年，清政府下令廢除河東鹽生產官營制，頒布了“畦歸商種”的政策。所謂“畦歸商種”，即將鹽田的生產權交由鹽商，準其世代相襲。政府向擁有畦地的商人征收鹽稅。這項政策使得河東商業資本進入生產領域，標志著食鹽生產首次由國家壟斷變為商人出資的民營資本參與活動。這些鹽商后來分化出了從事生產的坐商與負責運銷的運商兩種。其中，部分規模大、較為獨立的鹽商，兼生產、運銷兩者。

清代中葉，運城鹽池地區的鹽商高達420多家。運城鹽業的繁榮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士農工商”的傳統思想，致使當地百姓不問農事，大半“為商所在”。四大鹽商家族分別是槐泉王氏、南高劉氏、運城姚氏和運城杜氏。運城鹽商代表有臨猗人閻天杰，孜孜不倦經營鹽業數載，回鄉報效故里恩情。王氏家族王世泰，平時不多言語，但在家鄉旱災嚴重之時，他帶頭倡議賑災，捐銀千兩，遠購糧食儲存于義倉中，謝絕鄉鄰為他樹碑立傳的一番美意。鹽商大戶周宗賢，是運城鹽池擁有兩號鹽畦的12錠大坐商之一。留存至今的周家大院風格古樸典雅，生動地反映了當時鹽商家族的文化底蘊。

坐商專門從事產鹽。推行“畦歸商種”期間，因后期資金困難，坐商聘請當地大富入股經營，聘任本地人為掌柜，商賈坐收利潤，是為坐商的最初形態。運城坐商在畦地生產時沿用了墾畦澆曬法，即雇傭工人，將摻雜淡水的鹵水灌入畦地里，在硝板上進行曬制，以得到品質優良的鹽。坐商一開始只有畦地的土地使用權。由于部分鹽商經營失敗，私下買賣無主荒地的情況出現。到了雍正十二年（1734年），坐商獲得了錠票，實現了對畦地的合法化占有。

運商負責鹽的運銷環節。運商一般由政府招募，可以自愿退出。在政府管控下，運商根據自己的財力認領一定數量的鹽引來運輸和販賣河東鹽。根據年限長短，有短商和長商之分。運銷的步驟為請引、按引配運、到地掣驗。運商一般通過虞坂路和車輞路兩條古鹽道運輸。他們渡過黃河，將鹽運往中原的其他地區。運商還需要個人出資開設鹽店。從前，商人將池鹽交給店鋪販售，結果出現了店商與伙計勾結串通，私自倒賣食鹽的現象，遂“將店家革除，令商人自行立店卸發，以杜積弊”。由于自然災害頻發和官吏搜刮民財，后期自愿加入的運商大大減少，經營體系瀕臨崩潰。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政府放松了對運商身份、財產的限制。普通百姓只要繳納一定的稅賦，就可以銷售池鹽?！捌铓w商種”的出現，使得運城池鹽的產量超過了政府定額。僅運城地區四大坐商之一的槐泉王氏，在極盛時期就擁有五個鹽場。這些鹽商每年運輸銷售鹽引總額能達到60萬引，平均貿易額在1670萬兩以上。乾隆年間河東鹽池累積運輸銷售鹽引9000多萬兩。得益于這套產運銷體系，河東鹽暢銷北方各省。

鹽課是清代的主要財政收入之一，分場課、引課、雜項三大類。場課是對食鹽生產者的課稅。引課是對食鹽銷售者的課稅。雜項有銅斤、河工銀、行政經費銀等，是各種名目的雜款累積，是一種附加稅。產鹽的坐商繳納場課，運銷的運商繳納引課。雜項作為一種附加稅目，不屬于國家財政之列，無需報備，因而到后期款項越發繁雜混亂。清政府在雜項上的收入甚至超過了場課、引課，給鹽商造成了沉重的負擔。

運城地區強大的鹽商勢力極盛之后開始出現衰微的跡象。順治年間，官府擴大河東鹽的銷量，希望借此增加賦稅收入。在很多地區食鹽供應已經趨于飽和之時，仍然執意引商盡銷。此舉傷商勞民，給鹽商造成了沉重的負擔。由于天理教起義，嘉慶十八年（1813年），政府索取鹽商資助軍餉的集資超過了800萬兩白銀，遠遠超過運城商人的承受范圍。到了清朝末年，國內外大小戰亂不斷，加之外國商人大肆傾銷，侵占市場，本地大大小小的鹽商和其辦理的企業相繼衰敗。

運城鹽商崛起后的社會擔當

（一）支持教育

運城的學校，有官學、社學、運學以及書院之分。運學即運城鹽務專學，始建于元朝末年，最早是由鹽運使奧屯茂創設，是一所以接收鹽商以及鹽工子弟入學為主的一般學府。

鹽商在教育方面的付出，主要是承擔了各個方面的經費。

一是維持運學的正常運轉。運學的經費來源有三個方面：一是河東鹽運司公務費開支；二是購置學田，收入租金；三是鹽務官員、鹽商、士紳的捐助。運學最早的經費來源是河東鹽運使林國相置辦的第一塊學田，而后河東鹽運司運判王建中在其任上購置了60余畝土地作為學田。運學之所以能長盛不衰，除了這些土地的收入以外，也離不開鹽商的捐助與支持。運學在元代時停辦，明清時期重辦，少不了鹽商的捐款資助。

二是出經費資助書院。運城鹽商持續資助河東書院、正學書院和宏運書院的開辦，在書院改作學堂后也沒有停止。其中，在河東書院的多次修繕中，鹽商王恒泰、尉世隆、王費合三家相繼各捐銀1000兩，常通裕捐銀400兩，葛廣濟、張隆泰各捐銀100兩，劉洪茂、侯六來各捐銀75兩。此外，每個鹽商還要按引攤銀1200余兩。鹽商每年還要繳納40兩銀子作為修繕宏運書院的費用，鹽商范天錫就曾先后給宏運書院捐銀61409兩。

（二）扶持慈善機構

由于鹽業發達，運城地區鹽商樂于資助慈善機構，為它們提供足夠的經費來運轉。比如，臨猗人閻天杰經營鹽業發跡，5年間獲利豐厚。歸鄉后，他積極修繕當地的廟宇，救濟貧苦的百姓。運城鹽商資助的主要有育嬰堂、養濟院、養病所等機構，為其提供建設經費與維持運營的費用。

山西地區的育嬰堂始建于清朝中期，快速發展于清朝晚期。育嬰堂的職責是收養棄嬰或者家人沒有能力繼續撫養的幼兒，為他們提供暫時的棲身之所。山西比較知名的是太原和運城的育嬰堂。運城的育嬰堂建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由運城鹽商捐助建設，建于路家港，可容納嬰幼兒百余名。山西多個州縣的育嬰堂由于經費短缺，很難長期維持。宣統三年（1911年），山西省內的育嬰堂總共有5個，運城便有1個。這反映出當地鹽業經濟的繁榮以及鹽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清康熙二年（1663年），各地開始修建養濟院，收留孤貧者。養濟院是為收留孤寡鰥獨、貧苦流民設立的，為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運城鹽商積極資助和建設了運城地區的養濟院?？滴醵?，運城養濟院可容納140多人。到了嘉慶八年（1803年），“河東金應琦捐廉銀七十二兩，飭交安邑縣發商生息，為春秋完糧之用”。由此可見，創辦養濟院，維持其運轉，離不開鹽商在經濟上的支持。

光緒十五年（1889年），運城一帶流行病爆發。政府在城南的宏教寺為救濟患病的鹽池工人創辦了養病所。為了更好地管理當地事務，政府將養病所交由運城坐商繼續經營。每年庫發的經費不足時，由鹽商補足所缺經費。養病所會用此經費對鹽池工人進行不定期的身體健康檢查。

義倉是舊時地方上為防備荒年而設置的公益糧倉。清光緒八年（1882年），閻迺玨任河東道臺，在解州建成同善義倉。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又在運城老東街創建運安同善義倉。工桑園設立于1906年，用于安置游民，發展農桑，促進了社會的和平安定。習藝所創設于1906年，是收容罪犯，令其學習技藝，改過自新的場所。這些慈善組織的建設和維持都離不開鹽商按時捐助善款。

（三）義賑災民

運城本地鹽商在賑災方面主要有兩點貢獻。一是在“丁戊奇荒”中賑濟災民。二是設立了運城粥廠。

1875年開始，中原地區爆發了一場持續三年的嚴重旱災，山西地區也受到了很大影響。因為1877年為丁丑年，1878年為戊寅年，所以被稱為“丁戊奇荒”。這場旱災幾乎席卷了整個山西大地，各地都出現了無雨、干旱、降雪稀少的情況。旱災造成了嚴重破壞，導致糧食短缺，民生凋敝，其中“晉南被災尤酷”。旱災之后往往又伴有瘟疫發生，由于當地醫療衛生條件有限，運城地區饑民、病人遍地?！岸∥炱婊摹卑l生時，“內外庫儲俱竭”，清政府很難通過自身財力來挽救這場災難，還需山西各地區的商人募集籌款。據記載，山西鹽商捐銀總額超過了300萬兩。其中，運城鹽商的捐款數額就占了大部分。榮河縣商人王章成“在縣賑捐八十金。在村倡散粟二十大石，全活甚眾。又建義冢，凡死后無人葬埋者，咸出私囊，覓人掩埋之”。新絳鹽商趙延珍，“丁戊大祲，鄰里求助者，輒量力而予，全活甚眾”。

運城鹽商還出資設立粥廠，搭建粥棚，施粥給災民。向災民提供糧食是非常有效的賑濟措施，“救荒法，如煮粥者善”。運城粥廠成立于清朝時期，每年寒冬臘月開廠施粥救濟無衣無食的貧苦百姓。粥廠創辦經費一部分來源于政府，還有一大部分來源于運城鹽商與地方士紳捐贈。運城粥廠會在糧食收成欠佳，青黃不接的時期接濟挨餓受凍的百姓，并為其置辦棉衣棉褲。粥廠用捐資的辦法興辦兩年后，因擔憂臨時募捐的方法不能持久，“遂飭坐運兩商每放鹽1名（3萬斤）捐錢1錢5分，按當時鹽池年生產能力5000名計算，粥廠每年就可以得到1500兩銀子”。自此，運城粥廠有了穩定的資金來源。遇到災年，有些富裕的鹽商家族會開倉放糧，將自家儲備的糧食發放給百姓，或者單獨設立粥棚，施粥給百姓。例如，萬榮商人潘正春每逢災年，都會在村口支起大鍋熬煮米粥，為貧民、災民分發饅頭。四大坐商之一的絳縣槐泉村王氏家族，每年都會在青黃不接時，在槐泉村村外用粥飯連續救濟村民三個月。不僅是本村，周邊鄰村的貧民也因此受益。

（四）創新生產

運城鹽業的繁榮離不開運城商人追求進步，不斷改進制鹽技術。

一是創設鑿井新法。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水災導致黑河淤積，鹽池的鹵水需要打井取水。最初修建的滹沱，又稱撻井，“口面寬廣，有環繞數十丈者，下則層遞縮小”。每次都需要約20人才能將水抬往鹽畦，雇傭工人的成本大大提高了。光緒六年（1880年），關東場坐商李傳典創新了鑿井的辦法。鑿出的井名為樁周，也叫鹵井。此井細而圓潤，可以汲取地下深處的泉水。為坐商節約了鑿井、維護井壁和雇工的費用。

二是完善墾畦澆曬法?！捌铓w商種”政策推行后，運城鹽商在“墾畦澆曬法”的基礎上，舍棄了自然結晶的辦法，使流程更加合理和科學，達到了古代制鹽工業的新高度。文獻中記載：“每隨二月一日畦工入地，蓋庵治畦，掏溝，俟薰風一至，引水澆曬。澆者，灌之以水。曬則暴之以日也。先用桔槔挹水注于畦之首段，時以鐵扒攪之，日曝味作，挹注次段。首段另注新水。次段水咸，色赤，挹移三段。俟其澄清，開門塍隅，以灌四段。段段開灌，悉以前法?！边@種完備的制鹽方法，大大提高了產量，同時保證了產鹽質量。

對運城鹽商的評價

（一）為教育事業發展作出貢獻

運城鹽商資助河東運學的運營，培養從事鹽務的人才，夯實了運城地區的教育基礎，完善了運城的教育體系，培養了當地良好的學風。運城因此成為了河東的文化中心，教育文化水平一直在山西省內名列前茅。這一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鹽商資助運學發展壯大后，運城本地考取進士的人增多，考生的文化素質明顯提升。順治三年（1646年）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的一百多年時間里，運學中誕生了33名進士。順治年間，運學出身的謝象申與謝象超兄弟，均在科舉考試中中舉。運學的成立，是在產鹽區設立鹽務專學的一項創舉，造就了“師道立而教化行，理明義而風俗美”的良好學風。但是，運學成立后只接收鹽商、鹽丁的子弟入學，要“教諸商子弟”，并非接納所有的學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入學學員的范圍。

運城地區較出名的三所書院，雖最初都是由鹽運司倡導創辦的，但后期的運轉都離不開鹽商的資助。晚清西學東漸，洋務運動開展，科舉制度被廢除，運城地區的教育體制逐漸向近代轉變。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河東書院改設為河東中學堂，宏運書院改為河東初級師范學堂，解梁書院改為解州高等小學堂。這些成功向近代化轉型的書院，以培育優良的社會人才為己任，成為了運城教育事業的中流砥柱，為鞏固運城在河東地區的文化中心地位作出了貢獻。

（二）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商人的刻板印象

運城地區的鹽商是典型的儒商，秉承“學而優則商”的傳統。儒家文化深深影響著運城鹽商的行商傳統，讓他們不忘根本、樂善好施。運城是關公故里，當地自古就有對關公“忠”“義”精神的崇拜。這種文化傳統激發了廣大鹽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關心民間疾苦，矜貧救厄，“信義為本，祿利為末”，在當地開辦慈善機構和幫助政府賑災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教化了當地的民風，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百姓心中對商人重利忘義的刻板印象，提升了商人的社會地位。運城鹽商資助慈善機構，幫助政府賑濟災民，竭盡全力在各種災害中救死扶傷。這些善行義舉，將儒家的“仁”“義”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在“丁戊奇荒”中，鹽商幫助百姓恢復生產生活，出資為已無家人的百姓料理后事。在政府無力救濟民眾時，都是運城鹽商及時幫助百姓渡過難關。在蒲州等無法實現糧食自給的地區，許多鹽商從陜西運販糧食供給居民。此外，他們還出資修繕廟宇。咸豐七年（1857年）《重修關帝廟樂善好施碑記》中就記載有運城當地多位鹽商大賈的姓名。他們的義舉帶動了整個運城地區向善向好發展。

然而，在運城地區也有不少鹽商假借“樂善好施”之名，為自己在當地博取名利，為經商鋪路。鹽商雖然對慈善事業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本性依然重利。比如，在光緒三年（1877年）的災荒中，新絳縣鹽商王天賜看到油料短缺，便從西藏等地專購芝麻、棉籽等作物，簡單加工后制成油餅、油渣。這些粗制濫造的食物被饑餓的災民搶購一空，王天賜于荒年中大發橫財。在當地方政府經費不足，國家也不撥款的情況下，當地官府往往會要求鹽商分攤賑災錢糧?？梢哉f，部分鹽商出資賑災并不出于主觀意愿。在當地書院的建設過程中，運城鹽商也要被迫承擔每年的修繕費用和學生的鄉試盤纏。此外，還有名目繁多的慈善捐款、鎮壓農民起義的軍餉籌集。這些都是運城鹽商不可避免的經濟重壓。

（三）營造了當地良好的經商氛圍

運城鹽商的美德，在歷史長河中熠熠生輝，成為周邊地區對經商寬容接納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是“學而優則商”的鹽商傳統。鹽商家族往往會挑選最優秀的子弟經商，次一等優秀的子弟參加科考。甚至有些鹽商子弟在考取功名之后放棄官職，選擇經商。運城地區重商而不輕學。當地鹽商持續資助運學創立。在運學中不僅教授儒家經典，而且教授鹽業生產、經營的專業知識。培養出了一批懂鹽務、有知識、有能力的經商人才，提升了運城商人把握市場風向的敏銳度，切實提升了鹽業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優秀的鹽商子弟在經商成功后，不忘鄉情，反哺鄉里，繼續資助當地教育、慈善事業發展，從而挖掘和培養人才，以此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二是重義守信的儒商風范。大部分商人奉行重利輕義的經商原則，而運城鹽商則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秉持著義利并重的觀念。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他們扶危濟困，不忘鄉恩，回報鄉里。運城商人王瑤“行貨而教義”，手不釋卷。運城商人楊光博嗜書成癮，每次出門必會隨身攜帶書籍，遇到賢能之人便虛心請教。猗氏縣人鹽商荊百達，自幼家貧，遂習商貿，返回鄉里后便修筑祠堂，教育訓誡子孫，在鄉鄰中樹立了良好的口碑。這些都體現了運城商人對儒家文化的重視和對仁義精神的崇尚。運城商人十分重視誠信，嚴格抵制各種虛假宣傳、制假售假的欺詐行為。例如，鹽商王天賜專門在店鋪內張貼“五戒”“五唯”的商訓，借此告誡店員和家族子弟要“克己修身”，養成誠信、正直、節儉、謙遜、孝順的品格?！拔褰洹奔唇錈?，戒賭，戒嫖，戒奢，戒舌非?！拔逦ā奔次ㄇ?，唯儉，唯誠，唯信，唯忠順?！拔褰洹薄拔逦ā睂Ρ镜氐慕浬讨L起到了凈化和榜樣的作用。

（四）促進了運城地區鹽業的發展

運城鹽業的興盛，離不開鹽商自身的努力。運城鹽商在經商過程中嚴格約束自己，堅守從商的原則和底線。在制鹽過程中，運城鹽商及時發現問題，摒棄了自然風干的晾曬舊法。通過改進生產技術，保證了產鹽的品質。在黑河淤堵難以獲取鹵水時，首創“打鹵井”的方法，獲取了比撻井更優質的鹵水。他們進一步完善了墾畦澆曬法，根據客觀規律科學制鹽、產鹽。運城鹽場對鹽工也有較高要求。隨著汲鹵、灌水、蒸發等生產工序的改變，生產者必須具備更全面的專業知識，分工也要更加細化和明確。因此，運城鹽池逐步形成了包含畦商、工頭、副工頭和雇傭工人的管理體系，生產效率得到極大提升，產鹽質量大大提高，促進了運城地區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

結 語

鹽業的發展和鹽商的崛起為運城慈善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依靠運城鹽產資源發家致富的運城鹽商，即使富甲一方仍不忘根本。他們不斷改進生產技術，使得“墾畦澆曬法”推廣開來，極大地提高了池鹽產量。他們頭腦靈活，發明了一套科學、系統、高效的管理體系。他們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在明清時期創辦了養濟院、同善義倉、粥廠、養病所等諸多慈善機構。他們重教興學，為運城地區培養了大量的人才，促進了運城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梢哉f，明清時期運城鹽業的發展和鹽商隊伍的壯大對運城當地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極其重要且深遠的影響。